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南京城墙的拐弯处和南京官员的脸 -- 井底望天
家园 主席老婆早就不是普通人了，深度参与政治 这个道理和在帝王之家讲兄弟情谊一样好笑。而且主席老婆搞政治的时候很不得人心，这种人不入监狱谁入监狱？TG没有直接判死刑已经算是手下留情了。
家园 翻案还不得人心呢 什么不得人心，翻案还不得人心呢，这种人进监狱了吗？党内政治斗争还直接判死刑？你所谓的TG是什么东西啊？还什么“政治原则”“组织原则”？
家园 这话说的不同意啊。抓那四个人用的是政变的手法。很久TG都 不用政变的方式处理内部争斗了。本来就理亏。
家园 理亏，呵呵呵 四人帮的上台，本来就是在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下上台的，是毛一手提拔的，并非代表了TG的政治原则，更不用说组织原则，把他们搞下去没有什么不对，何况这些人都没有被判死刑。扯远点，毛凌驾于整个党之上提拔这些小人、并且无端整死国家主席和一大批将帅，难道就可以坦然无视吗？
再说了，读了这么多历史书，我最恨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全体人民的人心都烂透了，上层组织却又完全不作为，就像晋末和明末时期那样；另一种情况就是，秀才掌事当断不断，以至于大好局面沦落敌手。真要样样都按常理出牌，那这个世界就没有人间丑恶、共产主义早就实现了，那怎么可能！历史从来都是胜利者谱写的，更何况我认为邓公所代表的是正义的胜利者。
最后，即使是“政变”这两个词也完全不适合这件事情，就像史文恭所说的那样，当时代表正统的全党全军的掌舵人是华国锋主席，这是他决定的事情，为什么要称之为“政变”？毛当主席的时候，不仅抓，而且整死了一大批将帅，其中也包括了党的二把手和国家主席，即使这个国家主席手持宪法也没能保住他的个人人身安全，即使这个人要求下页并到延安去读书的要求都没有被满足，最后连一个最起码的公开审判都没有就死在狱中，为什么就没人称之为“政变”？如果说这也是政变，那么请问毛发动了几次政变？而这些小人们也都是在毛发动“政变”之后一手提拔的，那么请问这些人的上台和掌权本身到底带有多少合理和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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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请问你的根据何在？ 四人帮的上台，本来就是在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下上台的，是毛一手提拔的，并非代表了TG的政治原则，更不用说组织原则]四人帮上台违背了TG的什么政治原则和什么组织原则？毛一手提拔的就不代表TG的政治原则，组织原则？那邓小平不是毛一手提拔的？
什么叫“不正常的政治气氛”？还有比把党内斗争的政治对手判死刑更不正常的吗?死缓也是死刑的一种。
- 复 理亏，呵呵呵
家园 您的历史真的很强悍。基本西河的政论和历史部分没看过。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66120
刘少奇这时仍被单独监禁在中南海福禄居住处。精神上的沉重折磨和生活状况的骤然改变，使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从一九六八年年初起，刘少奇陆续发生肺炎、糖尿病、高血压、植物神经紊乱等疾病，三月以后病情加重。到四月中旬，他的神志已不大清楚，表情呆板，两脚移动吃力，走路迈不开步。一九六八年七月上旬，刘少奇的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转为支气管肺炎，病情日益严重。这时才紧急从北京医院和军队医院调来几个医生组织抢救。医生会诊后认为：“现病人的情况处于十分危重的状态，随时可能发生意外”，并建议住院治疗。这一建议没有得到批准，只能从医院借调一些医疗机械，就地救治。经过抢救，刘少奇到七月二十四日才脱离危险期，但没有根本好转。这次发病后，他已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只能卧床接受治疗，病情一直不稳定，支气管肺炎频繁发作，一次比一次严重。十月九日以后，刘少奇完全不能进食，只得从鼻孔插管往胃里灌流质以维持生命。十月十四日中南海门诊部写的《刘少奇病情报告》说：“从七月上旬患严重支气管肺炎以来，一直不断有反复，三个多月较大反复五次。”“今后再发生严重反复，即可能无法救治。心脏有冠状动脉疾病，脑血管有硬化及脑软化，加上糖尿病，也有可能突然变化。防止在短期内死亡。”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时刘少奇已重病缠身，对外界的反应能力很弱。尽管如此，负责看管刘少奇的人员还是奉命不让他收听广播。七月五日，刘少奇的支气管肺炎又一次发作，体温升高达摄氏三十九度。医生会诊后一致认为情况严重;“因他年龄大，久病长期卧床，消瘦，抵抗力极差，容易发生休克、心力衰竭、糖尿病酸中毒等并发症，故预后不良，可能随时发生死亡。”经过紧张治疗，病情才暂时稳定下来。
一九六九年十月，毛泽东对当时世界动态作出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全国据此进行大规模的备战行动。中共中央决定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云、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等疏散到外地。
这件事从决定到执行非常仓促。十月十七日晚，重病中的刘少奇被抬上担架，在两名专案组人员押送下，乘一架伊尔-14型飞机，转移到河南省开封市。由于刘少奇病情沉重，身上还插着鼻饲管、吸痰器、输液管，所以派了一名医生、两名护士和刘少奇原来的卫士长随同前往。
当晚九点三十分，飞机抵达开封机场。刘少奇被抬下飞机直送监护地点，安置在市革命委员会机关一号楼小天井院北楼一层一个套间的里屋，现场还布置了严密的看守措施。
本来就处于重病中的刘少奇，由于途中颠簸受凉，到达开封后病情进一步加重。十月二十四日、三十一日，刘少奇的支气管肺炎等症状两次发作，经随同前来的医护人员救治后脱险。在刘少奇病情尚未稳定的情况下，从北京来的人包括医生、护士在十一月六日全部奉命返回。刘少奇的监护、医疗工作移交给当地驻军负责。
十一月十日，刘少奇的病再度发作，连续高烧不退。当地医务人员参照上两次的办法医治。十二日凌晨一时许，刘少奇病情出现异常症状，吸氧后也不见改变。值班护士在六时三十分紧急通知医护人员抢救。六时四十二分医护人员赶到，还没来得及采取措施，六时四十五分，将满七十一岁的刘少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至于为什么称之为“政变”，因为它就是政变。请问，政治斗争为何要用抓人的手段呢？啥是政治或者政治斗争，就是在现行法律规章下进行政治活动。不就是要打倒那四个人嘛，有政治局会议，有中央全会，大家举手表决做出政治决议嘛。用军队抓人难道是正常的政治手段？在政治斗争中用了军事手段，就是政变。
家园 西安城墙的拐角处也可借给这些人用。 家园 重庆旅行社停办日本游抗议。南京，唉 http://realtime.zaobao.com/2012/02/jz120225_042.shtml
报道说，重庆中青旅昨在官方微博表示与南京人共同抵制河村隆之的言论，即日起停办日本签证及暂停与日本旅行社的一切商务合作，“日本官方不道歉，我社将一直暂停上述活动”。重庆中青旅网站移除了所有日本旅游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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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啊，我不是说这个城市也要如何如何抵制啥的，但做点什么吧，不论官民，别让我太失望！让我看见点南京人的志气吧
家园 几个问题。 实况录像：如果是凤凰视频上那个日本电视台的视频，那经过剪辑的说明不了什么，翻译怎么翻的为什么不放出来。如果你还有全程录像，请拿出来看看。
友好城市：不是南京选的，是日本方面提出，中国外交部申请，中央政府同意。
另外，南京与名古屋也不是现在媒体上说的那样是中日之间第一对友好城市.说第一对，是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之后中日间第一对结成的友好城市，有个时间线。在这之前已经有天津、上海、西安等3个城市先后与日本的神户、横滨、大阪、奈良、京都等5个城市建立了友城关系。所以南京与名古屋是第四对。
- 复 几个问题。
家园 现在应该对日强硬制裁名古屋，但是对于邓公不必过于苛责 不要去联系什么凳公了。邓公这件事情上确实幼稚，但是毕竟不像胡耀邦的民族政策那样覆水难收。现在名古屋市长的这个做法，我们也可以取消友好城市。责任在日本方面，不在邓公和廖承志。
事实上是中国解放后对于日本一直是以德报怨的政策。在毛泽东的50年代和60年代，几次特赦了所有日本战犯，到1964年全部释放完毕。
70年代中日关系开始解冻。到1978年建交。
那时候日本的野心还没有那么膨胀。78年中国的主要矛盾还是对着苏联，一个是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一个是苏联支持越南反华，是中国的心腹大患（一直要到80年代，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先提出中苏关系，中国仍然丝毫不领情，强调不解决三个问题，就是前面两个加上阿富汗，不能改善中苏关系）。中国的改开也需要和日本，美国，西欧改善关系。日方的贷款也是中国改开初期比较需要的。而中国和日本在领土钓鱼岛和东海的资源的争议还没有呈现出来。70年代开始中国和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还算正常，一个是面小，一个是中国改开开始对于日本很多政客和资本家的恶劣性还了解不多。70年代日本虽不道歉，但是并不算嚣张。可以说中国领导人对于日本有一些过去不切实际的良好愿望，但是并无故意卖国求荣和伤害中国人民和南京人民感情。
关于对于中日友好，也可以看一下冰心早在1961年中日关系还没有正常化时候的《樱花赞》，这篇文章赞扬了中日友好，也支持了日本工人的罢工。冰心的父亲是谢葆璋，是北洋海军的枪炮官，参加过黄海大战，在“来远”上，是北洋海军黄海大战中未沉军舰中受伤最重的军舰。谢葆璋妻子的一位堂侄也在战斗中阵亡。他被炮弹打穿腹部，肠子炸了出来，飞溅到烟囱上。战斗结束后，谢葆璋含着泪把烧焦的肠子从烟囱上撕下来，放回到他的遗体。后来在威海保卫战中“来远”被日本鱼雷击沉，谢葆璋侥幸逃生。这样一个家庭背景的女儿，60年代写下这样的散文，也反映了非官方人士对于中日友好的美好愿望。
解放后，中国的宣传对于南京大屠杀也曾经有过误区。可以见到这里。
解放后，对于南京大屠杀，先后按照反美，反蒋，阶级斗争等等加以使用。而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碍于情面，中方自己也有所限制，一直到95年还要考虑舆论导向，这次南京的领导也就载在这个自己给自己设置的限制上面（但是还是要骂他混蛋）。
对日仇恨被引向对美仇恨，西方友人被错批成凶手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美国在远东采取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我国为了政权稳定，开展声势浩大的反美政治运动，这种东西对立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更为剧烈。为配合反美政治运动，我国有意识地培养民众“仇美”心态。当时人民对“美帝”的仇恨相当模糊，对于日本的却仇恨刻骨铭心。这种情况在南京尤其如此，南京市第七区在1951年1月20日的工作报告中写道：“16、17两日分别在浦口及南门区开了两浦工商界控诉大会，计到群众1187人，参加控诉者20人，材料多系受日寇迫害事实，故对日仇恨，而对美帝很模糊”。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有意识地把民众对日本的民族仇恨引向对美国的仇恨。
1951年初，我国以美国对日单独媾和、签订片面的《旧金山和约》以及重新武装日本为切入点，开展了全国范围的抗议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的控诉运动。在控诉运动中，南京大屠杀自然被当作重点宣传对象。在宣传时，我国将日军暴行的控诉与美帝和反革命分子的罪恶相联系，最后引导民众认识到“美、蒋、日、特务是一家”。在这种宣传策略下，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被歪曲了，甚至将原本救助难民的西方友人被错批判成大屠杀的参与者和凶手：
“西方人士组织的难民区被描绘成日美‘忠诚合作的产物’，是‘受难的难民区’，‘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用许多巧妙名词欺骗中国人民、世界人民，说什么‘南京难民区’的地位是‘中立’‘特殊’的……好一个‘中立’‘特殊’的地位啊，日寇在这里找到了怀着无限诚意并听其摆布指挥的‘合作者’和代理者了”。在难民区内，‘美国鬼子点名，日本鬼子执行’。曾经不顾安危救助南京市民的西方人士被指责为大屠杀的参与者和凶手，‘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参与了当时南京的大屠杀。他一面在金大向同学们传布亲日思想，一面和日寇串通，在‘招人做工’的名义下，把大批的中国难民移交给日寇，让日寇集体屠杀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1937—1985）》、刘燕军，《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4期）
遇难者纪念碑文被大幅度改写以证明国民党“卖国投降”
建国以来，阶级斗争一直作为正统理论，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尤其在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阶级斗争”更演变成一系列的狂热社会运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记忆，亦不可避免地与“阶级斗争”焊在一起。在“阶级斗争”路线下，国民党政权是“腐朽堕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在整个抗战历史叙述中，国民党的历史功绩长期被刻意掩埋，南京大屠杀也被当作国民党政权“消极抵抗、卖国投降”的证明而受到侵蚀。南京下关电厂遇难工人纪念碑的变迁，说明了这一点：
“建于1947年的南京下关电厂遇难工人纪念碑，1951年被电厂工人砸毁重建，纪念碑文被大幅度地改写。将纪念的对象，又增加了两名在1950年2月28日国民党军飞机轰炸中牺牲的工人，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电厂45名工人的遇难，说成是‘将匪帮和日寇迫害而死的’；将抗战初期南京沦陷时的国民政府，描写成‘蒋匪帮的那些反动头子和他们的奴才走狗，早已逃到四川和香港，他们正在那里盘算向日寇卖国投降的阴谋’；将抗战胜利后厂方建碑纪念死难工人的行为，说成是‘欺骗手段’、‘假仁假义’、‘让我们被迫害而死的弟兄们含冤受辱’、‘要麻痹我们工人的阶级仇恨心和削弱我们工人的斗争意志’、‘真是阴狠毒辣到了极点’等，改写后的碑文强化了阶级矛盾，大大淡化了民族矛盾。”（《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1937—1985）》、刘燕军，《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4期）
梅汝璈写南京大屠杀被批为军国主义张目，迹近“汉奸”
长期以来，我国对于抗日战争描述有着十分严重“浪漫化”倾向。在“地道战”“地雷战”等为代表抗日题材的电影里头，不长脑袋幼稚到极点的日本鬼子被聪明机智的老百姓打得抱头鼠窜。可以想象，在这种氛围之下，讲述中国人民的生灵涂炭十分不合时宜。所以，不难理解，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战斗的青春》被诬蔑成“大毒草”，其罪状之一就是“恣意污蔑抗日军民、大肆渲染战争恐怖……梅汝璈撰写的《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遭到了莫须有的指责，被扣上煽动‘民族仇恨’、‘鼓吹战争报复’，还有人甚至从截然相反的方面指责文章夸耀侵略者的勇猛，为军国主义张目，迹近‘汉奸’、‘卖国贼’。梅汝璈不得不一次一次地就这些问题做检查交代。”（《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1937—1985）》、刘燕军，《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4期）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对南京大屠杀的揭露和研究举步维艰
除了受到东西方冷战以及阶级斗争意识影响外，民众的南京大屠杀记忆还受到中日关系变迁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提出了“把日本军国主义与广大日本人民区分开来，争取日本人民，发展两国人民友好关系，推进中日关系发展”的对日方针。1954年，毛泽东会见缅甸总理吴努时指出：“现在日本的地位也起了变化，变成半被占领国了，处于困难的境地”，“日本民族受到压迫”，因此，“中国人民对于日本也不那么恨了，而是采取友好态度”。
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对南京大屠杀系统的揭露和批判、研究开展得十分艰难。甚至当年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修建，也不得不考虑到中日关系。据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修建参与者回忆：“中国政府对修建、扩大纪念馆非常谨慎，以免日方担忧，致使中日关系紧张。”（《南京人屠杀纪念馆与中日关系》，《新华文摘》、2007年7日）
在另一方面，学界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亦受到影响。
1995年，华中师大的校长章开沅撰写的《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一书出版，但因当时处于中日关系友好期，“当时的政策是唯恐民间制造什么事端”，即使他是校长，他所在学校也没有把这项研究作为科研成果上报，反倒是销售时排长队等候的学生给了他极大的心理安慰。（《南京大屠杀：抽象记忆和感情记忆》，王恺，2007年）
因为那篇文章大量引用了刘燕军的《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1937-1985）》(抗日战争研究2009.4），在这里给出全文的连接
外链出处，有乱码，但是可以看。吾喜杂志网上也有，但是只有付费也可以看。
在东西方冷战的国际背景下，在阶级斗争作为主旋律的政治格局下，民众的南京大屠杀记忆受到了扭曲。同时，它还受到来自政府层面的对日方针的制约。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积极开展对日工作，大力开展民间外交，提出了"把日本军国主义与广大日本人民区分开来，争取日本人民，发展两国人民友好关系，推进中日关系发展"的原则方针和政策构想。1954年12月1日，毛泽东会见缅甸总理吴努时指出："现在日本的地位也起了变化，变成半被占领国了，处于困难的境地"，"日本民族受到压迫"，因此，"中国人民对于日本也不那么恨了，而是采取友好态度"。（注：林晓光、周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中国对日外交》，《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6期。）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由于中日关系的根本性变化，中国终止了战后以来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中国媒体中批判日本的言论大大减少。
在此情境下，根本不可能对南京大屠杀进行深入、广泛、系统的揭露和批判。1975年，日中友好旧军人协会访问南京时，接待人员总是回避谈及日本军队的侵略行为，不得已时才敷衍几句，最后总要补充道："事情已经过去，这不是日本人民的罪过，责任在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头子"。（注：「日」石井和夫：《"南京大屠杀"的思索》，《日本学》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09页。）
但是，对于亲历过日本军国主义涂炭的普通民众而言，日本军国主义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是亲人被杀、家园被烧毁、妻离子散、颠沛流离的切肤之痛。幸存者姜根福原姓徐，大屠杀期间，他的母亲被日本兵枪杀，弟弟被摔死，二姐被刀劈，父亲被抓走，他后来被姜姓人家收养。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姜根福作为南京市工农讲师团的一员，经常到学校、机关演讲。对于中日友好，姜根福一开始并不认同。又一次，领导让他给来访的日本人作报告，他不肯。党委书记找他谈心，他依然不肯去，姜根福说："我见到日本人就气。我恨他们"。党委书记最后以"共产党人要听党的话"要求他，他这才放下个人恩怨，去接待日本朋友。（注：秦忻怡：《不屈的女人-李秀英传》，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7年版，第166页。）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南京一位妇女在广播里听到日本总理大臣到中国访问的消息时，立刻昏倒在地，她的丈夫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被日本兵杀害。（注：张纯如著：杨夏鸣译：《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245页。）幸存者和遇难者的家属、后代从未忘记这段惨案，正是他们的口耳相传和诉说，是的这段历史记忆不断延续下去。
建国以后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记述，尽管数量不多，同时被打上时代的政治烙印，但作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暴行的典型事例，相关的记述还是给人们流下了强烈的印象。另一方面，对于很多经历过那场战争苦难的民众来说，南京大屠杀的相关记述很容易激起他们心理上的共鸣。南京大屠杀的基本史实在人们的记忆中不断传递，即使在文革的非常时期也没有中断。2006年，南京收藏家薛冰在旧书市场上觅得一本20世纪50年代的南京市民日记本，日记的主人叫杨丹。日记除了杨丹的学习笔记外，其他都与南京大屠杀有关。日记收录的10张剪报以图画为主，都是反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其中既有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漫画，又有描绘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反抗侵略者的油画，还有当年教育人们牢记历史的招贴画。除了剪报，还有多达48页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字稿"南京屠城材料"和"旧仇新恨"，分别记录了杨丹在50年代初收集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其中共收录了包括李秀英在内的101条有关南京大屠杀证人的经历。根据日记记载，这些资料基本上都是杨丹从当时的报道中摘录下来的。但是，杨丹并非简单地摘录，而是将摘录的资料，按照"对日寇的抗争"、"日寇屠杀证词"、"掩埋队的证词"等门类整理好。更为细致的是，杨丹在记录中还用红、蓝双色笔标注出了每一个证人的姓名、年龄和住址，整理出"幸存者名录"，共有42条人物线索。"名录"还被分成了中华门地区、下关地区、其他地区和机关人员4个部分，有的人物线索后面还写了诸如"被鬼子打了一枪"、"二板桥小学事务员"等备注，足见杨丹的用心。著名的南京大屠杀研究专家孙宅巍通读完整本日记后指出：这本日记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南京市民对南京大屠杀的认知和集体记忆，"这说明，南京人一直都无法忘记这场灾难，一直都在关注着这场灾难"。（周扬天宇：《1951年日记本记载大屠杀幸存者名单》，《金陵晚报》2006年5月10日。）
1968年11月，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在翻阅梅汝璈《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一文后，对他1937年12月的日记重新作了补充："1937年12月13日，日本兽军谷寿夫所率领的六师团从中华门攻入南京城内，从那时起六礼拜以内，兽军残杀、奸淫，无所不为，据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上说，六星期中南京被屠杀的在20万人以上。详见梅汝璈《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22（辑）p16-36.1968年11月桢记"。（注：《竺可桢日记》（第1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8-179页。）抗战期间，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率领师生西迁内地，流离转徙，饱尝艰辛，对于日军的暴行有深切体会。正是这种战争体验，促使他对梅汝璈的文章特别关注，进行重新补记日记。
对于日本民众而言，在东京审判以前，由于日本当局的新闻统制政策，大多数人不知道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对南京大屠杀的专案审理，使日本民众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其后，南京大屠杀的相关记述作为战史回忆或中国访问记的一部分，开始在出版物中出现。同时，作为日本侵略中国暴行的典型事例，南京大屠杀也开始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于1967年出版了专著《近代战史之谜》，其中近一半篇幅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论述，其后，他又出版了《南京事件》、《南京大屠杀（决定本）》等一系列著作。1971年，日本著名记者本多胜一来到中国，访问了南京、平顶山等当年遭受日军暴行的重灾区。本多是战后第一个对中国受害者调查采访的日本人，回国后撰写了长篇报道《中国之旅》，在《朝日新闻》连载。文章客观、真实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给日本国民以很大的震动和冲击。不久《中国之旅》集结出版，并多次再版，从而使南京大屠杀引起了日本民众的广泛关注。
同时，随着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美化侵略战争的思潮开始蔓延。20世纪60年代，林房雄推出了《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全面为日本侵略战争翻案。1972年，铃木明、山本七平等人在《诸君》杂志上发表了系列文章，攻击洞富雄和本多胜一等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章。铃木明在《诸君》杂志上发表了系列文章《"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获得了"大宅壮一报告文学奖"，1973年又出版了单行本，并多次再版被南京大屠杀否定论者奉为圭臬。70年代中期，日本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争论日趋激烈，引起了人们对这一事件的更多关注。
当时，中国还处于不正常时期，中日两国虽然恢复了邦交，但在各个方面仍处于不能自由交流的蔽塞状态。对于日本国内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论战，普通的中国国民还无法了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关的论战信息被介绍进来，学术界也对此作出了反应。1979年，国内最早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高兴祖在《南京大学史学论丛》第2辑上，发表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斥铃木所谓"南京大屠杀等于虚幻"的谬论》。同年，南京大学历史系于1962年编著的《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被重新修订后内部出版，书名改为《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该书第八章以"驳斥'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谬论"为题，对铃木明的论点、论据逐一进行了批驳。
1982年6月，日本发生了教科书事件。一套对日本侵略史实有多处篡改的中学教科书，通过了日本文部省的审定。书中将日军"侵略华北"写成了"进入华北"，将南京大屠杀的原因归结为"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还对日本侵略朝鲜和东南亚的史实进行了篡改。
教科书事件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重视。中国政府认为，这种错误的历史观会使"日本人民、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忘掉日本侵略中国和其他亚洲太平洋地区国家的历史，把他们再次引上军国主义老路"。（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人民日报》1982年8月15日。）在邓小平的亲自指导下，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通过外交渠道与日本政府交涉的同时，在舆论宣传中发表了大量批驳日本篡改侵华历史问题及其观点的文章。（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
其间，南京大屠杀再次成为舆论宣传的中心。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编制了纪录片《南京大屠杀》，在全国放映。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与南京博物院联合举办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证史料展览》，有关部门举办了多场座谈会，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纷纷控诉日军暴行。
受教科书事件的刺激，中国政府开始重视日本侵华罪证的收集工作。1982年10月，中国文化部印发了《关于做好保护日本侵华罪行遗址工作的通知》，通知中说："小平同志讲过，岸信介要搞满洲建国之碑，我们一定要批评，二是他们要搞满洲建国之碑，我们就到处搞日本侵略之碑。这对教育人民、教育青少年和子孙后代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要组织有关单位，收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其间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证，作为文物保护起来，对群众进行教育"。（注：沈秋农：《"毋忘国耻"纪念碑始末》，常熟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常熟文史》（内部出版）第23辑，第52页。）同年年底，南京市开始了建国以后的首次文物普查，日军当年进行集体屠杀遗址和遇难同胞丛葬地是普查工作的重点，位于江东门的"万人坑"遗址被作为文物保护起来。
由于中国政府长期的思想教育，"日本人民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日本人民也反对侵略战争"、"将日本人民与日本军国主义者分开"等意识已经深入人心，"和平友好"的日本形象已经部分地改变了人民原先对日本的恶感。而教科书事件的发生，使人们不得不面对"不肯认罪的日本"这一严峻的现实。巨大的反差形成了强烈的刺激，各行各业的人纷纷向中共南京市委、南京市政府写信上访，呼吁政府"为历史也为未来，为南京人民、中国人民，也为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就南京大屠杀事件建馆、立碑、编史，以纪念死者，教育后人，"把这血写的不容篡改的历史，永远铭刻在南京的土地上"。民间呼吁，对于政府的决策产生了强大的推动作用。
通过教科书事件，中国政府意识到对青少年进行重温历史、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性与紧迫性。邓小平后来对来访的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说：好多年来，我们为了讲友好，没有重温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最近日本修改教科书篡改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温历史、教育人民的机会。这件事不仅教育了中国人民，也教育了日本人民，其实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那些娃娃，那些年轻人需要这一课。他们不大懂历史，有些历史已被忘记了。特别是现在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鼓励外国投资，讲友好，就容易忽视这一面。（注：冷溶、汪作玲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51-852页。）
正是在这样的思路指导下，爱国主义教育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国耻教育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也使得抗日战争史上一些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禁区被打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重新被提起，国民党的抗战功绩逐步被肯定，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受到了积极的评价，这些都为南京大屠杀的宣传和研究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建立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83年底，南京市成立了相关的领导机构，市长张耀华亲自挂帅，积极推进。1985年8月15日，由邓小平亲笔题写馆名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成开放。在日军当年集体屠杀和遇难同胞丛葬地遗址上，陆续建立了十几处纪念碑。作为社会记忆的设施，纪念馆和纪念碑将南京大屠杀的记忆予以保存、展示和传承，人们在这里悼念和凭吊遇难者，寄托哀思。
建馆之初，纪念馆更多的被定位为对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阵地，有关部门曾经提出"不主动邀请或安排外国人参观"。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和平教育"、"对外和平交流"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以纪念馆的建立为契机，南京大屠杀的史料收集与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1984年，在南京市政府的推动下，首次组织、大规模地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与见证人进行了普查，在短短数月内，共查出幸存者、目击者、受害者1756人。其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照片集》、《日军侵华暴行-南京大屠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等大屠杀资料和专著相继出版。
与此同时，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对南京大屠杀的技术更加全面和具体。1986年出版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收录了两幅南京大屠杀图片。（注：李隆庚编：《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4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249-254页。）在以中学生为教育对象的《南京乡土史》中，南京大屠杀作为专门的一章记述。（注：南京市教学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党委办公室编：《南京乡土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49-254页。）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文艺和影视作品也开始出现。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呈显出越来越鲜活的迹象。
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教科书事件对日本社会也产生了不小的冲击。日本政府在处理教科书问题上的态度，遭到了国内民族主义者的抵抗，认为这是对中国等邻国"干涉内政"的屈服，从而加剧了1983年至1984年南京大屠杀"虚构派"运动的发展。（注：「日」秦郁彦著，杨文信译：《南京大屠杀真相-日本教授的论述》，香港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8页。）1984年，以洞富雄、藤原彰为首的日本进步学者，成立了"南京事件研究调查会"，广泛收集证据和资料，1984和1987年先后到南京实地调查，陆续出版了多部著作，与"虚构派"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反过来，日本国内的论战又进一步刺激了中国民众，使得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向更深层次延伸。
记忆是对过去的重构，它总要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南京大屠杀的记忆是值得研究的社会文化现象。战时，它作为日本军国主义暴行的象征，战后审判进一步强化了民众的这一印象。新中国成立后，其象征地位继续延续，但又与"反对美帝国主义"、"揭露国民党腐朽统治"和"中日友好"等现实政治相连接。在此过程中，因被误用而扭曲变形，其丰富鲜活的历史内涵被渐渐遗忘，抽象化、空洞化、概念化的色彩越来越明显。
20世纪80年代以后，南京大屠杀与现实政治的纠葛并没有减弱。由于日本社会不断有人否定侵略历史，历史认识问题成为中日关系障碍之一，南京大屠杀在其间居于重要地位，成为中国民众对日本侵华历史认识的一个象征。毫无疑问，20世纪80年代以后，南京大屠杀越来越为国际社会所了解和关注，其内涵也大大丰富。但是，如何借鉴以往的经验，克服概念化、空洞化和抽象化的倾向，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要还原真实的大屠杀历史，不但需要学者的努力，而且需要广大民众的有力配合，这其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家园 从破旧的信说起——在东京大学讲台上 我从幼年时候起就知道着名的“红门”了。——这“红门”日语叫“赤门”。亲戚或长辈中来过日本和由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人们，都是夸耀自己的“红门”出身的，可见东京帝国大学的地位——它已在外国人中有相当高的评价了。
我自己在四年前就到过东京，首先参观的是东大。那郁郁葱葱的林阴道，庄严古雅的校舍，那许多往来的学生，都使我心中不觉涌出兴奋而愉快的感情。
前年夏，应东大中国文学科的聘请讲学，我感到荣幸。今春又再次被邀请来讲学。我不止是最早来的外国女性，而且也是最初在东大讲学的外国妇女，这更使我感到兴奋。
我从事教学有二十多年了。对我来说，最令人愉快、令人激奋的，莫过于接触男女青年。过去的同事和我这样说：
“我们教师过去没有正确的思想引导学生，那时也不可能。但是今后，我们应当努力引导学生的思想走向正确的方向。”
我记住了这句名言。在过去二十年的经验中，学生们给予我无数的激励，无数的劝勉和无数的批评；他们是那样的热情，那样的严谨，那样的坦率和天真。这给了我勇气，使我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他们希望我不要停止，不要后退。特别在抗战期间，学生们对我的照料和关怀，给我以无限的鼓励和鞭策。记得一九三九年（或一九四○年）春，在华北的广播中说我故去了，据说日本报纸也登载了这样的消息。在此三四个月之后，我的丈夫吴文藻收到了在华北打游击的一位学生的信。这信不知经过了几个月，通过了几个战区，才辗转送来的，当拿到信时，已破旧不堪了。
这信中写道：
“在战地，有位外国记者送我一本‘幻想评论’，其中记载有谢先生故去的新闻，我们无限悲伤。我还清楚地记得，谢先生喜欢穿蓝布衣服，谢先生的那温柔的笑脸……谢先生一直是主张民主、拥护民主的，现在我们正需要建设最民主的时候，她却突然离开我们去世了，我们怎能不悲痛呢！我们希望与您和您的孩子们一起，为完成谢先生未完成的大业而努力……”
这封信使我感动，使我伤心！我多次地流下了热泪。以后这个学生在华北战场上壮烈地牺牲了；而我仍留在人间。但他对我所怀的印象和深挚之情，却长久留在我的心里。我该如何去努力呢！
我在东大的教室和校园里，看到这儿的学生的脸上的表情和眼睛里的神情，和我在中国所看到的完全一样。同样是朴素的服装，饱满的热情，追求知识的眼神，敏捷天真的动作；同样地激发了我。遗憾的是因我没有学过日语，不能随意畅谈。我对日本一切的理解，实在肤泛浅薄。如果我能和学生们随意畅谈，我相信能有更多的东西贡献于诸位面前。亚洲的和平和民主，是需要我们不懈的努力，中日两国国民需要我们真正的理解与合作。
我们追悔过去沉痛的教训，需要重新展望未来！东大的学生们以我做为“红门”的客人接待，我希望在得到互相理解、共同合作的良机中不断前进！一九五○年十月三日东京（本篇最初发表于《东大学生新闻》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２６日。）
家园 拒买丰田 我在看车的时候，日系4S店 门都不进
开出去丢不起那个人
家园 传说中的临门一脚？ 送花成功。有效送花赞扬。多谢参与：这个新发候选主题有效得花数量已达标准，随后将自动转入相应内容版面。
家园 加点东西吧 我觉得还可以在里面加点料。
一、在南京搞点事，暗地里支持游行示威，当然，那个副市长准备牺牲掉---免掉。
二、一旦煽动对日情绪，韩国、香港和台湾等三个地方是非常积极的，当然，在上海、北京等地抓几个搞煽动的韩、台、港人还是有必要的。
三、高调宣传这三个地方挑拨中日关系，最好映射美国人在这个里面也不干净。
如果做不到上述掺沙子，这个料不加也罢。
家园 外交 有时是合作 有时斗争 政法委书记真的不知道名古屋市长 是有意挑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