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一九三一年的历史流水账 -- 二手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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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

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

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九一八事变前的事件种种，及其后的历史波折，一部分可见于以下的当事人口述、电报、时人评论中，是非、得失，则由后人自行评说了。

一九三一年的历史流水账

原文见：http://www.taoguba.com.cn/Article/458378/1

1931年春，100余名朝鲜侨民前往吉林省长春县万宝山镇（今吉林省德惠县），修建水稻农场。

1931年4月18日，朝鲜侨民私自在当地农民的耕地上挖沟，受害农民多次交涉、上告未果。

1931年6月1日，朝鲜侨民挖沟人数达到170余名，声称“受日人命令来此种稻，至死不能停工出境。”

1931年6月3日，日本驻长领事馆以保护朝侨为名，派出警察到筑坝地点马家哨口，荷枪实弹督促朝鲜人挖沟筑坝。

1931年6月30日，长春县二区三区受害农民500余人在万宝山召开“反对日警嗾使韩民筑堰后援大会”，决议联合各受害村庄，按户出工，进行填沟平坝。7月1日，在后援会的号召下，“民众三、四百人各持锹锄，填塞韩人所开之水道，长及二里有余”。

1931年7月2日凌晨，日本武装警察殴打当地农民，继而使用机枪扫射，“日警骤向民众开枪”，随后在朝鲜煽动排华情绪，制造多起排华惨案，史谓“万宝山事件”。

1931年7月6日，张学良致东北政务委员会电：“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宜亟力避冲突。”

1931年7月12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此非对日作战之时”。

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通电：“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

1931年９月2日，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白热化，因蒋介石软禁胡汉民，广州军阀北上讨蒋，宁粤战争。

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炮轰沈阳北大营，进攻沈阳，史谓“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9日，蒋介石日记，“是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时，而来侵我东省矣”“夫我内乱不止……而况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弊已极，虽欲强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

1931年9月21日，蒋介石主持中央委员会议，“此时唯有诉诸公理，以日本侵占东省事实，先行提出国联与签订非战条约诸国……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让至于相当程度，乃出于自卫最后之行动。”

1931年9月22日，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蒋介石演说，“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

蒋介石电告张学良：“若日方胁迫以签字承认21条为退兵条件，应设法严拒，此案在京已归为国际交涉。”

1931年9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告全国民众书》：“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

蒋介石与万福麟谈话，要其转告张学良，“以外交形势，尚有公理，东省版图，必须完整，切勿单独交涉而妄签丧土辱国之约，且倭人骄横，速了非易，不如委诸国联仲裁，尚有根本收回之望。否则，亦不惜与倭寇一战，虽败犹荣也。”

（1931年９月20日，宁粤战争因“九一八”事变终止。）

1931年9月23日，张学良在锦州设立辽宁省政府行署及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行署，日人视为“反攻据点”。

1931年11月， 蒋介石在顾维钧外交部长就职宣誓会上的训词:

“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盖主战固须先求国内之统一，即主和亦非求国内之统一决不能言和。是以不能战故不能言和，而不统一更不能言和与言战也。吾国当此内忧外患之来，军事与外交当局所恃者，惟有耿耿一片爱国之赤忱，竭其愚忠，尽其职责，至于成败利钝，非所逆睹；毁誉荣辱，更非所计。必须政府与国民信任之专，共同一致，为国后盾，不求急功于一时，而策成效于来兹。”

1931年11月，日本已占领东北大部分地区。

1931年11月，上海市民联合会电国民政府：“张学良坐视日寇侵略东北，辱国丧地，放弃职守”。

全国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电请政府：“严惩张学良，克日出兵，援助马占山。“

1931年11月底，张学良与日本驻北平公使馆参事矢野真就“锦州中立化“问题交涉，张学良提出：1.希望日军最大限度不越过原遣地点即巨流河车站。2. 须留少数军队在锦县一带即中立区域内，以足敷防止匪患，维持治安为度。

1931年12月3日，顾维钧致电张学良：“兄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

1931年12月5日，顾维钧、宋子文联名致电张学良：“现在日人如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其能防御。“

1931年12月8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

1931年12月9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航空第一队已令期限3日内到平，归副司令指挥。“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第二次通电下野。张学良同日通电要求辞去陆海空副司令职，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

1931年12月21日，张学良电令王树常第二军司令部：当日本进攻锦州之时，我军驻关外部队理应防范，但若现政府方针未定时，自然不用锦州部队进行防守，因而撤至关内，该部队驻地为迁安、永平、滦河、昌黎。

1931年12月24日，吴敬恒致电张学良：“当此外不见格于强盗之倭贼，内不见容于卖国之国贼，而锦州力抗，孤注一掷，尚何待于再计？”

1931年12月25日，国民政府电令张学良：“积极筹划自己，以固强圉。对于日军进攻锦州，应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死守锦州。”

1931年12月26日，张学良回电：“是为我以东北一隅之兵，敌中邻全国之力，强弱之势，相去悬绝，无论如何振奋，亦必无侥幸之理！”……“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纵使殚竭愚记，亦必无济于事。……空言固守，实际有所为难。”

1931年12月29日，关东军攻陷盘山，迫近锦州。“我国正规军均不作抵抗，抵抗日军者多为民团及义勇军。”

1932年1月2日，东北军队各部已从锦州撤退完毕。

1932年1月3日，日军进占锦州。

1932年1月28日，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驻守的19路军进行淞沪抗战。

1932年1月28日，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临时中政会。

1932年1月29日，国民党临时中政会决定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孙科任立法院院长，蒋介石任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1933年4月29日，鲁迅作《安内与攘外》，发表时更名为《文章与题目》，附录如下：

一个题目，做来做去，文章是要做完的，如果再要出新花样，那就使人会觉得不是人话。然而只要一步一步的做下去，每天又有帮闲的敲边鼓，给人们听惯了，就不但做得出，而且也行得通。

譬如近来最主要的题目，是“安内与攘外”罢，做的也着实不少了。有说安内必先攘外的，有说安内同时攘外的，有说不攘外无以安内的，有说攘外即所以安内的，有说安内即所以攘外的，有说安内急于攘外的。

做到这里，文章似乎已经无可翻腾了，看起来，大约总可以算是做到了绝顶。

所以再要出新花样，就使人会觉得不是人话，用现在最流行的谥法来说，就是大有“汉奸”的嫌疑。为什么呢？就因为新花样的文章，只剩了“安内而不必攘外”，“不如迎外以安内”，“外就是内，本无可攘”这三种了。

这三种意思，做起文章来，虽然实在希奇，但事实却有的，而且不必远征晋宋，只要看看明朝就够了。满洲人早在窥伺了，国内却是草菅民命，杀戮清流，做了第一种。李自成进北京了，阔人们不甘做奴子做皇帝，索性请“大清兵”来打掉他，做了第二种。至于第三种，我没有看过《清史》，不得而知，但据老例，则应说是爱新觉罗氏之先，原是轩辕皇帝第几子之苗裔，遯于朔方，厚泽深仁，遂有天下，总而言之，咱们原是一家子云。后来的史论家，自然是力斥其非的，就是现在的名人，也正痛恨流寇。但这是后来和现在的话，当时可不然，鹰犬塞途，干儿当道，魏忠贤不是活着就配享了孔庙么？他们那种办法，那时都有人来说得头头是道的。

前清末年，满人出死力以镇压革命，有“宁赠友邦，不给家奴”的口号，汉人一知道，更恨得切齿。其实汉人何尝不是如此？吴三桂之请清兵入关，便是一想到自身的利害，即“人同此心”的实例了。……

四月二十九日。

附记：原题是《安内与攘外》。五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