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文革的权谋与理想（修改稿）序 -- 语迟

　　上世纪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最终彻底的失败，除了因为共产主义的敌人，“钱神”这个东西过于强大，也许共产主义自己也是有问题的。在苏联，中国，朝鲜，还有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共产主义运动总是伴随着血腥与饥荒。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对马列理论几乎不了解，我只是怀疑与共产主义相伴生的血腥与饥荒，可能跟这个理论本身有关系。。。马克思主义所谓消灭国家，消灭阶级，消灭货币，也许马克思只是给出了一个理想值，使革命者们有个目标，这个目标应该是可以接近却不能达到的。但是很多狂热的极左分子却把这个理想值急不可耐的去实现了。或者也许因为马列主义原本就有空想的成分，马克思一辈子蹲在象牙塔里寻章摘句，学院派，他能有多少实践。。。左派幼稚病，脱离实际，并不是“实事求是”的。。。按照马列教条去办事，原教旨主义，本本主义，也许就会出乱子，就会发生恶性政治事故，会饿死人，以及杀掉很多不该杀的人。

　　1932年-1933年，因为苏联政府执行强制农业集体化政策，造成苏联境内数百万人饿死。这也许还是保守估计。苏联当局为了粉饰集体农庄的优越性，夸大了当年的粮食产量，但实际的粮食产量却少于往年。根据维基百科，“（苏联）中央政府坚信粮食减少是农民藏匿他们的粮食造成的，。。。结果，当地的积极分子带头搜寻藏匿的粮食，这导致了用于来年耕种的种子粮被收走以及农民用来供养家庭的存粮缺失。”。。。斯大林抢走了人民家里最后一点吃的。。。“苏联当局于1932年12月27日推行内部护照（身份证）以应付农民从农村大规模出逃。个人没有这类证件不能离开住处，否则处以行政处罚，如关进古拉格（苏联劳改营）。农村人无权取得身份证，。。。”。。。事后，有人“指出这场饥荒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灾害的结果”。。。。对照1959年-1960年间发生的“信阳事件”，为什么在中国和苏联发生的饥荒浩劫，会如此相似呢？

　　1945年6月11日，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新的党章，开篇总要说：“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1956年9月26日，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新修改的党章，其中删除了“毛泽东思想”，只是说，“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于是，中国就发生了与苏联斯大林时期一模一样的大饥荒。。。

　　毛泽东一生，也许有三个主要的对手，蒋介石，美国，也许还有一派，则是毛泽东始终无法摆脱的敌人，那就是马恩列斯。蒋介石和美国还都是阶段性的敌人，而毛泽东与党内马列原教旨主义的斗争，到死都没完。一直到文革末期，“割资本主义尾巴”，闹出了很多惨剧，而毛泽东是怎么说的呢？1988年9月9日，王震说，“。。。说毛主席要割资本主义尾巴，这是陈永贵同志提出来的。毛主席说，还是留一点吧！割尾巴，那还不割出血来，还能不疼？这是毛主席在召集我们一二十个人的会上说的，我当面亲自听到的。”

　　1945年七大，经过多年的隐忍和斗争，以毛泽东为首的本土派最终取得了党的领导地位。但是党内的敌人自此就销声匿迹了吗？共产主义的幽灵在徘徊，思想是延绵不绝的。曾经被打倒的思想，一有机会就要抬头。实事求是的“毛泽东思想”在七大时取得中共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压制了所有或左或右的，脱离具体实际的其他思想，事情难道就从此一劳永逸了吗？实际上，其他的各种思想，左派幼稚病，极左空想的幽灵，仍孜孜不倦的在党内寻找新的代理人。

　　人为导致的苏联大饥荒，使苏共人心尽丧。发展至上世纪90年代，人民亲手埋葬了这个政权。那么同样的事情为什么至今没有在中国发生呢？也许人民有感觉，人民心里明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大跃进，大食堂，总路线，超英赶美，抢走人民家里最后一点粮食。。。这不是毛泽东的风格。。。这仿佛是李立三、王明又回来了。1956年八大以后，党的执政风格陡然一变，然而那个味道却是十分熟悉的。。。秋风秋雨愁煞人。大跃进与七大以前的党史上曾数次发生的几乎毁灭了党、几次要置毛泽东于死地的执政风格，完全就是一个味道。。。有些事情也许无须解释。也许人民很清楚，毛泽东和党，有时候不是一回事。

　　哈弗大学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 ）说，“邓小平性情急躁，喜欢做得快，这可能是他的一个弱点。。。我认为邓小平有几次可能太着急了，包括他在上世纪80年代实行价格闯关，但这些政策当时出台时间过早了，导致之后全国性的通货膨胀，只得暂时中止，他焦急，那是一个缺点。”。。。正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也许大跃进就是极左空想+急躁而导致的恶性政治事故。。。也许，此时几乎已无能为力的毛泽东五内俱焚。。。毛泽东徒劳的呼唤党内出现新时代的海瑞，来挑战刘皇帝与邓皇帝的权威。。。1959年3月上海会议，毛泽东号召全党“要敢于犯颜直谏，要有像海瑞批评嘉靖皇帝的勇气，不要连封建时代的人都不如”。。1959年4月5日，八届七中全会，毛泽东说，“海瑞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么尖锐，非常不客气。。。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勇敢。我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看了。。。”，“并劝周总理也看一看”。。。毛泽东亟盼彭德怀能够心怀天下，象海瑞那样，为人民拼死一搏，盼着彭德怀能够公开站出来叫板刘邓。当时党内也只有彭德怀有这个实力。。。但是彭德怀不敢。他没有海瑞的胆量。。。即便毛泽东已经做出如此明显的暗示，彭德怀也只敢偷偷摸摸的给毛泽东写信试探，企图首先得到毛泽东对反刘提案的私下的背书。。。这叫什么事？难道毛泽东要与你彭德怀私相授受暗室欺心吗？毛泽东一辈子做过这种事？。。。

　　按照有些人的想法，毛泽东要推翻刘少奇，仿佛就是一句话的事情。这是看戏看多了。事情哪有那么简单。假如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亲自出马，公开叫板刘邓，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刘邓势力在八大的时候也许已经控制了中央委员会，也许也已经几乎控制了全党。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共中央书记处、国务院、中宣部文化部等各部委、各省委，有多少人唯刘邓马首是瞻。。一旦毛泽东公开反刘，共产党政权立刻就会分裂。。。旋踵之间天下大乱。。。所以毛泽东绝无可能亲自出马。毛泽东必须在党内找到反刘邓的代理人，自己则可以处于超然的位置，来居中调停，拉一派打一派。这样，就可以把斗争限制在党内。1959年夏在庐山，如果毛泽东私下与彭德怀达成协议，其效果与毛泽东公开反刘是一样的。所以毛泽东公开了万言书，与彭德怀划清界限。。。可惜彭德怀没顶住，彭大将军趴窝了，他要逃跑。。。

　　七千人大会期间以及以前，毛泽东几次把大跃进的责任揽到自己名下，59年庐山会议，7月23日讲话说，“如果讲到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始作俑者是我，应当绝子绝孙”。。七千人大会时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不然，毛泽东还能怎么说呢？说不是我毛泽东的责任，是少奇小平同志的责任。这么说不就乱了套了吗？少奇小平同志叫起撞天屈，党不就分裂了吗？天下不就大乱了吗？。。。后来，毛泽东的这些话，就成了毛泽东要为大跃进负责的主要证据。

　　。。。。。。

　　大跃进的极左空想实验惨败，社会主义饿死了3000万人。少奇小平同志“碰的头破血流”。整个党也岌岌可危。这时候他们又干了什么呢？1961年3月6日，安徽省决定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田间管理责任制，这就是“包产到户”。提出这一政策的是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这位昔日的极左闯将，大跃进的刽子手之一，此时摇身一变，居然要发展资本主义，要来挖公有制的墙角了，居然要来反马克思了。。这正仿佛当年的王明，从左倾冒险眨眼变为右倾投降。。一直到1962年夏天，“单干风”成为潮流，也成为中共高层共识的时候，就发生了那段著名的游泳池谈话。。。“刘少奇激动地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少奇同志这是在逼迫毛泽东同意“包产到户”。。。。搞大跃进，有马克思撑腰，他们不需要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反对也无效。但是要搞资本主义，反马克思，就凭你刘少奇邓小平，你有这个分量吗？所以他们不得不请毛泽东表态。。。毛泽东不同意。少奇同志就威胁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泽东怎么可能同意呢？1961年7月，毛泽东说，“如果搞包产到户，不用几年就会有人雇工、讨小老婆。。。”1962年8月，北戴河会议，毛泽东对邓子恢说，“你这次搞包产到户，马克思主义飞走了。”。。。后来文革前夕，毛泽东说，“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事情明摆着的。与其革命胜利以后，还包产到户，两极分化，走资本主义道路，供奉钱神，那么当年直接跟蒋介石合伙不就完了么？何必三大战役解放战争，国家打的稀烂，打碎了多少家庭？多少父亲、丈夫、儿子，战死沙场？为什么呀。。。从1840年开始算，中国革命死了几乎1亿人，你让毛泽东百年以后，去下面对这1亿人说，对不起哦抱歉，让你们死得那么惨，让你们家庭破碎，白发父母没了儿子，孩子们没了父亲。真是不好意思，我逗你们玩呢。。。这玩笑开大了吧。。英雄们尸骨未寒，战争的创伤至今没有抚平，你们就要来否定英雄们的牺牲了吗？。。。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1965年，毛泽东对张平化（时任中南局书记）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这段话解释一下，就是说，就算要搞资本主义，那时候的中国也没有条件。如果在1962年就做1978年做的事，“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那么为什么1978年可以“包产到户”呢？因为1978年的时候，中国有了工业基础和产业大军，我们有了两弹一星，有了基本的国防，而中国也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缓和，中国的国际环境也变了。。。1961年-1962年，由于毛泽东坚决反对，中共上下闹的沸沸扬扬的“单干风”，最终不了了之。

　　所以七千人大会，刘邓彭（真）肆无忌惮的栽赃诬陷毛泽东的时候，他们是没有负罪感的。因为毛泽东太讨厌了，讨厌到可恨。左也不对右也不对，无论做什么毛泽东都要反对。。。1961年春，毛泽东与张贵妃的床笫私话泄露，毛泽东这才发现专列上装了窃听器。也许，杨尚昆等早已开始收集毛泽东的黑材料，准备倒毛。1966年上半年，中央办公厅趁毛泽东离京期间，对菊香书屋紫云轩进行维修。毛泽东7月18日回到丰泽园后，“大为不悦”，从此就搬家到游泳池直至逝世。。。用脚后跟想想也知道，修葺后的菊香书屋紫云轩，每一个犄角旮旯都藏着窃听器。。。

　　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毛泽东一天到晚一副老老实实窝窝囊囊的模样，谁都敢欺负他。1962年夏，北戴河会议，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因为主张包产到户，与毛泽东争执，居然“训了毛主席两个小时”。杨尚昆敢在毛泽东的床底下装窃听器，居然也安然无恙。这种事情要是搁斯大林手里，你杨尚昆罗瑞卿还有命吗？。。。毛泽东不能再忍了，再忍下去，毛泽东就是第二个光绪。他们也许或者最终会暗害毛泽东，或者就象他们在大跃进时期做的那样，挟天子以令诸侯。他们或者把国家推向红色恐怖，或者置国家前途于不顾，置千万先烈的牺牲于不顾，去复辟资本主义。。。

　　。。。。。。

　　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江青说，毛泽东“憋了一口气”。这次会后，毛泽东下了决心。刘少奇这个人必须推翻。。。但是，这个仗怎么打呢？从1921年到1962年，40年来，毛泽东还没处理过这种情况。自己一介孤家寡人，却要去对付全党。这也许是毛泽东一辈子遇到的最难打的仗了，几乎毫无办法。。。我有时候想，假如当年吴晗这个倒霉催的，没有写《海瑞罢官》这出戏，毛泽东会怎么办呢？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历史会不会就改写了呢？。。。此时的毛泽东正所谓“拔剑四顾心茫然”。。。也许毛泽东考虑了半年之久，苦无良策。。。至1962年7月，也许是因为江青的提醒，毛泽东豁然开朗。。。有办法了，可以动手了。

　　飓风起于萍末。。。1962年7月6日，江青以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向上级领导陆定一和周扬建议，开展对《海瑞罢官》的批评。江青认为《海瑞罢官》这个戏有“严重政治错误”。但是陆定一和周扬谁也没有把这位共和国的第一夫人当回事。他们认为这不过是个惯于无事生非的女人，吃饱了没事干，提出的一个无聊建议。于是置之不理。。。毛泽东对此不露声色。。。1962年12月，毛泽东在与华东省市委书记们谈话时说，“宣传部门应多读点书，也包括看戏。有害的戏少，好戏也少，两头小中间大。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有点西风压倒东风。。。”。。大战由此拉开了序幕。。。

　　兵法云，以己之长，攻彼之短。。。少奇小平同志搞权谋有一套，有政治手段，拉帮结派玩人事很有一套。但是少奇小平同志，与他们的那些爪牙，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罗瑞卿，还包括周扬这种半瓶子醋，等等，都是些不学无术的人，没文化。他们谈不上什么哲学与文化的素养。比如1975年，毛泽东说，“。。。（邓）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刘邓这些人因为不懂，所以对意识形态、社会人心方面的事情，十分愚钝，很不敏感。而意识形态领域，思想文化领域，恰恰是毛泽东极精通的。

　　从1962年7月始，至1965年11月，三年时间，毛泽东夫妇密切配合，不急不缓，几十次讲话或者批示，批评文艺界，批评学术圈，以及批评中宣部、文化部。批评的问题涵盖哲学、史学、文学、艺术、教育、新闻等等五花八门，批评的语气也越来越严厉，说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说“文艺界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文化圈不怎么参与政治，1967年毛泽东说“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所以不明就里的文化圈此时还以为毛泽东是掌握绝对权力的最高领袖。。。在持续不断的来自最高领袖的日益严厉的批评声中，在毛泽东要求“文化革命”的号召下，文化圈人心惶惶。。。毛泽东要的就是乱。。文化圈这地方正所谓“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这个圈子人不多，水浅，却都是大个王八，个头大，很能影响社会舆论。。。此时，彭真和陆定一还猜不透毛泽东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是已经感觉到人心浮躁，要出事。彭陆二位已经被毛泽东骂的屁股坐不住了。而正是因为这些人不学无术，稀里糊涂，所以才乖乖的被毛泽东牵着鼻子走了，被耍的团团转。。。

　　据薄一波回忆，1964年7月初，“在毛主席那里召开了一次会。。。（毛）提出要彻底整顿文化部，并指定由陆定一、彭真、周扬同志三人组成领导小组，由陆定一同志主持。陆定一同志当场。。。表示不宜由他主持，建议彭真同志挂帅。彭真同志没有表示不同意见，毛主席也表示同意。。。。毛主席接着要康生和吴冷西同志也参加小组工作。”。。。陆定一直觉其中大有玄机，当即推掉了组长职务，这也许就是毛泽东设计好的。。。陆定一回忆说，“。。。我不知道这个文化革命要怎么革法，心里没底，我。。。推荐彭真同志担任组长，我任副组长”。。。这个小组一共五个人，称为“五人小组”。。。 1964年7月7日，彭真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第480次会议，会议决定，按照毛泽东的提名，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五人小组”，彭真为组长。。。 “五人小组”成立了，可这个非正式组织到底要干什么，怎么来整顿文化圈，怎么来搞“文化革命”，谁也不知道。毛泽东也不说。。于是“五人小组”成立一年多，什么也没干。。。而毛泽东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彭陆二位已经上了圈套了。。这个“五人小组”从组织上来看，就是文化圈的非正式最高领导机构，凌驾于中宣部、文化部之上。

　　自成立“五人小组”以来，毛泽东仍继续不断的痛骂文化圈，骂的文化圈人心大乱，也骂的彭真陆定一如坐针毡。“五人小组”是文化圈最高领导机构，毛泽东痛骂文化圈，“五人小组”则首当其冲。原来成立“五人小组”就是树了个靶子，“五人小组”就是用来挨骂的。。。“五人小组”组长彭真虽然被毛泽东骂的狗血淋头，感觉到毛泽东的强烈敌意，可彭真这个文盲搞不清楚毛泽东究竟骂的啥，到底啥意思，所以只能被动招架，没办法反击。。。1965年9月，姚文元文章定稿，只拿给毛泽东一个人看了。毛泽东手握大杀器，就抛出了吴晗的问题。就是说你们不知道文化革命怎么搞，我解释你们也不懂，那么吴晗的问题就在这儿摆着呢。毛泽东在常委会议说，“。。。吴晗写了一出反动的戏。叫《海瑞罢官》。。。对吴晗就不能批判了吗？”。。。毛泽东问彭真：“你说，吴晗可以不可以批判?”。。。1965年9月23日，彭真在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多次指名攻击毛主席”。彭真针对吴晗问题，说“在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的，管你是党中央的主席也好”。两天后，陆定一也在同一会议上讲话，大反“斯大林”。。。这就是说，毛泽东要批吴晗，中央宣传口顶着不干。批吴晗的文章没人写，写了报纸也不登。盖子揭不开，全国人民不知道，你毛泽东说破天也没用。

　　1965年9月23日，饶漱石假释出狱。毛泽东又在这一天搬出彭德怀，来威胁刘邓彭（真），也许意在防范彭真狗急跳墙。。。而此时少奇同志仍然稀里糊涂。少奇同志对两三年来文化圈发生的事情莫名其妙。他可能以为没什么大不了的。文人的事情他不懂，也懒的关心。。。再说彭真自己也说不清楚怎么回事。。与此同时，在政治方面，因为“四清”问题而起的毛刘争执，毛泽东则渐渐处于下风。。。所以9月23日这天，见毛泽东搬出彭德怀这只死老虎，也许少奇同志并没有多少压力，他也许只觉得好笑，以为这是毛泽东实在没有办法了。当着毛泽东的面，少奇同志讥讽的说，“你（彭德怀）好好干，将来还可以当国防部长嘛！”。。。

　　经历了多日的密云不雨，1965年11月10日，平地一声惊雷，上海《文汇报》突然发表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矛头直指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继各地报纸转发，姚文单行本出版，全国开始大辩论。说啥的都有。。。彭真这才明白，毛泽东早已设下死局。。。成立“五人小组”，就是为了把彭真拖下水。以便姚文发表的时候，彭真毫无办法置身事外，必须直面吴晗这个问题。。。1964年7月成立五人小组以前，彭真是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跟文化圈没有直接关系。。。中共的几个政治局常委加起来，相当于皇帝，中央书记处就相当于明朝时期的内阁，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相当于内阁首辅，类似张居正的角色。而彭真则是中央书记处第二号人物。如果彭真不是“五人小组”组长，姚文元文章发表，彭真完全可以一推了之。但是现在推不掉了。。。。至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就给吴晗定性了，一锤定音。。。全国舆论看明白了，吴晗胆敢拿海瑞影射彭德怀，明目张胆的污蔑我党中央是变态装逼的嘉靖，这样一个赤裸裸的反党分子，这么多年高居我党的领导岗位，在我党领导的文化圈里招摇过市，这不是毕福剑吗？

　　这下子彭真知道大事不妙了。。。无论保不保吴晗，这都是个死局。如果保吴晗，就跟现在党内有谁敢公开站出来保毕福剑一样，必死无疑。如果不保吴晗，把吴晗推出去送死，北京市委那群狐朋狗友还有彭真那个当北京市委常委、教育局长的小舅子，会怎么看你呢？和吴晗14年的老交情，你彭真要来落井下石吗？。。。不保吴晗，落井下石，彭真则江湖信誉破产，北京市委这个以私相授受任人唯亲而苟合起来的政治小集团，必然树倒猢狲散。到那时，也许就会有人为了自保，跳出来咬死你彭真。你做的那些蝇营狗苟的事情，你这班兄弟会不知道吗。。。两害相权取其轻。与其得罪自己这班兄弟，不如得罪毛泽东，因为选择前者会死的更难看。。。

　　姚文元文章引发全国大辩论，自然就会分成两派。这段时间彭真急的上蹿下跳，百般狡辩并打压左派，企图灭火保吴。而左派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气焰大涨，最终舆论一边倒了。。1966年2月初，彭真组织写作班子，出台《二月提纲》，意思就是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分开。要保吴晗。其中仍然说，“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2月5日，刘少奇召集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对这一提纲集体讨论予以通过。2月7日电告在武汉的毛泽东。2月8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传说毛泽东与彭陆二位“谈笑风生”，对《二月提纲》不置可否，也没说什么明显反对的话。旋即2月11日，《二月提纲》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全党。直至少奇同志出国之前，丝毫没有彭真将被处理的迹象。。。也许少奇同志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1966年3月26日，国家主席刘少奇携夫人王光美应邀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和缅甸三国。3月28日，毛泽东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毛泽东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彭真同志、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1966年4月9-10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由邓小平主持，批判彭真，解散旧的“五人小组”，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即后来的“中央文革小组”，直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小组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为成员，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后来的《五一六通知》，批判并取代之前经中央批准下发全党的《二月提纲》。。。在刘少奇回国前，《五一六通知》已经定稿。1966年4月16日，少奇同志回国，一下飞机就被拉到杭州开会。。1966年4月16日-24日，由毛泽东主持，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主要议题第一是批判彭真，第二集体讨论撤销《二月提纲》并通过《五一六通知》。。。彭真现在已然是一堆臭狗屎，众人唯恐避之不及，高官们群情激愤，揭发彭真来表明态度。唯少奇同志一言不发。他还能说什么呢对不对。你刘少奇也有今天。。。会议全体通过了《五一六通知》。

　　根据中共规定，在外地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只能拿出草案，最后还需到北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来追认为定案。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追认杭州会议结果。。。风向变了，少奇同志处境微妙，党内不乏见风使舵的投机派。。。大会遂揭发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的问题。。。全程由刘少奇主持会议，“看得出少奇有气，压力很大，表情不自然。”。。。面对全国舆论的巨大压力，刘少奇邓小平的处境还不如彭真。少奇同志只有一个选择，毛泽东早已退居二线，此时也不在北京，那必须由少奇同志，这位党首来主持，亲自批判反党分子的同案犯、几十年来忠诚的马仔彭真。而对几十年的死党如此落井下石，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难免看了寒心，少奇小平同志在他们的团伙内立刻人心尽丧。。。“彭罗陆杨”都是中央书记处书记，这四个人被打倒，意味着效忠于刘邓的内阁倒台。1966年5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正式成立。这就是新内阁，这个新内阁姓毛，妥妥的。

　　1966年5月16日上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通过《五一六通知》并下发全党，其中说，“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及哲学系教师七人，贴出一张署名大字报，痛陈北大领导班子累累恶行，题目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毛泽东说，“聂元梓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的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重大。”。。。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聂元梓大字报。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后附全文。1966年6月3日，新任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宣布组织处理意见，“从现在起，北大党委停止工作，派工作组进驻北大。同时宣布撤销宋硕、陆平、彭佩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

　　一张大字报就打倒了北京大学的党委，一石激起千层浪。北大校园内的大字报立刻铺天盖地，上万封声援聂元梓的信件和电报，从全国各地蜂拥而至，各地报纸也大量刊登声援文章。。。顷刻间全国各地的大专院校，中学，都出现大量攻击现任领导班子的大字报，不少学校领导机构已经瘫痪。还有一些造反派没有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就跑到北京的“中央文革接待站”告状求援。1966年6-7月，全国有70多万人到北大取经。。。在人民中积累了十年的刻骨仇恨被引爆，毛泽东始料未及。他没有想到这十年来共产党搞出的民愤居然这么厉害，这十年你们他妈的都干了什么？毛泽东说，“。。。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

　　。。。。。。

　　1966年6月9日至12日，在杭州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少奇同志说，“要恢复和发挥党支部的领导作用，要。。把。。恢复党支部的领导作用，作为一条任务。不能放弃党的领导，中断党的领导。。。中央应该派出工作组，到那些瘫痪了的机关学校，继续坚持党的领导。”。。。毛泽东则说，“。。。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可怕。”。。。刘少奇问毛泽东，“这场运动的重点是夺权？还是批判学术权威？文革的范围是限定于大中学校？还是工厂和农村都要搞？”毛泽东沉默以对。。。少奇同志提出“请主席回北京主持领导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说，“我暂时还不回去，请少奇同志继续主持北京的中央工作。”

　　少奇同志回到北京，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立即派出工作组。刘少奇说：“原学校领导不起作用了，谁来代替党的领导？工作组就代表党的领导，只有派工作组。哪里出了事，就往哪里派工作组，要像消防队员救火那样快。”。。。旋即北京先后派出工作组近万人，全国各大城市都相继派出了工作组，进驻大中学校。这些工作组代理党委，接管了原党委一切事务。并立即对造反的师生残酷镇压。。。工作组派出后的20多天里，据24所高等院校统计，有10211名学生被打成“右派”，2591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西安交大及北大各有学生跳楼自杀。

　　针对工作组与学生对立的问题，“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反对把学生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建议说，“工作组与群众发生冲突时，应该先撤工作组。让群众自觉地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小平同志批评道，“自己解放自己，不就乱套了吗？这样会形成自流的无政府主义，放弃党的领导。工作组是在党中央领导下，才能保证党中央的方针贯彻。”。。。陈伯达晚年回忆说：“。。。主张撤销工作组，也被算作我的罪过之一。但在那时，如果不撤工作组，事情是否就能好一些呢？恐怕很难说。当时工作组已经把许多学生和教师，定成‘右派、反革命’，不撤工作组，那就是回到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状况，不允许群众批评领导，一批评就说人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给定成‘右派、反革命’。这种状况是不合理的，不改变这种状况，仍然照过去的做法处理群众批评领导问题。终归是行不通的。”

　　1966年7月18日，离开10个月后，毛泽东回到了北京。当天晚上，少奇同志依照以往惯例前来汇报工作，却被卫士挡驾，说主席休息了.。。主席不想见你。7月19日晚，毛泽东在怀仁堂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有的学校给学生戴反革命帽子，这样就把群众放到对立面去了。。。共产党怕学生运动，那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中央应该站在学生运动这边，可是他们却站在镇压学生运动那边。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此时的少奇小平同志已难以一手遮天了，1966年7月22日，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会，陈伯达再次提出要撤工作组，少奇同志大怒说 “。。。我有大批群众来信为证，工作组做了不少工作，否则真的要天下大乱，损失不可估量！”康生也拍桌子说“我们也有材料，工作组就是镇压群众运动”。。。最终陈伯达与康生的提议被否决。。。1966年8月5日，《人民日報》刊发《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署名毛泽东。其中说，“在（自聂元梓大字报发表的）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毛泽东自1962年下半年始，设计“剥笋政策”，从刘邓集团这层铁幕的外围开始，一步步撕开口子，首先搞掉彭真陆定一，夺了宣传口的权，拿到了宣传机器。从此把《人民日报》牢牢抓在手里。。。而宣传机器这个东西则是少奇小平同志一直以为不那么重要的。。。所以彭真陆定一倒台以后，刘邓主动写信给毛泽东，建议陈伯达掌管《人民日报》。你不是要抢文化宣传的权么，给你好了。。。即便经历了文革，小平同志似乎还是没有吸取教训。。没文化总之是要吃亏滴。。。高层几个人那点事情，盖子捂着，才有多少人了解内情？。。。1966年8月5日，现在毛泽东公开发话了，炮打司令部，要打倒刘少奇邓小平，谁还能怎么办呢？《炮打司令部》使中央内部的对立大白于天下，并公然给对刘邓咬牙切齿的学生们撑腰，谁还能怎么办呢？。。。所以少奇小平同志立刻靠边站了。。。1967年1月1日，北京高校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罪行。1967年1月上旬，北京新华书店和运输联合公司联合行动，率先在天安门广场当众焚烧刘少奇邓小平画像，并向全国发出揪斗刘邓的通电。。。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扩大会议，决定将“第一号走资派”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刘少奇从此被严密监禁。1969年11月12日凌晨，刘少奇在开封去世。

　　1966年8月7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炮打司令部》，8月8日，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从此，人民咆哮的怒吼声淹没了中国，也波及了整个世界。。。

　　。。。。。。

　　现在回头看看，事情比较清楚的。也许毛泽东从1962年下半年开始，同时在政治和文化两个方面发动挑战，政治方面是“四清运动”，与刘少奇正面对峙，这也许不过是明修栈道，是战略佯动。而文化方面的挑战才是暗度陈仓，这才是主战场。因为1962年七千人大会，双方结了那么大的仇，毛泽东后来如果没有任何动作的话，会引起少奇同志的警惕的，甚至也许那种恐惧感会迫使少奇同志先发制人，采取极端行动。。。关于“四清运动”中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争执，也很复杂，我也没怎么看，就不写了。反正就是那么回事。

　　这个贴写到现在，文革才终于开始了。正如官方党史的编纂者之一，历史学家金冲及教授所言，“一般人会觉得文革十年不好写，但实际最难写的是那之前的十年。。。从1956年到1966年，八大、大跃进、与苏联破裂、‘自然灾害’、毛主席和刘少奇的工作分歧，好多事。。。很多矛盾冲突纠结在一起，谁对谁错不容易判断。”。。。这是当然了。颠倒黑白，指鹿为马，这种事情做起来是容易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