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春秋左传注读后09孙子与左传的一些对比 一 -- 桥上

左传从曹刿论战开始就看重战争的政治背景，虽说军事是政治的延续，但一国命运不能完全由军事主宰。

七 攻城之法

《孙子兵法》中有这样一段著名的论述：“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孙子译注》（p 019）李零（030200）《谋攻第三》）不过一般读这段话主要的注意力都在“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一句上，而这段话中间有一段却容易被忽略过去。我说的是这一段：“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这段话详细描述了攻城的程序，可以让我们与《左传》中所描述的攻城的情景加以比较。

《左传》中描述的攻城，有几种不同的模式：其中一种攻城的模式是“傅”（《隐十一年传》（p 0073）（01110301），《襄六年传》（p 0947）（09060702）），应该就是上面那段话中的“蚁附之”，就是士兵们一拥而上，挤到城墙跟前，想各种办法攀上城墙，攀上去了当时叫做“登”（《隐十一年传》（p 0073）（01110301），《襄十年传》（p 0974）（09100201），《定九年传》（p 1574）（11090401）），能“登”一般就可以攻下这座城了。其中另一种攻城的模式是所谓“门”（《僖二十八年传》（p 0452）（05280301），《文三年传》（p 0531）（06030602），《成二年传》（p 0786）（08020101），《成八年传》（p 0838）（08080203），《襄九年传》：（p 0967）（09090501）、（p 0968）（09090502），《襄十一年传》：（p 0988）（09110301）、（p 0991）（09110502），《襄十八年传》（p 1039）（09180306），《襄十八年传》（p 1042）（09180403），《襄二十六年传》（p 1123）（09261102），《定八年传》（p 1563）（11080101），《定十年传》（p 1579）（11100402）），即攻打城门，力图破门而入。一般来说。城门是城墙上的弱点，是最容易被攻破的地方，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门”的例子。不过当时城门那里还有一种防守设备叫做“县（悬）门”（《庄二十八年传》（p 0241）（03280302），《襄十年传》（p 0974）（09100201），《襄二十六年传》（p 1123）（09261102）），这种“县门”应该是后来常说的“千斤闸”的前身。“县门”没有随时开合的功能，而是从上方往下放，放下来就卡在那里，封闭了城门。“县门”很重，一旦放下来就很难提上去，所以平时不会放下来。到了战时，作为防守城门的最后一道防线，危急的时候把“县门”猛然放下来，还能抵挡一阵。

以上两种攻城的办法，都难免会有大量生命的损失，照《孙子兵法》的说法是“杀士卒三分之一”，所以又有长期围困的办法，《左传》中有好几个长期围困攻城的战例，例如：公元前五九七年（楚庄王十七年，郑襄公八年），楚庄王率大军包围郑国，几经周折，一百二十多天终于攻克郑国（《宣十二年传》（p 0718）（07120101））。又例如：两年多以后，公元前五九五年（楚庄王十九年，宋文公十六年），楚庄王又率大军包围了宋国，这回围了二百四十多天，才使宋人屈服（《宣十四年经》（p 0753）（07140004），《宣十四年传》（p 0755）（07140301），《宣十五年经》（p 0757）（07150002），《宣十五年传》：（p 0759）（07150201）、（p 0759）（07150202）、（p 0760）（07150203））。还例如：公元前五三四年（楚灵王七年，陈哀公三十五年），陈国发生内乱，楚国借机派兵包围了陈国，两个多月后终于灭掉了陈国。直到后来楚国也发生了内乱，陈人才趁机复国（《昭八年传》（p 1304）（10080601））。还例如：公元前五二七年（晋昭公五年），晋国的荀吴带兵包围了鲜虞的鼓城，也是包围了三个多月，鼓人终于投降（《昭十五年传》（p 1370）（10150501））。还例如：公元前四七五年（越王句践二十二年，吴王夫差二十一年），越王句践率兵把吴王夫差包围在吴国的都城之内，一直围了两年左右，终于灭掉了吴国（《哀二十年传》（p 1716）（12200301），《哀二十二年传》（p 1719）（12220201））。这种长期围困的办法，虽然生命的损失会小一点，但是对包围一方意志的考验一点也不小。在前面说到的楚庄王围宋的过程中，宋人虽然到了“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的境地，仍然不投降，楚庄王也动摇了。结果还是谋臣出主意让楚庄王下令楚军“筑室，反耕者”，就是盖房子代替临时的帐篷，同时派一些人回国赶农时把地种上，以此作出要长期围困的姿态，宋人这才撑不住了，跑来求和。当然，比长期围困代价更小的办法就是偷袭，《左传》中也有几个偷袭成功的例子。例如：公元前五四八年（郑简公十八年，陈哀公二十一年），郑国的子展和子产率领七百乘兵车趁夜色突击陈国，一举占领了陈国，郑、陈两国大小相当，而由于采用了偷袭战术，郑国一举攻入陈国，控制全城，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这是偷袭战术的漂亮范例（《襄二十五年传》：（p 1102）（09250501）、（p 1102）（09250502））。《左传》中还有两例派少数人伪装成非战斗人员接近城门，突然发难，控制城门，大军及时跟进，占领全城的战例，一例是公元前五二〇年（晋顷公六年），晋国军队派人伪装成运粮食的，带了甲在鼓国国都昔阳城门外休息，找了个机会突击，一举灭掉了鼓国（《昭二十二年传》（p 1435）（10220402））。另一例是公元前四九三年（晋定公十九年，卫灵公四十二年），还是晋国军队，派了几个人伪装成奔丧的，“告于门，哭而入，遂居之”，占领了卫国的“戚”邑，让亲近晋国的卫国太子蒯聩居住（《哀二年传》（p 1612）（12020203））。还有一个突袭的例子发生在公元前五二四年（宋元公八年，鲁昭公十八年），是小国邾国偷袭更小的小国鄅国，趁鄅国人大都在城外耕种，邾国人已经到了城门跟前，鄅国人来不及关门，城池就被攻破了，鄅国人全都做了俘虏，幸亏鄅国国君夫人是宋国重臣的女儿，鄅国才得以保全，只是鄅国国君的女儿被抢去而已（《昭十八年传》（p 1397）（10180401），《昭十九年传》（p 1401）（10190301））。偷袭是个好办法，但是对军队素质的要求也比较高。更简单的办法是里应外合，例如：公元前五五四年（齐灵公二十八年，下年即齐庄公元年），齐国发生政变，前太子齐庄公杀死其父齐灵公新指定的太子，自己上台。齐灵公的宠臣，新太子的少傅夙沙卫逃到了高唐城据城坚守，齐庄公派兵攻打了一次，没打下来，只好自己出马。城内就有人偷偷垂下绳索，把齐庄公的人拉上城去，里应外合，占领了高唐城，“醢卫于军”（《襄十九年传》（p 1051）（09191001））。又例如：公元前五二三年（齐景公二十五年），孙书带兵攻打纪鄣城要捉拿莒国国君莒共公，正好纪鄣城里有一位寡妇她的丈夫就是被莒共公所杀，所以这位寡妇就纺了一根绳子抛到城外，拉上来六十位齐国兵，这时，绳子突然断了，城上城下一阵鼓噪，就把莒共公吓跑了（《昭十九年传》（p 1403）（10190701））。还例如：公元前四八七年（吴王夫差九年，鲁哀公八年），吴国出兵讨伐鲁国，本来逃亡在吴国的子洩（公山不狃）故意领着吴军走了一条险路，易守难攻。但是到了鲁国武城的城下，正好有一位原来与武城人有仇的鄫人自告奋勇出来引路，结果吴军顺利攻下了武城，鲁国震动（《哀八年传》：（p 1648）（12080202）、（p 1649）（12080203））。另外还有派人混入对方担任要职，然后乘机发难，一举将对方灭国的：“卫人将伐邢，礼至曰：“不得其守，国不可得也。我请昆弟仕焉。”乃往，得仕。”“二十五年春，卫人伐邢，二礼从国子巡城，掖以赴外，杀之。正月丙午，卫侯-燬灭邢。同姓也，故名。礼至为铭曰：“余掖杀国子，莫余敢止。””（《僖二十四年传》（p 0428）（05240701），《僖二十五年传》（p 0430）（05250101）），这就是更高级的办法了。《孙子兵法》的最后一段是这么说的：“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所恃而动也”（《孙子译注》（p 095）李零（130300）《用间第十三》），说的就是如果能派己方的“上智”之人到敌方卧底，“必成大功”，这最后一个例子就有点这个意思了。

至于《孙子兵法》中所说的“修橹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后成”，在《襄九年传》中也有在攻城前“修器备”（（p 0967）（09090501））的说法，不知这里的“器备”是不是攻城的“器械”。在《左传》中还有两处提到过攻城器械，一处是《宣十五年传》中曾提到“楼车”（（p 0759）（07150202）），另一处则是《襄十年传》中提到“狄虒弥建大车之轮，而蒙之以甲，以为橹”（（p 0974）（09100201）），不过看起来，至少在《左传》的那个时代，攻城器械还不那么普遍，没见到《左传》中提及成体系的、需要“三月而后成”的攻城器械。

但是《孙子兵法》中那句“距堙，又三月而后已”中提到的“距堙”倒是屡见于《左传》，所谓“距堙”，就是筑土成山。筑土，可是我们老祖宗的看家本领，当然也不会忘了在这样的场合也施展一把。例如：公元前五六七年（鲁襄公六年），齐国军队攻打莱国，首先就“堙之环城，傅于堞”，不到一个月，就攻下了莱国（《襄六年传》（p 0947）（09060702））。另外，公元前四九四年（鲁哀公元年），楚国大军包围了蔡国，“里而栽，广丈，高倍”，就是说离蔡都一里筑土墙，厚一丈，高两丈。土墙九天九夜就筑成了，蔡国人一看不好，只好出城投降（《哀元年传》（p 1604）（12010101））。

但是，《左传》所述春秋时代的情况还是与《孙子兵法》中所说的攻城搞不好容易成为“攻之灾”的情况不大一样，在《左传》中所述的战例中，攻城固然是难事，但大国攻打小国，一旦“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这个“城”就不会“不拔”。

例如：公元前六三二年（晋文公五年，曹共公二十一年），晋文公率晋国的大军包围了曹国，一开始进攻不太顺利，攻打城门死了不少人，曹国人还把战死的晋国士兵晾在城上，结果晋国军队就开往曹国人的墓地驻扎，经过双方的心理战，曹国人的士气崩溃了，晋国人趁机攻下了曹国（《僖二十八年经》（p 0448）（05280004），《僖二十八年传》（p 0452）（05280301））。

再例如：公元前五九七年（楚庄王十七年，宋文公十四年），楚庄王率大军讨伐萧国，在战斗中萧国人抓住了楚国的“熊相宜僚及公子丙”，楚庄王很喜爱此二人，赶紧向萧国人提出“勿杀，吾退”，但是萧国人还是把这两个人杀掉了，结果激怒了楚庄王，命令大军包围萧国，萧国的防御一下就崩溃了（《宣十二年传》：（p 0748）（07120601）、（p 0749）（07120602）、（p 0749）（07120603））。

还例如：公元前五八九年（齐顷公十年，鲁成公二年），齐顷公率兵讨伐鲁国，包围了鲁国的“龙”这个小城，齐顷公所宠幸的卢蒲就魁带头攻门，结果被抓住了，齐顷公也是向龙人求情，“勿杀！吾与而盟，无入而封”，龙人也是不管不顾，把这个人杀了还晾在城上示威，结果“齐侯亲鼓，士陵城”，三天，就攻下了“龙”城（《成二年传》（p 0786）（08020101））。

还例如：公元前五八二年（楚共王八年），楚国的令尹子重率兵进攻莒国，在战斗中莒人俘虏了楚国的公子平，楚人求情说“勿杀！吾归而俘”，莒人不听，杀掉了公子平，楚人被激怒了，包围了莒国，十天之内，莒国就全面崩溃了（《成八年传》（p 0839）（08080801），《成九年传》：（p 0845）（08091001）、（p 0845）（08091002））。

还例如：公元前五六三年（晋悼公十一年），晋国军中（也是国中）排第二位的士匄和排第三位的荀偃一起向晋国的首席执政大臣、中军元帅荀罃（知罃，知伯）请求攻打偪（fù）阳，荀罃不同意，说：“城小而固，胜之不武，弗胜为笑。”但这二位不断的请求，荀罃只好同意了。结果攻了十几二十天，还攻不下来，士匄和荀偃没信心了，就又去向荀罃请求退兵，这下荀罃急了，把自己倚靠的小几扔向他俩，然后说：“你们两个要攻打偪阳，捏估好了才告诉我，我为了不使军心不稳，就答应了你们。你们撮弄着国君出征，把各家诸侯的军队也弄来了，还拽着老夫一起。既打不了胜仗，就又想把责任推给我，惦着说：‘是他要求收兵的，要不然，就打下来了。’我老了，可不想再倒一次霉。你们两个要不能在七天之内拿下偪阳，老夫一定会杀了你们！”（曰：“女成二事，而后告余。余恐乱命，以不女违。女既勤君而兴诸侯，牵帅老夫以至于此，既无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实班师，不然，克矣。’余赢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尔乎取之！”）这二人只好指挥士兵继续攻打偪阳，“亲受矢、石”，终于在四天之内攻下了偪阳（《襄十年传》：（p 0974）（09100201）、（p 0975）（09100202））。

最后：公元前四八七年（宋景公三十年，曹阳公十五年），宋景公率领大军讨伐曹国，打了一阵就准备收兵了，结果曹国人在城上把宋军殿后的褚师子肥骂了个狗血淋头，褚师子肥被激怒了，停下来与曹人对骂，宋景公本来就不痛快，这下也被激怒了，于是回师继续进攻，灭掉了曹国（《哀八年传》（p 1646）（12080101））。

当然，后来攻城不易可能主要是技术改进的因素（可以参考《墨子》中《三十八公输》及以下各篇），但是由这些叙述也可看到，春秋时代的人们还是非常“天真”的，打仗也不是那么精密的，离《孙子兵法》以及各种兵法大行其道还有一段距离。

六 避实而击虚

春秋时有一类很有特色的军事现象，就是作战的一方或双方往往是各诸侯国的联军。在《左传》中也有好几个或成功或失败的实例：从进攻的方面讲，可以利用对对方联军中较弱的一翼发动进攻，进而取得整个战役的胜利；从防守的方面讲，应该团结各路友军，以免离心离德而造成战役失败。例如：《隐十年传》中有：“秋七月庚寅，郑师入郊，犹在郊。宋人、卫人入郑，蔡人从之伐戴。八月壬戌，郑伯围戴。癸亥，克之，取三师焉。”“宋、卫既入郑，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败。”（（p 0069）（01100402）、（p 0069）（01100403）），这就是宋人、卫人未能正确对待友军蔡人，因此蔡人心怀不满，在防守中三家的联军不能团结对敌，“故不和而败”。《桓五年传》中有：“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秋，王以诸侯伐郑，郑伯禦之。”“王为中军；虢公-林父将右军，蔡人、卫人属焉；周公-黑肩将左军，陈人属焉。”“郑-子元请为左拒，以当蔡人、卫人；为右拒，以当陈人，曰：“陈乱，民莫有斗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顾之，必乱。蔡、卫不枝，固将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从之。曼伯为右拒，祭仲足为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为鱼丽之陈。先偏后伍，伍承弥缝。”“战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动而鼓！”蔡、卫、陈皆奔，王卒乱，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军。祝聃请从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陨，多矣。””（（p 0104）（02050301）、（p 0105）（02050302）、（p 0105）（02050303）、（p 0106）（02050304）），这回是王（周桓王）召集了蔡人、卫人和陈人一起讨伐郑伯（郑庄公），郑人方面抓住了对方联军中最薄弱的一环，首先攻击陈人，再向蔡人、卫人发起进攻，联军的两翼都崩溃了，王卒受到郑师的围攻，想不“大败”也难。在《昭二十三年传》中还有：“吴人伐州来，楚-薳越帅师及诸侯之师奔命救州来。吴人禦诸钟离。子瑕卒，楚师熸。吴-公子光曰：“诸侯从于楚者众，而皆小国也，畏楚而不获已，是以来。吾闻之曰：‘作事威克其爱，虽小，必济。’胡、沈之君幼而狂，陈大夫啮壮而顽，顿与许、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师熸。帅贱、多宠，政令不壹。七国同役而不同心，帅贱而不能整，无大威命，楚可败也。若分师先以犯胡、沈与陈，必先奔。三国败，诸侯之师乃摇心矣。诸侯乖乱，楚必大奔。请先者去备薄威，后者敦陈整旅。”吴子从之。戊辰晦，战于鸡父。吴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与陈，三国争之。吴为三军以系于后，中军从王，光帅右，掩馀帅左。吴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国乱，吴师击之，三国败，获胡、沈之君及陈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许与蔡、顿，曰：“吾君死矣！”师譟而从之，三国奔，楚师大奔。”“书曰“胡子-髡、沈子-逞灭，获陈-夏啮”，君臣之辞也。不言战，楚未陈也。”（（p 1445）（10230501）、（p 1446）（10230502）），这回是楚人带了六个仆从国组成联军进攻吴国，吴国的公子光献计先攻击联军最脆弱的胡、沈与陈三国的部队，果然三国部队的溃败冲击了楚师，“楚师大奔”，没来得及列阵就崩溃了。

而在《孙子兵法》中，完全未见与各诸侯国联军有关的内容，这也是《孙子兵法》定稿时已处于战国时期的一个佐证吧，尤其是如果孙武曾经投到吴王阖庐（即公子光）手下，上面最后一个例子就是公子光利用对方联军中的薄弱部分，一击而获胜的漂亮战例，孙武应该不会不提，除非后来的定稿者所面对的战争场景已与前大相径庭，才会略去。

当然，《孙子兵法》中也有对类似情况的阐述，只不过不提联军而已：“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虚实是也。”（《孙子译注》（p 032）李零（050100）《(兵)势第五》），“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孙子译注》（p 039）李零（060200）《虚实第六》），“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译注》（p 043）李零（060500）《虚实第六》）。

五 以虞待不虞者胜

既然对于“君子”们而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以作为“君子”们的教材，《左传》中比较突出的一类内容就是用大量实例告诫“君子”们在军事行动中注意“虞”或“备”或“诫”或“儆”，这种军事上的“虞”或“备”或“诫”或“儆”可分为两种范畴，一种是警戒，要随时戒备，另一种是要事先有所准备。关于前者，对于军队而言，尤其是对于军队指挥官而言，是必备的基本素质，如不能做到这一点，他所率领的军队随时会遭到灭顶之灾，直到现代仍然如此。例如当初林彪在教杨成武怎样从政治干部转任军事干部时，就专门提醒他这件事，这方面林本人也是有严重教训的。关于后者，当然也对今天适用，毛主席说：“不打无准备之仗。”

在《左传》中，关于警戒，或随时要戒备的例子很多，可以说是反复致意，就是要让听讲的“君子”们在涉及“国之大事”的实践中不要吃亏。

下面是《左传》中一大批关于军队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充分的警戒而被打败的例子：“卫人以燕师伐郑，郑-祭足、原繁、洩驾以三军军其前，使曼伯与子元潜军军其后。燕人畏郑三军，而不虞制人。六月，郑二公子以制人败燕师于北制。君子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师。””（《隐五年传》（p 0045）（01050401）），“郧人军其郊，必不诫。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锐师宵加于郧，郧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斗志。若败郧师，四邑必离。”（《桓十一年传》（p 0130）（02110201）），“莫敖使徇于师曰：“谏者有刑！”及鄢，乱次以济，遂无次。且不设备。及罗，罗与卢戎两军之，大败之。莫敖缢于荒谷。”（《桓十三年传》（p 0137）（02130102）），“邾人以须句故出师。公卑邾，不设备而禦之。臧文仲曰：“国无小，不可易也。无备，虽众，不可恃也。《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犹无不难也，无不惧也，况我小国乎！君其无谓邾小。蠭虿有毒，而况国乎！”弗听。”“八月丁未，公及邾师战于升陉，我师败绩。邾人获公胄，县诸鱼门。”（《僖二十二年传》：（p 0395）（05220701）、（p 0396）（05220702）），“庸人曰：“楚不足与战矣。”遂不设备。楚子乘驲，会师于临品，分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从楚师。群蛮从楚子盟，遂灭庸。”（《文十六年传》（p 0619）（06160405）），“秋，周-甘歜败戎于邥垂，乘其饮酒也。”（《文十七年传》（p 0627）（06170501）），“郑-子罕伐宋，宋-将鉏、乐惧败诸汋陂。退，舍于夫渠，不儆，郑人覆之，败诸汋陵，获将鉏、乐惧。宋恃胜也。”（《成十六年传》（p 0879）（08160301）），“秦庶长鲍、庶长武帅师伐晋以救郑。鲍先入晋地，士鲂禦之，少秦师而弗设备。壬午，武济自辅氏，与鲍交伐晋师。己丑，秦、晋战于栎，晋师败绩，易秦故也。”（《襄十一年传》（p 0994）（09110601）），“秋，楚子为庸浦之役故，子囊师于棠，以伐吴。吴人不出而还。子囊殿，以吴为不能而弗儆。吴人自皋舟之隘要而击之。楚人不能相救，吴人败之，获楚-公子宜穀。”（《襄十四年传》（p 1018）（09140701）），“莒人来讨，不设备。戊辰，叔弓败诸蚡泉，莒未陈也。”（《昭五年传》（p 1270）（10050701）），“闻吴师出，薳启彊帅师从之，遽不设备，吴人败诸鹊岸。”（《昭五年传》（p 1270）（10050801）），“秋九月，鲜虞人败晋师于平中，获晋-观虎，恃其勇也。”（《定三年传》（p 1531）（11030201））。

《左传》中还有大量“国”（城）不注意警戒就有被攻破危险的例子：“三月，晋-伯宗、夏阳说，卫-孙良夫、宁相、郑人，伊雒之戎，陆浑、蛮氏侵宋，以其辞会也。师于鍼，卫人不保。说欲袭卫，曰：“虽不可入，多俘而归，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卫唯信晋，故师在其郊而不设备。若袭之，是弃信也。虽多卫俘，而晋无信，何以求诸侯？”乃止。师还，卫人登陴。”（《成六年传》（p 0827）（08060401）），“晋侯使申公巫臣如吴，假道于莒。与渠丘公立于池上，曰：“城已恶。”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为虞？”对曰：“夫狡焉思启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国蔑有？唯然，故多大国矣。唯或思或纵也。勇夫重闭，况国乎？””“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陈伐莒，围渠丘。渠丘城恶，众溃，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杀！吾归而俘。”莒人杀之。楚师围莒。莒城亦恶，庚申，莒溃。楚遂入鄆，莒无备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备，罪之大者也；备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浃辰之间，而楚克其三都，无备也夫！《诗》曰：‘虽有丝、麻，无弃菅、蒯；虽有姬、姜，无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匮。’言备之不可以已也。””（《成八年传》：（p 0839）（08080801）、（p 0845）（08091001）、（p 0845）（08091002）），“舒庸人以楚师之败也，道吴人围巢，伐驾，围釐、虺，遂恃吴而不设备。楚-公子橐师袭舒庸，灭之。”（《成十七年传》（p 0903）（08171101）），“子庚帅师治兵于汾。于是子蟜、伯有、子张从郑伯伐齐，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谋，完守入保。子孔不敢会楚师。”（《襄十八年传》（p 1041）（09180402）），“晋-荀吴伪会齐师者，假道于鲜虞，遂入昔阳。秋八月壬午，灭肥，以肥子-绵皋归。”（《昭十二年传》（p 1334）（10120701）），“鲜虞人闻晋师之悉起也，而不警边，且不修备。晋-荀吴自著雍以上军侵鲜虞，及中人，驱衝竞，大获而归。”“六月，荀吴略东阳，使师伪糴者负甲以息于昔阳之门外，遂袭鼓，灭之，以鼓子-鸢鞮归，使涉佗守之。”（《昭十三年传》：（p 1360）（10130401）、（p 1435）（10220402）），“越大夫胥犴劳王于豫章之汭，越-公子仓归王乘舟。仓及寿梦帅师从王，王及圉阳而还。吴人踵楚，而边人不备，遂灭巢及钟离而还。”（《昭二十四年传》（p 1453）（10240902））。

关于以上这些由于军队没有充分警戒而吃亏的情形，《孙子兵法》的总结是：“夫唯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孙子译注》（p 066）李零（090300）《行军第九》）。

关于事先要有准备，《左传》中的实例有：“士季使巩朔、韩穿帅七覆于敖前，故上军不败。赵婴齐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败而先济。”（《宣十二年传》（p 0737）（07120208）），“冬，臧宣叔令脩赋、缮完、具守备，曰：“齐、楚结好，我新与晋盟，晋、楚争盟，齐师必至。虽晋人伐齐，楚必救之，是齐、楚同我也。知难而有备，乃可以逞。””（《成元年传》（p 0784）（08010101）），“子西闻盗，不儆而出，尸而追盗。盗入于北宫，乃归，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丧。子产闻盗，为门者，庀群司，闭府库，慎闭藏，完守备，成列而后出，兵车十七乘，尸而攻盗于北宫，子蟜帅国人助之，杀尉止、子师仆，盗众尽死。”（《襄十年传》（p 0980）（09100903）），“吴子使其弟蹶由犒师，楚人执之，将以衅鼓。王使问焉，曰：“女卜来吉乎？”对曰：“吉。寡君闻君将治兵于敝邑，卜之以守龟，曰：‘余亟使人犒师，请行以观王怒之疾徐，而为之备，尚克知之！’龟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殆，而忘其死，亡无日矣。今君奋焉震电馮怒，虐执使臣，将以衅鼓，则吴知所备矣。敝邑虽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师。难易有备，可谓吉矣。且吴社稷是卜，岂为一人？使臣获衅军鼓，而敝邑知备，以禦不虞，其为吉，孰大焉？国之守龟，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谁能常之？城濮之兆，其报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报志？”乃弗杀。”“楚师济于罗汭，沈尹赤会楚子，次于莱山，薳射帅繁扬之师先入南怀，楚师从之，及汝清。吴不可入。楚子遂观兵于坻箕之山。”“是行也，吴早设备，楚无功而还，以蹶由归。楚子惧吴，使沈尹射待命于巢，薳启彊待命于雩娄，礼也。”（《昭五年传》：（p 1271）（10050802）、（p 1272）（10050803）、（p 1272）（10050804））。

关于这个方面，《孙子兵法》中的说法是“以虞待不虞者胜”（《孙子译注》（p 023）李零（030500）《谋攻第三》），在列出的五种胜利因素中位列第四。从进攻的角度讲则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孙子译注》（p 005）李零（010300）《(始)计第一》），或者说“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孙子译注》（p 076）李零（110200）《九地第十一》），当然这也就是所谓偷袭了，或者也就进入所谓“兵者，诡道也”（《孙子译注》（p 005）李零（010300）《(始)计第一》）的范畴了。

四 识众寡之用者胜

在《左传》中，有一个经常提到的概念就是所谓“量力”，例如，《隐十一年传》：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p 0076）（01110304）），也是《隐十一年传》：不度德，不量力，不亲亲，不徵辞，不察有罪。犯五不韪，而以伐人，其丧师也，不亦宜乎？（（p 0078）（01110602）），《僖二十年传》：随之见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动，其过鲜矣。善败由己，而由人乎哉？《诗》曰：‘岂不夙夜，谓行多露。’（（p 0387）（05200402）），《昭十五年传》：力能则进，否则退，量力而行。（（p 1370）（10150501）），《哀十一年传》：小人虑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p 1657）（12110101））。

既然要“量力”，当然要对力量的具体大小有认识，在《左传》中，也反映了当时人在这方面的认识，例如，《成二年传》有：“晋侯许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赋也。有先君之明与先大夫之肃，故捷。克于先大夫，无能为役，请八百乘。”许之。郤克将中军，士燮佐上军，栾书将下军，韩厥为司马，以救鲁、卫。”（（p 0789）（08020301）），这是晋国军队的主将郤子（郤克）认为“七百乘”兵车不足以取胜，“请八百乘”，得到晋国国君晋景公的批准，从而在“鞌”之战中打败了齐军。还是在《成二年传》中，又有：“故楚令尹子重为阳桥之役以救齐。将起师，子重曰：“君弱，群臣不如先大夫，师众而后可。《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夫文王犹用众，况吾侪乎？且先君庄王属之曰：‘无德以及远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户，已责，逮鳏，救乏，赦罪。悉师，王卒尽行。”（（p 0806）（08020801）），这次是楚国军队的主将，“令尹子重”，将要率兵援救齐国而与晋国对抗，他认为楚国军队必须要倾巢出动才能达到目的，于是在国内清点人口，免除拖欠的税负，救济穷困的人家，赦免因犯罪被关起来的人，然后把所有人力动员起来，统统随军出征，连楚王的直属精锐部队也都派出去了。结果“是行也，晋辟（避）楚，畏其众也”。既然霸主晋国都不敢出兵，鲁、卫等小国也就纷纷倒向楚国，子重实现了他的目标。另外，《桓十三年传》中也有：“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罗，鬭伯比送之。还，谓其御曰：“莫敖必败。举趾高，心不固矣。”遂见楚子，曰：“必济师！”楚子辞焉。入告夫人邓曼。邓曼曰：“大夫其非众之谓，其谓君抚小民以信，训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于蒲骚之役，将自用也，必小罗。君若不镇抚，其不设备乎！夫固谓君训众而好镇抚之，召诸司而劝之以令德，见莫敖而告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岂不知楚师之尽行也？”楚子使赖人追之，不及。”（（p 0136）（02130101）），当时楚国的主帅屈瑕因为刚打了胜仗而骄傲，再出征时带的兵力不足，又疏于防备，去送行的大臣鬭伯比发现了，告诉了楚国国君楚武王，楚武王就去和王后邓曼商量，邓曼又说服了楚武王，派人去追屈瑕，准备让他停下来，整顿部队，增兵后再出动，结果没追上屈瑕，只好听天由命了。最后屈瑕打了大败仗，自杀而死。由上面这三个事例看，当时人是会对兵力的多少进行估量的，但是，如果与下面举出的《孙子兵法》中的计算比较，这种估量还是比较粗略的。

在后世的评书中我们常常见到，两军对阵，大将出来交战，交战结果直接决定了战斗的胜负，大将个人勇力的作用远超于一众士卒。而《左传》中人对于兵力的计算有时也会突出个人的勇力，他们在计算双方力量时，会认为君王和重臣一个人能抵好几百人。例如，《定九年传》有：“晋车千乘在中牟，卫侯将如五氏，卜过之，龟焦。卫侯曰：“可也！卫车当其半，寡人当其半，敌矣。”乃过中牟。中牟人欲伐之。卫-褚师圃亡在中牟，曰：“卫虽小，其君在焉，未可胜也。齐师克城而骄，其帅又贱，遇，必败之。不如从齐。””（（p 1574）（11090402））。这是卫国国君卫灵公自认为他本人的一乘兵车就能抵挡对方兵车的一半，也就是五百乘，对方也认可卫灵公战斗力较强，就没有挟优势兵力出击。又例如，《哀十六年传》有：“王与二卿士，皆五百人当之，则可矣。”（（p 1701）（12160502）），说的是要对付楚国国君楚惠王和令尹子西、司马子期，每个人都得准备五百人。不过这些君王和重臣有几位也不愧于力敌百人，如第二个例子“王与二卿士”中的司马子期：“秋七月，杀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终。”抉豫章以杀人而后死。”（《哀十六年传》（p 1702）（12160503）），这“豫章”是今天所说的樟树，司马子期能拔起樟树来杀人，比鲁智深的倒拔垂杨柳还要厉害。还有一例：“子尾抽桷，击扉三，卢蒲癸自后刺子之，王何以戈击之，解其左肩。犹援庙桷，动于甍。以俎、壶投，杀人而后死。”（《襄二十八年传》（p 1147）（09280904）），这位子之（庆舍）被人把左肩都砍断了，还想拔出屋顶的椽子来作武器奋战，连整个屋顶都被他撼动了，接着他还能“以俎、壶投，杀人而后死”，可见当时的威风。所以，这些人中颇有些大力士，虽不能力敌万人，但已经很了不起了。当时的“氏”族族长，包括国君，往往同时就是本“氏”族部队的将领，而且经常亲自上阵，还是真要在这方面有点本事，绝不能是吃干饭的。而且在当时的战争样式中，个人勇力的作用比后来高不少，这也是这些当时的人对兵力的计算突出个人勇力的根据吧。

到了《孙子兵法》，更加重视双方兵力对比的计算，在提到五种胜利因素时，是将“识众寡之用者胜”（《孙子译注》（p 023）李零（030500）《谋攻第三》）排在第二位的。另外，《孙子兵法》中还有一条：“夫未战而庙筭胜者，得筭多也；未战而庙筭不胜者，得筭少也。多筭胜少筭，而况于无筭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孙子译注》（p 005）李零（010400）《(始)计第一》），说的也是在开战之前先要考量双方各方面的条件。不过《孙子兵法》中还有一种更细化的说法：“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孙子译注》（p 021）李零（030300）《谋攻第三》），这是《左传》中人的那些大而化之的计算方法远未达到的，而且这种计算方法甚至能一直沿用到现代。

《孙子兵法》中所说的“识众寡之用者胜”有各种不同的“用”法，《左传》中就有两个很精彩的例子，都在《昭十三年传》中。其一是：“叔向曰：“诸侯有间矣，不可以不示众。”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复旆之。诸侯畏之。”（（p 1354）（10130304）），在这里，只是把众多的兵力展示出来，就达到了目的。其二则是：“邾人、莒人愬于晋曰：“鲁朝夕伐我，几亡矣。我之不共，鲁故之以。”晋侯不见公。使叔向来辞曰：“诸侯将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请君无勤。”子服惠伯对曰：“君信蛮夷之诉，以绝兄弟之国，弃周公之后，亦唯君。寡君闻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车四千乘在，虽以无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其何敌之有？牛虽瘠，偾于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忧，其庸可弃乎？若奉晋之众，用诸侯之师，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讨鲁罪，间其二忧，何求而弗克？”鲁人惧，听命。”（（p 1357）（10130305）），在这里，只是把众多的兵力说出来，就同样达到了目的。这两例也可以说是《孙子兵法》中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吧。

不过关于众寡，或强弱，在《孙子兵法》中还归纳出一个专门的概念，叫做“形”，所谓“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p 032）李零（050100）《(兵)势第五》），所谓“强弱，形也”（《孙子译注》（p 035）李零（050400）《(兵)势第五》）。按李零先生的说法：“形”与下篇（指《(兵)势第五》）所论“势”是一对矛盾概念，也合称为“形势”。……但“形”和“势”在《孙子》书中是有明显区别的。“形”含有形象、形体等义，是指战争中客观、有常、易见的诸因素。它主要同实力的概念、优势的概念有关。……另外，在《孙子》书中，“形”也常常作为动词，如下篇（亦指《(兵)势第五》）：“形之，敌必从之”，《虚实》：“故形人而我无形”，“形之而知死生之地”，“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这种“形”的概念是从前一种“形”的概念引申而来。用作者本人的话来解释，前一种概念的“形”是“我所以胜之形”，后一种概念的“形”是“吾所以制胜之形”。一个是原来具有的，一个是人为创造的；一个是静态的，一个是动态的，这是二者的区别。后一种概念的“形”，与“势”的含义已经无别。（《孙子译注》（p 025）李零（040000）《(军)形第四解题》），按我的理解，李零先生所说的这后一种概念的“形”，大体上是显示的意思，也就是给敌方造成错觉。这就进入所谓“兵者，诡道也”（《孙子译注》（p 005）李零（010300）《(始)计第一》）的范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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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胜于易胜者

前面已经提到，《左传》中人征引的古兵书的说法，有一点特别突出，就是“取乱侮亡”、“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宣十二年传》（p 0721）（07120201）），除此之外，还有类似的论述，例如：“亲有礼，因重固，间携贰，覆昏乱，霸王之器也。”（《闵元年传》（p 0257）（04010502））这都是在考虑是否开战时提出来的，是说不可轻易开战，开战也要捡软柿子捏。这反映了当时的人对待战争的一种持重的态度。当然还有另一种相反的观点，“有敌而不从，不可谓武”，是说遇到敌人就要和他打一仗再说，否则就是胆小鬼（《宣十二年传》（p 0721）（07120201））。不过，《左传》作者是赞成持重这一派的。《孙子兵法》作者也赞成这样的态度，《孙子兵法》中提到胜利的五个因素时，第一条就是“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孙子译注》（p 023）李零（030500）《谋攻第三》），并且总结说：“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胜，胜已败者也。”（《孙子译注》（p 027）李零（040200）《(军)形第四》）这些论述发展了古人“取乱侮亡”，“见可而进，知难而退”的观点。

《孙子兵法》中还有一个“乱军引胜”的说法（《孙子译注》（p 022）李零（030400）《谋攻第三》），正好是从被“取”的一方论述军队不可以生“乱”，一旦生“乱”，就会成为别人“取”的对象。当然，《孙子兵法》中的“乱军引胜”有其具体的指向，不过其中所说“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则说明只要构成一定的条件，就会招来进攻，所以“乱军引胜”这一说法还是有普遍意义的，正可以与《左传》中人征引的《仲虺之志》“乱者取之”（《襄三十年传》（p 1175）（09301002））这句话相辅相成，凑成一对。

《左传》与《孙子兵法》相比，更富于过分就将转化的思想，常常希望等待对方内部出问题，并以此为出发点来决定在战争中采取的对抗措施。从进攻的方面讲，《隐元年传》有：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暱，厚将崩。”（（p 0012）（01010402）），《成十五年传》有：栾武子欲报楚。献子曰：“无庸，使重其罪，民将叛之。无民，孰战？”（（p 0873）（08150303）），《昭十三年传》有：十三年春，叔弓围费，弗克，败焉。平子怒，令见费人执之，以为囚俘。冶区夫曰：“非也。若见费人，寒者衣之，饥者食之，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费来如归，南氏亡矣。民将叛之，谁与居邑？若惮之以威，惧之以怒，民疾而叛，为之聚也。若诸侯皆然，费人无归，不亲南氏，将焉入矣？”平子从之，费人叛南氏。（（p 1343）（10130101））。这些例子都是等待对方自己出问题，甚至创造条件让对方自己出问题，然后再开始进攻。就是说不仅要捡软柿子捏，而且是预计到并且促成柿子变软，然后再捏。

《孙子兵法》中类似的说法则有“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孙子译注》（p 019）李零（030200）《谋攻第三》），没有上面《左传》中的实例里表现得那样具体生动。

而在《左传》的叙述中，有些时候不仅是进攻一方采取这种等待并促成对方自己出问题的方法，防守一方也可以以某种方式采用这种方法，例如，《宣二年传》有：楚-鬭椒救郑，曰：“能欲诸侯，而恶其难乎？”遂次于郑，以待晋师。赵盾曰：“彼宗竞于楚，殆将毙矣。姑益其疾。”乃去之。（（p 0655）（07020202））。结果楚军此次虽然得志，但楚军的主帅鬭椒（子越）回国以后，不能自我抑制，很快就卷入了争权夺利的漩涡，终于招来了灭门之祸（《宣四年传》（p 0680）（07040302）），楚国的力量当然也削弱了。赵盾的主动撤退应该说促进了鬭椒进一步自我膨胀，不能理智的认识自己家族力量的限度，成为导致鬭氏家族和整个若敖氏之族覆灭的因素之一。又例如，《襄二十六年传》有：冬十月，楚子伐郑。郑人将禦之，子产曰：“晋、楚将平，诸侯将和，楚王是故昧于一来。不如使逞而归，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衅于勇、啬于祸、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国家之利也。若何从之？”子展说，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堕其城。涉於乐氏，门于师之梁。县门发，获九人焉。涉于氾而归，而后葬许灵公。（（p 1123）（09261102））。当时晋、楚争霸，已经打了八十多年，双方都打累了，正准备实行“弭兵”，楚康王趁这个空子企图捞一把就走，显示了有今儿没明儿的心态，果然，他很快就死掉了。还例如，《哀二十七年传》有：悼之四年，晋-荀瑶帅师围郑，未至，郑-驷弘曰：“知伯愎而好胜，早下之，则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门于桔柣之门。郑人俘酅魁垒，赂之以知政，闭其口而死。将门，知伯谓赵孟：“入之！”对曰：“主在此。”知伯曰：“恶而无勇，何以为子？”对曰：“以能忍耻，庶无害赵宗乎！”知伯不悛，赵襄子由是惎知伯，遂丧之。知伯贪而愎，故韩、魏反而丧之。（（p 1735）（12270501））。郑国的主动退让加深了晋国的内部矛盾，晋军统帅知伯自我膨胀，终于身死族灭。上面这三个例子都是防守的一方认识到进攻方的领导者有自身的弱点，内部将要起变化，于是就牺牲自己的一些局部利益，不和对方硬拼，坚持到对方因自身原因而后退，也让对方的局部胜利促成对方自身向相反的方面转化。

当然上述以弱避强的方法其作用必然是有限的，要想达到目的也要有各种条件配合，以上三例是比较成功的例子，而这些条件到了战国以后往往不容易具备，例如韩国派工程师郑国入秦让秦国修郑国渠，就是试图采用类似的方法，以此搞乱秦国，而没有成功。

从另一个角度说，聪明的人会利用外患作为警戒，防止本方自我膨胀，例如《成十六年传》中有：六月，晋、楚遇于鄢陵。范文子（士会子士燮）不欲战。郤至曰：“韩之战，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轸不反命；邲之师，荀伯不复从，皆晋之耻也。子亦见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耻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战也，有故。秦、狄、齐、楚皆彊，不尽力，子孙将弱。今三彊服矣，敌楚而已。惟圣人能内外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盍释楚以为外惧乎？”（（p 0882）（08160504））。“外宁必有内忧”，这话我们是不是有点耳熟。

• 《左传》中的成语10附：晋楚战邲2

二 令民与上同意

《孙子兵法》的第二段说的是：“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危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之者不胜。”（《孙子译注》（p 002）李零（010200）《(始)计第一》），着重强调要“令民与上同意”，而在后面论到胜利的五个因素中，也把“上下同欲者胜”列在第三条（《孙子译注》（p 023）李零（030500）《谋攻第三》）。但请注意，这里说的“民”，是“可与之死，可与之生”的“民”，所以这种“民”恐怕不仅是老百姓，而且同时也是士兵。

而在《左传》中，也多次提到了这种“民”，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曹刿论战》那一段，还收在了《古文观止》中，如下：（曹刿）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犠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庄十年传》（p 0182）（03100101）），其中显示，当时开战前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民”的意向。与之相似的还有《昭十九年传》：楚人城州来。沈尹戌曰：“楚人必败。昔吴灭州来，子旗请伐之。王曰：‘吾未抚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来以挑吴，能无败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谓抚之矣。”戌曰：“吾闻抚民者，节用于内，而树德于外，民乐其性，而无寇雠。今宫室无量，民人日骇，劳罢死转，忘寝与食，非抚之也。”（（p 1404）（10190901）），以及《哀元年传》：吴师在陈，楚大夫皆惧，曰：“阖庐惟能用其民，以败我于柏举。今闻其嗣又甚焉，将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无患吴矣。昔阖庐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器不彤镂，宫室不观，舟车不饰；衣服财用，择不取费。在国，天有菑疠，亲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军，熟食者分而后敢食，其所尝者，卒乘与焉。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是以民不罢劳，死知不旷。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败我也。今闻夫差，次有台榭陂池焉，宿有妃嫱、嫔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从；珍异是聚，观乐是务；视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败也已。安能败我？”（（p 1608）（12010601））。这几段都是说如果不能好好地对待“民”，必将在战争中失败。但是，这里的“民”恐怕也同时是士兵。《左传》中说到的“民”同时也是士兵，可见下面几处例证：《僖二十七年传》：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p 0444）（05270401）），这里的“民”，是出征的“民”，只能是士兵；还有《僖二十七年传》：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徵其辞。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穀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p 0447）（05270403）），以及《庄二十七年传》：晋侯将伐虢。士蒍曰：“不可。虢公骄，若骤得胜于我，必弃其民。无众而后伐之，欲禦我，谁与？夫礼、乐、慈、爱，战所畜也。夫民，让事、乐和、爱亲、哀丧，而后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战，将饥。”（（p 0236）（03270501）），这后两段里要“用”的“民”，也是用为士兵的。所以在《左传》当时，“民”也都是士兵。

这样看来，“民”的因素在当时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我们今日所习见的人民的支持决定战争胜败，而是因为当时的军队很多都不是专业的军队，其士兵都是临时征集起来的“民”，所以所谓“民”意其实直接就是军队的士气，而那些人说要好好地对待“民”，其实说的是要好好对待士兵。

由于“令民与上同意”或“上下同欲”如此重要，在《孙子兵法》中还分别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乱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灾，将之过也。夫势均，以一击十，曰走；卒强吏弱，曰弛；吏强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敌怼而自战，将不知其能，曰崩；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将不能料敌，以少合众，以弱击强，兵无选锋，曰北。凡此六者，败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孙子译注》（p 070）李零（100200）《地形第十》），还列出了很多处理将领与士兵关系的办法。有些办法与《左传》中叙述的比较接近，都是说要好好对待士兵，例如，《行军第九》有：“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故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素不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孙子译注》（p 066）李零（090300）），《地形第十》有：“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譬如骄子，不可用也。”（《孙子译注》（p 071）李零（100400））；有些办法则与《左传》中叙述的那些大不一样，这类说法都集中在《九地第十一》中，有：“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尽力。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入深则拘，不得已则斗。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约而亲，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无所之。”（《孙子译注》（p 077）李零（110400）），又有：“吾士无余财，非恶货也；无余命，非恶寿也。令发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卧者涕交颐，投之无所往，诸、刿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敢问兵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济而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马埋轮，未足恃也；齐勇如一，政之道也；刚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孙子译注》（p 077）李零（110500）），还有：“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民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民不得虑。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将军之事也。”（《孙子译注》（p 080）李零（110600）），还有：“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孙子译注》（p 084）李零（111200）），这些说法权谋意味很重，老惦着把士兵蒙到战场上去，与《左传》中的情景不大一样，也许反映了士兵成分及军队编成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