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历史上，毛泽东不够伟大，只是很特殊（续） -- 醋留香一世

直到今天，除了古代社会，我们所知道的逐渐进步的经济制度主要的只有三个：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封建经济制的特质是土地附著于封主，农民附著于土地，工人附著于行会；世界各国所行过的封建制度，虽不尽同，而这三个根本特质是相同的。有些人把中国一切前资本主义的落后现象，都称为封建，这不是科学的说法。聪明的人类，能够修改自己的缺点，为适应生活的需要，不得不打破封建制对于生产力之束缚，使土地有买卖自由，农民有迁移自由，工人有劳动自由。经过长期奋斗，由前资本主义时代以至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制代替了封建经济制，人类社会生产力乃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制的特质是“财产私有，自由竞争和生产集中”，这本是打破束缚和补救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落后性，自然发展的结果。在资本主义制之下，生产力是大大的发展了，生产也集中了，惟以财产私有之故，财产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为制造贩卖的商品增加少数私人资本而生产，不是直接为大众消费而生产。生产物之分配，以财产大小有无为标准，不以大众需要为标准。因此发生了生产力与购买力不平衡即伪生产过剩的问题。于是限制生产，毁坏生产物，为争夺市场与原料争夺殖民地的战争，都缘此而生。为战争而不得不扩张军备，于是人类一大部分力量，不用在生产养人的生活品而用在杀人的工具上面。这便是资本主义制自身的缺点。聪明的人类，乃企图设法再修改自己的缺点，即是废除束缚生产力的财产私有制，以国家计划的生产代替私人自由竞争，使社会的生产力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这便是社会主义制的根本意义，至于生产集中和技术增高，社会主义的这些要求，和资本主义相同的。

在帕尔墨和科尔顿的书中写到：“象苏联第一、二个五年计划的十年间工业增长的那种速度，在西欧国家的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大布列颠的工业是渐进的。德国和美国较快，在这两个国家中，经过若干个十年，煤和铁的产量各增长一倍。而苏联从1928年到1938年十年间，铁和钢的产量却增长3倍，煤增长了两倍半。1938年，苏联成为世界上农用拖拉机和铁路火车头的最大制造者。它的全部工业产量的五分之四都来自这十年建设的工厂。仅在两个新城市（乌拉尔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和再往东一千英里的斯大林斯克）的两个工厂生产的铁和钢就等于1914年俄罗斯帝国钢铁生产的总和。”

　　

　　“1941年的苏德战争已经证明德国的对手不同于1914年的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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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里还可以补充一些数据，从1928年开始一直到战前的十多年时间里，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7%以上，而在战后从1945到1949的第四个五年计划里，增长得还要快些。不仅如此，当时苏联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更是资本主义国家望尘莫及的。1928—1932年，苏联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了38%，而从1932年到1937年则增长了82%。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法西斯德国几乎占领了整个欧洲大陆，照理说经济实力应强过苏联才对。但实际上到了1943年以后，从苏联工厂里源源不断生产出来的飞机大炮坦克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同德国相比都占了绝对的优势，使得希特勒实在难以相信，难以面对这样的现实，以至于最后精神崩溃。

　　

　　尽管铁一般的历史事实摆在人们的面前，但是那些庸人还是要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找出各种理由来抹杀苏联的成就、贬低斯大林的功绩、否定斯大林所创立的这种制度所具有的优越性和巨大的潜力。

社会微积分

技术决定一切！技术干部决定一切！人的效率再高拼得过机器么？苏联超级大囯的本钱是斯大林打下，一五计划时斯大林把工业化一半的资金都用在技术人才培养上。技术干部决定一切是对技术决定一切的深化认识。同样战后东西德为什么远比南美那些没经历战争的囯家发展快！东德甚至还被苏联搬过两次机器，但确定东欧最富的囯家，技术人才才是决定性的！同样二战后日本的技术人员慢慢占到世界的五分之一，这是它崛起的根本原因！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社会主义持久健康，蓬勃稳定发展的活力来源究竟是什么？

答案很简单，就是尽可能解放每个人的个性，最大限度提高每个人的独立思考能力，最大限度为每个人精神和思想的自由发展提供充足的空间，为每个人根据自身特长从事创造性劳动的能力发展提供充足的空间。

这才是社会主义的活力之源，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一方面为最大限度解放每个人的个性，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提供最坚实的经济基础（但仅有经济保障是不够，没有配套的教育体系、宣传体系、劳动体系只能白费）。同时被解放的个性，自由发展的人本身也为社会主义经济提供源源不断发展的动力。

这看似悖论，看似矛盾，看似不可思议，所以大部分人按照他们那种想当然的观念，第一反映必然是直接拒斥的（就如同大部分人凭直觉，凭常识无法理解相对论把光速不变原理作为前提基础，无法理解两个按照某参照系接近光速相对运动碰撞的物体，他们之间彼此的相对速度却低于光速）。

但这却恰恰是建成社会主义，关键中的关键。

社会主义的要害根本不在于“平等”（虽然一般意义上的“平等”是社会主义必然的结果），而在于个性的解放、思想的自由、人的全面发展。……

从到目前为止的社会主义实践来看，只有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部分实现了对社会主义活力的保障，但也是残缺不全的。由于当时险恶的历史环境，苏联也只能部分实现对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在真正的思想自由、精神自由方面就根本谈不上了，甚至还用个人崇拜作为凝聚群众，发动群众的手段。

自由为什么是如此重要呢？

　　人类之所以能够战胜群兽，而为之灵长，正因为主思想之大脑特别发达，生物学家，人体生理学家，同样告诉我们：人体及一切生物器官，愈用愈发达，愈不用则愈退化以至消灭。法西斯的统制，是要停止人们思想之自由，全德国人非希特勒之言不能言，全意大利人非墨索里尼之言不敢言，企图把全国人变成无知的牛马，随着希特勒、墨索里尼的鞭子转动，人们失了思想自由，大脑自然废而不用，日久不用的器官，自然只有退化消灭。人类因为能够自由思想，才由猴子变成人类；法西斯统治停止自由思想，会把人类变成猴子。这是法西斯统治发展的自然逻辑。即短时期不至变为猴子，而失去公法上自由的人民，除了绝对服从奴隶道德外，不能课以任何道德的及政治的责任。

在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中可以看到类似的描述：

　　“‘热情’这个字眼也象许多别的东西一样由于通货膨胀而贬值了，而在谈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时候，你是不能使用别的字眼的，正是热情在鼓舞着青年们建立日常的和不很现眼的功勋。

　　许多工人热爱工厂，他们把鼓风炉称作‘多姆娜×伊万诺夫娜’，把马丁炉称作‘马丁叔叔’。我曾问过一个高等技术学校的学生。他所想象的巴黎是什么样子。他回答说：‘市中心想必都是大工厂，人们都住在周围的高楼大厦里，交通也很方便——有几百辆电车……’。

　　……一幅巨幅油画是用两种颜色绘成的——粉红色和黑色，希望和绝望并存，热情和愤恨，英雄和懒汉，文明和愚昧——时代使一部分人意气风发，使另一部分人灭亡。

　　在莫斯科-顿巴斯干线建设工地上举行了一次集会。一个头戴羔皮帽，脸被风沙吹得很粗糙的挖土工人说：‘咱们要比该死的资本家幸福一百倍！他们吃呀、吃呀，直到进棺材——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活着。这种人很失算，你瞧——他在钩子上吊死了。可咱们知道咱们活着是为了什么：咱们在建设共产主义。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

　　我在托木斯克附近的一个村子里认识了一个姑娘，她下班后阅读《水泥》，她说：‘要把什么都弄明白是太难了，可我正在学习。我要到城里去。现在一个人只要想学习，什么条件都能得到。我是多么幸福啊，简直无话可说！…………’

　　库兹涅茨克在1932年还是坑洼遍地、寸步难行，但第一批鼓风炉已在熊熊燃烧，年轻人也在文学协会里争论马雅可夫斯基和叶塞宁谁写得更好的问题了。……我还记得，当法国作家获悉译成苏联各民族文字的巴尔扎克、斯汤达、左拉、莫泊桑作品的印数后曾大为惊讶。自然，印数不是丰收的证明书，但却是有关播种面积扩大的资料。在那些年里，对知识的渴求是无限的，……

　　我在托木斯克博物馆里认识一个年轻姑娘，一个邵尔人，¼¼她不厌其详的向我打听法国的生活情况——那儿是不是有很多的医院，怎样同酗酒现象作斗争，法国人喜不喜欢听音乐会，罗曼×罗兰多大年纪了。……

　　一个年轻的通古斯人在库兹涅茨克看见一辆自行车，他把它仔细观察了很久，末了问道：‘发动机在什么地方？’他清楚地知道，人们乘汽车、坐飞机，但自行车却从未见过。住在西伯利亚偏僻村落里的人们知道有无线电报这种东西，当他们看到电线竿的时候却感到奇怪——干吗用电线？……

　　……我在泰加车站遇到一位女列车员——年轻的西伯利亚姑娘瓦利娅，她从乡下来到库兹涅茨克作清洁工，……空闲时间很多，她就开始读书。一位铁路职员把一本《列车调度指南》丢在车厢里了。瓦利娅把这本书拿给我看，我看了一下，一点也不懂。瓦利娅笑起来了：‘起初我也不懂，我好象把它读了一百次，末了终于弄明白了，我找了几本数学教科书……现在我已经准备好啦，他们答应叫我上工农速成中学’……我不讳言，象这样的会见使我非常激动。

　　生活尽管艰苦，新的感情、思想却正在诞生，小伙子们和姑娘们常常在我面前争论，……，悲伤是否会贬低一个共青团员，建设者是否需要莱蒙托夫的诗、音乐和孤独的时刻。

　　……在20 年代，古老的、农民的俄罗斯还在苟延残喘。在工厂里，在各种机关里，革命前成长起来的人仍占多数。30年代初是一个转折点。我现在是惊讶而钦佩的回忆库兹涅茨克的建设，那里的一切既难以忍受而又十分美好。

　　我已说过，库兹涅茨克的钢铁帮助我国在法西斯入侵的年代里保卫了自己。但另一种钢铁是否就是人的钢铁呢？……”[27]（1）

事实上，这个道理斯大林也是相当明白的，他在论述竞赛的作用时说：“社会主义竞赛是群众实事求是的革命的自我批评的表现，这种自我批评所依靠的是千百万劳动者的创造主动性，凡是有意无意压制群众的这种自我批评和这种创造主动性的人，都是我们伟大事业的障碍，应被一脚踢开。……官僚主义的危险首先具体的表现在它束缚群众的干劲、主动性和自动精神，它埋灭蕴藏在我们制度内部、工人阶级和农民内部的巨大潜力，它不让我们利用这些潜力同我们的阶级敌人作斗争。社会竞赛的任务就是粉碎这些官僚主义的束缚，为发挥群众的干劲和主动创造性开辟广阔的天地，发挥蕴藏在我们制度内部的巨大潜力。”“在开始群众性社会主义竞赛以前，我国工业发展进行得并不顺当，……然而当社会主义竞赛在我国已具有群众性的时候，情形就根本改变了，正是在这以后，工业就以加快的速度向前迈进……”

这三个思想障碍中的第一个是“恐高症”，说得完全一点就是恐“高度集中”症。有些人听到“高度集中”这四个字，就要吓得魂不附体骨软筋麻屁滚尿流神志不清胡言乱语。在这些可怜人的僵化头脑中，高度集中同民主是截然对立的，高度集中必然产生官僚主义和效率底下，高度集中必然会压抑劳动者的主动性积极性。而实际上的情况究竟如何呢？实际上，高度的集中同真正的民主必然是高度统一的，实际上只有高度的集中才是实现真正完全的民主的必要条件；实际上，只有高度的集中才能为彻底上根本上消除官僚主义和效率低下提供前提条件和必要条件；实际上只有高度集中才能为劳动者的积极性象火山一样爆发，热情象太阳放射能量一样喷涌打开广阔的通道。

　　

　　

　　我们先来看看民主是怎么回事。我们可以把民主定义为最优决策机制。有时间约束的最优决策机制是广义民主，无时间约束的最优决策机制是狭义民主。民主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和纪律，谁不遵守这种纪律，谁就必须受到严厉的惩罚。这种纪律就是参与决策的每个人都必须在表达自己的观点前进行认真深刻的思考，每个人都必须表达自己真实的观点，每个人都必须对别人的不同观点认真听取和认真思考，决策一旦形成后必须得到最坚决的执行，在规定的一段时间之后，每个人都必须根据决策的预期效果和实际效果来检验评价决策的优化程度。毫无疑问，在给定的时间约束条件下，参与决策的人素质越是高，参与决策的人数越是多，那么这种民主也就越是完全和彻底，从而也就越是接近民主本身的消亡和自由的实现。毫无疑问只有在高度集中的情况下，才能为这种铁的纪律的严格执行提供前提条件，提供必要的制度保证。毫无疑问只有在高度集中的情况的下，才能最切实有效的提高人的独立思考能力人的精神素质，从而增加参与决策的人的数目。举个具体的例子，当一个企业生产产品的种类和数目都有这个企业自己来决定的时候，这时就使得这个企业的劳动者把思想局限在一个狭隘的范围里，阻碍了他们精神素质的提高，从而也就降低了整个社会的民主程度。

　　关于另外的几个问题其实可以放在一起说。在市场经济或经济还不是高度集中的情况下，那些由企业和个人来操心的问题，那些把个人压抑得透不过起来，占据了他的整个身心和灵魂的问题如怎样使自己的企业在竞争中压倒对手，怎样使自己能不陷入贫困的厄运，使得大多数人只能畸形片面的发展，只能考虑那些跟自己和自己的小团体利害得失紧密相关的问题，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或者根本就没有兴趣来考虑同整个社会整个人类的发展紧密相关的问题，也没有可能来从事那些能使自己获得全面发展的活动。这时的人是异化的人，因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他失去了自己的本质；这时的人也是封闭的人，因为他把自己的生命只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里（由异化的人和封闭的人组成的社会当然也就是异化的社会和封闭的社会）。这时候官僚主义和效率低下当然是不可能消除的，而劳动者的积极性当然也就只能在一个低层次徘徊。而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情况下，就为这一切的根本改观提供了前提条件，就能使得劳动者有更多的兴趣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使自己全面发展上来，而人的全面发展又反过来使得计划经济的高度集中更有活力和更有效率，并最终为计划经济本身的消亡创造了条件。

　　当然由于习惯思想习惯势力的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牢不可破，要人们一下子来理解接受高度集中，还是很困难。但我想人们从自然界中是能够对此获得一些启示的。事实上，从低等动物到高等动物的过程正是神经系统从分散到高度集中的过程，而最高等的动物——人的神经系统正是最高度集中的。按照有些人的思维模式，他们恐怕很难理解为什么人这种动物会存在。因为按照他们的观点，高度集中的系统是无法掌握完全的信息的，是无法面对信息的“爆炸”，是要“求解有几千万个未知数的均衡方程”，而且信息的传递还要“经常发生延误和拥塞”，“由于传输经过的环节太多，信息不免扭曲”，“为及时取得保证系统畅通运作所必须的全部信息，其成本几乎是无限大的，因而是决不可取的”。因而按照他们的观点，人这种动物是绝对不应该存在的，或就算是存在，也应该把它列入最低等的动物。而高等动物是应该象蚯蚓这样神经系统比较分散的，你看，把蚯蚓截成两段，它还能活，这是多么高等啊！

　　当然，只要不是神经错乱的人就不会同意这种观点。我们应该问一下吴敬琏哈耶克之流，你们头脑何以僵硬陈腐教条庸俗到这样一种不可救药的地步（偏偏这些可怜的人还自以为是思想解放，其脸皮之厚也是不可救药）。的确人的大脑所要处理的信息量之大是惊人的，光是人在走路奔跑是为了保持身体的平衡所要处理的信息就会令任何先进的计算机望而生畏，但是大脑难道是靠解几千万个未知数的方程来做到使身体的平衡的吗？你们也太僵化太教条了一点吧！请几个力学家根据脚的结构，每块肌肉的位置、作用，以及地面的状况，风力的大小方向来列出相应的力学方程式并解出这个方程式以求得大脑在每一瞬间应该发布的指令，那当然是有可能的，不过这样人走路的速度恐怕是会慢到可怕的地步的！更何况人的大脑还未必会有这些力学的知识吧？

　　当然把人类社会同人这种生物作类比，可能有些人会不同意，但从本质上讲这道理还是相通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条件下，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将越来越起到脑细胞的作用。这也就意味着计划经济中的高度集中同生物神经系统的高度集中相比是一种更高层次的高度集中。

　　以上仅仅是从理论上对“高度集中”的问题作了一下最简略的分析。接下来我们对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高度集中问题作一下分析的话，那么对问题就可以有更清楚的了解。回顾一下社会主义的历史就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在到现在为止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中，除了斯大林以外，几乎所有的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恐高症”。由于那种极端僵硬的思维定势的影响，他们从一开始就不能理解实行高度集中的必要性，于是进行所谓放权的“改革”（实际上是倒退），越“改”越糟，越糟越“改”，形成恶性循环。真正应该进行的改革，真正应该进行的制度创新一点都没有，离资本主义倒是越来越近，直到最后彻底否定计划经济，彻底投向资本主义的怀抱。比如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经济还在高速增长的时候，赫鲁晓夫就进行了以放权为特征的所谓“改革”（实际上是终止了斯大林开始的计划经济代替市场经济的大改革，进行了倒退），结果使苏联的经济出现了混乱，经济发展每况愈下。从苏联经济发展的历史上看，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科技发展速度最快，劳动生产率提高最快的正是经济最高度集中的时候。而中国的情形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毛泽东也是一个患有“恐高症”的人物，还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1956年就不顾实际情况，在那种僵化的思维定势作用下，胡说什么“不能象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在1958年，按照毛泽东的意思进行了所谓的改革，实际上的倒退。其结果如何呢？当然我是用不着多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