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又是冤家又聚头：从杨献珍“合二而一”案谈起 -- 古城老农

“又是冤家又聚头”这句话，据杨献珍说，是毛主席从俗语“不是冤家不聚头”点化而来，当时在延安抗大上课讲辩证法时所说，不过后来发表《矛盾论》的时候把这句话删掉了。杨献珍以为“妙不可言”，正好表达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对立统一的命题，不过，事后看来，杨献珍还是没有彻底弄明白这句话的深刻涵义，特别是对他意味着什么。

杨献珍后来被誉为“著名哲学家”，他自己倒不失自知之明，说：“我不是哲学家，更不是职业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什么新解释、新创造，只是因为工作关系，在马列学院（即中央党校）于教育行政工作之外，担任了一小部分教学工作”（杨献珍《我的哲学“罪案”》前言），从他的著作中，也确实看不出一位“著名哲学家”的风采，他的出名，一则是当过中央党校的校长，更主要是因为后来卷入政治风波之中。

关于他自己念念不忘的与艾思奇关于“思维和存在同一性”问题的争论，愚以为他的理解确实更能自圆其说。不过从他引用列宁“没有发疯的人在智力正常记忆力良好的情况下，怎么会断言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呢？”，“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同一性理论，是十足的胡言乱语，绝对反动的理论。”以及恩格斯“企图以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去证明任何思维产物的现实性，这正是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所说的最荒唐的热昏的胡话之一”这样杀气腾腾的语录参加论战来看，任何一个对手也不敢认错，何况艾思奇也是一位“著名哲学家”也哉？这个问题已经不是艾思奇哲学水平高不高的问题，而是已经成了他反动不反动的问题，所以艾思奇硬着头皮也要顶住。

作为一个读者和亲自听过毛主席上课的听众，杨献珍是自以为正确领会了毛主席关于辩证法的精神的，所以他即使在文革狱中也还念念不忘给毛主席写申诉材料，平反后直到1979年与王若水争论还引用毛主席的话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估计他本人并不知道，至少很长时间不知道是毛主席本人发动了对他的批判。毛主席在1964年的两段讲话：“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的吧”。“双十条的第一个十条的前一段，是我写的。这些话触及到了有些人的痛处，杨献珍就是一个，他们出来搞“合二而一”反对我。”才让康生、艾思奇拿到批判杨献珍的尚方宝剑。

杨献珍本来是到古籍里寻找辩证法，找到了方以智的“合二而一”，却被当作修正主义阶级调和来批判，还好没有连累方以智死后几百年再被批判一次——就算方以智是遗民，出家为僧，未曾丧节，毕竟没有战死在抗清斗争的战场上，给他戴一顶“意志软弱，对敌斗争不坚决”的帽子还是绰绰有余的，不要说文革，就是顾诚先生2003年出版并且获得广泛好评的巨著《南明史》不还有这样的情绪吗？

不过，愚以为杨献珍关于矛盾的领悟，自然是比艾思奇那种茶杯与桌子的矛盾理论来的深刻，却还不够。自己也因此领悟人是有深浅之别的，并不是一个现代人，学了几句时髦的术语，就可以傲视古人，自以为高明多少的。方以智所说的“合二而一”，是指关系密切的对立双方可以合并为一个整体，比如生与死，看似截然对立，其实是一回事，生命的过程也就是死亡的过程，其他的表述象佛家的烦恼即菩提，老子的祸福相依也都如此。

对于杨献珍来说，他没有意识到其实他和艾思奇的争论也是可以“合二而一”的，无非就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解，正解和误解加起来就是人们的理解。而当时代的演变使得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急剧降温时，无论是他的理解还是艾思奇的理解都被遗忘了。所以他平反后喋喋不休的阐述自己对“思维和存在同一性”的看法，也就成了一种自说自话，少人问津了。当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感兴趣时，无论他的正确还是艾思奇的错误都不感兴趣了。

杨献珍当初发现“合二而一”的时候，恐怕是以为替方以智扬名的，以为方以智可以借“懂得一点朴素的辩证法”而获得声誉。不料几十年后的今天，象我这样的读者却要因为方以智才会知道杨献珍和他“合二而一”观点在几百年后引发的惊天骇浪，这可真是历史的吊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