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春秋左传注读后13左传中的孔子 一、 圣人之后 -- 桥上

在《左传》中提及了十多位孔门弟子，但提得最多的就四位，除了孟懿子，另三位是子路、冉求和子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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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弟子子贡（子贡是字，又作子赣，名赐）能言善辩，富有远见，在《左传》中有九处记下了他的言论：

公元前四九五年（鲁定公十五年），邾隐公来朝见鲁定公，子贡在场，他通过观察，预见到了鲁定公将不久于人世（《定十五年传》（p 1600）（11150101））。

公元前四八八年（鲁哀公七年），吴国的太宰伯嚭要求当时鲁国执政的季康子前去吴国朝见，季康子让子贡替自己答话，子贡的答话不卑不亢，合情合理，拒绝了伯嚭的无理要求，还让他说不出什么来（《哀七年传》（p 1641）（12070302））。

公元前四八四年（鲁哀公十一年），艾陵之战战前，吴王夫差看见了鲁国的叔孙武子（名州仇），于是赐给他甲和剑铍，并告诉他：“奉尔君事，敬无废命！”但是一般主上不会赐给臣下剑一类的兵器，赐予时往往是让臣下自杀谢罪，好比伍子胥，所以叔孙武子愣住了，一时不知回答什么好。正好子贡就在旁边，立即快步上前，替叔孙武子拜谢道：“州仇奉甲从君。”“州仇”是替叔孙武子自称名。子贡的回答忽略剑铍，只提甲，回答得中规中矩，机智的避免了礼仪上的尴尬，为叔孙武子解了围（《哀十一年传》（p 1663）（12110303））。

公元前四八三年（鲁哀公十二年），鲁哀公前往吴国的橐皋去见吴王夫差，会见期间，吴王让太宰伯嚭来见鲁哀公，要求与鲁国重申吴、鲁两国五年前的盟约，但五年前订立那个盟约时吴国要求鲁国贡献了牛、猪、羊各一百头（百牢），大大超过了一般的礼节，对鲁国是耻辱，所以鲁国人不愿意重申这个盟约，他们又派出了子贡。子贡给伯嚭设了个逻辑陷阱，说服了伯嚭不再提重申盟约这件事（《哀十二年传》（p 1671）（12120301））。

还是公元前四八三年（鲁哀公十二年），秋天，吴、鲁、卫、宋四国国君在“郧”这个地方会见，鲁、卫、宋三小国私下订立盟约，却推辞了与吴国订立盟约。吴国人心里不痛快，迁怒于卫国国君，包围了卫国国君的驻地，准备扣押他，这时鲁国负责外交的大夫子服景伯就请子贡排解此事。子贡又去见了伯嚭，他在闲谈之中晓以利害，把伯嚭说高兴了，吴人于是解除了对卫国国君的包围（《哀十二年传》（p 1672）（12120402））。

公元前四八〇年（鲁哀公十五年）冬天，鲁国与齐国讲和，子贡作为子服景伯的副手跟随子服景伯前往齐国，见到了原来孟家采邑“成”的主管公孙成，公孙成因为与孟家新即位的族长闹意见，带着“成”邑投向了齐国，子贡以宗族的大义说动了公孙成，让他认识到带着“成”邑投向齐国是不妥的（《哀十五年传》（p 1693）（12150401））。

随后，齐国执政的陈成子（陈恒）接见子服景伯和子贡，陈成子表示要像对待卫国国君一样对待鲁国国君，其实是要求鲁国国君像卫国国君一样奉事齐国，子服景伯让子贡答对，子贡马上借机提出，齐国曾经补偿卫国土地，要求齐国对鲁国一视同仁，归还“成”邑。由于子贡先前已经做通了公孙成的工作，所以鲁国顺利的收回了“成”邑（《哀十五年传》（p 1693）（12150402））。

公元前四七九年（鲁哀公十六年），孔子去世了，鲁哀公亲致悼词，子贡抓住了鲁哀公致悼词的几个细节，根据孔子的理论，预言了鲁哀公后来的命运，可谓是见微而知著（《哀十六年传》（p 1698）（12160302））。

公元前四六九年（卫悼公元年，鲁哀公二十六年），再次被赶下君位流亡于外的卫出公派人到子贡那里，先送上一张弓，然后询问出身于卫国的子贡：“吾其入乎？”意思是我还能复辟吗？子贡回答说：“臣不识也。”这是说臣下不知道。

然后子贡私下里对来人说：我们卫国过去有几位先君被迫流亡国外以后又能重新复辟，都因为他们在国内国外都有人帮着他们，现在主上（卫出公）再次流亡在外，可内外都没有人向着他，《诗》里说了：“无竞惟人，四方其顺之。”就是说只要有了人，到哪儿都吃得开，回国不回国都不是问题（《哀二十六年传》（p 1731）（12260301））。

子贡实际上是婉转的拒绝了卫出公求助的请求，而且这里子贡回答来人的方式与上面十五年前孔老夫子回答冉求的方式极为相似。

子贡用语言为鲁国立下了功劳，但不知为何他还是离开了鲁国。到公元前四六八年（鲁哀公二十七年），吴国已经为越国所灭，越国成了鲁国南面的强权，要求鲁国前往平阳会盟，鲁哀公率领三桓的家长一齐前往，这天，三位家长谈到了子贡，季家的家长季康子感叹说：“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是说子贡若在，我不会受此屈辱。孟家的家长孟武伯马上接口说：“然。何不召？”是说既如此，为什么不召他回来。季康子回答说：“固将召之。”是说我正打算把他召回来呢。叔孙家的家长叔孙文子紧跟着说：“他日请念。”是说到时候别忘了（《哀二十七年传》（p 1733）（12270102））。

能使人长久不忘，子贡可谓是能立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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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弟子冉求（冉是“氏”，“求”是名，字子有，或称为有子）在《左传》中出场时正当齐国来讨伐鲁国，他当时正在担任季氏家的大管家，于是季氏家的家长、也是鲁国的实际执政者季康子就来征求他的意见，让他出主意，要怎样对付齐国的进犯。

冉求先提出让三桓的家长一人留守，其他两人跟随鲁哀公到边境上去抵抗齐军，季康子告诉他做不到；他就再提出在近郊抵御齐军，季康子就去和三桓中的另外两家商量，结果那两家都不肯出兵；冉求只好建议说，可以不用鲁哀公出马，只由三桓家长中的一位领兵出城抵抗，并且说：要是再不肯出兵，那就不是鲁国人了；他还对季康子分析说，鲁国都城内的各家的兵车多于齐人来讨伐的兵车，单单季家的兵车，已足以抵挡齐军，何况那两家不愿出兵也有其道理，现在鲁国是季家执政，如果季家执政的时候，不敢与来进攻的齐军作战，首先是季家的耻辱。

冉求说服了季康子，季康子就带着他上朝去商议，他把冉求留在朝廷之外，自己去和三桓的另两位家长讨价还价，结果那两位反而到朝廷外面来咨询冉求，叔孙武叔（即州仇）隔着一条河沟问冉求怎样应付战事，冉求回答说：“我不过是小人，只能顾自己眼前的事，深谋远虑是你们君子的事。”冉求的学长孟懿子也来问他，冉求只好说：“我们这些小人只能看手里有什么条件才能决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意思是说要看你们下什么样的决心。知道冉求是说他们不敢出兵，叔孙武叔不好意思了，所以回家去召集部队。

这样，经过冉求做工作，三家终于勉强同意出兵作战。但是作战时，三家的家长都没出动。季家派冉求率自家的七千甲士组成左师，孟家家长孟懿子（时年四十五岁）派他的继承人——后来的孟武伯——率领各家军队组成了右师，冉求还任用自己的学弟，年轻的樊迟作为自己指挥车的戎右（《哀十一年传》（p 1657）（12110101））。

在这次“郊”之战中，鲁国的左师获胜，右师溃败，齐军没占到什么便宜，只好撤回去。鲁军右师的溃败是因为右师本来就是临时组合而成，而且大家都不想打这一仗，只想明哲保身，其统帅自身没有战斗意志，又没什么威信，所以失败是必然的。

至于左师，本来就大都出自季氏一家，号令统一，冉求又有樊迟作参谋，在下命令时有技巧的避免了由于个别人胆怯而全军不能统一步调（《哀十一年传》（p 1659）（12110102）），再加上他想出了全军用矛的战术，齐军猝不及防，被鲁军的左师突破了战线，全军溃散，只好撤退。孔子也高兴的表扬了冉求：“义也。”（《哀十一年传》：（p 1660）（12110104）、（p 1660）（12110105））。

冉求立了大功，孔子也跟着沾光，流亡多年之后，终于被召回鲁国。虽然后来冉求与孔子意见不合，例如前面提到过的“以田赋”之事（《哀十一年传》（p 1667）（12110701）），但谁对谁错还很难说。

其实冉求也是很会说话的，公元前四七二年（齐平公九年宋景公四十五年，鲁哀公二十三年），宋国在位的景公的母亲景曹去世，此人又是季家上任家长季桓子的亲外祖母，所以季家的现任家长，季桓子的儿子季康子就派大管家冉求去吊丧，冉求言辞得体，并且作为季家的代表参加到了送葬的队伍之中，为季家加了分。《左传》作者还把冉求当时的一段言辞记录了下来，供后人学习（《哀二十三年传》（p 1720）（12230101））。

无论如何，冉求的能干是无可置疑的，他可说是能立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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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弟子子路（子路是字，名由，常称为仲由，“仲”可能是“氏”，又称季子、季路）其实可能比冉求还能干，早在公元前四九八年（鲁定公十一年），子路已经当上了季氏家的大管家，并投入了孔子推行的“堕三都”的行动之中（《定十二年传》：（p 1586）（11120201）、（p 1587）（11120202）、（p 1587）（11120203））。行动失败，子路又和孔子一起流亡在外，忠心耿耿，信义著于天下，《论语颜渊第十二》就提到：“子路无宿诺。”

到后来子路跟随孔子回到鲁国，有一位小邾国的臣子想要投奔鲁国，还带来了一座城池，他不要求与鲁国的大臣盟誓，只要求子路给他一个承诺，但是子路坚持不同意。鲁国执政的季康子派子路的同学冉求去问子路：“千乘(shèng)之国，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季康子的意思是鲁国这个千乘之国的盟誓那人都不相信，只相信你子路的一句话，你答应了不是你的荣耀吗？子路回答说：“鲁有事于小邾，不敢问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济其言，是义之也，由弗能。”子路是说：鲁国如果要和小邾国打仗，我会不问缘由就去参战，哪怕战死也在所不惜。但这个人不愿尽臣子的义务，我要是答应了他的要求，就是肯定了他的行为，我做不到（《哀十四年传》（p 1682）（12140201））。

子路这样坚持原则，自然就得罪了季康子，没几天就被排挤到卫国，当了卫国执政大臣孔悝家采邑的大管家。尽管如此，他还是记挂着鲁国，当时在齐国执政的陈家有一位陈瓘路过卫国时，他还不忘为鲁国说好话（《哀十五年传》（p 1692）（12150301））。

不久以后，公元前四八〇年（鲁哀公十五年），卫国长期流亡在外的前太子蒯聩勾结他姐姐偷偷回到卫国，劫持执政大臣孔悝（此孔非孔子之孔，且二孔不同“姓”），要赶走蒯聩自己的儿子——当时的卫国国君卫出公。孔家的老臣栾宁对孔悝的行为不以为然，马上派人告诉了在外地的子路，然后奉着卫出公逃往鲁国（《哀十五年传》（p 1694）（12150502））。

子路听说此事，马上赶来，想要救出被劫持的孔悝，将要入城时，在城门口遇见了往外逃的同门师弟子羔（高柴），子羔对他说：“门已闭矣。”是告诉他孔家的门已经关闭了。子路说：“吾姑至焉。”子路是说我还得去看看。子羔说：“弗及，不践其难！”意思是告诉子路既然没赶上，就别把自己陷进去了。子路说：“食焉，不辟其难。”是说我既然吃了人家的俸禄，有危难的时候就不能逃避（《哀十五年传》（p 1695）（12150503））。

然后子羔逃出城门，子路进城冲到了孔家门前，守门的叫公孙敢，认得子路，这位公孙关上了大门，还劝子路别进去，结果子路对他说：“是公孙也，求利焉，而逃其难。由不然，利其禄，必救其患。”子路所说的大意为：原来是你这位公孙，在孔家得了利，有灾难时却不肯出力，我‘由’却不然，得了利，出事的时候就一定要想办法来救援。趁着有使者要进门，子路也挤了进去，公孙敢也不好意思拦他（《哀十五年传》（p 1695）（12150503））。

最后子路冲到了孔家的高台下面，大声喊道：“大子焉用孔悝？虽杀之，必或继之。”接着又大声说：“大子无勇，若燔台，半，必舍孔叔。”子路的前一句话是说太子蒯聩劫持了孔悝也没有意义，就算杀了孔悝，也会有别人继承他。后一句是说蒯聩是胆小鬼，要是放火烧台，烧到一半他就会把孔悝放出来了。蒯聩急了，派了好几个人下台来对付子路，用戈勾断了子路的帽带，子路已经知道众寡不敌，所以说道：“君子死，冠不免。”他把自己的帽带系好，然后就被对方杀死了，这就是所谓“结缨而死”（《哀十五年传》（p 1695）（12150503））。

子路光明磊落，无愧是能立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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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门弟子有此三立，可以不朽了。

在《左传》中有几十处主要以“仲尼曰”引领的孔子的言论，评价了各种人物和事件。这是《左传》作为教材的一种手法，类似的更多是由“君子曰”引领的“君子”的言论，这都是《左传》作者赞同的观点，以君子、孔子、或其他名人之口出之，会更有说服力。实际上有几处《左传》中君子或其他名人的言论在别的典籍中或被认为是孔子所说，可见这些言论到底是谁所说有时其实并不重要。

上述《左传》中提到的孔子的言论可分为几类，一是对人物的评价，二是对事件的评价，三是一些预言，这些预言有些未能完全实现，四是还有一些当时的对话。这些言论都是就事论事，没有系统的阐述，这也是孔子的风格吧。

《左传》中的这些孔子的言论可以与孔子言论集《论语》中孔子的言论进行比较，《论语》中很多的篇幅是讲学习与个人修养的，与《左传》关系不大，但《论语》中有些段落阐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则与《左传》中孔子言论的观点大体一致，例如：

前面提到过，孔子的一段话就同时出现在《左传》和《论语》之中，在《左传》中的版本是：“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哀十一年传》（p 1667）（12110603）），在《论语》中的版本则是：“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上面刚刚提到，《左传》中有孔子对代表季氏前来的弟子冉求说：“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哀十一年传》（p 1667）（12110701），在《论语》中也有：季氏富于周公，而求（冉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第十一》）

《左传》中还有孔老夫子的话说：“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诗》曰，‘民亦劳止，汔(qì)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施之以宽也。‘毋(wú)从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nüè)，惨不畏明’，纠之以猛也。‘柔远能迩(ěr)，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竞不絿(qiú)，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qiú)’，和之至也。”（《昭二十年传》（p 1421）（10200903）），《论语》中就也有孔老夫子的话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第二》）。

当然，《左传》与《论语》的观点本来就应该差不多。《左传》中观念的核心是“礼”，关于“礼”，孔子最喜欢的一句古话是“克己复礼”，这句话就既见于《左传》也见于《论语》，分别在《昭十二年传》（p 1341）（10121102）和《颜渊第十二》中。这里的复（復）并非恢复之复，《汉语大字典》“復”字条有：“实践；履行。《论语学而》：‘信近于义，言可復也。’”所以孔老夫子主张的是：要战胜自我，按照周礼的行为规范行事。

到公元前四八〇年（鲁哀公十五年），孔子已经七十二岁了，垂垂老矣，可能是因此才有绝笔的传说。上一年，孔子权势最大的弟子孟懿子去世了，本年，老先生又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心爱的弟子子路死在了卫国的内乱中。孔子能预料到子路的死，却无法挽救他，想来一定十分心痛（《哀十五年传》：孔子闻卫乱，曰：“柴也其来，由也死矣。”（p 1695）（12150503））。

没几个月，孔子自己也去了。在《礼记檀弓上》中的记载如下：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当户而坐，子贡（赐）闻之曰：“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夫子殆将病也。”遂趋而入。夫子曰：“赐！尔来何迟也？夏后氏殡于东阶之上，则犹在阼也；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则与宾主夹之也；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则犹宾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盖寝疾七日而没。

孔子之死，鲁哀公亲致悼词：“旻天不吊，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哀十六年传》（p 1698）（12160301））根据后人的研究，他的悼词中多处化用了《诗》中的句子（《哀十六年传注》：梁履绳《补释》引《路史发挥》五云：“不吊昊天，《节南山》也；不慭遗一老，俾守我王，《十月之交》也；嬛嬛在疚，《闵予小子》也。哀公顾亦集《诗》而诔之乎！”（p 1698）（12160301）），虽然子贡认为这篇悼词中有失“礼”的地方，但也算是展示了孔老先生的教育成果。

孔老夫子死了，现存《春秋经》也中断了，其最后一句是“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哀十六年经》（p 1697）（12160003）），这当然不会是孔老夫子自己写的，但也算是把《春秋经》与相关的《左传》最后定格在这样一位伟人的遗容上了吧。

到了公元前四八一年（鲁哀公十四年）春天，鲁国组织狩猎，叔孙家的人打到了一头奇怪的动物，大家都不认得，认为是不祥之物，准备赐给负责打猎的官员。请来孔子一看，说是“麟也”，这才知道是鹿的一种，于是叔孙自己带回家去（《哀十四年传》：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鉏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后取之。（p 1682）（12140101））。

麟这种动物在当时的鲁国虽然稀见，但确实是存在于当时中原地区的，《诗经周南》中就有《麟之趾》一诗：“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反映了麟是当时现实存在的动物。孔老夫子曾经说过：“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第十七》）这关于麟的知识说不定就是孔老夫子自己在学诗时获得的。

后人说“绝笔于获麟”，把这件事说成是孔子停止写作《春秋》的标志，但从《左传》中的叙述看，这里只是记载了一个奇异的事件，并表现了孔子的博学多闻而已。

而且在此后，孔子也没有放弃宣扬他的政治观点。就在同一年，公元前四八一年（齐简公四年，鲁哀公十四年），夏天，获麟没过几个月，听说齐国的陈恒（陈成子）弑杀了齐简公，孔子专门斋戒了三天，然后郑重其事的朝见鲁哀公，请求讨伐陈恒，鲁哀公无法答应他，也无法拒绝他这位老师，只好任由孔子连着请求了三次。最后鲁哀公问孔子：“鲁国一直比齐国弱，您却要让鲁国向齐国进攻，您到底是怎么想的？”孔子回答说：“陈恒弑杀了齐国的国君，齐国的老百姓有一半都不赞成他，以我们鲁国的力量加上齐国一半的老百姓，就能实现我们的目标。”鲁哀公没办法，只好说：“子告季孙。”把这事推给了季康子。

孔子其实也没指望鲁哀公能做什么，他明白鲁哀公不过是傀儡而已，他不过是借此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试图造成舆论压力，防止鲁国再出现类似的情况。所以他从鲁哀公的朝廷上退下来以后对人说：“我也算是鲁国的大夫，职责所在，我不能不表明自己的态度。”

这一段见于《哀十四年传》：甲午，齐-陈恆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齐之繁体，用为齋，今简化为斋），而请伐齐三。公曰：“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对曰：“陈恆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孙。”孔子辞，退而告人曰：“吾以从大夫之后也，故不敢不言。”（p 1689）（12140501）。

《论语》中也说到此事，与《左传》中的叙述稍有不同，在《宪问第十四》：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孔子门下人才济济，是任何统治者都不能忽视的，“堕三都”事件十几年之后，季家重新巩固了其执政地位。鲁定公已死，继位的是年幼的鲁哀公。季家的家长季桓子也死了，继位的是季康子。季康子得位不正，更有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需求，于是找来了孔子弟子冉求（有子），让他作季家的大管家（按《论语》中的说法，冉求之前，季家还曾征召了冉有的同族，也是孔子弟子的冉雍（仲弓）做大管家，《论语子路第十三》：仲弓（冉雍）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冉求在对抗齐国入侵的“郊”之战中立下头功，还受到孔子的表扬（《哀十一年传》（p 1660）（12110105））。

既然任用了孔子的弟子作大管家，而且又任用了不少孔门弟子在鲁国任职，这些孔门弟子还都表现得很不错，例如子贡、樊迟、有若，都已经崭露头角，因此季康子（季孙肥）也就派人去召孔子回国。正好孔子和卫国君臣闹了点矛盾，就放话说：“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哀十一年传》（p 1667）（12110603）），借机回国了。这一年是公元前四八四年（鲁哀公十一年）。

孔子回国以后就成了年轻的鲁哀公的老师，还成为鲁国的国老（国老一般指退休了的重臣，也就是说季康子给孔子平反后直接让他退休了），有重大事件时会咨询他的意见，《左传》中就记载了一次季康子就重大事务的决定征求孔子意见的实例。

那是在公元前四八四年（鲁哀公十一年），季康子准备把军赋制度从原来的“丘赋”改为“以田赋”，就派自己的大管家、也是孔子弟子的冉求去正式征求刚回国不久的孔子的意见，但是在行礼如仪之后，孔子就只说了一句：“丘不识也。”意思是我不知道，冉求问了三次，孔子都不再作声，冉求难免有了怨言：“您是国老，这件事等着您认可，为什么您不说话呢？”孔子还是不说话。

等正式的会见完毕，到了私下的场合，孔子终于对冉求说出了自己的意见：“君子要施政，都是按照‘礼’来的：在赏赐下属的时候，要宽厚一点；在动用民力的时候，要适中；在收取赋税的时候，要尽量不太严苛。要能这样，原来的法子也够用了。如果不按照‘礼’来，还贪冒无厌，那么尽管以田赋了，也还会不够用。而且季孙大人要想实行你们的法子，尽可以去援引周公之典，要是只想搞些权宜之计，又何必到处征求别人的意见。”虽然孔子说的话很重，但季康子还是没听他的意见。

这一段见于《哀十一年传》：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曰：“丘不识也。”三发，卒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弗听。（p 1667）（12110701）。

上面这种在正式场合不说出自己的意见，而一定要在私下里才开口是当时常见的方式，在《左传》中出现过好几次，可能是为了在正式场合说话的分量与在私下说的话是不一样的吧。而且在私下里可以充分沟通，《左传》中的这几个例子都是在私下里给了一个复杂的答案。

其实本来季康子以为他开恩平反了孔子，孔子必然会感恩戴德，支持他的施政，结果孔子不识好歹，仍然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结果季康子只好把孔子打入冷宫，不再就政治方面的事务咨询孔子的意见了。

下一年，《左传》中记载了一次季康子就重大自然灾异咨询孔子意见的事例，当时到了十二月份，按说是冬天了，可是还在闹蝗虫，当时《春秋经》中的记载是：“冬十有二月，螽。”（《哀十二年经》（p 1669）（12120006））于是季康子就去请教孔子，孔子告诉他，这不是什么天气异常，而是历法编制的不对，现在傍晚的时候还能看到“大火”这颗星（心宿二），只有在傍晚看不到这颗星以后，才到了各种虫子蛰伏的季节。所以按说现在不应该是十二月，是负责编制历法的官员漏排了闰月，所以历法上的季节就偏早了。

这一段见于《哀十二年传》：冬十二月，螽，季孙问诸仲尼。仲尼曰：“丘闻之，火伏而后蛰者毕。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p 1673）（12120501）。

我觉得这正是后来执政者季康子咨询孔子的常态，即主要咨询一些纯技术性的问题，发挥孔子博学多闻的特长，他不再想让孔子染指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