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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婚姻制度及其礼俗

王宏刚

《北方民族》199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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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的婚姻，早已为一夫一妻制，一般是男娶女嫁。但是在古代。满族先人经历过“男就女家”的劳役婚，入赘婚，掠夺婚等各种婚俗，给近世的满族婚礼中留下了历史的印迹。

魏晋南北朝时的满族先民挹娄人、勿盲人，男女相爱颇自由，婚礼也格外简朴、有理。“将嫁娶，男以毛羽插女头，女和则持归，然后致礼聘之”。“妇贞而女淫。（见《晋书?四夷传》）“初婚之夕，男就女家，执女乳而罢，便以为定，乃为夫妇”。(见《魏书?勿吉传》)这里：没有父母之命，媒的之言：婚姻能否成功的关键，取决于是否“女和”，女子在婚姻爱情上还没有失去其历史主动权。这是一个由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迈出的过渡时代。

过渡时代充满旧对偶婚制和新一夫一妻制的激烈斗争，具体表现在丈夫对妻子必须保持贞操的要求上，即所谓“妇贞”。勿吉人“其妻外淫，人有告其夫，夫辄杀妻”。(见《北史?勿

吉传》)惩治的手段相当酷烈。人“其俗淫而妒，其妻外淫，

人有告其夫者，夫辄杀要，杀而后悔，必杀告者，由是奸淫之事终不发扬”。(见《隋书?传》)表明当时婚外的性生活相当普遍，只是秘而不宣。当时的家庭形式既有“女和则持归”，女从夫居；也有一定时间的“男就女家”。婚姻中私有财产已崭露头角，“然后致礼聘之”，还没占主配地位。

渤海人的婚俗保留了较多的母权制时代的遗风。《金史?世宗记》载：“渤海旧俗。、男：女婚娶多不以礼，必先镶窃以奔。”说明当时男女能够自由交往，婚姻成功的主要因素是当事者的情投意合，而不取决聘礼的多寡。《松漠纪闻》又载：“(渤海)妇女皆妒悍，大氏与他姓相结；多十姐妹，迭几察其夫，不容侧室及他游，闻则必谋置毒死，其所爱一夫有所犯而妻不之觉者，九人则群聚而诟之，争以忌嫉相夸。”这是渤海已实行一夫一妻制的情况下，女子对丈夫纳妄和其他形式的婚外性关系的限制。渤海女子保留了母权时代的余威。

辽末金初，女真人跃马弯弓，金戈齐鸣，进入了争长称雄的英雄时代，并向文明时代跃进。其婚姻与家庭形式，伴随着战火出现了嬗变，突进飞跃，而显得五光十色。

金史开篇记载了完颜部始祖函普的婚姻趣事：函普到完颜部后，调解了完颜与邻部的矛盾，于是，“部众信服之，谢以青牛一，并许归六十之妇。始祖乃以青牛为聘礼而纳之，并得其资产，”(见《金史?世纪》)后来还生了二男一女。函普有功，才能娶一个“年长六十而未嫁”的“贤女”，并生儿育女，被人们一直认为是奇事。实际上，那位贤女未必就是今人说的六十岁的老妪。因为满族先民常以“令珠”计岁，每年首增一珠，挂以额前，人死同入葬。但是，如对氏族、部落有特殊功绩的人则可以多挂几个佩珠，以示殊荣。(详见富育光《

满族佩饰古俗》，载《四平民族研究》1989年2期)以此推测：函普这位娶之不易的夫人是个有威德有贡献的贤女，是大致不差的。贤女年龄问题姑且不究，人们从函普以青牛为聘礼，并得到女家的资产这一点来看，当时的婚俗已妻从夫居，而且，经济相对独立的个体家庭已经从大家族中分立出来。《金史?世记》载：“生女真之俗，生于年长即异居”。正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一夫一妻制的反映。这表明，当时的女真社会已经迈入了文明的门槛。文明的代价之一就是妇女权力的进一步丧失。女真人允许并实行一夫多妻，《三朝北盟会编》载：“女真人无论贵贱，人有数妻”，本来，在英雄时代；多妻是一种光荣，是一种权力和财富的象征；是家族意志和个人理想的产物：因此，每个妻安所取得的方式，是温和是暴烈，是主动是被动都无关紧要。《金史?欢都传》载：“乌萨扎部有美女名罢敌侮，青岭东混同江蜀束水人掠而去。生二女，长曰达回，幼曰滓赛。“昭祖及石鲁以众至，改取其贸产，虏二女子以归。昭祖纳其一，贤石鲁纳其二，皆以为安”。这是地道的掠夺婚，而不是象征性的掠夺婚，这种掠夺婚是连人带财产一起抢来。女真人建国后，海陵王对一夫多妻有具体的规定：“庶官许求次室二人，自家亦许置妄。”就是下层的女真人也可通过实行收继婚即“转房”方式取得多妻。实践中的一夫多妻是私有制的产物。

女真人盛行“转房”之俗。《金史：后妃传》载：女真“旧俗，妇女寡居，家族接续之。”意即丈夫亡放，她需在夫族中“转房”，父死则妻其母，兄死则妻其嫂，叔伯死则径亦如之”。(见《三朝北盟会编》)当然，这里“妻其母”是指父亲的妾，而不是亲母。这种婚俗不究辈次入伦，无疑是原始群婚制的一种残余，在当时它实际上寓含着一种价值观念，即妇女是夫族的一笔财产，不允许外流。

阿骨打建国前，女真人通行氏族外婚制，还没有排除同姓为婚，不过已愈来愈被异姓氏族的新俗代替。金建国后，女真皇帝屡次下沼，厉行同姓不婚。阿骨打“沼自收宁江洲以后同姓为婚者，杖而离之。”(见《金史?太祖 记》)太宗吴乞买下诏：“合苏馆诸部与新附人氏，其在降附之后同姓为婚者，离之。”(见《金 史?太宗记》)“同姓不婚”成了法律，无疑是 女真人婚姻制度中的一项重大进步。

当时，阶级分野又反映在婚俗上。在上层贵族中，男婚女嫁开始由族长或家长包办，婚姻已讲究等级，贵族之间形成了异性世婚的习俗，《金史》载：“国朝故事，皆徒单、唐括、蒲察、拿懒、仆散、纥石烈、马林答、马古论诸部部长之家，世为婚姻，娶后尚主。”又言：“盖古者异性世爵公侯与天子为昏因(婚姻)他姓不得参焉……金之徒单、拿懒，唐括，蒲察，裴满，纪后烈、仆散皆贵族也，天下娶后必于是，公主下嫁必于是。”这种亲亲尊尊的婚姻起决定作用的，不再是个人的感情和意愿，而是家吐的利益。与此相系，女真人从中又产生了指指腹为婚的习俗，“金人旧俗，多指腹为婚姻。”这原是贵族间一种带有预支的政治或经济交易性质的婚姻。后业也浸染到民间。 女真平民的婚俗另有一番风光。《三朝北盟会编》载：“其婚嫁……贪者则女牟并行部于途。其歌也，明自叙家世，妇工容色，以伸求侣之意，听者有未娶欲纳之者，即携而归，其后方具礼偕女来家，以告父母。”女寅贫自故娘用歌唱自己的方式求侣于途，率直朗爽，挚朴大胆，颇有原始情调，但可以看出选择权已经属于男子了。

女子这部分权利的丧失，历史则以某种方式予以补偿，在女真人那里，就是劳役婚的出现，当时具体做法是：婿在亲属的陪同下带酒食到女家拜门。妇家无大小，皆坐炕上，婿觉罗拜其下、谓之男下女”。(见《大金国志》行完男下女礼后，男家

牵马百匹，少者十匹女家任选十之二三，余者由男家带回，娶亲时婿皆亲迎。“既成婚，留妇氏，执仆隶，虽行酒进食，皆亲躬之。三年然后以妇归。”在求婚仪礼中，颇有女尊男卑的意味，成婚后，新郎必须在新娘家辛劳三年，方有将妻女携回的资格。这是母系时代从妻居的残留，是对女方丧失一个成年劳力的补偿。女真人的婚俗中最有趣的是公开规定每年正月十六日为“纵偷日”，“是日，人皆为戏妻女、宝货、车马为人所窝，皆不加刑”。(见《松漠纪闻》)颇似古罗马的沙特思节。沙特思节的罗马人盛宴狂饮，纵情纵欲，中国的女真人还是有所限制。古籍上说：“是日，入皆严备。”有情人“先与室女私约，至期而窃去者，女愿留，则听之。”成了一种相恋求爱的方式。

金朝入主中原后，女真人逐渐与他族通婚，原来贵族间“婚姻有恒族”，后不娶庶族，逐渐打破，渤海人的大氏、李氏、张氏，契丹人的耶律氏，汉人的刘氏、李氏、王氏都被纳为后纪。金世宗明令女真人与契丹人杂居，“男婚女聘，斯以成俗”。(见《金史?唐括安礼传》)章宗下令女真人迁居中原者与当地居民“递相婚姻。”颇有开放意识。明朝女真的婚俗因地域不同而各具特色。乞列迷人，“婚姻，若娶其妨，则姊以下皆随为妾”。(见《辽东志》)吉里迷人“男少女多，女始生，男不问老少，先以狗为定，年及十岁即娶，多至十妇者有之”。(见《辽东志》)是原始对偶婚的遗风。

当时，酋长们娶妻纳妾，过着多妻生活，并互相联姻，如阿哈出家族和猛哥帖木尔家就世为姻姬；当时的聘礼已十分厚重，婿家先以甲胄弓矢为币而送于女家，次以金盂，次以牛二头，马二匹，次以衣服、奴婢，各因其贫富而遗之”。(见《李朝

实录》)奴婢成了聘礼，婚姻已给打上了奴隶制的烙印”。其

婚礼，女生十岁前，男家约婚，后递年三次笼宴，二次赠马各一，待年十七八及成婚礼。父死娶其妄，兄亡娶其妻”。(见《李朝实录》)“妻母报嫂”的过继婚俗仍然保持着。

努尔哈赤创建八旗组织，使清初的满族婚姻也纳入了八旗轨道。”旗下所生子女听上选配，或听亲王，并不敢自主”。(

见《北游录》)清太宗皇太极曾规定：八旗官员的婚姻由所管

贝勒决定，一般平民的婚姻由牛??章京(佐领)决定。当时连王公贵戚的子女的婚姻都不能自主，而由太后指配与满洲、蒙古、汉军的八旗贵族联姻。称为“指婚”，俗称“拴婚”。

满族入关后，这种由八旗首领决定婚姻的作法很快仅存形式。受汉族高度封建文化的影响，形成了民族融合为特色的新的婚姻习俗，成为满族婚姻制度及其礼俗的主流，一直持续到近代。

清代，“满洲旧俗，凡所婚娶，必视其民族之高下，初不计其一时之贫富”。(见《啸亭杂录》)满汉通婚有一道人为的鸿沟。清廷规定，如满人娶汉女，就不能上档，领红赏和钱粮，如果满族姑娘嫁给汉人，则取消原来所享有的特权，还要受到舆论非议。虽然清朝政府曾几次开禁，但一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才算已冲开满汉不婚的樊昏。这种婚姻禁忌曾给相恋中的满汉青年带来无穷的痛苦。满族婚姻，主要是个体家庭的一夫；妻制。清季，一夫多妻被法律所允许，习俗所祟尚，但严禁同姓通婚和“转房婚。”皇太极说：“既生为人，若娶族中妇女；与禽兽何异!”他下令：“自今(1636年)以后，凡人不许娶庶田及族中伯母、婶母、嫂子、媳妇”，“凡女人若丧夫，欲守其家资、子女者，由本人(家)宜思养；若欲改嫁者，本家无人看管，任族中兄弟聘于异性之人。若不遵法，族中相娶者，与奸淫一例问罪”。─(见《清太宗实录稿本》)自此，同姓不婚，讲求伦常，成其通行婚俗。满族民间认为“同姓即

同祖。”实际上，很多同姓都不同祖，如帕?r镶黄旗关氏，

正红旗锡伯关氏，正红旗关氏，三关不同祖，但也不通婚。同姓通婚深为满族妇女所畏惧，因嫁于同姓后，即成关关氏、赵赵氏之类，被视为极不光彩的事。同姓同祖即使出了五服也不通婚，许多姓又把同姓不婚列为族规。

满族旧俗，婚姻不讲究行辈，多尔衷与豪格为亲叔侄，二人同娶桑阿尔塞之女。但后来受汉族影响，大部分地区的满族通婚已讲究行辈一致。黑龙江满族仍袭旧俗，女子若嫁上一辈人，被认为是抬辈，是一件荣耀的事。一般舅舅家的女儿可以嫁给姑母家的儿子，姑母做婆，姑母家的女儿却不准嫁给舅舅家的儿子，认为这是骨血倒流。清以降，满族的婚龄。已在成年以后。“满洲民族，罕有指腹为婚者，皆年及冠笄，男女家始相聘问”。(见《啸亭杂录》)禁止童婚，有利于种族繁衍。

清朝统治者为了保持民族旧俗曾采取许多措施，但满汉文化交融是历史的潮流，在汉族纳亲、问名、纳吉、纳微、请期、亲迎等婚娶六礼的影响下，满族形成了一套新婚俗；大致可分通媒：小定、拜女家、下茶、开剪、坐帐、合；分大小、回门、住对月等程序。通媒，男方择门第相当的女家，托媒人前往女家通言说合。媒人去女方家每次携带一瓶酒为礼，要先后去三次，才知诚意如何，俗称“成不成，三瓶酒。”《儿女英雄传》中叙：“做为旗人的古老的规矩不用媒人父父母拿着如意去到女方家求婚。”“如果没带来如意，就是玉玩、手串之类也可以。”这叫“片纸可为百年标记。”

小定：女方答应议婚，男方主妇至女方家问名，相看年貌；姑娘来装烟一袋。俗称“装烟礼。”如相看满意，则赠送如意，钗钏等以为定礼，名曰“小定”。有的男家主妇要把钗别等首饰亲自给姑娘戴上称做“插戴礼。”

拜女家：小定后，行“拜女家”礼。选择一个吉日，未婚新婿同族人一起往女家问名，女方聚族欢迎。男方长者致词：“闻尊室女，颇贤淑着令，愿聘主中馈，以光敝族”(见《啸亭杂录》)等恭词，以示愿结秦晋之好。女方长者也致谦词答谢。

这时，就算正式订婚，俗称“大定”。大定礼毕，未婚夫人拜女家神位，再拜谢女家父母、舅舅等诸亲。之后女家进茶主宾易位，再设酒宴祝贺。

下茶：男方根据议定的聘礼择吉日去女家行聘，称为“下茶”。聘礼的种类，多以地位、贫富的差别而异。上层贵族多以鞍马；甲胃为主要聘礼，一般百姓多以猪、羊、酒、钱、帛、首饰等物为聘礼。聘礼放置在彭有红毡的高桌上；抬送女家；陈列于祖先案前。两亲翁并跪斟酒互递蘸祭；俗称“换盅”。女家设宴款待，男方赠银，以供跳神志喜之用。

开剪：男家选好结婚日期，提前通知女家，叫做“送日子”。男家将给新娘的彩布、衣服送至女家陈列于祖先案前，两亲翁并跪、酒焚，互相贺喜，俗称“开剪”。

送嫁妆：婚期前一日或九日，女家将陪嫁妆奁放置在彭红毡的高桌上，抬送到男家，陈列于门前，俗称“过柜箱”。

迎娶：婚礼二般进行三天。头一天，男方由全福的长辈人布置好洞房，被子四周放枣子、花生、桂元、栗子，中间放一如意，意味着“早生贵于，万事如意。洞房陈设好后，彻夜奏乐经歌，?以驱鬼怪，称为“响房”。农村的满族也动鼓乐，并搭灶、劈柴，称为“响棚”。“东北的满族新娘则在头─一天离家，临走前向祖先及姑母神佛托妈妈叩拜；新娘登新车时，要换去娘家鞋；穿上踩堂鞋；由送亲的陪送到离娘家不远的某家住宿(事先选好。以看不见娘家屋檐为准)，俗称“打下处”。

第二天，晨曦初露，新娘登彩车，其兄护送，路遇井、石、庙、墓皆用红毡遮盖，以避邪神。与此同时，新娘拜毕祖坟，由姑爷陪同，领迎亲车出发，一路上鼓乐齐鸣。两车行至中途相遇，其兄将新娘抱到迎亲车上，俗称“插车”。“插车隐寓行营结亲之意”。(见《安东．志》)是满族早年军旅生活的遗风。轿车停在夫家门口，新娘于车中等候，俗称劝性。新郎持弓矢向轿下三射，谓之驱煞神，新娘踏马凳(方凳一种)，头覆红巾，前后心各悬铜镜，到天地桌前。一对新人面北而拜，俗称“拜北斗”。新娘至院中的临时帐篷门前，新娘用竹杆或马鞭将其头上的红巾挑下置帐项，又给新娘两榴锡壶，里面盛米及钱，新娘将其抱在怀里，俗称“抱宝瓶”。新娘跨过门槛上的马凳与火盆，象征安全过门，日子红火。新娘入帐篷登床，面吉方而坐，俗称“坐福”，也称：坐帐篷”。有的地区新郎新娘男左女右并肩坐在炕上的帐帏内，称为“坐帐”。

开脸：新娘住进帐篷或入洞房之后，由娘用线绞掉脸上的汗毛，俗称开脸，汉族姑娘是婚前在娘家开脸。满族姑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满族男子多为八旗披甲，姑娘们往往千里投奔，军营完婚，只好到达丈夫的驻地之后，再行“开脸”打扮。

祝吉：天交正午，于院内设神桌，供猪哈力巴肉(猪肘)一方，酒三盅，由萨满(民国时期多为族长)身穿吉服致祭。新郎新娘在神桌前跪拜受吉，萨满单膝跪神桌前，用满语朗声念《阿察布密歌》(合婚歌)，其大意为：祭请在天诸神保佑夫妻长寿天灾?子孙繁衍，共享富贵。每念完一节，用刀切肉二片，抛向

空中，向地商酒一盅，俗称“撇盏”。围观者欢笑喜庆；有的只有新郎一人受吉，新娘仍在帐中“坐福”，一直坐到日落之前，由小姑或小叔拽下地，出门看日光，俗称“看日红”。

合：祝吉之后，新人回到洞房，由全福人斟满两杯酒，新夫妻各呷一口，互换酒杯，再饮一口，即为“合礼”。接着吃子孙饽饽和长寿面，然后男女争坐被上，以为吉兆。

东北岫?r等地的满族，行合礼之前还有“绕帐求宿”的仪节：新娘在帐中“坐福”，新郎进帐前背着包裹，绕帐三圈，问：“留不留宿啊?”新娘若羞于回答，新郎只好再绕帐三圈，直

到答应留宿才能进帐，这段时间，是女孩子最欢乐的时候，她们往往三五结伙，隔帐篷与新郎作对，每当新郎问“留不留宿”时，她们便冒充新娘回答“不留：”新郎只好再绕三圈，十分有趣，常常是兄嫂将女孩子们赶走，新郎才走进帐篷，颇有母权时代访婚遗韵，如天气暖和，新婚之夜便在帐篷度过，如天气寒冷，婆母便说：“坐一会儿就行，老祖宗知道啦!”

新夫妇只要象征性地坐一会儿就行了。第三天清晨，新郎新娘五鼓起身，拜夫地、神祖、公婆、姑舅及族中各尊长，卑幼，俗称“分大小”，新娘开始确立了在家庭中的地位；

回门，住对月：婚后第三天，新娘由嫂嫂带领叩拜祖坟，并将点燃的烟敬上，然后逆河水行走而归。婚后七日，新郎陪新娘回娘家，俗称“回门”。一般是当天来回。婚后一个月，新娘回母家住一个月，俗称“住对月”，返回婆家时给每个人带些鞋袜等礼物。第一个春节，新郎带四彩礼去岳父家拜年。

清代满族婚俗大致如此，因满族分布地域广阔，各地又有些自己的特点，如宁古塔的满族新婚以后，三天内亲朋要接新妇吃饭，称为“认门”。只接新娘，不接新郎；成都“满城”则是婚礼第三天女家备酒食一桌，专请新郎，叫“吃回门饭”是为了认：新姑姥爷”。

据穆尔察?哗骏与马文业先生《恰克拉人民俗》（《黑龙江民间文学第八集》）一文中所叙：满族恰克拉人的结婚仪式是很隆重的，由男方的莫昆达(族长)主持。请各塔拉必干(部落)和

山里山外族人来祝贺。客人都要赠送毛皮，蜂蜜或鱼皮衣料等。婚礼仪式要竖起两个神杆子，一个是家祭神杆，一个是野祭神杆。家祭神杆设在院门右侧，杆子顶端绑上一根锋利的箭头，箭杆上串着三块猪脊椎骨，下有食斗，斗内装着黄米、谷子。杆上还挂着一些带毛的鹿皮条。杆子下摆高桌，桌上供有各种老太太木偶神象。这个家祭杆子主要是祭天地诸神，都是老太大神。野祭杆子在村外，

在供桌上摆着五个木偶神象，一个男猎神，其余四个是山路神、水神、火神、风神，也都是老太太神。室内供的神，一个是祖先神，一个是观音菩萨神，一是瓦利妈妈神。所有这些都是新婚夫妻必须拜到的，然后才能拜父母亲属和宾客。

从上述婚礼中所供奉的神灵看，恰克拉人崇拜的大部分是自然女神，宗教形态是比较原始的。结婚仪式要进行三天。

第一天不娶新妇，只是祭神跳萨满；清晨天刚亮，萨满在祖先神前念祝词，只有新郎一人在祖先神前跪着，余众在旁观看。祝词大意是：鹊神安排一对美满夫妻，有山路神保佑，一定把新妇娶到家。新郎是个勤劳的人，上山能打猎，下水能捕鱼，是穆尔察家族的好后代，能永远听祖宗们的话。新妇是个和顺的姑娘，在家勤劳能织伺，能养蜂，能下水捉蟹捕鱼。两户新家和睦相帮。愿把新妇娶到家，永远吉利：太阳出来以后，全族宾客都到院子里祭天地诸神。主祭萨满高举香火念祝词，其他萨满敲打神鼓，晃着腰铃、边唱边舞甚是热闹，新人、家族和宾客一齐跪下向天地诸神叩拜。拜毕，开始举行宴会。

夜间在掌灯后开始野祭。野祭时附近村落居民都来参加，像汉族庙会中赶野台戏─样热闹，在野祭场地燃起几堆松明子火堆，照得场地通亮。茨满在神杆下面的土台前，敲着神鼓，扭着腰铃：对五个神都要赞颂一遍，，并挨着个向五个神偶祈求保佑，最后全场人都要随着萨满唱合祭歌，萨满在台上唱舞，群众在台下唱舞，一唱一合，??旋婉转，欢腾雀跃，一直欢庆到半夜。

第二天是喜宴的日子，萨满在家祭神杆下打鼓歌舞。

第三天正式娶亲。天没亮，男方的父母和新郎以及族长，由身带弓箭和刀枪的青年护卫着，冬季用狗爬犁或鹿爬犁，夏季用马或船去迎亲。到了新娘的家，岳父对新郎行抢贝礼，婆母对儿媳行窿顶礼，然后新郎新妇交拜。礼拜后，岳父用盛宴招待新郎和接亲的人。宴后，由新娘父母和族长及众多的身披弓箭带刀枪者送亲。平时姑娘所用的东西全部带上，并给新郎赠送皮衣、皮裤、皮褥等物。新娘乘坐的爬犁或船只或坐骑，都是女家准备的。接到新郎家里，首先由双方的族长互相交拜，交拜毕举行成婚仪式，先由萨满简短祝词，然后新婚夫妻拜诸神。拜完后由婆母和生母给新娘子重新梳辫，然后同新郎一起拜见宾客。在见宾客时，由青年男女在新人面前唱合冠歌，对他们的婚姻表示祝福。恰克拉人绝对禁止闹洞房。在天黑以前对洞房进行一番清理，把鸡鹅鸭狗赶到离洞房很远的地方，洞房里要燃几盏灯通霄达旦。

次日清晨饭后，由公婆率领新婚夫妻去祖坟拜祭。祭拜后回到家里，新娘便作为这个家庭中的新成员开始了劳动。

由于恰克拉人保持了较为原始的萨满教信仰。所以在其婚礼中有盛大的萨满歌舞，这在古代曾是普遍的，但在近世，我们所见的为典型的例子仅此一例了，足见其珍贵。

在黑龙江省着名满族民俗学家傅英仁师承清末满族舞蹈家梅崇阿的野人舞中。有表现原始性爱动作的舞蹈，目前《野人舞》只有五节、尚有三节手抄本中无记载，据梅崇阿讲，此三节严禁教授；傅英仁言，这三节之主要动作是表现原始时期男女性爱生活，其一是“求情”：男女皆蹲裆步，左腿互相交叉、贴紧、左手搂抱对方腰部，边踏地边转动，其二谓“云雨”；男蹲裆步，左手于腹下横握手铃，右手握铃十字形搭于左手上(

似男性生殖器)，原地跳动，女叉腿摆动与男对跳；其三名“

收盘”，女叉腿手扶男肩，男曲腿双手把女腰互跳。这些较原始的舞路动作，具有一定的生殖崇拜色彩，是原始时期爱情生活的遗迹，其动作情状显然是经过艺术加工后形成的虚拟性、象征性姿态，尽管如此，仍有刺激性感的效应。这是此三节舞蹈不许外之主要原因。

这类带有生殖崇拜观念的舞蹈，在中国某些少数民族中仍有存遗。如广西侗族的《天公地母舞》中，天公手持鼓棒(棒端呈

球形，根部系五色布条，象征男性生殖器)，地母手持扇鼓(鼓周围亦扎五色布条，象征女性生殖器)，双方辨认后鼓棒开始

点击鼓面，或轻或重、或缓或急，表演者以鼓声为节，作各种摸、假依、媾合动作。(参见杨保愿《侗族祭祀舞蹈概述》)这种以鼓棒象征生殖器的作法满族以手铃模拟生殖器类同是文明时代对野蛮时期那种直接展示事物真貌的美化，人类智力不断进化、审美意识逐渐增强的果。(参见李松华《黑龙江满族舞

蹈研究》)

侗族的生殖(性爱)舞蹈是其祭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认为，上述满族“野人舞”中的性爱舞蹈，亦源出萨满教。据我们的实地调查资料，往昔萨满不仅在祈子孕生育仪式中充当主角，而且在成丁(性成熟)、婚姻──传授交媾等性爱知识方面，是带有神圣职责的传授人，富育光先生言：萨满是“女人育婴的保姆”。(参见富育光《萨满教与神话》)育婴的起点，便是男女性爱与交媾，应该说，北方少数民族受封建礼教的束缚比汉族要轻松得多，对于性爱的观念亦积极，开朗得多，因此，萨满教中出现这一类舞蹈是题中应有之义。

恰克拉人婚礼中的萨满舞蹈已不知其详，但在并不遥远的古代，北方民族的婚礼中应该有类似满族野人舞中的性爱舞蹈。

据傅英仁、富育光先生的调查资料，在乌苏里江、黑龙江江滨的某些满族则保留了可以称为“水上婚”的古俗。他们的求偶方式仍相当自由，野遇歌唱，或有一场小小的搏斗，只要情投意合，便可定情，其标志是男的给女的头上插洁白的天鹅翎或雪亮的野鸡翎，或是头插五彩野花，中间那朵是白的，唯有白色是日、月、星辰的本色，这是最富有生命的年经的颜色。两人自主定情，便可发生男女那种最亲密的关系。如怀孕，则被族人认为是喜事，可以带着孩子来参加正式婚礼。婚礼在江畔举行，族人们欢娱水滨，一对新人驾着小船，到一个僻静的水湾，度过他们幸福的“洞房”之夜。在船上一连几天，才回到族家。他们进行“水上婚”的水湾岸边的树上常挂一个美丽的花环。那么，无论是远客，还是近邻，只要看见这花环就会绕道而行。

满族的林中人举行婚礼时，迎亲、送亲的队伍是两支强悍的马队，双方见礼后，新郎要去“抢”新娘，两支马队激烈地“肉搏”起来；马技高超的新娘尽情地嬉戏新郎，勇如熊拎的新郎心急如荧，屡屡失手，但他又舍不得下狠手。最后，新娘总会被新郎“抢”走，因为这台喜剧的导演是新娘。

瓦尔喀、库雅拉地方的满族古婚礼中，对新郎的考验更是别出心裁，或者要和新娘族中的巴图鲁(勇士)摔放射箭，一比高低，如输了只能低头而归，见不了新娘的面，当然，巴图鲁们最终会手下留情；或是出各种难题，如判断若乾水洞口中哪个躲藏着水獭。甚至要在众多的大“鹊窝”(人工造的)里─下子找到他的心上人或信物。通过考验的新郎，就可在族人欢宴后带新娘到一个幽静的山洞或如茵的草地，度过新婚之夜，实际上，那个地方常常是他们定情“野合”的爱情圣地。 在择偶自主的婚俗中，女子的感情显得豪放而细腻，她们的激情洋溢在当时的情歌中，如《绣荷包》：红线线，绿线线，偷偷给阿哥绣荷包。荷包上面绣支箭，让他经常来见面。荷包下面绣朵花，盼望阿哥来取它。花儿旁边绣棵草，别等秋后花儿老。这是巧手慧心的满族姑娘用荷包传情达意。再如《盼喜车》：今儿个七，明儿个八，后儿个就来喜车技。妈妈问姑娘：“姑娘姑娘你说啥?”锅开，豆烂，下了米，就是饭。这里没有悲伤

和畏惧，只有抑制不住的欢欣与冲动。满族这些极富情趣的古婚俗己成为历史的陈迹，当时，它曾激动过千万颗年轻的心灵。

满族人没有儿子且丧失劳动力的也招养老女婿，在这种情况下，女孩子多在十二三岁就招来一名十八九岁的男子，到家里干活，等女子到十八九岁时成亲。养老女婿对女方财产有继承权。

民国以来，满族的婚俗发生了了很大的变化，“旗民不婚”的壁垒被推倒了，婚礼趋于简化。新中国成立后，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不多要财礼，不大摆宴席等社会新风使满族婚俗变得更富有生气，其中，送“离娘肉”、“插车”、“坐帐”、“吃合喜饺子”、“迈马鞍子”、“烤火盆”等富有个性和民族传统风俗仍被保留着，有些已成为东北地区各族人民的共同风俗。

八旗建制的来龙去脉

八旗制度渊源于女真人长期流行的牛??制。牛??是满语音译，意为“大披箭”。长期以来，女真人“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厄真（厄真，华育主也）”。这是以族寨为基础凑编而成的临时性的武装组织，兵猎完毕即解散。这既是当时女真部落涣散条件下的产物，又反过来延续了女真的分裂，且在客观上为明朝政府实行对待女真的“分而治之”政策，提供了有利条件。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努尔哈赤对牛??制度进行了改革，他将陆续编立的牛??，定为三百了为一牛??，旗分黄、白、红、蓝四色。万历四十三年，“将此四色镶之为八色，成八困山（八旗）”，即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旗，每三百了为一牛??。五牛??为一甲喇，五甲喇为一困山（旗），分别设牛??额真、甲喇额真、固山额真、梅勒额真，管辖所属人员。当时约有二百多个牛??。后金所有人员皆须编入旗下牛??。八旗额真之上，有汗总辖，努尔哈赤又分授子侄为各旗之主各牛??之主，这样一来，原来分散的几百个部落几十万男女老少女真及归顺的蒙古、汉人，皆统一编制起来。

八旗的诸申是兵民合一，平时耕猎为民，战则披甲当兵。披甲的比例，各个时期不尽一样，有时一牛??出五十甲，有时一百甲，多的时候达到一牛??出一百五十甲，大体上是三下抽一，一牛??出甲兵一百人。这样，就建立起一支拥有精兵数万的八旗军队。

八旗制不仅是军事制度；而且还包括了征赋佥役等财经方面的职能。后全国筑造城寨，运送粮米器械木材石头，等等力役，皆按旗金派各牛??人了担任，官用粮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亦系各牛??提供，每半??出十了四牛屯垦闲地，收获粮食交纳公库，每年约能收粮食十余万石。其他用费。包括战时急需的军马和舟船，也由各个??备办。史称其“凡有杂物收合之用，战斗力役之事，奴酋令于八将，八将令于所属柳累将，柳累将令于所属军卒，令出不少迟缓，绝无呈诉弁理争讼曲直之事”。

八旗制又是后金进入辽沈前的特殊政权组织形式。牛??是基层政权机构，上为甲喇，再上为困山（旗）。八旗的固山额真、甲喇额真、牛录额真，既要执行汗的指令，佥派人夫屯因服役，披甲当兵，率领士兵战阵厮杀，又要遵奉汗谕，辖治属下人员。当时，努尔哈赤亲领正黄、镶黄两旗，大贝勒代善领正红、镶红两旗，阿敏主镶蓝旗，莽古尔泰辖正蓝旗，皇太极正白旗，杜度（努尔哈赤之孙）统镶白旗。统辖旗之贝勒称“固山贝勒”或“旗主贝勒”、“主旗贝勒”，一般简称为旗主。另外他的一些子侄则分辖若干牛??，隶于旗主贝勒之下。八旗各级额真既总隶于汗，又分隶于本旗旗主。

因此，八旗制度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军事制度，还包含了财、政、刑等各个方面的职能。它是满族的根本制度，也是进入辽沈前后金政权组织的特殊形式，对后金国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对满族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八旗制的确立，标志着统一女真各部的宏伟事业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此时，女真族辖地广阔，延柔数千里，人丁众多，兵强马壮，努尔哈赤便去掉原来先后使用的“淑勒贝勒”、“聪睿贝勒”、“聪睿汗”称号，改上新的尊号。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八旗贝勒大臣集会，尊称努尔哈赤为“承奉天命覆育列国英明汗”，简称英明汗，定年号为天命，国号“后金”（后来又改称“金国”），满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