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略论八路军地方部队的“小团” -- 镭射

讨论抗战中的解放区战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团”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概念。这是因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作战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它以“团”为基本战役组织单位。这与国军动辄以“师”为基本单位的会战是有很大不同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但有两点最重要：

第一，八路军的兵力有限。特别是在抗战初期，红军整编为八路军后总共只有三个师，总兵力不足三万人。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根本没有能力组织大规模会战。

第二，八路军的装备太差，特别是严重缺乏炮兵。八路军只有一个总部直属炮兵团，这是全军唯一的炮兵团，一共只有12门山炮。在没有一定规模的炮兵支援的情况下，八路军企图与日军进行大规模正规会战是不现实的。

相比之下，八路军将基本作战单位缩小，从国军的“师”降为“团”，有诸多好处。一方面，在军队中，团是最基本的合成战术单位，可以发动最小规模的“战斗”级别作战，从而给敌以相当程度的打击；另一方面，团级部队有大量的人事、行政管理事务，指挥一个团在很多国家的军队（比如苏军）中被认为是掌握军事指挥艺术的最重要环节，以“团”为基本单位进行作战，有利于锻炼干部，积累大兵团作战经验，这是在作战分队，比如营、连级部队中所做不到的。基于以上原因，八路军以“团”为作战单位，就很容易理解了。

从部队构成上来看，总的说来，八路军中的“团”，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即俗称的“大团”和“小团”。对于此二者的区别，小说《烈火金刚》中有非常详细的描述：

“原来他们自从两个多月以前，突破敌人的重重包围，到了山里，马上就参加了整训。在这两个多月之内，整个部队起了很大的变化：原先他们是冀中军区的正规兵团，这一团有三个营，一营有三个连，一连有三个排，一排有三个班，另外还有团的直属机关和直属队，这一个团总共不下一千五百来人，这是大团。现在变成了小团，怎么叫小团呢？这一团只有五个大连；又怎么叫大连呢？一连有三个大排，每排除了三个步枪班之外，还有一个机炮班；机炮班有一挺轻机关枪，有一门小炮儿，这小炮儿就是掷弹筒。这一个连就有一百三十人，五个连再加上团一级的指挥员和少数的工作人员，总共有七百来人，把团的直属队和营一级的组织全都取消了。所以这就变成了小团大连。赵保中现在就当了这个团的副团长。这样改编有什么好处呢？简单来说，就是为适应游击地区的环境，便于战斗行动。”（《烈火金刚》第二十九回《毁公路老百姓暴风卷土　歼敌人八路军猛虎出》）

八路军这种特殊的五连制“小团”的出现，与日军对根据地所采取的“分区扫荡，分散配置，灵活进剿”战术有关。这一战术于1939年由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多田骏所提出，具体内容是：按照一定标准将根据地划分为若干小块，先集中兵力扫荡某一区域，将该区域内的八路军基本肃清后，在县城和较大集镇和交通要冲设置据点，派驻守备部队驻扎，并以公路、铁路互相联系，以便利其摩托化部队快速机动和集结。再辅之以封锁沟、封锁墙，构成一个巨大的网络，从而达到全面控制的目的。这就是著名的“囚笼政策”。

八路军的这种“小团”建制正好应对日军的这一战术。日军一般在县城里驻扎一到两个中队（多出的那个中队作为机动兵力使用，即所谓“讨伐队”），在据点里驻扎一个小队，一个标准的180人的步兵中队包括一个19人的中队部（中队长，执行官，3个军士，4个卫生员，军官的勤务兵，司号员，8个通信员）和3个小队，每个小队有三个班和一个装备三个掷弹筒的掷弹筒班，合计52人。每班13人，包括班长、4名机枪射手和8名步枪兵。有一挺轻机枪，编制四人(指挥官、射手、两名携弹药的副射手)，这四人是配备自卫手枪的，在战斗中有时也携带步枪（机枪射手除外）； 其余八名步枪兵，每人一支单发步枪。这样算起来的话，日军一个标准步兵中队拥有9个掷弹筒，9挺轻机枪，以及70到80支步枪。对比前述八路军的“大连”和“小团”可以看出，八路军的一个“大连”与日军的一个小队火力相当，而人数是日军小队的三倍；而无论在火力上还是在人数上，一个小团对日军一个中队都有绝对优势。事实上，这种部队的目标就是在事先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一个连可以在野战情况下单挑日军一个守备小队，一个团能全歼日军一个中队。可见，这种专为日军守备部队量身定做的“小团”的存在，对日军依托据点控制一片的战略是一个极为严重的威胁。

为了适应游击战争，小团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合起来行动，一般只是保留了部队番号，以单个连的形式活动；同时又彼此互相呼应，联系距离在一夜急行军内，所以协同很好，很容易捏起成为拳头。这种忽聚忽散的部队，成为了解放区战场上让日军极为头疼的对手。

日本现代历史学家藤原彰于1938年11月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并于1941年7月从该校毕业，随即被派到中国战场，当年10月被任命为少尉。此后，藤原彰作为第一线的中队长，转战中国各地近4年之久，于1945年4月回国。他在回忆录《中国战线从军记》中有这样一段记录：

“1942年12月18日，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得到在迁安县东部发现八路军的情报，于是第二大队的主力立即从罗家屯出动，其中一部分，即第八中队以浅叶滋为队长率领的小队是从建昌营出发的。当第二大队听到从北方传来激烈的枪炮声后，不久即得到了浅叶小队情况不明的报告。第二大队主力立刻编成救援队向北方急速行军，我也作为临时编成的救援队的小队长参加了救援行动。当我们到达建昌营西南方的义新庄附近时，发现了浅叶小队36人以及配属的机关枪三枝(分队长的名字)分队12人的尸体横陈在村子前面的小河的河滩上。由于冬天的严寒，所有的尸体都变成了瘆人的黑色并浮肿起来，呈现出凄惨的样子，武器和装备也全部被夺走了。附近的山野悄然肃立，寂静无声，我们连八路军的影子也没有看见。八路军在全歼浅叶小队后，早在日军救援队赶到之前就已经越过长城撤退到热河省那边去了。八路军巧妙娴熟地运用其得心应手的伏击战法，将浅叶小队一个不剩地全部消灭。像这样表明八路军的战术成功，日军疏忽大意的事例，在冀东地区特别多，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也经常有小部队被八路军全歼的事例发生。这是因为八路军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在情报战方面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的结果。这也是一件让日军痛感无法掌握中国民众之心的事。”（[日]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第55页，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这些对日军小部队的袭击，显然出自前面所说的八路军那些“大连”和“小团”之手，特别是前者。因为如果是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出手，那么被歼灭的就不会仅仅是一个小队了。藤原彰关于“经常有小部队被八路军全歼的事例发生”的说法并不是孤证，冈村宁次的回忆录也可以证实，八路军对日军中队以下小部队的袭击极为频繁：“共军的确长于谍报（在其本国以内），而且足智多谋，故经常出现我小部队被全歼的惨状。”（[日]稻叶正夫编写，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325页）

不要小看这种藤原彰等人所记述的这些战果。须知：据有关资料，1942年根据地兵工厂生产掷弹筒167门，1943年生产351门。按一个“大连”辖3个排，每个排下辖一个机炮班，拥有轻机枪一挺，掷弹筒一门计算，到1944年初，这些产量总共可装备172个这样的“大连”；按5个大连组成一个军分区独立团计算，可组成37个军分区独立团。按照平均一个月一次战斗频率计算，从理论上来说，这些部队一个月可以歼灭日军100个以上的小队（恰与冈村宁次所说“经常出现我小部队被全歼的惨状”相符），超过5000日军。这相当于歼灭日军一个旅团。

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些战斗绝大多数都是歼灭战，因此八路军的这些“大连”和“小团”通过这些战斗，有效的消灭了大量的日军基层军官和有经验的老兵，而这些人是日军的战斗骨干。大量战斗骨干的损失，导致解放区战场上的日军战斗力不断下降。据老八路回忆，1943年后，日军在伏击战里常有未进入伏击圈而脱逃漏网者，而以前则往往是被包围者杀出重围后又主动杀回包围圈。

日军战斗力下降的结果，就是对占领区的控制力度不断下降。按日方的说法，从1943年秋天开始，华北的“治安”又开始“恶化”了，到1944年秋，“在方面军占领的三个特别市，四百个县当中，治安良好的除三个特别市以外，只有七个县(占总数的1.4％)。有一三九个县(31.5％），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中共活动。还有相当于66.9％的二百九十五个县(包括华北政务委员会直辖行政区的四个县)，属于中间地区。在该地区彼我势力浮动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贯彻执行。其中大部是以县城为中心，只将兵力分驻几个乡村，民心多倾向共产觉。”（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五章第三节） 在这些地区，军分区所属的地方部队基本都是以这种五连制小团为主，这种小团基本上占据了当地**正规军的大半编制，尤其是冀东、中、大清河等军分区，更是清一色的小团。由此可见这种五连制小团的战斗力。

到1945年初，遵照太祖“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指示，这些地方部队开始被整编升级为野战兵团，与主力部队一道投入了抗战胜利前的大反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