主题：《左传》人物事略08：成得臣——大功自败 -- 桥上

《僖二十八年传》：

子玉使鬭勃请战，曰：“请与君之士戏，君冯轼而观之，得臣与寓目焉。”晋侯使栾枝对曰：“寡君闻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为大夫退，其敢当君乎？既不获命矣，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shèng)，敬尔君事，诘朝将见。’”（（p 0459）（05280307））（045）

晋车七百乘，韅、靷、鞅、靽。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曰：“少长有礼，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p 0460）（05280308））（045）

我的粗译：

子玉（成得臣）派鬭勃向晋方请战，其说辞是：“请与君之士戏，君冯轼而观之，得臣与寓目焉。（请让我们和主上的“士”比试比试，主上可以倚着战车上的轼观赏，我“得臣”也能趁机大开眼界。）”

晋侯（晋文公）让栾枝回答说：“寡君闻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为大夫退，其敢当君乎？既不获命矣，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将见。’（寡君已经听到大人的要求了。楚君的恩惠，我们不敢忘却，所以才躲着你们。本以为大夫你会自行退走，哪想到你竟敢对抗“君”呢？既然不能满足大人的要求，就请这位大夫告诉你那里的几位大人：“准备好你们的战车，贯彻你们主上的要求，明天一早我们就见面了。”）”

晋军集结了七百乘战车，为这些战车配备了韅、靷、鞅、靽。在“退三舍”之前，晋侯（晋文公）曾登上有莘之虚，亲自观察部队，说了声：“少长有礼，其可用也。（无论年纪大小都能守规矩，看来打一仗没问题。）”于是砍伐了那里的树木，补充兵器的不足。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请与君之士戏”曰：

《晋语九》云：“少室周為趙簡子之右，聞牛談有力，請與之戲；弗勝，致右焉。”韦《注》云：“戏，角力也。”此戏字亦即此义。说详王引之《述闻》。

杨伯峻先生注“为大夫退，其敢当君乎？”曰：

其同岂。因子玉是臣，晋文是君，臣不敢与君抗，君退，臣亦当退，故谓大夫退也。

杨伯峻先生注“既不获命矣”曰：

楚军竟未退，且跟踪而至，故云不获命。二十三年《传》晋文答楚成之语，亦云“其辟君三舍，若不获命”云云。

上面第二段《左传》一上来就列出了“韅、靷、鞅、靽”几个革字旁的字，这几个革字旁的字都是马车装具的名称（还不止这几个），这些字今天都不太见得到了，但当时却是常用字，尤其是“鞅”字，屡见于当时的人名。在汉字中，还有很多车字旁和金字旁的生僻字，是马车各部分部件的名称，有许多马字旁的生僻字，是各种马的名称，这些字在当时都是常用字，反映了当时车马在日常生活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

杨伯峻先生注“韅、靷、鞅、靽”曰：

韅音顯（显），驾车之马有革直著于腋下者。靷音引，然此当作靳，字之误也。靳，驾车服马当胸之革，亦谓之游环，《诗秦风小戎》“游环脅驱”是也。古以四马驾车，两马在中曰服马，左右两旁之马曰骖马。骖马之首当服马之胸，服马当胸之革为靳，靳上有环，谓之靳环，亦即游环，而骖马之外辔贯之，则骖马不得外出；服马行，骖马亦不得不行，故定九年《传》云“吾从子如骖之有靳”。游环就服马得其义，靳环则兼骖马得其义。说参王引之述闻、段玉裁《说文靳字注》、陈奂《毛诗秦风小戎传疏》。鞅音央上声，又音央，驾车时马颈之革。靽同绊，音半，絷马足之绳。或据秦始皇陵铜车马，谓绊即从马后所牵之带，经腹下系胸前。韅、靳、鞅、靽，言其车马之装备齐全也。

下面是几张秦始皇陵铜车马的照片，L摄自兵马俑馆，从中可以看到所谓“韅、靷、鞅、靽”等的样子。不过可能经过了改进，不一定和春秋时的一样，但我没找到更合理的图片，就请包涵着看看吧：

这一段《左传》中还有这么一句话：“遂伐其木，以益其兵。”是说晋军现砍树用来作兵器，似乎反映了晋军先前的军备不足以应付大战，可能是因为晋国的军队刚刚从两军扩充为三军，而当时每军的编制是有一定的员额的，忽然扩军，虽然配齐了“韅、靷、鞅、靽”，但兵器一时补充不上。

“有莘之虚”——“姺”——“莘”（杨注：莘，旧国名，《墨子尚贤中篇》“伊挚，有莘氏之私臣”者是也；《吕氏春秋本味篇》作有侁氏，《汉书人表》及《外戚传叙》并作有[新/女，shēn]氏，莘、侁、[新/女，shēn]字得相通。虚同墟，（《礼记檀弓下正义》云：“凡旧居皆曰墟，故《左传》有有莘氏之墟，有昆吾之墟。”）关于有莘之记载甚多，如《大戴礼帝繫》“鲧娶于有莘氏之子”，昭元年《传》“商有姺、邳”，《诗大雅大明》“缵女维莘”，则夏、商、周皆有莘国（疑即部落），至其地望所言亦不一，即以《左传》论，庄十年《经》之莘为蔡地，三十二年《传》之莘为虢地，成二年《传》之莘则齐地，此则又一莘，古莘国之废墟也。据《春秋舆图》，有莘氏之虚在今山东省-曹县西北。#姺亦作侁，即《吕氏春秋本味篇》之有侁氏。高诱《注》，“姺读曰莘”，《文选辨命篇》李善《注》即引作有莘氏。僖二十八年《传》：“晋侯登有莘之虚”即此。（《史记夏本纪》：“鲧纳有莘氏女，生禹。”），推测位置为：东经115.50，北纬34.90（曹县-莘冢集）。

“城濮”推测位置为：东经115.37，北纬35.47（临濮乡）。

“有莘之虚”与“城濮”直线距离约为六十五公里，据《僖二十八年传》“夏四月戊辰……次于城濮”（（p 0458）（05280306））及《僖二十八年经》“夏四月己巳……战于城濮……”（（p 0448）（05280005）），到达“城濮”与开战乃相邻两天之事，不容其间再行军百里以上，故“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应为“退三舍”之前的事。

《僖二十八年传》：

夏四月戊辰，晋侯、宋公、齐-国归父、崔夭、秦-小子慭(yìn)次于城濮。楚师背酅(xī)而舍，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诵曰：“原田每每(měi měi)，舍其旧而新是谋。”公疑焉。子犯曰：“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栾贞子曰：“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战也。”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gǔ)其脑，是以惧。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p 0458）（05280306））（045）

我的粗译：

夏四月戊辰那天（杨注：戊辰，朔日。），晋侯（晋文公）、宋公（宋成公）、齐国的国归父、崔夭、秦国的小子慭开到了城濮。

尾随而来的楚军背靠山险扎下了营盘，晋侯对此很担心，又听到自家的舆人念叨：“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闲田已经绿油油，舍了旧田改种新田有奔头。）”这位“公”于是犯起了嘀咕。这时，子犯（狐偃）鼓励他说：“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只管打！打赢了我们肯定会得到诸侯的拥护，要是打不赢，我们那地方表里山河，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这位“公”就问：“若楚惠何？（那我们怎么报答楚人的恩惠呢？）”旁边栾贞子（栾枝）回答他说：“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战也。（汉水北岸那些姬姓诸侯，都已经被楚人灭亡了。我们不能只想着他们的小恩小惠，却忘了这些重大的耻辱，还是应该与他们打一场。）”

晋侯（晋文公）又梦见和楚子（楚成王）搏斗，楚子压住了自己还咬住自己的后脑吸吮，就又害怕了。子犯再鼓励他说：“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这是吉兆。楚人趴着是在认罪，而且咱们已经用柔软克制住他们的刚硬了。）”

一些补充：

其实晋文公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后来的《孙子兵法》上就提到“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孙子译注》（p 053）李零（070600）《军争第七》），所以楚军“背酅而舍”是占了地利。

《晉語四》6：

公子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公孫固言于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而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狐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而文以忠貞。賈佗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諮焉，成幼而不倦，殆有禮矣。樹于有禮，必有艾。《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降，有禮之謂也。君其圖之。”襄公從之，贈以馬二十乘。

令尹子玉曰：“請殺晉公子。弗殺，而反晉國，必懼楚師。”王曰：“不可。楚師之懼，我不修也。我之不德，殺之何為！天之祚楚，誰能懼之？楚不可祚，冀州之土，其無令君乎？且晉公子敏而有文，約而不諂，三材侍之，天祚之矣。天之所興，誰能廢之？”子玉曰：“然則請止狐偃。”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己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效郵，非禮也。”于是懷公自秦逃歸。秦伯召公子于楚，楚子厚幣以送公子于秦。

杨伯峻先生注“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曰：

每、谋为韵，古音同在咍部。原田即《说文》之“[走亘，yuán]田”，“原”、“[走亘，yuán]”古韵同部，声亦相近，得通用。今谓之休耕地，《周礼大司徒》谓之“一易之地”、“再易之地”。休耕时，草茂盛，用以为绿肥，“每每”即形容草之盛出。去年已耕种者，今年即不再用，而用其先休耕者，故曰“舍其旧而新是谋”。杜《注》：“喻晋军之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谋立新功，不足念旧惠。”虽得其意，犹未达一间。

杨伯峻先生注“楚子伏己而盬其脑”曰：

或本“己”作“已”，“伏”字一读，“已而”连读，误。当“伏己”连读，楚子伏于晋侯自己身上也。盬音古，咀嚼也。

杨伯峻先生注“我得天”曰：

晋侯仰卧，向上，故云得天。

杨伯峻先生注“楚伏其罪”曰：

楚子伏，向下，故云伏其罪。陕西-西安-半坡遗址有公共墓地，埋葬本氏族死者。有仰身葬与俯身葬两种。仰身葬有殉葬物，俯身葬则无。盖仰身葬贵，俯身葬贱。故一则其葬“得天”，一则“伏其罪”。似可与子犯此言相印证。

杨伯峻先生注“吾且柔之矣”曰：

焦循《补疏》曰：“《素问五藏别论》：‘脑、髓、骨、脉、胆、女子胞，此六者，地气之所生也，皆藏于阴而象于地。’《解精微论》：‘脑者，阴也。’阴柔，故子犯言吾且柔之。彼来盬我用齿，齿，刚也。我以脑承之，是有以柔其刚，故云柔之。”杜《注》云“脑所以柔物”。何乐士谓宜读为二十五年《传》“德以柔中国”之柔。《论衡异虚篇》：“晋文公将与楚成王战于城濮。彗星出楚，楚操其柄。以问咎犯，咎犯对曰：‘以彗斗，倒之者胜。’”《左传》未载，王充盖从它书得之。

“晋”——“绛”——“故绛”推测位置为：东经111.55，北纬35.73（曲村，成六年迁新田）。

“齐”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秦”推测位置为：东经107.39，北纬34.50（雍，凤翔南古城。有遗址，不规则长方形城，3480×3130，1000万平方米，春秋早期至战国早期）。

“城濮”（杨注：城濮，卫地，今山东省旧濮县（一九五六年已并入范县）南七十里有临濮城，当即古城濮地。#莘北，当即城濮。），推测位置为：东经115.37，北纬35.47（临濮乡）。

“楚”——“为郢”推测位置为：东经112.18，北纬30.42；（纪南城遗址）。

《僖二十八年传》：

子玉使宛春告于晋师曰：“请复卫侯而封曹，臣亦释宋之围。”子犯曰：“子玉无礼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轸曰：“子与之！定人之谓礼，楚一言而定三国，我一言而亡之。我则无礼，何以战乎？不许楚言，是弃宋也；救而弃之，谓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雠已多，将何以战？不如私许复曹、卫以携之，执宛春以怒楚，既战而后图之。”公说。乃拘宛春于卫，且私许复曹、卫。曹、卫告绝于楚。（（p 0457）（05280304））（045）

我的粗译：

子玉（成得臣）派宛春通报晋军说：“请复卫侯而封曹，臣亦释宋之围。（请贵方释放卫侯并恢复曹国，臣下也会解除对宋国的包围。）”

子犯（狐偃）一听就生气了：“子玉无礼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子玉真是没规矩！“君”得到一个，“臣”却得了两个，看来只能打了。）”

先轸在旁边说：“子与之！定人之谓礼，楚一言而定三国，我一言而亡之。我则无礼，何以战乎？不许楚言，是弃宋也；救而弃之，谓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雠已多，将何以战？不如私许复曹、卫以携之，执宛春以怒楚，既战而后图之。（大人给他！能使人安定才说得上是好规矩，现在楚人是一句话安定了三国，我们要是一句话就坏了这事，那就成我们没规矩了，还靠什么来作战呢？不答应楚人这句话，就是抛弃宋国，本来我们是救宋国的，现在反而抛弃他们，还怎么面对那些诸侯呢？楚人放出三个恩惠，我们却结下三个仇家，有这么多对头，还怎么作战呢？不如我们私下答应恢复曹国、卫国，离间他们和楚人的关系，再把宛春抓起来激怒楚人，开战后有的是机会算计他们。）”

他的“公”（晋文公）很满意这个建议，就把宛春扣在卫国，并私下应许会恢复曹国和卫国，于是曹国、卫国都通报楚人要与之断绝关系。

一些补充：

这一段就反映了先轸的“能以德攻”。

杨伯峻先生注“不如私许复曹、卫以携之”曰：

携，离也，离间曹、卫与楚之同盟。后云“曹、卫告绝于楚”即其事。《晋世家》“携”作“诱”，盖史公以己意变其文。

“晋”——“绛”——“故绛”推测位置为：东经111.55，北纬35.73（曲村，成六年迁新田）。

“卫”——“楚丘”推测位置为：东经114.84，北纬35.54（今滑县-八里营乡-殿上村一带，冢上村北约两公里，僖二年——前658，封卫于楚丘。今卫王殿遗址，俗称卫王城）。

“曹”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5.53，北纬35.11（今城西北四里，汉城）。

“宋”推测位置为：东经115.60，北纬34.38（宋国，商丘-老南关。有遗址，西3050，南1100以上，北1400。东周）。

“楚”——“为郢”推测位置为：东经112.18，北纬30.42；（纪南城遗址）。

《僖二十八年传》：

子玉怒，从晋师。晋师退。军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师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师直为壮，曲为老，岂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报也。背惠食言，以亢其雠，我曲楚直，其众素饱，不可谓老。我退而楚还，我将何求？若其不还，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众欲止，子玉不可。（（p 0458）（05280305））（045）

我的粗译：

子玉（成得臣）听说了晋方的做法很生气，下令楚军向晋军开进，晋军则向后退却。

晋军的管理军官问：“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师老矣，何故退？（我们这里有“君”，却躲避他们那些“臣”，这是我们的耻辱。何况楚军长期在外，已经疲塌了，为什么还要躲避他们？）”

子犯（狐偃）告诉他：“师直为壮，曲为老，岂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报也。背惠食言，以亢其雠，我曲楚直，其众素饱，不可谓老。我退而楚还，我将何求？若其不还，君退、臣犯，曲在彼矣。（开战理由正当，部队士气就高，开战理由不正当，部队就会疲塌，和在外时间长短无关。要没有楚人的帮助，我们就到不了这里，现在后退三舍躲避他们，就是为了报答这个恩惠。如果不顾他们的恩惠，背弃自己的诺言，就会激励我们的对头。这样一来，我们没有正当的理由，楚人却有，何况他们的部队一贯士气高昂，就更不会疲塌了。要是我们后退之后，楚人也退走，我们就达到目的了，还有什么可不满意的？要是我们后退之后，楚人不退走，那就是“君”后退了而“臣”反而继续挑衅，那就是他们没有正当理由了。）”

晋军一直后退了三舍，楚军大多不想追了，但子玉不干。

一些补充：

这里就是成语“退避三舍”（tuì bì sān shè）的出处。

《僖二十八年传》：

宋人使门尹-般如晋师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则绝，告楚不许。我欲战矣，齐、秦未可，若之何？”先轸曰：“使宋舍我而赂齐、秦，藉之告楚。我执曹君，而分曹、卫之田以赐宋人。楚爱曹、卫，必不许也。喜赂、怒顽，能无战乎？”公说，执曹伯，分曹、卫之田以畀宋人。（（p 0455）（05280302））（045）

我的粗译：

宋人派了大夫门尹-般前往晋军驻地告急。晋人的主上（晋文公）问：“宋人告急，舍之则绝，告楚不许。我欲战矣，齐、秦未可，若之何？（宋人向我们告急，如果置之不理就会丢了这个朋友，我们向楚人求告他们又不答应。我准备与楚人开战，但齐人和秦人不愿支持我们，怎么办呢？）”

先轸告诉他说：“使宋舍我而赂齐、秦，藉之告楚。我执曹君，而分曹、卫之田以赐宋人。楚爱曹、卫，必不许也。喜赂、怒顽，能无战乎？（咱们可以让宋人离开我们而去贿赂齐人和秦人，请他们去求告楚人。我们则把曹君（曹共公）抓起来，再没收曹国和卫国的田地送给宋人。楚人爱护曹国和卫国，肯定不会答应齐人和秦人，齐人和秦人得到了贿赂，却因为楚人的固执而丢了面子，还会反对开战吗？）”

他的主上（晋文公）很满意他的建议，于是把曹伯（曹共公）抓了来，又没收了曹国和卫国的田地给宋人。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宋人使门尹-般如晋师告急”曰：

杜《注》：“门尹-般，宋大夫。”《晋语四》“般”作“班”，古同音通假。马宗琏《补注》谓“班，盖宋卿掌门尹之任，如桐门右师之类，楚围急，故使重臣如晋乞师”云云，以“门尹”比“桐门”，所比不相类。盖桐门为城门名，门尹则否。然以门尹-般为宋重臣，则颇合情理。哀二十六年《传》宋有门尹得，似亦重臣。顾栋高《大事表》十谓“《国语》‘敌国宾至，关尹以告，门尹除门’，《周礼地官》之属有司门、司关，郑司农以司关为关尹，则门尹即《周礼》之司门也”，（所言似甚有据，）然司门官职卑（，又不合此时情事）。疑此门尹相当庄十九年《传》楚之大阍（楚之大阍，庄十九年鬻拳，曾拒楚王及师入城，王死于外，遂自杀以殉。）。

桥案：此“宋”之“门尹”后来还曾出现于《左传》中，又有一种推测，将“门尹”与“宋”之“门官”联系起来，以之为“门官”的首领，则“门尹”大体相当于晋国后期的公族大夫。

“宋”推测位置为：东经115.60，北纬34.38（宋国，商丘-老南关。有遗址，西3050，南1100以上，北1400。东周）。

“晋”——“绛”——“故绛”推测位置为：东经111.55，北纬35.73（曲村，成六年迁新田）。

“楚”——“为郢”推测位置为：东经112.18，北纬30.42；（纪南城遗址）。

“齐”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秦”推测位置为：东经107.39，北纬34.50（雍，凤翔南古城。有遗址，不规则长方形城，3480╳3130，1000万平方米，春秋早期至战国早期）。

“曹”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5.53，北纬35.11（今城西北四里，汉城）。

“卫”——“楚丘”推测位置为：东经114.84，北纬35.54（今滑县-八里营乡-殿上村一带，冢上村北约两公里，僖二年——前658，封卫于楚丘。今卫王殿遗址，俗称卫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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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僖二十八年传》：

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无从晋师！晋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晋国。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废乎？《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此三志者，晋之谓矣。”子玉使伯棼请战，曰：“非敢必有功也，愿以间执谗慝之口。”王怒，少与之师，唯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实从之。（（p 0456）（05280303））（045）

我的粗译：

楚子（楚成王）退入方城之内，住到了“申”，下令让申叔（申公叔侯）撤出“穀”，让子玉（成得臣）撤离“宋”，并告诉他说：

无从晋师！晋侯（晋文公）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晋国。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废乎？《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此三志者，晋之谓矣。（不要寻求与晋军作战，晋侯在外流亡，经过了十九年，才最终得到晋国。所有的险阻艰难，他都尝到了；那些“民”的要求和动向，他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上天让他活了下来，又为他扫清了障碍，上天建立的，还能去掉吗？《军志》上说：“允当则归。”又说：“知难而退。”还说：“有德不可敌。”这三条“志”，就说的是现在的晋国。）

但子玉还是派了伯棼向成王请战，说：“非敢必有功也，愿以间执谗慝之口。（臣下不敢说一定能立功，只希望能堵住那些小人的嘴。）”他的“王”生气了，不肯给他多派部队，只派了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晋侯在外，十九年矣”曰：

晋文以僖五年出奔，在狄十二年，二十四年方入晋，以夏正数之，则整十九年。《晋语四》云“晋公子生十七而亡”，昭十三年《传》亦云“先君文公生十七年有士五人”云云，则晋文出亡，时年十七；亡十九而返国，时年三十六；城濮之役，即位已四年，则年四十，死时才四十四。《晋世家》谓重耳出奔年四十三，凡十九岁而得入，时年六十二，阎若璩《四书释地三续》谓史迁之说不若《左传》、《国语》足信，其说是也。乃洪亮吉《诂》信《史记》不信《左传》，其考据实误。若如《史记》之说，重耳奔蒲，年四十三，而其年献公灭虢，执井伯以媵秦穆姬，秦穆姬为申生之姊，长于重耳者至少数年，岂五十岁左右始嫁耶？

杨伯峻先生注“愿以间执谗慝之口”曰：

间执犹塞也。《庄子渔父篇》：“好言人恶谓之谗。”《荀子修身篇》：“伤良曰谗。”《尔雅释训》“崇谗慝也”，《释文》：“言隐慝其情以饰非。”古人“谗慝”连言，其意为好言人过恶。谗慝之口指去年蔿贾之言，谓子玉过三百乘不能以入矣。

杨伯峻先生注“唯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实从之”曰：

广，去声。宣十二年《传》言楚“其军之戎，分为二广”，西广当即二广之一。文元年《传》太子商臣以宫甲围成王，则东宫有兵，此东宫当亦是太子之宫甲。若敖为楚武王之祖，楚君之无谥者，皆以“敖”称，而冠以所葬之地，昭十三年《传》所谓“葬子干于訾，实訾敖”者是也。则若敖者，为楚君之葬于若者，实亦子玉之祖也。敖即豪，犹今之酋长矣。若敖之六卒，疑为若敖所初设之宗族亲军。卒为车法，非徒法。一卒三十乘，六卒一百八十乘。详江永《群经补义》。杜《注》谓一卒为百人，六卒则六百人，以徒法释车，误。《楚语上》云：“及城濮之役，唯子玉欲之，与王心违，故唯东宫与西广寔来。”除子玉原将围宋之军外，此又以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益之。

桥案：我估计“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大约共二百多乘人马，“围宋”的则是“申、息之师”各一百乘人马，或者还有少量各将领自家的人马。

“方城”——“城”（杨注：姚鼐《补注》云：“楚所指方城，据地甚远，居淮之南，江、汉之北，西踰桐柏，东越光-黄，止是一山，其间通南北道之大者，惟有义阳三关，故定四年《传》之城口。《淮南子》曰，绵之以方城。凡申、息、陈、蔡，东及城父，《传》皆谓之方城之外，然则方城连岭可七八百里矣。”说方城者甚多，唯姚说最为有据。《水经潕水注》引盛弘之云：“叶东界有故城，始犨县，东至瀙水，迳（原作“达”，依赵一清校改）比阳界，南北联，联数百里，号为方城，一谓之长城云。”《注》又云：“郦县有故城一面，未详里数，号为长城，即此城之西隅，其间相去六百里。北面虽无基筑，皆连山相接，而汉水流而南。故屈完答齐桓公云‘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又云：“《郡国志》曰：‘叶县有长山曰方城’，指此城也。”依郦《注》诸说，以今地理度之，凡今桐柏、大别诸山，楚统名之曰方城。洪亮吉《左传诂》谓“方城”当作“萬城”，萬或作万，以字近而譌。然《国语》及《战国策》诸书皆作“方城”，则未必各书皆误，洪说殊不可信。#方城已见僖四年《传》并《注》，此方城当指方城山之关口，或即定四年《传》之城口。与文十六年《传》之庸方城自不同。#据江永《考实》，缯关在今河南省-方城县。），推测位置为：东经113.22，北纬33.34（方城县-独树镇-杨武岗村南）。

“申”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2.53，北纬33.00（南阳-瓦房庄附近古宛城遗址，或云在南阳北三十里，非此地）。

“穀”——“小穀”推测位置为：东经116.28，北纬36.17（平阴县-东阿镇）。注意与“阳穀”距离甚近，不知是双城还是有一误。

《僖二十八年经》：

公子买戍卫，不卒戍，刺之。（（p 0448）（05280002））（045）

楚人救卫。（（p 0448）（05280003））（045）

《僖二十八年传》：

公子买戍卫，楚人救卫，不克。公惧于晋，杀子丛以说焉。谓楚人曰：“不卒戍也。”（（p 0452）（05280201））（045）

我的粗译：

我们的卿公子买（子丛）前去协防卫国，楚人也前往援救卫国，但没救成。我们的主上害怕晋人追究我们，就杀掉了子丛以讨好晋人。同时对楚人则推诿说：“不卒戍也。（因为他没能完成协防任务，所以杀了他。）”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公子买戍卫，不卒戍，刺之”曰：

据《传》，公子买字子丛。不卒戍者，鲁向楚解释之辞，非事实。刺者，杀也。《晋语四》“刺怀公于高梁”，《周语上》“晋人杀怀公”，足见刺与杀同义。然《春秋》于外大夫曰杀，惟于鲁大夫曰刺，此及成十六年“刺公子偃”是也，故杜《注》云，“内杀大夫皆书刺”，《说文》云：“君杀大夫曰刺，刺，直伤也。”盖亦取《春秋》之义。

桥案：我猜测鲁僖公是利用了外部晋国的压力以除去公子买，够恶的。公子买应该是鲁僖公的异母弟，鲁僖公除去此人大概也有“畏其偪”的因素在其中吧。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楚”——“为郢”推测位置为：东经112.18，北纬30.42；（纪南城遗址）。

“卫”——“楚丘”推测位置为：东经114.84，北纬35.54（今滑县-八里营乡-殿上村一带，冢上村北约两公里，僖二年——前658，封卫于楚丘。今卫王殿遗址，俗称卫王城）。

“晋”——“绛”——“故绛”推测位置为：东经111.55，北纬35.73（曲村，成六年迁新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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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僖二十八年经》：

三月丙午，晋侯入曹，执曹伯。畀宋人。（（p 0448）（05280004））（045）

《僖二十八年传》：

晋侯围曹，门焉，多死。曹人尸诸城上，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谋，称“舍于墓”。师迁焉。曹人凶惧，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凶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数之以其不用僖负羁，而乘轩者三百人也，且曰献状。令无入僖负羁之宫，而免其族，报施也。魏犨、颠颉怒，曰：“劳之不图，报于何有？”蓺僖负羁氏。魏犨伤于胸。公欲杀之，而爱其材。使问，且视之。病，将杀之。魏犨束胸见使者，曰：“以君之灵，不有宁也！”距跃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杀颠颉以徇于师，立舟之侨以为戎右。（（p 0452）（05280301））（045）

我的粗译：

晋侯（晋文公）包围了曹国，攻击其城门，死了很多人也没攻破。曹人把那些死者都陈示在城上，晋侯很闹心。这时他恰巧听到手下舆人在嘀咕，说是要“舍于墓（住到墓地那里去）”，马上下令大军迁往曹人的墓地。曹人见大军迁去了他们的墓地，非常恐慌，马上把他们手上的晋人尸身装入棺材送了出来。

趁着曹人的恐慌，晋军继续向他们发动进攻，三月丙午那天（杨注：丙午，八日。），攻入了曹国。

晋人首先谴责了曹人虽然让三百人身居高位而乘轩，却居然没包括僖负羁，接着让他们自报家产献出赎罪。然后晋侯下令晋军不准进入僖负羁的宅邸，同时赦免了他的家族，以此报答他当年的恩惠。

魏犨和颠颉对此很不高兴，说：“劳之不图，报于何有？（我们的辛苦都没顾上理，还说什么报答？）”他俩放火烧了僖负羁的宅邸，放火时魏犨胸部受了伤。

他们的主上准备杀了他俩，但爱惜魏犨的才能，就派人去探望他，同时看看他伤得怎么样。如果他伤得厉害，就准备杀了他。魏犨将自己的胸部紧紧缠起来，然后出见他主上的使者。他对使者说：“以君之灵，不有宁也！（托主上的福，我已经好了。）”然后在使者面前，连着跳了三百个立定跳（跳远），再跳了三百个下蹲跳（跳高）。

于是晋侯（晋文公）赦免了他。杀掉颠颉以后在全军巡行示众，随后任命舟之侨以为戎右。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听舆人之谋，称“舍于墓””曰：

“谋”，金泽文库本、敦煌初唐写本残卷皆作“诵”，与孔《疏》所称或本合，今从孔《疏》作“谋”。“谋”下各本有“曰”字，惟金泽文库本及敦煌残卷无，与《通典兵》十五及《太平御览兵部》四十五所引合，是也，今从之删。说参王引之《述闻》。称，言也。舍于墓为所言内容，亦即所谋。舍去声。《周礼春官墓大夫》之职，“令国人族葬”，《周书大聚篇》亦云：“坟墓相连，民乃有亲。”古人多族葬，晋师拟宿营于曹人墓地，则曹人坟墓势必有被发掘者。此墓沈钦韩《补注》谓即《周礼春官墓大夫》之邦墓，所葬皆曹之国人，曹军之主力，故主力因恐发其祖墓而凶惧也。

杨伯峻先生注“曹人凶惧”曰：

《说文》，“凶，扰恐也”，则凶惧为同义词平列，犹今言恐惧也。曹人恐晋师掘其墓地，故恐惧也。战国-田单守即墨，激怒燕师尽掘垄墓以励敌忾，用意与此相反，而事则与此相类。

杨伯峻先生注“数之以其不用僖负羁，而乘轩者三百人也”曰：

数之云云，数其罪也。僖负羁事见二十三年《传》，乘轩者三百人，大夫以上乘轩车，又见闵二年《传注》。明郝敬《读左传日钞》卷三谓“曹蕞尔国，举群臣不能三百人，而况大夫？言三百者，极道其滥耳。”《晋世家》作“数之以其不用釐负羁而用美女乘轩者三百人也”，谓乘轩者为美女谓，恐史公驳文。《曹世家》赞云“余寻曹共公之不用僖负羁，乃乘轩者三百人”，仍用左传可证。《诗曹风候人》(“彼候人兮，何戈与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维鹈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称其服。”“维鹈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荟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娈兮，季女斯饥。”)谓“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彼其之子，不称其服”，《序》且云“刺近小人也。共公远君子而好近小人焉”，则《候人》之诗即为此而作。然《晋语四》载楚成王语已引《诗》“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句，岂此诗当时即已远播于楚国乎？或《晋语四》之楚成王引《诗》语，为后人所增饰乎？抑或《候人》之诗早已有之，《序》不可信乎？盖已不能明矣。

《晉語四》8：

遂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公子欲辭，子犯曰：“天命也，君其饗之。亡人而國薦之，非敵而君設之，非天，誰啟之心！”既饗，楚子問于公子曰：“子若克復晉國，何以報我？”公子再拜稽首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旄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又何以報？」王曰：「雖然，不穀愿聞之。”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復晉國，晉、楚治兵，會于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

令尹子玉曰：“請殺晉公子。弗殺，而反晉國，必懼楚師。”王曰：“不可。楚師之懼，我不修也。我之不德，殺之何為！天之祚楚，誰能懼之？楚不可祚，冀州之土，其無令君乎？且晉公子敏而有文，約而不諂，三材侍之，天祚之矣。天之所興，誰能廢之？”子玉曰：“然則請止狐偃。”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己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效郵，非禮也。”于是懷公自秦逃歸。秦伯召公子于楚，楚子厚幣以送公子于秦。

杨伯峻先生注“且曰献状”曰：

献状，古有数解。唐-颜师古《匡谬正俗》谓“我之来，献骈胁容状耳”，此近儿戏语，惠栋《补注》、于鬯《香草校书》皆已指其误。《晋语四》云：“文公诛观状以伐郑。”惠栋因谓“献状，谓观状也。先责其用人之过，然后诛观状之罪，以示非恶报也”。此说较有据。杜《注》云“言其无德居位者多，故责其功状”，则与“且曰”两字文义不贯，沈钦韩《补注》已言其非。于鬯谓“使献与美女三百乘轩驰驱之状”云云，亦难置信。

《晉語四》19：

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反其陴。鄭人以名寶行成，公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還。”詹請往，鄭伯弗許，詹固請曰：“一臣可以赦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于臣也？”鄭人以詹予晉，晉人將烹之。詹曰：“臣愿獲盡辭而死，固所愿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禮違親。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才，若復其國，而得志于諸侯，禍無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智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烹，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弗殺，厚為之禮而歸之。鄭人以詹伯為將軍。

杨伯峻先生注“令无入僖负羁之宫，而免其族，报施也”曰：

报馈盘飧置璧之惠。《韩非子十过篇》云：“又令人告釐负羁曰：‘军旅薄城，吾知子不违也，其表子之闾！寡人将以为令，令军勿敢犯。’曹人闻之，率其亲戚而保釐负羁之闾者七百余家。”

杨伯峻先生注“距跃三百，曲踊三百”曰：

示犹可用。距跃、曲踊，皆跳跃之名，顾炎武《补正》引邵宝说谓距跃为直跳，曲踊为横跳。刘文淇《疏证》谓直跳者，向上跳，今之跳高也；横跳者，向前跳，今之跳远也。或是。或以曲踊为倒行，恐非。三百，古人不以为数，因其受伤，未必能跳跃六百次也。若以三百为虚数，言其跳跃次数之多，亦未尝不可通。杜《注》：“百犹勱也。”三勱，孔《疏》谓“言每跳皆勉力为之”，于文义扞格难通，自不可信。王引之《述闻》谓“百、陌古字通，陌者，横越而前也”，则三百者，三次横越使者之意（，说亦迂曲）。桂馥《札朴》谓《广韵》“[走百，mò]，越”，则“三百”犹三下。洪亮吉《诂》又谓“三百或当作三尺，古人跳跃之法如此耳”。刘文淇《疏证》则谓“百”即“陌”，“江、淮间俗语谓一箭地，与以陌计步同。《梁书黄法[奭毛，qú]传》，距跃三丈，以丈计跃，犹云以陌计跃也”，则三百乃其跳跃远近之长度。诸说俱无确证（，恐亦难从）。

杨伯峻先生注“杀颠颉以徇于师”曰：

使将士遍知之。《商君书赏刑篇》云：“晋文公将欲明刑，以亲百姓，于是合诸侯大夫于侍千宫。颠颉后至，吏请其罪（“吏”字各本无，依《太平御览》六三六、六 四六增）。君曰：‘用事焉。’吏遂斩颠颉之脊以徇（“徇”，各本作“殉”，依《御览》六 四六改）。晋国之士稽焉皆惧，曰：‘颠颉之有宠也，断以徇（“徇”字依御览六三六引改），况于我乎？’”《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篇》与此大同。皆与《传》异。

“曹”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5.53，北纬35.11（今城西北四里，汉城）。

“宋”推测位置为：东经115.59，北纬34.37（宋国，商丘-老南关。有遗址，西3050，南1100以上，北1400。东周）。

《僖二十七年经》：

十有二月甲戌，公会诸侯，盟于宋。（（p 0443）（05270006））（045）

一些补充：

“十有二月甲戌”杨伯峻先生注为“五日”。“公”是鲁僖公。前面《春秋经》中已经交待，本年“冬，楚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围宋”（（p 0443）（05270005））（045），因此，此处的诸侯就是上述“楚、陈、蔡、郑、许”，再加上新到的鲁僖公。这些诸侯都是正在“围宋”的楚国的盟国，所以“盟于宋”的宋是指宋国的城外。

“宋”推测位置为：东经115.60，北纬34.38（宋国，商丘-老南关。有遗址，西3050，南1100以上，北1400。东周）。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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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僖二十八年经》：

二十有八年春，晋侯侵曹，晋侯伐卫。（（p 0448）（05280001））（045）

《僖二十八年传》：

二十八年春，晋侯将伐曹，假道于卫。卫人弗许。还，自南河济，侵曹、伐卫。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晋-郤縠卒。原轸将中军，胥臣佐下军，上德也。晋侯、齐侯盟于歛盂。卫侯请盟，晋人弗许。卫侯欲与楚，国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说于晋。卫侯出居于襄牛。（（p 0451）（05280101））（045）

我的粗译：

再下一年，我们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六三二年，周襄王二十一年，晋文公五年，楚成王四十年，齐昭公元年，秦穆公二十八年，宋成公五年，曹共公二十一年，卫成公三年），春天，晋侯（晋文公）出兵进攻曹国，先向卫国借道。卫人不肯借，晋军折返，从“南河”那里渡过黄河，攻入曹国，接着进攻了卫国。

正月戊申那天（杨注：戊申，九日。），晋军打下了卫国的五鹿。到二月，晋国的中军元帅郤縠突然去世，于是任命原下军佐原轸（先轸）将中军，提拔胥臣佐下军接替原轸。这是要提倡“德”。

晋侯（晋文公）和齐侯（齐昭公）在“歛盂”那里举行了盟誓。卫侯（卫成公）也请求和晋人盟誓，但晋人没答应。卫侯又想投靠楚国，但卫国的国人不肯，他们要把自家的主上赶走，以此讨好晋人。卫侯只好出居于襄牛。

一些补充：

原轸（先轸）从六位卿之中排在最后的下军佐一跃成为排在首位的中军元帅，可能反映此人是真能打仗的（当然可能也反映先家的族人有战斗力），记得见李学勤先生在某处提到过，战国时还有以此人为名的兵书，则此人应该是当时的著名军事家。（又，李零《吴孙子发微》：春秋中期有《孙轸》——佚，据《孙膑兵法陈忌问垒》，孙轸即先轸……）就在下面的城濮之战中，此人指挥晋军表现的非常精彩。

又，所谓“上德也”正与后面所谓“能以德攻”相呼应，说明先轸固然是名将，但更以能充分考虑各方利益，团结多数，攻心为上而著称。下面先轸的建议“使宋舍我而赂齐、秦，藉之告楚。我执曹君，而分曹、卫之田以赐宋人。楚爱曹、卫，必不许也。喜赂、怒顽，能无战乎？”正是先轸这一特色的反映，也是所谓“能以德攻”的具体体现。

“晋”——“绛”——“故绛”推测位置为：东经111.55，北纬35.73（曲村，成六年迁新田）。

“曹”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5.53，北纬35.11（今城西北四里，汉城）。

“卫”——“楚丘”推测位置为：东经114.84，北纬35.54（今滑县-八里营乡-殿上村一带，冢上村北约两公里，僖二年——前658，封卫于楚丘。今卫王殿遗址，俗称卫王城）。

“南河”——“棘津”（杨注：“南河”，阮刻本作“河南”，今从《唐石经》、金泽文库本订正。古黄河东北流，如卫肯借路，则由卫境渡河，卫既不肯借路，则军队南还，由南河渡，再向东。南河即南津，亦谓之棘津、济津、石济津，在河南省-淇县之南，延津县之北，河道今已湮。），推测位置为：东经114.11，北纬35.31（东屯镇-汲津铺）。

下面是“自南河济”相关区域的地图，割自《春秋左传注》初版附《郑宋卫》地图：

“五鹿”（杨注：杜《注》：“赵稷以邯郸叛，范、中行氏之党也。五鹿，晋邑。”五鹿有二，此今河北-大名县东之沙麓。互详僖二十三年《传注》。），推测位置为：东经115.28，北纬36.28（石家寨村）。

“歛盂”（杨注：歛，旧音廉。歛盂，卫地，在今河南省-濮阳县东南。），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5.2，北纬35.7（濮阳东南，据《春秋左传注》初版附《郑宋卫》地图）。

“襄牛”（杨注：襄牛，卫地。），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5.4，北纬35.7（范县西南）。

《僖二十七年传》：

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徵其辞。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穀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p 0447）（05270403））（045）

我的粗译：

当初晋侯（晋文公）刚刚回到晋国，就开始训导他的“民”，训导了二年，准备让他的“民”上战场，可子犯（狐偃）不同意，他说：“民未知义，未安其居。（“民”还没感受到“义”，没有安定的生活。）”于是乎晋侯在对外方面只是出兵安定了周天子襄王，在内部则全力改善“民”的生活，“民”已经对他们的生活有了信心。

晋侯又准备让他的“民”上战场，可子犯还不同意，他说：“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民”还没了解到“信”，不能顺畅地调动。）”于是乎晋侯发动对“原”的进攻，向“民”展示什么是“信”。另外还让那些做交易的“民”不必追求暴利，但务必要明码实价。

随后那位主上又去问子犯：“可矣乎？”子犯回答说：“民未知礼，未生其共。（“民”还没懂得“礼”，没有从内心折服。）”于是乎晋侯举行了大规模的检阅整编活动，向“民”展示什么是“礼”，还颁布了法令划分官员的职责范围，使“民”接受到的命令不会混乱。

然后，才带着“民”上了战场。

这一战，晋人逼走了驻守在“穀”那里的楚军，解了宋国之围，一战而霸，这都是文公对“民”训导得好。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作执秩以正其官”曰：

昭二十九年《传》云：“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则执秩为官名。然《汉书刑法志注》引应劭云“搜于被庐之地，作执秩以为六官之法”，似以为法名，官主爵秩，法当即《周礼太宰》所谓“以八法治官府”之法。

杨伯峻先生注“一战而霸，文之教也”曰：

一战谓明年城濮之役。文之教，孔《疏》释为文德之教，然昭九年《传》云“文之伯也”，文指文公，此似亦指文公。《晋语四》亦有此段，大同小异，不具录。《吕氏春秋简选篇》：“晋文公造五两之士五乘，锐卒千人，先以接敌。诸侯莫之能难。反郑之埤，东卫之亩，尊天子于衡雍。”

下面是与此有关的几段《国语晋语》：

《晉語四》15：

元年春，公及夫人嬴氏至自王城。秦伯納衛三千人，實紀綱之仆。公屬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薄斂，施舍分寡。救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通商寬農。懋穡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舉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類。昭舊族，愛親戚，明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耇老，禮賓旅，友故舊。胥、籍、狐、箕、欒、郤、柏、先、羊舌、董、韓，實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隸食職，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財用不匱。

冬，襄王避昭叔之難，居于鄭地氾。使來告難，亦使告于秦。子犯曰：“民親而未知義也，君盍納王以教之義。若不納，秦將納之，則失周矣，何以求諸侯？不能修身而又不能宗人，人將焉依？繼文之業，定武之功，啟土安疆，于此乎在矣！君其務之。”公說，乃行賂于草中之戎與麗土之狄，以啟東道。

《晉語四》16：

二年春，公以二軍下，次于陽樊。右師取昭叔于溫，殺之于隰城。左師迎王于鄭。王入于成周，遂定之于郟。王饗醴，命公胙侑。公請隧，弗許。曰：“王章也，不可以二王，無若政何。”賜公南陽陽樊、溫、原、州、陘、絺、組、攢茅之田。陽人不服，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君補王闕，以順禮也。陽人未狎君德，而未敢承命。君將殘之，無乃非禮乎！陽人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師旅，樊仲之官守焉，其非官守，則皆王之父兄甥舅也。君定王室而殘其姻族，民將焉放？敢私布于吏，唯君圖之！”公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人。

《晉語四》17：

文公伐原，令以三日之糧。三日而原不降，公令疏軍而去之。諜出曰：“原不過一二日矣！”軍吏以告，公曰：“得原而失信，何以使人？夫信，民之所庇也，不可失。”乃去之，及孟門，而原請降。

《晉語四》25：

文公即位二年，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義，盍納天子以示之義？”乃納襄王于周。公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信，盍伐原以示之信？”乃伐原。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禮，盍大蒐，備師尚禮以示之。”乃大蒐于被廬，作三軍。使郤縠將中軍，以為大政，欲溱佐之。子犯曰：“可矣。”遂伐曹、衛，出穀戍，釋宋圍，敗楚師于城濮，于是乎遂伯。

在这一段里的《左传》和以上几段《晋语》充分体现了子犯（狐偃）在晋文的霸业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台北故宫藏有一套“子犯和钟”，其铭文也记载了子犯的功业。

子犯龢钟铭文：“唯王五月初吉丁未，子犯佑晉公左右，來複其邦。諸楚荊不聽命于王所,子犯及晉公率西之六師博(搏)伐楚荊，孔休大功，楚荊喪厥師，滅厥禹(渠)。子犯佑晉公左右，燮諸侯，俾朝王，克奠王位。王易(賜)子犯輅車、四馬、衣、裳、帶、市、佩。諸侯羞元金於子犯之所，用為和鐘九堵，孔淑且碩，乃和且鳴，用燕用寧，用享用孝，用祈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樂。”（趙曉龍《子犯編鐘銘文“西之六師”試解》）

“晋”——“绛”——“故绛”推测位置为：东经111.55，北纬35.73（曲村，成六年迁新田）。

“王城”——“周”——“周宗”——“郏”——“郏鄏”（杨注：宣三年《传》王孙满之言曰：“成王定鼎于郏鄏。”据《尚书》，武王亦无经营雒邑之事。成王之营雒邑，先卜其地，则迁鼎恐亦非武王事。一九六二年出土何尊为成王五年器，云：“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又云：“唯珷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帥-巾+立/（亏-二）]民。”似武王早有迁筑王城意，成王不过秉承父命而行。昭二十八年《传》言：“昔武王克商，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古人常以成王事归武王。雒邑即成周，在河南省-洛阳市西南。京相璠云：“郏，山名；鄏，地邑也。”《太平寰宇记》谓邙山即郏山之别名。#郏音夹，以郏山得名（郏山即北邙山），即郏鄏，又曰王城，今河南省-洛阳市。#今河南省-洛阳旧城西部即王城故址。自平王东迁至景王，十一世皆居此。敬王迁成周，王城废。至王赧复居之。详顾栋高《春秋大事表》。#郏鄏即桓七年《传》之郏，周之王城，汉之河南，在今洛阳市。《楚世家索隐》云：“按《周书》，郏，雒北山名，音甲。（鄏谓田厚鄏，故以名焉。）”#沈钦韩《补注》云：“《续志》：‘河南县东城门名鼎门。’《唐六典》：‘东都城南面三门，中曰定鼎。’韩愈《送郑十校理序》：‘席定鼎门门外。’是古人犹以成王定鼎之事名城门也。”#王城在今洛阳市西北隅。#沈钦韩《补注》云：“周宗言周室也。”）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2，北纬34.67（洛阳-西工区为主）。

“原”（杨注：原，今河南省-济源县北而稍西有原乡，当即其地。顾栋高《大事表》以为济源之原为庄十八年原庄公之原，此则另一原邑，疑未能明。#《通志氏族略》云：“周有原庄公，世为周卿士，故以邑为氏。”余详隐十一年《传注》。顾栋高《大事表》以今河南省-济源县西北之原乡为其国，实则采邑也。#杜《注》以为文公以其女妻赵衰。赵同、赵括、赵婴齐各食邑于原、屏、楼三地，故《传》谓之原同、屏括、楼婴。原即赵衰为原大夫之原，亦即隐十一年《传》周桓王与郑庄公十二邑之原，在今河南省-济源县西北。屏地未详。楼，据《春秋地名考略四》，在今山西省-永和县南十里。），推测位置为：东经112.55，北纬35.16（济源-原昌村）。

“穀”——“小穀”推测位置为：东经116.28，北纬36.17（平阴县-东阿镇）。注意与“阳穀”距离甚近，不知是双城还是有一误。

“宋”推测位置为：东经115.60，北纬34.38（宋国，商丘-老南关。有遗址，西3050，南1100以上，北1400。东周）。

“楚”——“为郢”推测位置为：东经112.18，北纬30.42；（纪南城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