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春秋左传注读后13左传中的孔子 一、 圣人之后 -- 桥上

也在这一年（公元前五〇〇年），在三桓之一叔孙家的家长叔孙成子（叔孙不敢）去世前，叔孙氏采邑郈的主管公若曾经表态反对叔孙武叔（叔孙州仇）继位。因此，叔孙武叔继位后，对公若很不放心，又没太多办法，只好让人刺杀了公若。公若的下属侯犯于是占据了郈，想要投向齐国。新继位的叔孙武叔拉上孟懿子一起平叛，但第一次围攻没能奏效。这年秋天，借夹谷会的东风，又拉上齐军一起围攻郈，终于依靠里应外合，赶走了侯犯，重新控制了郈（《定十年传》：（p 1580）（11100501）、（p 1580）（11100502））。

自从三分公室以后，鲁国军队的主力都直属于三桓，而这三家军力的主要部分应该都分别集中在他们的三个采邑之内，即季氏的采邑费、叔孙氏的采邑郈以及孟氏的采邑成。因此，一旦有人占据这三处之一作乱，就很难平定。

经过此次的教训，以及不久前季氏采邑费以拥护鲁公、反对三桓的名义叛乱，久攻不克的教训（《昭十二年传》：（p 1335）（10121001）、（p 1335）（10121002）、（p 1336）（10121003）、（p 1338）（10121004），《昭十三年经》（p 1342）（10130001），《昭十三年传》（p 1343）（10130101），《昭十四年传》（p 1364）（10140201）），同是新继位不久的季桓子（季孙斯）和叔孙武叔被孔子和季桓子的大管家同时也是孔子弟子的子路说服，要“堕三都”，就是要平毁这三处的城墙，让这三家的下属不能占据这三个城作乱。至于三桓中的另一家孟家，由于孟懿子是孔子的学生，也不好意思直接反对“堕三都”。

公元前四九八年（鲁定公十二年），叔孙氏首先平毁了郈的城墙，然后季氏派了子路去平毁费的城墙。当初，季家采邑费的主管公山不狃，以及在叔孙家不得志、可能也在季家的费邑任职的叔孙辄都曾参与阳虎叛乱，阳虎逃走以后，鲁国执政方面还没来得及处置他们。现在子路来平毁费的城墙，这两个人再也坐不住了，就一起带了忠于他们的费人偷袭鲁国都城，想要拼个鱼死网破。

他们进入鲁国都城以后，鲁定公和三桓的家长一起躲进了季氏家，在一起的还有孔子。季氏家中有一个高台，是当年季武子所筑，所以称为“武子之台”。这种台都是有防御功能的，当初鲁昭公攻打季家，季武子就是靠了这个台才坚持下来。

这一次叛军发动进攻，攻入了季家，但也在台下受阻。于是叛军就在台下射箭，企图压制台上的人，有些箭已经飞到了鲁定公身旁。这时，孔子挺身而出，借着叛军对鲁定公的冒犯，下命令反击，让两位大夫到台下去，领兵与叛军正面作战，他们很快就打退了叛军。随后，鲁国都城内的国人也加入了平定叛乱的行动，终于打败了叛军，叛乱的首领逃往齐国，费的城墙终于被平毁了。

题外的话，这次叛乱的首领之一，季家主要采邑“费”的主管公山不狃（即公山弗扰）在发动叛乱之前曾经想招揽孔子为己所用，孔子也差点动心，见《论语阳货第十七》：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这里反映孔子虽然一直在搞教育，但是他还是很有“政治野心”、一直想要有机会把他教给学生的东西付诸实践的，但是他一直没能得到机会。估计这次孔子真是绷不住了，所以有点不择手段，想借助公山不狃的力量压制三桓的势力，恢复鲁公的权威，进而在鲁国恢复“周礼”。孔老先生还是很自负的，他曾经说过：“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第十三》）。

平毁了郈与费的城墙之后，季家和叔孙家又准备去平毁孟家的采邑“成”的城墙，听说此事，上次平定阳虎叛乱的主角，成的主管公敛处父就对孟懿子说：“要是平掉‘成’的城墙，齐人就会一下打到国都的北门外。何况‘成’就是孟家的保障，没有‘成’，就没有孟家，你只要假装不知情，我自会阻止他们来毁城。”结果，由于公敛处父不配合，没能顺利平毁“成”的城墙。和平的手段不奏效，只好动武，这年十二月，鲁定公带兵围攻“成”，也没有打下来，“堕三都”只好半途而废。

以上见《定十二年传》：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p 1586）（11120201）。将堕成，公敛处父谓孟孙：“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障也。无成，是无孟氏也。子伪不知，我将不堕。”（p 1587）（11120202）。冬十二月，公围成，弗克。”（p 1587）（11120203）。

这次“堕三都”对于孔子来说，是要恢复鲁公的权威，进而全面地推行“周礼”。而对三桓来说，之前他们欺负鲁公，肆无忌惮，后来他们的手下有样学样，也开始欺负他们，几次占据三桓的采邑（三都）作乱。经过这样的教训，三桓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听得进孔子的话了，所以就半心半意的同意推行“堕三都”，主要是想预防手下叛乱。

而且，三桓中的季家和叔孙家之所以支持“堕三都”，固然是因为害怕自己的采邑自己控制不了，另一方面也是想借机削弱另一家孟家的势力。阳虎叛乱以后，孟家实力增加，尤其是“三都”之中孟家的采邑“成”，其实之前没有发生过叛乱，军力保存完整。“成”的军队既能作为主力平定阳虎的叛乱，也可能威胁到他们，对于这二家来说是骨鲠在喉，估计这才是他们赞成“堕三都”的主要动力。但是他们也从未打算与“成”人打个两败俱伤，所以公敛处父一抵制，他们就收兵了。

至于孟家，当然不会为了师生之情向孔子的理想让步，损失自家的根本利益。所以经过公敛处父一提醒，孟懿子就醒过闷儿来，还是要回过头来维持三桓共治的局面。这样孟家就与三桓之中的另外两家达成了一致，暗中撤回了对“堕三都”的支持。三桓在政治上达成了妥协，鲁定公被打入冷宫（没几年就死了），也就不再有孔子浑水摸鱼的空间了。

正是由于三桓撤销了对“堕三都”的支持，才导致“公围成，弗克”。这也成了孔老先生政治生涯的另一个转折点，三桓看穿了他的“阴谋”，团结一致，他在鲁国就再也没有实际的政治前途了。

不过对于孔子而言，“堕三都”本来就不是尊崇鲁公、恢复“周礼”的合理途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如公敛处父所说——要是把这些城墙都平毁了，就会便利外“国”入侵。而当时已经是春秋末期，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日益激烈，小“国”的生存越来越困难，不考虑这一点就违背了客观规律，不利于鲁国的生存，也不能为多数人所接受。因此，“堕三都”难免失败。

而从根本上来说，孔子的行为有其内在的矛盾：首先，孔子作为殷人后代而尊崇周礼，而周礼最讲究“亲亲”，孔家在鲁国偏偏和谁都不“亲”。其次，孔子并非世袭的重臣而要尊崇鲁公，其实与他所不赞成的“家臣而君图”（《昭十二年传》（p 1336）（10121003））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关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其实这不是他应该考虑的事。而且即使他能成功，尊崇了鲁公，他自己执掌政权，也既不合于周礼也不合于他自己的主张。再次，严格地说，他自己办教育的行为就是“不臣”的行为，违背了他自己在当时礼制的框架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主张。

“堕三都”失败，原任鲁卿的“子叔”家的家长叔还也已经成长起来，于是孔子和子路都被解职，而且还要求他们离开鲁国，孔子只好带一班弟子流亡卫国，中间还去过陈国（《哀三年传》（p 1622）（12030202））以及其它诸侯国，十几年后才回到鲁国。按惯例，这些诸侯国有的（例如卫国）还任命孔子担任一定的职务，但只是以此给孔子一些俸禄，或者会咨询他的意见，但不会让他实际插手本国政治。孔子从此告别了实际政治，只好托诸空言了。

孔子的流亡生涯艰苦备尝，由于他得“氏”没几年就被迫流亡国外，没有家族的势力，只好由他的弟子而非他自己的子弟作他的侍从，“有事弟子服其劳”（《论语为政第二》）。但是他还是“弦歌不辍”，坚持继续对弟子的教育，培养他们的能力，在有机会的时候让他们在卫国和其它诸侯国任职。他还在卫国与那里的贤人孔文子、蘧(qú)伯玉交往。不过他既然离开了政治舞台，《左传》中就少有关于他的记载了。

下面是《论语》中三段关于孔子周游列国的记载，《论语学而第一》：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论语先进第十一》：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公冶长第五》：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公元前五〇〇年（齐景公四十八年，鲁定公十年）夏天，孔子陪同鲁定公在夹谷与齐景公会见。当时齐景公已经做了将近四十八年的国君，虽然他的岁数未必比鲁定公大很多，但他的资格无疑比鲁定公老得多。一上来，齐景公就给鲁国君臣一个下马威，派了一些莱人士兵冲上前来挥舞兵器做出要劫持鲁定公的动作。

这些莱人属于夷人的一种，被齐人征服后仍然没改变风俗习惯，在当时的华夏诸国人士看来有点野蛮。齐景公是企图以此吓唬鲁国的君臣，达到在会盟中争取更多利益的目的。而出这个主意的人犁弥应该是个从鲁国跑到齐国去做官的人，他从过去的经验认为“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定十年传》（p 1577）（11100201）），所以献计给齐景公要考验一下孔子。

不过犁弥看错了孔子，孔子虽然“知礼”而好“文”，却并非“无勇”，非但如此，孔子还事先就做好了准备，带来了士兵随时戒备。这些“莱人”一出现，孔子马上护卫着鲁定公后退，并召唤候命的己方士兵，假称这些“莱人”来闹事绝非齐景公的主意，让己方士兵下重手杀伤这些“莱人”，齐景公见达不到目的，反而可能吃亏，只好把这些“莱人”撤走了（《定十年传》（p 1577）（11100201））。

到了举行盟誓的时候，齐人在盟辞里面写上了：“齐师出竟而不以甲车三百乘(shèng)从我者，有如此盟！”让鲁方的代表照着念。齐人拟定的盟辞意思是：鲁国人在齐军出征时必须派三百乘兵车随同一起出征。由于鲁国国小力弱，实际无法反抗，只能照着念。但是孔子机智地让手下在念的时候加上了一句：“而不反我汶阳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意思是我们可以随同你们出征，但是必须先还给我们“汶阳之田”。按当时的观念，在盟誓的现场念出来的话都直接上达天听了，齐人也无可奈何。

“汶阳之田”这块在汶水以北的土地曾经在齐鲁之间几度易手，去年刚被齐国借阳虎之乱从鲁国抢去，但名不正言不顺。鲁国方面这样一说，齐国只好答应归还这块土地（《定十年传》（p 1578）（11100202））。就在本年，这块土地又回到了鲁国（《定十年传》（p 1579）（11100301））。

夹谷之会举行了盟誓以后，齐国方面又提出由齐景公为鲁定公举行享礼，孔子怕夜长梦多，专门找到齐景公的宠臣梁丘据，利用他不懂“礼”，找借口推掉了这项活动（《定十年传》（p 1578）（11100203））。

孔子的外交办得好，为鲁国争取了利益，还显示了他临危不乱的才干，为孔子在鲁国国内政治上插一手打下了基础。

阳虎在《论语》中被称为阳货，此人和孔子是同时的人，曾经一度执掌鲁国的政权。阳虎这个人和孔子长得很像，也是大高个，有时会被人认错，其中一次孔子被匡人认为是阳虎，结果“子畏于匡”（《论语子罕第九》），被匡人围了起来，差点要了老先生的命，后果很严重。

阳虎很善于打仗，但和孔子不同道，孔老夫子也看不上他，但就是阳虎为孔子实践他的政治主张带来了机会。

关于孔子和阳虎（阳货）的关系，《论语阳货第十七》中有一段写得很有意思：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塗。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这应该是阳虎实际执掌鲁国政权时发生的事，由此可见，阳虎倒没有忽视孔子和他背后的人才群体，想要招揽孔子和他一起干。

公元前五〇五年（鲁定公五年）是鲁国历史上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三桓”的两位家长季孙意如（季平子）和叔孙不敢（叔孙成子）先后去世，继位者都比较年轻，另一家的家长，孔子弟子仲孙何忌（即孟懿子）也只有二十六岁，因此原来在季家家长手中的权力落入季家的大管家阳虎手中，他实际接过了统治鲁国的权力，形成了“陪臣（指大夫家的家臣）执国政”的现象。

但阳虎还不满足，三年以后，公元前五〇二年（鲁定公八年），他联合各家中不得志的人，想趁机杀掉执政的三桓这三家的家长，由他们自己中的人取而代之：由季寤当季家的家长，由叔孙辄来继承叔孙不敢，阳虎是孟家子弟，就想杀掉孟懿子，自己取而代之。这样阳虎就可以更名正言顺的执掌鲁国的政权。（《定八年传》（p 1567）（11081001））

幸亏孟家采邑“成”的主管公歛处父事先得到了消息，与孟懿子约定把“成”那里的孟家军队开来，平定了阳虎的叛乱（《定八年传》：（p 1568）（11081002）、（p 1568）（11081003））。季寤逃往国外，叔孙辄则逃入季家的采邑“费”，季家伤了元气，鲁定公的君权得到了部分恢复，孟家的地位提高，三桓以外的人得到了更多的机会。很快，一般认为是在公元前五〇〇年（鲁定公十年），孔子就当上了鲁国的司寇。

司寇这个职位本来是由鲁国另一个重要的家族臧家世袭的，但自从臧家的家长臧昭伯（臧孙赐）跟随鲁昭公流亡在外，恐怕就花落别家了。

三桓以季家为首把持鲁国政权之后，鲁国公室政权的架子还在，但其中各官职的重要性当然下降了，包括卿，也包括司寇。大约在鲁昭公继位之时，鲁国有另一个家族其族长跻身卿位，就是“叔”家（或称“子叔”家，但不是“叔孙”家，其实这两家的“氏”应该都是“叔”），叔家与季家关系比较密切，“舍中军”（《昭五年经》（p 1260）（10050001））以后两家的军队编在一军之中。估计后来司寇的职位也落在了“叔”家头上。

而在公元前五〇〇年（鲁定公十年，齐景公四十八年）时，鲁国和齐国的国君要在夹谷会盟，实际上是要确定鲁国对齐国的从属地位。一般国君出席会盟，都要有卿随从，可是世袭卿位的三桓的家长都不愿出席这个屈辱的会盟，而同在卿位的另一家“叔”家似乎由于自家的问题也出不了能干的人，所以只好给孔子安上司寇的头衔，陪同鲁定公出访。没想到孔子在这次会盟中很漂亮地完成了任务，为鲁国争取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提高了自身的地位。

这一年，孔子五十二岁，他担任的司寇这个职位位列司徒、司马、司空之后，是诸侯国中最高一级的官员。而且司徒、司马、司空实际是由三桓世袭的，历代的季孙都是司徒，历代的叔孙都是司马，而历代的孟孙（仲孙）也都担任司空，至于司寇这个职位，原来是属于也曾经在鲁国执政的臧家的。因此，孔老夫子至少在名义上进入了鲁国的统治核心，成了鲁国位列第四的执政大臣，而且前面那三位执政大臣都是小年轻，孔子是这些人里面经验最丰富的，也就比较有影响力。同时，孔子的一个弟子孟懿子是“三桓”之中风头正盛的孟家的族长，另一个弟子子路（仲由）接替了阳虎，在“三桓”之中势力最大的家族季家当大管家。孔子正在迈向他政治生涯的顶峰。

《论语先进第十一》有一段提到子路与孔子商量，让孔子的另一位弟子子羔主管季家的主要采邑“费”，就反映了当时孔子及其弟子们在鲁国的强势：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

孔子能崭露头角是鲁国的政治偏离正常礼制的结果：孔子属于“外姓”，一般来说不可能真正跻身鲁国的统治核心；孔子又与鲁国原有的“子”姓“部族”没有直接的血缘联系，在鲁国根基不深；而且孔家估计是在孔子担任司寇之后才刚刚再度（在孔父-嘉之后）由鲁定公重新“胙之土而命之氏”的，家族势力单薄；因此孔子不像别的重臣那样自身有强大的家族（“氏”族）做后盾。

一般多认为孔子在当上司寇的同时还跻身鲁国的卿，不过孔子的这个卿其实是有名无实的。按礼制，凡是被国君“胙之土而命之氏”的大夫，都“有赋于军”，也就是都要准备以自家子弟为骨干的私人武装，各家卿族更要有相当的私人武力。但从《左传》和《论语》的叙述看来，孔家还没来得及发展出自己的私家军队。而且鲁国自三分公室以来，三家分得了鲁公的军队，三家军队的规模就把其他各家（鲁国的各个“氏”族）甩开了，就算孔老夫子能迅速纠集起一支军队，也完全不足以达到能与三家军队相比的规模。因此，孔子只能依靠他自己都知道靠不住的鲁定公，在各家势力的缝隙中来推行自己的理念。

孔子第一次在《左传》中出现是在《昭七年传》中（（p 1294）（10071201）），昭七年当公元前五三五年，当时孔子只有十七岁，但这里面提到孔子时说的是十七年以后的事。鲁昭公七年（即公元前五三五年）的时候，“三桓”中孟氏家族的族长孟僖子随同鲁昭公出访楚国，本来孟家的历代族长都是干过这个活的，但是由于孟僖子是庶出，没受到相应的教育，不懂得“礼”，所以未能很好的完成辅佐鲁昭公的职责。

回国以后孟僖子就下决心要好好地讲求“礼”，留意懂得“礼”的人才。正好年轻的孔子也在这一段开始了他以“礼”为中心的教育事业，逐渐有了些名声。孟僖子的父亲孟献子手下有一名勇士，后来担任孟献子的戎右，叫做秦堇父，他的儿子秦丕兹就已经是孔子的学生（《襄十年传》（p 0978）（09100205））。所以十七年以后，孟僖子临死之时，就把自己的两位公子托付给了孔丘，要孔丘当他们的老师，教他们“礼”。这已经是鲁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五一八年）的时候了，当时孔子三十四岁，小哥俩只有十三岁。

这小哥俩中的一位在孟僖子死后继承了孟家的族长之位以及孟家世袭的在鲁国的卿位，后来称为孟懿(yì)子。孟氏家族虽然在三桓中经常敬陪末座，但毕竟也是联合统治鲁国的三大家族（所谓“三桓”）之一。孔子能当上孟氏家族家长的老师，而且他又不是孟家的家臣，而是“公家”的人，他在鲁国的影响力当然增加了。虽然孔老夫子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他的教育事业，但是他的教育事业真正起飞应该是从这件事开始的。

孔老夫子开办私家教育以后，由于收入相对比较丰厚，所以也就不再在“公家”任职了。但由于孔老夫子的“教育”是“君子”的教育，是以“礼”为中心的教育，也就是从政的教育，所以孔老夫子一直切望有朝一日能掌握足够的权力，让自己也一展身手。他曾经对弟子感慨：“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论语阳货第十七》）就反映了他的急切心情。

此后孔子经过二十多年的积累，“十年‘生’聚，十年教训”，门下弟子逐渐形成一个人才群体，为他登上鲁国政治的舞台打下了基础，他需要的就只是机会了。

在这一段，《左传》中也没有记录下孔子的行迹。

孔老夫子曾经说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第二》）孔子志于学的详细情况已无从查考，只留下了一句：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即郰人，指孔子的父亲叔梁-纥）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第三》）。

当时的“学”是以“礼”为中心的，所以一般认为这件事说明了孔子的好学精神，而孔老夫子本人还把这“每事问”提高到了“礼”的高度。既好学又充分重视，孔子于是具备了成为“礼”之大师必要的自身条件。

当然，鲁国本来就有深厚的文化传统。由于鲁国的开国之君是一度称王的周公的儿子，所以鲁国可以采用的礼乐仪典比较高级，比较完备，同时鲁国得到的和积累的典籍也比较丰富。下面举两个例子：

例一：当初季札访问鲁国，专门“请观于周乐”，观看了鲁国乐工展示的各种乐舞，最后他感叹道：“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dào)也，如地之无不载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yǐ)。”由此可见，鲁国的乐舞是非常完备的，所以季札才会叹为观止。乐舞是当时礼制的重要因素，孔老夫子所授的课程之中，也有“乐”这一门，可能其中也包括了舞。“乐”还常常与“礼”并称为“礼乐”，所谓“无礼不乐”（《文七年传》（p 0563）（06070801））是也。所以从这个例子也可以反映出鲁国礼制的完备。

例二：当初在孔子十二岁的时候（公元前五四〇年，鲁昭公二年，晋平公十八年），晋国新执政的韩起来聘，也曾经专门到鲁国的太史那里“观书”，他观看了鲁国的“《易》、《象》与《鲁春秋》”，最后感叹道：“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由此例可见不仅鲁国所藏的典籍包含了周初传下来的文献，而且这些典籍全面地阐释了在周建国之初起了重要作用的“周礼”。

鲁国有这样的传统，也就为孔子提供了成为“礼”之大师必要的外部条件。

《左传》中记载的后来的一件事，也反映了孔子的学习精神。那是在公元前五二五年（鲁昭公十七年），孔子已经二十七岁，鲁国属国郯国的国君来朝拜鲁昭公，说起了历史上的官制，说得头头是道，孔子听说了，专门跑去向他学习，还感叹道：“吾闻之，‘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犹信。”（《昭十七年传》（p 1389）（10170302）），从这里还可以看到，孔子当时已经有了要重振“官学”的志向。

在那时候，孔子大概已经有了博学多闻、尤其是“知礼”的名声，而且他又“多能鄙事”，所以他已经具备了代替“官学”、为要成为“君子”的人们提供以“礼”为中心的全面教育的条件。再加上孔子在“公家”得不到好的职位，又需要养家糊口，他也就开始向这个方向发展了。

而且在那时候，在上面所说的“三分公室”的大背景下，鲁国的公室所能管辖的人力物力极度匮乏，以致出现了要举行“射礼”而人手不足的现象（《襄二十九年传》：范献子来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庄叔执币。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于家臣。（p 1159）（09291001）），可想而知，鲁国公室主办的教育也衰落了。

而各家的子弟担任各种官职，不经过教育肯定是会出纰漏的。尤其是还有在各个重臣家任职的“陪臣”们，他们的职位越来越重要，可他们中的很多人本来就不在公家教育服务的范围内。所以公家教育的衰落以及“公家”大权的旁落也就为孔老夫子提供私人教育服务准备了市场。

到了公元前五一九年（鲁昭公二十三年），孔子三十三岁，周王室的王子朝作乱。三年以后，公元前五一六年（鲁昭公二十六年），被晋国镇压。王子朝及其同党只好逃往楚国，同时卷走了周王室的典籍（《昭二十六年传》（p 1475）（10260901））。这也是中原华夏诸国文化上的重大损失，周王室再也不能说是文化的中心了，“周礼尽在鲁矣”，各国的向学之人，也只好来鲁国向以“知礼”而闻名的孔子来学习。

因此，孔子虽然一心想恢复周的礼制，而且他办的教育也是以“礼”为中心的教育，采用的也是“周礼”体制内的教材，打算培养的也是在原体制内起作用，适应原有体制的人才。但他的教育事业本身就是礼崩乐坏的产物，加之他培养出来的学生很多也都只能在体制之外寻找出路，所以他开了这个体制外教育的先河，恐怕客观上不但不能有利于旧礼制的维持，反而更多的是为新制度提供了人才，这些人实际成了原有体制的掘墓人。

孔子出生前十年，公元前五六二年（鲁襄公十一年），鲁国的“三桓”，即出自鲁桓公的季氏、叔孙氏、孟（仲）氏三大家族，把鲁公直属的军队给分了，这就是著名的“三分公室”。其实“三桓”分得的是出“军赋”组成军队的那些人，原来这些人归鲁公直接掌握，现在改由三家管理，但这些人原来向鲁公贡献的东西还得贡献，不过要经三家转一道手再贡献给鲁公。同时这三家以自己原来的私家军队加上新分到的这些人各自组成鲁国新的三军之一军，由他们自家掌握。鲁公失掉了兵权，其实是失掉了归他直接掌握的“民”，只享受三家的贡献，彻底成了甩手掌柜的，季家实际执掌了鲁国的政权。

后来史墨还说风凉话：“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zòng纵)其失(yì佚)，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昭三十二年传》（p 1519）（10320402））。

十二年以后，公元前五五〇年（鲁襄公二十三年），孔子两岁，由于“三桓”内部和各家族之间复杂的内斗，又赶上孟（仲）家的家长孟庄子（仲孙速）死了，季家的家长季武子（季孙宿）借机把臧氏家族的家长，“圣人”臧武仲（臧孙纥）赶走了，臧家可能也失去了卿位，似乎是被“子叔”氏家族的家长所取代。从前面孔子父亲救臧纥（即臧武仲）看，孔子的父亲与臧家有一定的渊源，臧武仲被赶走（孔子的父亲也在此前后去世），臧家的势力下降，很可能对孔子的家族产生一定的影响。

孔老夫子后来分别评论过臧家最著名的祖孙两位族长：

关于祖父——臧文仲（臧孙辰），孔子说：“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废六关，妾织蒲，三不仁也。作虚器，纵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文二年传》（p 0525）（06020503））。

关于孙子——臧武仲（臧孙纥，即上面提到过的臧纥），孔子说：“知之难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于鲁国，抑有由也。作不顺而施不恕也。《夏书》曰：‘念兹在兹。’顺事、恕施也。”（《襄二十三年传》（p 1085）（09230802））。

看来，孔老夫子对臧家还是有点不以为然的。但是这二臧又是鲁国著名的能“立言”的人，尤其是臧武仲，聪明机智，博学多闻，是当时公认的“圣人”，对孔子后来的行事应该是有影响的，孔子后来也以博学多闻见称。

孔子八岁时，公元前五四四年（鲁襄公二十九年，吴王馀祭四年），从远方来了吴国的季札，遍访中原的华夏诸国，自然也包括鲁国，还在鲁国考察了周人的先祖留下来的音乐舞蹈。季札这位多年未通音问的远方亲戚突然来访，让当时华夏诸国的人们眼前一亮，他号称是周人先王周太王嫡长子、周文王伯父泰伯的后代，虽然来自蛮夷之地，却文采风流，对诗书礼乐有天生的辨识力，在中原的华夏诸国所交好的又都是一时之彦，还屡次给人提出精当的建议，简直是“君子”的样板。

季札来访应当是轰动一时的事件，《左传》中有大量篇幅记载此事，共八条八百多字，与描写城濮之战的篇幅差不多。季札的言行恐怕对后来的孔子有很深的影响。下面是季札对孔子影响的一个例子，比较孔子对古乐的评价与季札对古乐的评价，可见二者的渊源。

孔子：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第三》）。

季札：见舞《象箾》(xiāo)、《南籥》(yuè)者，曰：“美哉！犹有憾。”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濩》(huò)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慙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见舞《韶箾》(xiāo)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dào)也，如地之无不载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yǐ)。”（《襄二十九年传》（p 1165）（09291303））。

到公元前五四二年（鲁襄公三十一年），鲁襄公死了，在季家主持下，换上来的是很没出息的鲁昭公，“十九年矣，犹有童心”（《襄三十一年传》（p 1185）（09310402）），不理朝政，鲁公的地位进一步下降。基本上在同时，“三桓”中季家以外的两位家长——孟家的家长孟孝伯（仲孙羯）在此年，叔孙家的家长叔孙穆子（叔孙豹）在四年后——相继去世。季家家长季武子抓住这个机会，“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昭五年传》（p 1261）（10050101）），进一步扩大了季家的势力，此年是公元前五三七年，孔子十五岁。

孔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长大的。

孔子出生于公元前五五二年（鲁襄公二十一年），不是嫡出。其母名徵在，据说是姬姓，颜氏。孔子出生后没几年，他父亲叔梁-纥就去世了，孔子其实是个孤儿。

孔子上面还有个哥哥，据说字孟皮，也是庶出。按当时的制度，叔梁-纥去世以后，应该由孔子的哥哥继承家中的族长之位以及他们家世袭的大夫之位，但不一定还任“郰人”。不过据说孟皮脚有些残疾，也就得不到什么好的职位，这样一来家中的收入难免减少，所以在孔子幼年时他们家的日子应该不太好过。

孔子名丘，这个“丘”，据说来自离当时孔子家居住的郰邑不远的一座小山——“尼丘”。但到底怎么来的，有多种说法：有说孔老先生是在尼丘得的，又有说孔老先生是他母亲祈祷于尼丘才得的，还有说孔老先生是在尼丘生的，还有说孔老先生的脑瓜顶很像这座尼丘的。不管怎么来的，反正“丘”这个名字就是从这座小山来的，古人的“字”要照应他们的“名”，所以孔子的“字”里有一个“尼”字。

孔子字仲尼，“尼”已经说了，是来自“尼丘”，仲是行第，是老二。但是孔子家中的老大，孔子的哥哥孟皮似乎寿命不太长。后来孔子发达的时候，由他做主把哥哥的女儿许给自己的弟子南容（《论语公冶长第五》：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论语先进第十一》：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孔子能够这样处置侄女的婚姻大事，可见当时他已经当了家族的族长，他哥哥可能已经不在了。

孔子既非嫡出，上面又有一个哥哥，父亲又早逝，所以一开始地位很低，甚至传说：季氏饗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史记》中华书局1973 六 世家二 一九〇五 《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也就是说孔子连“士”都没得做。所以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论语子罕第九》）

因此，在《左传》中找不到孔子少时的踪迹。

孔子的父亲叔梁-纥长期担任鲁国郰邑的长官，按惯例，被称为郰人纥（这郰人按《左传》中叙事的惯例，不是泛指郰地之人，而是专指主管郰邑的官员）。也有称孔子的父亲为郰-叔-纥的，这里郰并不是他的“氏”，只是将与他有关的地名冠于他名字的前面称呼他以资区别而已。叔梁-纥的地位较低，并没有得到“氏”。叔梁-纥这三个字，第一个“叔”字是他的行第，表示他不是家中的老大，甚至多半不是家中的老二，“叔梁”合起来是他的“字”，“纥”才是他的“名”。

先称字再称名是《左传》中反映的当时“君子”们称呼男子的常见方式之一，因为当时人大多没有“氏”，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碰面的男子往往又多是同“姓”，所以有时需要采用连字带名的称呼以资区别。要搁到后世，就好比称呼关老爷为“云长羽”，称呼诸葛亮为“孔明亮”，让人感觉有点奇怪。

叔梁-纥在《左传》中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在公元前五六三年（鲁襄公十年，晋悼公十一年），据说那时叔梁-纥已经五十多岁了。当时晋国纠合了十一个小国要拿下妘姓小国偪（fù）阳，攻城进行得并不顺利，拖了很长时间。一次，偪阳守城的人故意打开城门放一部分攻城的人进城，但随后就放下了“县(xuán)门”，要把这些人关在城里。这“县门”就是悬门，悬在城门上方高处，很重，放下来以后一时半会收不回去，危急的时候才会把悬门放下来堵住城门。后世有的城门也有类似的装置，称为“千斤闸”。

当偪阳守城的人放下这“千斤闸”以后，已经攻进城内的各国士兵就要被人家包饺子了，在这危急时刻，叔梁-纥上前抬起了“千斤闸”，把攻进城内的士兵救了出来（《襄十年传》：“偪(fù)阳人启门，诸侯之士门焉。县(xuán)门发，郰人纥(hé)抉(jué)之，以出门者。”（p 0974）（09100201））。这一幕太有传奇色彩了，我记得在《隋唐》里就有这么一出：天下第四条好汉熊阔海扛住千斤闸，放出城内的兄弟，结果自己被压死了。这《隋唐》故事的原型估计就是从叔梁-纥这儿来的。从这一出也可以知道，孔子的父亲可是个非常骠悍的人，盖过了天下第四条好汉，决不是什么儒者。

孔子的父亲在《左传》中第二次出现是在七年以后，公元前五五六年（鲁襄公十七年，齐灵公二十六年），齐国军队打进了鲁国。上一年，晋国的一代霸主晋悼公死了，霸主国晋国对小国的控制力减弱。齐国趁机屡次攻打鲁国，这一回，把鲁国的重要家族（“氏”族）臧家的族长——臧纥（臧孙）——围困在了臧家的采邑“防”这个小城里。

由于臧纥是鲁国的卿，地位很高，所以鲁国派出一支军队经过距离“防”六十多里的“阳关”前来，想要把臧纥救走，但这支援军走到半路就不敢前进了。还是叔梁-纥领着臧家的两个子弟，臧畴和臧贾，统率三百名战士，趁着夜晚突击齐军，接出了臧纥。叔梁-纥转身再突入“防”邑城内，加强那里的守备。齐军见取胜无望，只好退走了。

以上见于《襄十七年传》：“齐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齐侯伐我北鄙，围桃。高厚围臧纥于防。师自阳关逆臧孙，至于旅松。郰-叔-纥、臧畴、臧贾帅甲三百，宵犯齐师，送之而复。齐师去之。”（p 1030）（09170301）。

这时的叔梁-纥，虽然可能已经六十多岁，但仍然意气风发。而孔老夫子，就在四年后出生。

从《左传》中的这两件事可以看到，叔梁-纥对鲁国公室忠心耿耿，很可能就是他对鲁国公室的态度影响了孔子，奠定了孔子政治活动的方向。当然，孔子还继承了叔梁-纥的风标器概，真要动起手来也不含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