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闲聊几句张春桥 -- 任爱杰
家园 【文摘】小岗村观感 小岗村隶属安徽省凤阳县小溪河镇，是淮河岸边的一个普通小村庄。1978年以前的小岗村，只有20户人家100多人，是远近闻名的“三靠村”――“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每年秋后，家家户户都要背起花鼓去讨饭。1978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小岗村农民们作出了一个大胆决定：包产到户！小岗村实行“大包干”一年就大变样，不仅结束了20多年吃“救济粮”的历史，而且上缴国家粮食3200多公斤。小岗村的成功使周边群众纷纷仿效，“大包干”如星星之火，迅速燃遍了中国农村大地。小岗村也因此而名闻遐迩。如今的小岗村有106户人家，400多人，耕地面积1600亩，其中承包地1070亩。官方消息说，“大包干”后，小岗村人均收入连年增长，迄今已经超过2000元，最高的年份达到2500元。
说来惭愧，虽说号称研究“三农”，我此前并未去过这个农民“二次革命”的圣地――小岗。2004年4月，受《三农中国》杂志之托，我终于踏上了前往凤阳的“朝圣”之路。
从“闻名村”到“文明村”
踏上小岗村的土地，一眼望去，确实能给人以“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感觉，如果单从外观上看，与其周围的村庄相比，它明显地鹤立鸡群。从小溪河镇出发，有一条由政府出资修建的、到小岗村头就“嘎然而止”的柏油马路，而小岗前方的石马村村民们因在1978年的那场“大革命”中稍微落后了一步，就只能享受坎坷不平的砂石路待遇了，站在“两种道路”的分界线上很容易使人联想起文化大革命中的大寨来。村头高大的牌楼上，费孝通先生遒劲地挥出“凤阳县小岗村”几个大字，它明明白白地向世人昭示小岗的与众不同和非同凡响。牌楼后面是一条被称为“友谊大道”的笔直水泥路，路两侧的绿化带郁郁葱葱，不比城里的街道逊色。村民的住宅就在友谊大道两侧南北对峙，统一修建的院墙、门楼整齐划一，将真正的民居大半遮掩。走进农户院落，您不仅能发现贫富差距，您还能感觉到小岗民居与他处农村民居相比明显寒酸，此处多是平房，很难见二层小楼（这在安徽其他农村地区比较普遍），当然，您也会更佩服村庄规划设计者独具匠心的智慧和良苦用心。路旁一所漂亮的小学校里书声朗朗，小岗的孩子们正“幸福”着城里同龄人的“幸福”。自来水塔巍然耸立，接收卫星电视的“大锅”正昂起骄傲的头，电话和有线电视光缆绕村而过。如果不深究，您一定会对小岗村的建设成就感到满意的。但是，只要稍做了解，朴素的村民们就会告诉您，所有这一切皖北农村罕见的“门面工程”都是1998年――大包干二十周年时，为迎接江总书记的到来而由政府出资建成的。因此小岗村才由“闻名村”变成了“文明村”。
一步跨越温饱线 ?`年未进富裕门
在“友谊大道”上，我巧遇正在清扫路面的严俊昌老人――当年大包干的带头人，据了解，这种清扫路面的活是严老每天必做的，原因是村委会无钱支付清洁工人的工资，而严老又不忍心“脏乱差”在这辉煌的社会主义大道上出现，于是就和其他几个老人充当起义务工来。严老很热情地邀请我到他家坐一坐。走进严老家门，我发现，这位“先天下之忧而忧”者名副其实地“后天下之乐而乐”了，虽然严老家人口多、土地不少，也多少享受些“名人效应”，但他的家从建筑到摆设都很平常，丝毫也看不出富裕的“痕迹”，更难说小康了。严老看出了我的惊讶，就直截了当地对我说，说假话不是我严俊昌的习惯，老实告诉您吧，我们是“一步跨越温饱线 ?`年未进富裕门”，自从大包干后，绝大多数村民的温饱都解决了，但20多年停步不前，村里上报的人均年收入是2000多元，实际上只有1000多元。严老反复地向我说，小岗发展不上去，他有责任，也很着急。我从这位善良老人沧桑的脸上看到的是满脸的痛心和无奈，心中不禁涌出无限的酸楚，他此后说的话，我几乎没有听进去。辞别严老，我开始了在小岗村的“参观访问”，得到的信息是，自来水已经不“自来”了，提供自来水的机器坏了，村里无钱修，即使修好了也无钱维持；有线电视也遭遇自来水同样的命运，被无线电视取代了；在当年总书记到来之前，作为奖励，政府免费为18位在“生死状”上签字的大包干发起者安装了电话，但现在这其中的有些人已经放弃了对这种“奢侈品”的使用了，原因是“电话费太贵了”。村小学的旁边，是1998年政府出资修建的一栋公共设施，“大包干20周年展览室”、图书室、农民夜校等应有尽有，但都是大门紧闭，许多金色招牌在门头上一字排开，因为招牌太多，有些招牌只能在窗户上屈就；透过窗户向里望去，展览室里江总书记在巨幅照片上满怀信心地向我微笑，图书室里未见书的踪影，而农民夜校却成了手扶拖拉机的“家园”。据村干部讲，对这些“公共产品”，村民们目前还没有消费欲望，而且村里也无钱维持，所以就只能“资源浪费”了。如果说这种面子上的“公共产品”浪费在我意料之中的话，那么，我听到的一个关于“私人产品”的消息就不能不使我震惊了，我在村民那里得到的信息是，小岗村的个别村民因为“私人产品”不足，又背起花鼓出门要饭了！
发展是硬道理
小岗村今天的不尽人意，原因是多方面的，直接原因之一是受自然条件制约，靠山无山，靠水无水，除了一片黄土，别无长物，而且农业用水也比较困难。但尽管如此，小岗村也不是毫无进取的，村干部们也为小岗发展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几年前，江苏张家港长江村与小岗村结为友好村，长江村不仅为小岗村修起“友谊大道”，而且还帮助小岗村搞产业结构调整，在小岗建起80亩葡萄示范园，迄今小岗农户们已经将葡萄种植面积发展到300多亩，虽然目前还未见成效，但据说前景不错。新一届村委会也正在为谋求小岗发展积极努力。小岗现任村委会主任是严德友――严俊昌之子，他是一位有头脑、有思想、很干练的年轻人，严德友原本是镇上的党委副书记，在此前的村委会选举中，村民们强烈要求严德友从镇党委副书记的位子上“下台”，回村当主任，出于第二代“大包干人”的责任感，严德友欣然完成了由“乡官”到“村官”的转变。严德友上任时，村委会的帐户上只有1000多元钱，严德友对村干部们说，这钱不能动，就用它来维持“友谊大道”的卫生吧，我们一切从零开始。于是，他们主动走出去，南下北上寻找合作项目，通过努力确实找到了几个项目，但多因为缺乏资金而搁浅，严德友说，缺乏发展资金是他们目前的最大困难，因为合作伙伴们总是要求他们拿出“少量”配套资金，而就是这“少量”小岗也拿不出来。不管怎么说，他们的努力还是有所收获的，今年，他们从上海某大学教授那里搞到了一种新型良种猪的养殖技术，已经引进母猪100头，建起了养猪场，严德友希望这能成为他计划中的多种养殖的开始。他们正在寻找资金，以期扩大养殖规模。严德友对我说，要想小岗这面旗帜不倒，最重要的就是，要懂得“发展才是硬道理”！
对大包干缘起的另类说法
为了进行“比较研究”，我又跑了和小岗比邻的3个村，附近的村民们似乎对小岗没有好感。听到最多的说法是，小岗之所以发展不上去，是因为小岗人不团结，缺乏凝聚力。他们说，小岗是由姓严的一个家族构成，“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几年，政府对小岗的支持不可谓不多，但无论多么好的事情，到了小岗人那里，事情都变得复杂了，最后好事情也办不成或办不好。邻村的一位支部书记就直言不讳地说，小岗受到国家那么多支持，村民生活水平也不比我这个村好，我们村未要国家一分钱建起的小学也不比小岗村政府出资修建的小学差――我到他说的小学看了，事实也确实如此。这位书记还向我说起了他对小岗大包干的看法――一种大包干缘起的另类说法。他说，1978年，最初各个生产队都是在搞“包产到组”，即把生产队划分为几个组，虽然生产单位缩小了，但“组”仍然是集体，没有违背社会主义公有制原则，容易得到政府的认可。小岗生产队（当时小岗是个生产队，后来为了弘扬小岗精神，政府把小岗扩编为村）因为家族因素作怪，内部不团结，分了几次组也未分出个结果来，亲兄弟都拢不一起，最后严俊昌出于无奈，就对大家说，既然你们谁和谁都干不到一起，那就分到户吧。就这样，小岗的“包产到户”比其他村的“包产到组”先走了一步，最后中央肯定了“包产到户”，其他村也就随之由“包产到组”改为“包产到户”，而小岗人在这次农村变革中，却因为“内讧”成了英雄。我想，这种看法或许对社会学家们有参考价值，故聊记于此。
退耕还林与退林还耕
进入凤阳县境，就见到成片成片的杨树林连绵不断，很多杨树就栽在良田里，有些地方还能见到“树麦间作”的奇异景观，小岗村及其周围也是如此。我对此很是不解。通过走访，终于搞清真相。原来，前几年粮食价格低，农民种田无利可图，甚至亏本，但政府又不允许抛荒。后来，农民们听说有退耕还林政策，于是纷纷申请退耕还林指标，申请到退耕还林指标后，就在良田里栽树，政府每亩补贴原粮300斤，还有少量现金补贴，这比他们自己种粮划得来。结果中央“再造西北秀美山川”的愿望就在华东实现了。今年，粮食开始涨价，国家又给农户直接补贴，农民们觉得还是种粮好，于是就又开始“退林还耕”了，“退林还耕”不及者就搞起“树麦间作”来。搞清原因后，我且忧且喜。忧的是，平均主义行政指标分配手段的副作用在退耕还林政策中又一次暴露出来了，喜的是，市场机制的作用和中央“发展粮食生产”的政策效果也开始在农村基层显现了！
附通讯方式和作者简介：
【通讯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安徽大学经济学院 【邮政编码】230039
【电话号码】:0551―5138236（h） 13965130478(m) 【e-mail】:[email protected]
【作者简介】：张德元（1963――），男，汉族，安徽舒城人，大学本科学历，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副教授，主要从事农村经济研究。
http://www.xslx.com/htm/szrp/shts/2004-06-22-17041.htm
家园 工业化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主要原因就是所谓的恩格尔定律。随着收入的增加，食品在消费中的比例占的越来越小。因此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绝大多数的农村劳动力必然最终流入城市。当然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应该逐渐废除，政府应该竭力提高农村基础教育的质量。对城市的下岗工人，政府应该建立社会保障机制，尽管对一个穷国来说有一定的困难。
家园 “实用主义者”其实是没有主义的 一言以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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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 张春桥 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
张春桥
凡是略为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内部，从工农红军到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从井冈山根据地到后来广大的解放区，在那里，从来就是以军民平等、官兵平等、上下平等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根本原则的。这个原则，是在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创立起来的。在“井冈山的斗争”这篇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毛泽东同志写道：
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
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遍工农的生活好些。现在则相反，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
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象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
正象大家所知道的，人民军队内部的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相互关系，成了革命根据地内部相互关系的模范。在军民关系上、在政民关系上、在军政关系上、根不相互关系上、上下左右的相互关系上，也同样遵守这种同志式的平等关系。人们不是靠手里有权、有枪，不是靠官架子，不是靠威风，而是靠为人民服务，靠说服，靠真理，处理相互关系。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也学著人民解放军的样子，处理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外来的人，一踏上这些解放了的土地，就立刻会发现：在整个革命根据地内部，由于正确地处理了内部关系，大家的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是，“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一样苦”，大家过著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生活，虽然因为工作的需要，生活水平略有差别，但相差不多。同时到处讲政治、讲群众路线，因此，工农兵学商，团结一致，亲如家人，艰苦奋斗，英勇杀敌。大家还记得解放战争时期大兵团作战的情景吗？为了支援人民解放军，成千、成万的民兵跟随大军南下，他们同军队一样地过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一不为升官，二不为发财，甚至也没有想到要发工资，更没有想到要实行什么“计件工资制”，他们是自己背著自己的粮食来干革命的，他们一心一意，只为打倒三大敌人，解放全中国。整个革命根据地，男女老幼，前方后方，心连著心，结成了战斗的集体。正是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标志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作风，毛泽东的思想作风，在亿万人民中已经扎了根，开了花，结了果。而这种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战斗锻炼的军队和人民，是无敌于天下的！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不是早已作了证明吗？
在全国解放以后，这种以“供给制”为特点的一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还是很吃香的。提到“供给制”，如同说到老革命、说到艰苦奋斗等等一样，人们认为是光荣的。一些革命青年刚刚参加工作，也希望是“供给制”，表示自己象老同志一样，是真心实意地来革命的。原来过惯了供给制生活的同志，也并不羡慕什么薪金制，人们喜爱这种表现一种平等的相互关系的生活制度。但是，没有多久，这种生活制度受到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攻击。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在坚持这种思想的人们看来，供给制的一套，实在毫无可取。他们轻蔑地说它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种议论来自资产阶级，本不足怪。可是，不久，在我们党的干部中，有不少人接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在他们中间，谈论供给制的缺点的议论渐渐多起来了，谈论薪金制的优点的议论逐渐占上风了。到后来，供给制几乎成了一个坏名称。有人工作不积极，“干不干，二斤半，”这要记在供给制的账上。有人用了公家一个信封，“公私不分，供给制作风！”又记在供给制的账上。工厂、商店没有经营好，赔了钱，“供给制思想！”又是记在供给制的账上。总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保证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供给制，被某些人攻击得好象犯了大罪，非判处死刑不可。
人们攻击供给制的最根本理由，就是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他们的理论根据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物质利益的原则”。据说，由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保留著不少旧的分工的残余，即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工人劳动同农民劳动之间、熟练劳动同简单劳动之间的差别，因此，“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结果和生产发展的原则”就被说得神乎其神。什么“等级工资制”、“计件工资制”可以刺激工人“对自己的劳动成果表现最大的关心”呀，可以刺激“社会主义竞赛的发展，因为劳动生产率高，工资也高”呀，这种制度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杠杆”呀，道理多极了。不过，说穿了，说得通俗一些，还是那句老话：“钱能通神”。只要用高工资“刺激”，就象花钱买糖果一样，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能够立刻买到手的。
对于这样的理论，我们能够说些什么呢？
在“供给制”的情况下，千千万万的人进行了几十年的武装斗争，爬雪山，过草地，两万五千里长征，有谁发过工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难道也是靠工资刺激出来的吗？听到这种议论，每一个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人除了感到是一种侮辱，还能说什么呢？就说在建设事业上吧，不是别人，正是那些被经济学家认为最关心自己工资高低的工人们，说出了同经济学家根本相反的意见。上海的工人们，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尖锐地指出了这种理论和办法是“钞票挂帅”，而不是政治挂帅。真是一语破的，还有比这说得更清楚的吗？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如同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正确指出的，“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思想方面，都还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资产阶级的法权”的不平等，还不能立即取消。只能“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还不能“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但是，马克思的这段话，有没有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的法权，资产阶级的不平等的等级制度，根本不能破坏，反而应当把它制度化、系统化、更加向前发展呢？是不是只应当片面地强调“物质利益”原则，而不应当从政治上、思想上、道德上加强共产主义的教育，为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进行斗争呢？不是别人，而是马克思本人，答复了这种问题。他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他特别著重地赞扬了巴黎公社的英雄们采取的这种措施：“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而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及支付他们的办公费，都随著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请看，巴黎公社－－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公社所采取的革命措施，难道不恰恰是彻底破坏资产阶级的等级制度，并不讲究什么物质利益原则吗？难道马克思以及后来的恩格斯列宁都再三强调这条经验的时候，他们不记得还后资产阶级的法权等等吗？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没有给这些“见物不见人”、“见钱不见人”、“钱能通神”的经济学家帮忙。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倒是愤慨的指责：“正是在这特别明显的一点上，也许是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点上，人们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乾乾净净。”而许多人在提到这条经验的时候，总把它看作是“已经过时的‘幼稚行为’”。那些攻击供给制、主张钞票挂帅的人们，不是也说什么供给制是“游击作风”、“农村习气”、是“已经过时”的东西了吗？他们不是也“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乾乾净净”了吗？
经过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了对“供给制”、对“农村作风”、“游击习气”的攻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为了保护不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法权，为了打击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而对正确处理劳动人们内部相互关系的共产主义原则的攻击。一切剥削阶级、压迫阶级都是保护严格的等级制度的。他们不惜捏造各种神话，说自己是“天子”，是天生的人间的主人。蒋介石这种人间的丑类，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就不知羞耻地自称他的血统是文王的子孙，他的一本传记更具体地说他是文王的儿子－－周公的子孙。这种神话虽然只应编入“笑林广记”，却可以看出：他们是多么急于把自己化装成一个天生的中国“最高”。上海的买办们，也是以“高等华人”为荣的。阿Ｑ只因为说了一句他“和赵太爷是本家”，挨了赵太爷狠狠地一个嘴巴：“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在旧时代，整个社会上，从配不配姓赵，到穿衣、吃饭、住房子、走路、走路的快慢、抽烟的姿势，哪一条不要讲究身份、等级？哪一项没有“礼”？合乎礼、不合乎礼，也就是合法、不合法，处处都有资产阶级的法权。攻击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的人们，实际上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等级制度的礼、法来代替无产阶级的平等关系。他们说这样可以刺激生产积极性。是不是真是这样呢？推行他们这一套的结果，我们党的干部中，原来生活水平相差不多的状况改变了，有些早已对艰苦朴素的生活忍耐不住的人，迅速地学会了绅士派头、高等华人派头、赵太爷派头来了。有些干部见面不称什么什么“长”，就不舒服起来了。这确实起了刺激作用。但是，并不是刺激起了生产的积极性，而是刺激起了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积极性，刺激起了铺张浪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刺激起了脱离群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有些最不坚定的分子就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贪污腐化分子。原来有人说供给制度会使人们懒惰起来。现在证明，恰恰相反，倒是等级制度把人弄懒惰起来了。有的干部多作一个小时的工作，也要计算加班费了。而在供给制的条件下，在革命战争中把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都贡献出来的人们，他们计算过什么什么费吗？更为严重的是，这种风气发展起来，干部同劳动人民的相互关系变化了，领导干部的“三风”、“五气”有了发展。政治挂帅，平等待人，对待群众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同群众打成一片，所有这些，在有些人，已经完全忘记了，甚至当党中央发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以后，还遇到他们的节节抵抗。这难道不是我们所亲身经历的事实吗？
回想一下这一段，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每个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的情况虽然不同，受到的影响深浅也不同，但是，都可以从这中间找到必要的教训。
因为党的传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在我们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中扎下根的，它虽然遭受到某种破坏，恢复起来并不困难。现在，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经过伟大的整风运动，又把它恢复过来了。但是，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做得很彻底。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国民党的官气，还影响著我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还受到某些人的抵抗。我们的前面还有一个长期的反复的斗争过程。但是，既然大跃进的形势迫切地要求我们在调整相互关系方面跃进、再跃进，一切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同志们，一定能够站在运动的前头，把我们党的这种光荣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彻底恢复和发扬起来，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同群众建立起平等的相互关系，上下左右完全打成一片，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工作，一致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这难道能有什么怀疑吗？
?《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
（《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
家园 任老师好/王张江姚的排序是按照当时的任职 当然如果日后是按照他们的想法排序，顺序可能就是江张王姚了。
家园 好久没见，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