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而他离去之时——纪念毛泽东主席逝世36周年！ -- 燃犀下照

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上，由于彭德怀批评了“大跃进”方针，毛泽东自觉颜面大损，于是“龙颜大怒”，把会议原定的“纠左”议程突转为“反右倾”，彭德怀等讲实话的高级干部则被打成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中共政治局常委在会上纷纷表态批判彭等人。会后掀起了另一波“大跃进”，其结果是全国性范围经济失调，先前业已受创的经济和社会再度面临紧绷，农业崩溃，粮荒和饥馑进一步加剧。邓小平因为腿伤请假而未参加庐山会议，但也撰文影射、批判彭德怀，并高调地肯定、拥护“大跃进”的一系列政策和做法。[39]

　　当时，毛泽东为驳斥“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彭德怀等人所表现的意气用事，以及在国际上因苏联领导人睥睨轻视而产生的面子问题，实乃支撑庐山会议后第二回合“大跃进”的主要动力。事实上，历经先前全国上下的将士用命，“大跃进”本身已属强弩之末、欲振乏力，而运动和相关政策的危害与负面效应更一一浮现，使得邓小平和其它负责日常工作的领导人应接不暇。

　　诸上种种的困难和限制，促使邓小平支持将国家经济进行全盘的治理、调整。“大跃进”运动之后，邓小平在主持制定“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协同刘少奇成功召开旨在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的“七千人大会”、与周恩来、陈云等一起挽救濒临崩溃的经济等方面，皆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和作用。

　　在此过程中，邓小平对“大跃进”的离弃，特别是在此问题上与毛泽东的分野和对立亦愈益分明。中共高层内部围绕“大跃进”运动和相关后果的歧见，在严峻的经济困难下暂时潜伏未发。等到形势暂时获得舒缓后，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又浮出台面。先前毛泽东尚在考虑或仅视作应急办法的一些调整举措，重新遭毛认定为错误而予以批判。 1962年8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邓小平赞成的“包产到户”以及他推动的甄别平反工作，被毛泽东严厉批判为“单干风”、“翻案风”。迫于毛泽东的压力，邓小平虽只能检讨并撤回主张，但从中可反映出邓、毛二人之间已由“大跃进”前期的形影不离，发展到运动之后的殊异。

　　邓小平在“大跃进”中的角色与作为，特别是在酝酿、发动和推展的阶段，并不似中共官方所描述的消极对待、位处边缘；相反，邓小平对此运动和政策有一定的认同感和接受度，毛泽东在相关决策和实行上更借重邓小平的热情与才干。不可否认的是，正因亲历实际运作出现的诸多问题，邓小平也是中共高层中最先冷静的领导人之一。[40]鉴于 “大跃进”脱离实际、罔顾现实的企图和做法，带来的是混乱、倒退以及前所未见的人为饥荒[41]，邓小平与乌托邦的绮梦愈行愈远，从“三面红旗”的执旗者到逐渐地偃旗息鼓，甚至发展为“打着红旗反红旗”、走起“右倾”的回头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