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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阿列克茜叶维契

战争中没有女性》

――白俄罗斯著名女作家斯•阿列克西耶维奇访谈录

斯•阿列克西耶维奇，白俄罗斯著名女作家。其代表作品《战争中没有女性》、《切尔诺贝利的祈祷》已在中国出版。不久前她接受了俄罗斯《论据与事实》周报记者的专访。

第十章

“关于一丁点儿大的小土豆……”

希特勒步拿破仑的后尘，向他手下的将领抱怨说：“俄国人打仗不讲章法。”所谓“不讲章法”，指的是被劫往德国而中途遭焚的小麦，指的是沦陷的市中心满天飞舞的苏联情报局战况通报，指的是游击队对戒备森严的德军司令部的勇猛袭击，指的是驶往前线的德军军列在深夜遭到爆炸……这一切，无疑囊括了游击战和地下斗争中的英雄与无名英雄们的大大小小的功勋，也就是列夫•托尔斯泰所说的“人民战争的大棒”。还是让我们来想象一下这种斗争的具体情况吧。譬如，地下活动是怎么回事?它并不是接连不断的出击，而是每时每刻的精神负担，是在漫长岁月里缺乏个人安全的感觉。

“解放初期，我每次上街总是习惯地环顾四周，仍然情不自禁地担心……我不能在街上平平静静地走路，老是边走边数汽车……在火车站就数火车……”――当年的女地下工作者谢多娃对我说。告别熟悉的乡邻、年迈的双亲和年幼的弟妹，离开生你养你的故乡，去参加游击队，这是怎样一种情形?让我们来假设有这样一个士兵，他在前线打仗时并不是无牵无挂单身一人。而是被自己的家人包围：妻子、儿女、老母――那他会怎样?法西斯坦克每时每刻都可能开过来，德国冲锋枪手随时都会从岗峦后面钻出来……在前线，每个人都在拿自己的生命冒险。而在这里呢?同样也在拿生命冒险―一尽管不是最可怕的冒险，也不是直接的严酷考验，但，这就是每天每日的英勇行为……

女人们记着这一切。

我同安东尼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康德拉绍娃的会见是在她办公室里进行的。她现任勃良斯克州加吉柯夫地区人民监察委员会主席。我们的会见安排在晚上，大楼里的喧闹声、急匆匆的脚步声都消失了，只有清洁女工的水桶不时地在走廊里碰出声响，还有放在保险柜(这是政府机关办公室里必不可少的用具)上的一台收音机里传出的男播音员的声音使我们在下班后的寂静中还同外部世界保持着联系。

我立刻发现，安东尼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属于那种温柔善良的女人，从不会摆官架子，也从不做发号施令，盛气凌人的手势。与其说她是一位有三十年党龄的党务工作者。不如说她是一个受到学生爱戴的乡村女教师。

“总算安静下来了。”安东尼娜•阿列克谢耶夫娜看了看那三部不同颜色的电话机：白的、黄的、红的。、可是这时白电话机突然又响起铃来。

“是我小女儿打来的……她在等我回去吃晚饭。可我们的谈话大概不会很快。我这儿不常有白俄罗斯客人光临。……要来的都是稀客，当年我就在那儿，在你们白俄罗斯的密林中，打过游击……”

安东尼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康德拉绍娃(贝托施地区游击旅女侦察员)说：“那次，我完成了一件任务，再不能继续留在村里了，于是便到游击队去了。敌人把我母亲抓进盖世太保机关，弟弟侥幸逃脱了。敌人残酷折磨母亲，拷问她女儿在哪里。母亲被关押了两年。在这两年中，每次打仗，法西斯就把她和本村的其他妇女一起押在前面走。他们害怕踩到游击队的地雷，如果遇上地雷，群众就会炸死，德国兵们就得以保住狗命。两年当中，他们就这样押着我母亲……

“不止一次，我们正要打伏击，突然发现妇女们走在前面，法西斯走在后面。等她们走近了，才突然看见自己的亲人在里头。这时大家最紧张的是等待指挥员发布射击命令，大家在痛苦中煎熬着。一个人小声嘟哝：‘那是我妈。另一个人也说：‘那是我小妹。’还有人发现了自己的孩子……我母亲总是围着一条白头巾。她个子挺高，所以大家常常最先认出她。往往我自己还没有看见她，别人就告诉我：‘你妈妈在那儿……’

“一旦下达射击命令，你就得开枪。我自己也不知道朝哪儿开枪，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紧紧盯住那块白头巾――妈妈活着，还是倒下了?乡亲们和敌人都向四处跑开，有的人倒下了。我搞不清妈妈是否还活着，一连两天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直到联络员从村里回来，告诉我妈妈还活着，我这才又恢复正常。就这样，直到下一次伏击又经历这么一回。我发现，要是搁在今天，我怎么也受不了这种刺激，可当时，也许是因为我还年轻，也许因为情势逼得我必须忍耐。我现在还常常想，那真是情势逼人呀……

“直到现在，我耳畔还时常出现一个小孩子的惨叫声，一个被扔到井里的孩子的叫声；您可曾听到过这种声音?您是不可能听到的，听到也一定受不了。那孩子被扔进井里时，尖声凄厉，简直象是从地底下，从阴曹地府传来的声音。这已不是孩子的喊叫声，不是人的声音，而象是坟墓里的绝叫。从此以后，我每次执行任务，内心里只有一个要求：快快杀敌，尽可能地多杀敌人，用最厉害的方式消灭他们。我一看到法西斯俘虏，就想随手掐死他几个。我不想开枪击毙他们，这种死法对他们太便宜了。我不想用武器，不想用枪去杀死他们……

“他们对待我们的人太残酷、太疯狂了。你们今天可能不会相信这些。可是如果你们亲眼看到，在村子中央燃起一大堆火，把曾经教过你的老年女教师活活扔进火里，你们就会跟我有共同的感受了。敌人还把―个年轻小伙子剁成几段。他们还用锯于把人活活锯死……这些受害者全都是我们的亲朋好友。其中有你女友的父亲，有你中学的同学……投奔游击队的人，最不忍说的话就是：萨沙。或者玛沙，你母亲，或你父亲，被敌人枪杀了，或者烧死了，被狼狗扯碎了。这是最可怕的事了。一切都可以忍受，唯独这种事不能容忍。我们甚至都觉得，宁可自己默默忍受亲人牺牲的悲痛，也此到队伍里告诉同志他的亲人怎样被杀害要轻松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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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时都很年轻，非常牵挂母亲和姐妹，很想念她们。我们想的、说的，就是怎样回家，怎样跟亲人会面，怎样从此过另一种生活，再也不惹母亲生气……

“已经是四三年了，希特勒匪帮逃跑前夕枪杀了我母亲……我妈妈就是这样的人，她在临死前还在为我祝福：

“‘去吧，孩子们，你们应该活下去。就是死，也不能随随便便地死……’ 、

“她并没有说要杀敌报仇之类的话，她说的是另一番话，女人的家常话，要我们在亲人死后仍能平静地生活和学习，特别是学习。

“跟她一起关在囚牢里的妇女后来告诉我，每次我母亲被押出去时，都请求她们：

“‘噢，姐妹们，我只有一件事挂在心上，如果我死了，请照应我的孩子们！’

“所以，当我回到老家时，母亲的一位难友便把我带到她家去生活，虽然她还要养活两个小孩子。法西斯把我们家的茅屋烧掉了，我弟弟牺牲在游击队里，妈妈被枪杀，爸爸还在前线打仗。他一直打到柏林，从前线回来时又是伤，又是病。战后并没有活多久，很快去世了……就这样，一大家子人到头来只剩下我一个。母亲的这位难友自己也很穷，再加上两个很小的孩子。因此我决定离开她，随便到什么地方去。她哭着，不肯放我走。

“还有一件事。当我得知母亲被敌人枪杀时，心乱如麻，坐卧不安――我应该找到她的尸体……敌人枪杀了她们，把尸体埋在一个很深的防坦克壕里，又用推土机在上面碾过。人们在现场指给我看，妈妈当时站在什么地方。我跑上去，用手挖了起来，翻出几具尸体。我凭着妈妈手上的一枚戒指，认出了她……我看到她，大叫一声，然后什么也不知道了。几个女人把母亲的尸体抬回来，用罐头盒舀水洗净她的身子，安葬了。我现在还保存着那个罐头盒……

“一连几夜，我躺在床上想：母亲是因为我才死的。不，不是因为我……如果我由于担心亲人而不去斗争，如果另一个人也和我一样，第三个、第四个人都是这样，那么就不会有今天的一切。但我不能对自己说，我没产生过这种念头，没目睹和感觉过那些惶恐。我也不能说，我对自己的亲娘向我走来视而不见，并且我确实朝她那个方向开过枪。您不能想象，怀着这种感受是怎样痛不欲生，时间越久，越是苦不堪言。有时在深夜里，窗外突然有年轻人的笑声和说话声传来，我会吓得乱打哆嗦，刹那间以为这是孩子的哭喊声，孩子的惨叫声。有时我突然从梦中惊醒，觉得气都喘不过来，一团焦糊味使心口发闷。……您不知道，人体烧焦是什么气味，特别是在夏天。现在如果哪儿着了火，我就必须赶到现场，这是我的工作。可是要听说是畜牧场失火，我就说什么也不去。我不能去，因为那儿会使我想起人体烧焦的气味。有时深夜醒来，跑去取香水，我觉得香水里也有这种气味。我实在无法把这些从记忆中抹去……”

地下工作和游击队工作是特殊形式的斗争，是专门性的斗争。它要求人们具有特殊的品质。“必须习惯于在你身上存在着两个人，一个是表面的人，人人都认识；一个是仅仅有几个人了解的人。地下工作的首要原则，就是尽可能少地让人了解你……”―一卡希契金娜(女地下工作者)说。这一斗争要求人们做出不可思议的特殊牺牲，它的原则就是在人的最亲密关系的领域内也要体现出一种不可言状的冷漠。女人受到的考验尤为严酷，因为她们不仅是游击队员，地下工作者，而且又是母亲、妻子和女儿。最可怕的折磨随时在伺候着她们。在这些考验面前，死亡、牺牲反倒是轻松的了……

明斯克的女地下工作者雅德维佳•米哈依洛夫娜，萨薇茨卡娅回忆说：

“在我们参加地下斗争时，人家警告我们说，这很危险，随时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活下去的机会是很少的。可是我们那时根本不考虑自己。我们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反抗法西斯敌人的事业上。我一看到德国鬼子，首先就觉得心脏紧缩――整个身子都疼，每个细胞都不舒服。怎么会出现这种心情呢?应当想到，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敌人，决不能姑息容忍他们。在那几天里，我一下子变得和战前不一样了，仿佛已成了另一个人。仇恨强烈地震撼着我们的心，这种仇恨比我们对亲人的担忧、此我们对死的恐惧要强烈得多。当然，我们时刻都在思念亲人。可是我们没有别的什么好选择。不能让法西斯分子赖在我们的国土上……

“比如，有一次别人告诉我说，盖世太保准备来抓我，我便投奔了游击队。我走了，只有七十五岁的老母亲留在家里，而且她是孤身一人。我们商量好，她装作又聋又瞎，敌人就不会把她怎么样了。其实，这是自欺欺人。盖世太保还是把母亲抓走了。可是，我继续战斗的愿望，向敌人复仇到底的愿望，更加强烈了……

“原来第二天我刚走，盖世太保就闯进我家；虽然按照我们商量好的那样，妈妈装得又瞎又聋，敌人还是无情地打她，逼问她女儿在哪儿。母亲后来病了很久……”

亚历山得拉•伊万诺夫娜•赫罗莫娃(安托波尔地下党区委书记)说：

“我的一位女友，卡佳•西玛柯娃有两个女儿，都不大，也就是六、七岁吧。她牵着两个女儿的手，走遍全城，观察敌人的情况。有一回，一个法四所分子喊住她，她张着嘴巴，装出痴痴呆呆的样子。她是在拿自己的女儿冒险哪……

“我们那儿还有个叫扎查尔斯卡雅的女人，她有个女儿叫瓦列丽亚，小姑娘才八岁。有一次，需要炸敌人的一座饭厅，我们决定把炸药包放到敌人的炉灶里，可是先得把它带进敌营呀。母亲说，她的女儿可以把炸药包带进去。她把炸药包放在篮子里，上面铺了两件儿童裙，二十个鸡蛋，和一些黄油。就这样，让一个小姑娘把炸药包带到敌人饭厅里去了。据说，保护子女的母性是最强大不过的。但是在当时，我们确实是没别的法子了，毫无办法……

“我们游击队里有一对姓契木克的兄弟。有一次，他们被敌人用大火堵在板棚里，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浑身大火冲了出来。敌人把他们放到大车上示众，让人们认他们是谁家的人。

“村里男女老少都站在那里，他们的父母也在人群里，谁也不说话。做母亲的要有怎样坚强的一颗心才不致于喊出声来呀……她没有暴露自己，要不然整个村子都会给烧光。任何功绩都能受勋，而对于这位母亲呢?就是用“金星英雄”这种最高勋章去表彰，也嫌不够呀……。――游击队女交通员卡斯贝洛维奇感慨地说。

女游击队员瓦莲京娜•米哈依洛夫娜•伊尔凯维奇讲了这么一段故事：

“我母亲在游击队里给大伙儿洗衣服、做饭。这是应该的，是她的岗位。可她什么身份证明都没有。在当时她也不要什么证明，因为她用不着，照样象每个苏维埃人那样贡献着力量。有一次，我外出去执行任务，我妈听人说我被绞死了。过了几天，我回到营地，母亲看到我，连话也说不出来。一连几个钟头，好象口舌麻木了。当时这所有的一切都得忍受……难道只是我母亲一个人有这种痛苦吗?

“我们曾经救起过一位妇女，她神智恍惚，路也不能走，只能在地上爬。她说她以为自己已经死了。尽管觉得血还在身上流动，但她迷信这是在阴间的感觉。我们使劲掐晃她，她才多少恢复了神智，她对我们讲敌人是怎样把她和她的五个孩子一道拉出去枪毙的。敌人把她和孩子们拉到板棚前，先把几个大点儿的孩子枪毙了，只剩下最后一个吃奶的孩子。一个法西斯比划着说，把孩子扔掉，我要开枪了。她使劲把孩子摔在地上，宁可把自己唯一的孩子摔死，也不愿意让德国鬼子开枪打死。……她说，她不想活了，在经历了这一切后，她再也无法活下去了，不论是在人间，还是在阴间。我不知道她后来是否活了下来……”

德国法西斯军队拥有训练有素的士兵，武器装备精良。在被占领的土地上，敌人实行着残酷的法律，他们以为，这法律能够使人们仅仅剩下一种生物的本能和欲望――活下去！可惜，希特勒的战略家和思想家们虽然机关算尽，却就是想不到，一个母亲会做到把炸弹藏在自己小女儿的裙子里，一个父亲在不能亲自去牺牲时，便毅然牺牲了女儿的生命，而一个女儿本来能够救出自己母亲的生命，却为了拯救大家的生命，拯救祖国的土地，而献出了最亲爱的人的生命。人的精种力量，这是敌人无法估计的，它虽然属于思想范畴，但正象后来所清楚表明的那样，它又是最富于物质力量的，哪怕是在诸如战争这样粗暴而残酷的物质世界里。

……在威帖布斯克州戈罗多科斯克区卡毕歇村，雅修凯维奇一家人沉静而幸福地接待了我。“对于孤独者，客人就是太阳。”――约瑟夫•格奥尔基耶维奇请我坐到她女儿的病榻边。他按照老年人的习惯忙碌着，不知该怎么招待我才好。我好不容易才劝住他不要为我而张罗。

主人的回忆是不慌不忙的，如同这家人整个儿的生活风格。如果女儿忘了什么事儿，父亲就提醒她一下。

下面就是约瑟夫•格奥尔基耶维奇•雅修凯维奇和他的女儿，原罗科索夫斯基游击队彼特拉科夫支队联络员玛丽亚讲的故事。

约瑟夫•格奥尔基耶维奇说：

“我的儿子们当时全部都在前线打仗。我有两个外甥，他们因为跟游击队有联系而被敌人枪毙了。我的姐姐，也就是他俩的母亲，被法西斯烧死在自己家中，太惨了，活活烧死了。在场的人们说，她一直抱着一尊圣像，直直地立着，象一根蜡烛，直到被烟火吞噬。战后，每当我看到夕阳，总仿佛觉得那是一团火在熊熊燃烧……”

玛丽亚接着说：

“我那时还是个小女孩，只有十三岁。我知道父亲在帮助游击队，我全都懂……经常有人几深更半夜到我家里来，叫醒爸爸，留下一些东西，又取走一些东西。父亲外出时常常把我也带上，他把我放在大车上，对我说：‘好好坐着，不许站起来。’我们坐着大车到约定的地点去，他再从那儿运回武器和传单。一个老头带着一个女孩子，不太引人注目。

“后来爸爸开始派我一个人去联络站。他教我必须记住哪些要点。我总是悄悄地藏在灌木丛里，―直蹲到深夜，暗暗记下敌人列车通过的数目。我记的是敌人运送什么东西。我知道得很清楚：他们在运武器。有时载的是坦克，有时是载着士兵，军列源源不断地通过。树丛就在铁路旁边，德国人每天都要朝这里扫射两、三次。”

“你当时不害怕吗?”

“我那时长得很小，偷偷钻进树丛去，谁也发现不了我。有一天我印象很深，爸爸两次试图出村子，要悄悄到森林里去，游击队在那儿等他。可是他两次出村，都被敌人巡逻兵赶了回来。天色黑下来了，我看到爸爸在院子里徘徊，心烦意乱……我记得很清楚，他在傍晚突然长出一脸硬硬的黑胡子。他终于喊起我来：‘玛琳娜……’这时妈妈说话了：‘我不放孩子去！’……

“我去了，悄悄地穿过林子。我熟悉那里的每条小路。说真话，我很怕黑。但我总算找到了游击队，他们正在等着呢。我把爸爸说的话告诉了他们。在回家的路上，我掉进了湖里，爸爸的上衣、皮靴，全都沉到水底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从冰窟窿里钻出来的……

“清早，我开始发高烧。我一躺下就再也没爬起来。妈妈只能煎些草药汤给我喝，别无它法。医生也找不到。从那以后，我的两条腿就不能走路了。战后做了十次手术，还住院治疗过……全无济于事……”

约瑟夫•格奥尔基耶维奇：

“我妻子是两年前去世的。她临死时神智还很清楚。我看到，她原谅了我的一切。但我知道、女儿玛丽亚那件事她仍不肯原谅我。既不原谅我，也不原谅自己。她就这么死去了……”

约瑟夫•格奥尔基耶维奇陪我走着一条绕弯的小路，把我送到汽车站。我们路过一片春花盛开的花园，他告诉我：“这是我在战争中栽下的。当时人们在死亡，我却仍然种花。我爱生活……”如今花园很茂盛，只有那一簇簇白色的大花束，却白得令人心痛，它们太象主人的满头银发。

几乎每一段故事中都有使我吃惊的内容：人们感受的痛苦是共同的，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遭际，战争也没有把所有的人都立刻置于死地，可是却找不出一个逃脱战争伤害的家庭，尽管在战争初期许多人曾得以幸免。不过，得到幸免的人也好，未能幸免的人也好，大家的感受终归是―样的，感到自己属于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就是使你惊叹不已的人们的共性，它本身也成为忍受一切、战胜一切的巨大力量。

人们感受的痛苦是共同的，而且每个人――不论男女老少――都对未来，对自己的行为负有责任。“后来有人说，我父亲留在敌后执行任务了。谁也没要求我们留下来，是我们主动要求留下的。我记得当时一点都不惊慌，有的只是巨大的痛苦，是的，巨大的痛苦。的确是没有惊慌。人人都相信，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女游击队员瓦莲京娜•帕甫洛芙娜•柯热米亚金娜说，“就在德国人入侵的当天，父亲在傍晚用小提琴奏起了《国际歌》，他很想干点什么，表示抗议……”

在敌占区，勇敢精神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桌子上摆着的一些小小的土豆，就包涵着感人的故事――这是农民千方百计搞来的，是家庭中剩下的最后一点食物，也是他们所能贡献出的最后一点东西了。

亚历山得拉•尼基伏洛夫娜•扎哈洛娃，一位卓越的女性――游击队的女政委，曾在戈麦尔州二二五团任职。她说：

“全体人民都在支援我们。要是人民不支援我们，游击运动就无法存在下去。有时他们流着眼泪，但毕竟还是把最后的东西贡献了出来。他们这样说：

“‘孩子们，孩子们，我们一起吃苦吧，也一起盼胜利。’

“他们把粮食全献了出来，连最后一点小土豆也倒出来。这个说：‘我有多少，交多少。’那个说：‘我也是。’‘那么你呢，伊万?’‘你呢，玛丽亚?”我跟大家一样，可我还有孩子啊……’他们常常哭，我们也哭。

“要是没有老百姓，我们怎么办?游击队全都驻扎在森林里，没有老百姓我们就活不成。他们耕地、播种，养活自己和孩子，也供我们吃，供我们穿。夜里不打枪，他们就出来耕地。我们有武器，我们可以自卫。可他们呢?为了把一小块面包送给游击队，就会遭到枪杀。我在村里过上一夜就走，可是要是有人告密，说我在哪家待过，那这一家人就会被枪毙。村里有个单身妇女，没有男人，却带着三个小孩。她有孩子要养活，但我们到她家去时，她从不赶我们走，还给我们生炉子烤火，洗衣服……

“她把最后一点糊口的东西都送给了我们：‘你们吃吧，年轻人！’春天的土豆很小很小，就象豌豆一般。我们吃着，孩子却在炉边坐着，哭着。这是最后一点儿豌豆大小的土豆……我真想，真想给所有在后方供我们吃穿的妇女们授予一枚什么奖章。我至死也不会忘掉她们……

“战后我遇到过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柯伦苔。她问这问那，缠着我一口气跟她讲了好几个小时。当年我们在森林里不是住上一天两天，而是生活了好几年，她对这些很好奇。人们彼此是怎样相处的?这战争，这战斗，这惨剧――是怎样影响人们相互关系的?怎样影响女人的感情，以及男人对女人的感情的?她听后，对我们游击队员的人格大为惊讶。她说，这样的人当然是无从战胜的。”

明斯克的女地下工作者薇拉•格里戈利耶夫娜•谢多娃回忆说：

“我第一次收到给我送来的传单，把它们缝到了枕头里。妈妈铺床的时候摸出来了，她把枕头拆开，发现了里头的传单。她哭了：‘你这是害你自己，也害我呀。’后来我想运她到游击区去，但她不愿意走。她说；‘我丢不下薇拉。’就这样，她帮我干起了工作。

“那时游击队的联络员常常到我家来。每次从马上卸东西时，大家都能看到。你想别人会看不见吗?谁都能看到，猜得出来。我总是对人说，来客是打我哥哥那儿来，是从乡下老家来的。可是邻居们都一清二楚，我在乡下根本没有什么哥哥。我永远感激他们，我应该向我们那条街上的所有邻居致敬。只要走漏一丝风声就足以使我们全家人遭到杀身之祸……甚至只须用手指头朝我们家这边戳一下，我们就完了。可是没有一个人干出那种事儿。战后，周围邻居都说，他们早就知道经常来往我家的是些什么人……”

女游击队员维拉•萨弗伦诺夫娜•达维多娃回忆了这样一件事：

“我们有一次走进一家小茅屋，里面几乎什么都没有，只有两条磨得光光的长凳和一张桌子。就连喝水杯子也没有。老百姓的一切都给敌人抢走了，但是屋角却摆着―尊圣像，圣像上罩着一条手巾。

“屋里坐着一位老公公和一位老婆婆。我们的一个游击队员脱下长筒靴，解开包脚布，包脚布已经破得不能再破了，因为又是下雨，又是泥泞，靴子也是破的。那位老婆婆见此情景，走到圣像跟前，取下罩在圣像上的手巾，递给他：‘包上吧，孩子，不然往后你怎么走路呢?’这个茅屋里再也不剩什么了……”

这儿又有两个故事――费克拉•费多洛夫娜•斯特卢亚和索菲亚•米伦诺夫娜•维列夏克讲给我的――在我的记忆中似乎总是交错在一起。虽然我是在不同时间记下这两个故事的，再说，费克拉•费多洛夫娜住在威帖布斯克的迪斯纳镇，而索莽亚•米伦诺夫娜住在基辅。可不知怎么，每当我想起这一个，立刻又想起那一个来。两种生活，却好象是一个人。

……我带着女诗人艾达•谢苗诺夫娜•奥格涅茨维特的介绍信，到迪斯纳镇去访问费克拉•费多洛夫娜•斯特卢亚，她是维列希纳游击运动的参加者。“她有着阿列克赛•梅列西叶夫（苏联著名英雄，“无脚飞将军”，事迹见波列沃依的长篇小说‘《真正的人》。――译者注）式的遭遇……而她又是个女人，所以更加动人心魄。”……女诗人把信交给我时说。

乡下男孩永远是消息最灵通的人。他们带着我在热闹的迪斯纳走街穿巷，喋喋不休，争先恐后地向我说着他们知道的一切。

“费克拉大婶有奖章呢。”

“不对，是勋章。我爸爸说啦，是勋章。”

“我妈妈跟她家吵过架，她家的母鸡啄坏了我家的黄瓜。”

“那就是她们家，最高的一座房子……”

我已经知道，这个房子是不会有人出来迎接客人的，得由我自己去开门，然后把手提包放在门口，脱下外套，直接进屋去。斯特卢亚姐妹俩住在一起，费克拉•费多洛夫娜和奥尔佳•费多洛夫娜，两个人都身患重病。

……两姐妹穿着节日盛装在等侯我：“我们已经听说，来了一位记者。是邻居小鬼头说的……”

难道他们这么快就已经来过啦?！

费克拉•费多洛夫娜•斯特卢亚(女游击队员)：

“我的两条腿受了伤，人也失去了知觉。天气冷得厉害。我醒过来时，两只手也冻伤了。别看现在两手很灵活，很健康，可是当时却都发黑了，因为我当时在地上爬，手又是潮湿的。至于两脚，那就甭提了。如果没有那严寒天气，两条腿兴许还有救，可是它们当时还在流着血呢。我病了很长时间，人家把我和别的伤员排在一起，把我们很多人集中到一个地方，可是德国人正在包围我们。我们又要被围困了……于是我们就象柴禾似的给架在雪撬上。当时真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我们被堆在雪撬上，然后就拉到远远的森林里去。就这样一次次地运着。后来医院才向莫斯科方面报告了我的伤势。我那时是最高苏维埃的代表。”

“您的两条腿都伤了吗?”

“是的，两条腿全都坏了。我现在的腿是假腿。我的两条腿就是在那时，在森林里被截掉的。手术条件非常原始，他们把我放在一张桌上，就开始了手术，连碘酒都没有，用普通的锯子锯腿。两条腿就这么锯掉了……我被放到桌子上，没有碘酒……派人到六公里以外的兄弟支队去找碘酒，我就躺在桌上等着。麻药也没有。何止是麻药，什么药都没有。

“医院一直同莫斯科联系，要求派飞机来，一架飞机飞来了三次，但只在高空盘旋，无法下降。周围的敌人拼命向它射击，第四次，飞机总算降落了，可我的两条腿已经截掉了，后来，在伊万诺夫和塔什干又做了四次修补截肢，因为发生了四次坏疽病。每一次都切下一段，截位越来越高。我们有位外科医生自己也没有腿，他谈到我时说――这是别的医生告诉我的――：‘我对她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我给那么多男人做过手术，却从未见过象她这样的人……’

“战后我回来了，回到迪斯纳。您相信不，我连一个月都没休息，就上班了。”

“那您的两条腿怎么办?”

“我是装了假肢回来的。我现在走路不行了，因为我老了，可当初那会儿，我跑遍了全城，都靠步行，一口气可以走三公里。我常常到集体农庄去，因为我那时是区执委副主席。要是我坐在办公室里，人家就会缠住我。”

“您怎么工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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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别人照顾我，我反而会发火。那会儿，还没有象现在这么有文化的集体农庄主席。每逢有什么重要活动，区里就得派人下去。每星期一，我们都要被召到区委，分配任务，然后到各农庄去。有一回，我一大清早就起来，望着窗外，看见别人不断地到区委去，偏偏就没叫我。我伤心极了。我真羡慕他们的好运气。

“电话铃响了，是第一书记打来的：‘费克拉•费多洛夫娜，请您来一下。’我那时多么满足啊。其实，我走到各个村庄去，是非常困难的。我被派往的地方都有二，三十公里远。有的地方可以乘车去，有的地方却只能靠步行。我有时在森林里走着走着就跌倒了，好半天爬不起来。我只好把手提包放在地下，挣扎着撑起身子，扶住树干站起来，继续赶路。我已经领取了退休金，本来可以自由自在地过日子，可是我在家里坐不住。我想做一个有用的人，我想象别人一样地生存。我和妹妹在一起过日子……这幢房子是政府专为我们造的……”

“是一座很好的房子，又宽敞又高大。我还从未见过这么高的天花板……”

“不，”费克拉•费多洛夫娜一把抓住找的手，说，“你觉得它很高，那是因为这里面没有孩子……”

我从这幢房子里出来，一种负疚感油然而生；这儿就生活着一位应该为之写书、为之歌唱的人，而我们对于她却不闻不问。这样的人有多少啊?正在身旁而又未被我们感觉到，意识到的故事太多了，犹如历史本身。

在我的躯体内，乌克兰血液与白俄罗斯血液一起流动。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当我闻到基辅的栗子树气味时，心口就跳得十分剧烈。我母亲当年就曾带回一棵小栗子树苗，把它栽在波列西耶我们老家的宅旁。而现在，索菲亚•米伦诺夫娜•维列夏克在给我的信上，亲切地称我为“好闺女”。

她的回忆，把我们俩的生活紧紧连接在一块儿了。

“我不能单纯地给您讲战争，”索菲亚•米伦诺夫娜事先告诉我，“我不能脱离我的童年、青年时代，脱离我的家庭和学校，来讲述我的战争经历。要讲就讲整个生活道路吧……”

索菲亚•米伦诺夫娜•维列夏克――可歌可泣的日托米尔地下活动的参加者。她在盖世太保的刑讯室里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下面是她关于自己生平的自述：

“我觉得，正是战争的生活气氛把我们培养成具有后来那种表现的人。在盖世太保机关里的最后一次审讯中(这次审讯后，我第三次被列入枪毙名单)，按顺序已经是第三位刑讯者了，就是在这个自称教育家的家伙审讯我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这个盖世太保逼着我向他解释，为什么我们是这样的人，为什么我们的思想见解对我们是如此重要。‘生活高于任何思想，’他说。我当然不同意他的话。他狂叫着，毒打我。‘是什么使你们成了这样的人?是什么使你们连死都不怕?为什么共产党人认为共产主义必定在全世界获胜?’他问道。他讲一口流利的俄语。

“于是我决定把一切都讲给他听，反正我知道他们要杀我的，我不能这么白白死掉，要让他知道我们是有力量的。大约有四个小时，他提出问题，我就尽我所知，尽我在中学和大学所能学到的社会经济学知识去回答他。哦，他是多么狼狈啊I他抱着脑袋，在刑讯室里走来走去，然后又象钉在地板上似地站住，呆呆地看着我，看着我，第一次没有动手打我……”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场道德的决斗，一个被毒打的女囚――“我的头发被揪掉了一半，以前我有两条大辩子呢。”她连饭也吃不饱――“起初，我想吃一块哪怕是很小的面包，后来，连面包皮也行，再后来，哪怕有些面包渣也可见了。”一个这样的女囚，面对一个饱食终日、身高体壮的男人，神气十足的纳粹分子。可是，他却感到某种压力，迫使他不能不问：你们到底是怎样的人?不，他那时并不是感到害怕，因为当时才是一九四三年。然而他已经感觉到了某种危机。他想了解，这种危机感来自何处?这个女囚回答了他。他听得甚至忘记了打人。可是当她走出刑讯室时，他把她列入了枪毙名单……

“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是离家几十公里外的父母就要返回老家了。我知道我们还得继续斗争，但我们都预料到胜利就在眼前了。我们所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寻找和救护伤员。他们遍布在田野、街市和沟壑里，我们甚至爬到牲畜棚里去找人。

“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象那些日子那样幸福过。我第二次得到了双亲。在这以前，我以为我爸爸是远离政治的。实际上他却是个党外布尔什维克。我妈妈是个没文化的农家妇女。她笃信上帝，整个战争中她都在祈祷。她是怎么祈祷的?她跪在圣像前祷告：‘求主保佑人民，保佑共产党，不受希特勒恶魔的糟害。’在盖世太保刑讯室里，我天天巴望着大门会突然打开，亲人们会走进来，爸爸拉着妈妈……我知道我已经落入怎样的境地，但我感到幸福，因为我没有出卖任何人。那时候，我们害怕当叛徒不下于害怕死亡。当我被捕，被抓走时，我马上就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了。在家乡被侵占的整个过程中，我第一次感到了害怕：我能挺得住吗?我知道：灾祸降临了，痛苦折磨要开始了。

“可惜我已经记不清第一次审讯的情景了，尽管我那时并没有失去知觉……只有一次我昏了过去，那是他们用一个什么铁轮子绞我的双手。好象我没有叫喊过，虽然在这之前敌人常拉着我去看别人受刑时的惨状，听他们的惨叫声。在以后的审讯中，我已经失去了疼痛感，身体麻木了。只是在拷打结束时，他们把我扔回监牢里，我才能感到自己已经是遍体鳞伤。但是要挺住！挺住！要让妈妈知道，我宁死不屈，没有出卖任何人。妈妈！

“敌人还剥光我的衣服，把我吊起来拷打我。又给我拍照。他们给我拍照时，我感到痛了。真奇怪，似乎感到了切肤之痛。在这以前，肉体几乎是麻木的。我光知道用两只手紧紧遮护着胸脯……敌人疯狂得丧失了人性。我曾看到一个叫柯连卡的小男孩，还不到一岁，大人还在教他学说‘妈妈’呢。这样小的婴孩，当敌人把他从母亲怀里夺走时，他也能明白要失掉母亲了，于是平生第一次喊出了‘妈一一妈！’其实，这还不是语言，或者说，它不仅仅是语言，只不过是一个婴孩本能的声音。

“我简直不能讲述这件事。打那以后我就一直生着病。别人都劝我：‘你哪儿都不能去，真是的，干吗要到学校去?保重保重自己吧。’可是，那些人都已经不在了，谁能给我娇宠自己的权利?柯连卡不在了，他年轻的母亲也不在了。唉，我在牢房里见到的都是多么好的人！他们在盖世太保地下室里默默死去，他们的英勇行为只有牢狱的四壁知道。如今，四个年过去了，我仍然在心里向他们表示深切的敬意。他们常说：‘死比什么都简单!”可是，活着呢……如果在那以前，有人对我说我能忍受遭遇到的那一切，我绝不会相信。

“现在的青年对满腔热情地谈论理想已经不热衷了。我们那时恰恰相反。人们说，我生性意志坚强，所以我能挺下来。错了！那是因为我信仰坚强！我们相信，坚决相信：我们必定会战胜敌人。我们怀疑的只有―点，就是：我们能否活到这个伟大的日子?

“我们牢房里有个很小的窗子，不，不能算是窗子，只不过是个透气孔。得让人托着你，才能看到外面，而且看到的不是一抹天空，仅仅是一小片屋顶。我们大家虚弱得厉害，根本做不到互相托一把去看看外面。我们有位难友叫安尼娅，是个女伞兵。她从飞机里跳出来，一落地就被敌人抓住了。就是她，被打得皮开肉绽，却突然请求我们说：‘托我一把吧，我想看看自由，我只要能上去看一眼，就满足了。”

“我们大家一齐用力把她托了起来。她说：‘姑娘们，那儿有一朵小花……’于是，每个姑娘都开始要求：‘托我一下……’，‘托我一下吧……’那儿是一朵蒲公英，我不知道它怎么会长到屋顶上的，怎样在那儿生根的。从此，我们每天早晨都要细细端详它。每个人都对着这朵小花出神。我现在知道了，当时大家都是同一个念头：这朵花儿能活着离开这座地狱吗?

“安尼娅最后一次被叫出去，正好是在清晨。这次不是叫她去受审，大家都清楚，最后的时刻到了，她要被枪毙了。而她对大家却只有一个要求：‘姑娘们，请你们弄些水来，浇浇那朵花儿……’”

索菲亚•米纶诺夫娜哽哽咽咽地说了好久。“要不，讲得简短些?”她问我。而简短是不行的，连她自己也没法讲得简短。我发现，她在苦恼，因为她用语言只能表达出她经历中最微不足道、最少的那一部分。我甚至觉得，她此刻好象不是跟我在一起，而回到当年的旧事中去了。她是在跟自己交谈，在同自己的记忆交谈。

“我想，对您谈谈大自然也许是很重要的，因为人间万事都是在它的背景上呈现的。不知怎的，我对这些记得很牢。在敌人入侵的整个期间，天空是另一种模样，呈现着铅一般的颜色，沉甸甸地笼罩着大地。我真想把天空撕开，哪怕只撕开一处，也好显得光明些。我本来最喜欢春天。樱桃花儿开了，丁香树周围飘溢着丁香花的香味儿，我那个高兴劲儿……您不要对我的这种天性感到惊讶。我还写过诗呢。可是现在我不喜欢春天了。那是因为战争横在了我们之间――我和大自然之间。那年樱桃花盛开时，我看到法西斯践踏在我的故乡日托米尔的土地上……

“我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一些尊重我父亲的老百姓把我救了。我父亲是个大夫，那年月尊重医生的人很多。人们把我送回家，我全身都是伤，而且马上长满了神经性湿疹。我连妈妈和爸爸的声音都听不出了。我难受得整天叫喊，只有泡在热水里才会住声。我不许妈妈离开我一会儿，她只好求我：‘好女儿，妈妈要去生炉子，侍弄菜园子……’可我还是不放她走。只要她一出去，往事就要向我袭来，我经历过的一切都会浮现出来。为转移我注意力，妈妈给我找来一束花。可还是一样……怕引起我联想，我被盖世太保抓去时穿过的连衣裙，妈妈给藏了起来。她对谁都不放心。直到妈妈去世，那条连衣裙还压在她枕头下面。她活着时一直藏着它……

“我第一次起床下地，是在我看到我军战士的时候。我已经躺了一年多，突然从床上一跃而起，跑到大街上喊：‘我的亲人们！最亲爱的人……’战土们把我抬回家来。我很兴奋，第二、第三天接连跑到兵役委员会去：‘给我分配工作吧!’有人告诉了我爸爸，他跑来领我：‘孩子，你怎么到这儿来啦?谁能要你工作?’这下子，我又病了几天，身上又开始痛起来。我整天整天地叫着喊着，人们从房屋外边走过，都祈祷着：‘上帝啊，要不您就收走她的灵魂，要不就救救她，别让她这么痛苦了……“茨哈尔图博医院简陋的医疗设备挽救了我，求生的欲望挽救了我。活下来，活下来，――别无它求。我终于活了下来，象大家一样生活了。我在科学院中心图书馆工作了十四年。那真是快活的年月，的的确确。而现在，生活又没完没了地成了与疾病的斗争。无论怎么说，衰老，是很可恨的事情。还有疾病，还有独身。那辗转难眠的漫漫长夜啊……那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总做恶梦，每次醒来都吓出一身冷汗。我不记得安尼娅姓什么了……也不记得她是勃良斯克人，还是斯摩棱斯克人了。她是多么不愿意死啊！她常常用白白胖胖的手臂弯在脑后，透过窗棂向外面大喊：‘我――想――活！’我没法找到她的父母，无法向他们转达安尼娅的最后问候。我觉得，我欠着一笔永远还不清的债务。”

从基辅到波洛钦纳有几百公里的路途，可是我在这儿却听到了跟上面同样的东西。即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负疚感觉，特别是在回忆的时候。

克拉拉•瓦西里耶夫娜•冈察洛娃(列兵，高射炮手)说：

“战后我到一个村庄去征订公债。人们都在地窖里住着。我到了这里，村庄早就不存在了，人人都在地底下住着……一位妇女钻了出来，地穿的是什么衣服啊，简直不忍目睹。我钻进地窖，里面有三个孩子，全都饥饿不堪。那位妇女把孩子们撵到一个铺着干草的大石糟里。

“她问我：

“你是来征订公债的吗?’

“我说是的。

“她说：

“‘我今天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一只母鸡。我去问问邻居大婶是不是会买，昨天她问我来着。要是她买了，我就把钱给你。’

“我现在说起这件事，还象有什么东西哽在喉咙里。那位妇女的丈夫在前线牺牲了，丢下三个孩子，家里一无听有，只剩下这只母鸡，她还要把它卖掉好向我交钱。我们那时征的是现金。她宁愿贡献出一切，只要能换来和平，只要能让她的孩子活下去。我不能再谈这种事儿了……虽然我是从前线过来的人，但我还是感到自己欠了这女人的债。我一直记得她的面孔，她那几个孩子……”

面对那些小得可怜的土豆，面对这最后一只母鸡，我们在人性上所负的责任是多么重大啊。我本人负有责任，我们大家都负有责任。被她们所拯救的整个世界，都负有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