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亨廷顿的宿命论魔咒：领导暴力革命越成功的政党自误将会越深 -- 隐字术
家园 回应 1、我所指的科学，如果您能避免“阅读症候”，那么应该理解，恰恰是在科学的那种希腊意义（即作为整体性的知识）而非近代自然科学的那种意义上展开的。
2、和1）有关您没有理解形而上学的悲剧性命运，而仅仅听从了基于某些意识形态宣教对它的平板化描述。形而上学长久以来的被妖魔化尤其是在某些马哲教科书的宣传中仅用其某一方面的特点进行概括（僵死的、教条的、刻板的或者非时间性），但是没有能看到形而上学本身所应当包含的理论内容。而这个内容根植在语言，根植在西方思想深处。所以那种宣称“摆脱形而上学”的说法纯粹就是妖孽。语言本身就是形而上学化的，一切历史性的东西在语词和书本中都是要趋于死亡的。马列研究者在没有认清“什么是形而上学”这个问题之前，就开始大呼号称“摆脱形而上学”了，可以说是很不负责任的表现。
对形而上学的主要内容做一个简要概述
形而上学（Metaphysik）意为超物理学或后物理学，起源于安德罗尼科编辑亚里士多德全集时把这样一些内容编在了《物理学》卷后，而这一部分主要内容被亚里士多德称为第一哲学（prima philosophia ）。就一般意义上以形而上学为基础的科学体系，最核心的内容是研究being qua being（即实体ousia,substantia，Sustanz）的学说，即Ontologie（希腊系词为to on）。确定了何谓实体之后依据主词和谓词的诸多连接方式按照种属关系的层级就形成了诸范畴（Kategorie，起源于述谓Praedikat）的体系。其中
1）形式范畴——构成了形式存在论的研究范围（包括逻辑学，神学，数学等）
2）质料性的范畴——构成了区域存在论（各种经验科学的原科学）
3）根据区域存在论继续划分，以致形成诸经验科学
4）以上整体共同构成科学或曰知识
这种西方思想的根本范式就在A ist B这样的判断模式中，即便号称“摆脱形而上学”的马克思主义也不得不让自己活动于其中，而必须首先回答什么是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Substanz。
真的摆脱了？在我们把形而上学大致的样子摆出来之后，是不是并非您所想像的那个样子？
3、我怎么就无视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呢？实际上我既没把黑格尔当成神，也对马克思本着对所有严肃思想者最深的敬意来看待他的。您对我这方面的误解从某一侧面也表现了您意识形态优先的特点。
关于政治，我目前确实认为政治应当代替哲学，而哲学更多意义上是提供思想批判的资源。但是我对任何一种试图建立新形而上学的尝试仍然保持足够敬意，正如我以前多次指出的：人类需要形而上学和宗教（或曰意识形态）的安慰，并以此获得生活的希望和信心。
家园 好像有点路径依赖的意思 但是其实每条道路都是不容易的。
马克思主义根本没有成功过的国度，现在也不是陷入到福利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双生陷阱中么？逻辑也很简单，你不要造反么？收买，但是收买的成本通常是越来越高的，来钱的成本通常也是越来越高的，难以为继。福利主义养了一大堆废物，对现实不满的大吐其嘈的大部分会走上法西斯主义的道路。比如是恶魔的犹太人和中国人抢了肌肉松弛，懒散成性的高贵的盎格鲁-日耳曼人的机会--对中国人来说，通常只要搞几个名词转换就可以了。。。需要种族灭绝人道毁灭帝国扩张等等妖孽由此而生。
所以，其实我还是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不劳动不得食，协作，斗争等等，还是很合我的胃口----而这种相信或者信仰，估计也是根源于现实，就比如现在肠肥脑满的我就比以前刚毕业一穷二白时更加的相信来自于财产的收入，更加一肚子坏水地食利，呵呵。
家园 渝督和元首实际上相距并不遥远 只是国内国际政治气候尚未成熟，所以渝督路线也就流产了。
渝督虽然下马，但是其政治遗产不可小觑。
调转政治斗争的枪口、做战争动员的借口到处都是，只要条件成熟，撕破脸皮不过就是毛毛雨的事情。
家园 渝督与元首不具备可比性 渝督扛的是毛的红旗，这面旗与元首的思想有很大的区别，可以说是难以逾越的鸿沟，要想让中国人全面接受元首“以种族主义调和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使侵略具备政治上的合法性和意识形态宣教的合理性”，很难。毛思想正是以社会主义来抑制民族主义的帝国化，且毛以其特殊的方式给这个民族的基因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至少在还有一代人的时间里其影响是很难根除的。
家园 您呀，就是对思想史的理解带有太强的派别成见了 所以有些领域对您还没有开放出来。小胡子首先就被您赋予一种雅尔塔体系的意识形态话语下的先天性罪恶。预先设定道德立场并非是理解历史性的因果关联之有效方式。实际上小胡子也并非比英美人更罪恶，罪恶的东西根本意义上也不是小胡子，而是资本主义必然孕育的基本矛盾。至于犹太人问题只是不凑巧成了转移社会矛盾的手段。
至于您所一直反感的“西方话语”，实际上您却不自主地不加反思地接受了许许多多。战争与和平之于人类并不具有绝对意义上道德价值。如果您对古典哲学稍稍多做了解，现代国际体系的那种自由主义鸽派立场（对主权国家的承认）恰恰来自于康德永久和平论的那种继承。如果您真正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实际上是应当抛弃这种基于主权国家的和平观。“侵略”如果是历史实现自身的手段，那么也是进步的。历史唯物主义本质上要求消灭民族国家，那么“侵略”怎么就变成了不道德的事情了呢？把这种基于主权国家的和平理论当作天经地义，恰恰是某些不能把马克思精神一以贯之的伪左派的悖谬之处。
所以您需要仔细思考您论述后面的那些道德和伦理原则本身是否是一个自洽的系统。如果仔细省察恰恰会发现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的成分。一些经过中国革命的实践而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所接受的一些伦理和道德原则很大程度上并未接受理论的自我省察。
例如那个可能会被您所极度鄙夷的思想家尼采，实际上其强力意志学说恰恰和马克思关于资本的人格化有着高度的一致性。杰出的思想家即便是立场有差别，但是往往对事物的思考与观察是同样得入木三分。而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同样与尼采对基督教习俗道德的批判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如果只是依靠着某种特定的成见却不依托思想史本身的纵深去理解思想家们所共享的精神家园，那么看到的只会是互相为敌的思想家们，却看不到思想家们以不同角度所共同观审到的伟大之物。
我们搞西学出身的人也有成见，即对不少马列出身的人的成见。这种成见实际上根源于一种洞见——就是马列出身的人往往没有能力从思想史整体上去理解马列本身。这种能力缺失也与不少马列出身者所依赖的那套中央编译局版《马恩选集》和《马恩全集》有关，至少就我对马列的有限阅读而言，在德语向汉语的转译中，很多重要的东西失落了，甚至包含着错误。举这样一个技术性问题，就是想提醒大家，思想史的工作从来都是一项艰难的阅读工作，不是那种自以为是的似是而非。
实际上您不愿意从西方思想的整体性上去理解马列，不去细致推敲其中的细微之处。所以事实上就表现为，您的政治主张和道德立场都是先行于理性审查。可是这样并不适合对政治这类关乎千百万人生命的事务发表意见。
通宝推：何求,家园 年轻气盛，挥斥方遒 把这种基于主权国家的和平理论当作天经地义，恰恰是某些不能把马克思精神一以贯之的伪左派的悖谬之处。看你这话，你应该不是某些不能把马克思精神一以贯之的伪左派，那么请教，虽说基于主权国家的和平并非天经地义，然而我们今天在这里安然在电脑上打字，能够离开这个和平基础吗？
家园 呵呵,相距不远那也就是说不是 我想循环论和决定论的区别就在于前者的必然性常常会拐弯.呵呵.
家园 确实如此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因此我指出国内国际的政治气候也很重要。魏玛共和国很多方面面临的内部压力远比当下TG要大的多。渝督的事情有向那一方向转化的可能性，所以这对某些人来说是个警示，无论是出于哪个角度。
实际上渝督这个事情不在于人们现在如何去看，用多种视角会觉得他好像哪个都像。窃国者、野心家、违反组织原则、群众路线、锐意改革者，都沾得上边。最后怎么评价，那是尘埃落定以后，历史家们要干的事情。
不过渝督最后时刻的自我牺牲精神却是极大的政治遗产。至少某些势力和某种政治倾向得到了极大抑制。
做商鞅的危险就在于将来的谤满天下，而且未必有机会给自己正名翻身。有人胆敢趟这趟浑水，那必然是个英雄、是个人物。
家园 亨廷顿的宿命论魔咒(续） 如果从理论上寻找近亲，亨的此类观点是韦伯的“官僚铁律”的强化版，亨更进一步的将官僚铁律的源头发生装制进行了细分。我们知道，人们对韦伯理论的批驳就在于韦伯犯了历史普遍主义的错误，用一个“铁律”将历史上所有分期的体制概而括之，只有普遍没有特殊，只有抽象没有具体，搞了一个形而上的模式，这样导致的后果是对不同历史分期的官僚体制其呈现的特殊性及此特殊性背后的历史动力缺乏关注，从而使人们的思维封闭在一个非过程化的“铁律”之中，韦伯的历史悲观主义也正源于此，他对人们能挣脱这样的铁律或者说周期律是悲观的。
亨的观点同样如此，只不过他从体制原初的发生将韦伯的观点进行了细分，他照顾了一些特殊性，但问题是他照顾的这个特殊性是带有目的论色彩的，且这些特殊性也现象性的，他预设了个前提就是：美式民主是亘古不变且最完善的民主形式。从而在理论上将其与官僚主义体制予以二元对立，从而使读者的头脑成为其在两种体制之间进行非此即彼式比较的封闭式逻辑的跑马场。实质上美式民主同样存在官僚体制的，只不过这样的官僚体制呈现的特殊性与其所说的威权体制的特殊性有着现象上的区别。如果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角度来看，美式民主和威权体制实质都是“威权体制”，区别在于美式民主将人的实质平等诉求压制在通过对政治自由和经济平等进行割立的意识形态操控手段创造的“政治无意识”之中，精英民主指引下的以政治自由面目示人的形式平等的民主体制，对财富和权力的关系进行了一次不同凡响的“重组”，那就是权力对财富的获取不再以人格化的权力主体直接压迫的方式进行，而是退居于间接的方式：对资本的间接控制以完成经济剩余的榨取。再加上西方对民主、“小政府”的吹捧，人们逐渐对权力在经济剩余榨取中的作用淡化，权力退居于幕后。而资本本身就作为“看不见的手”，被市场概念予以置换，这样，政治自由的期许成了可以使民众精神自足的无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这是西方传统上的议会政治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呈现的一种进化，也是为应对现代性启蒙强大力量作出的必然调整。让被统治者与政治统治合谋来统治自己，这就是存在于美式民主华服下的官僚政治的实质。用穆巴扎的话来说就是：西方精英民主是一种达到顶峰的威权主义形式。
而领导革命成功的威权体制由于历史原因，其内卷化地承袭了过去时代的威权政治结构和理论（请注意这里与美国政治体制发生机制的区别），其应对现代性的手段是新威权体制对实质民主的承诺和期许，但新威权体制面临的困难是：为实现其承诺和期许的美好生活，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为赶超发达国家证明自身优越性，想法设法集中国家权力办大事，而办这样的大事就必然要进行资本积累。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例，计划经济的手段就是以官僚来替代人格化的资本（即资本家）进行资本积累，这就埋下了“社会主义信仰”正在被现实政治、经济需要侵蚀的种子，体制必须不停地以意识形态宣教期许人们“美好生活的迟早会到来”，人们对信仰怀疑的增长和对现实利益的渴求将呈难以遏制的正相关，工人逐步失去对这种信仰期许的信心，官僚由于没有寻租空间也只是简单接受指令机器，历史事实也证明这样的积累是难以为继的。但作为一个信仰受侵蚀但组织结构依然严密的政治来说，其执行力仍然存在，那就是如果信仰置换成对利益驱动，这实际上就将一个高度组织严密经过战时考验的高执行力的政党组织打造成了一个完全受利益驱动的“经济动物”，在这一点上，汤因比曾经指出战后的日本可能成为一头疯狂的“经济动物”，因为日本的战时统制体制正具备了这样的组织和发动能力，而日本后来的政治演化却似乎受到TG某些精英的期许的（这一点是本人近期与河里曾经的某体制内大牛交流偶得）。
以利益驱动置换信仰是与体制调整互为因果的，将一个高度严密、党政平行架构且高度讲政治、等级森严的政党组织体系打造成受利益驱动的资本积累机制，就是把一个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但却毫无结构灵活性的体制改造为一个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层层寻租”的体制，这大概就是某些大牛所谓的“官办经济”吧，直接后果就是权力和资本的高度结合，其与计划经济时代的权力直接榨取资本积累不同的地方在于，权力有了寻租空间，并且接受了资本作为“看不见的手”对经济剩余的榨取，资本积累不再简单地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目的，其本身就是一个手段一个过程了，并且契合在生产和市场之中。以权力寻租作为动力源的资本积累，这就是官办经济的特色。由于权力、资本的双重剥削，其积累速度之快也是惊人的。虽说，同样也以权力控制资本的方式来获取财富，但权力的面目以如此庞大的组织为表征，以及过于庞大的官僚集团为维护既有分配利益格局的稳定而强力抑制政治自由，使得民众对权力的反感与日俱增，而权力的组织直接作为资本积累的行动者，资本这只“看不见的手”以权力的组织这只“看得见的手”行使着压迫剥削之事，权力在民众心目中成了压榨者的代名词，这样意识形态实际从信仰彻底走向了反面，人们对任何来自权力的道德说教都不再信任。在资本控制方面，权力的组织以官办经济的姿态走在前台，在抑制政治自由方面，权力的组织同样走在前台，这就与西方以政治自由、“小政府”的形式诱导人们对资本和权力压迫予以“忽略”的政治意识形态操纵截然不同，人们最强烈感受到的是“权力与资本高度结合之下”的压制，这与反压迫、反威权的现代性普遍意识是存在显性矛盾的。西方在应对现代性问题上，一直以解构为主，压制为辅，因为，历史也已证明，任何与现代性正面冲突的政权无异于自杀，所以以现代性对传统、威权的反抗意识来攻击现代性对实质自由、平等的渴望，挑动现代性意识成份的内斗达到现代性解构的目的，这就成了西方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旨趣。
当然，作为美式民主辩护士的亨廷顿们是不可能将这些点破的，亨是洋洋得意坐实在自家民主优越性上对威权体制的进行指指点点的。但我们不能仅仅站在价值判断的立场上，就对亨的言论彻底无视。如果我们不认真分析亨廷顿们公开放言的这些道道，而是以价值判断的方式直接无视，那么，别忘了，亨廷顿们刻意掩饰的那些（如上所述对两种官僚体制的比较分析，而非站在民主与专制的立场进行的比较）和其指出的威权体制所存在的问题合在一起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如果仅仅以“体制各有千秋”或“民主体制也是虚伪的，其本质也是忽悠老百姓的，所以体制没有可比性”等等说辞，拒绝这样的比较，其结果就是对于政治统治的现实后果及稳固性将缺乏必要的认识，而这一切恰恰是与我们普通人息息相关的。因为，毕竟，曾经自我优越感很强的苏联成功地解体了，而解体后的苏联，人民是陷入了持久的灾难之中。我们需要理解我们的体制，了解它的稳固性及它可能演化的将来，以及在它可能将国家引向灾难时我们能保持一份清醒，不至于象俄罗斯人民那样：天哪，聪明的我怎么会被人卖了还在帮着数钱呢。
所以，我在前文中已指出了两种体制忽悠的本质，“亨廷顿们是在‘资本主义是历史终结形态’前提下，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政治态度来研究忽悠人民的各种方式——比较政治研究，这样的研究及忽悠内含统治阶级如何抵抗资本主义危机的基本现实诉求，在一定程度一定时期促进了体制在内部调适方面形成共识，给出了资本与劳动彼此适度妥协的空间；我们的TG及其“砖家”是在内心早已确认‘资本主义是历史终结形态’，却以一种非现实主义的政治态度来研究忽悠人民的各种方式。”
在这里还要说明的是，我对两种大类型上的体制简单比较以及前文中对亨理论的介绍，并非是支持或赞赏亨的理论是多么科学多么完善，因为亨在理论上隐藏的东西要比他揭示的东西多得多。我只是通过这种比较试图指出西方在对待“合法性”问题上的现实主义态度和TG目前在这方面的非现实主义态度，以及这样的不同态度的根源、后果。在亨廷顿们那里我们是被洗脑的以象，不可能获取全部信息，而我们只能从其比较政治研究的那些“成果”入手去窥伺一番这些“成果”背后隐藏的东西，如果这些隐藏的观点有基本的历史动力支撑，并能反证到亨所揭示的“成果”的正确性，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认真对待这些“宿命论”指在我们面前的那条路了，毕竟那么多一元化的威权体制宿命式地崩溃了，虽然其原因并非象西方指出的“因为它们没有贯彻我们的民主形式”这样简单荒谬。
对我上面在两类政治统治进行比较而指出的一些被亨廷顿们“隐藏”的观点，我想再深入说一点。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观前后，西方就在实践中懂得“合法性”的重要，从而将恩格斯那带有强烈工人阶级意识形态色彩的社会民主党最终以妥协的方式纳入同一政治规则之下，呈现了资本和权力在应对政治张力上一种灵活性的政治态度，在这样的政治态度中，西方从来不敢轻易忽视现代性——“人民的力量”，正如历史终结论者李普塞特所言，西方政党统治的稳固性某种程度上还要感谢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政权的教育。这在美国霸权建立的历程中也是有迹可循的。资本和权力在历史关键的转折点上必须懂得收拢“掠夺之手”，权力的统治逻辑在与资本逻辑的冲突中，必须能够生发出让资本和劳动适度共享的冲动和作为，如果没有这样的生发，那么这样的体制就不配在资本主义时代长期生存，亨廷顿们就是认为威权体制没有“民主”的约束（哪怕是形式民主而不是实质民主），注定失去对庞大膨胀的官僚体制攫取经济剩余的约束，所以它们不存在这样的生发机制。那么TG会不会存在这样的可能性？
TG以其强大的动员和组织力量建立的一个信仰支撑和严密组织体系的政党组织，在信仰支撑下的它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它也无需考虑“合法性”问题，这是其所处阶段的内在属性。而一旦被抽离了这个信仰，只剩下一个组织体系严密的政党组织，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必然会从清道夫变身为维护官僚资本主义的卫道士，而这个曾经非常成功的政党组织从其建立的原则、方式及其党史历程看，是容不得任何社会组织正常发育的，其性质（是否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其“信仰存续”紧密联系的，信仰是维持其性质不变的纽带。TG，它一手建立的官僚体制在信仰缺失后的利益驱动下获得了自己的生命力，也只有信仰的复归才有可能抑制其生命力的野性生长和反噬，但是失去的信仰还会回来吗？信仰复归的动力在哪儿呢？
通宝推：看世界,zhikantie,Levelworm,黄世仁,家园 其实就是打江山和坐江山的区别 会打江山的，未必会坐江山，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就有不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隋炀帝杨广。
但是反过来，不会打江山的，有能力坐江山吗？从国力衰弱中用和平手段把国家中兴变强大的，中国历史上，有过吗？
世界历史上，有过吗？为啥中国说我们要和平崛起，外国人不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