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鲁迅和瞿秋白 -- 温相
家园 【文摘】鲁迅和瞿秋白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他的文学创作、评论和文学翻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享有很高的地位。1931年至1933年底瞿秋白在上海这段时期，和鲁迅共同领导了左翼文艺运动。这也正是国民党发动反革命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白色恐怖异常严重的时候，出于对旧中国统治者们的痛恨和诅咒，也出于对光明和自由的追求，对祖国和人民的诚挚的爱，瞿秋白和鲁迅这两位文坛巨匠心心相印，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在中国革命史和现代文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31年5月，由于上海的中共中央某机关遭到敌人的破坏，瞿秋白避居在矛盾家里。一天，他在矛盾家里见到了冯雪峰。他很激动地翻读着冯雪峰给茅盾送来的左联机关刊物《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这时，他虽然没有和鲁迅先生见过面，但他对鲁迅却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对鲁迅写的文章十分赞赏。当瞿秋白看到鲁迅写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文时，高兴地称赞说：“写得好，究竟是鲁迅！”
不久，由冯雪峰帮忙，瞿秋白住进上海市紫霞路68号冯的朋友家里。瞿秋白和鲁迅的交往，就是在住进这所房子之后开始的，他们的中间联系人就是冯雪峰。当时，冯雪峰每隔三、四天，多则一个星期，到瞿秋白那里去一次，对他谈“左联”与革命文学运动的情况，讨论一些问题，拿他写的文稿。瞿秋白就在这时开始指导和参与“左联”的一些活动。除了为“左联”公开发行的《北斗》、《文艺新闻》和秘密刊物《文学导报》写杂文和论文，瞿秋白还开始比较有系统地翻译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和苏联的文学作品。
鲁迅听到冯雪峰说到这些情况，非常重视。一次，冯雪峰将瞿秋白对鲁迅从日文译本转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和译文的意见转述给鲁迅的时候，鲁迅象是怕错过机会似地急忙说：“我们抓住他！要他从原文多翻译这类作品！”鲁迅觉得，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能够译得精确流畅，现在是最要紧的。以他的俄文和中文，确是最适宜的。鲁迅甚至认为，在国内的文艺界是找不出第二个人可与他比较的。
不久，瞿秋白应鲁迅之邀，将《铁流》原本的序文翻译出来，鲁迅对此十分赞赏。随后，鲁迅又请瞿秋白翻译卢那察尔斯基的《解放了的堂?吉诃德》。这个剧本，鲁迅原已根据日文译本译出了第一场，并以“隋洛文”的笔名在《北斗》第三期刊载。当鲁迅找到俄文原本后，便中断了翻译，而请瞿秋白从头译，翟秋白欣然同意。鲁迅还亲自为瞿秋白翻译的《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写了后记，并译《作者传略》。
这时，瞿秋白和鲁迅虽然没有见过面，许多事情都是通过冯雪峰口头传达或商量，但有了这共同战斗的事业，双方的友谊已相当深厚了。鲁迅译的法捷耶夫名著《毁灭》出版后，瞿秋白写信给鲁迅说：“我也许和你自己一样，看着这本《毁灭》，简直非常地激动，我爱它，象爱自己的儿女一样。咱们的这种爱，一定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精力增加起来，使我们的小小事业扩大起来”。瞿秋白在信中也对鲁迅译文中的几个问题不客气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且说：“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使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和自己商量一样。”28日”，在答瞿秋白的信里，鲁迅也非常高兴地说：“我真如你来信所说那样，就象亲生的儿子一般爱他，并且由他想到儿子的儿子。……不过我也和你的意思一样，以为这只是一点小小的胜利，所以也希望多人合力的更来介绍。”这种同志间的鼓舞和支持，也表现在鲁迅给予瞿秋白的杂文、论文的评价上。鲁迅曾绍认为，瞿秋白的杂文深刻性不够，少含蓄，第二遍读起来就有“一览无余’的感觉。这一点瞿秋白自己也承认。然而，鲁迅还认为，瞿秋白的杂文，尖锐，明白，“具有才华”。对于瞿秋白的论文，鲁迅更是给予高度评价。瞿秋白所写的揭露和批判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和“第三种人”及“自由人”的文章，鲁迅看后曾几次对冯雪峰等人说：“真是皇皇大论!在国内文艺界，能够写这样论文的，现在还没有第二个人!”
1932年春末夏初，在北四川路底川北公寓三楼鲁迅的住所，瞿秋白和鲁迅初次见面了。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和瞿秋白一开始相见就真象鱼遇着水，融洽自然”。“鲁迅对这一位稀客，款待之如久别重逢有许多话要说的老朋友，又如毫无隔阂的亲人骨肉一样，真是至亲相见，不须拘礼的样子。”他们谈的很畅快，“从日常生活，战争带来的不安定，彼此的遭遇，到文学战线上的情况，都一个接一个地滔滔不绝无话不谈，生怕时光过去得太快了似的”。半月后，瞿秋白夫妇又去看望了鲁迅夫妇，瞿秋白和鲁迅一经见面，就过从甚密。由于瞿秋白的特殊身份，敌人对他搜捕甚紧，他的处境非常危险，随时都有被敌人逮捕的可能性。眼看这种情况，鲁迅十分焦急，寝食不安，总想对他加以帮助，使他得到比较安定的生活环境。1933年3月3日，鲁迅由内山夫人帮忙为瞿秋白租下了北四川路施高塔路东照星一个日本人住房里的后楼房间。3月6日，鲁迅就到瞿秋白新居祝贺，并以花一盆相赠，瞿秋白也将鲁迅用“洛文”署名赠他的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挂在墙上，以示心照。
瞿秋白的居所与鲁迅的居所相隔不远，双方往来十分密切。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回忆：“鲁迅几乎每天到日照里看我们和秋白谈论政治、时事、文艺等各方面的事情，乐而忘返。……秋白一见鲁迅，就立刻改变了不爱说话的性情，两人边说边笑，有时哈哈大笑，冲破了象牢笼似的小亭子间里不自由的空气。”他们推心置腹地交谈，彼此的了解和情谊日渐加深，瞿秋白不止一次地说：“鲁迅看问题实在深刻”，“和鲁迅多谈谈，又反反复复地重读了他的杂感，我可以算是了解鲁迅的。”鲁迅在闲谈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也常常情不自禁地说：“这问题何芝(瞿秋白的别名之一)是这样看法的，……我以为他的看法是对的。”
1934年1月初，瞿秋白在到中央苏区前，特意到鲁迅寓所话别。为了表示惜别之情，鲁迅向许广平提出把床位让给瞿秋白安睡，自己睡在地板上，以稍尽无限友情于万一。
鲁迅在得知瞿秋白不幸被捕的消息后，很是悲伤。他曾努力设法从各方面筹资营救。事情未果，就传来了瞿秋白壮烈牺牲的噩耗，鲁迅更是悲愤交加。他在1935年6月27日和9月1日致友人的信中说：“中国人是在自己把好人杀完，秋即其一。……中文俄文都好象他那样的，我看中国现在少有”。“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指《死魂灵》)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是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对挚友遇难的悲痛之情，对敌人的满腔愤怒，溢于字里行间。
瞿秋白遇难后，鲁迅等几个他的生前好友，商定要集资为他出书，以资纪念。鲁迅撑着带病之躯，以顽强的精神，为亡友编校遗著《海上述林》。他亲自负责设计封面，编排校对，安排插图，选择纸张。但他的肺病也日趋严重起来，时常大量吐血。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海上述林》上卷终于装订出版了。当和冯雪峰谈起编辑、校订和出版《海上述林》的情况时，鲁迅悲愤地说：“我把他的作品出版，是一个纪念，也是一个抗议，一个示威!……人给杀掉了，作品是不能给杀掉的，也是杀不掉的!”但遗憾的是，鲁迅先生未及见到，《海上述林》的下卷，便与世长辞了。
家园 【文摘】鲁迅与范文澜的对立与和解 鲁迅与范文澜的对立与和解
张耀杰
在鲁迅与范文澜之间，曾经有过从对立到和解的曲折过程，由于当事人
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个过程已经难以原原本本地全面还原。不过，与此
相关的基本事实，却是证据确凿不容置疑的，并且还是后人更加真切地
了解和认识相关人物的精神面貌和复杂人性的最佳切入点。
一、鲁迅“笑话”范文澜
1924年1月17日，鲁迅以“风声”的署名，在孙伏园主持的《晨
报副刊》发表《对于“笑话”的“笑话”》，说是“范仲先生的《整理
国故》是在南开大学的讲演，但我只看见过报章上转载的一部分，其第
三节说：‘近来有人一味狐疑，说禹不是人名，是虫名’，我不知道他
有什么确实证据？说句笑话罢，一个人谁是眼睁睁看明自己从母腹出来
，难道也能怀疑父母？”
接下来，鲁迅又引述《整理国故》第四节的几句话――“古人著书
，多用两种方式发表：（一）假托古圣贤，（二）本人死后才付梓。第
一种人，好像吕不韦将孕妇送人，实际上抢得王位……”――经过这种
巧妙的抄录和罗列，鲁迅施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或者说是“以其
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刀笔手法，举重若轻地写道：“我也说句笑话
罢，吕不韦的行为，就是使一个人‘也能怀疑父母’的证据”。
关于这位“笑话”别人反而被鲁迅所“笑话”的南开大学国文系讲
师范文澜（仲），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卯字号的名人一》中另有介
绍：“朱希祖是章太炎先生的弟子，在北大主讲中国文学史，但是他的
海盐话很不好懂，在江苏浙江的学生还不妨事，有些北方人听到毕业还
是不明白。……但是北方学生很是老实，虽然听不懂他的说话，却很安
分，不曾表示反对，那些出来和他为难的反而是南方尤其是浙江的学生
，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在同班的学生中有一位姓范的，他捣乱得顶
利害，可是外面一点都看不出来，大家还觉得他是用功安分的好学生。
在他毕业了过了几时，才自己告诉我们说，凡遇见讲义上有什么漏洞可
指的时候，他自己并不出头开口，只写一小纸条搓团，丢给别的学生，
让他起来说话，于是每星期几乎总有人对先生质问指摘。这已经闹得教
员很窘了，末了不知怎么又有什么匿名信出现，作恶毒的人身攻击，也
不清楚这是什么人的主动。学校方面终于弄得不能付之不问了，于是把
一位向来出头反对他们的学生，在将要毕业的之前除了名，而那位姓范
的仁兄安然毕业，成了文学士。这位姓范的是区区的同乡，而那顶缸的
姓孙的则是朱老夫子自己的同乡，都是浙江人，可以说是颇有意思的一
段因缘。”
“范君是历史大家，又关于《文心雕龙》得到黄季刚的传授，有特
别的造诣。孙世?な钦绿?炎先生家的家庭教师还是秘书，也是黄季刚的
高足弟子，大概是由他的关系而进去的。这样看来，事情虽是在林琴南
的信发表以前，这正是所谓新旧学派之争的一种表现，黄季刚与朱希祖
虽然同是章门，可是他排除异己，却是毫不留情的。”
就像范文澜对于老师朱希祖和北大校友顾颉刚的发难是“所谓新旧
学派之争的一种表现”一样，鲁迅对于范文澜的“笑话”同样是“所谓
新旧学派之争的一种表现”，此时的鲁迅与范文澜，恰好站在“新旧学
派之争”的对立面。
范文澜所“笑话”的“禹不是人名，是虫名”，堪称是中国现代学
术史上的一大公案。这起公案的最早发端，是顾颉刚于1923年5月6日
发表在胡适主编的《读书杂志》第9期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文中“禹，《说文》云：‘虫也，……’，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
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一句话，其实是作为学术假设提出来的，随
后便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学术论争。对于这一学术假设及学术论争的
积极意义，胡适以编辑组织者的身份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中写道：
“这回的论争是一个真伪问题；去伪存真，决不会有害于人心。……上
帝的观念固然可以给人们不少的安慰，但上帝若真是可疑的，我们不能
因为人们的安慰就不肯怀疑上帝的存在了。上帝尚且如此，何况一个禹
？何况黄帝尧舜？”鲁迅“笑话”范文澜的立足点，正是胡适所说的“
上帝尚且如此，何况一个禹？何况黄帝尧舜”的“怀疑”立场。
二、鲁迅与范文澜的和解
《对于“笑话”的“笑话”》的发表，似乎并没有影响鲁迅与范文
澜的正常交往。一年后的1925年10月17日，鲁迅日记中出现了“往山
本医院诊，访季市，遇范文澜君，见赠《文心雕龙讲疏》一本。得三弟
信，14日发。得吕云章信。夜风”的记载。“季市”就是许寿裳。此时
的鲁迅，由于支持许广平等人领导的女师大学潮被章士钊免去教育部佥
事职务，许寿裳和齐寿山两人为声援鲁迅也宣告辞职。有许寿裳在，鲁
迅与范文澜的和解应该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也许正是由于鲁迅与范文澜的和解，《对于“笑话”的“笑话”》
没有及时收入当时出版的《热风》和《华盖集》，而是在鲁迅去世后才
被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在此之前，鲁迅指名道姓“奋笔批评”的
，只有魏建功、胡梦华等几位轻量级的青年学子。
1929年5月，由上海到北京省亲的鲁迅，与范文澜之间的交往更为
密切了一些。此时的范文澜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和北京大学教
授。1929年5月28日鲁迅日记中，有“晚访幼渔，在其寓夜饭，同坐
为范文澜君及幼渔之四子女。李霁野来访，未遇。孙祥偈、台静农来访
，未遇”的记载。
1932年11月鲁迅第二次回北京省亲时，与范文澜之间的关系又有
更进一步的发展。鲁迅日记中接连有“十八日晴。晨得幼渔信。下午…
…霁野、静农来，晚维钧来，即同往同和居夜饭，兼士及仲已先在”“
十九日晴。午后因取书触扁额仆，伤右拇，稍肿痛。下午访渔见留夜饭
，同席兼士、静农、建功、幼渔及其幼子，共七人”“二十四日晴，风
，上午朱自清来，约赴清华讲演，即谢绝。下午范仲来，即同往女子文
理学院讲演久四十分钟，同出至其寓晚饭，同席共八人”之类的记载。
在1932年11月26日致许寿裳信中，鲁迅另有“曾见幼渔，曾询兄之近
况，亦见兼士，皆较前稍苍老矣，仲亦见过，则在作教员也”的介绍。
值得一提的是，在鲁迅与范文澜达成和解的同时，范文澜与自己曾
经“笑话”过的顾颉刚之间，也达成了充分的谅解与和解。
1929年是顾颉刚父亲顾子虬先生的60大寿，钱玄同于这一年的端
午节给魏建功写信，说是“顾封翁之寿礼，我想最好的确还是送寿屏为
宜，而且最好还是请撰文，弟当尽写字之责。请与仲商之。送的人，则
范、魏、马（廉）、钱四人为已知者。此外如有欲加入者，当然更好”
。范文澜随后为顾颉刚父亲写出的寿序中所极力称赞的，正是自己此前
所“笑话”的“说禹不是人名，是虫名”的“一味狐疑”：
“书不可尽信，孟子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秦氏燔书，旧典零
落。……顾君颉刚，专精国学，辨正古史，推压偶像，剽剥神哲。非立
异以鸣高，将求理之安切。故好之者，比之执锐陷坚，学林之骁将；而
墨守之士，则相视骇愕，大以为怪。顾其人实恂恂懿雅，不以锋棱震物
。凡与之游者，见其心意诚挚，久而益亲，知其必有世德积善，所以涵
咏陶铸之甚厚。与夫小器易盈，炫奇哗众者，殆不可同日语也。今年春
，颉刚而粤北来，友好留居旧都者，闻其至，皆欣欣然走访无虚日。高
谈今古，备及身世。得备闻其尊人子虬先生硕德美行，而后知曩之忖度
果信。”
在这篇寿序落款处签名恭祝的，共有马裕藻、马衡、范文澜、董作
宾、钱玄同、刘复、徐炳昶、周作人、陈垣、沈兼士、魏建功等11人。
与这11人对于顾颉刚的学术成就一致认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鲁迅借着
“禹是一条虫”的话头，对于顾颉刚一而再，再而三的嬉笑怒骂。
1929年7月21日，刚刚到北京省亲后回到上海的鲁迅，在致章廷
谦信中介绍了与顾颉刚的意外遭遇，并且株连到对方60大寿的父亲连同
自己昔日的老朋友钱玄同，说是“我在北京孔德学校，鼻忽推门而入，
前却者屡，终于退出，似已无吃官司之意。但乃父不知何名，似应研究
，倘其字之本义是一个虫，则必无其人，但藉此和疑古玄同辈联络感情
者也”。
1933年2月6日，鲁迅以“何家干”的署名在《申报》副刊《自由
谈》上发表《崇实》一文，明明是谈“这回北平的迁移古物和不准大学
生逃难”，却偏要借题发挥捎上顾颉刚，说是“禹是一条虫，那时的话
我们且不谈罢……”。同年8月18日，鲁迅又在《自由谈》发表《我们
怎样教育儿童的？》，再一次不点名地“笑话”顾颉刚：“中国要作家
，要‘文豪’，但也要真正的学究。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
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古人以至我们
，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虽然他也许不过是一
条虫）下。”
到了1935年11月，曾经在《对于“笑话”的“笑话”》中支持过
顾颉刚的“怀疑”态度的鲁迅，在《故事新编?理水》中对顾颉刚的生
理缺陷极尽“笑话”之能事：“‘这这些些都是费话，’又一个学者吃
吃的说，立刻把鼻尖胀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
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鲧也没有，鲧是一条鱼，
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他说到这里，把两脚一蹬，显得非常用劲。”
与鲁迅一样得到过刀笔吏真传的周作人，在发表于1949年4月5日
《自由论坛晚报》的《关于绍兴师爷》中写道：“笔记中说老幕友讲刀
笔的秘诀，反复颠倒无所不可，有云欲使原告胜者，曰彼如不真吃亏，
何至来告状；欲使被告胜，则斥原告曰：彼不告而汝来告状，是汝健讼
也。欲使老者胜，曰不敬老宜惩。欲使少者胜，则曰：年长而不慈幼，
何也（仿佛是纪晓岚所说，但查过阅微五记却又不见）。”应该说，鲁
迅对于顾颉刚的一再发难，所表现出的正是“反复颠倒无所不可”的“
刀笔的秘诀”，至少在这种“刀笔的秘诀”方面，鲁迅是不值得后人学
习和效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