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新一战史 -- 普罗丁
家园 【整理】新一战史（8） 这一年的11月，在德国东部的莱比锡，出现了一份《火星报》。一个名叫列宁的人，写了一篇文章，抨击本国政府卷入中国战事：
“财政大臣维特曾经宣布：在一九○○年一月，国库内尚余二亿五千万卢布，但是现在这些钱已经没有了，这些钱都已经用在战争中了。因此，沙皇政府正在发行公债，增加国税，并因财政竭蹶而停止建筑正在建筑的铁路。沙皇政府不顾破产的危险，实行侵略的政策……”
列宁提出，把视线放在民族和种族之间，是愚蠢的，正确的做法是放在不同的阶级之间：
“一切仅仅靠枪杆子维持自己统治的政府，时常要镇压人民的愤怒，它们早已认识无论怎样，也不能消灭人民的不满意，因此企图把人民对政府的不满意，转移到其他对象上去。例如：挑动反犹太人的运动，各种下流的报纸，竭力嗾使人民反对犹太人，难道犹太工人不是如俄国工人同样受资本家的压迫与警察或政府的虐待吗？而现在各种报纸、又极力鼓吹反对中国人的运动，宣传黄种人的野蛮、黄种人对于文明的仇视、俄国的“启蒙任务”、俄国兵士们作战的勇敢，等等。各种新闻记者，跪在政府脚下，并跪在钱袋的前面，大卖气力，煽惑俄国人民去仇恨中国人。但是中国人民从来也没排挤过俄国人民，也没有排挤俄国人民的原因。而中国人民自身像俄国人民一样受着痛苦和危害，一样的受亚细亚式政府的压迫。”
“亚细亚式政府”，我很喜欢这个词，让我们先记住它，有机会再来研究。那么，列宁对沙皇政府的批评是正确的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发现应该注意到一点，那就是列宁可没有批评我们的尼古拉，也没有批评其他沙皇，他批评的是“政府”！
如果我们来到离莱比锡仅3小时车程的柏林，那里的某一处深宫（具体哪一处不确定）中住着一个人，会从内心深处赞同列宁的批判，他是谁呢？对了，他就是威廉二世。
即使在他把“黄色凶险”和“该死的犹太人”挂在嘴上的时候，即使在他命令军队“像匈奴一样”进攻中国的时候，他的脑海中经常浮现的，却是另外一幅场景。那是他和“阴魂不散”的俾斯麦的共同记忆。
* * *
那是十年前，威廉刚刚当上“德国皇帝”（这个称号就是俾斯麦给取的）没多久，75岁的俾斯麦和31岁的威廉在一个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争论的焦点是：究竟谁更理解“工人”？
威廉的立场是：工人需要保护和休息时间，所以应当立法禁止在星期天劳动，也对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加以限制。
而在俾斯麦看来，这纯粹是英式“人道主义”的无稽之谈。他激烈地表示：
“……干涉工人的独立性、干涉他的劳动生活及其作为一家之长的权利，这种做法同我的信仰和经验是相违背的。即使无疑社会党人的首领会利用这个问题进行有效的鼓励，夸耀说企业主们为缩短了的劳动时间也会付出未被缩减的工资，但我不相信，工人本身对于禁止他们愿意在一定的日子和时间干活挣钱竟会感激涕零。”
可是，这一回威廉没有打算让步。他着手召开一次没有俾斯麦参加的内阁会议，直到俾斯麦的儿子直闯禁地，向皇帝询问，威廉才表明会议与劳工问题有关，希望俾斯麦“也能出席”。到了这一步，老俾斯麦对于自己的前景，已有了非常不详的预感。
在会上，双方毕竟不可能直接翻脸，辩论还要继续。于是争论的焦点，很快来到一个问题上：你说自己了解工人，证据呢？
威廉给出的证据让俾斯麦大吃一惊：皇帝居然直接把自己的4个幕僚成员给搬出来，这是彻底的摊牌！威廉说，他的议案正是以这4位专门人士的情报和建议为基础的。让我们来看看是哪4个人：
* 欣茨佩特，教育界人士 （俾斯麦说此人“傲慢而笨拙”）
* 道格拉斯伯爵，矿业投机商 （俾斯麦认为他具有“流利而讨好的语言”能力）
* 冯.海登，画家，曾在某富矿工作过 （威廉的“黄色凶险”图，是否有此人的功劳呢？）
* 冯.伯勒普什，曾任科布伦茨省长 （老俾愤怒地想到：此人不过因为有一次对罢工工人表示同情，就获得了威廉的赏识。而他们究竟谈些什么，包括皇帝和其他人谈些什么，都统统对自己保密！）
无论如何，新皇帝务实的态度给与会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上述四人中的海登，还拿出了“一位老工人”的第一手证据，证明保护劳工法案的必要性。然而，要俾斯麦认输也是不容易的，他说自己也作过调查，调查的结果是，除非能够确保只工作6天就得到以前7天的薪水，否则工人们不可能同意此法案，而那些面临失业压力的父母，也不会忍受自己的孩子被禁止劳动。他同时警告，有些工业部门会因为星期天休息导致的经济损失，而丧失竞争力。（注意他用了“工业部门”这个词）
看到两位“神仙”都不让步，“凡人”们便拿出自己的绝招：拖。可这毕竟不是办法，内阁越来越分裂成明显的两派，而两位高层也逐渐发现，自己需要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作出一个选择了，正如杰出的社会主义人士早就预言的那样。
“（俾斯麦说）可是业主们也是有权受到皇帝保护的臣民。皇帝陛下对此置若罔闻，他激动地说：如果煤开采不出来，我们海军就等于解除武装；如果煤不足而妨碍通过铁路调动军队，那么我们就不能动员军队。……如果我处在俄国的地位上，我就会立刻宣战！”
事情真的严重到这一步了吗？要么向工会首领妥协（俾斯麦老成地说道：那是个无底洞），给他们一份《劳工保护法》，要么就向他国宣战，用神圣的战争威胁来让各方面都闭嘴？
德国的工人们，真的坚持不下去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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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整理】新一战史（9） 1878年，比上边提到的罢工事件早大约10年，一个名叫文森特·梵高的年轻人，来到比利时和法国交界处一个叫做博里纳日的矿区。他下到深达700米的矿井里边（700米？我在平地上跑700米都要呕吐好几次……），观察着里边的生存状况：
“我们一起下去，来到井下700米深处，探查这个地狱最隐蔽的角落。矿工们工作的这个地下井离出口最远，他们称之为埋藏身躯之所。……请想象一下在原木支撑的非常狭窄和低矮的通道里，那一排排地下井是什么样子。在每个地下井里，都可见一名身穿又臭又黑的粗亚麻布衣的矿工，凭借小油灯发出的弱光，在忙碌地掘煤。矿工们在一些矿井里可以直起腰来干活，而在另一些矿井里却只能趴在地上干活。这些矿井的结构有点类似于地牢，黑暗阴惨的过道，一排排小织布机，或更类似于农户家中的那一排排面包烤炉。有些井渗水，矿灯灯光产生特殊效果，仿佛是照在钟乳石岩洞石壁上再反射回来似的。一些矿工在地下井里掘煤，另一些矿工把掘出的煤装进推车，这活专门由男女童工来干。地下700米处还有一个马厩，里面关着匹老马。”
令荷兰小伙惊讶的是，他发现矿工们居然“喜欢”地下生活：
“正象海员上岸后仍留恋大海一样，尽管矿工们面临险情和困难的威胁，他们依然留恋矿井，他们宁愿呆在地下而不愿留在地面。这里的村庄荒凉、死寂，仿佛已遭人遗弃，因为生活是在地下而不是在地面上进行。谁都可以在这里住几年，但如果他没下过矿井，他就不会对这里的一切实际情况有准确的了解。”
这是没有道理的！谁会留恋危险而阴暗的地方？在那一带，梵高所到的矿井是死人最多的，你在上下井的过程中，在遇到有毒气体的时候，在瓦斯爆炸的时候，在井底出水的时候，在旧坑道塌方的时候，都可能命丧九泉（呃……九泉，没错）。梵高的话没有说服力，完全没有！
但是梵高仍然试图说服“我”，在另一处，他分析说：
“经验告诉我们，那些象在漆黑矿井里干活的工人一样走进黑暗，走向地球深处的人们，对《福音书》上的话印象最深，也最深信不疑。……那位马其顿人也是一名劳工，他的脸上布满了悲伤、痛苦和疲惫的皱纹，他既不光彩照人，也没有任何魅力，但他有不朽的灵魂。他需要永不腐败的食物，即上帝的教诲。上帝要求在仿效基督的过程中，人们应当过简朴的生活，终其一生也切勿追求太高的目标。”
我是不是听错了，上帝和耶稣几时有这样的“教诲”！不过，即将步入30岁，渴求尽快成为传教士的梵高，还算是从这些工人身上观察到了一些不同的东西：
“他们都有点神经质。我不是说他们怯弱，而是说他们很敏感，他们对任何想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人，都有一种天生的根深蒂固的仇恨和不信任感。谁和烧炭人在一起，谁就必须具有烧炭人的性格和气质，而不能装模作样、骄傲自大、颐指气使，这样才能永远和他们相处得好，或赢得他们的信任。”
这里，梵高同学一不小心也说了实话，他是又一个梦想“赢得他们的信任”的人。不过，对于梵高来说，这种信任的意义主要是艺术上的，因为他要为“英国人”提供一流的作品。大约十年之后，当他发现另一个叫做麦尼埃的画家，已经完成了不少他一直想画又没有画出来的“矿工艺术”（见上图）时，他进一步转变了采风的视角。
但是，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这种信任却具有惊天动地的价值。
家园 【整理】新一战史（10） 1889年5月，旅居英国的恩格斯注意到一件事：鲁尔区罢工了！
“德国矿工的罢工对我们说来是一件大事。像宪章运动时期英国矿工那样，德国煤矿工人也最后进入运动，而这就是他们的第一步。运动是在威斯特伐里亚煤矿区的北部开始的，——在这个地区每年可以采煤４５００万吨，而开采的地区甚至还不到一半，因为那里的煤要从５００ 码的深处采出。这个地区的矿工过去一直是善良的臣民，爱国、 听话，而且信教；他们为第七军输送了极好的步兵 （我很了解他们，我生长的城市只在这个煤矿区南面六七英里）。 ”（恩格斯发表在《工人领袖》杂志6月号的文章）
毫无疑问，这是一件让威廉同学无比忧虑的事情，因为鲁尔不比别处，那是德国（作为一个行政和经济意义上的“区域”）的命脉，正像恩格斯这个“家乡人”所提供的信息所显示的那样。“第七军”是什么军？和一战有什么关系？我们暂时还不知道，但是由于某种原因，这里的矿工和西边比利时人不同，他们已经无法忍受了。如果作一个宏观的调查，那么这次在历史上（尤其是我们的马列史上）意义重大的罢工无疑会有多种成因，比如经济发展的原因、环境保护的原因（何谓“环保”？请再次回顾上边梵高的调查和麦尼埃的名画）、种族的原因（那里多波兰移民）、宗教的原因，等等。但是，从恩格斯的文字上看，他本人至少不是此次大罢工的直接“推手”。他也并没有兴奋到回老家参与此次工会运动，以进一步获得梵高所渴求的“他们的信任”。恩格斯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恰恰在这一年之前的4年和之后的4年，恩格斯分别给一本书写了序言，这是他在费尽心力出版这部书的过程之中，以及过程之后的总结陈辞。我们来看看第一篇序言的开头：
“要完成《资本论》第二卷的付印工作，使本书既成为一部联贯的、尽可能完整的著作，又成为一部只是作者的而不是编者的著作，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留下的修订稿很多，多半带有片断性质，所以要完成这个任务就更为困难。至多只有一稿（第IV稿） 经过彻底校订，可以照原样付印。但是，由于有了以后的修订稿，这一稿的大部分也变得陈旧了。材料的主要部分，虽然在实质上已经大体完成，但是在文字上没有经过推敲，使用的是马克思写摘要时惯用的语句：不讲究文体，有随便的、往往是粗鲁而诙谐的措辞和用语，夹杂英法两种文字的术语，常常出现整句甚至整页的英文。这是按照作者当时头脑中发挥的思想的原样写下来的。有些部分作了详细的论述，而另一些同样重要的部分只是作了一些提示。用作例解的事实材料搜集了，可是几乎没有分类，更谈不上加工整理了。在有些章的结尾，由于急于要转入下一章，往往只写下几个不联贯的句子，表示这里的阐述还不完全。最后，还有大家知道的、连作者自己有时也辨认不出的字体。”
全文摘录这段话有着重要的意义：它真真切切地告诉我们，《资本论》这部世界名著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作品。上文中有这样一些关键词，例如“不讲究”“随便”“粗鲁”“诙谐”“夹杂”“当时头脑中发挥”“没有分类”“急于”“不联贯”“不完全”“辨认不出”，等等。看过之后，我的判断是：
《资本论》根本不是一部关于“理论”的成型著作，它实际上是一种“随感录”！
问题由此而来：第一，马克思为何要写这样一部随感录？为何非常重视这部作品？
第二，《资本论》的内容及其出版，它的迅速在各阶层尤其是知识阶层和工会中的流行，与一战的爆发有什么关系吗？
第三，恩格斯执着于这本书的出版，其用意是什么？他为何要努力把一部随感录，变成一本带有“严谨理论色彩”的作品？
我认为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对于这部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当然，回答它们的难度似乎也远大于前边的“黄色凶险”问题。）德里达说“没有资本论就没有今天的世界”，这话或许夸张了些，但是说没有《资本论》就没有那以后的半个世纪，或许还是比较公允的！
所以我决定为这个问题花费一些心思和精力。之所以这样做仍然必要，是因为我将努力阅读它的英文版，虽然不是德文原版，但至少是最接近这种日耳曼语的一种语言（恩格斯说的很明白，马经常用英语思考和写作）。这有两个好处：1）有望读懂马克思的原意。2）有望把那些在若干次整理、删节和重述中变得无影无踪的“粗鲁”“诙谐”和“不联贯”恢复一部分。不阅读这些看似低级和随意的东西，就没有可能真正知道马克思的思想。（国内数以十万计的马列研究人员，不妨也趁此思考一下自己存在的意义和前途）。
我找来了 Samuel Moore 和 Edward Avelin 的英译本，这两位译者没有像另外某位那样遭到恩格斯的辛辣讽刺和批判（其实我也很想读读那个记者的译本），版本的源泉是网上的Marx/Engels Internet Archiv，这个名字增加了我研究的信心。
家园 【整理】新一战史（11）--- 《资本论》启动 开始阅读。
第一章第一节（传说资本论的开头是关键，读懂它们就能读通马克思。不管真假，我先试试）
“一个商品的两种关键因素：use-value 和 value （以及 value 的本质和 value 的‘量’）”
这样下去，似乎会妨碍各位的阅读。我想了一个折衷的办法，用拼音文（注：这不是我写此贴的初衷，但拼音文的优势的确无所不在）。于是变成：
“一个商品的两种关键因素：shiyong-jiazhi 和 jiazhi （以及 jiazhi 的本质和 jiazhe de shuliang）
· 在资本化生产模式占据优势的那些社会当中的财富，主要呈现为“商品的大量积累”，其个体单元就是单个的商品。所以，我们的调查必须从分析商品开始。
我看出三点：
1）马克思在进行一次“调查”，而不是提出一种“理论”。
2）马克思认为，在某些社会中是资本化生产主导的，那么在另一些社会中，就不是资本化生产主导的。究竟哪些是，而哪些不是呢？尤其是，德国是不是？中国是不是？我们暂时还没有答案。
3）既然财富体现为各种各样的、无穷无尽的商品（我们生活的世界其实由商品构成），那为什么马克思要去考察一个“个体”？因为显而易见，各种商品除了都是“物质”之外（甚至还有不是物质的，比如服务），简直就没有任何共性可言。一桶水和一台电视都是商品，它们能一样吗？究竟你拿哪个作为“个体”的样本来研究呢？马克思在写作过程中，究竟想得最多的是哪个个体呢？暂时未知。无论如何，马克思认为这样的“个体化”是有必要的，而且是正确的。
· 一种商品，首先，是一个外在于我们的客体，一种其性能可以满足人类某种需要的东西。
好，这里马克思给商品找到了一种“共性”，就是一切商品都是满足人类需要的，水在满足，电视也在满足。既然“需要”是相似的，那么各种看似不同的商品之间，就也是相似的。
且慢！我对水的需要，和我对电视机的需要能是一样的吗？有人可能立刻想起马斯洛同学了，没错，需求是有区别，有层次的。但是我不想扯那么多，我就谈最实在的问题：我需要水的时候，我会“渴”，一种非常不爽的感觉，而且如果没有水，我就会得病，就会“上火”，脾气也会变坏。
而如果没有电视，我还有其他办法，比如ipad，比如好书（资本论是好书吗？得再观察一下），比如收音机。甚至这些都没有也没关系，我可以去找美女玩（如果她也没有电视看，没准就会接受我啦！）
可见，水和电视有一种根本性的区别。水是不可替代的！而电视可以。那么马克思同学所谓的“商品”，是包括这两种，还是仅仅指“电视”这样在工厂里复杂地生产出来的东西呢？不得而知。我隐隐记得马克思喜欢用麻布和衣服作比喻，那么后者的可能性比较大。难道老马忘记了“水”也可以是商品？或许他那个年代，“水”还没有成为商品吧。不过这样一来，他所谓的“资本化社会”（比如他和恩格斯都喜欢居住的英国），还能够叫资本化社会吗？太低级啦，哈哈。
不管如何，在他的那个年代，人们看来还是普遍地感觉到，商品都是“需求”的结果。而且像马斯洛既然能够对各种需求分出层次，那么认为需求可以研究，可以分类，尤其是认为“需求”都是一回事，估计是那个年代的一种普遍思维（梵高同学会同意吗？威廉会同意吗？）
家园 【整理】新一战史（12） · 这种需求的性质，无论（比如说）来自胃部还是来自梦想，没什么不同。
正好，老马不打自招，他坚持认为对食物的需求和精神追求是一回事（当然，他非常巧妙地没有提到具体的商品，显然知道这会带来无休止的争论）。虽然我很希望快一些知道他如此“化约”，把外部商品和内部需求都作简单化处理的目的何在，但是不得不先跟着他的思路走一段，以便把握和（可能的话）批判他的随感或者理论。
· 同样，我们也不关注这些客体究竟如何满足这些需求，无论是像生存必需品那样直接满足，还是像产品那样间接满足。
嗯，看来老马还是比较厉害的，我考虑的问题他仿佛都考虑到了。他认为“水”是直接满足，而“电视”是间接满足，有想象力。不过我还是不太认可一点，啥叫“间接满足”？难道我从电视中看到的，完全是无数工人和艺术人士在后边的“劳动”吗？完全不能同意。节目就是节目，那些劳动不过是节目的产生方式，它和直接触动我心灵或者恶心之极的节目本身（音乐、画面构图、对话等等）根本两码子事。没错，我是在和一些人进行某种沟通，但你不能说这载体是无所谓的。恰恰相反，载体才是关键！是时代进步的最大的标志！
老马是悲观主义者？暂时别下这种定论，再看看。
· 每一种有用的东西，比如“铁”和“纸”，都可以从两个角度考察，一是质，一是量。这些物品是多种性能的集合，所以可能有不同的用途。找出这些用途是历史的任务（the work of history）。同样，建立起社会认可的量化标准也是历史的任务。测量方式的多样化，一半来自物品的多种性质，一半来自传统。
原来马克思和我不太一样，他一想“商品”，脑子里出现的就是铁片啊纸啊这些低端产品。虽然按说一个感觉丰富的人，也能够从纸张的纹理、剪裁、光滑度等方面感受到一种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交流”，不过显然老马没这个心情。所以他把那么丰富的感性内容，用一个“质”，用一个“用途”替代得干干净净。在他的枯燥无比的历史中，这些用途逐渐被发现出来，逐渐获得新的“测量”方法（好像测量不是首先要用美丽的眼睛和心灵！）。真是个可怜孩子，缺爱。
· 一种物品的 utility 就是 shiyong-jiazhi. 但这个 utility 不是像空气一样。由于受到商品的物理性能的限制，它其实也就是那种商品本身。所以，一种商品（诸如铁、米面、钻石）只要是物质的，就必然是一种shiyong-jiazhi，一种有用的东西。一种商品的性能和所需的劳动是两回事。
既然 shiyong-jiazhi 就是商品本身，那你还创造出这个词做什么呢？不管怎么翻译这个词，“用”总不是一个有水平的概念，太过普通。难道马克思是在悲叹万物都成了商品，是在反感一切都需要用“功用”来加以衡量吗？（隐隐想到弗洛姆关于“异化”的感叹）如果真是如此，那他绕的弯子也太大了些。何苦这是。
· 当我们面对 shiyong-jiazhi 的时候，总是仿佛在处理固定的量，比如几十块表、几码麻布、几吨铁，等等。商品的 shiyong-jiazhi 给商品带来了一种独特的学问，那就是关于商品的“商业化知识”。shiyong-jiazhi 只有在使用或消费时变成现实：它们同时构成了一切财富的实质，无论那财富的社会形态是什么。在我们即将考虑的那种社会当中，它们还是交换价值的贮藏所。
目前为止，我翻译的《资本论》还算可读，比任何一个“马列。。。。所”的译本好了太多。这段话有个问题：正如商品一样，财富的特征也多了去了，比如金币的质感、书画的美感、股市行情的动感、地产的安全感（现在也不太安全了），你马克思凭啥说你这个关于“用”的属性就是它的实质？难道真有多少人收集书画和房产是为了用吗？太无知啦。当然，也可以说它终究是为了用的，但是仅仅一个北京空置房间之多，空置时间之长，绝对能够让你大开眼界。而且既然一转手就能出去，那也只是“交易之用”，和你这个 shiyong-jiazhi 有半点的关系吗？没有。
所以，这里的马克思仍然在发散他那酸腐文人的感叹，和对物质世界的悲凉体验。而问题的本质（？），在于他的认识是错误的，人类获取财富的意义，绝不在于“用”，而在于远为复杂的动机。马克思说对了一点，就是“传统”，但是他在这个领域涉猎得太浅啦。渺视宗教的恶果啊。
不过，还有一种可能：是否马克思自己其实也不在乎他的观点是否“本质正确”呢？他是否有更深层的目的呢？
（to be continued）
家园 【整理】新一战史（13）--- 资本论（那个时代的思想） · 交换价值，乍一看，呈现为一种数量关系，因为不同物品在使用之中的价值在按比例进行交换。这种关系是随着时间和地点经常性变化的。所以交换价值似乎是某种偶然的、完全相对的价值，但它最终是一种内在的价值，即一种完全不可分离的、包含在商品之内的价值。虽然这样说，从语法上似乎有点矛盾。
马克思是一个诚实的同学，他自己也意识到自己逻辑的混乱，一会说5块钱一个冰激淋是偶然的，一会又说它是内在的。这里的问题在于，他究竟想干什么？他似乎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确信，觉得任何一场交易的背后，存在某种“确定”的东西，而他写作《资本论》的动机，就在于把这个确定的东西找出来。假设这个东西真的存在吧，它会是什么呢？马克思似乎不认为它是 shiyong-jiazhi，看来他也同意，“用”是一个比较低级的，缺乏概括力的词。既然物品的本质不在使用，那它还会在哪里？马克思似乎在“交换”这种普通的行为当中，看到了那个与全部社会关系紧密相连的“遁去的一”（借用黄易术语）。
· 让我们更近一些考察这个问题。一个给定的商品，比如一夸脱的小麦可以交换 X 量的鞋油，Y 量的丝绸，或者 Z 量的金子。简单说，就是以最截然不同的比例来交换其他商品。所以，这些小麦的交换价值不是一个，而是许多个。但是由于这里的 X 鞋油 Y 丝绸和 Z 金子都对应同等量的小麦，所以它们相互之间必定可以作为交换价值而互换，或相互等同。于是：首先，给定商品的合法交换价值表达了某种“相同的东西”；其次，交换价值通常只是用来表达其中包含的，却又不同于商品本身的一种“现象形态”（phenomenal form）。
“现象形态”这个词用得好，它清楚地说明马克思完全是在捕风捉影地试图在日常的现象中寻找他渴求的“本质”。当然，这个本质其实也就是“原因”，不然为什么你要用5块钱而不是5万块钱去买一个冰激淋呢？肯定这背后有某种道理吧。什么道理？那就复杂了，它涉及国家的货币政策、国家和企业的生产力量、政府的威信、市场的理性程度、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教育水平、流行的趋势、明星的造访，还有其他的很多因素，包括天气变化等等。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习惯于用一个“天”字来表达这种复杂而又似乎的确存在的事物背后的道理，现代西方人则喜欢说“看不见的手”，而我们的马克思同学，对这两种解释都不满意，他要提出自己的解释，更关键的是，他认为最合理的解释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尤其是劳动交换的关系当中。（难道老马的先辈是手工业出身？暂时不知道）
于是我们得到了一个初步的答案：《资本论》出现的根本原因之一，是马克思不满于当时的人际关系。我们已经知道，他是一个比较孤独和缺乏生活感性的人，那么人际方面的短期或长期失败是比较正常的。但是，问题在于，他打算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他对“交换价值”的关注，有助于解决个体和社会普遍的人际关系现状吗？
* * *
· 我们来考察两种商品，比如棉花和铁。它们可以互相交换的那种比例（无论具体为何）总是可以用一个等式来表达，即给定量的棉花等于某个数量的铁，如 1夸脱棉花 = X cwt 的铁。这个等式说明什么？它说明在两种不同的东西之间，存在着某种共同的东西。而这两者又必然可以等同于第三者，它本身既非棉花又非铁。它们中的每一个，只要可以相互交换，都可以简化为第三个。一个简单的几何学解释可以说明此点。为了计算和比较各种带直边的几何形状的面积，我们往往把它们分成若干三角形。而每个三角形的面积要用一种截然不同于它的表面形状的东西来表达，即“底乘高除以二”。同样地，各种商品的交换价值也必须能够用一种共性的东西来表达，以说明它们或多或少。（这一段的官方中译本堪称惨不忍睹，有兴趣者可自行对比）
可见，马克思的脑子还是清楚的，他清醒地意识到不同商品之间的差异性、多样性是巨大的。所以他得费很多精力来“证明”它们的共性。他的逻辑仿佛很正确：如果两样东西都可以等同于第三种东西，那么它们当然也可以等同于第三种“概念”----当然，伟大的jiazhi概念就要脱颖而出了。我发现，首先，马克思总是非常聪明地不去用我曾经使用的那些个体，比如水，比如复杂如电视机或机床的商品。如果他的等式变成 1吨水 = X 台电视，甚至 1吨水 = X小时的节目，那么老马要证明的东西可就未必那么有说服力了。其次，为了找到他所心仪的“价值”，他不得不首先给 shiyong-jiazhi 戴上大红花，因为他不得不承认一点，就是所有这些交换价值的比值都和“用”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没错，你可以说“用”不是决定性的，但你永远否认不了，仅仅在“用”的前提下，交换才有可能和意义。于是，shiyong-jiazhi 成为老马始乱而终弃的一种过渡概念，当具有浓烈社会关系属性也就是政治属性（甚至是野心属性）的“价值”脱壳而出时，“用”所代表的消费者，被马克思狠狠地扔到了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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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整理】新一战史（14） · 这种“共性”既不可能是几何属性或化学属性，也不可能是其他的自然属性。这些自然属性仅在影响商品的使用（并使之成为 shiyong-jiazhi）时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但商品交换显然是一种不同的动作，其特征完全是从 shiyong-jiazhi 当中抽象出来的。于是，不同商品的 shiyong-jiazhi 从充足的量的层面看是一样的，或如巴本所说，“如果价值是一样的，那么一种商品和另一种商品都很好。等价的东西之间没有区别或不同特征。价值100镑的铅、铁和价值100镑的金银都很值钱。”商品作为 shiyong-jiazhi 首先呈现出不同的“质”，但是作为交换价值，它们仅仅是不同的“量”，并最终不再包含哪怕一个原子的 shiyong-jiazhi。
这一段可能会有马克思本人的笔误或者翻译上的错误，但这已经没关系，因为我们都能看懂它的意思：这还是任何意义上的“理论研究”吗？根本不是了。马克思其实是在抱怨：这个资本化社会快要把物品的“质”完全消磨光了，剩下的只有“量”了！看来马克思也不是我想象的那么无情无义，他还是有内在的感性一面的，对一个多彩的世界还是充满热爱的。但是，马克思看到的是真相吗？当时的社会真的在消灭物品的“质”和多样性吗？从我们已经简单考察过的弗朗茨、利奥、威廉、李鸿章等人的经历和偏好来看，他们面对的世界还是挺有色彩，而梵高以他独特的眼光，甚至在黑暗的地窟里边都能看出色彩来。为什么马克思看不到这些？马克思究竟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当中？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马克思写出这通抱怨语气明显的话，不完全是在发泄自己的感慨，他应该有很大的信心：这种抱怨能够在一些阶层中，甚至在普遍的社会中引起共鸣。从《资本论》后来的迅速流行来看，这种情绪的号召力至少不亚于威廉的“黄色凶险”图，也不亚于（我们即将看到的）列宁的激情演说。他和恩格斯应当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这种看似平淡的、纸面上的交流，其意义绝对不亚于组织罢工，甚至能够和领导国家相提并论。（如果让弗郎茨来挑，他会挑哪个呢？）
现在，回忆起我在中学时期所接受的颇具东方神秘主义色彩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对立统一，禁不住想笑。
继续阅读经典。
· 那么，如果我们不再考虑商品的 shiyong-jiazhi，它们就只剩下一种共性 ---- 作为劳动产品的共性。可即使劳动产品本身也被改变了。如果我们把它的 shiyong-jiazhi 抽象化，我们同时也就把它从造成其 shiyong-jiazhi 的物质元素和形态中抽象出来。我们从中看到的不再是一张桌子，一匹马，一卷纱线，或其他有用之物。它作为物质的存在消失了，它也不再能够被视为一个建筑木工、石匠、纺纱工的劳动产品，或任何生产性劳动的产品。除了这些产品的有用性能之外，我们还无视了体现其中的不同种类的劳动，以及劳动的形态。唯一剩下的是它们都拥有的一种共性，它们全部被简化为同一种劳动 ---- 抽象的人类劳动。
继续意淫，几乎不必解释。当然，马克思有一点还是值得认可，就是他否定和批判了普通知识分子所强调的“元素”“形态”之类，因为不仅他在意淫，其他人也在如此。现在他需要证明，自己的意淫更有水平。当他使用了建筑木工（joiner）这个仅仅在英国建筑业常用的词汇时，当他连通常知识分子对“不同劳动”的分类都嗤之以鼻时，他似乎在进行一种努力，就是从本质上去贴近一个“劳动者”的心态。他认为，至少在他所见、所感的劳动者当中，没有各种妙不可言的“创造性”的存在，他看见的全都是同一种机械的、无聊的、异化人性的、变态的“抽象劳动”。
事实的确如此吗？我不知道，参考梵高的体验和麦尼埃的画，我得承认马克思多少把握到了一点“真相”。
· 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些产品中的“剩下的东西”。每一个产品都包含了同样的“非本质的”现实存在，那仅仅是同质的人类劳动的结合，是被消耗的劳动力的结合（无论具体消耗方式为何）。所有这一切告诉我们：人类的劳动力在生产中被消耗，以及人类劳动体现在产品当中。当我们细看这些社会存在当中的“水晶”的时候（它们都有），我们发现它们就是 ---- jiazhi。
就不必解说了。我们来尝试体会一下马克思写到这段时的激越心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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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整理】新一战史（15） · 我们已经看到，当商品被交换时，它们的交换价值呈现为某种独立于 shiyong-jiazhi 的东西。而如果我们把 shiyong-jiazhi 抽象出来，剩下的就是上边所定义的 JIAZHI 了。因此，在商品交换中呈现自身的共同实质（无论交换何时发生）就是它们的 jiazhi。我们随着调查的进行将会发现，交换价值是商品的 jiazhi 能够呈现出自身或被表达的唯一形态。但就目前而言，我们需要暂时抛开这个形态，先思考一下 jiazhi 的性格。
毫无疑问，既然神奇的 jiazhi 已经产生出来，就需要对它作一些论述，以区别它和别的东西。它既和 shiyong-jiazhi 不同，也和我们通常所说的用钱来衡量的那个“价值”不同（拼音文真是好东西啊）。为了说清这个问题，马克思的语言都变得纠结起来。总之，这个 jiazhi 完全是马克思依靠个人的天才所发现或创造出来的一个“存在”，它是如此的不同寻常，却又无处不在，非常普通。老马简直就是在告诉我们：你们随时都生活在 jiazhi 当中呢，自己却不知道吧？
而随着这个概念的产生，我不禁想到另一个重大的问题：通常所谓的马克思发明的“辩证唯物主义”，它究竟是个什么理论？难道像 jiazhi 这样的存在，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物”？
· 有的人可能认为，如果商品的 jiazhi 取决于其中花费的劳动数量，那么劳动者越是低效和缺乏技能，商品就会变得越有价值，因为他必将花费更多的生产时间。但是，这里形成 jiazhi 之实质的劳动是“同质的人类劳动”，是同一种劳动力的使用。而社会的劳动力的总和（体现于社会所生产的全部商品 jiazhi 之总和）在此计算为人类劳动力的同质之混合。当然，给出这些劳动力的是无数的个体单元。这些单元之中的任何一个都等同于其他一个，只要它具有平均的社会劳动力的水平，并就此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只要它仅仅需要社会平均需要的时间来完成一个商品。这里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普通的生产条件下生产一个物品所需要的，同时需要平均的技能水平和主流的劳动强度。英国引进动力织布机，很可能把纺织一定量的纱线（纺成布）减少了一半。当然，手动缝纫机仍然需要跟以前一样的工作时间，但是这项改变之后，劳动一小时仅仅相当于之前半个小时的劳动，从而其 jiazhi 也跌了一半。
基本上是弯弯绕，绕弯弯。这一点，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发现了，即所谓 jiazhi 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实是同一个概念，但是有些政治教材却故作高明地声称前者的定义是后者。当然，当时的我想不明白为何老马要提出这个概念，现在终于明白了，于是也就能够理解他为什么需要花功夫来不断地“阐述”和“论证”。说白了，对于有悟性的人来说，这些论证根本没有必要，或者不是写给我们看的。
· 我们看到，决定任何物品之 jiazhi 的大小的是社会必要的劳动量，或生产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此关系中，每一个商品都会被视为其级别的“平均样本”。因此，各种商品只要体现了平等的劳动量，或者能以相同的时间生产出来，那么它们的 jiazhi 是一样的。一种商品之 jiazhi 相对于其他商品的 jiazhi，正如前者的必要生产时间相对于后者的必要生产时间。“作为 jiazhi，所有商品不过是确定的劳动时间凝结体。”
为了建立和强化一种关于 jiazhi 的认识方法和思维习惯，马克思在此运用了一条古老的中国哲学----“谎言说上一千遍就成了真理”。当然，这句话应该倒过来理解，就是他认为那些“常识”才是真正的谎言，是需要尽可能破除的东西。我们习惯于用来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我们所看到的商品，根本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丰富多采，充满了创造与智慧，表达了人际的和谐与积极交流。恰恰相反，老马说，那里边只有最普通，最庸俗、最找不到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些内涵的所谓人类劳动。由于这种背景，商品不是商品而是“样本”，劳动不是劳动而是“量”和“时间”的数学关系。
马克思这是在说哪里？是他所生活的活力四射的英国吗？我觉得不是。我认为他说的是德国，甚至 ……
家园 【整理】新一战史（16） · 所以，商品的 jiazhi 应当是恒定的，只要生产它的劳动时间是恒定的。但是，后者却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每一次变化而变化。生产率则由不同的环境决定，尤其是由工人的一般技能水平、科学的程度以及科学得到应用的程度、生产的社会化组织、生产手段的程度和具体能力，以及物理条件而决定。例如，较理想的季节的同等劳动量可以转化成 8 bushel 的粮食，而如果在不好的季节，则只有 4 bushel。同样的劳动在富矿中可以产出更多的产品。钻石在地球表面的出现概率很低，所以它们的发现通常要求大量的劳动时间，于是许多的劳动却只得出较少的量。Jacob曾经怀疑是否金子的价格反映了它的真实价值，而钻石更是如此。按照Eschwege的说法，巴西钻石矿整整8年的总产量（截止1823年）还没有达到那里的糖和咖啡种植园一年半的价钱，而钻石却要求多得多的劳动，从而应当体现更多的 jiazhi。对于富矿，同等量的劳动通常能获得更多的钻石，于是其 jiazhi 就会下降。如果我们能够实现用一点点劳力就把碳转化成钻石，它们的 jiazhi 可能就会跌到砖块以下去。一般而言，劳动的生产率越高，生产一个物品所需的劳动时间就越少，jiazhi 就会越少；反之亦然，劳动生产率越低，一个物品的生产所需的劳动时间就越多，jiazhi 就越高。所以商品的 jiazhi 随产量而变，并随（相关劳动的）生产率而反向变化。
这里，至少我认为，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马克思明明说清了生产率和 jiazhi 之间的关系（反向变化），但他所举的例子，却完全不能证明这一点。金子、钻石这些稀有物品，其生产的难度最大、时间最长，但是价格（在他和其他一些人看来）却不够高，远不如巴西种植园的收益率高。这说明什么呢？是因为种植园的垄断经营特点吗？既然垄断的结果是“价值规律”的失效，那么究竟应当否定垄断，还是应当否定马克思提出的这个规律本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清晰的论述说明他完全意识到了这中间的矛盾，也就是说，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提出的理论是“违反现实”的！那么他提出这个理论的意义是什么？甚至，他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正如我所一直怀疑的），真的是要提出这样一个理论吗？
金矿和钻石矿的问题，无疑是那个时代的最热的热点（我又想起了西部淘金潮和“黄色凶险”的起源）。马克思作为一名作家，当然需要呼应这个潮流。问题仅在于，他从这个潮流当中看出了什么？
· 一个物品可以构成 shiyong-jiazhi 而没有 jiazhi。这种情况只要物品的作用不通过劳动实现就可以成立。例如空气、处女地、自然草场，等等。一个东西可以既有用，又是人类劳动的产品，却不是商品。任何人都可以直接满足自己的需求，使用自己的劳动进行生产，就能够带来 shiyong-jiazhi，但那不是商品。为了生产商品，他不能仅仅生产 shiyong-jiazhi，而得为他人生产 shiyong-jiazhi，也就是社会化的shiyong-jiazhi。（也不仅仅是为他人生产就行。中世纪的农民为其领主生产免税粮食，为其牧师生产“什一税粮食”。但是，两种粮食都没有因为是为他人生产而成为商品。为了成为商品，产品必须被转移给他人，构成他的 shiyong-jiazhi，转移的方式是交换。）最后，一切没有“用处”的物品都不具有 jiazhi。如果物品是没用的，那么包含在其中的劳动也是没用的；这里的劳动不成其为劳动，因此没有创造 jiazhi。
这是本章的最后一段，马克思需要一番总结陈词。简单地说，他证明没有劳动，没有为他人劳动，没有形成对对方有用的交换，都不能构成 jiazhi。总之这个 jiazhi 就是新时代与中世纪的根本性差异，它的产生伴随着人类的新型“需要”的产生。人类开始产生这种独特的“需要”，就要跟一切传统思想、传统宇宙观、传统道德说再见了。
我的另一个发现是，既然《资本论》的第一章已经如此清晰地阐述了我们在中学政治课本中学到的全部内容，而且还远远不止那些“理论”，那么在接下去的厚厚书卷中，老马同学还打算说些什么呢？我还有必要跟着他的思路继续前进吗？至少目前，我不认为这是具有效率的，符合“价值时代”的做法。事实上，我打算采用“关键词搜索”的方法，去考察马克思对于几个根本性问题的态度，从而揭开他写作《资本论》的真正动因。
家园 【整理】新一战史（18） 根据我的初步印象，以上涉及“德国”的这些文字有三方面的重要意义：
1）德国和英国（还有其他国家）常常同时出现，有利于分析马克思的思想倾向。
2）其中提到了矿产、金本位、德国工作日等我们已经讨论过，或即将讨论的问题，有助于全方位分析一战的动因。
3）显然，越到后边，马克思的分析越深入，内容越深奥，这说明马克思的确在以 jiazhi 为切入点，坚持进行着他对世界各方面的探索。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经济学”，大概指的就是这种学问。
下边，我对以上18条内容进行归类整理，寻求获得更明确的、更多的重要信息。
第一类：关于德国的国际地位尤其是经济地位，包括第2条以及第4、5、7、10、12、15、17各条。从这8条的基本内容分析，马克思认为德国是当时世界经济中的“发展中国家”，至少算不上强国。和强大的英国相比，差距非常明显，并受到英国的各种制约。同时，马克思提到德国人的技术智慧（体现在发明上）并不弱，至少曾经有过某种辉煌。
第二类：关于德国工人的处境，包括第1、3、6、9四条，主要认为德国的工人和发达国家相比，在生产链条上的地位比较低端。第8、16两条也间接相关，前者提到德国当时的主流文化仍然是资本主义文化，还没有产生对资本主义的广泛批判情绪，那么工人对于自身的处境应当是相对认可，而不容易有英国工人的反叛情绪。后者提到德国“民族主义”大资本家的崛起，在这些规模巨大的生产车间中，工人的层级应当是比较多的，低级别工人的数量应当是巨大的，工作和生活的自我可控性或自由度应当是比较少的。
第三类：关于德国经济制度的变革或发展，包括7、11、13、14、18这五条。虽然都有经济制度的内容，但侧重各有不同。第7条似乎认为德国的“经济进步”具有虚伪性和欺骗性；第11条涉及工资准备金的问题，德国政府或企业似乎缺少融资手段；第13条说明德国正在融入世界主流的信用体系；第14条似乎说明德国货币市场化的一些后果；第18条是关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经过以上梳理，我发现马克思对于当时的德国有几种主要认识或态度：
1）虽然是一个号称“四海为家”的犹太人，但是马克思对于自己的祖国仍然充满关切。
2）马克思认为德国人具有出色的技术智慧，能够在当时的世界经济中发挥更多的，更高端的作用。但是由于某种原因，这种优势没有发挥出来，甚至日益被压抑和掩盖了。
3）马克思对于处在经济链条较末端的德国人尤其是德国工人的现状多少表示了不满，同时似乎认为德国工人应当学会“批判”他们身处的社会制度。
4）马克思意识到德国所处的艰难局面，但同时期待德国通过建立真正的“有限责任公司”制度，而不是通过比较虚假的其他经济进步指标来完成变革。简而言之，要变制度而不是变政策。
这里的“制度”究竟是指什么？我暂时还没有发现，或者马克思暂时还没有说。但我同时意识到，仅仅分析马克思对德国，包括对英国的态度，还是不够的，因为从前边的引文看，他也比较关切那些比德国更加“落后”的地区。换言之，对于当时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局面，他很可能有一个通盘的考虑，否则他就是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了。所以，下边我决定引入另一个关键词。
家园 【整理】新一战史（19） 首先采用的是 China，选用这个关键词一是为了照应本文的主旨，其次也是包含一种预设，即中国应当在当时的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中代表了一种独特的存在。马克思对于中国的态度，即使仅仅是对一个传统帝国或者（准）殖民地的关注，也能够体现他对于世界面貌和走势的核心思想。经过搜索，发现马克思对于中国及相关事件的基本论述如下：
1. In the 10 years from 1856 to1866, England exported to India and China (120,000,000) in silver, which had been received in exchange for Australian gold. Most of the silver exported to China makes itsway to India. （中国从英国获得银子，再跟澳大利亚换成金子。最终的消费品主要来自印度）
2. Besides these, there still exist, in India and China, two distinct antique Asiatic forms of the same industry.（中印都存在两种古老的产业）
3. 1831to 1833 continued depression, the monopoly of the trade with India and China withdrawn from the East India Company.（东印度公司的商业霸主地位）
4. On their heels treads the commercial war of the European nations, with the globe for a theatre. It begins with the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 from Spain, assumes giant dimensions in England's Anti-Jacobin War, and is still going on in the opium wars against China, &c. （欧洲各国竞争世界市场）
这里，在第二条，出现了一个词：Asiatic form，翻译过来应该是“亚洲式”或“亚细亚式”。我想起前边曾经引用的列宁用来批评俄国政府的话，他也提到这个词，而且说“中国人民自身像俄国人民一样受着痛苦和危害，一样的受亚细亚式政府的压迫”。可见，列宁认为俄国和中国的政府属于同一类型，都叫做“亚细亚式”。那么，列宁的这个概念和观念是否来自马克思？政府的形态和经济、和战争有什么关系？考虑到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我暂缓分析其他的发现，先就马克思对此问题的论述作一些考察。
当触及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有些惊讶地发现，马克思这里的讨论竟然是很长的一段话，涉及到了很多方面。他首先从“机器生产的制度”（制度！）说起：
· 一种机器生产的制度，无论其内容是纯粹的相似机器的协作（如织布）还是不同机器的组合（如纺纱）都包含了巨大的“自动性”，只要它的主驱动器是自动的。但是，虽然工厂作为一个整体是由蒸汽机驱动的，但是有些机器可能需要人力来协助进行某些运动（这样的协助曾经为驴子运输所必需，当时还没有发明自动驴子。至今在高级纺纱厂中还是需要这样的人工协助），或者，为了使一台机器运转，一些部件需要手动操作，如同一种手动工具，这种情况曾经在制造机器的车间中存在，当时还没有变成自动的。一旦机器的运转不再需要人的帮助，所有必要的原材料加工运动都只需要他在场就行，那么我们就得到一种自动的机器工作制度，而且这种制度的细节还很容易不断改进。比如一旦薄片裂开机器就停止作画，或者一旦卷筒没线了就有一个自动装置使动力织布机停止运转，这些都是非常现代的发明。如果要举一个例子，同时包含生产的连续性和体现自动原则的话，我们可以举出现代造纸厂。在一般的造纸工业中，我们能够方便地研究不同生产手段带来的生产模式之间的区别，也可以研究关系到这些生产模式的社会条件。因为古老的德国造纸业提供了一个手工业的范本，而17世纪的荷兰和18世纪的法国提供的则是标准的大规模生产的样本。而在现代英国，则有自动纺织的样本。除这些以外，在印度和中国，还存在着两种显然是古典亚细亚式的造纸业。
往下，马克思还有许多进一步的分析和观察，但是就我的关注点而言，这段话已经使我对于“亚细亚式”的特征具有初步的判断。不难看出，在马克思那里，“亚细亚”一方面类似于“传统”的内涵，但又并不相同，因为德国和荷兰同样有自己的“传统”。所以，马克思很可能是在用 Asiatic 这个词来标注一种中国和印度共有的，而又不同于近代乃至中世纪欧洲的独特的生产组织模式。当然，这并不是一种值得夸耀的模式，因为在马克思的“分级”体系中，这种模式落后了自动化的机械生产好几个档次，它连“古老的德国模式”似乎都比不上。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组织模式？为何马克思和列宁都关注这个问题，而列宁甚至痛心疾首地认为俄国与中国的落后和压迫与此种模式密切相关（他们又没有来过中国）？我需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家园 【整理】新一战史（20） 《资本论》全文搜索 Asiatic 一词，获得约10处发现：
1. In the ancient Asiatic and other ancient modes of production, we find that the conversion of products into commodities, and therefore the conversion of men into producers of commodities, holds a subordinate place, which, however, increases in importance as the primitive communities approach nearer and nearer to their dissolution. （古老生产方式的缓慢转变）
2. A more exhaustive study of Asiatic, and especially of Indian forms of common property, would show how from the different forms of primitive common property, different forms of its dissolution have been developed. （原始财产制度不同，解体方式就不同）
3. The non-agricultural labourers of an Asiatic monarchy have little but their individual bodily exertions to bring to the task, but their number is their strength, and the power of directing these masses gave rise to the palaces and temples, the pyramids, and the armies of gigantic statues of which the remains astonish and perplex us. （亚细亚王权一大特征：非农业劳力多）
4. This power of Asiatic and Egyptian kings, Etruscan theocrats, &c., has in modern society been transferred to the capitalist, whether he been isolated, or as in joint-stock companies, a collective capitalist. （古老神权变成现代资本家）
5. The simplicity of the organisation for production in these self-sufficing communities that constantly reproduce themselves in the same form, and when accidentally destroyed, spring up again on the spot and with the same name. this simplicity supplies the key to the secret of the unchangeableness of Asiatic societies, an unchangeableness in suchstriking contrast with the constant dissolution and refounding of Asiatic States, and the never-ceasing changes of dynasty. （亚细亚式社会并非自给自足社会，它们的特点是永远都在解体和更换王朝）
6. Besides these, there still exist, in India and China, two distinct antique Asiatic forms of the same industry.（中印都存在两种古老的产业，同前）
7. After 1833, the extension of the Asiatic markets is enforced by "destruction of the human race" (the wholesale extinction of Indian hand-loom weavers).（亚细亚式市场的扩张）
8. But consider, for example, an inhabitant of the eastern islands of the Asiatic Archipelago, where sago grows wild in the forests.（亚细亚群岛的居民）
9. The substantial economy and saving in time afforded by the association of agriculture with manufacture put up a stubborn resistance to the products of the big industries, whose prices include the faux frais of the circulation process which pervades them. Unlike the English, Russian commerce, on the other hand, leaves the economic ground work of Asiatic production untouched.（农业联合会对大工业的抵制，导致亚洲生产方式的停滞不前）
10. Since Russia has been making frantic exertions to develop its own capitalist production, which is exclusively dependent upon its domestic and the neighbouring Asiatic market, this is also beginning to change. -- F.E.（俄国疯狂的资本主义发展依赖亚细亚市场----可能是恩格斯说的）
11. However, in the first place, silver exports to Asia have since increased extraordinarily, owing to the Asiatic trade of America and Europe. （亚美、亚欧的贸易发展导致白银的进口）
这里，有一点显然值得注意，就是马克思的一些句子中的 Asiatic 仅仅是一种地域概念，比如最后两句，它们不太可能包含政治、社会、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内容。要分清哪些包含了而哪些没有，显然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所以我不打算作这样的区分，而是假定上边的所有句子都涉及到马克思（包括英译者）对 Asiatic 一词的理解。通过以上11句话，我能够得出马克思对于 Asiatic 这个词汇的理解方式和使用方式如下：
1）Asiatic 当中包含了一些地域成份，也就是说，只要是亚洲的（尤其是中国的、印度的、俄国的）就都是“亚细亚式”的。
2）同时，它又远不只是一个地域概念，它涉及到经济制度（所有权）、政治制度、宗教制度、社会制度等等。即使到了19世纪，它对于整个世界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3）在第一句中，它主要是一种生产模式，而该模式的转变带来两大重要影响：人的转变，以及社会的解体！
4）这种模式的特征究竟是什么呢？第二句似乎给出了答案，就是某种“公共财产制度”，尤其在印度最为典型。
5）而从宏观上看，这种模式的最大特征体现在第3、5两句，即一种亚细亚式的“王朝”或“神权”体制。这些王权有至少两个共同特征，其一是人口多（尤其非农业人口多），其二是上层更迭频繁、下层相对安静。
6）出于某种原因，马克思对于在亚洲发展资本主义并不看好（句9），或并不欣赏（句10）。
看起来，我不小心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盒子，在这个叫做“亚细亚式”的盒子里，包藏着全人类革命导师马克思对“亚洲”世界的巨大偏见。但是，我的问题仍然没有一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尤其是：马克思一生根本没有到过印度或中国或俄罗斯，他的这种偏见从何而来？另外，假定他的偏见是一直都存在的，他找到过解决所谓“亚细亚问题”的办法吗？
我发现，为了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更加深入的，真正有效的观察，我不得不按照马克思的习惯套路进行某种“细分”，即把这个世界的（尤其是他所面对的）全部问题分成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宗教文化问题等等，从而期待取得微观的成果，随后（如果可能）再加以合龙。首先看马克思涉及最多的“经济问题”，当然，这也是人们普遍认为马克思最关注的、最有创造性的一个领域。迄今为止，马克思讨论最多的经济问题是什么问题？
金融问题，尤其是货币问题！
所以我的深层考察，就从这里入手。
家园 【整理】新一战史（21）维特与梁启超的货币选择 好在货币问题，所谓“金本位”“银本位”的问题，当时的世界上并不是只有马克思一个专家。有一个，我们已经接触过了，他的名字叫维特。
御前大臣维特（较长时间担任财政大臣）在其自传中，用整整一章的篇幅，试图说明他亲自策划的那次金本位制度改革（也就是用黄金铸币）是怎么一回事，和后来的事态尤其是战争有什么联系。首先，维特伯爵试图说明使用“纸币”有什么问题：
“自从克里米亚战争以来，我们俄国一直采用纸币，所以，我们的社会上、报刊上以及受过教育的人士中间，都已完全失去了关于金属货币的理论和实践的观念。大家都习惯于使用纸币，正像一个人习惯于某些慢性病一样，尽管这些病症在渐渐地搞垮他的肌体。”
接着，他想要阐明这种“慢性病”究竟有什么危害：
“凡是希望输出我们的产品的人，主要是庄园主，都认为纸币对他们有利，因为随着我们货币的贬值，他们卖出产品似乎就可以收到更多的进款，也就是得到更多这种已经不值钱的通货。 …… 这种看法当然是错误的。因为卢布价值一贬低，这个土地占有者卖出粮食后收回的卢布数量是增多了，但是，他购买自己使用的大多数商品花费的卢布也更多了。可是，土地占有者不去考虑后面一点，因为他们不是财政家和经济学家 ……”
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国家之内，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是有着某种利益冲突的，生产者希望把商品卖到有钱人很多的国外，于是希望本国货币贬值，而消费者无论是在国内还是从国外购买，都希望货币升值。维特的论据是：你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所以你盲目期待货币贬值，是一种“短视”的行为。但是，这些拥有土地等资源的生产商真的是“短视”吗？他们有没有可能打一个时间差战术？他们是否需要纸币价值的浮动特征来完成这种战术？暂时不得而知。而维特伯爵显然也意识到，他的这项改革是会受到巨大阻扰的“逆潮流而动”。
如果维特的说法没错，金属货币的稳定性和“信用”都强于纸币，那么究竟应当选择哪种金属呢？当然，维特本人是坚决支持用黄金的，而当时的主流（包括国外的态度）似乎并非如此：
“有许多是很内行的、出色的金融界人士，他们尚未丧失对用银子作为货币本位的信心。尽管当时银价已经大跌，但许多金融界人士估计，更正确点说是希望：银价下跌只是暂时现象，它还会回升 …… 而我却相信：银价只会越来越跌，银子将来可能失去作为贵金属的地位。后来的情况证明了这点。”
在这些“内行”当中，包括法国总理梅兰，为了保护“法国人都主张采用的”银本位货币，他甚至利用尼古拉访问巴黎的机会，向这位年轻的沙皇呈交“意见书”，直言反对维特的金融改革，认为“金本位货币制会给俄国带来害处”。维特认为，此种做法有两大“不得体”，其一是干涉他国内政，其二是他没有像尼古拉表示过的那样把意见书送到彼得堡来。或许由于这两种原因，尼古拉连看都没看意见书，就直接转给了维特。这种“信任”当然成为了后者的精神动力和最终改革成功的关键。
“这次改革巩固了俄国的信用，使俄国在财政方面能同其他欧洲大国并驾齐驱。由于这次改革，我们经住了不幸的对日战争以及战后发生的混乱，和俄国迄今仍然存在的人心惶惶的局面。”（注：当时一战还没有发生）
这就是此次“金本位”货币改革在其主导者心中的印象。但是，究竟纸币好还是金币、银币好，这毕竟只是维特的一家之言。而在当时的“东方”，还有另外一个著名人士，也加入到这场关于金融改革的论战和实践之战。
1896年，23岁的梁启超写了一部著名的作品《变法通议》，其中有一章专门讨论“金银涨落”问题。基本上是个“在野人士”的梁启超，提出了关于铸币的另一番观点：
“同治五年，法比意瑞四国，以本国圆法，其成色式样，轻重大小，无不一一相等。因联公会，议定四国铸成金银钱，彼此国库，皆准抵用，而收付银钱，则以一百佛郎为限。…… 今中国而按照外洋分两成色式样，仿造金银钱，若不先与会议，其难以抵用者亦明矣。”
可见，梁启超认为发行什么货币，不完全是在金银纸币之间选择的问题，更关键的是一个“信用”问题，而信用的关键，又在于至少两个方面：其一，是否能够召开一个国际会议，把相关问题讨论明白；其二，是否能够铸出成色、式样、轻重、大小完全相同的铸币。如果按照这个逻辑，那么当时的俄国和中国之所以在币制方面发愁，根本是源于缺乏国际信用吗？他们为什么无法完成“召开会议”和“铸币”这两项看似并不复杂的工作？
“议者以为英国先令，只重一钱五分，而足抵四钱四分生银之用。我亦可以一钱五分之生银，铸成与英先同式等重之华先。购船械，还借款，以抵四钱四分之价。不知英先以见钱收付，只限十九枚，其二十枚以外，则用金磅。是则我以生银铸成华先，即能抵用，而于购械还债，亦只可以权巨款之尾数，限以十数枚而止。而应付巨款，仍宜以时价极贱之生银，购回极贵之金磅以偿之。然则自铸先令也，于银贱金贵之极弊何补？”
原来，当时有官员提出仿照英国先令的模式铸造中国银币，而梁启超坚决反对。在梁的知识中，竟然连如日中天的英帝国，其先令银币也只有19枚的信用，再多就必须用上金磅了，那么中国版“华先”的下场，似乎就可想而知。我们已经在马克思那里看到了金贵银贱的问题，他提到中国的银子往往来自英国，而金子往往来自澳大利亚，可见这个名不见金传的澳洲（当然还有美国西部），似乎倒是主导了当时世界的金融秩序。这里的问题是，为何俄国敢于使用金本位铸币？是因为该国也产黄金，还是和几个产金大国关系不错？另外，根据梁启超的介绍，中国当时需要这些硬通货的主要原因是用来还债和购买军火。还债当然是清楚的，刚刚打完了中日海战，每人一两银子是跑不掉的，虽然欧美人重视商务和传教，可以用各种权限抵消一些，但是总额肯定仍然巨大。军火用来做什么？用来打日本的？暂时还没有答案。总之梁认为虽然用生银来支付太亏太亏，但也是没有办法，铸成币也用处不大。
“又云：或疑以钱五分之华先，收闾阎四钱有奇之生银，损下益上，势必不行。要知国币者非论分两也，乃凭据也，信票也。”
看来又有人提出，之所想到铸造“华先”是为了在征收生银时赚上一笔。梁启超也说不行，因为货币是信用问题，关乎国本。看来，这货币的信用不仅体现国家的信用，也体现了国家内部沟通当中的信用。政府和民间（闾阎）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英先重一钱五分，而可抵四钱四分之用，佛郎重一钱有零，而可抵四钱之用者，非其国之威令，能迫其民必遵行也。盖彼国以金为正币，若夫非金之品，若银若铜若镍，因以子母其金钱者，亦必以金抵之。故于铸金钱流通外，凡铸银钱若干枚，流用民间，即提若干重金，适当银钱所值之数，另存以待取。故民虽手持不足价之银钱，而信其可以换等价之金也，故用之而不疑。泰西诸国有纯用金者，英美诸国是也。有金银并用者，法比瑞诸国是也。…… 日本《改定圆法章程》第十款云：日本银行应设法将库中所存之银尽行换金，第11款云：新定圆法施行之前须先贮新铸金元合一万万圆，即其例也。日本现章盖犹金银并用之国也。”
这里说的明白，梁启超的基本态度和维特伯爵是一样的，即认同金本位，银钱的铸造也必须以等量的黄金作为信用保障。俄国能够使用纯粹的黄金铸币，其信用水平似乎就提升到了“英美诸国”的层次，那么中国为什么做不到呢？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处在什么层次呢？
家园 【整理】新一战史（22）剩余价值究竟是什么 “铸银，今之急务也 …… 凡天下之币，必经铸造有成色分两（量）者，乃可谓之币，譬如千钱之重为六斤四两，而凡言钱币者，必举其若干枚之数，而必不能举其若干斤之数，此至浅之理也。…… 金银价值涨落，为今日地球第一大事，五洲之商贾，群焉屏营忧虑惊骇汗喘以趋避之。…… 一于金币之时局，实已将及，凡用两本位之国，尚有不能自持之势，而况我中国之以银为正位者乎？而况我中国之号称以银为正位而实以铜为正位者乎？（中国铜钱有圆法，银钱尚未有圆法，仅以几两几钱计，然则中国直以铜为正位耳，与银币之国尚隔一层，痛哉！）
梁认为要解决铸币的问题，首先就要在习惯上从“论斤两”转变到“论枚数”，这里边又涉及到沟通与信用。其次，当时中国从上至下使用最多的，看来不是银而是铜，“生银”可能是为了应付外国才大量使用的。铜当然比银贱，比金更贱得多，为何中国政府要采用一种贱金属来作为主要货币呢？是为了多印“钞票”吗？这样做不会导致上下金融秩序的混乱和“双轨”吗？暂时还不知道。
“故俄国将改行金币，而贮藏国库之金，至一亿一千万磅 …… 必得多金而后可用金，此定理也。中国虽以多银闻于天下，而一切矿苗开采，未能如法。今即严申金矿出口之禁，而计每年所出口，不过合金磅二百余万磅之数，即尽收妇女簪珥之饰，充其量亦不过数万磅。…… 若如俄日奥诸国之例，更购金于泰西，是益增金价之飞涨 …… 故不开金矿，不能言行金币。”
总之，中国要想在国际交易中不吃大亏，要想稳定住政府的外部和内部信誉，都必须依靠开金矿。什么是全球普遍认同的物质，中国就去开采什么。但是这里有个问题：这样的方法是长久之计吗？中国难道不能通过自己具有特殊地位的产品去“赢得”各国的黄金货币，而一定要走“开矿”这条表面的捷径吗？
梁启超马上就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他说，中国产品的出口其实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但是这个地位同样不可靠：
“以银贱之故，中国出口货可以畅销。…… 法丝、意丝、倭丝以金价之贵而价昂，价昂则难与华丝争，故华丝出口加多矣。丝已然，其他出口货亦莫不然。使吾稍讲农学，繁荣其物产，虽物质稍次，而西人制造家必以其廉而争购之，是不啻环立用金之国，为我作渊鱼业爵也。又以银贱之故，外国进口货转使之滞销 …… 取凡向所仰给于西货者，皆由中国立厂自行仿造。…… 如此则银贱非惟不能困我，反足以利我。昔日本是已，日本至今用金之事已定，而犹有持异议者。…… 由日本之言，以反比例求之，则吾乘此举天下用金之时，岿然以用银之一国，独立其间 …… 可以事半功倍，白圭之言理财也。…… 要之，今日之中国，能开金矿，则用金，莫大之利也；能兴工艺，则用银亦莫大之利也 …… 虽然，今之谈洋务者，方且日言购船购枪炮之不暇，必欲自煎其膏，自枯其髓，以与敌人，然后为快，而于国之工商，且又朘之削之厌之虐之，则无惑乎只受其害，而终不一受其利也。”
虽然绕来绕去，但是基本意思是清楚的：利用银价低的现状、开金矿等等只是手段，长远的目标是在中国大兴工商业，而不是像某些自称懂得西方的人所主张的购买大炮大船。而工商业的关键，一在“工艺”，二在“货币”。更远的目标是什么呢？大约就是实现“现代化”了吧。问题是，假如大开金矿的做法和现代化的根本目标背道而驰怎么办？这就是年轻的梁启超没有回答的了。
无论如何，我们已经看到了梁启超和维特这两个“亚细亚”革新派相似的关注和主张，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政治经济学大师马克思究竟是如何看待这个“货币”问题的。
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开头，我找到了这样一章，它的中文名字叫《货币资本的循环》，试读了一下，发现读懂不难，就是译得没味道。于是仍然回到英文版，找到这一章，不由得大吃一惊 ----
THE CIRCUIT OF MONEY CAPITAL
“金钱资本”就是“金钱资本”，是哪个混蛋翻译成“货币”资本的？这两者能是一回事吗？？
其实马克思这一部分的内容很清楚，资本家们先购买商品，然后把商品（原材料）变成更好的商品，然后再卖出，最后获得的钱，通常比最初的钱要多（其实也不一定）。然后总结说：
… and C' and M' designating C and M increased by surplus-value.
有了这个附加值，C（商品）和M（钱）就都不是原来的商品和钱了。意思没问题，但是我看到一个几乎晕倒的词：surplus-value.
这不就是号称马克思生平最大发现的“剩余价值”吗？这不就是据说工人惨遭资本家剥削掉的剩余价值吗？这不就是我们这个国家（据说）为之而存在的全部理由吗？？怎么在马克思这里，原来 surplus-value 不过就是常说的生产附加值？？那算什么狗屁发现呢！
先静一静。冷静。然后我再来看看，究竟是谁在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