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抗抑郁启示录 美国打响检测争论战 -- Davi

前一阵子一个知名韩国女星因为极度的抑郁症自杀，如果她看过这两篇文章也许会有别的选择

抑郁是时代病，现代社会的大毛病。在美国，16%的美国人，即4600万人口患有抑郁症。每年，年均抑郁症治疗费约440亿美元，比其他疾病，如心脏病，花费更加厉害。这是2003年美国国家心理健康机构出台的一项调查数据。

纽约心理健康服务机构主任劳埃德?司得瑞博士（Lloyd I. Sederer）等专家人指出，精神健康检查被长期延误了。在美国，上百万有严重精神失调的人根本就没有得到过任何帮助。目前，司得瑞博士倡议，纽约市应在基础护理时就开始重视抑郁症、进行检测跟踪，以此消除这一现代社会的高发病，为全国树立榜样。纽约健康官员也希望能够把这项测试作为日常护理的范围，就象检查血压或者胆固醇一样，让纽约医生开始检测每个病人是否有抑郁的危险。

而抑郁检测，和抗抑郁药物一样，都是让美国人关注却有些头疼的话题。

美国抑郁现状

目前，美国有一半以上抑郁病人寻求治疗，比10年前要增长了三分之一。但根据国家心理健康机构的统计，60%的病人没有得到正确的治疗。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机构主任托马斯?英瑟（Thomas R. Insel）说，治疗不好的原因通常是病人只找家庭医生，没有接受专业治疗。

而事实上，治疗并不复杂。据调查，9000名医治好的抑郁病人只需要与精神健康专家进行8个半小时专业咨询，或持续接受30天抗抑郁药物治疗并配合拜访医生四次。

英瑟博士说，很多抑郁病人中途就停止治疗。因为这些病人觉得什么都没有希望。他们通常有强烈的无助、失落和沮丧的感觉。而抑郁造成的损失是很明显的。患抑郁不仅使人感到烦躁，也会产生各种疾病，影响心血管系统、内分泌系统，骨头生长，甚至导致骨质疏松症。患抑郁症的人，严重的不仅有自杀倾向，普通病人心脏病发病和死亡率也是正常人的3.5倍。

此外，大多数抑郁病人不会专心工作，他们关上门，却不做事情。

抑郁病发生很早，常人在55岁的时候才可能患高血压、关节炎，而抑郁则在15岁或25岁就可能发生。目前，美国青少年抑郁症状也很明显，2.5%的未成年人有抑郁症。另外，美国黑人得抑郁病的比例比白人或西班牙人要少40%。耐人寻味的是，黑人如果患了此病，也要比其他人种严重或持续忍受更长的时间。

当然，抑郁与金钱似乎也有关系，统计显示，在美国，穷人患抑郁的比例是富人的四倍。

治疗抑郁从基础护理起

2003年，美国布什总统召集的一个专家小组建议扩大精神健康测试，当年国会拿出200万美元对其支持。几个人口稠密的州，如佛罗里达、伊利诺斯州开始在学校和青年中心进行大范围调查，用一些检测工具测试年轻人是否有自杀倾向。

测试包括医生询问测试对象心情和行为方面的问题。如，测试对象会被问到：在过去两周是否有感觉失落、抑郁或无助。他们可以选择以抑郁频率做答：一点也没有、几天、超过一周或几乎每天都这样。

纽约市现在还没有联邦资金支持这一计划，只有一些医院为成年人提供这种测试。测试也并不意味着就能产生正式评价或诊断出抑郁症结果，但是偏高的测试分数可能会提醒医生对测试者进行更多的临床检测。如果成年人的测试获得接受的话，相似的测试也可以应用于年轻人，医生会更容易检测任何年纪的人。

纽约市的健康官员开始与医院进行合作，把他们的检测项目用于实际。该项目的目标是在未来2-3年内让每一个基础医护的精神医师都能在市立医院系统能用这个测试。现在，有四分之一的纽约人利用城市医院进行基础健康测试，意味着这个项目可能很迅速地容纳上百万的病人。

“我们希望把这个变成日常标准。”司得瑞博士说。但问题是，目前纽约只有10多个基础医护的精神医师运用这个测试。

反对扩大抑郁检查的论战

然而，司得瑞博士的建议也引起了一片骂声。一些政治家和拥护病人权益的人质疑在人群中广泛进行抑郁检测的可能性，认为这是过度诊断或是没有必要的检测。

反对者认为，抑郁不容易被基础医护的医生鉴定，甚至那些寻求帮助的人自己也未必知道自己是什么病。他们认为检测会让人产生迷惑，加重病人的担心。病人权益保护机构曾经发起阻止精神健康检测的运动。

“当你给一些人贴上精神病的标签，它就跟随着进入这个人的整个生活，不论正确与否。”“人体试验受试者保护联盟”主席维拉（Vera Hassner Sharav）这样说。

反对者还认为，抑郁检测将使医生开出更多的抗抑郁药物如舍曲林（Zoloft）和Prozac等。2001年，一个因父母离异患上抑郁症的12岁少年克里斯多佛?皮特曼杀害了自己的祖父母，引起美国上下轰动。皮特曼长期服用的由辉瑞公司生产的“选择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剂”舍曲林，成为案件审理的关键。其辩护律师坚持认为，皮特曼的过失是由于药物让他失去了控制。现在这些可能产生副作用的抗抑郁药物在使用于儿童都要被详细审查。

德克萨斯州共和党人、妇科医生让?保罗（Ron Paul）是反对检测的代表人物。他去年提出修正案，阻止联邦财政支持该州的检测计划。他说：“我们曾经让过多孩子使用Ritalin 和Prozac等药物。我想这个计划如果实施，我们将看到很多人被迫参与医疗计划。”

而支持检测的医生司得瑞博士则反驳道，人们关注的上述问题有点过头了，模糊了很多问题，如轻视大众的精神疾病。不过，他也承认没有人喜欢被检测，有一些医生也抵制。他觉得医生不愿意作检测是因为缩短医生了解病人的时间，也增加了医生的工作负担。

最近，美国预防工作小组、联邦专家小组对那些做抑郁症检测的医生和政府提出建议，认定没有什么值得推荐的、可以判定有自杀倾向的检测方法。不过，这一建议并不是抑郁检测扩大化的命运终结，也远不是争论问题的终结。

“我非常关心这个问题。抑郁问题牵涉政治，从左派的人权自由到右派的基督教问题。我认为对人们进行抑郁检测，问一些相关问题，把人误导了，特别是对孩子。”保罗说。

然而，纽约官员仍维护他们的初衷。城市健康委员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R. Frieden）说：“抑郁是纽约头号疾病。但它能有效地被诊断和治疗。调查显示，约40万纽约人患有抑郁症，但很多人没有被准确诊断或有效治疗。”

曾进，《华盛顿观察》周刊(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第16期，2005/0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