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公私”概念出发理解中国和西方 -- 慧诚
- 复 公与革命
家园 革命只能是“左派”的专有名词 他们搞的是反抗，而反抗不等于革命。加缪说过一句很有存在感的话，“我反抗，故我在。”Je me révolte, donc je suis。反抗是个人或者集体对权力的斗争， 从加缪的这句话就能看出，反抗强调的是个人的存在感（个体的尊严或者利益），这种反抗可能停留在私人性和局部性（家族，种族或者宗教派别），也可能被纳入革命的系统，如果他能够真正放弃个人利益，走向公义的伦理。反抗者可以是右派，但是革命只能是“左派”的专有名词。
- 复 公与革命
家园 “公”的哲学基础 从哲学的角度，西方是二元对立的精神。在“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后，其思想的溯源最终只能到“二”这个位置，这是语言本身的限制决定的，因为语言本身是二分之后的产物。但是中国则始终没有放弃对“一”这个根源的探索。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佛曰：不可说。子曰：天何言哉。中华文明特别强调实践性，《论语》第一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一篇是理解中华文明的根本密码：实践。
但是实践的感受是无法用语言完全表达的，因为实践是“存在”本身，而语言是对“存在”进行二元对立加工之后的产物，它不可能真正深入存在。我并不是怀疑语言的作用，就像我现在写的这些东西，只能使用语言。但是语言本来就永远也无法跨越思维和实践之间的鸿沟。
西方文明的特点就在于对语言logos的信任，无论是从古希腊还是到基督教，以及当代的科学，语言始终都处于绝对核心的地位。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无论是中世纪，还是现代精神，都把语言放在基础性的位置。二十世纪人文学科的语言学转向，更是把语言学作为一切人文研究的基本范式，当然由此也引发反弹，这就是所谓后结构主义。德里达对logos中心提出了质疑，但是他还是只能在语言内部提出质疑，如同杰姆逊在《语言的牢笼》中质疑牢笼，不过是用新的围栏来反抗旧的围栏，所有对语言的质疑都被重新纳入语言的体系之内。——不过，请不要把这段话极端化，西方同样也有实践精神，不断有人发出对语言权威的质疑之声，但是相比中国而言，对实践的强调和对语言的质疑都相对弱一些。
中华文明对语言的不信任是由来已久的，主流的儒释道，无一不是如此。“欲辨已忘言”是中国文人的习惯性表达。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太极才是最高之处，也是难以表达之处。中国人尤其重视直接的体验，也就是还没有分为二的一，我们总是对那个最初的“一”念念不忘。当中国人说要“一分为二”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强调要把事情分成两边，而是强调对于已经分开的两边（善恶，利弊）都要看到，不能偏废。也就是说，当我们说“一分为二”的时候，不是在说“二”，而是在强调“一”。因为我们所看到的任何一边，都是从那个“一”里面分出来的，还有另外一边值得重视，不能忘了。——始终重视这个“一”，我们就能保持中庸之道。
本来是说政治，却拉拉杂杂了一堆哲学，似乎有点远，但是我感觉很近。
通宝推：或与非,- 复 “公”的哲学基础
家园 公的哲学基础（之二） 回头再来说说“一”的本质。一不是数字，一是在数字之先，是无数之数，先于数字。因为这个世界的整体就是一，只有在“一生二”之后，数字才产生，数量才产生，二生三，三生万物。一生二，是对这个世界的基本切割，一切“分别和认识”就是从这个一生二开始的，人类的文明从这里开始，人的麻烦和问题也是从这里开始。中国有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这个神话并不是虚妄之言，实际上，就是象征着一生二的过程；西方的圣经有智慧树的故事，亚当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实，于是就开始了分别和认识，落入“善与恶”，“爱与恨”，“取与拒”，就有了所谓“价值观”，于是从天堂沦落人间。
混沌的世界就是“一”的世界，无有分别，无有爱取；当我们把他分开的时候，就落入分别爱取。而这个分别和爱取是以“我”为价值的源头和起点。一生二，并不仅仅是世界之分，而是自我与世界之分，是把我与世界区分开，构成“我与世界”的观念，形成“我对世界的意识”。这才是人类意识的起点，也是二元对立的源头。西方的现象学，把价值观的扭曲问题归结到“意识”之后，也就是停留在二元对立之后，因为西方哲学基本上很少能摆脱二元对立的基础地位，这是西方哲学的基础。从西方哲学的源头只能追溯到be的问题，而be本身就已经是“一生二”之后的事情了。中国哲学则始终在追寻“不可言说”，那个“我”的意识产生之前的一。
家园 公的哲学基础之三（一与公的关系） 一的重要特点就是整体性。中华文明对一的追寻与对整体性的追寻是同构的。因此，在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理所当然地把人分为“自由民”和“奴隶”的时候，《礼记》就已经勾画了一个整体合一的“大同世界”。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其实这两句红色的话说明中国古代儒家的政治理念：天下为公是理想，是根本的伦理要求；而有礼有节是现实能够达到的最佳状态。而且前者也是后者合法性的来源。
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公”也就是“我”与世界不分的状态，这种合众为一就是所谓“公”；私就是把自己从这个“公”里面分立出来，把我与人人对立起来，就是私。
天下为公当然很好，但是这种理想在尧舜之后就无法实现，于是就只能通过“礼”在公私之间进行调合，确保社会不因私欲膨胀而崩溃。所以：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
在中华文明的核心处，有两个重要的观念：1是哲学上返回“一”的本源；2是政治上“无我无私”的天下为公理想。这两个终极理想所共通的是对“我”的分裂状态的修复和还原。因此，“公”对于中国来说不仅仅是一般的、普通的伦理规范，而且是深入人生最基本问题的终极要求。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公”对于中华文明的价值和意义。
通宝推：或与非,家园 当代的公天下的方法——普选党和国家领导人 中国走向公天下，不在多党，在走向选举（普选），而选举之路有两条：1、从基层开始，逐步向上；2、从顶层开始，逐步向下。
第一条路，邓时代已开始，但村级选举就已基本失败，因为无法排除上级、黑社会、金钱等三大因素的干扰。
除了各级人大政协政府党委几百万人的体制现实，另一个现实是：由于电视的普及及集中控制，十三亿人对公众人物的“知道”是两头的：一是本单位的头；二是国家领导人级别的，中间的街道、区、市县、省、部，确实是很不了解。
所以，阻力最小、最现实的选举，是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直选！无论左右理论、古代中国大同理想，都不能不支持这种选举！
当然 会有人提出各种“技术”“现实”理由来反对，但无论从左从右、无论这“技术”如何“科学”地反对这样自上而下的选举、得到某些体制内官员的支持。但这样的理由实际是见不了光的。
以反腐、公开官员财产等要求来看：自下而上的路根本走不通，人民要的，是自上而下的反腐！
反腐、公开官员财产，可以与选举同步：选到哪级，哪级就公开。这样避免一下涉及几百万人、给了现行体制内的人一个自我纠正的时间段、也避免了通过争权夺位而“反腐”（那条路从本质上也是走不通的、以私心反腐夺权，是不可能达到公天下的）。
既要民主选举、又要保证中央政府有强大的执行力，这是最符合中国99%人民的利益的。所以直选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是最现实、阻力最小、理论上没有问题、技术上完全可以作到的选举！
相信相信314护旗、汶川捐款的中国人民吧！
是的，在村、乡、县、市、省级选举中，局部的人民可能还战胜不了金钱、黑势力、外来势力等干扰，但在国家领导人的选举上，中国人民一定不比俄罗斯人民差！
家园 相信普选就能反腐败请多看看世界地图和世界历史 普选必然导致多党制，最终整个国家崩溃。中国还不像俄罗斯能够卖油，只会变得更惨。到时候，有何脸面见祖宗！！！
家园 公天下绕不开普选 想听听你展开一下：既公天下，又不普选（呵呵，那不成了中国过去2000年王朝政治的妥协了吗）
现代政党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西方国家的普选，和我们在此探讨的普选也不是一个概念。
西方有过我们在此探讨的普选吗？
家园 公的哲学基础之四：公，一和中庸。 再论一与公的哲学：兼谈中国的中庸智慧与西方的普世价值
Ps：2012年3月4日的补充
参见《从juste的翻译出发……》
价值观是在一生二之后才会出现，在“一”的世界里，是不存在价值的。我们看看老子如何看待价值问题，《道德经》第二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不把一分成二，就不可能有善恶与美丑。道的世界是“一”，因此，生二，生三，生万物是自然之作用，执着于所生之物的一边，是人的偏见。因此，当人们执取一边的时候，离道就远了。必须两者衡平，取中道，行中庸，才能离道不远。西方的“普世价值”就是执取二分之一，而推广至“放之四海而皆准”，就会极端化。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多党制可以起到克服极端化，防范风险的作用。
但是中国文化本来所具有的中庸智慧，使中国人并不执取一端。儒释道，儒墨法，相互平衡，不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极端思维。基本上，中国真正搞“普世“的时间不到三十年，也就是1950年到1976年，可惜的是，今天很多知识分子却拿着”普世“的旗帜反文革，实在令人啼笑皆非。我一直说，中国的极左和极右是一家人。就是这个原因，他们都喜欢”普世“，坚持自己这一边的价值观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其特征都是缺乏宽容精神。当现实与理论发生冲突的时候，否定现实，强调普世的理论。1980年以前，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21世纪就转过来，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看上去截然相反，其实质异曲同工。
中庸智慧，对“一“的怀念和对”公“的理想。这三者一体相成。一则公，一（二元对立之前的一）则不执取，则中庸。这构成中华文明的最顶层智慧。Leebamson说中华文明的真正的内核是”虚“的，也就是这个意思。无论太极，太虚，还是“道”，抑或佛。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虚”和“空”，这本来也是“二分之前的一”的特质。一切价值都是二分之后的产物，执取而固，就是所谓“普世价值“，这是西方文明的特征，思想冲突就会非常激烈，以至于用刀剑来解决思想问题，以至于“真理在大炮的射程之内”。而中国强调那个最初的“一”，意识产生之前的体验，不忘记这个“本源”，因此当中华文明在现实中遭遇极大困难的时候，会重新回到这个点来寻求答案：实事求是（出自《汉书》），而不会固执于既定的原则。这也是为什么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年而不衰，屡遭磨难，而总是能够不断“继绝学”，重新爬起，复兴。成为世界文明史上最有韧性最有生命力的文明。
关于此一节内容，请参看：
中西文明比较视野下的普世价值观
http://www.here4news.com/article/3649936
家园 转载天涯的一篇文章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448395.shtml
从思维方式的差异看创建和谐世界的历史意义
文章内容提要：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人和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人，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着本质的不同，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是由宏观到微观，欧洲人的思维方式是由微观到宏观，不同的思维方式创造了不同的科学体系、文化体系和历史形态。
现代科学体系和现代的资本主义制度，都是建立在西方由微观到宏观思维方式的基础之上。它们带有由小到大的思维方式的种种局限，如发展的盲目性、竞争的无序性、过度强调个人利益等。这些局限发展到今天，已经给地球、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危害，严重的影响到人类的长远发展。
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由大到小，整体意识较强，强调的是秩序、和谐。这恰好是当今世界所迫切需要的。胡景涛主席提出的创建和谐世界理论是在本质上对西方主导的以利己主义和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一种修正。这种修正将有利于各地区人民的和谐共存，有利于人类的长远发展。】
继２００4年提出创建和谐社会的构想之后，胡景涛主席又在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１６日的东盟峰会上正式表达了创建和谐世界的构想。这种具有中国特色构想的提出，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及中国文化、中国思想在沉默了５００年之后，又重新回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是更加成熟、更加自信的中华民族用自己的智慧为人类的和平发展做出的又一次伟大贡献。
和谐世界的理论的提出具有现实意义，它是对现行世界奉行的以利己主义和自由竞争为基础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的一种修正。对西方体制主导下的世界所存在的种种顽疾（如：环境问题，种族问题，文明冲突，武器扩善等）给出了一个最终的解决思路。
要说清楚提出创建和谐世界的历史意义，我们必须从人类文明产生的本源－－思维方式说起（思维方式决定人们的思想、性格、和行为。我们社会所产生的一切文明成果，都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外在表现）。
一、思维方式的差异创造了不同的价值体系、科学体系及历史形态
我们给远在英国朋友写信，地址是这样写的：XX号XXXX街XXXXXX市XXXXX国家。这种书写方式恰好与中国人的书写习惯相反，这能说明什么呢？它告诉我们东西方的思维方式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即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由宏观到微观，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由微观到宏观。（类似于这种表达思想的差异还很多，有时候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如中国的地图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而西方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中国的传统书写方式是由右往左竖写，而西方的书写方式是由左往右横写；西方写字的笔是用毛的杆，而中国写字的笔用的是毛………）
（一）为什么语言的书写方式，反映了思维方式的不同？
看到这，也许很多朋友会对我的结论不屑一顾，认为我的说法缺少依据，其实我这样说是有其深层次的原因，理由如下：
1、人类表达自己的思维使用的工具就是语言，因此语言是反映人类思维最直观的工具。
2、语言是长期历史形成的、为最大多数人使用的交流思想情感的工具，受偶然因素或个人因素的影响较小，最能反映人的群体潜意识的及群体性格。
（二）两种思维模式与运动状态：阳和阴（在这里分析强调思维方式的重要性，是因为思维方式的差异决定了文化的起点与科学的基点的截然不同）
其实，发现这种差别的不只有我，每个学过英语的人恐怕都知道。但他们没有进一步的引申发掘这背后深层次的内涵。而我看到后就把它和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东西《周易》联系起来。我们姑且不论老祖宗东西的对错，先看看老祖宗是怎么说的。老祖宗认为，东方属阳，西方属阴，阳的运动状态是顺时针旋转，越转越小；阴的运动状态是逆时针旋转越转越大。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
中国人的运行状态就像是水的漩涡。水的漩涡能把周围的漂浮的东西吸进漩涡之中，这就象征着我们中国人善于吸收。西方的旋转模式象一个在地上飞速旋转的地老鼠（一种烟花），它的特点是发散，把自己的东西释放出来。
单纯的这样论述并不能很好的说明两种运动状态的特性，我们现在来对两种运动状态做一番引申。由于中国人的运动状态是由外而内，所以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比较注重整体性，注重秩序，和谐，具有包容力；内敛含蓄，不善于表达；强调个人修养，进攻意识也比较弱。西方的运行状态是由内往外，所以西方人和西方文化比较注重个体，强调个性，竞争，注重表现，富有进攻性。
在解释完这两种运行状态的特征之后，我们需要对历史进行一番回顾，从历史文化形态的宏观角度来验证其理论的适用性。
（一）周易与牛顿
既然我们在上面引用了周易的原理，那么我们下面就来看看周易到底是什么？虽然现在很多人对周易有所批判，但是周易对中国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国文化，中国历史变迁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周易确切的起源年代已不可考，相传为伏羲氏所作。但是，直到孔子以前周易都是作为占卜出现的。孔子时，其对经文所做的解释及学习《易经》的心得而写的《十翼》就成了后来的六经之首的《易经》。
《易经》究竟是什么呢？
在我看来《易经》是我们祖先根据自己对自然界的观察、理解而创建的模拟天地万物运行规律的一种模型。《易经》认为天为阳，地为阴，天为时间，地为空间，天地交合而生万物。人是万物之一，所以人和其他的万物一样，都是阴阳的结合体，都是天地阴阳交合的产物。这是《易经》对于天地万物最核心的思想。
有了这样的一个核心思想之后，《易经》就派生出了另外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和谐，在《易经》里的表述就是阴阳平衡，既然万物都是阴阳的结合体，那么阴阳的相对平衡状态就是事物存在和健康发展的前提。当然这个平衡包括很多个层面，大的层面包括天地之间阴阳的平衡（天地万物之间的和谐）；中间的层面包括万物之间阴阳的平衡（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小的层面包括个体内部阴阳的平衡（人体内部的和谐，典型的应用就是中医学）。
《易经》在阐述其理论的时候，所有论述都是从大到小，从宏观到微观的。周易的核心功能就是在总体和谐的状况下去指导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因此周易始终是把整体性放在第一位，把个体放在了比较从属的位置。
说完了周易，我们再来说一下牛顿，牛顿作为现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有一个众人皆知的小故事：有一天，牛顿睡在一棵苹果树下，一个苹果从树上掉了下来，牛顿很奇怪，为什么苹果是落在地上，而不会落到天上呢？他就对这个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于是发现了著名的万有引力定律。正是因为有了万有引力定律，促进了１８世纪天文学的飞速发展。这个小故事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即是现代科学的研究往往从单一现象出发，得出结果后，再应用于其他方面。体现了一种由小到大，由点到面，由微观到宏观的思维过程。现代科学所创造出来的辉煌成就就是由于无数个小的，基础的点的突破而构建起来的。
两种思维方式的比较，我们明白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原因，原来我们的思维方式与现代科学产生、发展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不同意杨振宁教授关于《易经》扼杀了近现代科学在中国萌芽的论述。因为《易经》只是中华上古文化的一种总结，是中国人由宏观到微观的思维方式的产物。真正扼杀近现代科学在中国萌芽的是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
（二）文化的差异：天人合一与天赋人权（人本主义）
中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核心，恐怕就在于天人合一与天赋人权的差别了。
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之一，它最早出现在《易经》中。《易经》认为天地万物都是阴阳的结合体，都是天地阴阳交合的产物。因此人和周围的树木，动物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尊卑问题。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人是环境的产物，人的各项生理机能都是在特定的、相对稳定的自然环境下进化而来的，是和周围的环境相适应，相协调的。所以，人一定要保护环境，使其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不至于有大的改变。环境在短期内大幅度的改变本身就意味着对人类自身的破坏。
最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地球臭氧层问题。由于人类的工业生产导致大气层中的臭氧层在逐渐的变薄，甚至在南极上空还出现了臭氧空洞。臭氧的功能就是能过滤绝大部分的紫外线。正是因为有了臭氧的保护，地球上的动植物在进化的过程中，没有进化出抵御强紫外线长期辐射的功能。如果因为人类的活动，致使臭氧层在短期内的大幅度改变或消失，恐怕地球上的人和其他动植物都要面临一次生存大考验了。
臭氧层的例子证明了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理论的无比正确性。它站在了整个地球的高度，从天地人和谐共存的角度，对人的行为做出了规范！
作为西方近代文明成果，并在当今世界占统治地位的就是17世纪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提出的天赋人权的思想。所谓天赋人权，实际上就是人在自然状态下就已经享有的权利。如平等的权利，生存的权利，发展得权力，言论自由等。单看天赋人权的解释，它的确是非常美好、带有理想化的一种理念。但是同样从这个名词的解释，我们还能看到其产生的基点是从人类自身为出发点，强调的是人与生俱来的某种权利，明显的带有西方的以自己为中心的思维特征。如果这种思想和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结合，相信会产生不错的效果。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天赋人权的思想是产生于西方，是西方由微观到宏观思维方式下的产物，是在西方强调自我，个性，竞争的环境中运作发展的，因此，天赋人权在它产生之初就如影随形的附带了人本主义思想。发展成了认为世界是以自我或者我这个群体为中心的，为了我或者我这个群体的生存发展，我可以枉顾他人的利益，对周围的环境予取予求。我们今天看到了大量的森林被砍伐，大量的水源被污染，大量的动植物灭绝。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西方片面的强调人的权利，而忽略自然环境所致，事实上造成了人与环境的对立。美国枉顾地球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悍然于２００４年拒签控制全球二氧化碳排量的《京都议定书》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不可否认作为人类自身，人本主义，人权至上，有着无比强大的生命力与说服力。因此直到今天虽然地球已经被破坏的面目全非，虽然人类面临着种种难以解决的问题和难以调和的矛盾，但人权问题仍然能够迷惑一部分人，仍然是西方推行其价值观和掠夺资源与利益的强有力工具。
（三）中医与西医（不同思维方式下产生的不同的科学体系）
最近一段时间网上炒作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中医是不是科学，要不要取消中医？其实这个问题不用讨论，其根本就是一帮别有用心的人，借机制造话题，制造事端。但是为了深入探讨东西方思维方式与文化差异，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把中医和西医做一番比较。
在深入探讨中医以前，我先强调一下，我对中西医比较的结论，就是，中西医都是科学，都是人类科技发展与文明发展的结晶。今天只所以会出现，中医是“伪科学”，取消中医的言论，其实和当今社会忽视传统教育，西方所建立的现代科学及西方由微观到宏观的思维方式占据统治地位是分不开的，其实，很多叫嚣取消中医的人，根本不了解中医，不了解中医的理论基点，只是以西方思维方式下所创建起来的医学模型来衡量中医，这样当然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他们的这种行为，就好像一个女人用女性的思维方式，去衡量一个男人的行为一样。
有这样一个故事：扁鹊的医术很高超，很多疑难杂症，扁鹊都能手到病除，因此扁鹊的名声大噪。一天，魏文王问扁鹊：听说你有兄弟三人，都会行医，哪个水平最高啊？扁鹊说：我兄弟之中，我的水平最差，大哥的水平最高。魏文王很奇怪：为什么你的水平最差却名气最大呢？扁鹊说：大王有所不知，我大哥可以在病人生病之前，就可以看出病人所生之病，并给予适当的治疗和提醒，病人就不会生病。由于大哥治病在病人病症发作之前，病人并没有确实的体验到疾病所带来的痛苦，所以病人就不会觉得我大哥会治病。二哥技术比大哥稍差，它只能在病人发病之后，在病情深入发展以前给病人治好，所以病人以为我二哥只会治小病。而我的水平，只能在病人并入膏肓的时候才能为其治病，所以，大家看到的都是我治好的疑难杂症，觉得我的医术最高，所以我的名气才最大！
这样一个小故事说明什么呢？在我看来，由于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方的科学体系在基点与发展方向上产生了根本性的差异。就以中医来说吧，中医的基本理论阴阳理论来源于《易经》，我们在上文中就已经提到过。《易经》揭示的是天地万物运行规律的一门科学，所以，推而广之的说，以《易经》为理论基础的中医，就是揭示人的生命运行规律的一门科学。中医认为：人也是阴阳的结合体，健康的人，阴阳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如果由于某种原因，导致了人体的阴阳失衡，人体就会出现生病的特征，而中医的任务就是让这种阴阳的失衡从新回归到平衡状态。
中医区别于西医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注重的整体性，它把人体和生命看成一个整体，在其基础上发现了作为生命运行特征的气，穴位，七经八脉等。并把这种发现，用于疾病的治疗与身体的保健。所以，中医就出现了很多不为西方医学所理解的方法，如针灸，刮痧，按摩，拔火罐。其实，中医还有很大的，被现代人所忽略的一块，就是养生保健方面。中医的理论被广泛的运用于气功，武术，按摩等很多领域。就像上面所列举的例子所说的问题一样。在古代，人们认为的中医的涵盖面是很广的，它不仅仅指的是后期的治病过程，他包含了人的成长过程中的从前期保健、强身到后期有病治病的全过程。
中医的另一个高明之处，就是中医对人的健康状态，发病机理和环境的关系，亦有非常系统的理论阐述，中医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当自然环境发生变化时，人体也会发生与之相应的变化，即《内经?素问?宝命全形论》所谓 “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谈到自然界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就不得不提中医的“五运六气”。古人认为气是宇宙的本原，构成万物的元素，气运动产生各种变化，五运六气是研究自然界气候变化的规律及其与人的关系，既包括正常的生理方面，也探讨病理致病等因素。五运指木（风）、火（热）、土（湿）、金（燥）、水（寒）的相继运行；六气指风、热、火、湿、燥、寒的相继运行。
其实，知道了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也就明白自然界的变化肯定会对人的健康产生影响。这是很浅显的道理，但是现代的西医，却没有专门的理论来探讨人和自然界的关系，这不能不说是西医的一种缺陷。当然这种缺陷是西医产生基础的局限造成的。现代医学创建于１５、１６世纪，他是建立在的人体解剖学的基础之上，所以，其从建立之初就是一个目的，就是有病治病，至于病情产生的原因，背景，都不在他的探讨之列。这就决定了，西医对人作为生命的主体过程是缺少认识的。所以，西医的特征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也就解释了西医为什么反对中医，说他不是科学，因为现代医学，永远解释不了为什么我肚子疼得时候，在手上扎一针就不疼了的治疗方法。
关于中医的缺陷，我想说一点的是，由于中医是从宏观到微观的角度而创建的科学体系，所以，中医的背后有非常复杂的理论体系，如：天候地理方面的理论等，加上草药的种类过多，药性难记，各种力量相互之间的作用复杂微妙，所以中医易学难精。这就不利于大批量的培养人才，同时也限制了中医的发扬光大。在此方面西医就没有这方面的顾虑，西医的理论基础简单，不涉及或者很少涉及其他学科，能够低成本，大批的培养人才，这也是今天西医能够占统治地位的原因。
我在这里不是要贬低现代医学的成就，相反现代医学在治疗疾病方面的成效有目共睹。我只想说明的是，不同的思维方式，产生不同的科学体系，文化体系，价值体系。我们要有一种兼容并蓄的气度，不要站在一种科学体系的基础上，以这种科学体系的观点去否定另外一种科学体系。相反，我们如果看到中医在保健，健身，治疗慢性病方面的长处，看到西医治疗突发病方面的优势，善加利用，我想一定会为人民带来更多的福利的。
其实，理解中医，就是理解中国的文化。中国人认识世界的角度是由宏观到微观，所以，深刻地认识中国文化，一定要有非常深厚的文化积淀，才能找到中国文化的源头，才能理解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的文化追溯到源头都有一个共同的根，如果没有抓住这条根，而仅仅只看几本《论语》、《老子》、《资治通鉴》就奢言自己了解中国文化，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你了解的仅仅是中国文化的只言片语而已。
（四）大一统的中国与分裂的欧洲
比较完两种思维方式在文化，科技方面的影响之后，我们来看看他们对两种思维方式所主导下的国家形态的影响。
对于中国和欧洲，历史学家有着诸多的比较，其中人们比较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就是在大致相同的纬度，大致相同的面积（欧洲总面积是930万平方公里,中国的总面积960万平方公里）为什么中国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且5000年延绵不绝，而欧洲却是小国林立始终形成不了一个统一的欧洲呢？即便是今天的欧盟，也仅仅只是一个松散的国家组织，并且矛盾重重，远没有达到真正的统一。历史学家对此有很多解释，如地理决定说：认为欧洲的地形主要是山地，阻碍了欧洲各地人民的往来，所以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了解中国的人都知道，其实中国的领土之内70%以上是丘陵山地，在地形方面并不比欧洲占有优势，单一地形决定说似乎缺少了说服力。
在我看来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人和欧洲人不同的思维方式决定的，中国人是从宏观到微观的思维方式，比较注重整体性。就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是以统一的面貌出现。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出现分裂的局面，如春秋战国，五代十国，都是小国林立，群雄争锋的时代，之所以在分裂之后能够迅速地回归统一，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潜意识里有一种大一统的意识，在分裂的时候，能够有人站出来，顺应人民的要求，引导人民重新的回归统一。
另一种比较有影响的学说是认为欧洲境内各个民族林立，太多的民族矛盾与民族对立导致了欧洲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这种观点看起来似乎很有说服力，其实和中国的历史做一番比较，你就会发现这种观点其实也有其不可克服的缺陷。为什么？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是在历史上由很多民族融和而成的，如黄帝时期，黄帝和蚩尤部落的融和，五代十国时期的五胡内迁等都是民族融和，形成统一大民族的过程。为什么中国历史上能形成若干次民族大的融和的进程，而欧洲却没有？其原因恐怕就在于欧洲人太强调个性，强调个体，强调个体就缺乏包容性，这是必然的。而中国人的思维强调的是秩序和谐，中国人能在不断的包容中，完成民族的融合，形成新的更强大的民族，中国历史朝代的变迁，外族入侵往往伴随着大的民族融合进程。
（五）郑和与哥伦布（发展模式与实力运用）
郑和和哥伦布都是航海家，都对世界的航海史有过杰出的贡献。但是这两个航海家所带来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郑和是以明朝使节的身份出使西洋，目的是和沿海国家建立联系，传播文明，通商及扩大交流。所以郑和所到之处，受到了沿岸国家人民的欢迎和拥护，并有大批的使节随郑和到达中国，和中国建立起友好关系。而在郑和８０多年之后的哥伦布在航海大发现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大规模的殖民掠夺与殖民统治。
这种比较，其实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在具有实力之后，中国人和西方人如何利用自己的实力。由于中国人的运行状态是由大到小，是内敛的，所以中国比较注重自身的修养，注重秩序和谐，中国历史上一直强调以德化治理天下（以德服人），很少以武力的方式主动进攻其他的国家（和西方比较而言）。而西方则不然，西方的运行状态是由内而外，所以，西方人在具有实力之后，其实力对外的运用方式就是发动战争，如１６世纪后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对外所发动的殖民地战争，２０世纪初、中叶的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今天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都是基于一种这样的运动模式。
（六）中央集权与民主共和制度（兼论台湾的政治乱局）
看到这个标题，也许有人会奇怪：社会的管理制度与思维方式能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只要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推论就能看出这里面的内在联系。社会制度说到底是管理，协调特定人群关系的一种组织形式。而思维方式决定了特定人群的群体性格和群体意识。社会制度如果和特定人群的群体性格和群体意识相背离，那么这个制度一定不是一个好的制度，一定会引起社会的混乱，并被人民所抛弃。
从广义上来说，当今社会存在着两种制度，一种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制度；一种是西方为代表的民主共和制度。
中央集权制是中国几千年来所采用的国家管理形式，它的表现形式就是由大到小，由宏观到微观，所以，这种制度形式把中国的封建社会推上了一个又一个的顶峰。民主议会制，是起源于西方的一种制度，它的产生形式是和西方的由微观到宏观，以个体为中心的思维方式相适应的，所以西方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东罗马帝国时期与现在都是典型的民主共和制。
在这里我还想强调的是历史上任何出现过的，并证明是有效的，能推动社会到达某个高峰的制度，一定存在着合理性，一定存在着和这个特定人群的某种本质联系。否者，他不会把这个人群推向一个又一个的高峰。它可能在刚出现混乱的初期就被人们无情抛弃了。中央集权制度就是这样被历史证明的，能令中国攀上高峰的一种适合中国人群体意识和群体性格的一种制度！
如果你对这个结论不屑一顾，就让我们对周边几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地区的发展作一个横向的比较。香港、大陆、台湾和新加坡，相信大家一看就会发现，当前政治最为混乱的，经济发展最慢的就是台湾了，为什么？很简单，大陆、香港、新加坡都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而台湾不是，它实行的是在西方被证明成功的民主制度，这就好像一个本质上的男人却非要穿上女人的衣服按照女人的方式去生活工作，这样人的生活一定是一团糟。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台湾在所谓的民主改革以前，可是亚洲的四小龙之一！
由于兴趣的问题，我经常观看台湾的电视节目，每当我看到台湾实事节目评论员，对一切事情的评判标准，都是以西方价值取向为依归的时候，我就觉得悲哀，因为这是一群完全迷失自我的一批人，他们对自己身边的人群就没有一个本质的认识，只会人云亦云，鹦鹉学舌。台湾的舆论如果长期的为这种香蕉人(指有着黄皮肤却完全受的白人西方教育的人)所主导，台湾的政局会恐怕会长期混乱下去。
笔者在这里给大家的印象似乎是个极端的保守主义者，对西方的东西一切都反对！这种印象是错误的，笔者之所以在此不断的强调本质和传统，是想提醒大家认清自己的本质，只有认清自己本质是什么，我们在吸收借鉴的时候，才知道哪些是我该吸收的，哪些是我不该吸收。其实《周易》最强调的一点就是，阴的物体和阳的物体要相互的交合才能有好的结果，所以，学习，吸收，借鉴是必须的。
家园 花！ 《礼记》的最后一句，似乎有两处有疑问，一个是两个“着”都应为“著”，这是简繁转换中很容易出的问题，另一个是“埶”似乎应为“势”。胡说勿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