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家园 四，罗马出人意料的崛起-9-拉丁语基督教-1-教皇的罗马 公教会当中有两位主教依旧在使用一个古老的拉丁语头衔，这个词原本是孩童对于父亲的小儿语昵称，“papa”，用英语来说就是“Pope”，也就是教皇。这两位主教当中有一位是亚历山德拉科普特教会的宗主教，据称是福音书作者马可的继承人，而且绝对是西里尔、狄奥科鲁以及惨遭杀害的普劳德骝的继承人。另一位则是罗马主教，据称是使徒彼得的继承人（可信程度仅仅略高一点点），此人也是世界上最大单一基督教群体的领袖。“Catholic”一词在基督徒当中有许多不同理解，其中最常见的解释就是“天主教”，即对于罗马教皇所主持的教会的代称。该教会使用这个名称来指代自己，就等于声称自己拥有客观存在的且凌驾于其他所有基督教团体之上的权威。至今为止教皇都完全没有否认过这一主张。*1* 对于“天主教”更为中性化的描述应当是“尊奉拉丁语礼拜式的西方教会”。这个标签的确有些拗口，之所以要这么说是为了表明其他各种教会的平等历史地位，例如东欧与中东的东正教教会（下文中还要详谈）以及亚洲非洲等地的众多教会，这些教会自五世纪开始就决定无视或否认卡尔西顿会议对于耶稣基督本质的定义。
现在我们要看看十四世纪之前的拉丁语基督教究竟是如何在西欧地区繁荣发展起来的，此时一直稳步积累的教皇权威出现了摇摇欲坠的迹象。接下来则是十六世纪的一场危机，期间大部分继承了拉丁语遗产的西方基督教都摆脱了教皇的领导并自立门户，并因此被人贴上了“新教”的标签。尊奉罗马的幸存教会声称至今依旧维持着世界上最古老的君主国之一，这位君主主张自己继承了彼得的罗马主教之职并担负着守卫彼得墓地的重任，以此作为自己的立国之本。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注意到的那样，如此主张的代价就是使得罗马城里另一位殉教使徒的事迹遭到了逐步边缘化。与彼得相比，人们可以更加肯定大数的保罗就死在罗马城里。这一变化其实是一场基督教重大变迁的组成部分。拉丁语基督教会曾经只是希腊语与闪族语言东方教会的穷亲戚，但是却大体上毫发无损地挺过了伊斯兰教的爆发，此后就踏上了一段冒险之旅并最终成为了全世界第一大信仰。人们不应该忘记这场变迁的结果并非命中注定。
彼得的神授权力是罗马主教手中最好用的资源。自三世纪开始，他们就越发经常地主张自己有权对于更广大教会当中的教义问题进行仲裁。历届教皇当中唯有五世纪中期在位的大利奥教皇才有资格声称自己是一位权威神学家，451年的卡尔西顿会议就召开在他的教皇任期之内。在他之前或之后的任何一位教皇都不敢如此夸口。罗马城也从来都不是活跃的神学讨论与争议中心。这条规则只有一个显著例外，就是发生在二世纪后期的神格唯一论争端，当时罗马教会的主要语言还是希腊语，罗马教会与东方教会之间的联系也依然牢固。从二世纪后期到五世纪期间出现了特图里安与奥古斯丁这两位以拉丁语写作的杰出神学家，但是他们都不是意大利本地人，而是来自北非地区。教皇对于自己在普世教会当中的特殊地位的主张主要来自使徒之墓。自三世纪末以来，这一主张还得到了进一步历史事件的强化巩固。
戴克里先皇帝在三世纪九十年代对于罗马帝国的重组看似与罗马教皇无甚关系，再怎么说他也是教会最危险的敌人。但是这项举措却对罗马城造成了重大且永久性的影响。戴克里先将帝国政府的真正核心分散转移到了战略地理位置更有利的四个陪都，以便于皇帝应付麻烦丛生的帝国东部与北部边境。这四座城市分别是小亚细亚的尼科米底亚，位于今天的塞尔维亚的塞尔曼，梅蒂奥拉努就是今天的米兰，奥古斯塔.温德利科伦则是今天的特里尔。后世的皇帝们再也没有在罗马常住过。当教会成为皇帝的同盟与受惠者而非迫害对象之后，古都罗马的世俗权力真空就为罗马主教提供了扩展权力与势力的好机会。到了四世纪末期，各种有利条件的结合使得罗马主教获得了特别的地位，许多希腊语基督徒都前来请求罗马主教为各种不可调和的神学争议进行仲裁。这其中最突出的例子自然是大利奥教皇在卡尔西顿会议上推出的《利奥大卷》。
君士坦丁一世将基督教提升为官方宗教的举动或许促进了这一过程。罗马城有一个对于他来说很碍事的特色：这座城市里遍布着各种颂扬基督教敌人的纪念性建筑与神殿，对他多有掣肘。尽管罗马早已不再是他的都城，君士坦丁依然为教会在城里兴建了一整套基督教建筑，这批建筑在很多重要方面为后世基督教建筑模式奠定了基础，而在其他方面则特色鲜明不容错认。不管怎么说，罗马城之所以能够令西方基督徒如此心驰神往，这批建筑的堂皇气派的确起到了重大作用。这批建筑将会使得接下来无数世代的朝圣者们魂牵梦绕，因此很有必要对其详细讨论一下。首先，君士坦丁继承了第二任妻子法乌斯塔的大片地产，这使得他可以在城里兴建一座敬献给救主本人的宏大教堂，这座建筑后来成为了罗马主教的总教堂并一直沿用至今，很久之后又重新敬献给了拉特兰的圣约翰。后世的许多大教堂都在或奢或简的各种层面上遵循了这座开山之作的建筑规划与形制。但是在刚刚建成的时候，这座教堂在罗马城里并不特别突出，因为城里还坐落着许多其他古代建筑奇观，因此皇帝只得将其他重大基督教建筑项目安排在城墙以外。*2*
这些赠礼性建筑表明了此时的基督教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有一个事实可以很有力地体现这一点：就基督教建筑而言，这一批建筑很少受到后世效仿。比方说三世纪中期被人慢火炙烤而死并因此获得殉教者荣誉的圣劳伦斯执事，用来纪念他的宏伟建筑造型呈U字形，看上去好像截去一端的竞技场。这座建筑实际上就是上面加顶的大型公墓，专门容纳那些希望百年之后能够与这位广受欢迎的圣徒为邻作伴的死者。君士坦丁在罗马时修建的少数几座竞技场形制教堂在功能上也类似于旧罗马社会当中的竞技场，不仅用来举行宗教活动，还是大量基督徒集会见面的场所。当然，之所以选用竞技场形制或许也是为了刻意且得意地提醒人们回顾在基督教获得官方特许之前竞技场曾一度扮演过的角色：折磨与屠杀基督徒的场所。君士坦丁政权并不惮于提醒罗马城记住众多过往的基督教殉道者，而且传说当中的殉道者数量将注定会大大扩张，远超过实际死亡人数。
有趣且意义重大的是，君士坦丁基本上没有关照过同为殉教者的圣保罗，充其量也只不过将他的乡间圣祠草草修葺了一番。但与此同时他却大力提携圣彼得，使其获得了远远超出“异邦人使徒”名头之外的地位。君士坦丁手笔极大地兴建了一座敬献给圣彼得的教堂，也是罗马城里最大的教堂。这座教堂一直存在到了十六世纪，而教堂的重建工作则产生了重大的后果。*4* 就像君士坦丁为圣劳伦斯修建的圣祠一样，皇帝送给彼得的大礼也不是传统造型的长方形教堂、会众集会教堂或总教堂，而是一座用来举办葬礼、白事宴席以及朝圣的巨大建筑，上述一切活动都在彼得的护佑之下。这座建筑的最终造型是一个T形十字，祭坛位于横竖相交之处半圆形的后殿当中。尽管东西方教会后来都以不同形式发展了十字架形制的教堂，但是在教会形成的初期这种形制还是很少见的。而且尽管人们经常认为圣彼得教堂的修建计划意在回顾君士坦丁凭借十字架的威力而取得的军事胜利，但实际上修建成这个样子完全是意外。T字头上的一横是一开始的建筑，彼得的圣祠就坐落在正中间（这样做的难度很大，因为建筑地点位于山坡上），正对着祭坛与后殿。后来建筑西侧又添加了一座中堂，两侧各有一条走廊。就像竞技场造型的圣劳伦斯教堂一样，这座中堂也提供了足以容纳上千人的室内空间。*5* 这座中堂的宏伟气势可以通过以下事例想见一二：四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位极端虔诚的大富豪帕马丘为了悼念亡妻而在此大排筵宴招待贫民，吃席的民众占满了整座建筑。基督徒的慷慨慈善与罗马世家大族公开彰显地位的活动得到了完美的结合。*6*
圣劳伦斯与圣彼得见证了新近成为基督徒的皇帝对于死亡与葬礼的关注，他的态度与救主本人形成了鲜明对比。战争与死亡似乎是驱使君士坦丁对基督教产生兴趣的主要动机，尽管人们可能会认为他之所以对于丧葬事宜如此操心是因为身为皇帝的他还有另一个头衔：“最高祭司”（Pontifex Maximus）。这个罗马大司祭职位在传统当中主要负责管理丧葬活动，因此君士坦丁可能认为为基督徒提供埋骨之所也是这份责任的一个方面。就算考虑到这种可能，情况依然非常有趣，大祭司的职责包括许多方面，但是皇帝唯独对丧葬工作特别上心。君士坦丁仅仅在非常特殊的场合才会亲自参加基督教的宗教活动，他的许多皇位继承人将这一做法一直保持到了四世纪末。因此教众聚会教堂并未成为皇帝的首要兴趣所在也就不奇怪了。*7* 君士坦丁为自己在君士坦丁堡兴建了供他自己长眠专用的十二使徒教堂，他的家族则在耶路撒冷兴建了圣墓教堂，除此之外他还在罗马城里兴建了六座葬礼专用教堂，每一座都足以容纳上千名生前身后的基督徒。这些建筑似乎是送给全体基督教臣民的礼物，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他向基督教教士授予的专属特权。无论皇帝本人有什么打算，他的慷慨都表明了基督教（因此很可能还要算上基督教上帝）长期以来依着特别注重丧葬事宜的恰当承办。*8*
皇帝对于死亡的痴迷同样还激发了另一类建筑的兴起，但是这一类建筑在基督教建筑史上并没有发展多久：这就是环形建筑。环形建筑的设计灵感来自一座伟大的非基督教陵寝，也就是哈德良皇帝在二世纪兴建的皇陵——后来成为了教皇的皇宫，也就是圣天使堡。君士坦丁为自己在罗马城外筹划兴建的第一座陵墓就是环形的，不过后来这里安葬得是皇太后海伦娜。与皇家死亡相联系的设计自然也很可以用来充当殉教圣徒的圣祠，因为殉教者通过尘世中的死亡已经为自己在天堂了赢得了不亚于皇冠的冠冕；此外这个设计还可以用来表现每个基督徒在受洗时都经历过的罪孽之死。最著名的环形建筑在四世纪落成于耶路撒冷，环绕着人们所公认的基督坟墓。这是巨大的圣墓“殉教陵寝”（martyrium）朝圣建筑群的组成部分。*9* 后来在圣彼得大教堂边上也出现了两座环形的“殉教陵寝”，用来纪念特定的圣徒。君士坦丁本人还在拉特兰的圣约翰大教堂附近专门修建了一座环形洗礼堂（baptistery），中心是一座下沉式洗礼盘（font）。在四世纪大多数时间里，这里是整个罗马教会唯一的洗礼场所。这座建筑今天依旧矗立不倒，不过八边形室内空间里后来增添了一圈柱子，因此远远没有一开始那样宽敞了。*10*
敬献给圣彼得的大规模新建筑对于罗马主教来说无疑是好消息。对于基督教发展的新局面进行了最重要开拓工作的教皇是达玛稣。达玛稣通过一场很不光彩的选举才得以上台，选举期间他的党羽杀死了百余名竞争对手的支持者。此后一连好几年他的地位都岌岌可危，不得不为了建立巩固自己的权威而使出各种手段。因此达玛稣力图凸显教皇之位的传统与荣光。*11* 他是第一位在书信当中使用帝国当局偏好的拉丁文的教皇，他积极致力于将罗马及其周边地区改造成基督徒的朝圣之城，在多个圣地出钱资助了许多雕工精美的铭文。铭文内容的感情色彩淡薄，但文笔却很可爱，而且全都出自达玛稣本人。这些铭文强调了各个地点的重要性，一般都包含有不少细节，极大地改善了早期基督教罗马可信史实稀少的窘境。有时候他也会坦然承认自己无甚可说。例如他对于一批骨架曾评价道：“时间未能留住他们的名字或数目。”*12*
这个项目的目标之一在于重新强调彼得在罗马城基督教发展史上的个人角色，而不是彼得与保罗的共同角色。此外，正是在达玛稣时期彼得才被人们当成了罗马基督教会的奠基人而不仅仅是第一任罗马主教。*13* 讽刺地是，已知最早坚称这一点的是一位北非主教。他为了打击当地的多纳徒派反对者而强调北非公教会与罗马的联系，并且援引了马太福音16章17-19节的内容，“彼得高于其他使徒，唯独他获得了天国的钥匙，这钥匙要由他交给其他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达玛稣时期北非地区才出现了此类想法，时间大约在370年左右。*14* 如此强化彼得的地位倒不只是为了增添教皇的荣光，也是为了有意识地显示基督教的过去与任何传统旧神拿得出手的家底一样辉煌。君士坦丁及其继任者们所接收的信仰已经摆脱了暴发户的身份，成为了配得上士绅阶层的宗教。
达玛稣还为西方拉丁教会做出了另一大贡献。他有一位才华横溢但却喜好抬杠的秘书，名叫热罗尼莫。382年他说服此人将希腊语圣经进行一次全新的拉丁语翻译，用来取代此前几百年里流传下来的其他若干的译本，因为其中内容多有冲突之处。就像亚历山德拉的西里尔主教一样，热罗尼莫也不是一个轻易就能与别人打成一片的人，尽管他在四世纪晚期的罗马城里对于好几位虔诚且富有的贵妇都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旁观者难免会觉得他有一整套旨在成为圣徒并顺便谋得教皇之位的职业规划。在达玛稣死后热罗尼莫突然搬到了巴勒斯坦，今天的历史记录中已经找不到他为什么要突然离开罗马的确切原因了。此后不久他写到了自己刚刚中断的罗马生涯。“整座城市都在赞颂我，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我有资格担当最高教士（即教皇）。敬爱的达玛稣也对我颇有好评。人们说我圣洁、谦卑、辩才无碍。”*15* 早年间他曾经尝试前往叙利亚沙漠进行严苛的苦修，借以追求身心圣洁，可惜没有成功。离开罗马之后热罗尼莫在伯利恒附近某个远不如叙利亚沙漠那样条件恶劣的宗教集体当中度过了余年。在这里他继续进行着自己的学术工作并纠结于个人恩怨，前者是他的主要品德，后者就有些好说不好听了。
热罗尼莫十分享受学术工作，并且为这一领域带来了非常有趣且非常重要的转折。一直以来学术工作都与精英阶层以及财富联系在一起。甚至就连伯利恒的修士们都拥有耗资不菲的助理与文秘体系。热罗尼莫则暗示道，学习与写作就像任何叙利亚苦修士的肉体修炼，乃至于埃及修道群体当中枯燥单调的日常手工劳作一样艰难困苦，需要非同常人的自我弃绝精神。他以带有一丝自怜的笔调如是阐述道：
“假如我用灯芯草编篮子，或者编织棕榈叶，凭借眉头的汗水与辛苦劳作来换取果腹的面包，谁也不会批评我，谁也不会指责我，哪怕我整天胡思乱想满心杂念。但是现在仅仅因为我遵照救主的言语企图存储永不朽坏的食粮，结果我就不得不为了自己行为的正当性而开口辩解。我本是除恶之人，现在人们却称我作伪者。”*16*
中世纪造像艺术对于热罗尼莫的描绘存在着古怪的南辕北辙，很能反映他的举动究竟造成了怎样的长期影响（这方面的例子在西班牙尤其多见，因为在西班牙有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财势双全的修道会，对他尤其崇敬）。画像中的他要么端坐在配套设施齐全的书房里潜心读写，一副学者之风，要么就在沙漠里隐居苦修——而他的苦修生涯恰恰未能成功。在上述两种情况下，他的身边往往都会陪伴着一头狮子。狮子在画面中的出现完全是个错误，因为画工将他与另一位中东地区的西方教会苦修士搞混了。画工们可能听说过一位人气很高的巴勒斯坦隐士圣徒名叫格拉西莫 ，此人比热罗尼莫要晚一代人。格拉西莫 的苦修事迹非常不俗，以至于人们将一个出现于基督教之前的传说故事安在了他的身上，故事里的善良主人公从狮子的脚爪上拔除了一根棘刺，并因此赢得了狮子的友谊——话说回来，考虑到格拉西莫 一直居住在野外，或许真的有一头狮子与他关系不错。狮子的问题暂且不论，假如热罗尼莫为自己争取圣徒地位的活动没有取得成功，而且也没能说服未来的作者们相信学者静坐读书与圣西缅在叙利亚沙漠的石柱顶端静坐苦修同样都是自我牺牲，那么耗费了漫长时光来研读且享受古代文本，并将其加以誊抄使之流传后世的无数其他修士们要想理直气壮地自我辩护恐怕会难上加难。到头来，热罗尼莫的主张造福了整个西方文明。*17*
除此之外，热罗尼莫本人也取得了值得称道的重大学术成果：他不仅撰写了大量圣经注释，还构建了一套从内容到措词都令人眼前一亮的拉丁语圣经文本，在接下来一千多年里一直不容挑战地占据着西方文化的核心地位。这部通俗版拉丁语圣经（Vulgate Version，vulgate一词源自拉丁语vulgata，意为“众所周知的”）的重要性完全可以与一个半世纪之前奥利金整理的单一希腊语圣经相提并论。不可否认的是，热罗尼莫的通俗版拉丁语圣经是拉丁语文学的组成部分，但是在基督教到来之间的拉丁语文学当中根本没有类似的作品。这正是达玛稣与新近出现的上层阶级基督徒们所面临的问题。他们希望借重古罗马的辉煌，但却不想与位居其中的传统神祇发生任何关系。在整个四世纪传统贵族与基督教皇帝、主教与政府官员之间都在为了古老的胜利女神雕像的命运而争执不已。这座雕像以及配套的祭坛位于罗马广场上的元老院当中。382年皇帝下旨拆除了雕像与祭坛，又过了十多年，欧根尼乌斯篡位，于是雕像又得到了暂时的恢复。从各种意义上来说这都是一场极富象征性的冲突，冲突的最终结果则对基督教有利。与此同时，狄奥多西在欧根尼乌斯倒台之后赋予了基督教一家独大的地位。胜利女神雕像在元老院当中消失不见之后，元老们全都心领神会。几乎所有元老全都飞速加入了教会。
通宝推：bayerno,家园 2-士绅的宗教 配得上罗马贵族阶级的基督教现在一方面开始向贵族阶级的价值观妥协让步，另一方面也在对这套价值观进行自认为有必要的修改。罗马贵族注重显赫地位，因此歌颂上帝如何“叫有权柄的失位”的圣母马利亚颂也就没人唱了。游方传道的耶稣告诉穷人他们有福了，又告诉富人应当变卖一切；而罗马的精英阶层对于财富则抱有迥然不同的积极态度。为了调和这对矛盾，教会鼓励富人为了穷人慷慨解囊，因为施舍行为也和教会自身的优先考量相统一：主教们很清楚对穷人慷慨行善能为自己以及教会的声望带来怎样的好处。希波的奥古斯丁是这个西方教会新时期的主要神学家之一，下文中我们还会遇到他。此人曾经在一篇布道词中手腕灵活地打动了贵族阶层的心理。他说受惠的穷人在天堂里可以成为富人的接引员，他们的感恩之心能够为他们的恩主将属灵的财富携带到往生当中。*18* 其他讲道者与圣经评论家也超越了基督教的常规宣传口径，添加了他们自己的修饰性补充内容。基督徒在谈论布施时往往不仅仅会将接受施舍的穷人描述成天国接引员，还会以更亲密的言辞来形容他们：基督徒会将穷人称作布施者的孩子或者友人，与布施者共同侍奉天国主宰的同辈仆从，甚至还会将穷人比作谦卑的基督本人。传道者也经常会向人们展示自己很清楚圣保罗关于不做工不得食的言论，但是他们也会小心仔细地与使徒作对，例如收集大量记载着其他说法的文本，或者解释称保罗的强硬言论针对的是身体健康足以工作的穷人。
教会同样还要决定如何应对富有且显赫的罗马人视为珍宝的文学文化，其中哪些内容应当保留。佩特罗尼乌斯与阿普列尤斯的三俗小说之流理所应当地遭到了基督教的敌视，但是基督徒们不能也不愿舍弃从第一任罗马皇帝时代流传下来的罗马文学代表著作，也就是维吉尔的诗歌。这毕竟是罗马与希腊之间最强大的纽带，因为维吉尔的宏大史诗讲述了埃涅阿斯的经历，他既是特洛伊围城战的逃亡者，又是罗马城奠基人的祖先。没有了维吉尔的诗歌，罗马的精英文化简直无从谈起。幸运的是，这位奥古斯都时期最伟大的诗人在长诗《牧歌》当中提到了一个由处女所生、将会开启下一个黄金时代的男孩，因此人们大可将他描绘成基督降临的预言者。早在君士坦丁一世皈依基督教信仰之后面向基督徒进行的第一次讲话当中，皇帝本人或者他的御用文胆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这首诗也就成了维吉尔步入中世纪西方基督教文学核心地位的通行证。到了十四世纪，他在但丁的伟大诗作《神曲》当中担当了但丁的冥府导游，这个角色很好地象征了维吉尔当时的文坛地位。*20* 早在四世纪，一位基督徒元老的聪慧女儿就先但丁一步对维吉尔表示了敬意。法尔托尼娅.贝提提亚.普罗帕这个名字彰显了她的古老家世，她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对于罗马的过去十分骄傲。她不辞辛劳地将大量维吉尔诗歌的碎片融合成了一幅很有爱的文学百纳被，借用诗歌引言来重新讲述了创世故事与基督生平。严格的圣经纯粹主义者热罗尼莫对于这种做法很不满，但是许多或许以她为效仿对象的其他人都投入了这项符合基督教利益的文字游戏当中。
如果说普罗帕的作品还不算原创，那么普鲁登修斯（348-413）创作的诗歌或许就是第一篇遵循基督教传统创作但却并非用于教会礼拜的拉丁语诗歌。当然，这篇诗歌当中的一部分章节后来还是被改编成了赞美诗。普罗登休斯对于道成肉身的辉煌描述成为了今天许多人都耳熟能详的赞美诗“生发自圣父之心，先于混沌世界而生”*22*。诗句中以“阿尔法与俄梅嘎”称颂耶稣基督，尼西亚信经当中也以同样的笔法称颂基督与圣父本质相同。普鲁登修斯就像君士坦丁皇帝的顾问侯休斯、达玛稣教皇以及狄奥多西皇帝一样也是西班牙人。西班牙是一座要塞，抵抗着针对尼西亚会议决议的攻击。说拉丁语的西班牙精英们长久以来一直对罗马体制与历史抱有深厚的骄傲之情，一直可以追溯到伟大的二世纪西班牙裔皇帝狄奥多西，甚至更久远。
普鲁登修斯的诗歌将这份骄傲之情完全放射了出来。他仕途亨通，后来担任了行省总督。在职业生涯将尽之时他完成了一部诗集并借此展现了这份感情。他参与了关于元老院当中胜利女神雕像存废问题的争论。他敦促罗马城庆祝战争的胜利，在元老院悬挂战利品，但是还要“粉碎丑恶虚饰，它们象征着已经被汝等背弃的伪神”。因此通过摒弃旧神的伪饰，帝国的光辉历史得到了美化但并没有遭到扭曲。但是普鲁登修斯同样还以倾慕的笔调描写了基督教的大敌朱利安皇帝，不吝笔墨地赞美这位童年记忆中的伟人，“伟大的兵戈领袖，立法者，坐言起行声名显赫，关注国家的福祉，但却无心匡扶正教。”*23* 普鲁登修斯篇幅最长的作品是《殉教者颂》（Peristephanon），其中历数了基督教的殉教者，歌颂了他们的种种惨烈死状，并且指明了他们各自的殉教地点，便于朝圣者们进行崇拜活动。相比之下，达玛稣创作的基督教与罗马历史诗歌难免相形见绌。普鲁登修斯诗歌当中充满了洪钟大吕一般的拉丁文修辞，足以与罗马古代建筑上纪念重大事件的铭文相媲美。但在他所有的诗歌当中从来没有提到过君士坦丁堡这座新罗马城。
行省执政官并不仅仅会转职成为基督教诗人：他们或者他们的亲属也越发常见地成为了主教，他们头戴的主教冠原本是拜占庭帝国宫廷官员的标准制服的一部分。在西罗马帝国五世纪早期的最终危机之后，对于那些有志于服侍或领导所在社区的人们来说，教会要比江河日下的公务员体系更加靠谱。罗马贵族往往会认为只有担任主教才能保护他们所热爱的世界，无论这个世界还剩下多少。他们的主要榜样是一位在四世纪晚期成为米兰主教的帝国总督安波罗修。安波罗修从小接受基督教教育，但同时也是一位士绅。他是一位禁卫军长官的儿子，他的父亲管辖着面积广阔的帝国疆土，包括今天的法国、英格兰与西班牙。大贵族出身的安波罗修不出所料地步入了行伍生涯，并同样不出所料地最终担任了意大利行省总督，行省首府米兰也是帝国西部的头号重镇。
在这里，在374或者375年，情况发生了出人意料的转折。当地的基督徒在推选新任主教时发生了严重分裂，一边是尼西亚信经的追随者，另一边则支持相似派。这件事饶有趣味的证明了即便在战略枢纽级别的城市里，基督徒依然可以不打折扣地行使领袖选择权，但同样也意味着事态可能会演变成当年曾经玷过达玛稣主教选举的夺命动乱。于是安波罗修赶紧率领军队赶赴现场维持秩序。正当他军人派头十足地向人群发号施令之时，一个孩子的声音突然响彻了整个教堂：“让安波罗修当主教吧！”人们立刻意识到这正是最完美的解决方案，立刻欢呼起来。*24* 安波罗修仓促乃至有些狼狈地当场接受了洗礼与圣职授任并成为了主教。至少在政治层面上，安波罗修取得了值得大书一笔的成功。他在对抗尼西亚会议决议的反对者以及应对接连好几位基督徒皇帝的时候都显现了坚定的手腕。对于基督教来说这次事件可谓是峰回路转。这个原本很可能有朝一日登基称帝的人如今却在凭借教会的精神力量与已知世界的最强大统治者作对，这件事表明基督教的命运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罗马帝国当局将基督教会视为癣疥之患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更了不起的是，安波罗修居然一路赢到了底。385年，他拒绝将米兰城里的一座重要教堂拱手让给相似派的支持者。尽管381年的君士坦丁堡会议与阿奎利亚会议作出了不利于他们的决议，但是此时的相似派在宫廷当中有年轻的瓦伦提尼安二世皇帝撑腰，因此依然是一支强大的势力。随着城里的权力斗争不断推进，安波罗修采取了非同一般的措施来主张自己的立场。他兴建了一座崭新的大型教堂，并且明确宣布自己死后要埋葬在这座教堂中心的圣餐台下面。从来没有哪位主教在活着的时候做出过这样的表态，就连君士坦丁本人都不敢把自己的遗体埋在这种地方。安波罗修这样做是为了告诉宫廷那边，自己已经做好了殉教的准备，并且已经为自己的殉教之举安排了适宜的纪念场所。接下来安波罗修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又派人在新近落成的教堂里为自己挖掘墓穴，结果挖出来两具尼禄迫害时期的殉教者遗骨，他们的名字分别是“许久以来无人知晓的”热尔维和普罗泰。这两人也是米兰城里已知的第一批殉教者。于是安波罗修主教就在米兰城里的各个主要教堂附近凯旋一般地公开展示了这两具遗骨。骨头的尺寸很大，而且覆盖着鲜血——假如这些骨头真的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那么或许他们挖到了史前人类的坟墓，骨头上的血红色则应当是由赭石染成的。多起治愈奇迹随之发生。相似派根本扛不住这等阵势，再加上瓦伦提尼安二世皇帝死后他们也没了势力，只得甘拜下风。*25*
在多年斗争之后，安波罗修成了一个随时准备主张个人立场或者主张教会权力的人，他的主张对象则是虔诚的尼西亚派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在我们看来，这种做法的结果有些不清不楚。有两个相互矛盾的著名例子：美索不达米亚某犹太人社区的会所遭到了激进派基督徒的焚毁，皇帝下令对他们进行赔偿，而安波罗修则强迫皇帝取消了这条命令；另一方面，安波罗修又迫使皇帝为了屠杀塞萨洛尼卡（今希腊塞萨洛尼基市）暴乱居民的报复行为而悔罪。*26* 这两起暴行的发生地点距离米兰城都有好几百英里。安波罗修的行为表明普世教会的主教完全可以成为国际级别的政治家。安波罗修为两位皇帝的葬礼进行过布道，首先是年轻无为的瓦伦提尼安二世，然后是狄奥多西。在布道词当中他毫无顾忌地忽略了俗世领袖葬礼上常用的褒扬套话，将他们表现成了一身缺点并因此而饱受折磨的普通人，此外他还特别强调了伟大的狄奥多西的谦卑作风。*27*
因此在四世纪九十年代，在狄奥多西这样的强大领袖与安波罗修这样的强大主教领导之下的基督教帝国似乎已经赢得了未来，上帝对于人世的计划似乎已经登峰造极，黄金时代即将开始，君士坦丁的史学家尤西比乌斯所预见的景象终将成为现实。但是这一切不过是海市蜃楼而已。北部边境一系列蛮族部落的入侵淹没了西罗马帝国，410年，由阿拉里克率领的西哥特军队攻陷并洗劫了罗马城，致使西罗马帝国遭受了有史以来最屈辱的打击。六十六年之后，少年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手下的雇佣军废黜了他，并且与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皇帝达成了言辞含混的协议，承认其为帝国的唯一皇帝。此时西罗马帝国的大部分疆域都落入了蛮族国王的控制。尽管拜占庭方面的确出手夺回了大部分地中海西部地区，但却没能实现长久征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帝国教会内部东方与西方逐渐分离并隔离的漫长过程一步步推进了下去。西方拉丁语教会已经有了确立自身传统的达玛稣，安波罗修则向教会演示了如何睥睨世俗权力，现在西方拉丁语教会将要找到一位能够令教会发出自己的声音的神学家，经由此人塑造的教会思想一直传承到了今天。他就是希波主教奥古斯丁。
通宝推：bayerno,- 复 2-士绅的宗教
家园 3-西方教会的塑造者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是一位拉丁语神学家，对于希腊语文学没什么兴趣。他在后半生才接触到了希腊语，基本上从来没有读过柏拉图或者亚里斯多德的著作，对于希腊教会的影响几乎为零，而希腊教会也极其不赞成他的神学遗产的一个方面，即对于《尼西亚信经》的修改。相比之下，他对于西方基督教思想的影响怎样评价都不过分。只有他敬爱的榜样，大数的保罗本人，才能在影响力上与他相比。而西方基督徒基本上也是通过奥都斯丁的视角来认识保罗的。他的著作至今依然可以拿来当作消遣读物，能做到这一点的早期教会作家并不多。他在《忏悔录》中掏心掏肺的自我分析尤其引人入胜。这本书实际上就是一部长篇叙述性祷文，也是他与上帝之间的直接交谈。他的一生见证了西方基督教帝国的崛起、回光返照与崩溃。但是如果暂且不考虑这些重大政治创伤，他的生平其实就是他对于一系列内在与外在冲突的反应。
首先他要与自己进行斗争。他想要成为什么人呢？他要如何才能找到令他满意的真理呢？奥古斯丁于四世纪五六十年代长成于北非的一个小镇里。他的父亲伯特撒乌斯（他很少提到此人）不是基督徒，他的母亲孟尼迦则是公教会的虔诚信徒，不过智识水平或许稍差了一点。母子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也往往充满了冲突。母亲那质朴单纯的宗教令他十分不耐。他的父母省吃俭用将他送到了迦太基求学，令人兴奋的大学生活使他越发倾心于罗马的哲学与文学。世界就在他的脚下。他与一名情妇过上了同居生活并生有一子，名叫阿德奥达徒（“上帝所赐”），这个名字或许表明孩子的降生完全不在他的计划之内。*29* 随后奥古斯丁成为了雄辩术教师并踏上了一段大有前途的职业生涯，但是就在此时内心的焦虑感开始无情地折磨他，这份焦虑成为了他毕生的头等神学大事。
这个世界的邪恶与苦难究竟源于哪里呢？这个宗教问题由来已久。诺斯替教派将世界的存在描绘成了永恒的二元冲突，与奥古斯丁同时期的摩尼教则继承了这一观点。奥古斯丁一开始首先投靠了摩尼教长达九年，但是摩尼教信仰越发不能使他感到满意，而且正当他在罗马与米兰追寻学术领域的成功时，对于真理、现实与智慧本质的疑惑与焦虑也如影随形地纠缠着他。后来他认为摩尼教对他来说已经没有用了，于是转而投身于新柏拉图主义。不过在米兰他还对安波罗修主教大为倾倒。这是奥古斯丁第一次遇到如此打动他的基督徒；安波罗修的自信气度令他油然起敬，他的布道犹如洪钟大吕，文采斐然。奥古斯丁年轻时接触到的圣经语句粗陋不文，令他望而生厌，安波罗修的布道则完全弥补了这一缺憾。尽管他依旧因为自己的母亲公然外露的虔信态度而尴尬不已（她跟着自己的儿子来到了米兰），但是现在他开始思考这门能将讲坛上的帝国贵族与偏远行省的老妇人联系在一起的信仰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学术事业与基督徒的克己作风对他造成了截然相反的影响，令他对自己曾经的抱负感到厌恶。更加令他痛苦的是，385年他在母亲的敦促下与自己的情妇断绝了关系，让她为一桩正经婚事让路。这名女子返回了非洲并发誓将一直忠实于他——在以弃绝尘世为目的的《忏悔录》行文当中，奥古斯丁还算有些风度地记录了这名女子的贞烈决心，尽管他终究无颜写下她的名字。我们大可以想象一下她当时作何感想：她与这个男人相依相伴了整整十四年，现在却要退出他的生活，而她那聪明可爱已经长成少年的儿子也要留给这个男人来照顾，再也没有她什么事了。*30*
386年，奥古斯丁遭遇了一场全新的危机。此时他的精神几近崩溃，同时还病恙缠身，但是这场危机却前所未有地为他的内心带来了祥和并扫除了一切疑虑。根据他自己的记录，当时他在花园里听到了小孩子的声音——米兰的孩子似乎特别擅长拿捏时机——关键的契机就这样降临了。一遍遍的童声诵读在奥古斯丁听起来仿佛说得是“tolle lege”——“拿起来读”。奥古斯丁手头最近的一本书是保罗书信，他随手一翻就翻到了罗马书第13章14节：“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31* 这段经文令他全身心地投入了他母亲的宗教，同样这也意味着他将要放弃自己的婚姻计划，就此独身终生。这回又有一位女性遭到了抛弃。这位未婚妻从史学家那里得到的关注一直很有限，并不比那位情妇更受重视，直到当代这一点才有所改观。得知奥古斯丁皈依基督教之后，孟尼迦“手舞足蹈，一如凯旋而归，便向你歌颂……你使我转变而归向你……她的哀伤一反而成为无比的喜乐，这喜乐的真纯可爱远过于她所想望的含饴弄孙之乐。”这位母亲的凯旋喜乐不止只有一种解读方式。*32* 日后奥古斯丁讨论原罪概念时——在他的神学体系中这是所有人类由亚当与夏娃的罪孽继承而来的致命缺陷——他认为原罪与性行为密不可分，正是通过性行为原罪才从一代人传到了下一代人。这个观点对于后世西方教会在性问题上的态度造成了重大影响。
奥古斯丁认为自己通过皈依脱离了苦海。在危机期间他曾经遇到过一位北非同乡，此人也正处于深切的自我怀疑当中，原本非常成功的行政职业生涯现在令他忧心忡忡，因为他接触到了亚他那修主教撰写的《安东尼传》*33*。现在奥古斯丁决心放弃世俗的抱负，效仿安东尼的榜样——或者说多少是这么个意思。他的确打算按照身居沙漠的标准进行苦修，只不过他预想的生活环境当中并没有沙漠，而是有一座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他的计划是与若干有文化的朋友们一起在家乡创建一个独身宗教社区：一座能将旧罗马文化的精华引入基督教语境的修道院。这个意气相投的计划很快就因为动荡的北非教会政治而宣告破灭。奥古斯丁的公教会与整个地中海教会体系以及帝国行政体系都有联系，但是在北非却是少数派，而与其作对的多纳徒派在当地却根基深厚。他们依然珍藏着一个多世纪之前戴克里先大迫害的惨痛回忆，而且非洲教会当中许多最有才干的神学家都是他们的人。
自387年起，多纳徒派突然得到一位当地叛军领袖吉尔多的政治支持，此人创立了一个半独立于皇帝控制的政权，而多纳徒派也因此获得了优势。391年，奥古斯丁因故造访了希波城（今阿尔及利亚安纳巴）纷争不断的公教会教众，这座城市是行省内仅次于迦太基的第二大港口。希波主教是一位古怪但精明的希腊老人名叫瓦勒留，在他的鼓动之下，教众们强逼着这位才华横溢的异乡人接受了圣职授任并成为了教士，很快他就升任成了当地的助理主教。瓦勒留死后他随即升任主教，一直干到430年去世为止。期间他既要为了教区事务而操劳，又要在一个逐渐崩溃的世界里为教会布道，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完成了自己所有的神学著作，其中大部分内容都是以布道词的格式写成的。他的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完全被多纳徒派造成的问题占据了，他们不仅在政治方面与公教会作对，在神学领域也对公教会构成了挑战。多纳徒派很为自己在大迫害期间的无暇表现感到骄傲，并因此宣称教会应当是纯洁者的集合。奥古斯丁则认为这种说法有悖于公教会“一体神圣、尽皆包容”（One, Holy and Catholic）的宗旨。公教会与其说是纯洁者的教会，倒不如说是寻求纯洁之人的教会。与多纳徒派不同，公教会与已知世界当中最广泛的基督教群体都结成了团契关系。实际上，奥古斯丁并不忌讳将公教会称为“皇帝的团契”。*35*
398年，帝国军队摧毁了吉尔多政权，多纳徒派的好运就此到头，而公教会则发现自己说话又管用了。在过去的十年里，奥古斯丁为这一刻进行了大量准备工作，并且一直与同样堪比政治家的迦太基主教奥勒留合作密切。现在他打算通过谈判方式将多纳徒派重新纳入公教会当中。接下来的一系列会议都惨遭失败，因为双方的积怨实在太深了。面对着政府的敌意与命令，多纳徒派旧倔强不从。双方的行为都变得越发恶劣，逐渐形成了悲惨的暴力循环。412年，奥古斯丁失去了耐心，转而支持政府打击多纳徒派的强硬新举措。他甚至还为政府的高压手段提供了神学理由。他向自己的一位多纳徒派朋友指出，耶稣曾经讲过王之喜宴的比喻，摆设筵席的主人下令“勉强人进来”，这样宾客才坐满他的屋子。*37* 这番话意味着基督教政府有责任通过打击异端与分裂势力的方式来支持教会。强力手段所导致的归附尽管违背当事人意愿，但假以时日或许也能形成鲜活的信仰。奥古斯丁教诲的这个方面对于后世基督教政权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与此同时，奥古斯丁还要设法解释罗马世界的劫难。上帝的意志如何能允许显然已经皈依基督教的罗马陷入崩溃呢？尤其怎么能允许410年蛮族军队洗劫罗马城呢？自然，宗教领域的传统派们会说罗马帝国与基督教的眉来眼去正是祸根所在。但是即便基督徒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信仰阿里乌斯异端的阿拉里克与西哥特人竟然能获准洗劫公教罗马。基督徒的多种反应之一是诉诸历史。奥古斯丁有一位西班牙裔学生名叫奥罗修斯，此人写了一本《反异教史》（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试图表明在基督教出现之前的世界历史当中还发生过远远更加糟糕的灾难，而基督的降临则极大地促进了世界和平。但是与奥古斯丁在同一时期的著作《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相比，奥罗修斯的作品还是稍显单薄了一点。这是奥古斯丁最为厚重的著作，他从413年动笔，整整写作了十三年才完稿。
在全书开篇，奥古斯丁首先回顾了一下罗马的历史，顺便将旧神讥笑了一番，但是他的注意力很快就扩展到了单纯的罗马劫难之外，甚至比罗马历史的全景还要广阔。奥古斯丁提出了自己思想的核心问题：恶的本质与成因是什么，恶与上帝的威仪以及全能至善之间有什么关系。对于奥古斯丁来说，恶就是虚无，或者说“善的缺失”，因为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源自且仅仅源自上帝。所有的罪孽都是远离上帝朝向虚无的刻意坠落，尽管试图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就像试图看见黑暗或者听见寂静一样徒劳”。*38*这位前摩尼教徒在此与自己曾经的信仰核心理念——邪恶是一股积极的力量，永远寻求主宰一切并压倒光明之力——有意识地拉开了距离。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对于邪恶的定义，奥古斯丁的观点经常遭到批评。日后参观奥斯维辛集中营或者红色高棉杀戮场的人们很难不感觉到，起码就人类的经历而言，纯粹的邪恶并不仅仅是纯粹的虚无。此外奥古斯丁也不打算解释为什么在受造之时完美无缺的造物会转向邪恶——换句话说就是虚无究竟如何产生了邪恶。
直到全书写了一半，在第十四本丛书的结尾，奥古斯丁才开始详细地阐述两座城市的主题：“地上之城以自身为荣耀，天上之城以主为荣耀”。*40* 我们所知的一切习俗制度都是两座城市之间冲突的一部分，这场冲突贯穿了整个世界历史。倘若当真如此，那么凯撒利亚的尤西比乌斯所预想的基督教帝国永远不可能在人世间完美地成为现实。这个世界里的任何组织结构都算不上上帝之城的一部分，甚至就连教会都不够格。自从人世间的第一起谋杀案开始，圣经历史就表明了这一点：“该隐修建了一座城市，亚伯作为朝圣者则并未修建城市。因为圣者栖身的上帝之城高居天上，尽管城里的居民全部来自地上。直到天国降临之前，上帝之城都要寄托于朝圣途中的旅人身上。”尽管他始终遵循着这条原则，但是奥古斯丁偶尔在表达上也会不太小心，将人间的有形教会与天上之城等同起来。*41* 讽刺的是，在下一个千年里《上帝之城》的影响力恰恰来自中世纪教会人员满腔热忱的反其道而行。他们以这份认同为基础扩张教会，以压倒一切其他人间势力为目标。他们还将同样拥有教会权柄的反对者势力与人间之城等同起来，例如某几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在这段时期当中，有一场极其激烈的争论占据了奥古斯丁的另一部分精力，争论的题目是一位名叫伯拉纠的不列颠修士的教导。四世纪末期刚刚皈依基督教的罗马上层阶级圈子急切地寻求着精神指引，于是一大帮“圣者”急忙赶来满足需求。384年热罗尼莫匆匆离开罗马城之后，伯拉纠在城里就没几个像样的对手了。伯拉纠以及他的属灵冲锋的关注重点在于如何应对基督教新近建立的社会地位：伯拉纠的教众当中有很多富人，这些人是不是仅仅将加入教会当做便宜行事的选择呢？他们究竟有没有意识到他们必须在这一过程当中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呢？伯拉纠尤其关注奥古斯丁的早期著作：在他看来奥古斯丁对于上帝威仪的偏重使得人类沦为了无助的傀儡，因此可以轻易抛弃对自己行为的一切责任。奥古斯丁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同代人遵循得是两个世纪之前特图里安的思想，他们认为人类已经完全被继承自亚当的所谓“原罪”污染了。在伯拉纠看来，这种说法根本就是为某些消极回避任何道德付出的基督徒所提供的托辞。伯拉纠一口咬定上帝赋予我们的本质并未完全腐坏，以至于我们完全无法为自己争取救赎。“以眼目视物的能力并非我们的权柄，然而以视物之能行善或作恶确是我们的权柄……我们拥有通过言语、行动以及思想施行诸般善事的权柄，这一事实源自赋予我们此等可能性并对其加以辅佐的上帝自身。”*44* 因此伯拉纠相信“神圣教会”的本质以教会成员的神圣性为基础，这恰恰正是多纳徒派的主张，因此特别令奥古斯丁怒不可遏。*45*
随着争议的进一步发展，伯拉纠的追随者进一步发扬了他的观点，声称尽管亚当犯下了罪孽，但是他的罪并未以原罪的形式一代代传递下来，亚当的罪孽仅仅是个负面榜样而已，我们大可以选择无视。我们拥有自由意志，我们可以自觉地投向上帝。伯拉纠的主张往往给人留下更加温和的印象，相比之下奥古斯丁对于我们的堕落处境的意见则充斥着犀利的悲观主义。但是这种看法忽略了一点：伯拉纠是一位严格的纯粹主义者，他的教诲向每一个人的肩头都压上了一副骇人的重担，迫使每一个人都按照上帝设立的最高标准生活。根据他的原则，整个世界都会被改造成一座超大型修道院。*46* 伯拉纠的原则根本无法维持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展现的善恶杂处的人类社会。任何一位基督徒都无法回避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的日常公民责任，就算当上了地方长官，也还要负责处死人犯。因为亚当与夏娃在伊甸园当中犯罪堕落造成的后果需要我们来承担。奥古斯丁的悲观主义实际上以现实主义为出发点，他是一位主教，要在人世的烂污当中保护自己的教众。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于伯拉纠神学发动首次抨击的形式并非写给其他知识分子的书册，而是面向自己的教众的布道。*47*
410年罗马城遭到洗劫之后，整个地中海地区都布满了难民，这也使得双方的争论扩散到了伯拉纠的罗马小圈子之外。有一位名叫塞莱斯丢的律师是伯拉纠的狂热追随者，他来到北非以后将伯拉纠的观点阐述到了特别极端的地步，以至于没有留下肯定原罪的余地。他声称在洗礼过程中根本没有需要免除的罪孽。“罪并非随人所生，而是由人所犯，是人类意志的缺陷而非本质。”*48* 在北非地区这可是最敏感的话题。北非公教会与多纳徒派之间大部分争端的核心问题就只有一个：双方都声称自己才是三世纪居普良教诲的真正继承人，而居普良明确指出洗礼是获得救赎的唯一方式。正是塞莱斯丢的这些主张首次触怒了奥古斯丁，使得他着手抨击一系列被贴上伯拉纠主义标签的命题。不过他与伯拉纠的私人关系倒是并没有闹得太僵。接下来几年里，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运作与反运作使得局面进一步升温，奥古斯丁反对伯拉纠的圣战终于取得了胜利，许多身居教会高位的伯拉纠支持者都遭到了罢免。
在这个过程当中，奥古斯丁将自己关于恩典与救赎的思考推向了更为极端的境地，在《上帝之城》以及他用来攻击伯拉纠思想的书册中都有蛛丝马迹。最终他不仅认为人类所有的行善冲动全都来自上帝的恩典，还认为谁能获得此等恩典完全要由上帝说了算。上帝在一开始就做出了决定。因此有些人预先注定将会获得救赎——他们是命定的受选者。当初亚当的骇人堕落——受到原罪连累的我们也全都有份——使得上帝的专断之举拥有了完全的正当性。奥古斯丁反复使用了一个特别难看的词汇“一团泥”（massa）来形容人类的失落处境，他经常对这个词加以阐述，将其与表示“损失”、“罪孽”与“污秽”的拉丁词语联系在一起。他的恩典神学在当时遭到了很多批评，至今为止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依然对这套神学感到一阵阵轮流发作的反感与迷恋。一位奥古斯丁的当代仰慕者与传记作者与奥古斯丁较了一辈子劲之后十分直率地说道：“奥古斯丁的命定主张并非教会的教条，而只是一位杰出公教会神学家的个人意见。”*50* 天主教与新教的西方神学家都应该仔细琢磨一下这句话。至于东方的神学家们，无论是卡尔西顿派还是非卡尔西顿派，都身处于强调精神层面努力精进的东方修道传统当中并饱受影响，因此从来没有接受过奥古斯丁对于恩典的看法。奥古斯丁同时代的反对者，尤其是聪明而直言无忌的伯拉纠派贵族，艾克朗农主教朱利安则拿着奥古斯丁不甚光彩的个人经历与早年信仰摩尼教的把柄来说事，他认为摩尼教对于善恶力量势均力敌且永远争斗不止的二元论信仰依旧影响着奥古斯丁。*51* 这些批评家们认为奥古斯丁之所以对于人类本质如此悲观，并且如此强调性与繁衍在原罪流传过程中的作用，根子还是出在他自己身上。
其实说句公道话，奥古斯丁实际上是柏拉图主义与斯多葛主义弃世冲动的继承人。奥古斯丁早年打下的新柏拉图主义根底无疑从来未曾消失。对于柏拉图思想遗产（其实他并没怎么读过柏拉图的著作）的引用与柏拉图的思考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的作品。在《上帝之城》中他多次肯定性地提到过柏拉图，以至于不惜声称柏拉图主义者近似于基督徒。“因此我们认为柏拉图主义者比其他哲学家更高一等。”*52*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柏拉图始终占据着中世纪基督教思想的中心位置，即便在十二十三世纪大量亚里斯多德的佚失著作重见天日，使得基督教思想家们兴奋不已时，柏拉图的地位依旧毫不动摇。奥古斯丁从来没有制止过基督徒通过新柏拉图主义的视角来看上帝。
当上帝形象出现在镶嵌画或绘画当中的时候，尤其是作为世界末日降临时复活的审判者基督，从圣餐台后方屋顶最高处面向教众与教士俯瞰整座教堂的时候，看上去就好像出席正式场合的人间君王一般，其威严的眼神令观者不敢稍动。因此教会非常需要为君王气象的救主指派大量的廷臣，为众多寻求救赎或日常援助的普通人居中斡旋。这些人就是圣徒。此时圣徒的品级已经极大地扩展到了迫害时期的殉教者群体之外。自二世纪开始这些殉教者就开始在朝圣中心收到了尊崇，例如罗马的圣彼得。现在又有一大帮阵势越发壮大的隐士、修士乃至主教加入了殉教者的行列，尽管此时并没有多少生活在日常世界当中的一般信众获得此项殊荣。上文中讲到四世纪基督徒在新式长方形教堂中进行宗教活动时，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天使与圣徒等级鲜明分班排列的天国宫廷看上去很像君士坦丁堡或者拉韦纳的人间宫廷。人们需要现世的庇护者来帮他们办事或者保护他们谋生，因此他们自然会以为到了来世情况也一样。此外罗马的贵族价值观十分重视友谊或者说amicitia，因此人们很容易也很乐意将圣徒视为在天国靠得住的朋友而不仅仅是庇护人。*53* 这些圣徒庇护人的方便之处在于圣徒并不需要经常祭拜，而受庇护者随时都可以祈求他们显灵。有时圣徒崇拜的发展会被人视为无知者或皈依不深者的迷信，不过是旧神披着圣徒伪装的阴险回归。十六世纪有些西方人文主义者与新教改革家很喜欢这个题目。实际上这是奥古斯丁神学的柏拉图投射的合理结果，暗合了柏拉图及其仰慕者眼中至高神身边宇宙的等级结构。鸿篇巨制的《上帝之城》在最后一部书中特别留出了大段篇幅来记录当时与圣徒有关的奇迹，这项安排并不是什么反常之举。*54*
奥古斯丁的主要著作中还有一个在形式上最缺乏公开争议性的话题，但是却比他所写下的任何其他内容引发了更多的教会争议。这就是他关于三位一体的论文，这是拉丁语西方教会对于基督教信仰核心的谜团所进行过的最深刻研究。这篇文章的动笔时间大概在400年左右，此时奥古斯丁很清楚东方教会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辩论解决了三位一体的问题。奥古斯丁对于此前几十年里东方教会在三位一体问题上发生的激烈冲突有一定了解，但是并不全面。比方说（对他来说或许很不幸地是）他根本不知道381年的君士坦丁会议或者会议上达成的教条，不过他或许读过纳西昂的格里高利关于三位一体的重要希腊语论述的拉丁语译本。*55* 无论他的信息来源从何而来，总之受到激励的奥古斯丁为三个平等位格共享同一本质的教条发展了一套他自己的辩护词，这套既微妙又大胆的辩护词一方面塑造了西方教会的思想，另一方面也进一步离间了东西方基督徒群体。
尽管奥古斯丁越发坚持人性堕落的主张，但他还是在人性当中觉察出了三位一体的形象，或者至少说堕落的人类能够理解的比喻。首先，圣父圣子圣灵可以分别由人类意识的三个方面来体现：
“首先是心智，其次是知识，既是心智的产物也是自我推导而成的‘道’，第三则是爱。三者皆为一体，有着同一本质。心智并不比其产物更高一等，因为心智对于自身的知识等同于心智的存在；心智也并不比爱更高一等，因为心智的自爱等同于心智的知识，也就等同于心智的存在。”
他进一步以不同的形式展现了这套类比，将圣父圣子圣灵的位格比作了人类心智的三个方面：记忆，理解力与意志。这三个方面“也不是三个本质，而是同一本质。”*56*
希腊教会终究没能接受这个“三位一体”的心理形象，主要原因在于奥古斯丁对于作为爱或意志的圣灵如何与三位一体当中其他位格发生关系有着独到的理解。我们应当注意他对于记忆与理解力——也就是圣父与圣子——的描述：记忆与理解力“彼此相拥，对于两者的享受或运用取决于意志的施行”。自从325年首次推出尼西亚信经之后，圣父与圣子的关系就一直被描述为肉体性的父子关系：圣子是圣父“所生”（begotten）的。而圣灵则并非由圣父“所生”，而是由圣父“所出”（proceeding）。自然，奥古斯丁并不打算挑战这一点，因为“所出”一词有圣经撑腰，约翰福音15章26节当中耶稣对于圣灵就进行过类似的论述。但是就像任何讨论三位一体的人一样，他也面临着“所出”说法对于位格之间一致性欠缺的着重强调。圣父圣子必然要通过彼此之间的关系来定义，但是圣灵看上去却好像从自有本质当中独立衍生出来了一套特征，与圣父圣子都没有关系。圣父圣子相互联系的方式并不同于两者与圣灵的共同联系方式。
这一思想引发了许多其他四世纪晚期神学家都面对过的问题，即证明圣灵在三位一体的范畴内部拥有平等而非从属的地位。奥古斯丁认为维护圣灵平等地位的明智之举是宣称圣子也参与了圣灵由圣父“所出”的过程。要不是圣子耶稣基督的复活，谁来告诉使徒们“你们受圣灵”（约翰福音20.22）呢？通过圣父与圣子的二重发出，圣灵对人类而言也就代表了“圣父与圣子彼此热爱所凭借的相互慈爱”。*58* 不过阅读奥古斯丁的人难免会注意到381年君士坦丁堡尼西亚信经中仅仅提到了圣灵“出自圣父”。根据奥古斯丁的类比，难道不应该将这句话扩展一下，说圣灵“出自圣父与圣子”吗？尽管有一些饱受尊敬的希腊语神学家在双重发出的问题上也使用过类似奥古斯丁的语言，但是这个问题还是撕裂了帝国教会。下文中我们将会看到，西方教会最终同意对尼西亚信经进行修改，而东方教会则始终将这项修改视为悖逆之举。奥古斯丁在希腊语教会当中的名声也因此大受打击。
当代西方读者们可能很难理解希腊语教会为什么对于奥古斯丁的三位一体观念如此大动肝火，相比之下奥古斯丁的人性观对读者们来说恐怕更加难以容忍，在读到他的后期著作的时候尤其如此，因为这些抨击伯拉纠的作品一篇比一篇严酷生硬。我们需要记住的是，奥古斯丁对于人性以及人类能力的惨淡观点逐步成型时，他所热爱的世界正在遭受灭顶之灾。四世纪九十年代的西罗马帝国原本很有希望成为上帝的人间王国，结果却四分五裂，一切归于了混沌与徒劳。这是基督教教会所遭遇过的最严重失望经历之一。奥古斯丁本人死于430年，当时他心爱的希波城正在遭受阿里乌斯派汪达尔人的围攻，他们之前已经占领了整个北非地区，并且手段毒辣地将当地公教会整整迫害了六十年。奥古斯丁身处古典世界与十分不一样的中世纪社会中间，他很敏锐地意识到整个世界正在变得越发衰老孱弱，直到十七世纪西方教会都没能摆脱这种感觉。
家园 4-西方的早期修道活动 西罗马帝国教会突然获得的巨大权力以及随之而来的巨大失落也使得西方基督徒开始效仿东方教会的修道生活。这一结果并不能使人感到意外。第一位投身于修道生活的西方基督徒是圣马丁，他也成了西方拉丁语基督教信仰的最重要圣徒之一。就像埃及的修道先驱帕科缪一样，他也是退伍士兵出身，他放弃了自己在高卢（法国）地区的军队生涯，过上了避世的生活。很可能在361年，在他身边出现了西方基督教已知最早的修道团体。他们在一座沼泽遍布的山谷当中选择了一处古代崇拜活动遗址作为自己的活动地点，今天人们将这里称作利居热，此地靠近皮克塔维亚（今普瓦捷），城内早已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主教职位。今天在利居热依旧保存着马丁修道团体的建筑遗迹。历尽千百年兴衰沉浮之后，今天的修士们再度返回了这个在宗教生活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地点并将这些遗迹当成了无价珍宝。*59* 此后不久的372年，马丁成为了全世界基督教会当中第一位当选主教的苦修士，任职地点是远离普瓦捷北部的高卢城市图罗尼城（今图尔）。当上主教之后他依然坚持修士的生活方式。后来他又在图尔附近建立了第二座修道院，这座马穆提修道院在后世修道历史当中的运程要比利居热修道院好很多。这是法国历史上最古老也是最著名的一座修道院，可惜在大革命期间几乎遭到了完全的拆毁。
在他的公共活动生涯当中，马丁保持了足量的军人气概。当时在类似他所处的西欧农村地区，传统宗教依旧坚挺，而他则一马当先地发动了根除传统宗教的运动。他的布道面对着特别强大的反对势力，因此特别惊心动魄。马丁有一位狂热的仰慕者苏佩修斯.赛佛雷，此人与马丁并不熟悉，只见过几面。他凭借着满腔热忱的回忆撰写了一部马丁传记，对马丁的布道活动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夸大渲染，将他描绘成了一个身负神力之人。比方说有一回，马丁挖倒了一棵旧神的圣树，并且故意站在大树倒下的方向，凭空画了一个十字，就迫使大树倒向了一旁。围观群众赞叹不已，“你可以肯定这门宗教必定能带来救赎”，赛佛雷满意地写道。*60* 或许马丁之所以面对冲突能够大获全胜还有一个没那么神奇的理由：他很有本事吸引重要高卢-罗马贵族家庭中的年轻成员赢将他们导向宗教生活。在其他场合有人抱怨修道生活使得贵族们无法履行应尽的公共职责，因此对社会造成了损害。但是多交几个有权有势的朋友总不会为马丁的传教工作造成什么害处。赛佛雷也骄傲地指出许多贵族后来也以担任主教的方式承担了新的社会责任。
比赛佛雷更了解马丁主教的人们很是因为他那汪洋恣肆的记述而恼火不已，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赛佛雷的作品如同野火燎原一般流行起来，其他人的观点则惨遭淹没，因为赛佛雷瞄准了与亚他那修的《安东尼传》相同的属灵市场。赛佛雷讲过的一个故事为西方基督教提供了一个最常用的技术术语：小教堂（chaple）。传说中马丁曾经将自己的行军斗篷撕成两半来为一位由基督幻化而成的穷人御寒，后来基督托梦对他说明了情况。撕下来的那块“小斗篷”用拉丁语来说就是capella，后来这块织物成为了接替罗马行省长官统治高卢地区的法兰克蛮族国王最珍贵的财产之一。后人们兴建了一系列小教堂或者临时性建筑，用来容纳这件饱受尊崇的遗物，这些建筑都因此被命名为capallae。于是西方基督教当中任何皇家专用的私人教堂都获得了这一称谓，后来又推广到了所有小型教堂。赛佛雷一口咬定拉丁语西方基督教有能力产生自己的圣人，足以与任何东方基督教的行奇迹者或灵修健将相提并论，这正是他的成就——为西方基督教日渐增长的自信大厦提供了又一批砖瓦。一千多年之后，1483年的圣马丁节当天，德国北部降生了一名男婴，于是家人就用这位饱受爱戴的圣徒为他命名。这孩子姓路德，日后他也将会为西方基督教留下自己的印记。*62*
要不是马丁.路德的主保圣人当年树立了乡村传教的榜样，德国北部兴许根本不会皈依基督教。马丁的事工激励的许多试图在情况类似地区传教的人，那里要么从来没有过城市生活，要么城市生活正在分崩离析。绝非巧合的是，此时相当数量的个人开始想高卢乃至帝国以外的区域进行传教。这些人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在高卢甚至罗马呆过一阵子。在帝国最北部边境的不列颠地区，有一位名叫尼尼安的苦修士在400年左右建立了传教点，地点位于今天苏格兰西南部。据说他修建了一座石质教堂。石质建筑在当地是难得一见的景观，因此这座教堂有了一个很别致的名字：“白屋”或者说Candida Casa。尼尼安或者他的早期继承者之一将这座教堂敬献给了当时刚刚去世的高卢主教马丁。这座中世纪教堂的肃穆遗迹至今依旧矗立在怀特霍恩，这里很可能是哈德良长城以北的第一个基督教据点。*63* 爱尔兰与苏格兰地区将会有很多人追随基督教，他们将会跨越北海，将基督教传回北欧地区。
就像在东方一样，新兴的修道生活在西方也引发了不少问题与紧张关系。热罗尼莫当初在罗马之所以惹事上身，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狂热地在自己的罗马贵族庇护人当中倡导修道生活。一位名叫贝西拉的年轻女子是他的灵修徒弟，这位姑娘因为禁食与其他严苛的灵修戒律而不幸早夭，激起了许多人针对热罗尼莫的敌意。此外热罗尼莫对于性行为乃至婚姻的敌视甚至比早期基督教对于性行为的拘谨态度还要过分，这也激怒了不少人。十三世纪有一位博韦的樊尚，他是个读者众多的作家，在中世纪的兴盛时期写下了一部广受尊敬的教义纲要。他在书中将一句特别令人寒心的言论安在了热罗尼莫以及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两人的名下：“爱妻过甚等于通奸……爱慕他人妻子固然可耻，但过度爱慕自己的妻子同样可耻。”*64* 不过热罗尼莫依然能从当时的普遍基督教观点当中获取支持并借此击败与他意见相左的其他神学家。首先有一位赫尔维乌斯，此人根据福音书中的字面内容声称既然耶稣很显然有兄弟姐妹，那么他的母亲玛利亚后来还是过上了正常的婚姻生活，并没有守贞终生。接下来是性情和善的前修士约维尼安，苦修生活令此人十分厌恶——他称其为“违背自然的新教条”。他还坚称无论禁欲、结婚还是独身，凡是正式受洗的基督徒，进入天堂的机会一概平等。*65* 热罗尼莫领导了一场扣帽子运动，将这两位主张繁衍生息的人士打成了离经叛道的异端。长期看来热罗尼莫走出了影响深远的一步，在西方教会当中将禁欲生活提升到了比婚姻更高的地位。
此外还有一出更为短期的悲剧。有一位西班牙贵族名叫普里西利安，他试图自己建立一套修道生活体系，但是最后却闹得一塌糊涂。关于他的修道生平纪录含混得令人尴尬，以至于今人很难确定普里西利安究竟信什么，尽管他的弃世之举很可能已经超越了主流苦修行为的关注层面，沦为了某种形式的诺斯替教派二元论。可以肯定的是，他将西班牙教会撕裂成了对立阵营。但是尽管如此，普里西利安接下来的遭遇还是在基督教历史上留下了贻害非浅的先例。385年，马格努斯.马克西穆斯在高卢篡位称帝。为了获取基督教势力的支持，马克西穆斯接手了一起针对普里西利安的教会指控，以异端的罪名处决了这位苦修领袖以及他的若干亲信，在基督教群体当中这种事还是第一次发生。普里西利安是被活活烧死的，当年的异教皇帝戴克里先规定这种行刑方式专门用来处决异端。直到十一世纪之前，普里西利安都是唯一一位遭到此等对待的西方基督徒。马丁主教值得称道地针对这种暴虐行径提出了愤怒抗议。他施行了一个逆向奇迹或者说进行了一场尊奉上帝旨意的消极怠工，从而持之以恒地表达着自己对这起事件的反对。他声称尽管自己与这等犯罪行为的牵扯并不深切，但是自己的精神力量还是因此而遭到了削弱。“在驱魔的时候，他所花费的时间比平时更长了。”赛佛雷以很不常见的审慎笔触这样写道。*66*
东方与西方修道生活在约翰.卡西安修士的身上得到了成果丰硕的结合。此人在380年左右于伯利恒开始了修道生活。之后他非常仰慕埃及修士的苦修活动，于是前去加入了他们。他在埃及大概呆了十五年之久，日后他的著作当中经常会提到自己在埃及渡过的时光。东方教会内部的政治动荡将他在404年驱赶到了西方的罗马，接着（或许是因为六年之后的蛮族洗劫）又来到了相对安全的高卢东南部，当地的古代港口重镇马西利亚（今马赛）依旧相当繁荣。他在这里建立了新的修道群体，很可能存心打算要比图尔主教马丁修建的修道院更胜一筹——卡西安的作品表明他对于赛佛雷的马丁传记颇有些不以为然，此外这些作品还明确暗示了高卢修士不喜欢弄脏手。*67*
实际上卡西安在西方教会当中成为了一个富有争议的角色。他在早年的导师就是艾瓦格利欧斯，伟大的灵修作家以及越发成为争议之源的修士。换句话说卡西安是一位热情的奥利金主义者，对于人类配合上帝并获得属灵发展的能力抱有非常乐观的看法。卡西安很清楚艾瓦格利欧斯的名字此时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因此在他的著作当中从来见不到这个名字，但是这些作品的确将“清心”这个艾瓦格利欧斯的招牌主题发展成了修道历练的主要目标。另一个艾瓦格利欧斯所钟爱的主题是“安详”或者说“无情”（apatheia），这个主题很快就激起了包括热罗尼莫在内很多人的敌意。相比之下“清心”则是一个出处稳妥的圣经短语，但是卡西安的著作明确指出，清心的目的就像从人类意识当中剥离激情一样，到头来是为了使人们与荣光无限死中复活的基督结合为一体。为了达成这一点，人们必须终身不止地祈祷与沉思。*68* 由于卡西安的教诲与榜样激励了高卢地区不断增长的修道社区，奥利金的遗产也（并非最后一次地）引起了当地与奥古斯丁神学的冲突，而这位伟大的西方神学家当初正是为了服务教会才没有投身于修道生活。争论的话题是奥古斯丁与伯拉纠发生冲突的后期在奥古斯丁著作中出现的极端版本救赎命定理论。
卡西安与奥古斯丁在基督徒日常简朴生活方面恐怕没有多少不同，但是奥古斯丁的恩典观触犯了卡西安的救赎神学，因为前者与奥利金以及艾瓦格利欧斯的竞争由来已久。就像伯拉纠一样，卡西安也希望在人类走向上帝的过程中赋予他们一定的责任感。奥古斯丁将人类描述成了迷途无助的“迷惘的一团泥”，因此威胁到了这种可能性。*69* 卡西安针对奥古斯丁的主张写下了许多相当公开尖锐的批评文字，高卢东南部新近成立的修道群体则成为了他的热心听众。卡西安在当地很有感召力。许多修士都将他奉为当地修道活动的创始人，此外这些修士自己也经常被人贴上意在贬损他们的神学主张的“半伯拉纠主义者”标签。不过奥古斯丁在高卢也有自己的仰慕者。有一位名叫阿基丹的普洛斯柏的修士警告希波主教注意当地的争议，于是奥古斯丁就向自己的批评者们回敬了两篇文笔最为辛辣凶狠的文章，浓墨重彩地阐明了救赎天定论的逻辑。对于许多高卢修士而言，此类言论已经超出了底限。*70*
在勒兰岛（今圣奥若拉岛）上有一位名叫文森特的修士，他十分仰慕奥古斯丁关于三位一体以及道成肉身的著作。但他同时也认为，在恩典问题上，奥古斯丁与普洛斯柏都超出了公教会教条的边界。他对于如何判断教条是否符合公教会原则给出了自己的定义。在教会内部，教条应当得到每处、每时、每人的相信（“quod ubique, quod semper, quod ab omnibus creditum est”）*71* 这条定则成为了公教会基督徒的最爱，尽管我们从目前为止的基督教故事当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如果将历史知识也纳入考量的话，这条看似丰满的定则实际上未免有些骨感。显然，这一定则将会排除奥古斯丁的恩典神学，但是西方教会却将奥古斯丁奉为圣徒，而卡西安在教会历史当中却遭到了负面看法的笼罩，就像此前的奥利金与艾瓦格利欧斯一样。不过不管怎么说卡西安的遗产还是超越各种争议流传了下来。他对于西方修道活动的重要性就好比艾瓦格利欧斯之于东方修道活动一样。尽管卡西安很敬仰埃及的隐士，但他还是觉得这些人的修行生活过于完美，因此无法推广，大多数苦修士还是应当过集体生活。他通过自己的著作《论共同生活之制度》（Institutes）为此类修道群体进行了指导。卡西安去世半个世纪之后，他的指导意见深切影响了一位出生于480年左右的修士。这位本笃修士很仰慕卡西安的著作，因此自己也撰写了一部《修院圣规》，为西方修道生活奠定了基础。
本笃的历史形象颇为模糊，因此很快就招来了一大堆关于他的传奇故事。六世纪末期的格里高利一世教皇很有爱地将这些故事整理成了一份生平。由于格里高利的大部分叙述听上去都有些不靠谱，致使有些人怀疑本笃根本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位代表性的“蒙恩者”（拉丁语Benedictus），许多主张与理念都被算在了他的名下，成为了圣本笃《修院圣规》的一部分。实际上今天我们知道《修院圣规》从一套早先的文本当中汲取了大量内容。这部《主宰圣规》（Regula Magistri）可能完成于几十年之前的六世纪初期。后来的《修院圣规》对于前者进行了一番删减补充，而成果本身就有力地证明了本笃的身份并非是什么修道院发起人委员会共同构建的产物。他的行文简洁且不乏常识与务实理念，洋溢着一位才华不凡的个人的气息。与修道院院长必须遵循的《主宰圣规》相比，《修院圣规》的风格更加简练，在态度上也没那么居高临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于患病修士提供的待遇要比《主宰圣规》宽厚许多。*73*
《修院圣规》的原本用意是指导意大利南部的众多修道群体，其中最主要的是位于山顶的卡西诺山修道院（二战期间一场围攻大战期间这座修道院被人毫不留情地轰炸成了一堆瓦砾）。《主宰圣规》与《修院圣规》都在各自的开篇章节当中褒扬了隐修士的做法，认为与集体生活相比，苦修是更为英勇的修行阶段。但是本笃还继承并发扬了《主宰圣规》当中对于另外两种修道生活变体的蔑视性描述：不守圣规的两三人修道群体与游方各地的修士——圣规将他们视为固定修道群体的寄生虫。这种态度塑造了西方修道制度的特色模式，因为游方圣人始终是东方教会当中常见且广受敬爱的角色。圣规存在的目的是描述如何建立单一修道群体，这个群体要服从修道院长的指示并且与其他群体一样服从同一套圣规，但是同时又保有完全的独立性。直到今天这都是本笃修道院的特点。
对于个人主义大行其道的当今社会而言，圣规对于服从的一根筋式强调——例如将体罚作为修道院长的终极惩戒手段——看上去很有些格格不入。本笃的用意是在每一位修士的个人灵修发展与整个团体的和平福祉之间取得平衡。实际上，此时罗马社会的秩序早已荡然无存，整个时代都陷入了无法无天的境地，因此戒律与纪律恰恰正是本笃修道院的吸引力之一。圣规的内容相对较为简练，只需一张羊皮纸就能誊抄完成，不过文中的最后一项条款指出关于修道生活还有很多在此没有说明的问题。内容的简明赋予了圣规极强的适应能力，使之成为了后世几乎所有西方男女修道团体的基础并一直延续至今，尽管当今社会与分崩离析的六世纪古典世界相比实在大不相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遵循本笃传统的后世修士们富有创造性地修改了本笃的“劳作与祈祷”戒律，将学术工作也纳入了劳作的范畴。当初为了确立这一思想而耗费九牛二虎之力的热罗尼莫想必会非常欣慰，如若不然西欧的历史将会完全两样。接下来我们就要转向这个从西罗马帝国的废墟当中扩张而来的西方基督教社会。
家园 8-伊斯兰教：大洗牌-1-穆罕默德与伊斯兰教的到来 到了六世纪晚期穆罕默德出生在麦加的时候，阿拉伯半岛上共有三种宗教信仰相互抗衡。上个世纪当中，犹太教与基督教（正如前文所见，其自身也陷入了严重分裂）已经不死不休地缠斗成了一团。而且双方都厌恶传统宗教崇拜。当地传统宗教的变体很多，麦加则是其在中东地区的古老朝圣中心之一。麦加城里有一座名为天房（Kaaba）的圣祠，其中装有一块黑色的圣石。几百年来天房的重要性仅仅局限于周边地区，根本无法与风光无限的耶路撒冷犹太圣殿相提并论。后来的基督徒们通过纪念耶稣受刑复活的朝圣活动很好地继承发扬了犹太人曾经的崇拜，不过圣殿的原址却沦为了废墟。然后到了五世纪，麦加的一户望族开始积极推动这座当地圣祠的地位，并且使其踏上了声名显赫发荣生长的道路。出生于570年左右的商人穆罕默德就是这个家族的骄傲后裔。*1*
阿拉伯社会很清楚马里卜大坝溃坝造成的生态灾难。阿拉伯半岛西南地区的旅行者们亲眼见证了这个社会在享受了几百年的富庶荣光之后如何陷入了无力自救的垂死境地。宗教冲突，麦加人对于先祖的骄傲，耶路撒冷圣殿的荒废冷落，神对于其子民的审判与权柄——一切因素都已经齐备，就等着一个心思细密满腹诗情的天才在深思熟虑之后将其雕琢成一条单一信息。了解这段历史背景有助于理解穆罕默德的伊斯兰主张（“伊斯兰”一词意为“臣服”）的效力与特点，但却无助于我们了解他的为人或者开悟，就好比历史学家无法对于基督耶稣的复活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一样。西方基督教文化需要对基督教的核心文档进行耐心细致，同样，伊斯兰学者们也需要取得类似的成果来更清晰地描绘那个创造了古兰经的社会与思想世界。*2*
直到610年穆罕默德临近中年时才开始领受神的启示言语。他会按照惯例远离麦加城，进入一个山洞里进行例行冥想，借此远离俗事纷扰。随着启示的进行，他会向逐渐增长的信徒团体们口述自己听到的言词。多年历练之后，他与他的追随者们（穆斯林）终于等到了时来运转的那一天。一开始这群人饱受压迫与排挤，境遇困窘不堪，只得于622年从麦加撤退到叶斯里卜（即麦地那），这一事件的发生时间也成了伊斯兰教历（Hijra）的纪年基础。在穆罕默德的有生之年——一般认为他死于632年——麦加的穆斯林已经发展成了一个胜利且自信的群体，现在他们需要为自己的生活制定一套管理规章。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期间，正反两面的经验都在一部固定的书面文本当中得到了体现——尽管这套文本以书面形式存在，但是却被称作“宣读之物”（Quran）。与福音书、使徒行传以及使徒书当中记录的基督追随者们类似的命途变迁正相反，从一开始穆斯林的存续就部分依赖于武装力量的支持，这段经历也是上个世纪震撼阿拉伯半岛的冲突的另一个阶段。之后伊斯兰教非比寻常的扩张也与军事征服密不可分。在麦加遭遇第一次大动荡之后大约过了五十年，二性论宗主教和纳尼肖一世（Henanisho I）曾经向伊斯兰哈里发（哈里发即以默罕默德继承人自居的统治者）阿卜杜勒.麦利克斗胆指出了这一点。哈里发请他表达一下自己对于伊斯兰教的看法，和纳尼肖回答道：“这是由刀剑所立的权柄，并非如同基督教或者摩西律法那样是由神迹所坚定的信仰。”*3*
这是以偏概全的说法。事实上强迫皈依根本不是早期伊斯兰教的规矩，甚至就在其借助军事活动进行扩张时也一样。穆罕默德成就的核心是珍藏其启示理念的优美诗歌。穆斯林们往往会将古兰经的力量归结于阿拉伯语的优美绝伦，这种美感很难通过翻译尤其是英语翻译进行传达。因此皈依伊斯兰教可以成为直抵人心的审美体验，而基督徒们则很少这样形容自己的皈依，基督徒的皈依往往是审美体验的源头而非结果。或许正因为如此，伊斯兰教从一开始就反对以图象方式来进一步表现神，因为神圣之美已经通过古兰经的辞藻得到了充分体现。人们常说古兰经在伊斯兰教当中的作用相当于道成肉身的圣子在基督教中的作用：神的终极启示。不过不管怎么说诗歌究其性质而言更适合传递黄钟大吕式的意义，而散文则难免力有不逮。也正因为如此，对于古兰经的终极性的声明总会遭到文本多重含义可能性的缓和与限制。就像圣典领域的前辈一样，古兰经也成了繁复再诠释与深思熟虑的题材——而且还更有过之，因为在大多数伊斯兰社会形态当中都没有发展出与基督教相对应的神职人员等级体系，因此也就没人站出来主张单一的经文含义。
古兰经非常关注犹太教与基督教，对于这两大一神教穆罕默德从小就有所了解。他主张通过麦加神龛崇拜的关注核心“真主”（al-ilah，后来经缩写就成了“安拉”）实现新的宗教联合。但是除此之外穆罕默德对于阿拉伯地区的传统崇拜嗤之以鼻，而且他也很清楚此前还有其他谈到唯一神的圣典存在，即摩西五经与新约。他对于这些书籍的关注以及针对书中内容与盲信读者的尖刻抨击在古兰经的最初几个章节中尤其明显。在目前的章节编排当中，古兰经开篇首先按照阿拉伯地区的传统将一切赞颂归于了至仁至慈的神，之后就过渡到了名为“黄牛”的长篇章节，用这个名字是为了指代摩西（穆萨）与以色列之子们出埃及的故事。耶稣之母玛利亚（麦尔彦）的名字在古兰经当中的出现次数几乎比新约当中多出一倍，还有一整个章节专门以她的名字命名。相比之下，古兰经还保持着一项一经注意难免令人震惊的缄默：大数的保罗完全没有得到提及。这种指名道姓与缄口不语的方式恰似很久以前以便尼派基督徒的强调重点，细细想来颇有趣味。
穆罕默德所宣扬的根本不是什么新信息。他声称伊斯兰教是过去几百年里逐渐晦暗不明的原本真理。二世纪的基督教辩护士们也就他们的信息与犹太教的关系发表过类似的主张。穆罕默德提出的唯一性主旨与卡尔西顿会议也未能弥合的基督本质之争形成了鲜明反差。古兰经中有一段饱受研讨且未有定论的文字，其中真主向基督徒们告诫道“故你们当确信真主和他的众使者，你们不要说三位……真主是独一的主宰，他绝无子嗣。”*4* 实际上今天的穆斯林有很多做法都类似于七世纪的基督徒，很可能是当年穆罕默德观察了基督教活动之后借用而来的：例如伊斯兰教的斋月（Ramadan）就很类似早期基督教的四旬斋，穆斯林的标志性俯卧祈祷姿势当时在中东地区的基督徒当中也很普及，直到今天一部分当地的传统基督教群体当中依旧沿袭着这种做法。今天在清真寺里遍地可见的祈祷垫子在伊斯兰教出现之前就得到了基督教修士的广泛应用，分布范围从叙利亚与诺森比亚一直延伸到爱尔兰。早在《林迪斯法恩福音书》（Lindisfarne Gospel）这样的早期西方教会重要手稿当中就提到过此类织物，并用整页篇幅描绘了精美繁复线条交织的几何造型装饰图案。正如前文所说，叙利亚基督教的柱居苦修士可能成为了宣礼塔的灵感来源。四世纪到七世纪之间的基督教出产了大量圣徒，其中很多都被伊斯兰教直接借用了过去，至今依然是伊斯兰崇拜的关注重点。而在接下来的千百年里，大多数情况下伊斯兰教在颂扬新的圣人时也会采取类似的节庆与朝圣形式。*6*
只要浏览一下古兰经就会发现，穆罕默德与犹太教的关系远比他与基督教的关系更为纠结，或许这是因为他与犹太教走得更近。穆罕默德很可能将自己的形象与自己的宿命诠释成了希伯来先知世袭传承的最后一人，而他起初的使命则是重建以耶路撒冷圣殿——此时已经遭到了基督徒的荒废——为中心的一神教。起初穆罕默德教导自己的追随者要面向耶路撒冷进行祈祷，直到后来他与麦地那的犹太人群体之间闹出了不可开交的分歧，之后才命令自己的最随着改变祈祷方向。从那以后犹太人与穆罕默德追随者进行联合的可能性就破灭了，而穆斯林们也形成了自己的单一民族（ummah）。*8* 在接下来到了历次伊斯兰教分裂当中，包括在逊尼派与什叶派分道扬镳的过程当中，统一民族的概念都一直延续了下来。不过与这个概念平行的还有各种有经之人的概念。有经之人不同于此前与麦加真主崇拜相竞争的阿拉伯世界传统崇拜的信徒，尽管他们对于神之真理的理解各有瑕疵，但都是正解。因此他们获准继续存在下去。“信道者（穆斯林），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星教徒（阿拉伯地区的一种一神教），凡信真主和末日并且行善的，将来在主那里必得享受自己的报酬。”*9*
穆罕默德死后几十年内，穆斯林们将会开展一系列惊人的军事征服，这番话对于未来也有了极其重大的意义。穆罕默德本人并没有预见到这一变数，也没有提前做准备，尽管他本人的职业生涯充满了各种冲突，在传道期间遭遇暴力事件时他也远比耶稣更乐于动手参战。此时穆斯林已经占据了大部分过去六个世纪里皈依了基督教的世界，包括最早期的基督教历史中心，并且一直占据至今。到头来这一举动使得基督教将重心决定性地移向了西方。拜占庭帝国与萨珊帝国在六世纪晚期爆发的一系列战争以及身陷战乱的帝国沿边境摧毁众多基督教缓冲国的短视之举为穆斯林军队提供了完美的可乘之机，他们首先向北冲出阿拉伯半岛，然后东西双向攻入了拜占庭与萨珊境内。基督教的内部分裂降低了进军任务的难度。许多一性论或二性论基督徒对于奉行卡尔西顿会议结果的君士坦丁堡统治者无甚好感，同样，也有许多基督徒不支持信奉琐罗亚斯德教的萨珊人，当新的主人到来时根本不加抵抗。比方说在埃及，穆斯林大军一到，希腊语文件立刻就在当地基督教团体的生活中消失了。今人对于埃及最重要的国际性基督教圣祠之一阿布米纳的圣米纳斯圣祠遗址进行了挖掘，挖掘工作中找到的最后一份希腊语文件是刻在陶罐上的买酒收据，时间正好是穆斯林入侵埃及的671年。从此之后科普特教会就彻底把持了圣祠。*10*
穆斯林征服者们并没有花费多大气力向自己的新臣民们解释自己的信仰或设法令他们皈依。基督徒们一开始可能会将这些新来者当做阿里乌斯派的某个世俗化分支，而二性论者们则赞成地注意到这些人尊奉童贞玛利亚但同时又绝不容忍对她的崇拜。因此穆斯林军队的突然降临的确算得上一场灾难，但是就目前来说还可以忍耐一下。假如这一变故能够带来比起赫拉克里皇帝的征讨攻伐更加太平的光景，那就更好说了。结果就是历史上最迅速的权力易手过程之一。*11* 在634年到637年之间，三场大战彻底打残了拜占庭与萨珊的军队。638年2月赫拉克里意气风发地将真十字架送还耶路撒冷之后仅仅过了八年，这座城市就在一年围困之后落到了穆斯林军队的手中。不过话说回来这座城市此时也已经不复往昔了，二十五年之前萨珊国王霍思劳二世刚刚在此地大肆蹂躏了一番。耶路撒冷的麦尔基派或者卡尔西顿派宗主教索弗洛尼奥斯坚持以个人身份向哈里发欧麦尔投降献城。
欧麦尔进城时刻意穿了一身素袍并且以骆驼为坐骑，以示谦卑。他对新近归降的耶路撒冷民众也采取了小心翼翼的克制态度。他知道这样做成全了先知的企图，因为征服耶路撒冷绝非无足轻重的军事胜利。欧麦尔在空旷的圣殿原址修建了一座清真寺，借以彰显伊斯兰教的胜利。这样一来哈里发实现了很久以前叛教者朱利安的计划：重振这座长期以来惨遭亵渎、被基督徒刻意唾弃且深切影响了穆罕默德的圣地，恢复其原本的荣光。七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阿卜杜勒.麦利克用另一座穹顶建筑超越了欧麦尔最初取得的成就。这座建筑物今天一般被人称作欧麦尔清真寺——这个名字犯下了双重错误，因为它既不是清真寺也不是由欧麦尔建造的。这个圆顶清真寺或者说“岩石穹顶”一开始的功用似乎是通过在气势上压倒一切基督教建筑来标志穆罕默德启示压倒基督教的胜利——哈里发一定知道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鼎鼎大名，因为这座教堂此时已经建成一个半世纪了。圆顶清真寺中保存着最早日期可考的古兰经文本，包括对于三位一体理论的著名驳斥，此外这段文本也是“穆斯林”一词的最早出处。尽管圆顶清真寺逆转了基督徒对于耶路撒冷圣殿的虐待，但是建筑本身很可能还是由基督教工匠修建的，建筑形制也脱胎于拜占庭。
这一点也是很合逻辑的。圆顶清真寺宣告了一个新兴帝国的到来，这个帝国将会取代苟延残喘的基督教拜占庭帝国。势不可挡的征服计划如今将君士坦丁堡当成了下一个目标，一个伊斯兰教暂时还难以达成的终极目标。在历时五年的反复攻击之后，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四世终于在678年打退了围城的军队，但是其他几路伊斯兰大军已经逼近了北非海岸。他们先征服了亚历山德拉与埃及全境，之后又通过半个世纪的征战推进到了直布罗陀海峡并占领了整个伊比利亚半岛。伊斯兰军队一直向北进军，直到732或者733年才在法国中部的普瓦提埃附近遭到遏制。基督徒们在君士坦丁堡与法国中部的两场胜利保住了基督教保持主导地位的欧洲，因此基督教世界的活力、自由发展与变革的中心决定性地发生了自东向西的偏移。相比之下，751年伊斯兰军队在今天吉尔吉斯斯坦大败中国军队的战绩则打开了伊斯兰教进入中亚的门户并最终毁灭了东方教会。
家园 2-伊斯兰教与东方世界 分布在中东以及非洲地中海沿岸的大多数基督徒们现在不得不生活在一套全新的现实当中：他们失去了社会中心的地位。这个情况在阿拉伯地区尤其显著，当地的穆斯林遵从了传闻中穆罕默德的病榻遗言，着手在阿拉伯半岛根除基督教。一个世纪以后，当地就只剩下了寥寥几个基督教社区。就好像基督徒曾经强行征用前代神圣建筑的建筑材料一样，建成于八世纪也门的萨那清真寺也富有象征性地采用了几根二百年前由一性论统治者阿布拉哈国王修建，此时已经遭到拆毁的教堂的石柱。或许正是因为伊斯兰教如此彻底的破坏政策，人们才至今未能发现出自伊斯兰教兴起之前基督教繁荣时期的阿拉伯语圣经，哪怕一丁点残篇断句都没有。从另一方面来说，考虑到此前阿拉伯教会的叙利亚特质，这样一本圣经可能从来都没有存在过。*13*
其他地区并没有这样极端的压制政策。实际上在大多数伊斯兰教新近主导的社会当中，穆斯林在整整二百多年里都没有成为多数群体。不过尽管起初穆斯林征服者们并没有特意用皈依穆斯林来填充城市，但是只要城里最气派的中心建筑是教堂，他们就一定会将其改建成清真寺。自然很多基督徒都会认为来自阿拉伯的征服大军是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信号，也留下了许多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的文字。但是正如目前以来的基督教历史所一再证明的那样，世界末日再次爽约，柴米油盐重新成为了常态。*14* 总有人要和统治者们打交道。在世俗权威遭到粉碎无法采取行动的情况下，许多主教纷纷效仿索弗洛尼奥斯投向欧麦尔的先例，与统治者们协商达成了永久性的协议。无论这些协议具体达成于什么时候，习惯上都被人们统称为吉玛（dhimma）。早在萨珊帝国时期就存在着此类保护性的先例。基督徒，犹太人以及其他有经之人（日后出于打马虎眼的逻辑与实际层面的必要性，这一概念还得到了进一步扩展，将许多其他有影响力的少数宗教群体包括了进去）根据各自的宗教被组织成了单独的社区（millet），只要他们主要只在私下进行宗教活动，就能得到保护。不过他们要额外缴税，社会地位也较为低下，因为他们是吉米（dhimmi）（受吉玛保护的非穆斯林）
因此穆斯林征服者们称为了军事与统治精英，高居被征服民族之上，因此必须将分散在庞大新领地当中的军力收缩集中在军营里。他们对于基督教信仰的兴趣远远赶不上基督徒对于他们的兴趣。为了驳斥伊斯兰教并确立自身的正当性，基督徒们纷纷开始囫囵吞枣地学习伊斯兰教。值得注意地是，他们用来驳斥穆罕默德新先知的术语很类似他们侮辱其他立场相左并被他们贬为异端的基督徒的用语。相比之下，他们并不会用这种方式谈论琐罗亚斯德教或者沦为手下败将的罗马帝国传统崇拜。*15* 基督徒是否会遭到压迫主要取决于穆斯林当权者的个人性格与观点，而这些人曾经不止一次地通过歧视政策特意施压。七八世纪的倭马亚王朝统治期间，许多身为第一批征服者的总督们与坐镇大马士革统治四方的哈里发与总督们都采取了这种做法。基督教的教堂遭到了拆除，基督徒则面临着一整套严格执行的羞辱性与限制性制度。在阿拔斯王朝最后一位堪称伟大的哈里发穆塔瓦基勒统治时期，基督徒被迫身穿区别身份的黄色衣服——这一招完全预演了欧洲基督教社会在接下来几百年里对待犹太少数群体的方式。*16*
至于在较为宽和的统治者在位时期，二等地位或许可以意味着特权与活动余地，就像之前萨珊帝国的情况一样。有些哈里发相当着迷于自己征服的文化。巴勒斯坦与希腊语的考古学家们发现，在这些人的统治时期基督教风格造像的繁荣程度令人讶异。甚至在倭马亚王宫中的马赛克地板上都能发现大量森林之神萨堤尔与基督教小天使的造型。而且穆斯林统治者的破坏政策也绝对不是一以贯之的。阿拉伯入侵之后不久就出现了教堂兴建的高潮，教堂内还存在大量马赛克造像。649年某二性论牧首在穆斯林征服后不久写道，“这些阿拉伯人作战的理由并非与基督教为敌，而是为了捍卫自己的信仰。他们尊敬我们的教士与圣徒，还为我们的教堂与修道院带来了礼物。”*18*
但是再怎么说修道院在这个新世界当中的处境也很艰难，尤其是在城里。长期看来地处偏远的修道院最有可能幸存。穆斯林对于修道生活的态度很矛盾。一方面他们对于中东的苦修圣人们普遍抱有文化层面上的尊敬，因为这些人的行为符合古兰经的教诲；另一方面古兰经又明确地将修士贬损为骗子。*19*修道院保护自身免遭负面观点打击的方法之一就是编故事，故事当中描绘了修士与先知穆罕默德之间融洽温暖的关系。这或许是因为围绕着古兰经文本衍生出了一系列的传统故事或者说圣训（hadith）。圣训的作用是处理古兰经没有明确阐释的问题。根据圣训，有一位名叫巴希拉的一性论修士早在穆罕默德获得任何启示之前许多年就意识到了他的天赋使命。*20* 西奈山下有一座著名的修道院，由朱利安重建，后来敬献给了亚历山德拉的圣凯瑟琳。为了巩固荒凉偏僻的地理位置所提供的天然保护，这座修道院手法娴熟地向伊斯兰传统当中注入了一则圣训故事，称穆罕默德本人为这个修道团体提供了保护——圣凯瑟琳修道院保存着证明这个故事的文件，文件上还留有先知的手印以示正宗。*21* 在奉行宽容态度的埃及法蒂玛伊斯兰王朝时期，圣凯瑟琳修道院为了进一步表示恭敬还在院墙内部修建了一座清真寺，该清真寺一直存世至今，就连宣礼塔也完好无损。不过今天这座清真寺的大门已经被人封住了，此外建筑本身从一开始就没有对准麦加。
700年左右拜占庭东正教最有影响力的神学家之一终其一生都是大马士革倭马亚王朝哈里发手下的臣民，根据他的姓氏曼苏尔来看，他本人也是阿拉伯人。世人称他为大马士革的约翰。约翰出身于一个传统的精英阶层，该阶层平稳地完成了从旧政权向新政权的过渡。他的祖父曼苏尔.伊本.萨尔干是一名卡尔西顿派的基督徒，也是拜占庭皇帝为该城市指派的最后一任总督。他的父亲则是倭马亚政府当中的高官。约翰起初是未来哈里发耶齐德一世的童年玩伴，成人之后则继承了家传的首辅之职。不过后来他在政坛失宠，于是转而投身于耶路撒冷附近享誉盛名的圣撒巴修道院。他与新时代精英阶层的密切关系并不能阻止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抨击伊斯兰教，甚至称其为“敌基督的先驱”。*22*
拜占庭军队提供的保护消失之后，约翰所信仰的卡尔西顿东正教显然陷入了长期的不利局势。耶路撒冷以及圣墓成为了麦尔基东正教抵御一性论与二性论群体的大本营。话说得不客气一点，鉴于来自拜占庭帝国乃至更往西地区的朝圣者们源源不断地涌入巴勒斯坦，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些人肯定不愿意在伯利恒与耶路撒冷这样的圣地受到他们眼中的异端份子的接待。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西奈修道院，早在人们在西奈山上发现圣凯瑟琳的遗骨之前，这座地处偏僻难以前往的修道院在拜占庭帝国就已经广受欢迎了。修道院的院墙里蓬勃生长着据称当年上帝向摩西显身时所点燃的那一株灌木，使人想到了在卡尔西顿派看来同样为神性提供了栖身之所的圣母玛利亚。这座修道院一直忠诚于卡尔西顿东正教，听命于耶路撒冷的麦尔基宗主教而非西部的一性论科普特教派。
在其他地区，无论是一性论者还是二性论者都没有多少理由因为拜占庭帝国权柄与帝国教会的消失而感到惋惜。750年阿拔斯推翻倭马亚之后将政府中心转移到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从762年开始他们设计了一座与之前的拜占庭帝国历史毫无瓜葛的新首都。巴格达取代了大马士革与塞琉西泰西封，成为了中东地区最新的关键城市。权力的东移将不可避免地有利于二性论东方教会而非麦尔基派或者一性论派，阿拔斯还前无先例地向二性论宗主教正式授予了管辖全国境内所有基督徒的权限，此时的王国已经从埃及延展到了中亚地区。
当然凡事有利就有弊。宗主教的政治重要性意味着哈里发们往往会对于新任宗主教的选举抱有个人与官方两方面的浓厚兴趣，而且宗主教必须居住在首都。就好像在萨珊帝国时期一样，一系列二性论基督徒成为了哈里发的宫廷御医，而这一点也未必就一定是好事：因为这些基督徒医师可能更有兴趣借助宗主教的地位为自己牟利，而不是保障教会的整体利益。但是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们对于基督教医师提供的医疗服务十分重视，这也是后来巴格达之所以成为新的高等教育机构所在地的重要原因之一。自832年学校建成起就令贡德沙普尔相形见绌。基督徒尤其把持了天文与医药这两大专业。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很乐意汲取一切伊斯兰教出现之前的资源来为己所用，这其中最主要的资源就是东方教会从希腊语翻译成叙利亚语的文学作品。
一场大规模转译运动由此开始，这次是从叙利亚语翻译成阿拉伯语。亚里斯多德的结构分析与科学，柏拉图的对话，盖伦与希波克拉底的医书药典，托勒密的天文与地理专著，这些不过是当年巴格达图书馆书架上最显眼的藏品。众多翻译家中最有名的是一位名叫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的基督徒宫廷御医，他还兼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人送绰号“翻译之王”。几百年后拉丁语欧洲又将这些阿拉伯文本译成了拉丁文，借此将大量业已佚失的古典世界知识重新引进了回来。在大量转化成阿拉伯语的文本当中就有《巴尔拉姆与乔萨发特》，这个原本出自佛教的故事通过巴格达这座翻译工厂流传到了西方。*23* 伊斯兰世界的狂热求知活动如此大张旗鼓，伊斯兰图书馆的规模与基督教西方的藏书数量相比如此巨大，阿拔斯政府的结构如此完备，以至于巨量亟待处理的文本促使伊斯兰世界自八世纪开始采用了一项源自中国并通过东方基督徒所把持的商道流传到此的新兴文本复制技术。他们舍弃了脆弱的莎草纸与昂贵的羊皮纸，开始将碎布转化成耐久且相对容易制造的纸张，这种纸张价格便宜，足以应对大量誊抄的需求。*24*
八世纪末与九世纪初对于东方教会来说是充满希望的时期。尤其有利的是，在八世纪八十年代后大约四十年的时间里担任宗主教的提摩太一世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哈里发对于教会的态度从来阴晴不定，而他则从来都能应付得体。在提摩太一世在世的时候，据称全世界四分之一的基督徒都将他视为精神领袖——此时将遥远西方正在逐渐崩坏的罗马城里的教皇视为追随对象的基督徒恐怕也就是这么多。宗主教的教会越发将目光投向阿拔斯帝国的边境以东。教会生活充满了活力，而且二性论主教们也越发清醒地认识到伊斯兰教国家内部活动空间正在收紧：拉拢穆斯林皈依基督教是遭到严禁的行为，并非有经之人的其他潜在皈依者人数也越来越少。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使得教会开始寻求向其他地区散播自己的信息。提摩太宗主教曾经为一位位于西藏的主教进行过祝圣，当时佛教尚未在西藏地区站稳脚跟。他的目光还投向了更遥远的东方，那里的基督教教会已经繁荣了超过一个世纪。*26*
家园 楼主翻译辛苦了。 能不能介绍一下叙利亚语的知识呢？
家园 3-中国教会 李唐王朝自618年起统治中华帝国。在其最为兴盛的时期，唐朝很乐意为任何一种看上去不会威胁王朝统治的宗教提供一席之地。这一态度为635年前来传教的阿罗本主教提供了成功的机会。基督教从此在中国踏上了起伏不定的命途，历任皇帝的喜怒心境或对外政策都会对基督教造成影响。但是到了八世纪中期，一位在内战中军功显赫的将军成为了基督教的庇护人，使得基督徒在中国在接下来几十年的时间里获得了若干世纪之内都不会再现的有利地位。正是在这段充满希望的时期里流传下来了一座精美而富有意义的东方教会纪念碑。这块碑的质地是黑色石灰岩，高度约为十英尺。十七世纪二十年代早期的另一批耶稣会会士听说这块碑石重见天日（具体地点如今已经不可考证了，但是很可能是周至县的大秦寺遗址）的消息时理所应当地着实激动了一把。碑石四周环绕龙纹，上覆十字，碑文以汉字与叙利亚语共同写成。碑文柔顺流畅地纪念了自635年以来帝国当局赋予基督教的恩遇，以及当前基督教主要庇护人郭子仪将军的恩德。这段碑文对于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历史进行了详细且富有政治选择性的记述。除此之外，碑文还大胆地陈述了基督教信仰在中国人当中的传播情况，对基督教信仰进行了颂扬，还以优美的诗歌赞颂了“三一”的上帝与“分身”的基督。今天这块碑坐落于西安碑林，无论是乍一看去还是仔细端详，这块碑都与碑林里的其他碑石别无二致。*27*
还有很多迹象可以表明东方教会作出了切实的努力，试图用异质文化当中的居民能够理解的说法来解释基督教的信息。这块制造于781年的石碑表明，基督徒们意识到了使用中国人所熟悉的道教术语来传教是很好的策略。毕竟，道教相信人性本善，而二性论基督教则强调基督本质当中有别于神性的完全人性，两者不乏暗合之处。不过二性论同样也很乐意按照中国人眼中另一种异域宗教的范式来改变自己。佛教此时早已在中国拥有了巩固的地位与广泛的尊重，于是阿罗本和他的继承者们也按照佛经的说教模式来展现自己的信仰，他们甚至不惮于将佛教也当做一种特定形式的真理，尽管这种形式还需要进一步扩展。借用了佛教专用尊号的阿罗本在《移鼠迷诗诃经》（Jesus Messiah Sutra）中这样写道：
“诸佛及非人平章天阿罗汉。谁见天尊在于众生。无人得见天尊。何人有威得见天尊。为此天尊颜容似风。何人能得见风……在天皆诸佛。为此风流转世间。风流无处不到。”
在这里他似乎真的想让人们认为佛教的教诲实实在在地受到了圣灵的启发。他在《一神论》（Discourse on the Oneness of the Ruler of the Universe）当中注意到，由于魔鬼作祟，使得人们“难为解说，难得解脱”——“解脱”二字当初就是中国佛教界翻译梵文作品的产物。传教士们采用了大量此类术语来争取听众的认同。在《世尊布施论》（Lord of the Universe's Discourse on Almgiving）当中，阿罗本对于“天尊”的主题如此热情，以至于提出了吟诵基督教信条的群体之外的其他人获得救赎的真实可能性：
“所以于汝向有信者，作诸功德者，谁依直心道行者，得上天堂，到快乐处，无有尽时。”*28*
这一切都表明了中国基督教或者说景教有着在基督教历史上极为少见的特点，即对于其他主要宗教的神性诠释持开放态度。或许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基督教上一次与如此古老深奥的智慧打交道还是在二世纪，当时应对的是亚里斯多德与柏拉图。那次遭遇彻底改造了基督教。现在基督教首次同时遇到了好几套高度发展的宗教体系，而其自身在这个陌生环境当中又不具有任何强制性力量。此外东方教会的扩张载体是叙利亚商人，而这些人讨价还价的本事在整个亚洲都享誉盛名。因此景教如此热衷于神学层面的迁就让步并不令人意外。
二性论在中国遇到的问题在于整合进入中国社会也就意味着依赖这个社会当中的权力体系。就像东方教会历史上一再发生的那样，好运往往不能持久。九世纪中期唐武宗针对一切他认为来自异邦的宗教发动了打击，基督教自然未能幸免。907年唐王朝灭亡时，一直担当教会生命线的西向商路也遭到了阻塞。就当时而言，通过传教来复兴教会的可能性已经破灭了。不过三个世纪之后，或许是因为东方教会始终没能忘记自己在中亚乃至在中国的悠久传承，历史又为中国的东方教会提供了第二次机会。这一次基督教又差点实现伊斯兰教早已落袋为安的目标：赢得一个成功军事王朝的忠实支持。这次差点得手的传教活动历时长达一个多世纪，发生在中亚地区的游牧民族蒙古族当中。这个民族的迁徙塑造了欧亚两大洲的历史，也塑造了基督教的未来。
通宝推：bayerno,- 复 3-中国教会
家园 4-蒙古，新希望与大灾难 在大草原上的众多民族当中，蒙古族在十二世纪末期的崛起相对而言非常突然。蒙古人有自己的宗教系统，他们相信天地具有意识并如同男女一般交合，还相信人与动物都有灵魂且灵魂不死。考虑到他们的游牧生活活动范围十分接近当时全世界最主要的贸易通路之一，他们无疑长期以来就熟知了其他许多民族的宗教信仰且抱有一定程度上的兴趣。任何宗教只要能勾起他们的兴趣，他们就会洗耳恭听——例如中国的道教与儒教，伊斯兰教，佛教还有二性论基督教都是曾经在这里大搞促销的主要货色。借助逝世已久的叙利亚殉道者塞尔吉乌斯的威名，1007年基督教在蒙古人当中取得了初步成功——这个事例充分说明了这位备受欢迎的军旅圣徒有着怎样的影响力，他在古罗马帝国殉教七百年之后依旧能够使得千万里之外的人们心向往之。塞尔吉乌斯是一个强而有力的人，而蒙古人对于力量的兴趣正越来越大。此外这些蒙古族战士以来彼此之间的密切联系来赢取胜利，因此他们可能将塞尔吉乌斯与自己的同袍巴克斯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当成了值得效仿的榜样。
实际上，一位最有权力的蒙古统治者在异象当中见到了塞尔吉乌斯。在1007年前后，蒙古克烈部可汗不慎迷失在了一场风雪暴当中，正当他以为自己必将迷失归途孤独而死之时，塞尔吉乌斯在异象中现身，许诺救他一命并要求他皈依基督教。救援的人马随即就赶到了。死里逃生的可汗领着一大帮克烈部部众皈依了基督教，而举行洗礼的二性论教士也本着柔韧灵活的一贯特色富有创造性地容忍了蒙古族原有的宗教信仰。他们在主持洗礼仪式时很乐意地允许受洗人员肃穆地集体喝下汗王本人在祭坛上赐福过的马奶。在中东亚大草原的中心地区，任何教派的教士数量都寥寥无几，无法烦扰蒙古人去整理自己的信仰结构，因此蒙古人一直维持着基督教信仰与民族传统的大杂烩。考古研究表明当时的蒙古人很喜欢佩戴十字架，不过他们往往会对十字架进行装饰，例如安上来自佛教的印度万字符。有些蒙古统治者取了基督教的名字。蒙古族最伟大的统治者，于1206年自封“成吉思汗”（海洋之王）的铁木真当年曾经是一位基督徒克烈部可汗帐下的部将，还娶了可汗的基督徒侄女为妻。*30* 铁木真掌权后几十年时间里，蒙古人成为了一支世界级强权，威震从地中海到中国海的各个民族。他的继承者们相信自己肩负统治世界的命运，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他们的观点看起来似乎很正确。*31*
成吉思汗及其继承人们大刀阔斧的攻伐征服一度的确有可能在黑海与中国海之间的广大亚洲地区确立二性论的官方地位。在十二世纪，内蒙古地区的突厥语系民族汪古族大部分都成为了基督徒，其中还包括他们的皇室成员，他们信奉基督教的时间大约有一百多年。由于成吉思汗小心地与众多基督徒克烈部王公结成了同盟，致使一系列主要可汗都的母亲都是基督徒，其中就包括于1279年创立元朝并统治中国的忽必烈。在忽必烈执政时期，二性论基督徒再次回到了中国权力场的中心。在过去三百年里基督教在中国基本上没什么存在感，基督徒们不得不利用获得官方青睐的其他中国宗教为自己打掩护。此时一朝扬眉吐气，众多基督徒纷纷抛弃了延续几代人的伪装。但是过去的模式再一次遭到了重复，元朝统治者很快就归化了古老而丰富的占领区文化，更糟糕的是，元朝统治者的执政能力也是一蟹不如一蟹。1368年，极端排外的明朝推翻了元朝，这一变故沉重打击了帝国境内的基督教。现在仅仅赢得单独一个中国少数民族的兴趣对于基督教来说已经不够了。叙利亚教会在远东地区传教活动的语言学遗迹迄今为止就只剩下了中国新疆自治区突厥-蒙古语系民族维吾尔族语言当中的“坟墓”（qavra）一词。这种事并不算出格。
因此前后两场大规模传教活动都没能为东方教会在中国赢取足够的本地支持，也一直没有底气公开抗拒对他们不利的皇帝旨意。当十六世纪新一轮拉丁基督教徒从欧洲来到中国时，基督教信仰与基督教宗教活动至少在公开场合已经绝迹了。不过在古都西安的周边农村地区，在大秦寺无比难能地存世至今的宝塔周围，近年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基督教传统意识乃至伪装成道教的基督教信仰很可能一直存续了下来。在十六十七世纪的天主教传教运动之后，这一小片区域就成为了中国农村天主教信仰的大本营，至今依旧如此。如今这里的天主教教区教堂四处开花，恰似东欧一般。或许这里并非基督教在中国得以幸存的唯一地点，当年第一批西方教会传教士来到中国时或许受到过秘密基督徒的欢迎，就像此后几百年他们在迫害活动过去之后所做的一样。总之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还有很多值得调查研究的重要关节。*33*
蒙古人的征服兵锋同样也指向了西方。他们最终粉碎了早已倾颓的阿拔斯王朝，这一战的总指挥是伊利汗王旭烈兀，他的可敦是东方教会的成员。巴格达的基督徒这次交了好运，因为1258年巴格达陷落时基督徒是唯一免遭蒙古军队屠城的群体。实际上蒙古人将哈里发的一座宫殿赐予了普世主教，用来充当他的办公地点与大教堂。伊利汗王在今天的伊朗新建了一个蒙古王朝。除了二性论基督徒之外，还有其他人也在真心实意地期待着这些极其凶残的武士能凭借着自己不甚可靠的权威打造一个全新的基督教帝国。西方拉丁语基督徒针对伊斯兰强权发动的十字军东征此时前景越发暗淡，而蒙古人的到来又重新燃起了他们的希望之火。许多基督徒不远万里冒险深入未知的疆域，探求远交近攻的外交可能性。主导这场远征的是一支阵容强大的传教士队伍，这支队伍来自一个创新性的拉丁教会组织，即圣方济修士会。
在十一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伟大的法国十字军国王路易九世在这个想法的激励下派遣目光敏锐的方济会修士威廉.鲁布鲁克担任使节前去造访中亚大汗蒙哥。鲁布鲁克踏上了一场西方探险史上前无先例的伟大外交之旅，并且将自己的旅程见闻写成了一部引人入胜的游记。*36* 同样，1285年以及1287-89年期间，伊利汗王阿鲁浑也接连派出了好几批干劲充沛且异域风情十足的使节从东方向西方进发。首先是阿鲁浑手下一位基督徒中国官员，接着又派了一位蒙古族出身的二性论修士名叫列班.扫马。此人成功抵达了君士坦丁堡，然后觐见了罗马教皇，再然后继续一路西行并觐见了英国与法国的国王。扫马的造访也激起了圣方济会以卡尔西顿基督教之名渗透中亚地区的新一轮努力。这一举动造成了许多后果，其中之一就是十一世纪九十年代兴建于内蒙古地区的大教堂，这座与周围环境很不搭调的教堂遵从西方拉丁语教会礼拜式，建筑风格则是哥特式。近年来人们在内蒙古敖伦素木市发掘出了这座教堂的地基。主持兴建这座教堂的圣方济会修士后来又来到了中国，并花费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来骚扰当地的二性论者并使其转而投靠卡尔西顿教派。*37* 此时双方的乐观情绪都快要耗尽了。
西方基督教战略家们越发清楚地意识到蒙古人无法实现自己寄托在他们身上的希望——如果考虑到蒙古人向来杀人不眨眼，刀下亡魂数以百万计，甚至连牲畜都不放过，这一结果从一开始就应该显而易见。蒙古人与这些基督教竞争者打得交道越多就越感到不以为然，这一点此前在蒙古人的大本营即二性论中亚地区还不太明显。此外蒙古人也有自己的轻重缓急。威廉.鲁布鲁克抱着万一能劝说对方皈依的念头觐见了汗王蒙哥，之后他抑郁地写道：“假如我能像摩西那样施行神迹，那他或许会放下身段。”*38* 十一世纪五十年代的一系列事件早已引发了基督教在中亚地区的衰落。首先，在蒙古帝国的四大汗国之一、位于今天俄国南部的钦察汗国或者说金帐汗国当中，有一位皇室集团成员别儿哥皈依了伊斯兰教。为了攫取钦察汗王之位，别儿哥谋杀了自己的基督徒侄子。尽管伊朗的伊利汗王此时依旧攻城略地势不可挡，别儿哥却和埃及的伊斯兰教统治者马穆鲁克集团结成了盟友，丝毫不顾他们正在与伊利汗王作对的当下局面。这一举动严重破坏了蒙古帝国的团结。雪上加霜的是，蒙哥大汗随后又死在了远离蒙古的他乡。各个汗国的首领纷纷返回蒙古共同推举新一任大汗，致使各自的军队战力遭到了削弱。于是1260年马穆鲁克集团在圣地境内的艾因贾卢特彻底击垮了蒙古军队。*39*
这是蒙古的强权首次遭到遏制，也是伊利汗国逐步衰落的开始。伊利汗王们意识到为自己提供支援并非基督教欧洲的首要优先事务，而且基督教欧洲的军事实力并不能满足自己的预期，因此他们逐渐放弃了与基督教的联盟。而逐渐向伊斯兰教靠拢的蒙古统治者们则掌握了未来。随着十四世纪中期蒙古军阀帖木儿或者说达莫南的崛起，东方教会的命运进一步一落千丈。帖木儿意欲重振蒙古强权的荣光，整合四分五裂的局面。他的军事征服从黑海扩展到了阿富汗与波斯湾。与他那有条不紊的残暴行径以及高涨的破坏欲相比，此前几百年间各位蒙古可汗的屠杀活动多少都有些缺乏积极性。帖木儿用人头堆砌山丘的行径绝非耸人听闻的传说。不过尽管帖木儿毫不顾忌攻击其他穆斯林统治者并且歼灭了伊利汗国，但是在他所征服的地区穆斯林的处境总体而言还是得到了改善。主要遭殃的还是此前将大片东方地区当做据点的基督教。
帖木儿的杀戮狂欢重创了中亚地区的基督教人口。此前的1348-49年，西欧地区称为黑死病的瘟疫已经席卷了这一地区并夺取了大量性命。在此之后，除了相对还算安全的印度之外，东方教会在压倒性伊斯兰强权面前只得偃旗息鼓，全靠寥寥几片相距遥远，一般位于偏远山区，躲在当权者视野之外的根据地才勉强吊住了一口气。暴行无数的帖木儿最终没能在生前确立继承人，蒙古人的威胁就此消退。但是非穆斯林的处境并未得到好转，因为奥特曼土耳其人又趁势崛起并继续向他们施压。来自西方的十字军东征为伊斯兰世界留下了怒火中烧的记忆与不断增长的敌意，因此对于非穆斯林来说局势正在变得越发险恶，基督徒也失去了自古以来在宫廷中享有的特权地位。
亚美尼亚的一性论教会也自十四世纪开始陷入了灾难当中。最后一个独立的亚美尼亚王国是位于土耳其西南地区的基利家王国。1375年该国亡于马穆鲁克军队之手，接下来的一两百年里当地的基督徒不得不拼尽全力死中求活。过去几百年里亚美尼亚人已经习惯了将邻近大国当做缓冲地带，一旦灾难降临他们就会迁往其他地区。在这些走投无路的岁月里，很多人迁往了东欧地区，最远甚至到了波兰——至于能够提供庇护的亚洲各地更不用提了——不过就像四散天涯的犹太人一样，他们的遭遇也磨练了他们经商与谈判的技巧，这些技巧在他们面临宗教方面的麻烦时也发挥了很大作用。由于在神学方面与临近的拜占庭以及东方教会格格不入，亚美尼亚人自十四世纪以来越发积极的寻求与罗马教会结盟，将卡尔西顿会议的遗留问题抛到了一边。这一手造成了不少长期影响，尽管与此同时也令亚美尼亚基督徒内部产生了严重分裂。
约翰二十二世教皇于1316-1334年在位，他的为人行事虽说并非毫无争议，但他的确精力充沛，一心要有所作为。他对于亚美尼亚基督徒的苦境以及将他们领进天主教教会抱有特别浓厚的兴趣。他维持了自十三世纪开始方济会与多明我会的中亚传教活动。传教修士们在传教地区遭遇的最热烈的若干次接触就发生在他们与伊朗以及草原地区的亚美尼亚移民群体之间。例如早期拉丁语神学家多明我会修士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最早译入的语言就是亚美尼亚语。亚洲有一群亚美尼亚修士就按照多名我会的章程重新规范了自己的修道生活并向罗马效忠。他们的拉丁语名称是Fratres Unitores，或者说统一修士会，由光照者圣贵格利的会众组成，这个名称充分彰显了他们对于亚美尼亚宗教遗产的骄傲。十五世纪的东欧也出现了类似的教会联盟，参与其中的亚美尼亚会众一方面保留着自己原有的礼拜词与宗教仪式，另一方面又承认教皇的至高地位，将这一地位称为“Uniates”。这些联盟为日后的类似安排提供了模版，到了反宗教改革时期，罗马与许多其他宗教团体都结成了类似的联盟关系。当然并非所有人都乐意按照罗马方面的条件来结盟：固守亚美尼亚核心地区的教会就万分反对与教皇结盟，Uniates这个词在他们嘴里也经常用来骂人。在亚美尼亚从前的首都埃奇米阿津或者说瓦加沙帕特，有一位一性论普世主教不顾环境困窘，依旧坚持着当地教会的独立性。*41*
与此同时，东方的二性论教会也发展了另外一套生存策略。出于走投无路的实用主义，他们背离了东方基督教的传统，逐步放弃了对于神圣题材的艺术表现，尤其是绘画与造像，以免招致穆斯林的破坏。反正二性论者从来都不接受受难像十字架。认为受难像十字架混淆了基督的两大本质并且使得上帝遭受钉刑。他们的十字架上面光秃秃的，借此象征基督的复活（讽刺地是一性论亚美尼亚基督徒出于完全相反的神学观点同样喜欢秃十字架）。威廉.鲁布鲁克曾经在十三世纪五十年代遭遇过令他惊骇不已的一幕，当时一位中亚二性论基督徒看到他所佩戴的“法国风格”银质受难像十字架之后不由分说就将十字架上的耶稣硬扯了下来。*42* 十九世纪的新教传教士进入奥特曼帝国之后惊喜地发现聂斯托利派当中造像极少，他们因此将东方教会称作“亚洲的新教徒”。这时的二性论者们非常乐意配合这些潜在盟友的轻率误解，因为中世纪与近现代早期根本算不上当地教会命途的最低点。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全新的灾难再度降临在了东方教会与亚美尼亚教会头上，并且产生了一批基督教历史上最悲惨的殉教故事。*43*
通宝推：bayerno,家园 5-伊斯兰教与非洲教会 直到近现代初期为止，基督教在非洲各地基本上都处于守势并日渐衰落，北非海岸地区以及努比亚的基督教最终无可挽回地消声灭迹了。北非教会是拉丁语基督教在非洲建立的第一个据点，也是特图里安、居普良以及希波的奥古斯丁的老家。北非教会值得称道地挺过了七世纪九十年代的阿拉伯征服，在特定地区继续存在了五个世纪。但是自从四五世纪多纳徒派以及与地中海地区教会联系密切的公教会精英阶层翻脸以来，非洲当地的教会团结再也没能恢复。最终到了十二世纪，极其不宽容的阿尔蒙哈德对于犹太人与基督徒提出了集体皈依伊斯兰教的强制要求。或许值得注意的是，北非教会一直坚持至少在正式场合使用拉丁语：人们在的黎波里以南发现过十一世纪的墓碑，碑石上的铭文尽可能地使用了拉丁文，尽管“vixit”（活的）被拼成了“bixit”而“vitam”（生命）被拼成了“bitam”*44*。北非教会坚持使用这种代表了一个逝去统治阶级的语言而非当地的柏柏尔语，这种做法与坚持采用科普特口语的埃及教会形成了明显对比。不过必须考虑到科普特人数量足够多，而且也是埃及社会主流的一部分，结果到头来他们同样也采用了阿拉伯语作为祈祷与礼拜用语以及日常对话用语
与东方教会的情况类似，科普特教会的宗主教们也不得不居住在阿拉伯人新近成立的埃及首都当中，首先是福斯塔，后来到了十世纪后期法蒂玛王朝建立之后又搬到了开罗附近。科普特人的一性论信仰意味着他们的穆斯林主宰一般来说并不会将他们与拜占庭帝国等同起来，因此对他们比较宽容。1004至1013年期间哈里发阿尔-哈基姆倒是的确发动过一次迫害，不过这次事件完全是例外。迫害期间路撒冷的圣墓教堂遭到了拆毁——这座教堂正是点燃十一世纪拉丁语基督徒重新夺取圣地的狂热活动的火星之一。哈基姆的非典型迫害政策与伊斯兰教关系不大，主要还是因为他自己精神失常，最终他竟然以真主安拉自诩并死于愤怒的穆斯林同胞之手。*45*
拉丁语基督徒发动的十字军东征带来了更严重也更难挽回的麻烦。1250年在埃及掌权的马穆鲁克武装集团原本是奴隶兵，于是他们通过捍卫伊斯兰教来获取自我认同。尽管科普特基督徒们对于将他们视为异端的西方基督徒十字军或者在他们看来更青睐聂斯托里异端的蒙古人都很不以为然，但是此时的埃及穆斯林及其统治者们很容易将任何教派的基督徒全都当做第五纵队的成员。尤其是十字军与蒙古人在在十三世纪真刀真枪地入侵了埃及。就像在中亚一样，十四世纪也成了科普特教会在埃及陷入衰落——尽管并未在此彻底消失——的转折点。1354年的埃及爆发了一场特别凶残的反基督徒大屠杀。教堂遭到拆毁，犹太人与基督徒都遭到暴民的胁迫，要么口不应心地宣称自己信仰伊斯兰教，要么就被活活烧死。与此前的几次反基督徒暴乱不同的是，这一回基督徒们基本上无处容身，因为迫害活动席卷了埃及全境而非局限在开罗城里。*46* 基督徒们被迫害者驱离了埃及最肥沃的土地，在自己的国家沦为了难民。*47* 到了十五世纪，走投无路的科普特教会暂时同意与拉丁语西方教会结盟。当时拜占庭皇帝也试图在佛罗伦萨会议上促成罗马与希腊语东正教之间的类似结盟。但是但是很快科普特教会就意识到这种结盟行为对自己没什么好处。*48* 他们在接下来三百年里的存续完全靠得是他们自己的努力以及对于古老修道传统的支持，大部分教会组织只能在最为偏远贫困的地区勉强立足。
在北非、埃及以及亚洲的基督教几乎全部遭到伊斯兰政权统治的时候，只有埃塞俄比亚依旧遗世独立，崎岖的地形与远离伊斯兰教腹地的位置保护了这里的基督教王权。但是此时的埃塞俄比亚在红海与阿拉伯地区已经没什么影响力了，而且其处境也一直不甚稳固。十世纪的时候埃塞俄比亚境内一位名叫古底特的女酋长发动叛乱，据称她向手下叛军下令，让他们尽可能破坏王国境内的教堂与基督教生活方式。只有地处埃塞俄比亚最偏远地区的早期基督教建筑才得以幸存，这其中最为非同一般的的所在就是阿克苏姆附近的德布勒达摩岩顶修道院。这是埃塞俄比亚修道制度的最早根据地之一。教堂修建在高山峭壁的顶部，至今依旧必须依靠攀援崖壁铁索才能抵达。如此麻烦的安排，再加上自古底特之前的埃塞俄比亚历史记录几乎被破坏殆尽，使得任何重建埃塞俄比亚基督教历史的尝试都只能是揣摩推测而已，面对着大堆大堆的浪漫主义谬见，人们必须以坚定无情的态度来对待确有的证据。不过现已掌握的确凿事实虽然只有一鳞半爪，但意义已经足够重大了。
有一段时期埃塞俄比亚与其他地区的基督徒完全隔绝，甚至可能根本没有亚历山德拉派遣而来的主教，因此与世界范围内的使徒传承体系也失去了联系。当地能搞到的神学作品内容大多经过斧凿增删，因此不甚可靠。于是当所谓的以诺一书在其他基督徒那里完全失去了可信度的时候，埃塞俄比亚基督徒却将其当做了正典经文的一部分。以诺一书在埃塞俄比亚信仰传统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这份文本为皇家史诗《列王荣耀之书》提供了素材。*49* 另一部地位显赫的文本是一部一性论教义选集名叫《魁勒斯》（Qerellos），主要内容选自亚历山大的西里尔的著作。但是尽管与更广大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确有联系，但埃塞俄比亚基督教的关注重点与特质依然有着相当独立化（倒不是说有什么古怪）的发展路线。比方说在研读了众多科普特教派次经对于本丢.彼拉多的描述之后，埃塞俄比亚人决定这位主持了基督十字架钉刑的罗马总督应当向教会忏悔，应当在他们的宗教艺术当中得到颂扬。彼拉多在六月份得到了专属于他的节庆日，还在年度最重大节日主显节的礼拜词当中占据了显赫的位置。节庆期间教士们会吟诵诗篇里的“我要洗手表明无辜”诗句来应和彼拉多的言论。科普特人与埃塞俄比亚人并没有忘记彼拉多在耶稣遇害事件当中起到的同谋作用，但是在复述他的故事时他们令他完全意识到了自己的罪孽。在太阳隐去面容的那一天，他在各各他将三个人处以十字架之刑，而在埃塞俄比亚教会的故事当中，他最终以死在十字架之上的结局呼应了耶稣的受难。基督的死活居然被当时的俗世权力机构玩弄了这么久，这一点长期以来一直使得基督徒们尴尬不已，而埃塞俄比亚的皇家教会则以如此特别的方式缓和了这种尴尬情绪。*50*
在新兴的扎格维王朝（1137-1270）时期，埃塞俄比亚基督教奉献了一大批大型基督教建筑，这批建筑手笔非凡，摄人心魄，足以与此前阿克苏姆的石柱相提并论：由天然巨岩掏空而成的十二座岩石教堂，位于扎格维首府拉利贝拉。这里今天只是一个小村落。当初在十二世纪与十三世纪交替的时候，一位扎格维国王逊位，而这些非凡的建筑就是进献给他的，此地也因此而改了名字。实际上这些建筑的修建时间绝对要比拉利贝拉国王的统治时间长得多。有些建筑的修建时间可能远远更早，全靠自身的坚不可摧才挺过了古底特发动的大破坏。据说拉利贝拉国王在朝觐过耶路撒冷之后就打算在自己的首都重现圣地风貌，借以弥补耶路撒冷于1187年再度落入穆斯林军队之手所带来的损失。正如埃塞俄比亚历史所一再展现的那样，今天人们根本无法确切得知接下来几百年里的冥思苦想、一厢情愿与有意识政治解读是否掩盖了拉利贝拉最初的设想。总之这里与耶路撒冷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各各他教堂当中有两座坟墓，一座是耶稣之墓，另一座则是拉利贝拉国王之墓，而圣墓教堂就位于拉利贝拉建筑群的核心。*51* 显然，彰显埃塞俄比亚基督徒自信心的新一轮纪念建筑兴建潮流过去之后，埃塞俄比亚的基督教生活也通过修道活动的复兴而得到了扩展。许多修士破天荒地前往埃塞俄比亚的中部高原并建立了修道群体，他们特意选择了基督教出现之前的圣地作为自己的活动地点，并且极富英雄气概地展现了许多自我弃绝式苦修事迹，就像埃及与叙利亚的修道先驱们一样。整整二百多年时间里，埃塞俄比亚基督教迎来了另一个黄金时期，同时也是充满了竞争与斗争的时期，而这些苦修士们则一直身处风口浪尖。*52*
在十三世纪末，另一个王朝取代了扎格维王朝。这个王朝的创始人是耶库诺.阿姆拉克（1270-1285年在位），从他掌权时到他的孙子阿姆达.塞约恩（1314-1344年在位）执政期间，这个王朝逐渐恢复了埃塞俄比亚的军事实力。埃及的科普特教会似乎相当反感新王朝的僭越之举，因此拒绝提供主教。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埃塞俄比亚人不得不求助于叙利亚主教来维护自己的主教传承不至于断裂。*53* 这种在国际社会公开表达出来的质疑态度必须得到妥善应对，于是阿姆达.塞约恩国王发动了一场长期运动，旨在借助所罗门国王的名头将新王朝的根基插入古代历史当中。阿姆达.塞约恩（“锡安之柱”）的名字不是随便取的，埃塞俄比亚教会对于以色列的认同或许正是在这一阶段真正开始变得鲜明了起来。这一手法或许受到了《列王荣耀之书》的启发，而这部书现存文学形式的出现则很可能大致要追溯到1300年左右。*54*
后来的传统体现了耶库诺国王对基督教支持的重要元素：他对修道院扩张的主要活动家德布勒达摩修士埃雅苏斯.毛阿（“耶稣战胜”）表示理解。这是一个可能属实但无论如何都很方便的故事，因为有着独立神授权威与独立观点的修士一直都是“所罗门式”王朝的麻烦来源。埃雅苏斯.毛阿的主要门徒塔克拉.海马诺特（“信仰之树”）是一位令人敬畏的苦修士，据说他平生花费了大量时间单腿站立在斗室当中，每年仅仅进食一次，食物则是一年一度由飞鸟衔来的一粒种子。后来他那条从来不接地的腿萎缩了，于是上帝赐予了他一对翅膀。*55* 对于我们来说，这些故事表明他是一位强大的宗教领袖，拥有一座令人生畏的权柄武库。塔克拉.海马诺特是第一位在埃塞俄比亚宫廷获得关键角色的修士，他们的后来人还有很多，在宫廷当中担任修道总长（Echage）一职。这位官员对于教会生活以及政府都能行使很大权力，而这些权力本应属于主教，不过主教往往是个埃及老人，根本争不过他。
君主与修道院之间的关系很快就紧张起来。修道院对于埃塞俄比亚的现行体制抱有天然的改革热情，而且也未必总是欢迎宫廷与一部分修士领袖新近结成的紧密同盟关系。有一个万分纠结的问题至今依然令非洲各地的基督徒们头痛不已：这就是一夫多妻制与一夫一妻制之间的争端。教会急于废除一夫多妻制。尽管这种制度就摩西五经看来完全无可厚非，但是在新约当中却成了不可接受的行径。起初埃塞俄比亚君主遵循非洲当地传统，习惯性地娶好几位妻子。有一位巴萨罗塔.米卡尔（Basalota Mikael）修士就曾经凭借一腔蛮勇抨击过阿姆达.塞约恩国王一夫多妻且纳妾众多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列王荣耀之书》也坚持基督徒必须施行一夫一妻制。*56* 君主一方面向几家主要修道院慷慨赠与了大量土地，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堵住了他们的嘴，另一方面则毫不动摇地坚持着一夫多妻制。大多数埃塞俄比亚民众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并接受了随之而来的代价——他们不能在教堂里举行婚礼，而且从结婚开始到所有妻子全部去世期间他们都不得参加圣餐礼。不过被圣餐礼排除在外的人们却变害为利，转而投入了热情高涨的禁食仪式当中。*57*
修士与修道院团体开始拉帮结伙，就像十二世纪西方教会当中发展起来的修士会一样。从十四世纪早期开始几百年时间里有一个位于埃塞俄比亚北部的团体特别重要，名叫埃沃斯泰沃斯修会（House of Ewostatewos）。埃沃斯泰沃斯修士生前游历了埃塞俄比亚国外的广大地区，足迹远至亚美尼亚一性论地区，最终在旅途中去世。尽管这位团体缔造者展现了如此少见的世界主义作风，但是他的仰慕者们却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了一个反映埃塞俄比亚教会犹太教研究的特定问题上：对于犹太教安息日与基督教礼拜日并行不悖的尊奉。这种做法招致了许多反对，最强烈的的反对呼声来自出身亚历山德拉的主教所鼓动起来的基督徒，因为这些主教见识过外界教会的做法。在拉利贝拉保存着一批木版铭文，据说是献给拉利贝拉国王本人的，其中最长的一篇就包括了对礼拜日的颂扬。这些材料并不能告诉我们这位国王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不过或许可以将其视为关于这场辩论的发言，具体时间则不可考。问题的核心在于埃塞俄比亚教会究竟打算在自己的道路上前进多远，将其自身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忽略到何种地步。埃沃斯泰沃斯修会的修士拒绝来自亚历山德拉的主教的祝圣，他们有可能最终与基督教撇清了关系并发动了另一场思想独立的埃塞俄比亚宗教运动，也就是前文提到的Falasha运动。
后来埃塞俄比亚最显赫的君主之一札拉.雅各布（1434-1468年在位）全心全意地支持犹太安息日，由此确保了安息日的地位。雅各布将军事胜利与虔诚信仰结合在了一起，他本人还为自己的臣民们撰写过基督教教义指导。在他的统治时期，埃塞俄比亚的有效控制范围再次扩展到了红海之滨。尽管国王为埃塞俄比亚教会的特色而感到骄傲，但他也非常清楚自己与更广大世界之间的联系，还为自己取名君士坦丁。1441年，耶路撒冷埃塞俄比亚修道院的两名修士组团来到佛罗伦萨，并在大会上提到了千里之外他们那位国君的名讳，令欧洲大为轰动——这次会议还听取了内外交困的科普特教会所发表的意见。札拉.雅各布还从另一个出人意料的来源获取精神慰藉：一部名为《玛利亚奇迹录》（The Miracles of Mary）的短篇流行作品。这部作品在西欧非常流行，先被译成了阿拉伯语，之后又被译成了埃塞俄比亚语。雅各布国王将这本书当成了手下教士的必读作品：这部书是来自一个陌生世界的奇异分支，但是的确有助于统一塑造广大臣民们的信仰，玛利亚崇拜也得到了埃塞俄比亚教会的大力强化。*59* 雅各布国王的另一条旨意与法国宗教风格的关系则要浅一些：他要求自己所有的臣民都必须纹身，额头要纹上“圣父圣子圣灵”的字样，右手要纹上“我摒弃魔鬼”，左手要纹上“我是玛利亚的仆人”。直到今天，埃塞俄比亚基督徒依然会在面颊或额头部位纹上一个蓝色十字架。*60*
札拉.雅各布下定决心不能让宗教分歧削弱他刚刚开疆扩土的帝国。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所罗门王族与不尴不尬的埃沃斯泰沃斯修会之间必须达成完全的相互理解。1449年，国王在达布拉米特马克（Dabra Mitmaq）的新建修道院凿开会议并取得了这项成果。会议达成的主要共识就是从今后安息日与礼拜日都应当得到尊奉。埃沃斯泰沃斯修会的修士们则同意对主教做出让步并接受他的祝圣。因此埃塞俄比亚教会的特殊主义势力终究没有将教会与更广大基督教世界的联系完全割裂。对于埃塞俄比亚基督教的未来而言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刻。尽管在遵守安息日的同时，埃塞俄比亚基督教专门将自己与其最熟悉的教会宗教规程区分了开来，也就是亚历山德拉一性论教会的规程。
达布拉米特马克会议是雅各布国王的个人成就，也象征了帝国最繁荣且最自信时期的顶峰。他的晚年弊政丛生（这一模式在埃塞俄比亚历史上屡见不鲜），这位曾经才干超群的国王变得偏执多疑且野蛮成性，躲在深宫之内不肯见人。他急欲管制教会，敌视一切超出他本人裁定范围的犹太教活动，还决心根除一切非基督教的传统宗教，所有这一切使得他大开杀戒。许多人都因为遭到背叛基督教的指控而遇害，他的一位妻子与好几位子女也惨死于鞭刑之下。雅各布国王死后，远离国外教会的运动或许还得到了进一步推进，因为许多重要人物依旧继续质疑着埃及主教在埃塞俄比亚教会当中扮演的角色。但是1477年他的儿子又主持了一场埃塞俄比亚教会会议，重新确立了教会与亚历山德拉宗主教之间的悠久联系。十四世纪就这样为延续至今的埃塞俄比亚基督教设定了路线并立下了规矩。但是尽管埃塞俄比亚教会联系上了更广泛的公教会体系，但是与埃塞俄比亚发生联系的教会体系本身就排斥卡尔西顿会议上罗马帝国教会做出的结论。到了十六世纪，当埃塞俄比亚正处于历史上最糟糕最困难的关头，而外部世界则不顾路途遥远趁机一拥而入的时候，这一事实将会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
佛罗伦萨会议上的西方主教们没想到自己会听说埃塞俄比亚国王札拉.雅各布这样一号人，但他们的确知道（或者以为自己知道）东方有一位教士国王名叫普雷斯特.约翰。发起于十二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带来了欧洲与中东之间的第一次密切接触，而关于这位强大基督教统治者的传说也不胫而走，据说这位君主能援助处境困窘的拉丁语系欧洲人对抗伊斯兰教的威胁。有些人认为他在印度，还有些对于周边环境以外的地理情况没什么概念的人们认为他位于亚洲更偏北的地区——这种想法倒不算特别离谱，因为十二世纪中亚地区的蒙古可汗们的确不止一次地打败过穆斯林，不过他们信得是佛教，而西欧人对于佛教完全没有概念。威廉.鲁布鲁克是少数几位了解实际情况的人物之一，十三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他曾经酸溜溜地评论道，所谓普雷斯特.约翰的故事完全是聂斯托里派（二性论派）一手编造出来的，因为他们就喜欢“故作大言，无事生非”。*61*
在1441年的佛罗伦萨会议上，埃塞俄比亚的存在得到了证实，这个位于埃及以南，偏远而强大的基督教王国再次激起了欧洲人对于普雷斯特.约翰的憧憬。普雷斯特.约翰鼓舞了欧洲人的乐观情绪，使得他们相信基督教即将时来运转。自十二世纪到十七世纪之间，这位想象中的国王撰写了大量拉丁语信件，已知的存世手稿就有二百多份，此外还有十四份上溯至1565年的早期印刷品也要归于他的名下，这些文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都被译成了欧洲各国的语言。*62* 但是就冰冷的实际层面而言，普雷斯特.约翰只是一个令人失望的传说而已。这个传说主要揭示了一点：西方卡尔西顿派基督徒们几乎完全不知道几百年来另一个世界里的基督徒经历过怎样的斗争，积累了多少学术成就，建造了多少圣地，展现了怎样的英雄主义。西方基督教，卡尔西顿会议的继承人，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角力之下的产物，还要经历一段漫长的旅程才能扭转这种不平衡状态。
西方基督徒早已忘记了历史原本可能是另一番面目。早在伊斯兰教彻底改变地中海东部以及亚洲地区的局势之前，基督教信仰的重心曾一度非常有可能东移进入伊拉克，而非西移进入罗马。古老的东方基督教几乎在各地都面临着延续至今的困境：信众人数减少，打击迫害乃至殉教都屡见不鲜。十四世纪拉丁语世界一心以为普雷斯特.约翰可能与西方基督教结盟，虽然这只是空想，但却产生了切实的结果。这个传说中洋溢出来的乐观主义对于拉丁语基督教来说无异于一剂强心针。从十五世纪末期开始，西方天主教与新教令人惊异地发动了世界范围内的大扩张并最终成为了当代基督教信仰的主导形式，而这个传说则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现在让我们转向罗马，看看这一系列出人意料的事件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通宝推：bayerno,
家园 疑难求助 哪位河友手里有《世尊布施论》（Lord of the Universe's Discourse on Almgiving）的原文麻烦提供一下，文本图片格式均可。很快就要涉及景教在中国的概况了。
如无全文，也可仅提供与以下译文相对应的段落：
Therefore, you who have already embraced the faith, OR you who do all kinds of meritorious deeds, OR who will walk in his way with an honest heart, shall all enter heaven and remain in that abode of happiness for ever and ever.
家园 三，消失的未来-7-亚洲与非洲-1-一性论及其传教 当代全球化带来了世界范围内各种宗教之间的对话，在上个世纪这种对话已经成为了某种国际化产业。但是对于基督教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新现象，不过是老调重弹而已。基督教曾经别无选择，必须与其他世界性宗教的信徒们交谈。因为基督教当时正身处他们的包围当中，甚至往往还要仰仗他们的鼻息生活。但是无论如何这些基督徒们还是向耶路撒冷以东长途跋涉了几千英里，将基督教的信息最远传播到了中国海以及印度洋地区。与其他教徒的诸多遭遇当中的一场产生了一个故事，在接下来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里将世界各地的基督徒们团结在了一起，尽管当年那些基督徒们所知的故事形式如今基本上已经被人遗忘了。这个故事基本上就是由乔达摩.悉达多的生平改编而成的基督教小说，主人公是一位名叫巴尔拉姆的隐士与一位名叫乔萨发特的王子。巴尔拉姆令王子皈依了正信，但是这里的正信并不是佛陀的悟道，而是基督教——而佛陀本人在这部小说里则成为了西奈沙漠中的一位基督教隐士，尽管他的王子头衔依旧来自印度皇室。
这条非同寻常的文化变色龙究竟是怎么孵出来的呢？可能的事情经过或许是这样的：一份梵文的佛陀生平在巴格达被人翻译成了阿拉伯语，译本在九世纪左右落入一位格鲁吉亚修士之手。这个故事令他大为着迷，于是就用格鲁吉亚语将这个故事改写成了基督教范式，将其命名为Balavariani。其他说不同语言的修士也同样喜爱这个故事并将其翻译成了各自的母语。后来这个故事辗转进入了希腊语当中，冒用了虚构的作者名头，又从根红苗正的东正教神学与哲学巨头大马士革的约翰那里借用了一大批名言，借此为该书增光添彩并促进销路。现在这个故事就成了《巴尔拉姆与乔萨发特》（The Life of Barlaam and Josaphat）。两位主人公都成了圣徒，有了专属的节庆、赞美诗与圣歌。直到今天，安特卫普的一座教堂依然保存着当年威尼斯商人从东方重金请回来的圣乔萨发特的骨骸碎片。
但是这个故事的旅程还远远没有结束。它通过拜占庭帝国向西欧扩散，也通过埃及向南方扩散。拉丁语，希伯来语，古挪威语，古俄语，埃塞俄比亚语，中世纪加泰罗尼亚语，葡萄牙语，冰岛语，意大利语，法语与英语当中都能找到这个故事的副本。这个故事还使得英国出版行业的先驱威廉.卡克斯顿展现了他一贯的商业头脑。1483年，卡克斯顿决定将这个故事添加进他的最新圣徒生平译文文集当中，书名叫做《黄金传说》（Golden Legend），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当中还借用过这本书里的桥段。如果我们真想领会一下东方基督教的遗产最终传播到了多么远的地方，不妨看一下十七世纪五十年代富有教养的英国圆颅党军事指挥官托马斯.费尔法克斯在约克郡的书房。费尔法克斯与克伦威尔进行了一场事关原则问题的的争论并遭受重创，就此解甲归田。赋闲在家、隐痛未消的费尔法克斯从自己的书架上抽出了希腊语与拉丁语版本的《巴尔拉姆与乔萨发特》并将其翻译成了英语，总篇幅长达204张对开页。信奉清教（以及卡尔西顿主张）的约克郡与佛陀的故乡远隔千山万水，费尔法克斯也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继承了一位早已辞世的格鲁吉亚修士的工作。
所有这一切都要感谢众多憎恨卡尔西顿会议决定的东方基督徒，他们要么忽略了这些决定，要么就与之作对。抱有此种想法的人们还要过很长时间才会与接受卡尔西顿会议主张的教会权威正式决裂。卡尔西顿会议否定了一对相反的观点，一边是一性论，另一边是“聂斯托里派”二性论，其中最令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们头疼的就是一性论。因为一性论的大本营亚历山德拉是东罗马帝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担负着为君士坦丁堡供应粮食的重任，而且一性论在君士坦丁堡内部也一直不缺乏支持者。早在卡尔西顿会议上，与会的埃及主教们就坚称假如他们签署了会议声明，回去以后必然死路一条，而且人们很快意识到他们并非危言耸听。毕竟亚历山德拉在四十年前曾经私刑处死过希帕提娅
卡尔西顿会议废黜了亚历山德拉的主教狄奥科鲁并激起了城中的公愤。之所以这样惩罚他是因为他所属的团体在449年的第二次艾菲索斯会议上搅局，将“单一本质”神学奉为正朔，而他在团体中地位颇高。马尔西安皇帝与普尔喀丽亚皇后决心寻找一个更听话的人选来接替狄奥科鲁。他们对亚历山德拉的教士们施压并借此使得狄奥科鲁的一位助手普劳德骝成功当选。但是新任主教上台之后就发现自己地位越来越不稳。457年马尔西安皇帝一死，他就失去了保护伞。一群认为他背叛了狄奥科鲁的暴徒们将他赶进了一座教堂的洗礼池，将他与六名其他教士乱刀砍死，还抬着鲜血淋漓的死尸游街示众：这一切都是在耶稣基督本质唯一的旗号下进行的。皇帝在埃及的权威在这起事件之后再也没能得到完全的恢复。埃及教会以及其他一性论据点当中不断增长的多数群体将所有卡尔西顿派基督徒都贬斥为二性论者以及“皇帝的子民”，或者说麦尔基派（Melchite）*4*。日后“麦尔基派”这个词还会有一段复杂历史。此时与罗马教皇交好的各个东正教传统教会还很乐意用这个词来标榜自己，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这个词也逐渐变得险恶刻毒起来，就好比“通敌者”这个罪名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刚刚推翻纳粹占领的欧洲一样可恨。
从此之后，埃及基督教越发运用当地的科普特语来崇拜上帝。埃及教会很久以来一直都在使用各种科普特方言，其中充满的借用自希腊语的词汇，到了三世纪科普特语已经有了一套类似希腊语的书写形式，专门用来翻译基督教经文。安东尼与帕科缪的名头以及苦修运动的声誉确保了科普特语在基督徒生活与崇拜活动中的可敬地位，而且科普特语也发展出了一套规模可观且翻译与原创并存的宗教文本。此时科普特语及其独特文化正在成为埃及基督徒将自己与君士坦丁堡教会的希腊语基督教区分开来的标志。整个地中海东部都能看到这样的趋势，麦尔基派集中在希腊语社会的富裕边境城市当中，同时反对卡尔西顿会议的双方则在其他地区积蓄力量。
帝国境内的一性论领袖们依旧大声宣称着自己对于帝国皇位的忠诚，而且没有理由怀疑绝大多数此类言论都是真心实意的。这些人的忠心自然值得争取。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一代代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们都想尽了一切办法，想要搞出一套更加精巧的神学教义，从而实现一性论与帝国教会之间的和解。能够保存卡尔西顿会议决议的本质自然最好，实在保存不住的话也不是不能通融。这样一来他们也就在不断地损害着自己与西方拉丁语教会的关系。可以理解的是，随着西部旧帝国的逐渐解体，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们也逐渐转移了自己的政治侧重点。410年罗马城遭到了蛮族军队的洗劫，对于一向以历史自傲的罗马人来说，即便这座城市早已不再是皇帝的都城，这一幕对他们而言也依旧是奇耻大辱。451年西罗马帝国依旧还有一位皇帝——多少是那么个意思——但是到了476年，早已占据大片前西罗马帝国领土的蛮族首领们在最后一任少年皇帝登基之后没过几个月就把他赶下了台，这位少年与越发死气逼人的帝国传承就此遭到了遗忘。
现在只剩下了东罗马帝国。此前东罗马帝国对于残存的西方教会当中的主教领袖即罗马教皇的观点或者怒火中烧的陈述并没有特别留意。一系列对于自身在教会当中的地位越发肯定的教皇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前辈里奥在《大卷》当中已经针对基督本质进行了一锤定音的论述。罗马方面衡量君士坦丁堡各种政策变化的标准就是看这些政策在多大程度上与《大卷》相吻合，而教皇们根本无法理解东罗马帝国皇帝们在琢磨基督学问题时首先要顾及的大量政治与军事考量。就这样，从482年到519年，罗马与君士坦丁堡正式陷入了分裂，因为拜占庭皇帝芝诺及其主教阿卡修斯在君士坦丁堡支持了一份与一性论者重新联合的教义主张，名为《合一法》（Henotikon）：这份主张首先将聂斯托里拉出来批了一顿（先捏软柿子），又赞颂了一番西里尔批判聂斯托里的关键性文件，但是对于艾菲索斯的一性论团体深恶痛绝的《里奥大卷》却不置一词，这种做法使得罗马方面非常不满。直到518年拜占庭皇位易主之后，《合一法》与“阿卡修斯分裂”才告一段落。新任皇帝查士丁一世是一位有西方背景的军人，说拉丁语且不识字。他对于罗马主教有着本能的尊敬，上台之后就非常突然地加快了已经荒废多年的东西方和解谈判。*7*
历任皇帝们对于一性论者的关注很好理解，因为敌视卡尔西顿会议的一性论者不仅局限于埃及，而且广泛分布在帝国全境。叙利亚西部与小亚细亚都被这些人占满了。出身于小亚细亚西南部地区的芝诺皇帝曾经试图在享有盛誉的柱顶修士小西缅死后将其拉拢过来担任卡尔西顿主张的代言人。在这位隐士死后一二十年里，芝诺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兴建了当时中东地区最大的一座教堂，西缅的柱子就位于教堂的正中心。*8* 这座教堂的恢宏遗址表明了芝诺皇帝当年为了将叙利亚的一性论者拉拢进卡尔西顿派而付出了多少心力。但是尽管西缅崇拜在当地颇为兴旺，卡尔西顿会议的路线却没能享有同样的好运。六世纪初期最具影响力且最擅长辞令的神学家塞维鲁来自今天的土耳其西南部。他十分坚持自己的一性论观点，以至于一开始《合一法》视为令人不满的妥协，直到后来担任安提阿主教的可能性才使他改变了心意。518年的神学革命终结了他对于这个强力主教职位的把持，但是尽管塞维鲁来流亡到了埃及并平安地生活在朋友的掩护之下，他的声音在各个派系为了争夺宫廷主导权而纷争不休的时候依然十分响亮有力。527年，拜占庭历史上最重要的皇帝之一查士丁尼登基称帝。查士丁尼是查士丁的侄子兼养子，命中注定要对曾经的东罗马帝国来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既想维护519年与罗马达成的脆弱协定，一方面又不断意识到一性论者在东方教会当中拉帮结伙的举动——至少他那位精力充沛不守常规的皇后提娥多拉就很同情一性论主张，相当乐意表达自己的观点并根据这些观点进行活动。
帝国宫廷内传出了许多不一般的双重信息。*9* 查士丁尼不断寻求向一性论者让步，但同时也时常将他们当做危险的反叛者来加以打压，此外他对于教皇的建议或积极干预也保持开放态度。535年与536年期间，帝国宫廷内部在几个关键主教岗位的人选问题上出现了赤裸裸的分歧。由于提娥多拉的干涉，一位名叫狄奥多西的公开一性论者赢得了亚历山德拉主教选举。但是在君士坦丁堡，碰巧来到东方执行外交任务的阿加佩图斯教皇通过直接游说查士丁尼本人将同情一性论的安蒂穆斯主教赶下了台。遭到流放的塞维鲁也面临着来自一场卡尔西顿派主教会议的谴责。此时一性论的同情者们面临着越发严重的迫害甚至处决，塞维鲁不顾环境险恶做出了一个对未来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他向多位铁杆一性论者的秘密主教祝圣进行了赐福，为一套与皇帝支持的竞争者们完全平行的传承体系提供了支持。536年，狄奥多西的亚历山德拉主教职位遭到了剥夺，而皇后则暗地里为他在君士坦丁堡安排了安全的藏身之处。就像塞维鲁一样，狄奥多西也开始构建一套有别于卡尔西顿教会的一性论替代体系。
皇后对于一性论基督教的庇护甚至开始扩展到了帝国疆域之外。在埃及以南，诺巴沙（努比亚北部某王国）的国王在六世纪四十年代皈依了基督教，将当地的基督教从之前的小门小派提升成了国教。基督教向东最终扩展到了今天的苏丹地区，一直达到了尼日利亚的达尔富尔。基督教的残余在努比亚一直存在到了十八世纪。考古研究已经在当地发现了许多无与伦比的教堂遗址，其中有一些还保存着历时几百年积累下来的大量壁画，内容包括圣经场景，圣徒与主教领袖。*10* 就像科普特人一样，努比亚基督徒也将希腊文化与自己的本土文化融合在了一起，在他们的崇拜活动中既用希腊语也用当地土语。手稿残篇表明他们也像地中海东部教会一样尊奉圣乔治，一位可能在四世纪晚期受迫害而死的人物，不过他不仅是基督教的殉教者，同时还是一名士兵，因此他获得了广泛的欢迎。在各大强权的边境分界越发不稳定，生活没有保障且令人生畏的时代，一位身居天堂的军人保护者很能令人感到宽心。
一性论者所取得的进一步成功来自帝国东部边境的叙利亚，人称迦萨尼德人（Ghassanid）的阿拉伯民族此时已经从阿拉伯半岛南部移民到了当地并建立了一个不容小觑的独立王国，国土范围从叙利亚南部沿着圣地边境一路扩展，直到红海东北端的亚喀巴湾。王国的军事实力使其成为了拜占庭抵御萨珊的重要缓冲地带，尽管两国关系一直不太顺当，经常闹得不可开交。因为迦萨尼德人在皈依了基督教之后就开始坚决反对卡尔西顿主张。*12* 当迦萨尼德国王阿里萨斯要求拜占庭方面提供主教来为他的百姓组织一个教会时，提娥多拉皇后再度秘密出手，派遣了一队狄奥多西主教册封的教士。
这批教士当中有一位充满魅力的叙利亚东部人士名叫雅各.巴拉丢，此前他在小亚细亚偏远地区的传教工作已经取得了令人侧目的成果。他的拉丁化姓氏无疑源自对于常年旅途奔波的戏谑调侃，因为这个词的意思是“马鞍毯的拥有者”。*13* 皇后在世时，她依靠帝国权威来抑制一性论冲突的威胁。548年皇后去世之后，尽管查士丁尼依旧在努力寻找足以弥合教会分裂的教条，但是此时一性论者对于宫廷的反抗已经系统化了。雅各与其他一性论者试图在迦萨尼德一起其他地区另外创立一套主教等级体系。经常微服出游的雅各开展了一个规模惊人的册封教士与祝圣主教计划，计划涉及的区域越过了帝国边境，进入了迦萨尼德与萨珊的领土。他创造了一个叙利亚一性论教会，被人称作雅各教派(Jacobites),这自然是为了纪念他的草创之功。但同时这个教会的官方名称也坚持以东正教自居，即叙利亚东正教会。*15* 这个教会的圣餐礼礼拜词以耶稣的兄弟耶路撒冷的圣雅各命名，体现了教会将自身追溯至基督教的闪族发端的骄傲主张。在礼拜词的核心，祝圣的祈祷文纪念了教会历史上的头三场重要会议，即尼西亚会议，君士坦丁堡会议以及艾菲索斯会议，还点名缅怀了一系列卡尔西顿乱局之前的东正教教父。此外祈祷文还专门提到了亚历山德拉的西里尔这座“坚定耸立的高塔”。
这个反卡尔西顿版本的东正教在位于今天土耳其东南部的图尔-阿布登山区占据了当地修道生活的中心地位。图尔-阿布登山区坐落着（而且十分难能可贵地至今依旧坐落着）一批相当重要的修道院，其重要性足以与日后兴建于阿苏斯神权共和国的希腊东正教修道院相提并论。修道生活在叙利亚与阿拉伯地区的基督徒当中十分兴盛。当地修士建立的定居点不仅是修道院，也能充当堡垒。这些建筑都配备有塔楼，其结构造型的精巧程度足以与同时期拜占庭帝国内部的塔楼相提并论。熟悉迦萨尼德人的评论家们将他们的基督教称作“修士的宗教”。但是随着伊斯兰教的到来，基督教修道活动与修道建筑历史上的这一章节几乎已经完全遗失了。当地的考古工作恐怕还会取得很多重大发现。*16*
迦萨尼德人的战士传统吸引他们投向了另一位像乔治一样的士兵殉教者：此人名叫塞尔吉乌斯，在戴克里先大迫害期间被害于叙利亚。当地人十分热烈地爱戴着他，他也成了阿拉伯人的主保圣人。在查士丁尼的资助之下，对于他的崇拜扩展到了整个拜占庭帝国。皇帝很想赢得东方臣民的尊敬，而修建教堂来纪念这位广受欢迎的殉教者是很明智的投资。习俗逐渐将塞尔吉乌斯与另一位士兵殉教者巴克斯搭配成了造像艺术当中的一对，两人的联合如此紧密，以至他们的关系也被描述成了“恋人”，为东方基督教留下了一幅饶有趣味的同性爱恋意象，尽管人们几乎从未对这一意象的引申含义进行多么深入的挖掘。*17* 甚至就连信奉琐罗亚斯德教的君主，野蛮的萨珊国王霍斯劳二世（590-628年在位）也意识到了显示自己对圣塞尔吉乌斯的尊敬在他西征拜占庭的基督教领土时可以带来怎样的战略优势。据称霍思劳二世曾两次在迦萨尼德的塞尔吉奥波里斯向塞尔吉乌斯的圣祠敬献供品，第一次是在591年借助拜占庭军事力量击败对手赢得王位之后，第二次则是因为他的拜占庭妻子顺利分娩。反对一性论的基督徒将圣祠烧毁之后她还对其进行了重建。
在帝国边境以北，许多格鲁吉亚与亚美尼亚王国对于卡尔西顿会议的成果也表示怀疑，因为这些国家全都没能参与会议讨论。这其中有一个统治格鲁吉亚的卡特利王朝，罗马人称其为格鲁吉亚伊比利亚。四世纪早期，在亚美尼亚人皈依基督教之后不久，他们也进行了正式皈依。一个世纪之后，卡特利王室的一名成员成为了鼓动格鲁吉亚人反对卡尔西顿会议的主要力量。这位王子在少年时作为巩固卡特利与罗马帝国结盟关系的官方人质来到了君士坦丁堡。他在宫廷中长大，见证了431年艾菲索斯会议期间各路人马争夺神学制高点的跌宕起伏。后来他来到巴勒斯坦投身修道生活并给自己取名彼得。尽管他在中东地区周游广泛，但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这里。他曾经短暂地担任过麦乌玛（即今天的加沙地区）主教，还曾率先在耶路撒冷城内兴建了第一座格鲁吉亚修道院。彼得是亚历山德拉主教西里尔的热切仰慕者，因此当耶路撒冷主教犹文拿里放弃自己对亚历山德拉神学的支持时（在卡尔西顿会议上犹文拿里很干脆地穿过会场投靠了另一方）彼得大为光火。彼得身为苦修士的名声增加了他对卡尔西顿会议进行谴责的分量。*19* 他那毫不妥协的一性论观点给后世的格鲁吉亚教会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尽管伊比利亚的彼得是格鲁吉亚的国家级圣徒并且饱受尊崇，但是接受他依旧很不容易——因为格鲁吉亚人最终还是承认了卡尔西顿信经，尽管此时已经是七世纪初，彼得已经死了很久。*20*
相比之下，亚美尼亚人在六世纪专门声明自己反对卡尔西顿会议，而且此后从未妥协。他们认为卡尔西顿信经的用语一味追新求新，以至于到了不可接受的地步。部分原因在于，就像格鲁吉亚人一样，用来表示“本质”的词在他们的语言当中同样与表示“基础”、“根基”或者“本源”的伊朗语词根有着密切联系，因此任何有关基督拥有二重本质的描述在他们听来都是亵渎的胡说八道，甚至卡尔西顿会议上认可的定义也不能幸免。他们十分小心地以亚美尼亚语为基础构建了一套自己的神学词汇表——所有这些作品全都创作于卡尔西顿会议之前。实际上，亚美尼亚人如此关注构建自己的基督教文学军火库来捍卫自己的正教观点，以至于他们发起了长期的经典希腊语与叙利亚语神学手稿翻译工作。这一举动令研究古代教会的现当代大学生们受惠良多，因为原文往往会遭遇有意审查或无心破坏，亚美尼亚语译本也就成了唯一的存世文本。*22*
亚美尼亚语的礼拜词包含了一个显著特色，永久性地提醒着人们不要忘记五六世纪的神学冲突。东方基督教崇拜活动的一般特点是会咏唱乞求上帝垂怜的内容：“神圣的上帝，神圣而强大，神圣而不朽，求您垂怜我等。”这就是所谓的三圣颂(Trisagion)。尽管使用这段唱词的基督徒数量众多，但是他们对于这段唱词的所指并没有一致意见：这里唱的究竟是三位一体的神格——正如三重歌词的格式所暗示的那样——还是基督自己呢？五世纪晚期来自君士坦丁堡的一性论修士洗衣工彼得（Peter the Fuller）持后一种观点。为了表达自己的神学看法，他在三圣颂当中添加了一句歌词：“为我们而钉十字架”。这样一来上帝三位一体神格当中的第二位就在礼拜词当中被钉上了十字架。
这项神学运动名为“天主受苦论”（Theopaschism），其中心主张甚至在当中都存在争议并导致了一性论阵营的重大分裂，尽管这期间也不乏趣事，例如与洗衣工彼得同时期的一性论诗人安提阿的以撒（Isaac of Antioch）写了一首文辞优美的长诗，庆祝一只鹦鹉学会了歌唱经由彼得修订过的加料版三圣颂。君士坦丁堡的帝国教会最终否决了额外添加的歌词，但是亚美尼亚教会还是倔头倔脑地将这句歌词采纳进了礼拜词当中。因此每一次亚美尼亚教会举行活动时都会通过这段肃穆的祷文来肯定基督神性与人性之间的密切关系。随着教会礼拜年度的季节流转，他们还会用其他纪念基督诞生为人以及死后复活的歌词来代替涉及十字架的内容，并且将这些纪念歌词归于“圣父”名下。以洗衣工彼得的歌词为思想指导，亚美尼亚与格鲁吉亚教会的宗教活动、宗教文学与宗教艺术都将十字架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在亚美尼亚最广为人知的大型雕塑就是一座四边形石雕，表面上铭刻着极其精美细致且富于变化的十字架。*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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