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赵南元：德先生对话赛先生 -- 南渝霜华

赛：主义是工具，无所谓优劣，关键在于适时适所的使用之。从科学的角度看，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只是两种不同的算法，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并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钱最大还是人最大，在中国这种人高于神的传统文化中，神化了的金钱仍然要受人的控制，真正金钱高于一切的资本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是格格不入的。

所谓前30年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的说法也完全不符合事实。由于GDP统计的缺失和缺乏可比性，可以看看发电量的变化：中国1950年到1980年发电量增长65倍（同期日本增12倍，苏联增14倍，美国增5倍），而1980到2010年增长14倍（同期日本增1.9倍，苏联增1.4倍，美国增1.7倍）。1950年中国发电量是美国的1/100，而2010年已经赶上了美国。或者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用60年时间走过了资本主义国家数百年的工业化道路。

德：历史不能假设，但是30年后的转轨不是正说明前30年的路走错了吗？如果1949年开始就搞市场经济，发展速度也未必就慢，和后30年也是无缝连接，不是最理想的吗？

赛：印度可以算是你所谓“最理想”的可比较的实例。印度独立和中国解放时间相近，1950年时发展水平也差不多，60年下来，印度的工业规模现在只是中国的1/4，农业还没有解决吃饭问题。这是为什么呢？韩毓海所著《五百年来谁著史》一书，认为国家发展的成败取决于“国家能力”。中国的强盛要靠工业化，这是洋务运动的先驱者们也知道的，但是国家能力不行就办不到，结果是落后挨打。日本的明治维新，废除封建割据的幕藩体制，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恢复天皇至高无上的统治，大大提高了国家能力，实现了工业化。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都是弱化中央集权，降低国家能力，致使工业化步履维艰。直至1949年中国重新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才步入了工业化的快车道，用30年时间打下了工业化的基础。

德：为了这个高速工业化，人民牺牲了30年的自由，还出现反右、大跃进、文革这样的瞎折腾，代价岂不是太大了？

赛：自由是个好东西。所谓“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都是宣传家的欺人之谈，只有自由是真正与生俱来的。每个人一出娘胎就生而自由，但是如果生他的人也自由地不管他，这个人只有死路一条。于是乎“母爱”这种东西在基因里传递，靠束缚母亲的自由换取物种的延续。自由是个如同金钱一样的好东西，它可以换取任何所需，但是如果换不来就毫无价值。

鲁滨逊状态是人类最自由的状态，但这个自由换不来任何所需，价值极小，所以鲁滨逊想要逃出孤岛。失业者比就职者自由得多，可以自由睡懒觉，不必看老板脸色，但是这种自由换不来想要的事物，所以大家一致认为失业率高不是好事情。自由本身没有价值，自由的价值取决于能换来什么，量化的说，自由的价值取决于人均GDP，如果每周工作一天就可以挣出一周的基本生活费，那么剩下的六天就是真正自由的了。

中国在1949年起步之时，一穷二白，多数人生活在生死边缘，尽快实现工业化，解决温饱问题是绝大多数人的共同愿望。用自由换取生存和发展符合大家的根本利益。低消费高积累是当时快速工业化的唯一途径，而没有高度集权的命令经济就不可能走通这条路。中国用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1/5的人口，代价是消耗了1/3以上的化肥。没有工业化就不可能造出如此多的化肥设备、农用机械、水利设施，中国人就无法摆脱饥饿状态，更谈不上奔小康，求富强。

德：你讲的是广义的自由，而自由主义者们讲的是经济，自由能够让经济发展最快。

赛：这要看对谁而言了。自由主义实践的结果就是弱肉强食，有利于强者而不利于弱者。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金融大鳄做空香港股市汇市，在政府的阻击下铩羽而归。此时如果固守自由市场原则，政府不出手，结局就是被大鳄咬上一大口。中国能够顶住这场危机，也叨了自由化不充分的光。

德：民主、自由这些公认的好东西都被你找出破绽来了，其他好东西是否也有破绽呢？例如我们常说的“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制、人权”等等。

赛：找破绽很容易，只是很多人习惯于盲从不肯去找罢了。为了破除对大话的迷信，需要明白“两种理论”的道理。以用途来划分，可以把世间的理论分为两种，一种是可以用来帮助自己预测和作决策的，称为“自用型理论”；另一种是出于某种目的专门讲给别人听的，称为“宣传型理论”。前者的典型是科学，后者的典型是宗教。进化论是“自用型理论”，可以指导我们育种；神创论是“宣传型理论”，对于育种毫无帮助。哲学是位于神学和科学之间的理论，少部分可以自用，大部分只能用来宣传。

两种理论所使用的概念和用语差别很大。自用型理论所使用的概念力求清晰，用语力求明确，如此才可能更精确地预测未来，对于决策有帮助。与此相反，宣传型理论所使用的概念总是力求模糊，用语力求有多种解释，这样无论世间有多少反例，都容易狡辩，蒙混过关，不会影响宣传效果。像“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制、人权”这种标语口号的用语，必然是漏洞很多的。但是这些漏洞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谁在喊这些口号？他们要干什么？这样干的后果是什么？

当然，作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几个大词，讨论其意义肯定是令人感兴趣的。咱们先聊哪一个？

德：先谈谈“平等”吧。

赛：关于平等，最响亮的口号是“人人生而平等”。这句话作为口号很有力，但是与事实不沾边。人生而有贤、愚、不肖、兔唇、先心、唐氏、脑瘫等等之不同，如何平等得起来？动物行为学的研究表明，在群居动物中，动物个体依强弱分为不同等级，而且有明显标识，对强者和弱者都有利益。一概而论的平等，作为理想也未必是个好东西。当然，某个局部领域的平等还是可以找到为之辩护的充足理由的。例如，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同样的100元钱，在富翁手里和在乞丐手里的效用是不同的，剥夺富翁的100元钱交给乞丐，会提高社会的总效用，这是福利社会的经济学根据。但是这种做法显然是违反自由主义理念的，所以平等与自由是矛盾的，同时呼喊平等和自由的口号也就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

彻底的自由主义经济降低社会总效用，绝对平均主义不利于调动生产积极性，同样会降低社会总效用，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根据微分中值定理一定存在着总效用的极大点，虽然这个极大点不容易算出，但是可以做一些明显正确的事情逼近这个极大点，例如发放低保等社会保障。

平等的需求与社会富裕程度有关，社会对平等的需求压力随着社会的富裕程度而降低，这是因为越是贫困，不平等所带来的社会损失就越大，“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难以被容忍的。随着社会走向富裕，不平等所带来的损失不再那么血腥，更加容易被接受，“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在这一阶段是合乎时宜的。当社会充分富裕，生产力趋于过剩，经济发展受制于消费能力时，提高大多数人的消费能力成为发展经济的唯一途径，不平等程度会由于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下降，社会趋于经济平等。上述的全过程构成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

上述经济分析是只考虑消费一方的分析，如果考虑投资，则结论完全相反。同样100元钱，作为投资的效用，在穷人手里不如在富翁手里大，这就是马太效应的原理，也是不平等的一种合理性。所以计算基尼指数时，剔除用作投资的部分，仅仅考虑消费才是有意义的数据。

平等本身不是一种价值，而是追求价值的手段，并不是在所有场合追求平等都是有益的。

德：那么“博爱”是不是一种价值呢？

赛：当然也不是。西方人所谓 “博爱”本来是一个神学概念，是形而上学之爱，讲的是上帝爱所有人，强化人神关系，弱化人际关系。文艺复兴时期的启蒙者宣扬人道主义，企图将博爱人本主义化，但是并不十分成功，没有达到“仁者爱人”的境界。他们不明白“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的道理，使得博爱倾向在现代也会产生像“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或“动物保护主义”这一类危害人类社会的谬论。“通往地狱的路上铺满了善良的愿望”，对于那些“爱心人士”的所作所为应该时刻保持警惕。

德：难道“法制”也不算一种价值吗？

赛：法律是社会运行的规则之一。法律、道德、风俗习惯、组织形式等社会规则增加了社会的可预测性，提高了社会的运行效率。游戏是由其规则定义的，我们也可以说，社会也是由它的规则定义的。但是这些规则归根结底是手段而非目的，忘记了这一点，把法制本身当成价值，就会使法制反而成为降低社会运行效率的东西。力挺法制的人有个理由：法治优于人治。这个说法也是过于简单化的。纯粹的“法治”和纯粹的“人治”都不可能存在，法律是由人制定的，还要靠人来执行；同样，人治也离不开规则，无规则便无组织，无组织便无力量。

德：现在在中国强调法制和宪政，恐怕主要目的是推行三权分立和司法独立。

赛：这种想法的出发点仍是权力制衡，其缺点是显而易见的。实际上在“钱主”的社会里，统括三权的是金钱，制衡只是表面功夫。司法独立也不一定是好事，很可能无法纠正错误判决，不得不听任其对社会造成危害。中国信访制度的存在，也说明大众中有人治的需求。

德：“人权”也是一个重要概念，现在也有很多人认可“人权高于主权”的说法。

赛：人权也是个空泛的概念。泛泛的谈人权没有意义，所有的人权问题其实都是各种具体人权之间的权衡取舍问题。像嫌犯的人权和被害者的人权之间就有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要同时兼顾二者，只能靠科学技术的发展，例如在DNA鉴定技术普遍应用之后，美国发现并纠正了很多强奸犯的冤案；现在遍布各处的摄像头，则是以隐私权的小损失换取安全权的大收获，这也需要电子技术作为基础。钉子户的人权和回迁户的人权也是矛盾的，如果只考虑钉子户的人权将使多数人的人权受到侵害。一些国家对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颇多诟病，其实这是生育权和生存权的权衡，孰轻孰重应该是一目了然的。对中国的另一个指责是缺乏宗教自由权，这些指责者不明白神权君授的中国文化与君权神授的西方文化根本就是两码事，脱离文化大背景谈论宗教自由只能是驴唇不对马嘴。

美国所关心的只是他们自己的人权，蔑视的是其他国家的主权。只要船坚炮利，想打谁就打谁，这是强盗逻辑，人权高于主权只是强盗的借口。他们自己的主权从来没有为人权让步过一分一毫，你可曾见过美国为了人权消减自家的主权？说穿了，这“人权高于主权”只是“我权高于你权”的障眼法而已。迁移权是人权，签证发放权是主权。什么时候美国做个表率，带头废止签证制度，让世界人民自由出入，自由移民，我就相信真有“人权高于主权”这回事。

德：现在国际社会普遍支持民主政体，作为非民主国家在世界上日渐孤立，恐怕对中国也是不利的。

赛：这个所谓的“国际社会”也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集团，并不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意见。美国的对外政策归结起来也就是两条：推销民主和控制别国。这两条不是并列的，前者是后者的手段之一。控制别国，让别国的行为更符合美国的利益是根本目的，而推销民主，则是为了更加便于实现其根本目的。

多党制的民主制度存在着利益集团之争，就使得外国势力要干涉时很容易找到缝隙下蛆，可以事半功倍。例如田中角荣要发展和中国的关系，引起美方不快，就在美国揭出洛克希德事件将其搞垮；陈水扁在任上给小布什添麻烦，下台后就会从外国揭露出他贪污的证据。而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之下，美国想搞台独也无从下手，策动反蒋政变也难以成事。如今是票决民主了，各位候选人争先恐后到美国去汇报思想，唯恐得不到美国的支持，自然被美国完全掌控。民主只是控制的手段之一，如果当政者可以唯美国马首是瞻，无论你当国王还是搞军事政变推翻民选政府，美国一样可以支持你上台，民主与否就无所谓了。苏联搞民主弄到解体，美国对俄罗斯照样不放心，这是地缘政治使然，与意识形态并无太大关系。非洲的图图大主教说：过去他们手里有圣经，我们手里有黄金，现在我们手里有圣经，黄金到他们手里去了。如今美国推销民主，和过去推销圣经是同样手法，谁相信了，就等于给自己安装一个把柄，更加便于外力操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