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长篇原创】元帅之死－－贺龙事件始末 -- 温相

整个长文中看不到贺龙错误的地方。是人就会犯错误，不能因为他被打到过就成了完人。引述一些与观点有差异的材料只能增加文章的说服力。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50113/jj/jswshb/200501130059.asp

　“文革”期间的九大，是林彪、“四人帮”集团阴谋乱党，全面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一次大会。林彪的接班人地位被堂而皇之地写入党章，其个人权势达到鼎盛。

　　在这次引人注目的大会上，一大批“文革”新贵进入权力中枢。九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央政治局成员25人，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主要成员几乎全部包括在内。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九大主席团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当时势头看好的政治“新星”温玉成却落选了，甚至连中央委员都没有选上。

　　温玉成成为九大惟一一个落选政治局委员的主席团成员。

　　“文革”中，这位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开国将军在众多将星中脱颖而出，一夜之间，被擢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成为当时军界与政界一颗耀眼的新星。然而，仅仅过了一年，温玉成却莫名其妙地从北京消失了。以后，在经历了林彪“九?一三”、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等重大事件后，温玉成不是像他的大多数战友一样，洗雪沉冤，东山再起，而是陷入了迷雾一般的人生窘境，直至1983年，在中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的干预下，他的“人生黑洞”才勉强有了个说法。

　　在群星闪烁的开国将军中，温玉成应该算是一个能征惯战会打仗的将领。如果不是这样，他不可能15岁参军，17岁就成为红军的一名中级指挥员；也不可能在战争年代屡建奇功，成为林彪麾下的主力之一。

　　可惜，会打仗却不一定会搞政治。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温玉成身不由己地进入政治高层，又身不由己地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而跌宕起伏，演出了一幕大起大落的人生悲喜剧……

　　奉调北京

　　1968年1月1日，在广州军区任参谋长、副司令这两个职位上干了10年的温玉成突然接到军委调令，奉调北京，出任大军区正职的军委副总参谋长，主管训练、作战和通信。

　　在广州军区，他和原四野老战友，共同在林彪麾下征战南北的黄永胜搭档在一个班子里，黄永胜是军区司令员，温玉成为其副手。因黄永胜为人霸道，作风蛮横，两人在工作中产生了较深的隔阂。

　　时逢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在定夺副总长人选时，叶剑英元帅推荐温玉成，林彪便委婉地向毛主席推荐了温玉成。毛主席一锤定音，温玉成在广州和黄永胜搞不到一起，那就叫他来北京嘛！

　　温玉成就这样被调到了北京。当时，他正被黄永胜指使的造反派斗得不可开交。离开广州，对他而言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依照惯例，林彪在毛家湾寓所接见履新的温玉成，平时感情不易外露的林彪，很是怀旧地谈及了当年征战黑土地的那一幕。温玉成勇猛善战，过去打过不少硬仗、恶仗，执行上级命令不折不扣的作风给林彪留下了深刻印象。

　　执掌京畿

　　1968年3月24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杨余傅事件”。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因不容于林彪，被诬为“华北山头主义”。一夜之间，或关或押，或被发配。

　　3月24日凌晨，温玉成奉命到人民大会堂118号毛泽东主席办公室开会时，他在走廊上见到了神情沉郁的毛泽东。温玉成走上前，端正地行了个军礼，问候道：“主席好。”

　　毛泽东一手夹着烟卷，一手倒背在身后，凝神注目，然后劈头问道：“你一个人去？单枪匹马去？”

　　“主席，”温玉成如坠云雾中，不解地问道，“我去哪里哟？”

　　“没有通知你？”

　　“不知道。”

　　“叫你到卫戍区去，”毛泽东将夹了烟卷的手往前一点，严肃地说，“执掌京畿重地。”

　　“文革”中，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这个职务，主要负责拱卫京师，警护中央领导安全。位高权重，却不好干，温玉成的前任傅崇碧就是因为得罪了林彪，被秘密贬至沈阳。

　　突如其来的变故令温玉成始料未及，就这样，他以副总长身份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随后，成为“中央文革”碰头会旁听员。随着“文革”乱相的加剧，老帅纷纷落马或靠边站，军委领导班子为军委办事组所取代，温玉成进入中枢，成为办事组10成员之一。

　　当时，毛泽东对他是颇为信任的。常常把他找去了解首都的情况。一次，毛泽东特地把温玉成叫去了解工宣队进驻高校的情况，温玉成老老实实回答说：“现在北京的学生不怕解放军，就是怕工人。因为他们摸到解放军的底，有五不政策。解放军对学生没有办法，工人硬一些。”听了他的汇报，赞许他讲了老实话。

　　不过，即便受到如此重用，温玉成始终觉得不舒心。因为顶头上司黄永胜像一幕阴云，罩在他头上挥之不去―――这时，黄永胜也调来北京，出任总参谋长兼军委办事组组长。温玉成依旧在其约束之下。

　　尽管这样，温玉成还是踌躇满志。由于深得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林彪的信任，温玉成一时名重京华。

　　夹缝之间

　　在短暂的一年时间里，温玉成置身军界的权力高峰，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已是举足轻重的人物。这期间，他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协助周恩来解决全国交通混乱问题；二是协助黄永胜处理珍宝岛事件；三是协助谢富治管理江青一手抓的“样板团”。

　　对于他的工作，其遗孀宋琬明这样对笔者说：“我们老温是个老实人，不会投机取巧，不会见风使舵，因此常被利用、欺侮。他除了打仗，对政治一窍不通。”

　　这段评述，前面是赞扬，中国人愿意把所有正派人都说成如此；而后面则十分中肯：温玉成对政治一窍不通，处于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之中，良知、感情、欲望，少不了要经常发生种种冲突，人的内心难免会时虎时猴，时道时佛时妖。一个并无多大政治野心的军人，置身政治漩涡之中，开始未必不想左右逢源，谁都不得罪，把上级交给的事都办好。但是，那时的政治斗争有自己的特殊法则，对与错，是与非，亲与疏，上与下，统统首先要服从需要，服从集团或个人需要和安全的需要。在林彪和江青这两个既相互利用又相互斗争、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勾结、既相互看不起又相互吹捧的政治集团中，既然不能两边讨好左右逢源，惟一能暂时保全的办法就是死心塌地站在一方，温玉成没这么选择，是对也是错，是幸也是不幸。

　　刘庆棠事件

　　当时，文艺团体的支左部队要换班。这本是正常的工作调整。结果，不明就里的温玉成将支持刘庆棠一派的军队干部换走了，而把反对他的留了下来。

　　刘庆棠凭借饰演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中的“洪常青”一角而平步青云，升任文化部副部长，并得江青宠爱。为此，曾有人叹言：“红军长征二万五，不如跳曲芭蕾舞。”恃宠而骄的刘庆棠到江青跟前告了一状，江青勃然大怒，声称要追查这起“打击革命派的严重事件”。然后缠住周恩来，无理取闹，要求严肃处理温玉成。

　　主管样板戏的谢富治以工作忙为由，对温玉成说：“你是协助我管样板团的。这样吧，我事多，工作忙，我们俩一起给江青写个检讨。你先写，我们一起签个名交给江青，事情就算了结了。”

　　不料，温玉成写好检讨后，谢富治的签名并未在检讨人之列，而是在行文抬头上，这样一来，谢富治不但推掉干系，反而成了审阅检讨的领导。温玉成从此得罪了江青。

　　黄永胜出国与军装事件

　　江青与林彪不睦。黄永胜原本想出出国，见见世面。好不容易捞到一个去欧洲社会主义的一盏明灯―――阿尔巴尼亚访问的机会，岂料，江青却说：“他不配。”江青一反常态，坚持要温玉成顶替黄永胜出访。

　　温玉成叫苦不迭。他根本没有这个心思。而林彪、叶群夫妇一直在这件事上毫不让步，坚决要黄永胜出访，并视作是同江青集团的一次斗争。眼下，让温玉成替代黄永胜，江青这不是在制造矛盾吗？

　　后来还是毛泽东点了头，黄永胜才遂了心愿。江青还在一份文件上批示：保守派的根子“广州军区上头还有”，明眼人一看，上头的人便是黄永胜。

　　还有一次，江青心血来潮，提出样板团的人要穿军装。

　　温玉成答道：“我不管后勤，发军装是邱会作管的。”

　　“不行！”江青把头一扬，尖声尖气地说，“你是协助谢富治管样板团的，你要解决这个问题。”

　　军委办事组依然不同意。邱会作说：“又不是军人，怎么能随便发军装？”事情未能办妥，江青自然迁怒于温玉成。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温玉成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之际，又接到了一个更烫手的山芋。

　　李必达事件

　　大约是在1969年夏，劳累一天的温玉成刚刚进入梦乡，便被一阵吵闹声惊醒，秘书进来报告说，黄总长的秘书李必达同志在楼下会客厅等，他说有封信要亲自交到你手上，由你转交江青同志。

　　当时，黄永胜的秘书李必达年仅27岁，系“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这是一位年轻而富有正义感的同志，他对黄永胜的所作所为早就不满。“九大”前夕，他利用参知机要的条件，从各种渠道获知了林彪在选举“九大”代表期间，大肆进行篡党夺权活动，指明要一些代表投票。他担心他们会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继续这种分裂活动。

　　几经踌躇，李必达毅然以一个党员的良知，向毛泽东主席写信揭发林彪集团尤其是黄永胜的行径。信写好后，怎样传递，李必达费尽心思。想来想去，他突然想到何不让温玉成转交给江青，以江青和林彪已经日渐公开的矛盾而言，这封信江青肯定会上达天听。再说，温玉成与黄永胜不和，他应该不会推辞的。

　　于是，李必达在5月初的一个深夜，拿着信到了温玉成住处。开始，温玉成推辞道：“我和江青不太熟，不便转交。”

　　须臾，秘书再次报告说，李秘书讲啦，首长不收下这封信，他就不走了。

　　温玉成叹了口气，没再往深处想，只得点头同意了。然而，他看完信后，神情大变，出门对李必达说：“你依靠组织反映你所了解的情况是对的，但我比你更了解黄总长。我知道林副主席对我有误解。你这封信我交不交，交给谁，让我考虑考虑再说。”

　　李必达这才忐忑不安地离去。

　　这着实令温玉成为难。他不想接这封信，但李必达知道温玉成与黄永胜不睦，却又非得让他转交江青不可。烫手山芋接上手，温玉成辗转反侧，如就热汤。交，势必得罪林彪，不交，则江青迁怒。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思来想去，温玉成一横心，将那封信锁在抽屉里，可半年后，却鬼使神差地交给了林办。客观地说，温玉成的内心是倾向林彪的。

　　温玉成的这一着棋并未讨好林彪。叶群、黄永胜大为恼怒，立即将李必达关押拘捕，对温玉成知晓信中内容，也如骨鲠在喉。更有甚者，“九?一三”事件后，这封信被查出，江青得知来龙去脉，数次找到周恩来总理，大为光火：“温玉成是林彪的死党，不能放过他！”所以，到了晚年，温玉成常对人说：“在这件事上，我对不起李必达秘书。”

　　李必达被开除军籍，定为现行反革命。发配到南方一个偏远的劳改农场进行改造，受了不少苦。直到“九?一三”事件后才平反。

　　被贬成都

　　按理，党的“九大”时，温玉成走向人生辉煌的顶点，由于被安排为“九大”主席团成员，前排就座，包括外电在内的大多数人都在议论，温玉成铁定要进政治局。然而，九届一中全会后，温玉成却出人意料，没有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

　　温玉成打电话找到叶群，叶群装作茫然无知，并表同情，实际上，正是叶群和林彪力主拉下温玉成，以解他们“温玉成知恩不报”的痛恨。

　　林彪、叶群满以为此举可以讨好江青。谁知江青并不领这个情。温玉成又被江青推入“炮膛”，藉此打击林彪。

　　不久，北京天安门召开声势浩大的支持毛泽东主席“五?二○”声明大会。温玉成走上城楼，遇上江青，忙上前主动招呼，江青昂首挺胸，怒目而视，径直离去。温玉成立时呆若木鸡。

　　未几，温玉成再次接到江青电话，说芭蕾舞名角白淑湘在京西宾馆排戏很辛苦，生病无药，让温玉成立即送点药去。温玉成立即命人相送。岂料，过不几天，江青把温玉成找去，训斥道：“样板团的两派，都是革命造反派，你要一碗水端平。为什么药只送给白淑湘而不送给刘庆棠？”

　　温玉成瞻顾四望，如履薄冰。

　　1970年6月4日，林彪约温玉成单独谈话，走入林办，一向话语不多的林彪正襟危坐，既无寒暄，亦无问候，例行公事般地宣布道：“温玉成同志，经军委研究，你已经不能适应北京阶级斗争形势的需要，决定调你到成都军区担任第一副司令。”

　　闻听此言，温玉成恍若梦中，目瞪口呆。见此情景，林彪这才挤出一丝僵硬的笑意，故作亲切地说道：“这是军委领导的关心，你有什么想法？”

　　温玉成猛然清醒，条件反射般地答道：“我忠于毛主席，忠于林副主席。”

　　随后，林彪、叶群又向温玉成说，江青要求把他“立即抓起来”，是林彪想出了办法，让他远去成都避祸。

　　由副总长降职为军区副司令，温玉成虽然想不通，却无力抗争。

　　隔离审查

　　花开花谢又一年。林彪叛逃坠机的“九?一三”事件爆发了。

　　9月16日傍晚，温玉成刚刚吃完晚饭，便接到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打来的电话，让他去3号院开会，并特别强调，传达中央绝密文件，不要带秘书。

　　走入3号院，20多个荷枪实弹的干部、战士如临大敌般，警惕地持枪张望。正在温玉成惊疑之际，张国华政委已在楼梯口叫住了他，然后礼貌地邀请他上楼。

　　“他们还没到？”温玉成走入会议室，一坐下身，愈加好奇。

　　“没有，”张国华有些尴尬地答道，然后转身关上了门，坐下后，便沉沉地叹了口气，“这个会只有我们两个开。”

　　温玉成凭直觉，预感到今天叫他来，决不是传达什么文件了。

　　“老温，”张国华一字一顿道，“我们是老相识了，你是知道我这个人的。”略一沉吟，张国华像背书似的说道：“刚刚接到通知，你被隔离审查了。”

　　“隔离审查？”温玉成张大着吃惊的嘴，一时回不过神。

　　“那我犯了什么错误呀？”温玉成苦笑道。

　　“上面说你是林彪的死党，组织上要审查……”

　　温玉成如同猛地听到一声惊雷，他一下子呆若木鸡、心乱如麻。这一切来得太突然，自己分明是被林彪贬出北京，现在却又成了林彪的死党，这如何说得过去？

　　当晚，他便被秘密关押在邓家花园。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接着，温玉成的夫人宋琬明(时任成都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副处长)被停职停薪，勒令搬出“首长院”……

　　平反

　　1976年12月，在成都晦暗潮湿的一天里，温玉成最终迎来了人生的转机。这天，成都军区根据中央通知，将关押了5年的温玉成释放了出来。

　　温玉成被释放出来后，生活待遇上有了改善，先是搬回军区首长院，接着子女允许参军入伍，夫人宋琬明亦恢复原职。

　　但是，最核心的问题―――组织结论却被挂了起来。

　　其间，温玉成曾经找过成都军区党委，也到北京上访过，但遗憾的是，无论是高层还是他所在的军区，对此爱莫能助，他的问题，始终得不到结论。

　　所幸，拨乱反正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庐山会议”上与彭德怀一同蒙冤的黄克诚大将平反后再度出山，担任了中纪委常务书记兼军委纪委书记。这时，他已双目失明，但对“文革”中遗留下的纷乱如麻的问题，洞若观火。

　　他得知温玉成上访无门，结论无着的情况后，便托人捎去口信：“让温玉成来北京解决问题吧！”

　　在黄克诚的努力下，1983年，中央军委经过甄别调查，组织上对温玉成的审查结论是：办过错事，说过错话，不给予处分，恢复大军区副职待遇。不过，中央曾明文规定，1955年被首批授予中将以上军衔的开国将军们，离休时都要享受大区正职待遇，如原成都军区副司令韦杰就是例子。

　　温玉成似乎是个例外。

　　后来，温玉成曾试图证明自己是深受林彪、“四人帮”两个集团的迫害，并要求恢复大军区正职的待遇，但未果。

　　大军区正职的待遇没有被恢复，温玉成夫妇悄然来到南京定居。晚年，温玉成的离休生活抑郁而不寡欢，南京军区对他的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在一栋花草掩映的独立小楼里，温玉成从此远离尘嚣，挣脱纠葛，种种花草，平静地度过了6年时光。

　　1989年10月29日，温玉成在南京辞世，享年74岁。

因为我实在看不出作者为什么要粉饰老吴。

http://www.northeast.com.cn/law/history/4597.htm

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案真相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之后，中央各机关紧张的政治气氛又陡然升级。人们以革命的名义拉帮结派，组建各式各样的“战斗队”，向所谓的“走资派”夺权。各“战斗队”之间，争权夺利，水火不容，致使人心大乱，机构瘫痪。这时，周恩来总理要求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向中央各政法机关和联系的部委派驻联络员，掌握动态，遇有紧急情况，可以直接向他报告。

国务院内务办公室，是直属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一个办事机构，负责联系和协调公安部、内务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统战部、民族事务委员会、华侨事务委员会的工作。中共中央政法工作小组办公室也设在这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主任谢富治，副主任甘重斗。严佑民在“文革”前不久由公安部副部长调任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副主任，我被从公安部办公厅借调到内务办公室，正好在他手下工作。

“一月风暴”之后，严佑民派我为内务部（现改称民政部）联络员。那时，内务部部长是曾山，副部长王一夫、黄庆熙。一个402人的部有七个造反组织。若以对待部领导的态度来划分，可分为两大派，一派称“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简称“革联”），要打倒曾山，保王一夫；另一派称“红色革命者联合总部”（简称“红联”），要打倒王一夫，保曾山。两派各视对方为寇雠，誓不两立。

9月间的一天，“革联”为显示自己的革命性，对曾山采取了“革命行动”。他们瞒过家属，避开“红联”，联络驻内务部机关的学生“红卫兵”，秘密把曾山劫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轮番批斗，并进行肉体折磨（低头、弯腰、“喷气式”）。家属不见曾山的踪影，着急打电话向内务办求助。我立即询问“革联”，他们推说不知道。我又通知“红联”帮助寻找，得悉被“革联”揪往劳动人民文化宫批斗的情况。当家属赶到的时候，批斗会已散场，曾山身倚金水桥栏杆，两眼发直，似有轻生念头。我把所获情况当即报告严佑民，他又电话报告谢富治、周恩来。周总理就这一事件，要求内务办公室立即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一份文件，并口述了文件的内容。严佑民把起草中央文件的任务交给了我，并要求以最快速度完成。我把起草的文稿，冠以“中共中央关于曾山同志问题的指示”的标题，送严佑民、谢富治审阅后，报送周恩来总理签发。9月27日一早，严佑民和我就向内务部造反组织的头头传达了这个指示。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关于曾山同志问题的指示

一、对曾山同志的错误，可以批判，但性质应由中央来定。

二、曾山同志的活动，听命于中央，造反组织不能干涉。

三、外来学生不能干预内务部事务，要立即撤出。

四、开批判会搞“喷气式”、大弯腰是错误的，是违反中央规定的，今后不准再搞体罚和变相体罚。

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后，内务部平静下来了。但好景不长。10月，内务部造反派“革联”根据抗战时期我方情报工作人员提供的曾山曾经和日本人有过接触的情况，武断地认为，曾山是日本特务、汉奸，必须打倒。曾山解释说，他在新四军军部当组织部长的时候，按照延安党中央的指示，确实和日本方面的人员有过接触，但这是抗日活动的组成部分，整个活动安排都及时用电报向中共中央作了请示，并得到批准。“革联”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不相信曾山的辩解。“红联”站在曾山一边，对着干。两派互不相让，即将酿成一场武斗。

我向严佑民、谢富治报告了这一紧急情况，并参与了他们解决问题的决策会议。

谢富治说：“那时，我在八路军，在太岳，新四军的情况不清楚。”

严佑民说：“那时，我在新四军，在前线作战，对军部的情况不清楚。”

我说：“这事倒也好办，既然曾山说一切活动都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我们派人去中央档案馆查阅一下历史档案，问题就可以澄清了。”

谢、严都表示同意，并决定查阅档案的事由我来办。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到中央档案馆查阅档案必须履行严格的审批手续。我写了报告，严佑民、谢富治分别签字同意。我拿着他们的批件，同内务办公室的赵雪瀛同志，驱车到了位于北京西郊温泉的中央档案馆。档案馆的军代表看了批件说，查中央历史档案，必须经中央办公厅主任批准，否则不予接待。我向严佑民报告后，他找某某某补了一个手续。第二次到中央档案馆，军代表仔细检查了批件，没有犹豫，即指示工作人员照办。共找到有关此项活动的四份电报，有曾山报告的情况，也有中共中央的正式批文，更难得的是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康生的签名真迹。那时陈毅在延安参加整风，有的电报他也看了。这时，我身心无比轻松，感叹：“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事情虽然有了结果，但向上级汇报，不能空口无凭，需有真凭实据。可是，档案馆规定，此类机密，不能外借，不准抄录。经同军代表交涉，他们允许我摘抄主要内容。回机关后，顾不上吃饭，立即起草报告，经严佑民、谢富治先后签署后，报送中共中央。

然而事情却意外地发生了变化。10月的一天，谢富治怒气冲冲地到严佑民的办公室，发了一通脾气。我的办公室虽与之一墙之隔，但严的房门紧闭，听不见说些什么。谢走后，严佑民到我的办公室，神色有点不对，苦笑着对我说：“我们为了证明曾山同志的清白，到中央档案馆查历史档案，是办了一件好事。可是，却惹怒了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说这是政治上糊涂，要追查。谢要我们每人写一份检讨，报送中央。”我问是哪一位中央负责同志？严说：“谢没有说，猜不透。上命难违，不检讨不行，我们只好按谢的说法检讨犯了客观主义的错误。”

一周后的一天，谢富治通知严佑民、赵雪瀛和我开会。会场上只有我们四个人，谢的态度比较平和。

谢富治说：“你们的检讨都不深刻。现在宣布处分决定：孙宇亭，党内严重警告。”他接着又说：“这件事涉及核心机密，你们手中如果存有这件事的片纸只字，统统交出来。今后，如果发现谁泄漏了机密，毫不客气。”说完就走了。

我认为，这场风波可能就此打住了。严佑民却认为不会这么简单，党内的斗争相当复杂，“文革”以来有许多事情出乎意料。事态的发展，证明了严佑民的分析是正确的。

11月5日，“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封存公安部所有的文书、业务档案和敌伪档案，原来的档案管理人员封卷锁库后，立即撤离。接着，调派了300名解放军进驻公安部，接管了这些档案。

有一天深夜，我已脱衣就寝。谢富治的秘书突然敲门，把我从睡梦中叫了起来，通知立即去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开会。并说：车已准备好，马上走。公安部和大会堂只隔着天安门广场，步行一刻钟就够了，却派汽车相送，可见事态的严重和急迫。

我从大会堂的南门进去，遥望安徽厅的门口蹲着一个人，走近一看，是中央档案馆的军代表。厅内右侧摆了一张长条桌，桌后坐着三个人，从右至左为吴法宪、谢富治、某某某。桌子右边横头旁，坐着严佑民和赵雪瀛。长条桌左侧横头旁放了一把椅子，我进门后，中央档案馆的军代表立即在椅子上落坐。厅门左侧靠墙放了一张桌子，有两名穿军装的人做记录。长条桌的对面三米处，有一个小方凳，没有坐人。我打量一下房中摆设，很明显地是“三堂会审”的架势。审谁？当然是我。我知趣地在小方凳上坐了下来，审问开始了。

谢富治首先开口：“你的姓名、年龄、籍贯、出身、成分？”

他这十足审问犯人的口吻，使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此前我在公安部机关工作13年，谢富治当公安部部长后我在他身边工作8年，他对我的身世太熟悉了。此刻，既然他已把我视为敌人，我便不能再抱幻想，只能以慎重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回答，力图证明自己的无辜。我的情绪镇静下来，回答了他的第一个问题。

谢：“你是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混进公安部的？”

答：“我没有混进公安部。我是1954年大行政区撤销后，从中南公安部奉调进京的。当时从中南公安部选调了60名干部，由中南公安部部长杨奇清带队到北京报到。”

因为提到了杨奇清，谢富治向旁边的吴法宪小声说：“杨奇清也有问题。”接着，谢又板起了面孔对我说：“你把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的活动谈一谈。”

我据实申辩：“这事和盗窃机密根本沾不上边。”

我在详谈了内务部两派斗争的情况后接着说：“我去中央档案馆查档案的起因、目的以及对档案资料的处理情况，谢副总理，×主任和严佑民同志完全清楚。不错，主意是我出的，查档报告是我起草的，但是你们同意了，批准了。如果没有你们的批件，没有你们的派遣，我不可能去中央档案馆，即使去了，人家也不会接待我。”

谢转向某某某说：“我在那个报告上批了字。可是你也批了同意。”

某某某冲谢说：“你是副总理嘛！你同意的事情我能不同意吗？”

接着某某某转向中央档案馆军代表，严厉地说：“档案馆有制度，像这样的机密档案不能抄录，你们为什么不执行制度？”

军代表回答说：“有你和谢副总理的亲笔批示，不能不让抄！”某某某很不高兴地问：“你是从哪个部队来的。”

军代表答：“是戚本禹从学部把我挑来的。”

又问：“你是造反派？”

军代表答：“是的。”

某某某又问：“学部的人怎么穿上了军装？”

军代表答：“是戚本禹派人送给我的。”

这时，某某某又转向做记录的穿军装的人（可能是他的秘书，或是办案的专门人员）说：“把那个报告传过来，我再看看！”

某某某看了报告，对谢富治说：“你看，这个报告，是用宽边稿纸写的，我们批的字都是靠在稿纸右边的空白处，如果把我们的批字剪下来，对这个报告也不会有损伤。”

谢说：“这倒是个好办法。”

于是，某某某让记录人员找来剪刀和火柴，当场把他们批的字剪了下来并烧掉。证据就这样被毁灭了。

我和严佑民、赵雪瀛、中央档案馆军代表，目睹了这几位中央首长表演的滑稽的一幕。我注意到，吴法宪一直双目紧闭，像睡熟了一般。

审问继续进行。

谢富治问我：“你为什么要包庇曾山和陈毅？”

我回答说：“我作为驻内务部的联络员，弄清事实，协助领导平息纷争，是我的职责。既然曾山问题成了纷争的焦点，就需要设法澄清。查档案，是为了澄清问题。我和曾山没有私交，在我当联络员之前，彼此素不相识，没有来往，我没有理由包庇他。至于陈毅，他是元帅，我知道他，他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我这个小人物。”

谢富治说：“到中央档案馆查档案这件事，你应该承担责任！”

因事关紧要，我还没有想好回答的措辞，没有想到坐在一旁的严佑民把话接了过去。他说：“这件事，前前后后的情况我都知道。事情是他和赵雪瀛办的，是经过我批准的。责任应由我一人承担。”

谢富治说：“你承担得了吗？”

严佑民说：“应该承担。”

这时，吴法宪睁开眼睛，说肚子饿了，让服务员拿夜餐来。服务员端上了包子和馄饨。吴法宪劝我们吃些夜餐。我哪里还有心思吃饭，便说我不饿。

谢富治说：“既然不想吃，回家吧，这里没有你的事了。”

半夜的遭遇，真是一堂生动的课，使我受益匪浅。我这个“小字辈”，在这几位资深的“老领导”面前，一下子增长了许多社会知识和党内斗争的知识。然而，更增加了我的害怕和不安。怕的是那些看来道貌岸然，内心却龌龊阴险的人，若不慎跌入他们预设的陷阱，定会万劫不复；不安的是为尊敬的严佑民同志担心，他心怀坦诚，承担责任，把我从政治泥沼中拉出来，但他若因此而身遭不测，我于心难安。

1968年春节过后，公安部召开干部大会，谢富治、某某某、吴法宪出现在讲台上。谢富治宣布，由解放军接管公安部机关，公安部的全体人员，统统到北京西郊的中央政法干部学校集中，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会后，谢富治又委托严佑民召集国务院内务办公室的全体人员开会，宣布撤销机构，移交档案，由军队接管。

公安部的所谓“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际是政治上、组织上肃清异己的“集中营”。非重点对象，两个星期尚可回家一次；重点对象（多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或家庭出身、本人成分不好，以及个人历史复杂者）则不准回家，家属送来日用品还要经过造反派的检查。夜深人静，是抓人送监狱的时刻。吉普车一响，不用问，就是又有人上路了。我算了一下，仅1968年3月、4月内，我所认识的人中，就有37人身陷囹圄，严佑民便是其中的一个。

严佑民的被捕，本是意料中的事。我在心情激动和沉重的同时，陷入了更为冷静的思索。我试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对某些人炮制的这起冤案进行解剖。罪名当然是所谓的“盗窃核心机密”。那么，首先一个问题，核心机密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其实，很简单。抗战末期，日军为了摆脱困境，向新四军提出谈判的要求，商谈相互妥协的条件。新四军做不了主，请示中共中央。中央同意和他们接触，并确定了虚与周旋，争取时间，做好大反攻准备的方针和策略；于是才有新四军代表曾山和日本军方代表的接触，相互讨价还价的事情。第二个问题，这件事，算不算核心机密？在当时，它是对敌斗争的重要策略；同时，为了防止在国际、国内造成影响，陷我于政治上的被动，必须严格保密，定为核心机密并不过分。但是，时过境迁，它的机密性也就丧失了。同时，从历史到现实，从国内到国外，敌对双方打打谈谈，谈谈打打，乃是政治斗争、军事斗争惯用的手段，并不新鲜。第三个问题，既然算不上核心机密，而决策者们又一口咬定是核心机密，就是把所谓的“机密”当成打人的棍子。曾山是新四军的组织部长，他的后面是军长陈毅和政委刘少奇。如果曾山在威逼之下坚守秘密，肯定要受皮肉之苦，而对当权者却有益无害；如果曾山认为事情已过去多年，又是经中央批准的而讲了出去，那么，刘少奇、陈毅的“投降派罪名”又多了一条证据。所以他们睁眼看着造反派胡闹下去（当然也不排除这场闹剧是他们幕后导演的）。第四个问题，即到中央档案馆查档案一事，是怎样和整个事态联系起来的。我和严佑民当时不知道也不可能考虑到事情如此之奥妙，仅是凭着做人的良知和共产党员的责任感行事的。谢富治、某某某事先也没有想到这是一个政治漩涡，一旦觉察，急于脱身，就需要找个替罪羊。我便成了首选对象，我出身不好，没有后台，掀不起一点浪花。只是到了关键时刻，严佑民挺身而出，才把我救了出来。

通过上述分析，我得出的结论是：这是奸人预设的政治陷阱，他们想要猎捕的对象是曾山，是我无意之中做了与曾山老人有益的事，而具有强烈正义感的严佑民又救了我。

严佑民，这位坚贞的共产党员，此刻他做到了俯仰无愧。然而正因为此，他身陷绝境。

我不仅无力营救我的良师益友脱离“天牢”，而且还要随时准备着身遭不测。我能够办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对自己的亲属子女略作交代，留下遗言；二是竭尽智慧，逃避时刻可能到来的更大的劫难。

然而，出乎我的意料，在我的恩师、挚友严佑民含冤忍垢的1460天里，我虽经过了下放劳动、党员登记、批陈整风、批林整风等政治浪潮，却都坎坎坷坷地走了过来。多少人间生死荣辱事，也一件件在我面前走过。1971年9月，林彪折戟沉沙后，吴法宪锒铛入狱。1972年3月，谢富治患癌症，在挣扎中痛苦死去。党内残酷斗争中的幸存者曾山同志故去时，所谓“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冤案的涉嫌人严佑民还在狱中。

1972年9月，我得悉严佑民从秦城监狱被假释出来，住中央组织部翠微路招待所，由夫人林喧陪伴。我设法避开公安部调研室造反派头头的纠缠，前往探望。四年的牢狱生活，和相继发生的心脏病、白内障、风湿性关节炎，折磨得这位很健壮的老人变了形状。但他性格依然开朗，谈吐依然妙趣横生，对国家、民族的前途虽十分忧虑却又满怀信心。在这样一位有恩于我的长者面前，我再也压不住激动的感情，久埋心底的话，一下子冒了出来：“查档案的这件事，不管它冤不冤，该蹲四年牢的应该是我。”

没有想到他听后竟冷冷地说：“其实，我们都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停一会儿他才接着说：“你这个书呆子，不要再说傻话了。我坐牢，中央有人替我说话，四年就出来了。你如果进了监狱，谁替你说话？八年也出不来，很可能瘐死狱中……”说着，严老也越来越动情。我怕勾起他四年冤狱中的种种伤心事，就转换话题谈社会现象，谈读书心得，谈诗文。他说：“在监狱里，我读了《资本论》《毛泽东选集》至少读了四遍。”我说：“我看了一些历史书籍：《史记》《汉书》《隋书》和《三国志》，还心有所感，写了一首诗。”他问我什么诗，我吟给他听，并写出来给他看。

严君

春秋几番是非缠，

敢笑廷尉羁张盘。

友情泣血染浊水，

正气凌空刺云天。

枫叶沐霜色更美，

志士逢凶胆不寒。

四年囹圄等闲事，

收拾行装再向前。

他看后，哈哈大笑，说：“把我捧得太高了。我喜欢最后两句，‘四年囹圄等闲事，收拾行装再向前’。”

粉碎“四人帮”后，严佑民被委以重任，赴上海扫荡“四人帮”的老巢，以后任中共上海市委和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

(孙宇亭)

人民公安报

不应该嘲讽和他观点不同的人，这样做就是说白了就是缺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