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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由大跃进想到毛泽东 -- 温相
家园 【原创】由大跃进想到毛泽东 说饿死人是毛泽东的本意，应该不确。但是，人民公社运动为先锋的大跃进确实让不少中国普通百姓饿死，这个责任无疑毛泽东应该负主要的一面，虽说当时头脑发热的不单单是毛泽东一个人，也包括其他领导干部。陈云当时有一句感叹之词叫做“"饿死人（也）不想起来造反"。（引自孙业礼、熊亮华：《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2月北京第一版），另外，像朱德、徐子荣这些人回乡看到人民群众饿死、吃不饱的情况都大放悲声，1959年庐山会议就是为了纠左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然则彭德怀不过正面的提出了意见，马上就被看作是反党反对毛泽东，进而被打成右倾头子，沉冤长达二十年。庐山会议之后，大跃进变本加厉，从而让恶果非但没有被制止，反而进一步扩大。
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在文革初期被整死当然是冤枉的，但是，以后整人的一些凶手在交待问题时提到就是这个吴芝圃谎报军情让河南在大跃进时期成为重灾区，所以，他们下手狠了。当然，凶手的这些说法并不能为他们整死一位老干部作为辩护的理由，不过，吴芝圃在大跃进中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而那时候吴芝圃的错误又是在谁的支持下蔓延的呢？
一九五八年的南宁会议是集中批判周恩来等人的所谓的促退，对于大跃进的发动，以后邓小平说了一句公道话，他说他们几个人都是头脑发热的，除了总理、陈云几个人例外，周恩来关于指标这件事对毛泽东说过“我作为总理，良心上是过不去的”（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辽宁人民出版社）而薄一波回忆则说毛泽东对周恩来这句话最为反感，以后大批周恩来可能这句话也起了一些作用。从以上的事实看，党内并不是都像柯庆施、谭震林那样极力怂恿毛泽东搞大跃进、高指标的，也有周恩来、陈云这样的泼冷水的，特别是李先念、李富春两个人在这件事上的表态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他们尽管唯毛泽东马首是瞻，可是，背后仍旧说出了自己的担心。而当大跃进遭到全面失败以后，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只不过做了一点点泛泛的自我批评，转而就对林彪的那种异调独弹大加赞赏，而六十年代初期讨论农村改革时，包括七千人大会上大唱反调的林彪也认为包产到户有助于百姓走出困境，毛泽东却始终不予认同，刘少奇情急之下说出那番“人相食要上书”的话。直到毛泽东生命的最后关头，毛泽东也没有对大跃进所犯下的错误做过一次正面的系统的检讨或者回顾，而且，在文革中再度跃进，重犯当年的错误。
我们并不怀疑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是为了人民群众生活变得更好一些，我们希望我们的这种理解毛泽东的初衷是正确的。（至于理解的正确与否还要等待历史的进一步解答。）但是，毛泽东在这起耗费民族财力物力的运动中所犯下的严重错误不能用我们的善意那么轻描淡写就结束的。
我们总说吸取历史教训，而历史教训又是在什么基础上产生的呢？显然不是在为尊者讳的基础上产生的。
通宝推：cxwangy,静处闲看,家园 这段历史会给后人带来巨大的反复 历史，后人的评价我们是不能准确的知道，但是猜测的方向也许不会错。
家园 让两边各自说话更好一下 看了你的东西,认为,大跃进及文革等三十年前发生的事情去时既不远,也远,说不远,才三十年,说远,牵涉就多了:一则众说纷纭,二则许多"大的当事人"因缘际会参与其中,有言行一致前后与一的,有＂与时俱进＂，到什么时候唱什么歌的，有与时俯仰，纯粹打酱油的，，，等等等等，这也给一般的写说人立了很多屏障,因此,即便是冷静地站在历史之外的观察者,如其才力,德力不及也会迷惘其中,就更不用说历史杂感家",历史手术学,历史剪裁家"那些人了,如果说者自己首先有爱恨情仇投入其中,把写小说的感情引入那段历史,写出来的也是小说,也只能当作小说看.
前三十年对年轻的共和国事关重大,前后悬绝非多福之道,写那一段,个人以为,最好是让两边对比,让两边的人都说话,人死了,但话还在.
至于这说话的方式，最好是让当时的材料说话，白纸黑字，是原件不是复印件．
家园 链一下同类贴 53年以后的彭德怀声望和权力有多大
http://www.sbanzu.com/topicdisplay.asp?BoardID=190&Page=1&TopicID=2910888
毛泽东、刘少奇大跃进前后言论对比录
http://www.sbanzu.com/topicdisplay.asp?TopicID=2177205
家园 要吸取历史教训，但不是谎言基础上的历史 身在其中就不可能冷静啊
家园 只有冷静客观的看待历史，评论历史，才能吸取历史 上的经验教训，一味的攻击指责，甚至漫骂，只会是历史更糟。
家园 【原创】反右大跃进的发动和批判周恩来“反冒进”有关 对周恩来来讲，中国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无疑是他终生在追求的目标之一。国家建设又是他这个总理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1955年和1956年毛泽东不相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要求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周恩来认为当务之急，在于防止冒进，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要头脑发热的领导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一些”。他负责削减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在中央会议上带头否定了毛泽东要追加建设投资的主张，认为会把经济秩序搞乱。这便埋下反冒进和反反冒进之争的萌芽。周坚持“既不要右，又敢于抗大流”，和陈云等主持制定稳妥的二五计划方案，还删去了方案中多快好省的口号，强调注意综合平衡，要重工业，又要人民，力图把经济建设作为国家一切工作的中心。
如温相所引“我作为总理，良心上是过不去的”，这句话确实分量很重。
周恩来深知知识分子是国家建设必须依靠的力量。1956年，他主持知识分子问题工作，明确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要依靠知识分子来建设社会主义，尊重知识分子，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加工资，鼓动知识分子心情舒畅。费孝通在57年3月发表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称周的讲话如春雷，对以后双百方针下的知识分子有鼓舞作用。周对知识分子的宽容尊重当然不能列入毛的所谓引蛇出洞策略中的一部份。虽然许多知识分子朋友，文艺界人士，统战对象被冲击被打成右派，周恩来还是尽力而为保护他们，想方设法让他们心情舒畅些，包括在一些公开场合下和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打招呼谈话。
毛泽东在反右斗争中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开始批评周恩来和陈云的反冒进错误，认为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同盟。大概是周恩来执迷不悟坚持在政府工作中反对冒进，毛随后又连续十几次批判周恩来的反冒进，上纲上线，火气越来越大，认为反冒进是政治问题，右派一攻，把一些同志抛到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毛泽东说周恩来的政府报告，“我两年没有看了。为照顾团结，不登报声明，我不负责”。毛还指责说：“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明天就开会，等于强迫签字。政治局成为一个表决机器，像杜勒斯的联合国，给你十全十美的文件，不通过不行。像唱戏一样，已经打了牌子，非登台演出不可。文件上又讲究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又有洋文。我有一个手段，就是消极抵抗，不看。你们的文件，我两年不看了，今年还准备不看。”(据明镜出版社《真假周恩来》所引用)毛泽东关于政治局变成“橡皮图章”式的表决机器之说，反映了在大跃进之前由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对国家经济建设决策所起的重要作用。
在毛泽东连续不断的批评下，周只好违心含泪自己动笔写检讨，短短几天两鬓横生不少白发。陈云检讨后托病休养不再管事，周在一片压力和批评声中始终没有主动辞职。(记得有篇文摘提到邓小平1958年针对一些人要周辞职的提议，在中央会议上强调没有必要要周辞职。但出处忘了)。在周恩来陈云检讨后，毛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作了大跃进的总动员，直接指挥大跃进的进展，并多次发出要“顾全大局”，要注意“我们党内搞得不好要分裂”的警告，指出谁不照顾大局，谁就会跌筋斗。
反冒进和反反冒进之争，不是周恩来和毛泽东的个人之争，而是中国共产党内部对于如何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的分歧。同时也反映了一些体制上的问题，比如在经济决策上国务院和中央政治局的矛盾，党政合一的弊病，党内民主作风的问题。作为总理的周恩来的正确主张不仅不能得到最高领袖的赞同，反而被指责成和党的路线唱对台戏，政府的经济建设措施受到最高领袖的错误决策的牵制和反对，又无任何力量来支持周恩来的主张，包括曾和周恩来共同反冒进的刘少奇也没有吱声，因此，即使周恩来公开与毛泽东闹翻下台了事，换个人当总理也无法纠正毛泽东的错误决策。
建国后周恩来把一大批非共产党员的人士请进政府和政协，不仅仅是礼贤下士，对他们过去支持共产党的回报，更重要的是力图以他们为监督执政党共产党的基本力量。在中共第一代领导中，只有周恩来一直与所谓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周曾经指出，我们取得了全国的政权，就带来了一个危险，就是被胜利冲昏头脑，滋长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甚至会出现个人野心家，背叛群众，最好的办法是有人监督。“互相监督，首先应该由共产党请人家监督”，“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互相监督，不扩大民主，是不可能做得好的。因此，互相监督的面还要扩大，不能缩小。”但建国以后几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右斗争，所谓的监督已经不再存在。
周不想背上分裂党的罪名，他确实没有过几十年“与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的历史，邓小平还有因为拥护毛泽东第一次被打倒的光荣历史，而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前更多的是打击毛泽东正确路线的错误。儒家的委屈求全中庸之道对周也有影响，周的个性和为人风格当然不会象彭德怀那样，“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娘，今天我操你二十天娘行不行？”，公开和毛泽东对骂，不考虑后果。即使在外交上和国共谈判中遇到分歧他都没有对骂吵架的习惯，大多是从长远利益考虑不再在具体问题上纠缠不清，哪怕是做些让步，然后尽力而为说服对手慢慢接受他的观点。就是用这种礼让三分的风度和魅力，使美国马歇尔将军来华调停国共内战问题时也和他建立了个人友谊，并为以后和美国开展外交活动打下基础。
周恩来在党内从来没有要争当最高领袖和第一接班人的欲望，建国后他始终没有过最后决策权，林彪倒台后才是名实相符的党内第二把手。在按得票多少排列的八大中央委员会的名单中，他的得票数是第六位，排在毛泽东，刘少奇，林伯渠，邓小平，朱德后面，有一些从井岗山等革命根据地出来的老干部们对周恩来有意见。周恩来作为王明路线的代表，在江西苏区也得罪了一些人。在1958年党内多数领导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刘少奇、邓小平也不明确支持周恩来的主张时，建国后周恩来唯一一次长时间的公开“抗大流”的结果，是他只好顾全大局检讨了。他只好服从中央多数人意志，因为在这以前历史更多的证明是毛泽东主张的正确性。周恩来当然相信毛泽东讲过的国家经济建设还得“靠这些人办事，此外没有人”，对自己只有在总理这个位置上才能为中国富强人民幸福作贡献充满自信。对于国家经济如何发展周恩来有自己的具体构思和实施方案，但他确实无力再抗大流了。1959年庐山会议前，薄一波调查整理了一些关于大跃进问题的材料数据，周严肃地听完后不发评论，只讲彭德怀最近也在搞调查研究，结果薄遇到彭德怀后，也交换了看法。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讲出了刚在反冒进中犯错误挨过批评的周恩来心里要讲的话，被赶下了台。
大跃进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是巨大的。多年后，1975年周恩来在医院会见要回国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和红色高棉的乔森潘时，沉痛地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如果犯了错误，就必须对由此引起的灾难的后果负责。我们想对你们提点建议：不要企图通过一个大跃进就想达到共产主义的最后阶段。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在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稳步前进。你们的目标并不是要立即实现共产主义，而是逐渐地向社会主义迈进。如果你们抛开谨慎和明智的作法，那肯定会给人民带来灾难。”他继续说：“共产主义应当是给人民带来幸福、繁荣、主权和自由。如果有人想通过短短的一跳就完全实现共产主义，而不顾人民的思想状况及民族的现实，那肯定有把人民和国家拖进灾难的危险。我们中国犯过这样的错误，我提醒你们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周恩来的反思是深刻的，这不仅仅是对大跃进而且是对文革乃至建国后中国共产党的错误政策的认真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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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纪事】1962年因为大跃进的失误，中央已经作出了防止动乱的准备 刘少奇在1962年5月指出：“减少学校的学生，要注意方式。我们要保证北京、上海、天津、武汉、沈阳、哈尔滨、广州这些大城市不闹事。
中小城市当然也要注意，闹事也不好。要尽可能不出乱子，少出乱子。但是，在精神上、组织上还得有点准备，准备出乱子，甚至出大乱子。如果没有准备，出了事情就会陷于被动。如果我们深入地做群众工作，做解释工作，我估计群众是可以说通的。一方面是准备出现闹事；另一方面，还要了解，我们国家学生的觉悟是比较高的。只要讲清楚了，他们就很容易通，怕的是我们不讲清楚道理，那他们就不答应。这件事，要事先做很好的解释工作，有关负责人要出面讲话。解释工作应该首先在干部中做，在党内做，然后在群众中间做。在解释中间，党政领导要向群众作自我批评。总之，要做普遍、深入的群众工作，使我们的思想跟群众的思想统一起来，然后才能够统一行动。 ”
当时，中央决定削减2000万城市人口来挽救危机。我们都知道中国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好的最老实的老百姓，但凡有一口饭吃是不会铤而走险的，而刘少奇警告全党“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说明问题已经到了十分危险的边缘。如果没有刘邓在一线的力挽狂澜，我们可以想见一下，中国那时候会发生什么？
今天有的人在这里轻松无比的说一句“哪个国家没有饿死人”，听来真是令人齿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