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lk看见一文未见过，讲的是平方时一个在美外交官的故事 -- 白浪滔天

十五年前的今天，1989年的5月31日，一个偶然的事件把我推上了人生经历中最严峻的考验。危险中的孩子会奔向母亲，危难中的我只有依靠祖国。是祖国解救了我，并因此扎实的确定了我的人生，把我带入了不惑之年。

1978年以来，经历着改革开放的共和国人民和政府在挣脱桎梏阵痛中艰难地走到了1989年。人民对富裕生活的渴望，社会对民主自由的追求，党和政府对过去与未来的争议，全世界对中国改革的怀疑和恐惧都交织在1989年5月的天安门广场。群情激奋的学生高举着“要民主要自由”的大旗，携裹着市民们“反官倒反腐败”的愤怒，从北大、师大和人大汇集在广场，经久不散。领导人与吾尔开希的谈判失败，27军38军大部队兵临城下，赵紫阳最后一次在广场对学生讲　“我老了，无所谓了”。军事管制令随即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学生并没有因此而后退。美国之音的消息从广场上采集，再用总部的短波发回到广场。美国CBS主播丹拉瑟在北京送走了戈尔巴乔夫，就地把香格里拉改为他权威报导天安门事件的总部。一边是军事戒严令下的大军围城，一边是学生在天安门竖起了自由女神；一边是人大常委会发特急电报要万里委员长访美代表团提前回国召开特别人大，一边是中办国办联合加急电，要求万里按计划访美，相信中央能控制局势。美国的NBC、ABC、CBS、CNN等几大主播昼夜在电视上播放着来自于天安门广场的特别播报，老布什总统也对记者说，“我想给邓小平先生打个电话也打不通，我不知道中国现在是谁在当家”。

那些天里，我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任一等秘书。由于思想混乱，意见分歧，使馆里已没有了正常的工作程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常紧张，食堂内常见的是恶语相加、杯盘满地。每一个外交官斯时斯刻都在凭自己的良心和立场与北京与天安门广场苦苦地煎熬着。工作虽已陷于停顿，但三个月前已经排定的一次外事活动，使我不得不只身前往明城。

明尼阿波利斯与圣保罗是临近美加边界五大湖的一对双子城，俗称Twin Cities。入夏的双子城整洁清澈，充满了鲜花与悠闲。美国司法部与国务院在这里举办一年一度的新任签证官培训班，5月31日毕业这一天，邀请了墨西哥、印度和中国这几个签证大国的外交官前来与即将赴任的签证官们讲述本国的出入境需求。会场上乃至整个双城我是唯一的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而所有与会者似乎都对其他事物失去了兴趣，大家都对长安街上的路障和坦克倾注了疯狂的热情，每个人都随时准备着接纳中国政府垮台，时局不可收拾的新闻，就像一群心怀叵测的看客，希望广场上的一出戏既按着他们的期望，又超出他们的预料而兴奋地演下去。我进入了人头攒动的会场，被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在众目睽睽下引到了显著的位置坐下。

墨西哥和印度外交官简短的讲话在几乎没有提问中匆匆地结束了，无论如何我得走上台去，面对几百个久负国际经验的眼光。我开始用英语陈述了中国由于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国际交往与出国留学方面的巨大需求，并把这些称之为中国在进步的一个标志。话音刚落，无数只手举了起来，像举着对北京政权强烈抗议的拳头，不用主持人点名，许多人就像联珠炮似的发问，“北京政府为什么不能惩治那些官倒和腐败的贪官？”“北京政府为什么要派军队用坦克车镇压人民？”“赵紫阳还是总书记吗？为什么看不到他出来说话？”“你认为你们的政府还有几天？”一时间，台下质问声、讥笑声、嘈杂声响成一片。我孤零零地站在台上，手心出汗，双腿在颤抖，勉强的用我所能想到的诸如“中国在实行改革与开放的政策，中国在努力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要在经济发展和提高教育的基础上，逐步实现更大程度的民主与自由”等等，努力地为国家也为我自己苦苦争辩。

然而，这些回答都不能使台下的美国人满意，而主持人似乎对这场责难并不过瘾，毫无收场的意思，当我正讲到“中国的今天来之不易，中国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请你们相信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是能够……”的时候，话音未落，席间一个尖刻的女声突然站起来，打断了我怯生生的发言，她愤怒地指着我带着哭腔大喊：“造谣！说谎！别听中国官员的诡辨！”我这才看到众多美国人中前三排里竟然站出了一个中国女学生，纤弱的身材、朴素的衣着、激烈的语言，和美国电视屏幕上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不无二致。“共产党的官员用改革做幌子，都在为自己谋利，他们使中国封闭倒退！人民受到欺压和愚弄！只有他们在作威作福！几十年来在中共的统治下我们受尽了苦难！我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天安门广场同学们的身上，他们却要派军队镇压，我们中国人再也经不起折腾了！我要求美国与中国断交，关闭中国的大使馆，停止和中共的往来，施加美国的影响，让中国也像美国一样民主自由”。

瘦弱的中国女生慷慨激昂地说出了一席在座的美国人说不出来的话，声讨、控诉、声泪俱下的悲愤，顿使美国的外交官们热血沸腾。他们为美国而骄傲，为中国而怜悯，为这场不知结局的戏剧而怀着更大的期待，这一切顷刻间化作了雷鸣般的掌声。一场决定共和国存亡的民族大危机，突然推到了一个39岁的中国外交官面前，这一击是措手不及地致命，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着这样多的美国官员，第一次被“自己人”逼到了死角。在这个美国本土的会场上，我孤立无援，我陷入了无底的绝境。掌声经久不息，巨大的声浪冲击着我，我仿佛一个人面对着整个的美利坚，承受着所有来自于“自由社会”的责难。我的双腿在抖，双手在抖，嘴唇在抖。我盯着台下的那个中国女生脸色铁青，眼睛里恨不得冒出火来。我脑海中一片空白，双手死死地抓住讲台的桌角来维持身体的平衡，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才能摆脱我眼前的困境，才能逃开这强烈的灯光和一双双傲慢不屑并期待我出丑的眼睛。

掌声终于停了下来，场内安静了下来，美国人要看看中国的外交官究竟如何下台。突然，在冥冥之中，一个远古的声音似乎响在耳畔，“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慢慢地而又坚实地，我似乎听到了炎黄血液和汉家气节在呼唤，感觉到装在上衣口袋里的红皮外交护照在坚实地守护着我的胸口，看到了讲稿纸头上“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国大使馆”的红字在给我启迪，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在北大荒插队抗麻袋上跳板时的坚毅。我坚定地抬起头，在满场鸦雀无声之中，用颤抖的手指着那个中国女生，拼尽全身力气，倾注了我全部的爱和恨，一字一顿地对她说，“请你记住，不论在北京，在天安门，在那块土地上，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里，永远是，我们共同的，祖国！”然后把手向台下一挥，“不是他们的！”

仅此一句话，我抬起了头，也挺直了脊梁，怒视着全场。台下似乎很愕然，很意外，也很震憾。没有掌声，没有嘘声，也再没有一只举起的手要发问。依然鸦雀，在这无声的鸦雀中，我从容地、激奋地一步步走回了自己的座位。

会议结束，大家又充满绅士风度地走出会场，我周边的美国人无人与我打招呼，那个女学生也早已不知所踪。走到门外，却有一位衣冠笔挺的中年华人主动走上来与我握手，据称是台湾方面的陈先生，只用汉语说了一句话“夏先生，不辱使命”。走出会议中心，风和日丽、阳光灿烂，美国的天空依然是那样的安静和晴朗。而我一个人站在树下，想到风雨如盘的天安门，刚刚过去的生死较量，百感交集，悲从中来，泪如雨下。

十五年弹指一挥间，我再也没有回到过那个美国城市，也从不知道那个中国女学生的姓名。但是，那一次生死较量让我彻底认识了美国，也深刻理解了只有祖国才是我们危难中赖以求生的最后一块热土，从此发誓要用有生之年，竭尽全力为这块热土尽忠尽孝。

　　实践至今，痴心不改，今志此文以记之。

　　（十五年后，2004年5月31日于中关村管委会）

　　注：此文已经李肇星部长批示存入外交部档案馆，作者现任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