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欧洲会爆发穆斯林问题吗？ -- 晨枫

举几个例子吧：

老一代的还被凯末尔影响的土耳其人，接受了泛突厥教育，对中亚中国念念不忘，自称突厥后代，其实他们和古代突厥没太多联系，更多的土耳其人是突厥化的希腊人和当地土著人混杂的后代，他们有什么传统、历史和文化吗？动不动就号称自己数千年历史，我的土耳其同学动不动就说：中国人修建长城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巴拉巴拉的。为什么？说明他们没有历史根基，老乡攀龙附凤，找个历史丰富的国家拉拉关系抬升自己而已；唯一能联系土耳其人的是突厥文化了吧，突厥文化影响下的中亚和新疆，全部人口有2.5亿左右，欧洲吃饱了才会叫他们加入欧盟。

我问他，你们有什么历史书籍记载你们的历史吗，你告诉我的故事（关于匈奴的）都是从中国历史书上来的，不是你们自己的东西，他就无言了，但是总是唧唧歪歪的，我们游牧民族只创造历史不记载历史，你们中国人喜欢记载历史，厚颜无耻吧？和棒子有的一比。

现在的土耳其民族其实很混杂，他们搞不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既不想放弃穆斯林身份，有想免费享受加入欧盟带来的利益，既想做伊斯兰世界的灯塔，也想做阿拉伯世界的大哥大，这些东西在他们的人民身上反应的很明显；突厥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同时影响着土耳其，又是唯一的一个宗教，这样的国家很有意思。

不过我在网上找中国人或者中国学者研究现代土耳其和古代突厥的资料，基本找不到写的明确的，这不也反映中国这个国家其实也不是很有头脑，放着那么多别的民族和国家没有的浩瀚史记，却搞不出不出来有利于自己国家的历史研究，文化研究并且去宣传。土耳其却把古匈奴、古代突厥和中亚各民族供奉称自己的祖宗以牟利，不知道大家是该笑还是该叹气呢？

六：土耳其-希望在左梦想在右，向着希望与梦想飞奔

　　这个国家以一个游牧民族名字命名，这个游牧民族曾经几度崛起，这个民族创造的帝国东方与西方最强大的君主们也曾经避其锋芒求城下盟约，在一个千年里这个游牧民族震撼过东方，也震撼过西方。这是一个最终定居的游牧民族，也是文化最灿烂的游牧民族之一，这也是创造不逊色于农耕文化帝国的文明的游牧民族，也是立国时间超过中国任何一个王朝的游牧民族，这个帝国鼎盛时期疆域横跨亚洲欧洲和非洲，控制面积达2000多万平方公里。正是这个帝国横梗在东方与西方之间，使西方不得不向大海寻找去东方的路。这个游牧民族叫突厥，这个游牧民族缔造的帝国叫奥斯曼帝国。

　　到20世纪初，曾经辉煌的奥斯曼帝国遭遇到和东方的中国一样的深刻危机，屡战屡败内焦外困被称为欧洲病夫的奥斯曼帝国幸运的有一批被称为欧洲最优秀的外交官，他们无疑要比还沉迷天朝大国梦想的中国士大夫有着清醒的多的头脑。但是当时被嘲讽为帝国的全部实力系于外交官的奥斯曼帝国终究是不能依靠外交官挽救帝国的命运的。帝国的危机本质是帝国封建制度与伊斯兰教文明与来自建立在西方现代制度上的科技和文明挑战的冲突与矛盾。在如何拯救帝国与民族前途的问题上，与苏丹交从甚密的帝国元帅在民族危亡之际终于废除苏丹和哈里发建立了现代的土耳其共和国。这个帝国元帅叫凯末尔，被称为土耳其之父的那个凯末尔。

　　面对分崩离析的国家与民族处在命运十字路口的土耳其之父凯末尔在这个时候对外巧妙的利用了协约国之间的矛盾，使其签订了挽回败局的《洛桑条约》，开打破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先河。对内在1931年5月凯末尔提出了作为土耳其共和国立国纲领的六条根本意义的原则，后来这六条原则被总结为为六大主义，并写进土耳其共和国新宪法第二条，既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革命主义、世俗主义和国家主义。这六大主义一直是土耳其政府制定政策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土耳其共和国的官方政治意识形态。六大主义的前五项，是土耳其现代政治结构的理论基础，而国家主义则是土耳其经济现代化的指导原则。围绕着这六大主义的一系列改革被称为凯末尔改革，为当时同时期亚非欧民族国家独立与改革唯一成功的例子。

　　凯末尔改革后土尔其完全接受了西方的制度、观念。也承认了西方的文明，并且用事实证明由此而给土尔其带来的力量和活力。因此，这个国家也就成了中东最西方化的国家。但是作为伊斯兰世界中一个最西方化的改革模式伊斯兰国家在建立现代共和国后，尽管几十年里不断进行世俗化和现代化改革依旧不能摆脱半农业化国家的命运。长期以来，尽管土耳其共和国的领导者们在凯末尔改革的指导下巧妙利用东西方矛盾有效的 捍卫了土耳其共和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但是就象硬币有其2面一样，作为一个98%国民均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在世俗化的进程中，在如何国家现代化的选择上，在政治改革的努力中，冲突与危机始终震荡着土耳其的大地。例如1971年3月12日， 土耳其的一批将军们以维护凯末尔世俗主义的原则的名义，推翻了由正义党领导的无能对付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和已经尖锐化政治危机的民选政府。1971年5月21日， 土耳其宪法法庭宣判民族秩序党的政治纲领与载入宪法的世俗化国家的原则相抵触，取缔了这个具有伊斯兰教性质的政党。并且同时还取缔了与民族行动党有密切联系的泛伊斯兰主义协会，查封了一大批具有伊斯兰教倾向的报刊。在近80年的土耳其共和国的历史里，这样的政变并非孤例。清华大学的高鸿钧教授写过这样一段话：“伊斯兰世界没有西方那样的传统，也不具备现代西方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及价值观，从西方引进的民主政治要么变成党派斗争的闹剧，要么蜕变为个人独裁的怪胎，要么被频繁的军事政治所打断。”土耳其在现代化进程中恰好都具备了这三种情况。

　　然而，尽管土耳其的宪法第24条明文规定，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利用或滥用宗教，或宗教感情，或宗教认为神圣的事物，达到产生个人或政治影响的目的。刑事法典第163条甚至规定， 组织与管理以宗教为基础的政党，可以判处15年徒刑。并且军人们以捍卫世俗化原则为借口多次干涉国家政治，但是，从战后土耳其实行多党制以来，与凯末尔主义者坚持的世俗化趋向相背离，要求恢复伊斯兰教传统的趋向，像波浪似地不断向前发展，已至到了90年代达到了新的高峰。如果凯末尔知道今天伊斯兰教又在土耳其复兴了，而且还以政党的形式出现，实在会不知道做何感想。1996年，1月伊斯兰政党繁荣党作为议会第一大党组阁，这标志着土耳其历史中一个新的篇章就要拉开了，面对过去与未来的冲突，面对宗教与世俗的挑战，土耳其何去何从？

造成今天土耳其伊斯兰主义对凯末尔改革的核心世俗主义造成强有力挑战的成因主要是，在土耳其共和国建国后尤其是2战后的几十年中，历届政府面对经济与社会转型措施失当，不但政局不稳而且军人频繁干政，通货膨胀难以遏止，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贪污腐化严重，经济长期不景气并带来高失业率是土耳其国民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尽管土耳其可以用漂亮的参照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向世人展示这是一个现代国家，但是今天土耳其工业发展依旧缓慢，外汇首要来源首先是旅游业，伴随最近几年高增长的同时是高通涨与高负债高赤字。也正式因为经济发展长期不如人意，造成尽管在1963年就与欧盟签署加入欧盟协议的土耳其今天依然迟迟不能加入欧盟。你可以说，土耳其是一个信奉伊斯兰教国民占绝对多数个国家为土耳其加入欧盟设置了重重障碍，不过谁也不能否认土耳其的高通涨与高负债高赤字尤其是其高负债高赤字政策严重阻碍了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进程。经济长期不振的同时，奉行凯末尔主义的世俗派本身也逐渐在执政过程里日益精英化，使凯末尔主义中六大原则局限在一批少数人的圈子不能真正深入土耳其社会基层中去。无论其曾经有多少赞誉多大成功，无论其本身制度在设计上是多么完美，无论其有多么远大的抱负与梦想。失去了国民的支持，脱离社会与现实的改革终究不会走出多远，脱离社会与国民的改革终究不会走出多远，凯末尔的希望与土耳其的梦想终究还能走出多远，只有时间来检验，但是明天仅有希望与梦想是不够的，远远不够的。

　　笔者按：凯末尔主义与凯末尔模式尽管不能说是伊斯兰世界现代化改革的成功典范，但是对伊斯兰世界现代化的实践，不仅值得伊斯兰世界研究与关注，也值得我们今天中国人思考。中国和土耳其都是拥有辉煌过去而在近代历史中遭受沉重打击，尽管中国和土耳其选择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但是这里我们需要思考的不是不同选择的成因而是要思考在追赶以今天西方为主导的现代化的时候如何面对传统。对实现现代化中国和土耳其有着一样的希望，对实现民族复兴是中华民族与突厥民族所有的相同的梦想。然而一股全盘西化，从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甚至宗教师从西方的思潮从20世纪起就从来没有在追赶的国家和民族中失去市场。只是随着时代的不同不断改头换面，不断试图改变追赶的 脚步。但是追赶成功如日本在今天依旧面临一个亚洲还是欧洲的困惑，何去何从日本茫然以对。追赶至山脚的土耳其呢？希望在左梦想在右，土耳其向着希望与梦想飞奔。

(全文完)

贴这个的原因其实还是因为最近青史里关于49前后,与79前后的争论.这里也就贴下自己以前的帖子,或许可以给大家换个角度思考的一个尝试.

曾经在前不久和朋友开玩笑的说过一个比较:儒教和伊斯兰教在对社会规范的影响方面最异曲同工的地方就是他们都从社会生产社会个方方面面从头到脚乃至各个细节上都有着严格的教诲与规范;从而达到他们对各自理想社会的诉求.

49年的中国不只是改朝换代,是另造了翻天地.对此有人可以嗤之以鼻,有人感恩不尽,有人更是视之死仇,无他闹的天翻地覆尔.

建国前三十年的争论,不管观点如何,在我看来,不管谁是谁非,就国家而言.如果一个国家在进行现代化改造之前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即使由一代代精英份子去引导去强行启动,结果都是事倍倍而功半半的.

49年时代的中国与一战刚结束时候的土耳其有类似的地方.尤其就几千年封建思想与儒教体系对于中国实行现代化国家与国民改造而言,其被束缚的程度丝毫不弱于当时保守伊斯兰教的传统对于当时乃至今天伊斯兰教的社会的束缚.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在过去与今天的困境,尤其是他们改造自身文化和传统并与现代社会尤其是发达社会全面衔接的问题困扰一代又一代阿拉伯近现社会的精英的不仅仅是体制与制度而是各种越来越冲突激烈的矛盾与已经越来越不可遏止的暴力恐怖主义的社会不满宣泄方式.这样的问题,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那意味的是梦魇,是无以穷尽的灾祸.

而就49年,就当时的中国来说.不管谁执政,无论执行具体的什么策略,都必须要解决与国家现代化改造不相容的国家传统文化与社会习俗问题.我先以伊斯兰社会来举例:刚遇刺不久的前巴基斯坦总理贝布托在执政期间一直想废除巴基斯坦一条古老的法律:任何妇女被强奸时候不能有四个及四个以上男子作为目击证人,否则均视为通奸.就这样一个在今天中国乃至世界上多数的文明社会都鄙夷的法律,当时作为女性总理的贝布托摄于强大的传统保守势力而在她执政期间不敢废除.(此法在今年终于在贝布托的人民党与穆沙拉夫的联手下废除了,不过还仅仅是法律条文上的废除).与之类似的在华人世界也有相应的例子:香港地区在上世纪60年代才废除援引自大清律的纳妾制度,而台湾地区更要晚了20多年.一些关于妇女的社会陋习修改都拖沓于此,假使那些事关土地与财产以及社会生产关系的各种交之于已经完成相应社会改造后的社会制度其必然结果是:民主制度只会使当时社会阶级分配比率固化,而不会使整个国家进入到当今西方社会的发达与文明状态.再直接点说,不管什么政党或者谁在1949年去解决中国问题.不解决好,当时国家的封建传统文化改造,乃至这样的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地制度与封建土地生产关系.中国最坏的结果就会类似今天纷争的中东,最好的结果不过是今天印度十亿人民一亿社会的又一个版本.

以基马尔（凯末尔）成长为背景的土耳其资料（牵涉日本）

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121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