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当代英国简史 -- 万年看客

距离麦克米伦凯旋式的再次当选又过了一年以后，他进行了一次十分令人难忘的演讲。苏伊士危机期间最苦涩的讽刺在于美苏两国同时谴责英国是反动帝国主义的老窝，但是与此同时英国正拼命想从帝国的桎梏中挣脱出来。紧随着印度独立是非洲与中东帝国框架的分崩离析。苏丹曾是英国骑兵大战激进穆斯林的战场，1956年它获得了独立。黄金海岸曾是非洲最富庶的殖民地，一年之后这里就成了加纳。紧随其后的是前非洲属地令人目眩的独立大潮——索马里兰（索马里），塞拉利昂，尼日利亚，坦噶尼喀（坦桑尼亚），桑吉巴，北罗德西亚（赞比亚），乌干达，尼亚萨兰（马拉维），斯威士兰以及巴苏陀兰，此外还有毛里求斯与马尔代夫群岛。这些国家中有的并没当几天英属殖民地，其他国家则有着大规模白人聚集区，这些白人要么回国，要么十分不情愿地学习与新政府打交道。但是英国撤退的规模与速度在国内并没有掀起什么波澜，有一些极右翼政治团体发动了抗议活动，例如帝国效忠者联盟（1），但是大多数人只是把这一切当戏看而已。

四十年代时人们觉得非洲将会成为英国国际新地位的基石，而且殖民地国家还远远没有做好独立的准备。不到十年这一切都被人抛到了脑后。伦敦督促这独立进程的推进。麦克米伦1960年在开普敦进行了他执政期内最有影响力的一次演讲，这场“变革之风”演讲将被人们永远铭记。这场演讲之所以如此令人难忘倒并不是因为其内容，而是因为英国首相居然在白人至上主义掌控下的南非议会里面，面对着日后种族隔离政策的制定者们做出此番宏论，这一招着实把这帮人以及英国国内一大部分保守托利党人吓得不轻，右翼政治团体周一俱乐部（2）当初就是为了抗议这番言论而成立的。麦克米伦宣称国家意识的觉醒正在席卷非洲大陆，他对目瞪口呆的听众们说，“变革之风正在横扫非洲大陆”，无论你接受与否，这都是事实。时任南非首相的亨德里克.维沃尔德（3）反唇相讥道英国佬只是在跟黑人说软话而已，他们手头的麻烦已经够多了，用不着他来添乱。

伦敦怎么一下子就认怂了呢？部分原因在于对局势的观察。法国人正在撤出非洲，比利时人也是，留下的是血淋淋的刚果内战战场。麦克米伦的私信显示他认为二战已经彻底改变了白人在世界上的地位：“战后我们真正见到的是黄种人与黑人摆脱白人控制寻求自主领导权的反叛。”*37* 但是这场反叛未必非得流血不可。黄金海岸于1957年在夸梅.恩克鲁玛（4）领导下比较平和地获得了独立，这使得伦敦认为还有更文明的撤离方式。

此时肯尼亚正陷身于一场针对白人居民以及同情他们的黑人的恐怖主义战争，叛乱是由神秘的矛矛党（5）领导的，向英国人显示了恋战不决的危险性。矛矛党叛乱不是什么浪漫的解放战争，这场战争漫长而血腥，充斥着断肢、分尸、强奸以及诡异的黑魔法誓词。白人其实死得很少，但是黑人伤亡数字惊人。较有经验的领导者，例如乔莫.肯雅塔（6）——之后我们还会见到此人扮演一个没那么光彩的角色——都在监狱里，结果矛矛党就落到了愤怒的年轻人手中。当地的白人定居者在整个非洲也算得上是最富裕、最自信的，他们的反制策略也十分强横。射杀黑人成了他们用来赌钱的比赛，甚至还有计分板。安保人员夹在双方之间，用经典的反颠覆战术来对付反叛，尽管他们对于当地白人没什么好感：“我恨死他们了，这群中产阶级人渣。”一位安保人员这样对自己的妻子说。到了五十年代末，英国政府军总共杀死了大约10000名基库尤部族成员，还绞死了1000多人。80000余人被关进了环境严苛的所谓训诫营。最终只有一名最强硬的矛矛党人留了下来，在一个名为霍拉的训诫营，11名矛矛党干脆就被警卫谋杀而死。这些故事很快传遍世界，使得英国政府极其难堪。艾诺.鲍威尔在议会进行了一场被有些人称为本世纪最伟大的议会演讲来谴责英国政府的行径。与此同时在尼亚萨兰，新一轮暴力镇压导致了51名黑人被杀。所以到了麦克米伦进行演讲的时候，保护他原本就看不顺眼的白人移民似乎要比撤离还要危险。

麦克米伦和他的自由派殖民地大臣伊安.麦克劳德（7）在报纸上的形象可谓风光一时。报纸看到的是思想自由而务实的政客，这些人意识到了进一步加快去殖民地化的时代趋势。毫无疑问他们受到了苏伊士危机的影响，认识到了世界的走向。但是现代非洲的历史应该会使所有人都对英国去殖民地化的时机与方式打个问号。这是一个失败的大陆，英帝国时期的执政者在地图上划下的直线将会引发骇人的内战与部族战争。这些在桑赫斯特受训，在大英帝国内部成长起来的人们将会成为腐败的独裁者，在最坏的情况下甚至还会变成怪物，例如乌干达的阿明。在这些思想自由、智识超群的解放领袖，五六十年代伦敦左派的座上客当中，真正成为非洲黑人世界进步人物的其实少之又少，纳尔逊.曼德拉是一个难得的例外。军事政变，监禁反对党，部族血仇与饥荒接踵而至，作为前统治者的英国难辞其咎。英国是不是受到了某种政治歇斯底里情绪的影响，从非洲撤离得太快，丝毫没考虑到善后工作的开展呢？去殖民化的如此高速或许并不像我们一直以为的那样足以称道。

英国从殖民地的撤离当中难道就没有成功的行动吗？对于国家自豪感来说，万幸的是以上并非故事的全部。这不是另一块殖民地如何繁荣发展的故事，例如新加坡或者加勒比海，或者所谓的白人英联邦国家。并非所有的战争都已失败结束，在朝鲜毛的野心就得到了挫败。不过通过情报而去的胜利的战争中最好的例子被今天的我们称作“紧急情况”，从1948年起到1960年止——这也是有史以来最长的紧急情况。

马拉亚因为一种树木的存在成为了当时世界工业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这种植物的种子最早是伦敦皇家植物园（8）从巴西引进的，栽种在热带温室里，又在19世纪七十年代引入马拉亚并迅速生长起来。到了战后，全世界三分之一的橡胶都要由马拉亚供应。橡胶与当地的锡矿一起使得马拉亚成为了英国殖民地当中为数不多的盈利地区。但是到了四十年代末期，这里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共产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反抗英国统治的战场，战火整整燃烧了十几年。之所以我们今天不谈论“马拉亚战争”的原因十分奇怪，当地保险公司的许多条款会在战争状态下遭到终止，因此这一事件就成了“紧急情况”。

一开始的事态十分难看。共产主义者的武装纠缠住了英军主力，杀死了大量橡胶园工人。然后包括苏格兰警卫营在内的英军也还以颜色，向当地的中国村民施加了同样的暴行。之后，一套新战略得到了发展。这套战略的发起人是英国殖民史上最后一位，也是最不为人知的一位英雄，杰拉尔德.坦普勒（9）。他指挥直升机作战的方式前所未见，他把整个村庄从丛林中搬迁出来，切断他们支持叛军的渠道，并且对他们实施了宵禁。不过除了这些不得人心的手段之外，坦普勒也采取了新式的怀柔安抚政策来争取当地的中国居民。道路，清洁用水，学校，医院，民选村委会以及相对守规矩的警察，这一切都起到了机关枪与直升机起不到的效果。在共产主义者最终被击溃后，马拉亚成立了亲英国的独立政府。马拉亚的繁荣证明了帝国力量深思熟虑的撤退行为可以达到怎样的效果。马拉亚之后，共产主义者无论在亚洲还是在非洲都再没能对英国发动成功的反叛。假如美国人好好研究一下马拉亚，那么越战很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League_of_Empire_Loyalists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Monday_Club

（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A8%E5%BE%B7%E9%87%8C%E5%85%8B%C2%B7%E5%BC%97%E5%80%AB%E6%96%BD%C2%B7%E7%B6%AD%E6%B2%83%E7%88%BE%E5%BE%B7

（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B8%E6%A2%85%C2%B7%E6%81%A9%E5%85%8B%E9%B2%81%E7%8E%9B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u_Mau_Uprising

（6） http://baike.baidu.com/view/928048.htm

（7） http://en.wikipedia.org/wiki/Iain_Macleod

（8） http://www.kew.org/

（9） http://en.wikipedia.org/wiki/Gerald_Templer

保守党失去权力之后，往往会闭门反思，努力修炼内功，好在下一次再赢回来，1997年之后的五六年只是个例外而已。工党丧失权力之后，往往也会先深思熟虑一番，然后就把自己拆分成一堆碎片。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尤其是再到八十年代，这一幕一直在英国政坛反复上演。每次事件的实质都是工党左右两派起内讧，但是对于一个利他主义者的党派来说，这些纷争往往掺杂了太多你死我活的个人恩怨。工党内部不像托利党那样有着世家大族，同校旧友或者俱乐部小团体。工党里有的是帮派。艾德礼在自己执政的大部分时期都成功地将社会主义帮置于控制之下，尽管朝鲜战争开始后他的控制力随着重振军备而遭到削弱。从那以后，工党内部就陷入了帮派混战的状态。一边是铁杆左翼，坚持要让英国走上纯正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帮人生性浪漫，热爱英格兰及苏格兰的革命社会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或者两边一起上。这一派系的名称叫“要是……”派。要是工会能被左翼争取过来，那么就能够强迫工党执行真正的社会主义政策。要是能把现在当权的那帮人踹下来，要是能逼着工党议员执行来自选区的命令，要是我们能控制国家执行委员会（1），要是我们能把全国前200家企业全部国有化，那么一切就都能得到根本性的匡正。

对于他们的事业来说比较不幸的是，他们当中没几个人是正经工人阶级出身。迈克尔.富特（2）上的是私立寄宿学校，他生在康沃尔一个非国教清教徒家庭，从小嗜书成癖——他的父亲是一位律师兼自由党议员，收藏了52000本书，其中光是圣经就有240本，这很能说明他们家的氛围。即将以日记形式揭开威尔逊执政时期大量内幕的理查德.克林斯曼（3）也是律师的儿子，牛津大学毕业。芭芭拉.卡斯特的社会出身稍微低了一点，她是一名税务官的女儿，不过不管怎么说上的也是布拉德福语法学校与牛津。伊安.米卡多（4）比较特别一些，他的双亲都是贫穷的波兰移民——他父亲的英语极差，他自己说好长一段时间里他都以为自己住在纽约而不是伦敦——后来受训成了一名拉比。“要是帮”的第一位领袖是比万，他从前是矿工，后来因为坚持“健康胜于枪炮”的政策而辞职。到了五十年代中期他的鼎盛时光已经过去，尽管他依然在反对党的位置上发表了许多精彩的演说，还不惜在核武器问题上与自己最亲密的支持者决裂，他的大多数表现依然让人觉得失之急躁而且自以为是。他对自己的的大敌休.盖斯克极尽贬损之能事，说他“什么都不是——不是——不是。”还说“他是臭老九，我可是矿工。”卡斯特和比万的关系一贯不融洽，她提到过自己有一次在开会的时候坐在比万旁边，“结果我发现了一个极其令我不安的现象：比万在纸上随手涂抹的内容全都是他自己的名字。”*33* 比万就如同政界的狄兰.托马斯（5），唯一能与他的才情相媲美的只有他对自身才情的放任挥霍。正如我们所见，他就任大臣之位之时是一位了不起的改革者，任务越艰巨，他就变得越伟大。成了反对党之后，他的魅力无从施展，而他的虚荣心却越发害人害己。总之，他开始变得渺小起来。

他似乎不管走到哪里都随身携带着被他的机智所折服的听众，这对他的身心健康至关重要，尽管这些听众大多也都是聪明人。但是比万具有极富蛊惑力的个人魅力，这使得他成为了左派的焦点，他们的立场包括越发反身自指的反美主义以及对国有化与中央计划的教条式坚持。比万与工党领导层的其他成员一样，十分不信任苏联，对于莫斯科不报任何幻想。在一次压抑怒火的下院晚宴之后，赫鲁晓夫曾经警告工党，必须与俄国结盟，“因为如果不这样，他们就要把我们像虫子一样从地球表面抹去。”*34* 尽管他在1955年党内领导权争夺中落花流水地输给了盖斯克，比万的支持者在这一时期一直保持着强大的力量。比方说1952年关于托利党国防支出的一次投票中，足有57名工党议员弃权，这很能说明这帮人的势力。“坚持左倾”团体很快就成了“比万党”，一群狂热的追随者，尽管他们对外一口咬定自己的独立性。他们甚至还有自己的报纸《论坛报》以及自己的社交地点，在伦敦是克林斯曼的郊区别墅，在牛津郡则是布斯考特公园（6），Soho餐厅也是经常性得会面地点。他们视自己为浪漫、欢乐以及自律的一群，专门与工党上层挟权自重的叛徒作对。很快他们就落下了党内之党的名声。

随着疑心的增长，比万对盖斯克的攻击也越发个人化与公开化。由于获得了右翼报业巨头比佛布鲁克勋爵（7）这样既出乎意料又让人不放心的支持者，其他工党领袖开始对比万以及他那一帮人心存忌惮起来。盖斯克曾在一次气氛特别紧张的会议上说，必须阻止“一群满腹怨气的记者实行暴民统治”的企图。工党上层曾经半心半意地试图将比万驱逐出党，而比万一伙也曾半心半意地考虑过另立新党的问题。最终比万以影子外长的身份重返前台，后来又成了工党的代理领袖，直至1960年死于咽喉癌为止。他对新英国很不看好。他在1959年进行的最后一次党内演讲中预言当英国人“摆脱电视带来的谵妄之后”，意识到自己早已贷款过度，并且理解了消费主义导致了“一个庸俗的社会”，他们自然会转向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我们应当将我们的人民引领到他们应该去的地方。”*35*

楚河汉界的另一边是盖斯克和他的帮派。他们一般被人称为弗罗格纳尔团体或者汉普斯特得团体，这都是位于伦敦北部工党领导聊以自娱的别墅，比万党相信他们在这些别墅里阴谋推翻社会主义并将人民领进电视与组合家具统治的地狱。盖斯克也是公立学校出身，1926年大罢工与三十年代维也纳街头的纳粹暴徒使他走上了激进的道路。他和威尔逊一样也是经济学家，战时为政府效力。他为艾德礼担任财长时作风强硬，正是他提出的通过对全民医保收费来资助重整军备的提案导致了比万辞职离开内阁，两人的梁子就是这么结下来的。（算错这笔账的是盖斯克，而比万则是正确的）盖斯克在公共场合总让人觉得像个道学先生，丝毫不带比万身上特有的香槟酒气。盖斯克毕生都爱说实话，尤其是不好听的实话。小时候有一次他坐在推车里唱儿歌，结果吓坏了过路的妇女：“早晚你我殊途同归/坟坑里面各就各位”。他将这一令别人浑身发毛的作风保持了下去。他只当了9年议员就成为了工党领袖，在没有工会基本盘或党内左翼支持的情况下替换了岌岌可危的艾德礼，这不得不说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盖斯克的胆识很快就在苏伊士危机中得到了检测，工党在事件初期民心鼎沸之后捞取政治资本的行为将他推到了托利党的交叉火力面前。如果有人认为近十几年来的下院就像马戏园子一样热闹，那不妨注意一下当年盖斯克曾认真考虑过要退出政坛，因为保守党那边的嘘声与叫骂使得他一进议会就丧失了听力。

今天的历史学家之所以如此追捧盖斯克主要是因为他的年轻追随者中有很多日后都升到了高位，尤其是罗伊.金肯斯与安东尼.克罗斯兰（8），还因为他在56岁那年就突然去世了。他有很多令人称道的品质，其中包括他对文学、音乐、舞蹈以及生活本身极富感染力的热爱。他为人固执、勇敢而忠诚，但是他身为工党领袖的记录却并非完美无暇。他曾认真考虑过要疏远工党与工会之间的关系以及放弃推进国有化的努力。这些举动的确十分大胆，但是盖斯克的具体战术却引发了灾难性的后果。他不顾新生派党员的意见试图从工党党章中去除倾向工会的第四条，就像多年之后的布莱尔一样。在社会主义盛行的五十年代，这一仗远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盖斯克退休时遍体鳞伤。在英国是否应当拥有自己的核武器的问题上，他做出了极其有名的承诺，说要战斗、战斗再战斗来拯救自己深爱的政党，将一场失败变成了个人公共关系方面的胜利。但是他刚刚与党内右翼结盟不久，就又给了他们当头一棒，毫不掩饰地对英国在欧洲共同市场中的成员身份报以敌视。此外他还喜欢和托利党眉来眼去，这也无疑在铁杆党员眼中为他造成了减分。

但是盖斯克身为这一时期的政客最有趣的一点在于他对于消费主义的兴起欣然接受甚至还欢欣鼓舞。比万和他的朋友们悲叹一个“富裕的社会”以及“粗俗的消费主义”，对尽管有些萧条但却非常高尚的四十年代大唱挽歌。盖斯克则热衷于随着爵士唱片的旋律起舞，美食与高档服装也很对他的胃口。盖斯克和他的支持者相信完全可以建立一个更为平等，同时并不以牺牲生活乐趣为代价的社会。这一思想在克罗斯兰1956年的畅销书《社会主义的未来》中得到了体现。安东尼.克罗斯兰曾经在战时当过伞兵，家道殷实的父母从属于普利茅斯兄弟会教派，他对父母设定的严厉的清教徒式生活原则十分叛逆。克罗斯兰认为对于改革者的目标来说，增长个人权益与消灭资本主义一样重要，而资本主义此时已经被收拾得服服帖帖的了。改造社会的关键不是国有化，而是教育。社会主义者必须更加关注例如智障人士、遭到忽视的儿童、离婚及流产相关法律、妇女权益、同性恋法律改革以及取消书籍影视审查制度之类的议题。这些问题在他的朋友金肯斯担任内政大臣期间得到了极大重视。他反对“卫生、可敬、有道德，只是不够优雅的事物与人”。他曾经面对这些信奉工党主义的爱德华时期的圣人们提纲挈领地总结道：“完全的禁欲主义与完善的归档体系现在看来不是通向社会主义乌托邦的正确路标，如果真是的话，那我们当中有些人走不到终点就得倒毙路旁。”*36*这些言论对于位于工党边缘的记者与知识分子来说的确不大中听，但它们很受新兴中产阶级选民的欢迎，而工党十分需要他们的选票。就这样，四十年代的工党结束了，而六十年代的工党开始了，中间一点转折都没有。

工党原谅了盖斯克1959年的选举失利。如果他能活到1964年继续领导工党，那年的选战工党必然能够获胜，如此一来工党的故事也将大不相同。1962年他在工党内部说话一言九鼎，在工党外部也频频抛头露面，被人视为工党的新开始——记者与民间对他的评论与1997年布莱尔得到的评价别无二致。正如布莱尔一样，他的党派性没有这么明显，并且比他的对手、一位十分有趣的未来首相更加“正常”。最终一切都成为了泡影。1963年1月，积劳成疾的盖斯克染上了一种十分罕见的免疫系统疾病，没过几天就去世了。有人怀疑这是克格勃的阴谋，为的是扶植阴谋论者眼中的苏联代理哈罗德.威尔逊上位。不过更有可能这仅仅是生理学干涉政治的又一案例。要是当时的医疗技术再给力一点，病人的运气再好一点，赫伯特.莫里森，拉博.巴特勒，休.盖斯克与伊安.麦克劳德（9）都有可能成为战后英国首相，而不是实际历史当中的艾德礼，麦克米伦，道格拉斯-休姆与威尔逊。但是威尔逊当首相没有这么多的运气因素。比万帮与盖斯克帮之间旷日持久的争斗意味着他当上首相之后的大部分时间精力都花在来平息党内争端上面，反而对国家的走向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1） 工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外链出处

（2） http://baike.baidu.com/view/3317496.htm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Dick_crossman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Ian_Mikardo

（5） http://baike.baidu.com/view/68276.htm

（6） http://www.buscot-park.com/

（7）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x_Aitken,_Lord_Beaverbrook

（8） http://en.wikipedia.org/wiki/Anthony_Crosland

社会上还有一群人同时站在托利党小圈子与实业家的对立面上。这一群体的支持者穿着厚实的蓝色或米色道尔夫大衣——这款羊毛大衣材质粗糙，前襟缝着栓扣，最早出现于维多利亚时代，后来在二战期间大西洋与北极圈的船队当中流行开来——搭配高圆领套头毛衣，粗花呢夹克和结实的靴子。这些人都留着茂密的大胡子。他们似乎完全不受美国时尚文化的影响。他们选择的音乐也与正在逐渐渗透进青少年生活中的爵士与摇滚大相径庭。对于政治弦绷得最紧的左翼分子来说，响彻全国各地、随便在哪个烟气缭绕的啤酒酒吧里都能听到的民间音乐就是时代的声音。

民间音乐在五十年代的英国开始流行，尽管随后流行音乐的井喷式大爆发使得这一音乐形式淡出了人们的记忆。民间音乐在苏格兰尤其受欢迎，当地的农夫与矿工都有唱歌的习惯，罗伯特.彭斯至今在此依然饱受赞誉，这也就使得“人民的音乐”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四十年代末，爱丁堡受选成为了年度国际艺术节的举办地（另一个候选城市是巴斯，不过因为轰炸受损过于严重而作罢），艺术节的重点是传统的精英艺术——歌剧、经典话剧、芭蕾与高雅艺术等。1950年，苏格兰文学复兴运动中心的诗人与歌手们变得越发焦躁不安，他们觉得苏格兰遭到了排挤。到了1951年，另一场人民艺术节组织了起来。这一项目得到了工会、共产党、左翼市议员以及许多其他人的支持，它的兴起也塑造了战后苏格兰的民间艺术界。当时已经有人就美国文化淹没英国文化的可能进行演讲，音乐会与聚会上常见盖尔语的歌曲、电影以及话剧。但是不到3年，冷战刚刚进入高峰期，爱丁堡人民艺术节就关门了，因为工会方面认为这是共产党的阴谋（共产党的确影响过艺术节的举办，但是说这是阴谋就有些太过分了）。

苏格兰之外的民间艺术活动在英格兰北部、中部及西部最为风行，尽管民间艺术俱乐部遍布全国，1957年估计共有1500所。他们声称自己独立于美国文化影响的态度未免有些防御过度，因为美国当时也在经历这自己的民间文化复兴，也与左翼政治运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也面对着来势汹汹的商业音乐倔强地宣扬着自己“原汁原味”的特性。吉米.米勒是这一运动最出名的领导者，他出生在索尔福德，长在一个苏格兰社会主义分子家庭，家人有从军的，也有搞音乐的。他在三十年代换了十几份工作，后来娶了左翼女演员琼.利特尔伍德并与她一同进行了十分激进的戏剧改革尝试。两人分手之后，他与一名美国民谣音乐家佩姬.西格坠入爱河并为她写出了脍炙人口的《我第一次看到你的脸庞》（1）。他是个极其投入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更名为艾文.麦考尔并成为了民谣复兴运动的核心。此后他又创作了《肮脏古镇》并由伦敦的爱尔兰乐队珀格斯传唱开来（2）。其他关键人物包括退伍士兵与诗人哈米什.汉德森（3），他最初曾在西部高地以及各个岛屿往来奔走，收集民歌与民间故事。这些人全都才能卓越，热情洋溢。有一段时间里英国似乎的确可以创造一种与北美的舶来噪音截然不同的新音乐形式。

民间音乐一直受到小众的追捧，比利.康纳利（4）之类的明星。但是在凯尔特国家之外，这场复兴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任何充斥着伤感与委婉情调的运动，任何坚持不在乐器上安装扩音器的音乐形式，都不大可能在城市消费主义的时代站住脚。当时的商业动机是为那些早已对祖辈的斗争不感兴趣的青少年听众们录制并销售短平快的歌曲，任何纠结、艰涩、严肃而不时髦的运动面对着专门针对新兴青少年市场的风格与音乐面前都不堪一击。爵士乐也曾在中产阶级年轻人当中盛极一时，在这片极度反感“黑人音乐”的土地上也曾竖起过反叛的旗帜，但最终也因为同样的原因式微了下去。时间过长、内容与形式过于复杂的现场音乐表演不得不让位于更为轻快简单的音乐。考虑到这场“正宗”与流行之争的争夺对象是年轻的城市消费者，很容易就能看出最终结果。到最后，优美而充满活力的五十年代英国民间音乐复兴只不过是英国为了反抗美国时代的全面到来而进行的又一次无能为力的反叛。

遭受同样下场的还有民谣与爵士乐爱好者们报以极大热情的核裁军运动。运动主要领导之一，历史学家A.J.P.泰勒（5），日后如此评价道：核裁军运动的支持者与反对这一运动的统治集团政客们都高估了英国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我们以为大不列颠依然是一个大国，能够为整个世界作出表率。讽刺的是，我们其实是最后一批帝国主义者。”*31* 有这么一阵，运动的确令英国政界为之一震，关于地球生命悉数灭绝的想法似乎和往常一样更倾向于道德考量而非政治考量。运动的开端是结束核武器辐射扩散测试的倡议，这是时人最担心的问题之一。当时广受欢迎的作家普利斯特利以及德高望重的数学家兼哲学家伯特兰.罗素都撰写了富有影响力的文章来宣传彻底放弃这一灭世武器的道德必要性。《新政治家》向赫鲁晓夫本人提出恳请并出乎意料地收到了莫斯科的回信，尽管没多大用处。工党左翼全身心投入了禁止轰炸机的运动，莫斯科资助的大不列颠共产党也是如此。这些人们，以及贵格教徒，和平主义者以及一部分记者，最终会在圣保罗大教堂附近的埃门庭院（6）聚集一堂，成立一个新组织，时间是1958年1月15日。一个月以后，超过5000人参加了组织在威斯敏斯特举行的成立仪式，有些人在仪式结束后还继续前往唐宁街示威抗议，结果遭到了逮捕。

尽管核裁军运动没能说服英国主要政党在冷战期间放弃自己的核武器政策，也没能阻止——遑论逆转——美国在英国土地上屯集核武器的势头，这一运动的确成功分化了工党，并吸引了上百万追随者的支持。对于一个摇摇欲坠的左翼组织来说，它的表现十分现代化，应对媒体的手段也相当纯熟。它的标志是一位职业艺术家杰劳德.霍尔通于1958年设计的反战标志（7）。这一符号很快风靡全球，知名度不在可口可乐之下。一夜之间，道尔夫大衣与黑毛衣上面上出现了装饰品。奥尔德玛斯顿大游行最早是从特拉法尔加广场出发前往基地，后来又采取了相反的走向。游行规模从来不算大，但却吸引了大量的媒体注意。组织中更为激进的分支，例如百人委员会（8），还采取了直接非暴力手段，试图让警察逮捕89岁高龄的罗素，这一手在公关层面上的确可圈可点。但是正如泰勒所说的那样，这场运动的发起者是蛋壳脑袋，接受者还是蛋壳脑袋。另一位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一场典型的“反政治运动，参与者都受过教育，经济条件优越，还有一肚子怨气。这是一场扎根于中产阶级左翼郊区，而非城市贫民区的运动。”*32* 运动成员在其他问题上也多持自由派立场，对于循规蹈矩的政治，尤其是工党政治十分轻蔑。到了五十年代末，激进分子对于工党已经一点兴趣也没有了。

（1） http://v.youku.com/v_playlist/f3392382o1p3.html

（2） http://v.youku.com/v_playlist/f3879533o1p0.html

（3） http://nl.wikipedia.org/wiki/Hamish_Henderson

（4） http://nl.wikipedia.org/wiki/Billy_connolly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A._J._P._Taylor

（6） http://www.zurichmansion.org/villages/amencour.html

（7） http://baike.baidu.com/view/935864.htm

（8） 在北美地区有一个同名华人权益组织，两者不可混淆。外链出处

对于一般的观察者来说，英国工业有很多值得令人欢欣鼓舞之处。煤炭业尽管被收归国有，但还是得到了现代化与合理化。煤炭业在这一时期创造了200000个矿工工作岗位，超大型矿坑也投入生产，应用的是更新更安全的技术。另一方面，英国第一批核电站也行将开动。1956年卡德尔豪尔核电站（1）接通国家电网，成为了世界上第一座商业化核电站，站内的玛格努斯气冷反应堆是英国科技的集大成之作。接下来英国又修建了10座核电站。各行各业欣欣向荣，尽管不如汽车工业那样出名。例如工业玻璃，化工原料，喷气引擎，更不用说刚刚起步的海上油气钻探——英国的技术与世界任何国家相比都不落后。P&O（2）坐拥366艘货船，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货运公司，海上商业交通之王。简而言之，此时的经济并不像人们有时认为的那样小家子气。但是在五十年代，海外的竞争者们早已开始不动声色地考察英国市场，掂量这些自满的工业巨人们究竟有多大能量，为下一步的进攻探路。

最有代表性的故事发生在摩托车工业。五十年代初，美国的哈雷机车就曾（徒劳无功地）向华盛顿抱怨说自己遭到了更好更便宜的英国产凯旋机车（3）的冲击——《飞车党》（4）一片中的马龙.白兰度胯下的坐骑就是凯旋机车。1954年，另一家美国机车企业印第安人（5）开始直接进口皇家埃菲尔德（6）。摇滚明星与好莱坞大牌演员的胯下都少不了英国机车，美国境内共有300家凯旋与BSA（7）经销商。但是到了1955年，雅马哈与铃木也开始生产他们的第一批机车，用得是战时制造飞机的工艺。到了五十年代末，英国机车销量依然处于全盛时期，同时本田机车终于首次打入TT旅行者杯摩托车赛（8）。1960年，英国摩托车工业的老板们访问日本，被日本三家竞争企业的生产规模吓得目瞪口呆：日本每年生产超过500000台机车，英国的年最大产量则只有140000台。两年之后这些日本机车就将在欧洲多项重要赛事上崭露头角，一家名叫川崎的新制造商也走到了前台。这一桥段还将在电子产品与照相机等领域一再重复。这一时期，西德占有世界市场份额的速度几乎是英国的4倍，而日本早已遥遥领先，美国更是毫不客气地在全世界各地物资匮乏的战后市场里冲在前列。

英国的主要问题是劳动结构，而不是缺乏勤劳的工人与创业的公司——在这一阶段，甚至连通货膨胀与工业军事化都不是问题。一方面，大型国有集团令其他公司相形见绌，还从对人民生活越发重要的消费产业当中大肆吸取资本与人才。帝国化学工业集团（9）的规模自然不小，但是每过3年，英国供电局花费的资金就足以成立一个新的帝国化学工业集团。*29* 另一方面，小规模公司的数量也的确是太多了，它们效率低下，而且对于新型管理方法、产品设计以及市场营销一无所知。五十年代中期英国共有将近300000家公司，其中只有大约百分之一发行了上市股票，绝大多数都是资金不足的传统私人企业。经济史学家基斯.密德马斯认为，统治这一时期的经济生态的是“大批不死不活的小企业，仰赖着受到保护的国内市场，不能或不愿针对其经营方式或者低下的生产力进行改进。”*30*

这一全国性的失败与国家的管理者之间有没有直接的联系呢？实业家与企业家们向来不是托利党小圈子里的成员，也得不到多少社会承认。麦克米伦与艾登对于阶级问题都持有一种伪上层阶级与伪感伤的态度。在一战期间服役的经历以及两次大战间期对于失业的担忧使得他们对于工人阶级抱有敬而远之的态度，对于例如伯纳德.道克（10）之类的产业新贵们“粗俗”的言谈举止则报以鄙视与厌恶。他们自己则是享有特权的上游人物，居住在藏满图书以及各色艺术品的庄园之中。这种生活方式令白手起家的新贵们十分眼热。例如迈克尔.赫塞尔廷（11），他以廉租房与卖掺了人造黄油的黄油起家，最后为自己修建了一座乡间大宅与一座植物园。对于五十年代的统治阶级来说，商人、工程师以及工厂主都是一帮俗得不能再俗的俗人。外交，乡村运动，农场，艺术，政治，甚至新闻业都十分有趣，但是工业就是无聊之源。这当然阻挡不住大型公司的兴起，也无法抑制个人创业者的热情，一般这些创业者都是毫不顾忌英国阶级藩篱的外国移民。但是英国最聪明的学生的确很少步入汽车工业或者化工产业谋求发展，而德国与美国的优秀学生对本国工业却都趋之若鹜。五十年代时，外国人还没开始语带怜悯地谈论所谓的“英国疾病”，但是关于“社会停滞”的说法已经出现了，而且没有人愿意迎难而上解决这个问题。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Sellafield#Calder_Hall_nuclear_power_station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Peninsular_and_Oriental_Steam_Navigation_Company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Triumph_Motorcycles_Ltd

（4） 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1296478/

（5） 外链出处

（6） http://en.wikipedia.org/wiki/Royal_Enfield

（7） http://en.wikipedia.org/wiki/BSA_motorcycle#Motorcycles_2

（8） http://en.wikipedia.org/wiki/Isle_of_Man_TT

（9） http://baike.baidu.com/view/633445.htm

（10） http://en.wikipedia.org/wiki/Bernard_Docker

（11） http://en.wikipedia.org/wiki/Michael_Heseltine

英国人很快就陷入了对于公路的狂热。三十年代也曾有过一阵修路高峰，但是直到1936年政府才正式着手打造国家公路网。三年后的战争叫停了所有公路项目，但是美国高速公路依然令英国工程师们倍受激励，希特勒治下的德国也以崭新的公路而出名。相比之下，英国各道路狭窄而阻塞，经常被各种军车堵得水泄不通。1941年的一次内阁会议将公路项目列为战后英国的重点工程。这副重担落在了一位弗莱德里克.库克的肩上，他是个富有才能且冲劲十足的高速公路工程师，他的工程委员会的成员包括艾德礼，贝文以及BBC的创始人兼第一任总裁瑞斯勋爵（1）。战时交通大臣莱泽斯勋爵（2）宣称英国决定让“公路成为高速交通的专利”，但同时又警告说公路的修建不能一味追求规模，就像“那些受到欧洲大陆上的类似工程过度影响的激进分子们”所鼓吹的那样。换句话说就是不能像纳粹那样发疯。结果就是1949年通过的《特殊道路法案》，当资金终于到位时，这项法案将会用公路彻底改造整个英国。

理论上来说，公路化的英国只是英国未来的两个可能选项之一。这个世界上最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依然被一张编织紧密的铁路网所笼罩。到了五十年代末，英国铁路总里程已经达到了178000英里，几乎遍及每一个城镇。全国共有7000座车站与上百万节车皮，1961年时铁路员工已经达到了475000人之众。但是此时的铁路系统亏损严重，需要大笔投资。随着汽车成为中产阶级家庭的梦想，也许有人会觉得是时候对如此庞大的铁路系统进行一番修剪了。结果来了一位和蔼可亲，留着小胡子的前帝国化学工业集团经理理查德.毕清博士（3），不由分说将铁路剪成了一堆碎片。毕清在当时十分受人仰慕，人们都把他当做充满活力的新英国的象征。在六十年代初期，“毕清一下”是对铁腕高效管理方法的恭维。受聘成为铁路系统主管之后，他发起了一场“重塑计划”，内容包括关闭2361个车站以及5000英里长的铁轨——这才只是个开始。这是英国工商业历史上最为极端的清算活动之一，其规模可以与十年后的汽车业大崩溃或者克莱德造船业的关门大吉相提并论。

一直有人质疑毕清削减铁路规模的行为受到了政治动机的驱使。提出这些削减举措的是一个秘密委员会，其中包括不少工业人士，但却根本没有铁路人员的参与；这些削减举措出台前几年，英国刚刚遭遇了一场由两大铁路工会共同牵头组织的铁路系统大罢工，给资方带来了极大损失。这不由得保守党大臣们不想到，铁路网串联起来的国家很容易遭到全面关停，但是要想一次性叫停所有车辆则困难得多。托利党造就开始了公路交通去国有化的进程，将24000台卡车交还给了私人货运商。从鱼到土豆，从报纸到引擎零件，似乎所有的货物都开始离开铁路。这就是“现代化”的含义。最后还有一点，任命毕清整改铁路直至盈利为止的主管大臣并没有考虑到更为广泛的经济或社会利益，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并不公允。

欧内斯特.马普尔（4）是一位曼城工人的儿子，他在语法学校里赢得了奖学金，之后做过矿工，邮递员，会计与厨师，再然后就加入了军队。他年轻时是个工党活动份子，但是退伍时已经转变成了一名积极的托利党员并当选了议员，在1951-64届政府当中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个真正致力于推动现代化的人。他引进了自动拨号系统借以推广电话的使用——直到五十年代末，不管想往哪里打电话都得先接通总机，报出号码之后让接线员进行转接。他还发行了英国第一批有奖债券。不过最能体现马普尔对新事物的热情的领域还是公路。他走遍世界各地，寻访交通运输的未来，他引入了英国最初的双黄线制度，第一批停车表，还有第一座回转路口。他成立了自己的工程公司，公司承建了大量项目，例如之后不久兴建的伦敦哈默史密斯高架桥就是这一公司的手笔。不过马普尔对铁路没什么兴趣。后来他的公职身份与他在建筑公司内部持股的现状发生了矛盾，于是他就把所有的股份转让给了自己的妻子。在他的领导下，英国终于迈进了高速公路时代。

1958年12月5日，英国第一条高速公路正式投入使用，道路全长8英里，是普林斯顿附近的绕行线。在过去20年里，英国基本上没有修过像样的公路，英国工程师们从法国人那里学来了预应力混凝土技术，但是在公路设计方面还有很多要向他们的美国同行请教的地方。对于以在战时修建简易跑道而出名的约翰.考克斯来说，这一切就是一场试验。普林斯顿绕行线在开通46天之后就因为冻害而关闭。尽管中央分隔带预留出来的空间使得人们可以进一步拓宽道路以应对五十年代末谁也预见不到的交通流量，这条路依然还是太窄。沿途的美丽桥梁原本计划可以使用120年，结果30年后就不得不拆除重建。但是这条路毕竟还是发挥了作用，并且为次年启用的英国第一条长途高速公路的建设带来了宝贵的经验，即从伦敦到约克郡全长67英里的M1公路。这条路工期仅为19个月，双向各3车道，还配备有英国第一批高速公路服务区。马普尔于1959年11月2日为沃特福盖普服务区（5）举行了揭幕仪式。6个月后纽波特帕格奈尔服务区（6）也投入了使用

从那以后，英国再也不一样了。公路建设突飞猛进，M60与M6修建于1960-63年，A19（M）的第一段完工于1961年，M5于次年完工。苏格兰的第一条高速公路，格拉斯哥城外的M8，完工于1967年。七十年代初期的公路规模急剧膨胀，M4连接了伦敦与布里斯托，M40连接了牛津与伯明翰，利物浦、利兹、曼城与谢菲尔德之间也用公路联系在了一起。1973年第一条5车道双向公路修到了贝尔法斯特。直到1985年伦敦环城线M25完工后这轮修路高潮才告一段落，而完全停止还要到21世纪初。届时英国公路网已经从最初的8英里发展到了2200英里，A级道路的总长度还要更长。

人们将英国高速公路网称作自罗马人离开之后英国第一个中央统筹道路项目。罗马人看我们今天的公路布局应该也不会陌生：网络的中枢是伦敦，多条道路从伦敦发散出来，网络几乎覆盖全国，只有西部地区，威尔士农村以及苏格兰北部除外。可能会令罗马人感到诧异的是，英格兰东部居然没有通高速公路，而中部以及英格兰北部的公路又是如此密集；这是工业革命造成的后果。对于罗马军队来说。我们的道路有些过于曲折，一路蜿蜒地回避着山丘与城镇——斯提尔顿附近的A1（M）是英国最笔直的一段高速公路，因为这段路的原址是7英里长的一段罗马古道。公路系统设计合理，车流繁重，警力投入庞大，收费高昂，并且吞并了一大片英格兰乡村。到了1985-2001年，英国交通项目（主要是公路）的占地面积已经超过了诺丁汉的三倍。如果使用就等于成功，那么林林总总的战后政治决策中恐怕没有哪一项会比筹划并发起玛格丽特.撒切尔所说的“伟大的汽车经济”更受欢迎。1950年初的英国汽车总量——230万辆——将会在十年之后翻一番，而六十年代初将会翻三番。1970年英国汽车总量将会达到1200万辆，而到了二十世纪末将会达到2400万辆。（人口？）当然只看这些数字还不足以理解汽车经济的全貌，汽车的使用也变得更加频繁，出行距离更远，使用寿命也得到了延长。过去15年里，全国汽车出行里程增加了30%。尽管政府年复一年地进行着健康生活方式的宣传，提高燃油税，收取堵车费，近来又有了对全球变暖的担忧，开车的英国人还是越来越多，步行或乘公交车的人则越来越少。

在马普尔管事的时候人们相信如此迅猛的增长必然意味着更多英国人将会命丧车轮之下。这一惨淡的预言已经得到了完全的否定。图福特俱乐部（7）与绿十字（8）都曾发挥过自己的作用，但是真正的原因是一向自认为热爱自由的英国公民们并不介意有关部门在公路上对他们严加管束。从三十年代最初的限速规章到今天无处不在的摄像头，英国已经发展出了自己特有的汽车文化，从比例上来看英国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与最接近的国家相比也还是少得多。这都要归功于汽车史上的一位女英雄，芭芭拉.卡斯特（9）。她在五十多岁时成为了一名大臣，本人不开车。一开始哈洛德.威尔逊在1965年让她主管交通部的时候她很不满意，因为她一直想当内政部大臣。但是她雄心勃勃，长于应对媒体，很快就将这份工作变成了她自己了不起的成功。她就任时英国每年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是8000人，当时的数据显示到了2000年这一数字将会上升至50万。

卡斯特的《道路安全法案》引入了呼吸式酒精探测器借以打击酒驾，扩大了70英里时速限制的应用范围，还落实了安全带使用的强制化。在这些问题上早已通过了相关立法，但是她对其进一步进行了强化。拒绝呼吸抽检将会导致驾照吊销一年，卡斯特的举措掀起了不小的风波。一级方程式车手斯特灵.莫斯（10）攻击她的行为是“社会主义者的伪善”。抗议信件涌入她的办公室，“我们晚上的飞镖比赛都被你搞黄了，你个贱B死到一边去”，或者“祝你圣诞难受，一年倒霉，这是群众的意见，你个老泼妇。”*28* 更倒霉的是她的丈夫泰德。因为他也开车，所以走到哪里身后都跟着一群记者，就等着他一不小心超速好抓现行。在公开场合他只能喝软饮料，根本不敢沾酒。但是在法案试行的第一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就下降了1200人。卡斯特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提到，有一次她见到一位伦敦救护车司机，他说在呼吸式酒精探测器之前，“他们每晚的工作安排都十分规律，酒吧一关门，事故数目就会急剧攀升，然后就是通宵达旦的急救工作。现在，据他说，他们每天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牌桌上度过。”保住了无数人的容貌与其他人的生命的安全带也被人视为侵犯自由的行为，尤其是对双峰逼人的女司机来说更被视为揩油之举。但是它的确十分有效地控制了死亡人数。到了20世纪末，英国公路上的车辆总数与卡斯特就任时相比已经翻了三番，但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与1965年相比却下降了一半。与类似国家相比，英国的道路的确更加拥堵，可也更加安全。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Reith,_1st_Baron_Reith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Frederick_Leathers,_1st_Viscount_Leathers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Richard_Beeching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Ernest_Marples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Watford_Gap_services#History

（6） http://en.wikipedia.org/wiki/Newport_Pagnell

（7） 外链出处

外链出处

（8） 图福特俱乐部与绿十字都是英国道路安全委员会的下设组织，图福特俱乐部的吉祥物是一只名叫图福特的红松鼠，该组织也因此得名。[URL=]http://en.wikipedia.org/wiki/Green_Cross_Code#Green_Cross_Code<a href=[/URL]

外链出处

（9） http://en.wikipedia.org/wiki/Barbara_Castle,_Baroness_Castle_of_Blackburn

（10） http://en.wikipedia.org/wiki/Stirling_Mo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