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长篇原创】元帅之死－－贺龙事件始末 -- 温相

因为我实在看不出作者为什么要粉饰老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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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案真相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之后，中央各机关紧张的政治气氛又陡然升级。人们以革命的名义拉帮结派，组建各式各样的“战斗队”，向所谓的“走资派”夺权。各“战斗队”之间，争权夺利，水火不容，致使人心大乱，机构瘫痪。这时，周恩来总理要求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向中央各政法机关和联系的部委派驻联络员，掌握动态，遇有紧急情况，可以直接向他报告。

国务院内务办公室，是直属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一个办事机构，负责联系和协调公安部、内务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统战部、民族事务委员会、华侨事务委员会的工作。中共中央政法工作小组办公室也设在这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主任谢富治，副主任甘重斗。严佑民在“文革”前不久由公安部副部长调任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副主任，我被从公安部办公厅借调到内务办公室，正好在他手下工作。

“一月风暴”之后，严佑民派我为内务部（现改称民政部）联络员。那时，内务部部长是曾山，副部长王一夫、黄庆熙。一个402人的部有七个造反组织。若以对待部领导的态度来划分，可分为两大派，一派称“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简称“革联”），要打倒曾山，保王一夫；另一派称“红色革命者联合总部”（简称“红联”），要打倒王一夫，保曾山。两派各视对方为寇雠，誓不两立。

9月间的一天，“革联”为显示自己的革命性，对曾山采取了“革命行动”。他们瞒过家属，避开“红联”，联络驻内务部机关的学生“红卫兵”，秘密把曾山劫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轮番批斗，并进行肉体折磨（低头、弯腰、“喷气式”）。家属不见曾山的踪影，着急打电话向内务办求助。我立即询问“革联”，他们推说不知道。我又通知“红联”帮助寻找，得悉被“革联”揪往劳动人民文化宫批斗的情况。当家属赶到的时候，批斗会已散场，曾山身倚金水桥栏杆，两眼发直，似有轻生念头。我把所获情况当即报告严佑民，他又电话报告谢富治、周恩来。周总理就这一事件，要求内务办公室立即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一份文件，并口述了文件的内容。严佑民把起草中央文件的任务交给了我，并要求以最快速度完成。我把起草的文稿，冠以“中共中央关于曾山同志问题的指示”的标题，送严佑民、谢富治审阅后，报送周恩来总理签发。9月27日一早，严佑民和我就向内务部造反组织的头头传达了这个指示。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关于曾山同志问题的指示

一、对曾山同志的错误，可以批判，但性质应由中央来定。

二、曾山同志的活动，听命于中央，造反组织不能干涉。

三、外来学生不能干预内务部事务，要立即撤出。

四、开批判会搞“喷气式”、大弯腰是错误的，是违反中央规定的，今后不准再搞体罚和变相体罚。

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后，内务部平静下来了。但好景不长。10月，内务部造反派“革联”根据抗战时期我方情报工作人员提供的曾山曾经和日本人有过接触的情况，武断地认为，曾山是日本特务、汉奸，必须打倒。曾山解释说，他在新四军军部当组织部长的时候，按照延安党中央的指示，确实和日本方面的人员有过接触，但这是抗日活动的组成部分，整个活动安排都及时用电报向中共中央作了请示，并得到批准。“革联”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不相信曾山的辩解。“红联”站在曾山一边，对着干。两派互不相让，即将酿成一场武斗。

我向严佑民、谢富治报告了这一紧急情况，并参与了他们解决问题的决策会议。

谢富治说：“那时，我在八路军，在太岳，新四军的情况不清楚。”

严佑民说：“那时，我在新四军，在前线作战，对军部的情况不清楚。”

我说：“这事倒也好办，既然曾山说一切活动都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我们派人去中央档案馆查阅一下历史档案，问题就可以澄清了。”

谢、严都表示同意，并决定查阅档案的事由我来办。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到中央档案馆查阅档案必须履行严格的审批手续。我写了报告，严佑民、谢富治分别签字同意。我拿着他们的批件，同内务办公室的赵雪瀛同志，驱车到了位于北京西郊温泉的中央档案馆。档案馆的军代表看了批件说，查中央历史档案，必须经中央办公厅主任批准，否则不予接待。我向严佑民报告后，他找某某某补了一个手续。第二次到中央档案馆，军代表仔细检查了批件，没有犹豫，即指示工作人员照办。共找到有关此项活动的四份电报，有曾山报告的情况，也有中共中央的正式批文，更难得的是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康生的签名真迹。那时陈毅在延安参加整风，有的电报他也看了。这时，我身心无比轻松，感叹：“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事情虽然有了结果，但向上级汇报，不能空口无凭，需有真凭实据。可是，档案馆规定，此类机密，不能外借，不准抄录。经同军代表交涉，他们允许我摘抄主要内容。回机关后，顾不上吃饭，立即起草报告，经严佑民、谢富治先后签署后，报送中共中央。

然而事情却意外地发生了变化。10月的一天，谢富治怒气冲冲地到严佑民的办公室，发了一通脾气。我的办公室虽与之一墙之隔，但严的房门紧闭，听不见说些什么。谢走后，严佑民到我的办公室，神色有点不对，苦笑着对我说：“我们为了证明曾山同志的清白，到中央档案馆查历史档案，是办了一件好事。可是，却惹怒了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说这是政治上糊涂，要追查。谢要我们每人写一份检讨，报送中央。”我问是哪一位中央负责同志？严说：“谢没有说，猜不透。上命难违，不检讨不行，我们只好按谢的说法检讨犯了客观主义的错误。”

一周后的一天，谢富治通知严佑民、赵雪瀛和我开会。会场上只有我们四个人，谢的态度比较平和。

谢富治说：“你们的检讨都不深刻。现在宣布处分决定：孙宇亭，党内严重警告。”他接着又说：“这件事涉及核心机密，你们手中如果存有这件事的片纸只字，统统交出来。今后，如果发现谁泄漏了机密，毫不客气。”说完就走了。

我认为，这场风波可能就此打住了。严佑民却认为不会这么简单，党内的斗争相当复杂，“文革”以来有许多事情出乎意料。事态的发展，证明了严佑民的分析是正确的。

11月5日，“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封存公安部所有的文书、业务档案和敌伪档案，原来的档案管理人员封卷锁库后，立即撤离。接着，调派了300名解放军进驻公安部，接管了这些档案。

有一天深夜，我已脱衣就寝。谢富治的秘书突然敲门，把我从睡梦中叫了起来，通知立即去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开会。并说：车已准备好，马上走。公安部和大会堂只隔着天安门广场，步行一刻钟就够了，却派汽车相送，可见事态的严重和急迫。

我从大会堂的南门进去，遥望安徽厅的门口蹲着一个人，走近一看，是中央档案馆的军代表。厅内右侧摆了一张长条桌，桌后坐着三个人，从右至左为吴法宪、谢富治、某某某。桌子右边横头旁，坐着严佑民和赵雪瀛。长条桌左侧横头旁放了一把椅子，我进门后，中央档案馆的军代表立即在椅子上落坐。厅门左侧靠墙放了一张桌子，有两名穿军装的人做记录。长条桌的对面三米处，有一个小方凳，没有坐人。我打量一下房中摆设，很明显地是“三堂会审”的架势。审谁？当然是我。我知趣地在小方凳上坐了下来，审问开始了。

谢富治首先开口：“你的姓名、年龄、籍贯、出身、成分？”

他这十足审问犯人的口吻，使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此前我在公安部机关工作13年，谢富治当公安部部长后我在他身边工作8年，他对我的身世太熟悉了。此刻，既然他已把我视为敌人，我便不能再抱幻想，只能以慎重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回答，力图证明自己的无辜。我的情绪镇静下来，回答了他的第一个问题。

谢：“你是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混进公安部的？”

答：“我没有混进公安部。我是1954年大行政区撤销后，从中南公安部奉调进京的。当时从中南公安部选调了60名干部，由中南公安部部长杨奇清带队到北京报到。”

因为提到了杨奇清，谢富治向旁边的吴法宪小声说：“杨奇清也有问题。”接着，谢又板起了面孔对我说：“你把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的活动谈一谈。”

我据实申辩：“这事和盗窃机密根本沾不上边。”

我在详谈了内务部两派斗争的情况后接着说：“我去中央档案馆查档案的起因、目的以及对档案资料的处理情况，谢副总理，×主任和严佑民同志完全清楚。不错，主意是我出的，查档报告是我起草的，但是你们同意了，批准了。如果没有你们的批件，没有你们的派遣，我不可能去中央档案馆，即使去了，人家也不会接待我。”

谢转向某某某说：“我在那个报告上批了字。可是你也批了同意。”

某某某冲谢说：“你是副总理嘛！你同意的事情我能不同意吗？”

接着某某某转向中央档案馆军代表，严厉地说：“档案馆有制度，像这样的机密档案不能抄录，你们为什么不执行制度？”

军代表回答说：“有你和谢副总理的亲笔批示，不能不让抄！”某某某很不高兴地问：“你是从哪个部队来的。”

军代表答：“是戚本禹从学部把我挑来的。”

又问：“你是造反派？”

军代表答：“是的。”

某某某又问：“学部的人怎么穿上了军装？”

军代表答：“是戚本禹派人送给我的。”

这时，某某某又转向做记录的穿军装的人（可能是他的秘书，或是办案的专门人员）说：“把那个报告传过来，我再看看！”

某某某看了报告，对谢富治说：“你看，这个报告，是用宽边稿纸写的，我们批的字都是靠在稿纸右边的空白处，如果把我们的批字剪下来，对这个报告也不会有损伤。”

谢说：“这倒是个好办法。”

于是，某某某让记录人员找来剪刀和火柴，当场把他们批的字剪了下来并烧掉。证据就这样被毁灭了。

我和严佑民、赵雪瀛、中央档案馆军代表，目睹了这几位中央首长表演的滑稽的一幕。我注意到，吴法宪一直双目紧闭，像睡熟了一般。

审问继续进行。

谢富治问我：“你为什么要包庇曾山和陈毅？”

我回答说：“我作为驻内务部的联络员，弄清事实，协助领导平息纷争，是我的职责。既然曾山问题成了纷争的焦点，就需要设法澄清。查档案，是为了澄清问题。我和曾山没有私交，在我当联络员之前，彼此素不相识，没有来往，我没有理由包庇他。至于陈毅，他是元帅，我知道他，他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我这个小人物。”

谢富治说：“到中央档案馆查档案这件事，你应该承担责任！”

因事关紧要，我还没有想好回答的措辞，没有想到坐在一旁的严佑民把话接了过去。他说：“这件事，前前后后的情况我都知道。事情是他和赵雪瀛办的，是经过我批准的。责任应由我一人承担。”

谢富治说：“你承担得了吗？”

严佑民说：“应该承担。”

这时，吴法宪睁开眼睛，说肚子饿了，让服务员拿夜餐来。服务员端上了包子和馄饨。吴法宪劝我们吃些夜餐。我哪里还有心思吃饭，便说我不饿。

谢富治说：“既然不想吃，回家吧，这里没有你的事了。”

半夜的遭遇，真是一堂生动的课，使我受益匪浅。我这个“小字辈”，在这几位资深的“老领导”面前，一下子增长了许多社会知识和党内斗争的知识。然而，更增加了我的害怕和不安。怕的是那些看来道貌岸然，内心却龌龊阴险的人，若不慎跌入他们预设的陷阱，定会万劫不复；不安的是为尊敬的严佑民同志担心，他心怀坦诚，承担责任，把我从政治泥沼中拉出来，但他若因此而身遭不测，我于心难安。

1968年春节过后，公安部召开干部大会，谢富治、某某某、吴法宪出现在讲台上。谢富治宣布，由解放军接管公安部机关，公安部的全体人员，统统到北京西郊的中央政法干部学校集中，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会后，谢富治又委托严佑民召集国务院内务办公室的全体人员开会，宣布撤销机构，移交档案，由军队接管。

公安部的所谓“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际是政治上、组织上肃清异己的“集中营”。非重点对象，两个星期尚可回家一次；重点对象（多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或家庭出身、本人成分不好，以及个人历史复杂者）则不准回家，家属送来日用品还要经过造反派的检查。夜深人静，是抓人送监狱的时刻。吉普车一响，不用问，就是又有人上路了。我算了一下，仅1968年3月、4月内，我所认识的人中，就有37人身陷囹圄，严佑民便是其中的一个。

严佑民的被捕，本是意料中的事。我在心情激动和沉重的同时，陷入了更为冷静的思索。我试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对某些人炮制的这起冤案进行解剖。罪名当然是所谓的“盗窃核心机密”。那么，首先一个问题，核心机密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其实，很简单。抗战末期，日军为了摆脱困境，向新四军提出谈判的要求，商谈相互妥协的条件。新四军做不了主，请示中共中央。中央同意和他们接触，并确定了虚与周旋，争取时间，做好大反攻准备的方针和策略；于是才有新四军代表曾山和日本军方代表的接触，相互讨价还价的事情。第二个问题，这件事，算不算核心机密？在当时，它是对敌斗争的重要策略；同时，为了防止在国际、国内造成影响，陷我于政治上的被动，必须严格保密，定为核心机密并不过分。但是，时过境迁，它的机密性也就丧失了。同时，从历史到现实，从国内到国外，敌对双方打打谈谈，谈谈打打，乃是政治斗争、军事斗争惯用的手段，并不新鲜。第三个问题，既然算不上核心机密，而决策者们又一口咬定是核心机密，就是把所谓的“机密”当成打人的棍子。曾山是新四军的组织部长，他的后面是军长陈毅和政委刘少奇。如果曾山在威逼之下坚守秘密，肯定要受皮肉之苦，而对当权者却有益无害；如果曾山认为事情已过去多年，又是经中央批准的而讲了出去，那么，刘少奇、陈毅的“投降派罪名”又多了一条证据。所以他们睁眼看着造反派胡闹下去（当然也不排除这场闹剧是他们幕后导演的）。第四个问题，即到中央档案馆查档案一事，是怎样和整个事态联系起来的。我和严佑民当时不知道也不可能考虑到事情如此之奥妙，仅是凭着做人的良知和共产党员的责任感行事的。谢富治、某某某事先也没有想到这是一个政治漩涡，一旦觉察，急于脱身，就需要找个替罪羊。我便成了首选对象，我出身不好，没有后台，掀不起一点浪花。只是到了关键时刻，严佑民挺身而出，才把我救了出来。

通过上述分析，我得出的结论是：这是奸人预设的政治陷阱，他们想要猎捕的对象是曾山，是我无意之中做了与曾山老人有益的事，而具有强烈正义感的严佑民又救了我。

严佑民，这位坚贞的共产党员，此刻他做到了俯仰无愧。然而正因为此，他身陷绝境。

我不仅无力营救我的良师益友脱离“天牢”，而且还要随时准备着身遭不测。我能够办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对自己的亲属子女略作交代，留下遗言；二是竭尽智慧，逃避时刻可能到来的更大的劫难。

然而，出乎我的意料，在我的恩师、挚友严佑民含冤忍垢的1460天里，我虽经过了下放劳动、党员登记、批陈整风、批林整风等政治浪潮，却都坎坎坷坷地走了过来。多少人间生死荣辱事，也一件件在我面前走过。1971年9月，林彪折戟沉沙后，吴法宪锒铛入狱。1972年3月，谢富治患癌症，在挣扎中痛苦死去。党内残酷斗争中的幸存者曾山同志故去时，所谓“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冤案的涉嫌人严佑民还在狱中。

1972年9月，我得悉严佑民从秦城监狱被假释出来，住中央组织部翠微路招待所，由夫人林喧陪伴。我设法避开公安部调研室造反派头头的纠缠，前往探望。四年的牢狱生活，和相继发生的心脏病、白内障、风湿性关节炎，折磨得这位很健壮的老人变了形状。但他性格依然开朗，谈吐依然妙趣横生，对国家、民族的前途虽十分忧虑却又满怀信心。在这样一位有恩于我的长者面前，我再也压不住激动的感情，久埋心底的话，一下子冒了出来：“查档案的这件事，不管它冤不冤，该蹲四年牢的应该是我。”

没有想到他听后竟冷冷地说：“其实，我们都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停一会儿他才接着说：“你这个书呆子，不要再说傻话了。我坐牢，中央有人替我说话，四年就出来了。你如果进了监狱，谁替你说话？八年也出不来，很可能瘐死狱中……”说着，严老也越来越动情。我怕勾起他四年冤狱中的种种伤心事，就转换话题谈社会现象，谈读书心得，谈诗文。他说：“在监狱里，我读了《资本论》《毛泽东选集》至少读了四遍。”我说：“我看了一些历史书籍：《史记》《汉书》《隋书》和《三国志》，还心有所感，写了一首诗。”他问我什么诗，我吟给他听，并写出来给他看。

严君

春秋几番是非缠，

敢笑廷尉羁张盘。

友情泣血染浊水，

正气凌空刺云天。

枫叶沐霜色更美，

志士逢凶胆不寒。

四年囹圄等闲事，

收拾行装再向前。

他看后，哈哈大笑，说：“把我捧得太高了。我喜欢最后两句，‘四年囹圄等闲事，收拾行装再向前’。”

粉碎“四人帮”后，严佑民被委以重任，赴上海扫荡“四人帮”的老巢，以后任中共上海市委和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

(孙宇亭)

人民公安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