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孤独的圣徒——大明宰相孙承宗（上） -- 京华烟云AMIP

做为少有的明清双方都交口称赞的人物，明末辽东战场几乎所有重要名臣将领，如袁崇焕、毛文龙、孙元化、满桂、祖大寿等等，差不多都曾是孙承宗的学生或部下，并深受其影响，故而明人赞曰：“二十年名将，咸出高阳之门！”按，孙承宗是河北高阳人。

清人编撰的《明史》甚至认为，大清取得天下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因为运气好，如果不是老天保佑，纷乱的党争导致孙承宗莫名其妙地离职，否则结果还真的很难说呢：“廷论纷呶，亟行翦除，盖天眷有德，气运将更，有莫之为而为者夫”。在为孙承宗单独列传的同时（包括袁崇焕在内，绝大多数明朝大臣都是与别人合传），《明史》作者还趁机借题发挥，认为自毁长城的大明朝已经烂到了根，要不灭亡那才真是奇迹：“国是如此，求无危，安可得也！”

与大多数少年得志的官员不同，孙承宗直到四十二岁还在参加科举。为了糊口，他不得不以教书为生，由此练就了一副好嗓门，“与人言，声殷墙壁”。也许是心有所属的缘故，孙老师特意挑那些与蒙古接壤的北方地区“授经边郡”，他的业余时间经常花在和军人们聊天上，史载“喜从材官老兵究问险要厄塞，用是晓畅边事”。

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家庭教师孙承宗终于考中进士，竟然获得了榜眼的好成绩，一起被录取的有同样大器晚成、比他还长一岁的徐光启。年已不惑的孙承宗饱经社会磨练，为人处事十分成熟，加之此人相貌威严，“貌奇伟，须髯戟张”，无论外表还是内涵，都在他所供事的翰林院里鹤立鸡群，因而很快引起各方关注，后来甚至宰相遇到疑难问题也找他来咨询，还曾做过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的会试考官。不幸的是枪打出头鸟，风头太劲的他卷入了一场莫名其妙的党争，只是因为几位官员力保才没被贬出朝，但不得不离开翰林院，改任太子职官系统的闲职。

天启即位后，郁郁不得志的孙承宗终于迎来转机，以左庶子（詹事府左春坊的长官，正五品。詹事府是明朝太子的教育辅导机构，左春坊则负责给太子讲解文章）的特殊身份，成为小皇帝的家庭教师。也许是早年对此职业驾轻就熟的缘故，经验丰富的孙承宗深得有教无类的真谛，几乎文盲的天启一听他讲课便心花怒放，经常不顾规矩执意要孙老师频繁出勤——“帝每听承宗讲，辄曰‘心开’，故眷注特殷”。

史载小皇帝有许多位老师，这些人成分复杂，既有与东林党关系密切的袁可立（他是党首高攀龙的挚友），也有阉党中坚冯铨（他直接导致了熊廷弼的死亡）。而这些人中，与天启感情最好的无疑是孙承宗，史载前者甚至不直呼后者的名字，而代之以颇为尊敬的“吾师”。

除皇帝外，做过会试考官的孙承宗还有许多真正的门生，比如明末清初著名文人、因与如夫人柳如是的风流韵事而大名鼎鼎的钱谦益，以及曾任兵部尚书、三边总督、最后讨伐农民军战死的傅宗龙等。文坛领袖钱谦益终生对自己这位老师充满了感激和崇拜，在先生死后，他曾专门写了一篇洋洋洒洒尽五万字的纪念文章，遂成研究那段历史的重要资料。

阉党搞的《东林点将录》中，孙承宗被编为“地短星出林龙邹渊”，显然被视为东林党人，不过他的排名并不靠前。从史书来看，孙承宗的政治倾向其实很不清晰，只能算东林外围人物，但一般认为，他即使不是真正的东林党，起码也是东林党的支持者，尤其是与其关系密切的同僚、朋友基本都在该党，弟子钱谦益后来还成了晚明东林党的最高首脑。

与自己的同年兼朋友徐光启类似，孙承宗对在华的欧洲传教士颇有好感。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早期基督教徒、后被誉为“圣教三柱石”之一的光禄寺少卿（相当于皇室食品管理局的副局长）李之藻，向皇帝提议引进欧洲新式火炮以对抗后金，并得到急需新式武器的兵部的赞同。

于是在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运作下，明廷终于组成一个官方代表团（一说此行原本是私自安排，只是后来徐光启等人搞到了皇帝的许可，才算转为正式），前往澳门进行考察，其中包括两位已皈依基督教的明朝官员，他俩都是李之藻的学生。

考察团在澳门受到了隆重的欢迎，因为葡萄牙人注意到，他们的使命第一次得到北京朝廷的认可。在澳门停留期间，那二位基督徒官员在一次庄严的主教弥撤中表现得非常崇敬、虔诚和投入，这也使他们的这一次出使显得更受瞩目。

经过实地考察，明朝官员们对欧式大炮印象深刻，最后决定引进一批火炮，以及指导操作这些火炮的一组葡萄牙熟练炮手。出于和主人搞好关系的目的，澳门当局极想满足明廷的要求，于是很爽快地一次性卖给中国三十门大炮（一说二十门），并答应派专业炮手去指导操作，不仅如此，他们还组建了一支包括上百名滑膛火枪手的队伍，去支援和训练明军。

不过，该计划遭到了朝廷中沈漼（时为内阁大学士）等反对基督教的高级官员之阻挠，葡萄牙炮队及火枪手被迫滞留澳门无法成行，直到不久后孙承宗接管兵部，这一计划才重新启动。在耶稣会传教士的组织下，这些枪炮及人员分两批进入中国内地，据考证最后有十门大炮抵达了辽东前线。

但其实，这些大炮并非葡人制造，而是来自一艘英国军舰，它在澳门海岸失事，船上的大炮被打捞上来，现在葡萄牙人把它们转手卖给明朝，中间大大赚了一笔（另一说，这些炮是从被澳门当局击沉的英荷舰船中缴获的）。后人研究认为，几年后宁远城头造成努尔哈赤受伤甚至死亡的那门大炮，应该就是它们之一，即，明人在葡萄牙人的训练下，用英国造大炮重创了女真人。

据说，神父们开始时对自己的新身份颇为不满，辩称他们只是意在传教的上帝仆人，并非什么军事专家，而深谙中华和稀泥传统的李之藻等人则劝道，不要把这个身份看得太重，它仅仅是个称呼而已，就像裁缝的缝衣针，只有缝衣时才有用，一旦缝好便不必在乎了。就这样，汤若望等人于公元1623年来到北京，开始指导明朝工匠铸造和使用西洋大炮，正是这些大炮（其中包括部分购自澳门的英式火炮）后来与孙承宗一起来到辽东战场，重创了后金军。

其实孙承宗早就有机会主政辽东。当年辽沈失守、袁应泰自杀后，朝野舆论一片哗然，正担任少詹事（詹事府的副长官，正四品）的孙承宗早年生活在边疆，素以“知兵”著称。于是有人提出应罢免当时的兵部尚书代之以皇帝十分信任的孙先生，这个建议得到了内阁赞成。

大臣们遂提议为孙承宗专门在兵部设一个侍郎职位，主抓东北战争。但是，正因为过于依赖这位老师了，天启竟然不同意他离开，内阁几次请求都被驳回，最后只能将孙承宗升为礼部右侍郎（教育－外交－祭祀－典礼部的第二副部长，正三品）并“协理詹事府”，专抓皇室教育。

直到公元1622年广宁失守，熊廷弼和王化贞被迫撤回关内，兵部尚书张鹤鸣怕得要死，于是以视察边防的名义躲了出去。眼见东北战局糜烂不堪，小皇帝实在没有办法，终于答应让自己的孙先生入阁，但头衔不再是侍郎，而是地位更高的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几天后又让他“以阁臣掌部务”，即国家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成为明朝国防系统真正的一把手。

新任国防部长的第一份奏章，颇为出人意料，因为其内容并非如何恢复失地，而是针对帝国政界一项延续了上百年的传统——以文制武。他指出，现在帝国的兵力和粮饷都是一本糊涂账，朝廷用武将统兵，却用文官练兵；武将在前线冲杀，却要受文官的指挥；边防要靠武将，文官却在后面指手划脚：派经略、巡抚执掌边疆，但他们却没决策权，只能每天问朝廷是战是和，带来的问题极其严重，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迩年兵多不练，饷多不核。以将用兵，而以文官招练；以将临阵，而以文官指发；以武略备边，而日增置文官于幕；以边任经、抚，而日问战守于朝；此极弊也。”

很显然，年近花甲的孙承宗对帝国军界理解颇深，他一针见血地提出，在此非常时期，必须选出一位有胆有识的最高将领执掌统帅权，他可以自行处置中下级官员。同时，请朝廷一定要信任此人，不要理睬文官叽叽喳喳的浅薄见识。再有，小胜小败都是兵家常事，千万别放在心上。关于具体的辽东战略，他写道，为今之计，只能先立足于防守，让敌人无隙可乘，然后再想办法恢复失地：

“今天下当重将权，择一沉雄有气略者，授之节钺，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见沾沾陵其上。边疆小胜小败，皆不足问，要使守关无阑入，而徐为恢复计。”

随后，孙承宗又列出了一些具体措施，包括招安蒙古各部共同抗金，抚恤辽东流离失所的难民，精简驻京部队，于永平（今河北秦皇岛市卢龙县）增设总兵，修缮蓟镇（山海关到居庸关之间的明军防区，包括今京津冀等多地，原本针对北方的蒙古人）长城防线，在北京东部地区开荒屯田等等，他的皇帝学生对此统统采纳。

提出这些建议时，正准备在中央大展拳脚的孙承宗肯定想不到，后来到边疆执掌统帅权的那位最高将领，竟然就是他本人。

说明：本文节选自笔者正写的一部书《鞑靼战纪——明亡清兴的第三方视角》，请勿转载，以免将来有机会出版时发生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