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当代英国简史 -- 万年看客

自本书首次以硬皮版出版以来已经过去了一年。这段时间里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本书做出的结论是否还成立呢？本书故事的主题是政治如何败在购物手下。急速飙升的消费者经济既振奋人心又铺张浪费，既解放了人们的生活又局限了人们的行为。任何一位从配给制、排队与短缺的灰暗年代逃出来的人都不会对购物潮流的大捷摆出一幅势利眼。但是我们那痴迷于“买了就扔”、一味求新的直勾勾双眼看起来恐怕也不会让任何人感到舒服。在失去了本国大部分工业之后，英国的购物经济造就了一个比过去更为拥挤、清洁而（极大地）富裕的国家，但同时这个国家面对外部冲击时也变得更加脆弱。消费主义已经将其他理解世界的方式——真正的政治远见，组织化宗教，脉动不止的国民认同感——排挤到了一边。

但是到了2007年，最大的转变是国民情绪的集体黑化。导致这一点的不仅仅是全球变暖问题，还因为人们感到美好时光毕竟无法长久。支撑过去十年里布莱尔-布朗繁荣的基础是来自中国的廉价进口产品，由螺旋上升的房价所推动的高额借贷，以及技术熟练且工资低廉的东欧移民。这三个因素都无法毫无限制地持续存在下去。正如本书所显示的那样，我们最近这轮繁荣部分归功于一批早已被我们遗忘的政客。过去十年里新工党一直在享受强健且低通胀经济增长带来的政治成果，但是现在很多人都认为减速带已经在前方的雾霭中若隐若现了。

这一想法是最近才出现的。2007年初房价依旧坚挺，股市位于6年来的最高点。经济学家与反对党都就政府借贷过度以及私人债务问题提出了警告，但是没有人对此特别关注，金融城里的大银行依然对外宣称巨额盈利。市场上出现了一些十分神秘的新角色，有的叫做私人证券投资人，有的叫对冲基金经理。谁也不知道这些人究竟是干什么的，只知道他们十分聪明而他们的工作则十分复杂。银行向自己的管理层人员发放着天文数字一般的奖金。而对于绝大多数公众而言，店铺里服装与电子产品的价格都低廉得可笑。基于公共及私人领域高额借贷的西方经济保证了货币的供应，使得狂欢可以继续下去。但是一场现实检验即将降临：复杂且永无定型的相互贷款乱局，赌注与猜测，以及如同纯净威士忌一般炽烈、被人们称作“当代全球金融”的乐观主义，一切的一切都难逃劫数。如果说“现实检验”这个美式英语词汇十分难看，那接下来于2007年正式纳入女王英语当中的另一个词则还要难看得多。“次级贷”是特指不良贷款的金融业黑话——所谓“不良”是因为这些贷款提供给了没有适当抵押物，也往往没有还款能力的普通美国公民。在银行看来不过是贪婪而已的过度借贷早在2007年2月就引发了华尔街的担忧。自从1929年大崩盘开始，人们就知道了全球经济会通过银行体系将一个国家的问题飞快地传播到其他国家。照理说我们今天的全球贸易体系应当更加稳定一些。但是另一方面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债务被人捆绑打包并在银行之间来来回回相互出售，就像一包包塑料赌场筹码一样，结果谁也不知道究竟是谁惹上了多少亿美元的麻烦。在美林、摩根斯坦利以及花旗银行，一度风光无限的金融巫师们开始纷纷卷包走人。

与此同时在英国，首相也失去了自己的工作。布莱尔直到自己即将离开唐宁街的当天还在孜孜不倦地研究伊战战略计划。就好像他依然期待着自己能在伊拉克取得一场决定性胜利，或者相信只要他在内阁会议上将自己计划的最后一点落实到位，他在内政方面的政治遗产就能得到保存。但是最终他还是在2007年6月下了台。他在下院里说道：“我祝愿所有人安好，无论是敌是友。就是这样，一切都结束了。”布朗接任首相一职之后并未像之前外界曾广泛预测那样的发动血洗或指责前任。他承诺自己将改变执政方式，更为严肃地对待内阁，更为包容，听取圈子外面的政治、军事以及商业人士——以及自民党——所提供的建议。一开始这一切都很受欢迎。工党的民调结果一路飙升，许多保守党对此则垂头丧气。或许布朗并不会像他们之前所预言的那样一塌糊涂。人们批评保守党新任党首卡梅伦分量不够，在全国都已经受够了布莱尔的时候他却还是一副“布莱尔传人”的做派。保守党内不乏打算替换掉他的窃窃私语。自民党的门兹.坎贝尔爵士也饱受攻击，理由并非因为他已年逾六旬，而是因为他看上去已经年逾六旬。接下来的一连串危机——包括格拉斯哥与伦敦遭受的恐怖袭击，四处蔓延的夏季洪水以及口蹄疫爆发——似乎都显示了布朗富于决断的传统领袖形象，他的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然后到了2007年秋天，对于布朗而言一切都开始偏离正轨。一家位于英格兰东北部、经营方面相当冒进的建房互助会被迫向英格兰银行要求紧急援助，这条噩耗的公布把之前所有的坏消息全都盖了下去。英国第五大贷款发放机构北石集团的最终下场是当年初美国次贷危机的直接结果。泥石流与冰凌开始阻塞西方银行体系，各家银行由于不知道彼此的实际欠债情况，纷纷停止了相互拆借业务。金融体系的润滑机制开始失灵。由于北石集团之前已经十分主动地放出了大量贷款，于是就成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集团的老板不得不引咎辞职。但是在此之前全世界已经目睹了英国各地等待提取现金的长龙。

这是英国140年以来第一次发生挤兑。新任财长阿里斯代尔.达林（1）承诺捍卫所有储蓄者投入北石集团——尽管他对其他银行没有动作——的资金，从而维系住银行体系的稳定性。英格兰银行开始向银行体系注资来缓解体系运转的阻滞。于此同时，另一项调查工作开始寻找这次事件的罪魁祸首。是北石集团的管理层吗？是美国银行吗？是在早期预警信号面前反应迟钝的英格兰银行吗？更多人将注意力集中在了首相身上，正是他在担任财长初期制定了现行的银行监管体制。到头来政府不得不对北石集团进行国有化——颇有七十年代气息的举措。

北石危机发生之际，要求布朗提前进行大选的压力正在不断增加。情况最终在工党伯恩茅斯党代会上发展到了紧要关头。几位与首相关系最密切的内阁大臣相信布朗如果在2007年10月走访全国进行拉票竞选，巩固并扩大自己在夏天取得的胜利，他就一定能够以相当多数赢得托利党。但是布朗犹豫了。接下来的一周托利党也在黑池市召开了党代会。党内情绪十分压抑，已经开始有人在酒吧里公开谈论再搞掉一位党首的可行性。接下来，时任影子财长的乔治.奥斯本（2）发表了一场演讲，承诺对于价值100万英镑以下的房产免除房产税，对购房价值不小于25万英镑的首次购房者免收印花税。这两项免税政策留下的空白将会由另一项针对在英国居住并工作但此前不必缴税的外国人的新税种来填补。这是一记十分到位的政治反击，并且导致了民调结果的陡然逆转，随后卡梅伦以一篇信心饱满的演讲证实了这一点。假设2007年9月期间布朗的地位的确十分稳固，就像民调显示结果以及笔者所相信的那样，那么奥斯本的演讲就将成为近几年英国政治史上最重大的党代会时刻，正是这一时刻使得布朗下定决心不进行大选。一般而言党代会不会对现实世界造成什么影响，但这次的确是个例外。

在BBC就取消大选进行的采访中，布朗多次否认民调结果是自己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但是他已经给人留下了犹豫不决或者缺乏胆气的印象。接下来的拙劣政治应手以及一系列重大失误进一步导致了他的失分。这些事件大都令人熟悉得有些厌倦——另一场工党筹款丑闻以及更多令人尴尬的数据丢失事故，这些数据包括2500万份儿童福利申请人或领取人的个人信息以及60万份海军或海军陆战队报名人信息。至少在此时此刻，主动权回到了保守党一边。他们现在在税收与移民问题上显得更为传统，也得到了相当高的民调结果，这使得他们憧憬着能够在未来的大选中赢得干净漂亮的胜利。另一方面，暂时不会举行大选的消息得到确定之后，自民党党首就被推推搡搡地搞下了台。接替他的是年轻而十分上镜的尼克.克雷格。英国则为接下来18个月的议会苦斗做好了准备。开战的领域包括新的欧盟条约，民权，青年人暴力犯罪以及工资——总之就是常规的政治生活，或者至少是七八十年代常见的政治生活。此前人们已经受够了布莱尔，他的电视技巧与政治愿景则被人视为无关紧要。现在他们又很快做出了进一步的结论，刚上台时以持重谨慎形象受到欢迎的布朗比布莱尔还要坏。布朗则低下头来暗暗用力，下决心通过努力工作与更多的举措赢回民意支持。

许多英国人都几乎没有注意到他的努力。因为报纸正痴迷于两个热门故事：其一是马德琳.麦卡恩小姑娘失踪案件（3）。在一次举家前往葡萄牙的旅行度假期间她从父母的旅馆房间里消失了；其二则是对戴安娜遇难事件的调查。基于狂热购物与饮酒无度的享乐经济依旧奋力猛冲，尽管关于经济衰退在前方若隐若现而相关证据正不断堆积在人们面前。关于银行体系其他隐患的谣言与小道消息此起彼伏。股票市场接连打了好几个趔趄，包括自911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只有当钱包、工作以及安全遭到结结实实的打击时人们才会认真对待政治。因此现在最明显的问题是应不应该给消费主义这一自1945年以来英国故事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套上缰绳。看起来这个国家基本不可能仅仅因为经济周期的效力而彻底改头换面。英美两国很可能正在一头冲向经济衰退，也许接下来的几年按照当代标准衡量将会十分难熬。但是这些年充其量也不过是七八九十年代困难时光的回归，而不会像战后年代或者撒切尔革命时期那样扭转国家的发展方向。这些年将会教给我们的下一代懂得许多道理，例如一切皆不能长久，经济领域没有最终答案，而我们将早前几代政客与经济学家统统视为无知之人的态度也可能稍微自高自大了一点。

比起我们的购物经济更为重要的是碳成瘾造成的影响。知名科学家们开始直面以下概念：为了拯救地球，我们需要步入一个艰苦朴素的时代。恰恰相反，人们再次掀起了对技术解决之道的热情，从核电到海上发电站，从电力车到太空中的阳光反射镜。这种乐观态度十分有必要，因为目前全球变暖辩论的最主要效果之一就是把旁听的听众悉数吓跑。我们腿软了。这个问题太大了，只是想一想也觉得太可怕了。当年许多人对于希特勒的上台或者六十年代核毁灭的可能性也抱有同样的看法。“你不能就这么不闻不问无所作为。”有些人会这么说。不，你当然能。如果没有了希望，没有了风雨之后终有彩虹的观念，我们当中绝大多数人都会不闻不问无所作为的。目前我们的主要党派在在全球变暖问题上传递的信息都有些（说的客气一点）自相矛盾。头一天的宣传口径还是每家每户的房顶都要安装风力发电机，或者要为了促进垃圾回收而推行新税种；第二天就要扩建机场，让空中出行更加便捷，并且承诺廉价海外度假这一基本人权将会得到维护。到头来，很可能是科学家、工程师以及投资人们引领政客而非相反。身为一名政治观察员，笔者实在不能妄称英国政坛在过去一年里的表现有多么高明。但是莫非未来的挑战当真如此严重，以至于过去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一切问题都要相形见绌吗？绝对不是这样的。当代英国的历史告诉我们，我们曾有过不少身陷绝境的时刻，但同时也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甚至比购物与针对房价的担忧更加了不起。我们没有理由或借口悲观不振。在这里笔者冒着王婆卖瓜的风险最后再说一句——如果还有看完本书的工夫，就先不要急着杞人忧天。

Andrew Marr

2008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Alistair_Darling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George_Osborne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deleine_Mccann

一路走来的这段历史讲述了一个政治如何败在购物手下的故事。艾德礼与浪漫怀旧的丘吉尔所珍重的政治愿景遭到了五十年代消费潮的吞噬。英国主流民众期望的是色彩、品种与新口味，而非艰苦朴素的社会主义者式平均主义或者拍手跺脚的新伊丽莎白式爱国主义，尽管这两股思潮都吸引了相当数量的少数派。在威尔逊与希斯时代，政客们许诺了一个崭新的、科学的、有计划的未来，由白厅绘制蓝图，全体国民则群策群力“支持英国”。他们的英国最终也崩溃了，把一地狼藉留给了撒切尔革命来清理。撒切尔批发式地出售国有企业，打败了工会，放弃了政客对货币的控制，这一切共同造就了一场新的繁荣。国家开始后撤而消费社会则大举进军。撒切尔的初衷是用节俭、储蓄、遵纪、自制等维多利亚时代的美德来重振英国国民，但是最终的结果却南辕北辙。正是她为我们当中如此之多的人提供了信贷额度与特许证，使得我们像摄政时期一样狂欢无度。英国又开始购物了，正如那样五六十年代，九十年代以及之后的未来也将如此。

在这片土地上新近崛起的强大势力在二战前基本没有得到任何注意。1924年，伦敦东区一位名叫杰克.科恩（1）的商贩为了经营自己的茶叶品牌选取了自己姓氏中的一部分字母以及一位茶叶供应商的姓名首字母组成了“乐购”商标。5年之后他开办了自己的第一家商店，接下来又建立了英国第一家食品百货店。1956年——也就是布莱尔3岁那年——第一家自助式商场也投入运营。接下来乐购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到了八十年代，科恩的女儿雪莱.波特夫人（2）成为了威斯敏斯特地方议会的领袖，并且在一场极富争议的“住房换选票”丑闻之后离开了英国。到了布莱尔下台时，乐购在英国已经开设了1780家分店，成为了英国零售业的龙头老大，年销售额370亿英镑，利润则超过20亿英镑。英国人的食品开销中每3英镑里就有1英镑花在了乐购超市，有人戏称英国已经沦为了“乐购垄断国”。1965年由约克郡农民们建立的阿斯达现在已经被美国零售业巨人、世界第二大公司的沃尔玛收购。阿斯达在英国屈居次席，但是每周依然接待着1300万顾客。源自维多利亚时代一家乳品商店的塞恩斯伯里在1950年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家超市，年销售额170亿英镑，分店超过750家。这些大型零售公司完全控制了农户，其他供应商则在规划争端的处理中发挥着巨大的能量，它们也因此越发卷入争议当中。与此同时，为了享受消费经济英国人越发大举借贷：英国成年人手中信用卡、财政协议与无担保个人贷款等等的数额已经超过了人均4500英镑。

除了慷慨的规划法律，购物潮还需要由撒切尔发动的“汽车大经济”，现在唯一能够限制这一经济发展的因素就只剩下了不断上升的油价与拥堵收费。伦敦在全国率先采取了拥堵费政策，此外关于是否推行公路收费的全国性辩论也早已开展起来。以历史标准衡量，如今的汽车使用量可谓惊人。六十年代初超级市场刚刚起步时，全国一共有600万辆机动车，到了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中期，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了3000万。当然这并非全是购物起的作用。通勤用私家车早已成了司空见惯的东西。过去十年间家长开车接送孩子上学回家的次数翻了一番。根据四五十年代的标准，今天英国人的生活已经极端私密化了。他们总是尽可能地回避公共交通工具，也很少和邻居一起去超市买东西，更不用说叫出店员的名字了。数字或模拟信号电视以及计算机的兴盛使得大多数人更愿意足不出户自娱自乐。廉价进口商品、便捷信贷以及能力水平高低不齐的新劳工共同组成了浮起当代英国的浪潮。布莱尔年间的房价几乎上涨了3倍。但是依旧热衷于收税、依旧致力于提供更受欢迎且高效的公共服务的政客们并未因此得到任何好评。

政治——作为行为、作为社会地位的根基之一、作为一套曾经得到尊重与信任的生活方式——变得干瘪皱缩起来。撒切尔从未能找到管理公共服务的真正有效方式，梅杰与布莱尔也失败了。公共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中间层——思想独立且拥有真正管理自由的学校、医院以及乡镇管理人员以及充满自信、有能力干实事的地方政客——已经消失了。以绝大多数标准衡量，九十年代后期英国的犯罪问题都得到了很大改善，代价则是过度拥挤的监狱。但是暴力犯罪依然令人们心怀恐惧，在主要城市的街头也依然时常得见。这一切对于英国人的希望与担忧都有着直接的影响。一位保守派智囊的评论家对于每天都有1000余名英国人前往其他国家的解释是“人们之所以对外移民是因为他们感到毫无希望……在教育、医疗、犯罪等重大问题上都没有任何举措得到落实。人们感到政客根本不会有所作为。”*18* 自然这只是一家之言，许多其他人还有不同的观点。但是这番话提醒了我们为什么前文中花大篇幅讨论的政策问题对这个国家看待未来的方式如此重要。

但是，在我们这场戏临近尾声之际，对于真正政治的需求似乎再次卷土重来，。在行将下台之前，布莱尔公布了一份报告，作者是一位经济学家，尼可拉斯.斯特恩爵士（3）。布莱尔认为这份报告对于政府而言比新工党时期的任何报告都更为重要——因此也就比伊战、养老金、爱尔兰和平进程或者全民医保的未来更为重要。如此大胆的断言并未遭到多少质疑。因为这份报告谈得是气候变化。我们已经看到了新一轮移民潮给英国带来了何等激烈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在气候变化可能造成的影响面前根本不值一提。目前占压倒性多数的科学家们不仅相信气候正在变化（关于这一点已经没有多少可供质疑的余地了），而且还相信这一变化是由人为因素导致的并可能造成毁灭性的后果。两极冰盖正在消融，全球各地的气候模式都遭到了干扰，物种正在陆续消失。但是，随着中国与印度的经济发展，导致这些变化的气体还在不断喷涌。布莱尔曾试图劝说自己的伊战搭档小布什总统改变他对碳排放限制的敌意，但是毫无成效。与他在非洲问题上赢得的协议相比，布莱尔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遭遇了彻底失败。

一方面美国的自身利益凌驾于他国对公平与合理的界定之上。另一方面英国人对公平合理的概念也遭到了来自激进穆斯林无出其右的文化挑战。在911事件与伦敦爆炸案之后，英国有不少愤怒而思想狭隘的年轻穆斯林男子东一头西一头地乱冲乱撞，或者在心里发狠使劲。他们的观点以及要求妇女覆面的阿拉伯传统促使英国政客们开口质问，他们的社区究竟想不想融入英国社会。英国的穆斯林人口比例并没有法国那么高，但是英格兰中部以及南部都存在着历史悠久、业已发展到第三代的穆斯林城镇，有着数以几十万计的居民。而与此同时，穆斯林们也感到自己遭到了区别对待，或许他们也有理由感到稍微有些不自在。奔宁山脉一线的旧工业城镇以及伦敦西部希斯罗附近的大片地区都居住着十分密集的外来人口，以至于大臣与公务员们再次拾起了“贫民窟”一词。工人阶级的白人们一直在悄无声息地搬迁到其他地区例如埃塞克斯、赫特福德郡、苏塞克斯的沿海城镇甚至西班牙。

根据民调来看，这些人只是少数：大约只有四分之一的英国人声称自己愿意居住在只有白人居住的社区。但是多元文化主义——如果说其定义不仅仅是“相互宽容，互不相扰”的话——正在遭到质疑。新英国国民应当如何融入英国，对于传统的保持又在多大程度上属于他们人权的一部分呢？2006年12月布莱尔曾公开抨击包办婚姻、引入伊斯兰教法以及禁止妇女进入特定清真寺的做法，认为这些行为已经突破了底线。在这片演讲中他使用了更为强硬的新式用语。伦敦爆炸之后“这代人当中首次出现了不安、焦虑甚至时而露头的抵触，人们担心我们的开放作风、我们乐于包容不同的意愿以及我们身为众多文化之家的骄傲正遭到别有用心的利用。”他还试图进一步阐明融入英国社会的责任。“我们的宽容是令英国成其为英国的原因之一。因此要么遵守英国的规则要么不要前来。我们不欢迎仇恨贩子……如果你合法前来我们对你表示欢迎。如果你获准永久性居留，你就成为了社区的平等一员，我们中的一份子。”尽管布莱尔这番演讲的的出发点是国家安全，但是听上去却不仅仅与反恐有关。英国的强健经济增长——尽管制造业并不强大——部分归因于源远流长的好客传统。问题在于这个国家是否已经拥挤到了此等地步——与西方世界任何其他主要部分相比英格兰有着最高的人口密度——以至于宽容本身也遭到了侵蚀。为了保证社会的稳定，政客们的智慧与白厅的效率是必不可少的。

对于气候变化这一更大的威胁而言情况同样如此。这一极具威胁的新局面与人口组成无关，而是物理性的。这一威胁将会改变太空照片或地图上人们已经司空见惯的英伦三岛轮廓。对于一个国家的自我认知而言，国土形状无疑最为关键，对于岛国而言尤其如此。海平面的上升将会在东西南北各个方向上改变英国的外观。海水可能会在风车排水工程几百年后重新侵入东英格兰的大片湿地平原；当年的沼泽、如今覆盖着一层混凝土外壳的伦敦也将惨遭淹没；田园风情的苏格兰周边岛屿将会所剩无几，早在乔治时代与维多利亚时代就开始发展的众多海滨城市也将不得不遭到放弃。本土野生动物将会消失并被外来物种取代——英国沿海已经出现了从没有人见过的鱼类，新的鸟类以及昆虫品种也能在花园里时常得见。所有这一切都不是英国仅凭一国之力就能解决的问题，因为目前英国温室气体排放量仅占全球排放总量的2%。就算真能劝说英国人放弃更大的汽车，海外的休假与各种科技设备，又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如果我们这些人与民选政客之间不进行坦诚而冷静的对话，那究竟要让谁去说服整个世界、达成更为重要且成败攸关的协议呢？应对气候变化还有什么希望呢？看起来我们将会失去新近得来的自由，例如廉价出行。我们为家庭提供照明与供暖的方式以及缴纳税款的方式都将改变。这些改变都十分政治化，四十年代的英国人对此会十分熟悉。无论你喜欢与否，政治正在重新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一支重要的力量，这一点将需要进一步的公开坦诚而非控制与操纵，对政策更为成熟的兴趣而非追逐丑闻的癖好。如果没有坦诚，没有政客与民众双方的彼此互信，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新来者与老一批人之间有什么指望得出合乎情理的解决问题之道呢？如果没有强大地方架构的重建，医院、学校以及市议会的管理还有什么得到改进的希望呢？没有了平心静气、头脑冷静的政治氛围，英国的未来——假如还有的话——将会走向何方呢？在这段历史当中，许多政客上台时都踌躇满志，但很快就发现自己麻烦缠身，最终只得垂头丧气地离开。这正是政治生活的本质（也许也是生活的本质）。但是我们剩下的人需要这些踌躇满志的政客，需要下一位以及再下一位领导人，需要那些我们终将报以嘲笑与斥责的人，而且现在我们对这些人的需要尤其更胜以往。

英国面临的威胁十分重大。但是自从1945年起，英国已经成功逃过了核毁灭、暴政与经济崩溃的厄运。我们这些英国人没有理由绝望或背井离乡。因为从全球角度来看，生而为英国人依然是极为幸运的。

（1） 外链出处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Shirley_Porter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Nicholas_Stern

自从1997年工党上台其道2005年大选为止布莱尔及其大臣们都没有特别担心过保守党。在2001年惨败之后，黑格立刻就辞职了。接下来保守党拒绝了怎么看都是下届党首不二人选的迈克尔. 波尔蒂略。他是一位西班牙共和派流亡者的儿子，小时候还给利宾纳果汁（1）做过广告。八十年代中期他曾被频繁地吹捧为未来的领袖，撒切尔的内定接班人，这段经历将他折腾得着实不轻。但是波尔蒂略与黑格素有过节。更重要的是他此时正在为了开拓视野而环游全球，还公开承认了自己年少时的同性恋行为，此外他根本不屑于在全党面前掩饰自己的社会自由主义立场，他开始竞选的场所则是伦敦城里一家时髦得令人头痛的餐厅。于是托利党在建党历史上第一次完全民主党首选举中选择了伊安.邓肯.史密斯（2）。此人是个退役士兵，商人，在议会里一贯质疑欧元，还继承了诺曼.泰比特在青福德的议席。传统派的保守党觉得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位能够真正代表他们核心信仰的人。但是他们低估了邓肯.史密斯对于帮扶弱势群体的深切兴趣，也令人悲哀地高估了他的政治手腕。尽管他文人十分正派，但是在演讲与上电视方面却远不是其他人的对手。他的糟糕表现吓坏了托利党。2003年12月，越发高涨的党内反对促使邓肯.史密斯辞去了党首之职。

士气不振的保守党做了一件不寻常的事：他们没有通过惯常的激烈内斗就挑选出了下一任党首，迈克尔.霍华德。霍华德担任内政大臣期间人们对他争议颇多，但是他是托利党内“剑桥黑手党”的一员，而且他还将党内的自由化叛逆派系重新带领回了自己的领导圈子。一开始他在党首之位上干的很出色，包扎好了托利党的伤口并重振了全党士气。他是第一个令布莱尔与布朗感到担忧的托利党首。如同黑格一样，他在下院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他曾就伊战问题要求布莱尔辞职，并且最大限度利用了一系列的内政部危机与丑闻。2005年大选中他的侧重点在于公共服务与移民。保守党竞选海报上打出了以下问题：“你在想我们之所想吗？”尽管他们获得了数量可观的议席与选票——在英格兰地区获得了多数票——但是英国主流民意对他们的回答却是“话倒也不能这么说。” 霍华德随后辞职，他的接替者是一位才干过人的伊顿毕业生大卫.卡梅伦。他带领托利党走上了一条绿色自由化的道路，并在民调中赢得了很高的支持率。在2007年，他看上去已经成为了自30年前撒切尔担任党首以来最有机会推翻连任工党政府的保守党领袖。

另一方面，自民党可能也曾希望极其不受欢迎的伊战与布莱尔政府越发狭隘且小动作不断的国家主义会成为第三党派取得突破的契机。在帕迪.艾什顿治下的自民党与工党进行过漫长而徒劳的相互示爱，但是由于布莱尔手中掌握着大量多数议席，两党终究未能成就好事。接下来的苏格兰议会选举改变了布莱尔原有的立场，转而反对投票制度改革，而这正是自民党的关键诉求之一。布莱尔的旧日导师罗伊.金肯斯一脸苦涩地放弃了他，两党之间的关系就此冷却下来。艾什顿的继任者查尔斯.肯尼迪当初以苏民党员的身份当选西岛区议员，也成了当时最年轻的议员。他在党内以及媒体面前都很受欢迎。他带领自民党全面拉开了与新工党的距离，并且在收到众多鼓励之后发起了反对伊战的运动。在他的治下，第三党派成为了失意左派的聚集地，在布莱尔的旺盛战意与内政部长布兰凯特力图圈禁庇护寻求者的热情面前，自民党成为了一片宁静的避风港。2001年自民党赢得52个议席，2005年增至62个，创下历史最高纪录。但是在八十年代初期的冒进乐观主义退潮之后，自民党似乎再次打起了持久作战的主意。此外查尔斯.肯尼迪有着十分严重的酗酒问题，发作起来会使他神情恍惚。语无伦次。尽管他的助手们多年以来一直为他打掩护，最终他还是因此辞职了。他的继任者是门兹.坎贝尔爵士（3），一位苏格兰籍律师，前奥运会田径运动员，尽管老了一些但却更稳妥。

2005年大选结束后工党的多数议席从上一次的167席下降到了仅仅67席。对于大多数过往的首相而言，这等规模的多数议席都很可以接受，希斯、威尔逊、卡拉汉与梅杰会很乐意为了这个数字上刀山下火海；与纷争不止、动荡喧嚣的撒切尔第一届政府相比，现在的工党依旧多了24个多数议席。但是如果以新工党自己的记录为衡量标准，这次的损失则是一个严重的挫败。选民已经注意到了。但是他们究竟注意到了什么呢？布莱尔认为他们注意到了工党议员的不忠，而工党议员们则认为他们注意到了布莱尔的无能。自然，离心离德的大臣与左翼异见分子的数量如此之多意味着布莱尔更难推行自己的主张了。此外他的任期也越发来日无多而个人威信则日渐萎缩。这次布朗并没有获得他早已驾轻就熟的选举筹划工作，但是与布莱尔对2005年大选一开始的打算相比，他实际完成的工作要多得多。两人都拿出了自己最为完美的虚伪笑容，并且对托利党的公共开支削减计划施加了近乎不着边际的攻击并因此广受批评，最终他们终于肩并肩（如果说并未手挽手）地第三次为工党赢得了执政权。选举刚刚结束布莱尔就将注意力转向了如何继续留任上，他打算留任的时间与布朗的期待相比要长的多。

布莱尔首相生涯的晚期完全被伊战的血腥后果以及连绵不绝的阿富汗战事所笼罩。在一系列十分难看的地方选举之后他解雇了公开抗议的内政大臣查尔斯.克拉克，将外交大臣杰克.斯特罗降职，还解除了遭到丑闻袭击的约翰.普利斯科特的部门职责。警方对于是否有商人在提供贷款后获得了受封贵族头衔的推荐进行了令人尴尬的质询，现在这一质询离唐宁街越来越近了。2006年圣诞节过后不久布莱尔就成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在任期间因为犯罪调查而遭到警方审问的首相。他在唐宁街里被一位格莱姆.麦克纳尔迪警长及其同事盘问了两个小时。同一天关于戴安娜死亡的官方报告正式出笼，另外政府还就农村邮政系统发表了一份颇具争议的声明。唐宁街否认自己有任何埋葬坏消息的意图，但是就外人看来这已经成了新工党的一项早该抛弃的恶劣传统。

不过这一切是否会促使布莱尔提前下台呢？在经过了一个动荡不安的2006年夏天之后出现了一轮有组织的低阶大臣集体辞职，要求布莱尔辞职的呼声也有所耳闻。唐宁街与媒体都认为这是布朗的支持者们搞出来的。尽管首相在一封公开信中对这些 “不忠、无礼且错误”的行为大加斥责，他最后还是在9月7日承诺自己将于下一次党代会后辞职，在重压之下他终究没能守住自己干满最后一届任期的承诺。工党党代会一般在曼城召开。布莱尔在这次党代会上奉献了自己最为雄辩的一篇演讲，面对着巴不得他早点走人的全党上下进行了挑衅一般的告别，与会党代表们则向他献上了一大堆相当虚伪的溢美之词。这次分离无论从哪一边来看都算不得甜蜜，有人曾听到谢丽用“骗子”一词来评价早先布朗在会上的演讲。很快布莱尔派系的成员就开始尝试劝说年轻的内阁大臣大卫.米利班德（4）挑战布朗的党首之位。由于他过于腼腆这一打算终究没了下文。但是这件事很好地证明了工党究竟陷入了怎样的麻烦。民调显示布朗的支持率在新任保守党党首卡梅伦身后亦步亦趋。无论如何，眼下对于工党而言都算不上朝气蓬勃的清晨。

（1） 外链出处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Iain_Duncan_Smith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Menzies_Campbell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David_Miliband

伊拉克长期乱局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大量伊拉克籍避难难民来到了英国，库尔德人、什叶派与逊尼派都在其中。这一趋势之所以少有提及是因为这不过是布莱尔时期改变了英国的大规模移民中不算大的一部分。这是一股多语种、多宗教的移民洪流，其中包括波兰人，津巴布韦人，索马里人，尼日利亚人，俄国人，阿富汗人，澳大利亚人，南非白人，美国人，此外还有数量可观的法国人与德国人。2005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平均每天都会有1500名外国人来到英国安家落户，自布莱尔上台以来已经有130万外国人定居在了英国。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中期，伦敦城里不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小学生已经占到了一半，不同的语言族群则达到了350个之多。

较为贫穷的新移民几乎毫无政治影响力，但是正是这些人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城市各方面的面貌。纱巾覆面的穆斯林妇女，传统派穆斯林以及阿拉伯式饭馆已经成为了街头的常见风景，甚至在从苏格兰到肯特的许多市镇也是如此。跟随着波兰裔商人与波兰裔工厂工人一起到来的是塞满了波兰地方食品的商店与波兰语杂志，甚至还有波兰语路牌。19名中国移民在莫克姆湾捡拾鸟蛤时由于涨潮而溺毙。他们的死亡的确是个悲剧，但是还有更多中国移民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为农村“帮派头子”干活，或者按照内政大臣布兰凯特的说法，“沦为了奴隶”。在伦敦黑道上俄国口音越发司空见惯，正如爱尔兰口音一样。尽管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英国向世界开放的程度都高的有些不正常，但主流趋势还是将英国自身投放向世界其他地区。现在的英国则以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成为了一个“世界岛”。

在整个二十世纪期间，英国的对外政策都以控制外部力量繁忙拥挤的英伦三岛的冲击为主要考量。在二十世纪前五十年里英国实现这一点的方式是维持帝国地盘，同时压制德国这一主要对手。在后五十年里英国则与美国合作对抗苏联以保全民主制度与自由市场，同时还抱有避免核毁灭的希望与避免欧洲联邦主义的决心。英国在制造业上并不成功，但是却成为了金融业的乐土。与其他类似国家相比英国格外好战，有着更高的军事开支与更多的作战次数。英国一直是一个走向世界的国家，现在世界涌进了英国，穷人与移民，富人与大公司，东欧的来客与中国的产品，等等。正如维多利亚时代一样，英国依然处于革新的边缘，依然经受着全球变革巨浪的冲刷，但是现在变革已经成了近在咫尺的体验。

移民一直都是影响英国生活的一个常数。现在与过去的不同在于移民的规模与多样性。正如我们所见，当代英国的早期移民潮曾经激起过极端主义者的反弹，暴乱，国民阵线的崛起以及一系列新法律的出台。现在的这股移民潮则引发了不同的争议。早期从加勒比或印度来到英国的移民看上去和本土英国白人不一样但是说的却是英语，而且这些人接受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本土英国人很相似。而现在的移民中许多人看上去与本土英国白人没什么区别，但是既不说英语也不是英帝国历史的一部分。此外还有其他不同。受过教育的波兰或捷克年轻人来到英国挣钱，挣够了之后就打道回府，回到他们高速发展的国家去买房子成亲生儿育女。支持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英国经济增长的是充满精力与才干的外来者，这些人的到来往往意味着他们祖国的人才流失，而他们在英国发迹的速度也像从前的东非亚裔一样快。

但是这样的变化从来都具有两面性。阿尔巴尼亚人、科索沃人以及土耳其人组成的犯罪团伙就像30年前的牙买加罪犯一样对社会构成了崭新的威胁。新移民耗费的社会福利开支为地方政府造成了严重负担。斯劳市就曾经因为额外的住房、教育与其他服务负担向中央政府抗议。除此之外，新移民群体的庞大数量也使得政府机构丧失了全面监管的能力。内政部移民与国籍分部似乎根本无法阻止非法移民进入英国，无法发现钻政治避难体系的空子从而滞留英国的人，也无法将其逮捕并遣返。非法且有时致命的偷渡行业使得政府的工作尤其艰难。即便在航空公司被迫为搭载乘客的身份负责之后，精心改装过的大型货车依然在夹层里满载着支付了毕生积蓄的人们穿梭于英法海底隧道当中。

英方指责海底隧道法国入口附近桑加特镇的一个红十字会难民营恶化了这一问题。2002年底，布兰凯特终于与法方达成协议将其关闭，不过此时估计大约已经有67000人经由桑加特入境英国。大量相信英国移民与福利体系比起欧陆对应体系更加容易应付的非洲、亚洲以及巴尔干移民往往会穿越整个欧陆，耐心地等待进入英国的机会。政府使用了各种手段，包括热成像仪器，增加的边境检查人手以及态度冰冷的庇护中心。渴死、憋死或者冻死的非法移民数量无法统计，还有人在路上就被谋杀了。历届内政大臣——斯特罗、布兰凯特、查尔斯.克拉克与约翰.瑞德——都曾经与这个行业较量过，他们引进的新法律也曾遭受过民权活动家的抨击与法庭的质疑。他们全都未曾因为自己的努力而得到过多少赞扬，约翰.瑞德最终承认他认为自己的部门“不堪此任”。他把焦头烂额的移民与国籍分部从内政部里拆分了出去并承诺在接下来5年里清查28万名一直未能得到处理的申请庇护未果但依然滞留英国的人员。他还承诺要派出身着制服的边境案件人员，而历史悠久的内政部也将一分为二。

与此同时，另外一些更为直截了当的非法移民干脆完全绕过了避难体系。2005年7月，内政部给出了他们自己对于4年前英国非法移民人口数量的估计，认为这一数字在310000到570000之间，或者总人口的0.5-1%之间。一年后的非官方估算将非法移民人口总数推高到了800000。实际上，考虑到目前尚有无数箱登记卡片未能得到检查以及全国性记录系统的缺失，谁也不知道这一数字究竟是多少。甚至连英格兰银行都抱怨说自己无法在不知道国内工作人口约数的情况下规定利率。官方数字显示申请政治避难的人数正在下降，原因也许是前南斯拉夫恢复了相对和平。极富争议的是，上千人被遣返回了伊拉克。但是总会有走投无路的人们从中东或战火肆虐、饿殍遍地的非洲向英国涌来。全球变暖影响的预期则暗示这股人潮将一直存在下去。

来自2004年加入欧盟的10个国家的工人则带来了另外的问题，尽管其中涉及的入境人口规模也小不到哪里去。当初欧盟扩张时，英国就决定不学法国或者德国，不拖延向移民工人打开国门的时机。大臣们认为最初两年里进入英国的人数大约应该在26000人左右，他们的算盘错得离谱。2006年，一位内政部大臣托尼.麦克纳尔迪（1）称自2004年欧盟扩张以来已经有427000名波兰以及其他7个新晋欧盟成员国的工人来到英国工作。他还补充说假如把自营业者也算上这一数字将会达到600000。至少有36000位配偶与子女一起前来，政府则收到了27000份儿童福利申请。这些数字的确不小。相比之下，1971年掀起轩然大波的乌干达亚裔移民总共也就有28000人。毫不奇怪的是，英国现在面临着尖锐的住房短缺，政府官员正在巡视英格兰南部地区寻找合适的地点，好让开发商开始修建廉租房。

根据政府2006年公布的数据，此前一年英国移民净增加人口为185000人，过去7年的年平均数字则为166000人。相比之下，1968年艾诺.鲍威尔在臭名昭著的血河演说中斥之为“疯狂，全然疯狂”的预期移民年增长数字仅仅是50000人。基于各种不同假设综合得出的预期认为2031年英国人口将会增加700万，其中80%是移民。英国移民观察（2）是一位退休外交官为了控制移民而成立的组织，该组织称这一结论意味着在接下来25年里每年都要兴建2个剑桥镇或5个白金汉镇来容纳这些人。不过这究竟是不是庸人自扰式的歇斯底里呢。正如之前提到的那样，许多东欧移民、澳大利亚、法国与美国移民最终还是要回去的。每年60000名移居国外的英国人也部分抵消了移民带来的人口增长趋势，这些人的主要目的地是澳大利亚、美国、法国与西班牙。到了2006-07年冬天，公共政策研究院（3）认为已经有550万英国人永久性地定居在了国外——将近总人口的十分之一，比苏格兰总人口还多——另外还有50万人长期在国外居住。除了显而易见的目的地之外，中东与亚洲也出现了日益增长的海外英国人聚集地。这都是些什么人呢？其中大学毕业生占到了令人担忧的比例。人们相信每6位英国大学毕业生里就有一位离开了英国。还有很多退休或者家道宽裕的人前往国外寻找阳光明媚的歇息之所，正如涌入英国的移民大都是胸怀大志。急于工作的年轻人。政府大臣倾向于强调移民带来的良性经济效果，他们的批评者则质问道这么多额外人口要如何安置，以及这些人要到哪里才能找到多余的道路空间、医院床位与学校。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Tony_McNulty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MigrationWatch_UK http://www.migrationwatchuk.org/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Institute_for_Public_Policy_Research http://www.ippr.org/

本书创作于全球变暖新政治的阴影之下。笔者在这方面做出的贡献是抗拒住了详细描写布莱尔与布朗之间十几年恩恩怨怨的诱惑，这个题目至少要另一本与本书同样厚的书才能说清楚，而通过省略这段笔墨笔者很可能拯救了一小片北欧地区的森林或者其他什么自然美景。但是这场是是非非决不能忽略，因为整个国家都受到了这场是非的影响。两人之间的恩怨从新工党执政第一天开端，一直延续到布莱尔绷紧的十指从权力边缘逐渐滑脱的最后几个月。两人往往在接连几个月的时间里偃旗息鼓，彼此开开无伤大雅的玩笑。但是摔门而去的忿怒，泥马卧槽的争吵，无中生有的虚饰，和事老的来回调解，公开场合的彼此冷落，关乎英国未来的重大政策如同开线裂口的毛绒玩具一般惨遭拉扯，诸如此类的故事每周都会在白厅的私人办公室里，酒吧里以及报纸专栏当中反复流传。有好几次布莱尔看上去都到了要直接解雇财长的地步。唐宁街十号曾多次得出报告称布朗有精神问题，是个控制狂，性格乱七八糟，一旦首相陷入真正的危机就会立即露出反骨。而布朗手下人对布莱尔的总结则是一个虚荣的二流货色，一个痴迷于金钱名望之辈，正是此人背弃了自己与财长阁下最初的约定。

在布莱尔第一届政府时期，布朗一直在捍卫着自己身为财长巨大无比的权限，而布莱尔则努力适应着诸多令人难堪的事实，例如自己被硬生生地排挤在了大政方针决策之外，对即将到来的预算计划一无所知，在推动英国接受欧元的问题上也是有心无力。布朗觉得2001年工党第二次胜选主要是他的功劳，因为他经济搞得好。在接下来的第二届布莱尔政府当中，他开始向布莱尔直接发力，要求得到布莱尔离职的最后期限。被“反恐战争”与伊战缠住手脚的布莱尔无法集中精力应对国内事务，但是他依旧决定坚持下去，直到他想看到的改革成为现实为止。布莱尔模仿市场行为改革医疗行业与教育体系的热情与布朗改善贫困人口生活质量的目标之间裂开了一道日渐加宽的鸿沟。正如我们所见，布朗其实也很热衷于将私营资本导入公共服务行业，但是两人的侧重点并不一致。“越大胆越好”，布莱尔说。“越工党越好”，布朗反唇相讥。在伊拉克、慈善医院以及差额学费等问题上，布莱尔都觉得布朗几乎就要扔下自己不管，听任自己遭受反叛后座议员的围殴，在最需要布朗出面的时候他却消失在了万花丛中。布朗的确提供过不少支持，也召集过“他的人”帮助布莱尔从一个又一个布莱尔自己挖的坑里往外爬，但是这位搬着梯子的苏格兰人总喜欢等到天黑以后才姗姗来迟地赶到坑边。

上任6年后布朗觉得布莱尔正在挥霍工党的声誉，而且对于支持小布什过于热心。他认为布莱尔在辞职问题上对自己说了谎。约翰.普利斯科特于2003年11月进行了首次干涉。他十分担心两人之间的纠结关系会搞垮政府，因此强按着两人的脑袋——这里是比喻，尽管他一向有喜好动手揍人的名声——迫使他们一起坐下来吃了一顿肉馅芋泥饼，并告诫说他们之间的冲突很可能搞垮工党。这次干预促成了两人之间的休战，但是2004年局势又迅速恶化了下去。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了沉重打击。与此同时伊拉克问题还在小火慢工地日渐恶化，工党议员们开始感到恐慌，不知道下一次选举的情况会怎样。个人与政治层面的双重挫败令布莱尔陷入了另一轮低潮。多年以来他与布朗打交道的方式都是先由中间人牵头，然后双方各举白旗，在各自地盘之外的中立场所会面。尽管这些常规性的一臂距离式接触通常气氛十分冷淡，似乎会面的双方是首相与反对党领袖，布莱尔与布朗之间依旧还会时而进行更为热络的私下会面。但是现在两人基本上已经不说话了，同时布莱尔也为自己的政治遗产与私人麻烦忧心不已。

2004年7月，4名内阁大臣十分担心布莱尔可能会辞职，于是联名请愿恳请他继续留任。当年秋天普利斯科特参与了“和平交权”可能性的讨论。有一次他约了布朗在苏格兰费恩湖的一家牡蛎餐厅见面。餐馆里所有的桌子都被人占了，于是两人就在停车场里的一辆黑色政府轿车中谈了一个半小时，车子四周环绕着武装保镖，就好像两位西西里黑手党头目正在划分地盘。后来普利斯科特谈到了政坛的版块运动，并且承认许多大臣都在为布莱尔时代的结束做打算。布朗则做好了迎接前方若隐若现的首相职位的准备。他开始收听外交简报，与财政部权限之外的各种团体接触。权力过渡团队也做好了准备。这出长篇肥皂剧这回总算演到最后一集了，是吧？

不是。布莱尔集结了自己强大的内部资源并暗下决心绝不下台。在布莱顿工党党代会之后他返回唐宁街接连发表了三篇声明。他证实自己在康诺特广场买了一栋房子（一栋昂贵、难看、很难租出去的房子）作为自己与谢丽退休后的住所。此前一年他遭遇了一场虚惊式的心脏病发作，因此他即将前往医院接受植入电线来调节不规则心率的治疗。布莱尔曾经花费过很大气力来淡化自己的这个健康问题，只有几位密友知道此事。如同购房一样，这件事也是为了强调他的政治生命终有完结那一天。铺垫了这么多之后，接下来的第三篇声明就如同晴天霹雳一般骇人：他决定参加接下来的竞选，如果当选就再干满一届。不过正如他本人对笔者所说的那样，“我不想再干第四届了——我不认为英国人民会接受一位任期如此之长的首相——但我认为现在阐明我的意图是很合理的。”这样的话以前从没有人说过，把布朗打了个措手不及——他正打算前往华盛顿。简而言之一切关于布莱尔行将下台的猜测都被扑杀了。就这一方面来说这一招很聪明，而且也可能对工党赢得2005年选举起到了一定作用，因为布莱尔实际上是在向自己的批评者们承诺自己不会像撒切尔那样“不知休止”。

不过布朗一定很有被人打脸的感觉。仅仅一天之前两人还在布莱顿就未来的形势进行过一场漫长而激烈的谈话。布莱尔警告布朗说他的支持者正在动摇政府，并敦促他与自己合作。谈到某报纸称他要干满第三届的报道时，布莱尔告诉布朗此言不确。他根本没有提到自己的心脏病。据说当布朗意识到布莱尔打算干完第三届时面色铁青，几欲暴走。竞选组织工作原本一直归他管，这次也没了他的事，恼怒的布朗索性连主持工党新闻工作会议的机会都推掉了。“你现在说什么我都不信了。”据说他这样告诉首相。*17* 但是人生充满了惊喜。布莱尔发现提前宣布自己政治生命的必然结局，无论往后拖得多么久，都是极为耗损元气的错误，他首相生涯中最糟糕的战术败笔。这一点引发了一连串的后续问题——好吧，但是具体是什么时候呢？多少年算一届呢？你的继任者要在下次大选前提前多久就职呢？如果你打算走人，那你为这个国家制定的各种长期计划又有多大效力呢？此外还有干系最为重大的一个问题：你还希望戈登.布朗接替你吗？这些问题如影随形地纠缠着布莱尔，其中还夹杂着令人分心的倒彩与嘘声，令他不胜其扰。他的权威遭到了起初还不动声色、接下来则轰轰烈烈的削弱。

自然，希望也是一直存在的。2003年5月1日小布什宣战之后，英美方面就开始搜寻亲西方的伊拉克人以便对其授予一定的权力。最终萨达姆被人从一个地洞里搜了出来并沦为阶下囚。8个其他国家投入了相当于180亿英镑的资金支持伊拉克重建。在英军控制的伊拉克南部，英军士兵很快就摘下了钢盔，换上贝雷帽，尝试与当地人搞好关系。一开始这一做法很见成效。伊拉克上下，用皱纹纸一包包地裹起来的巨额美元交到了紧急招募的西方代理人手中，以便向当地人散发。次年一位和善的什叶派穆斯林伊亚德.阿拉维获得提名成为了伊拉克临时总理。同年6月，美方正式将伊拉克主权移交给了他的政府，几天后伊拉克法庭开始了对萨达姆的审判并最终判处其死刑。国民大会的成员得到选拔，选举的日期也已经确定。2005年1月，伊拉克迎来了50年来第一次多党派选举并成立了过渡政府，库尔德人贾拉勒.塔拉巴尼宣誓就职，成为了过渡政府总统。到了10月，伊拉克人投票通过了新宪法，规定伊拉克是一个伊斯兰共和国。同年年底，上百万人参与了选举，最终一个什叶派主导的党派获胜，尽管没有获得绝对多数。这些进展是民主与革新的鼓点，布莱尔与小布什的期望大部分都成为了现实。

这两人没有料到的是，战争结束后伊拉克骇人的黑暗面完全遮蔽了重建工作与民主政治的成果。漫长而令人麻木的叛乱，宗教冲突，屠杀，汽车炸弹与人体炸弹，强硬军事回应对平民的杀戮，惨遭斩首的西方人质，阿布格莱布监狱中美军看守暴行的曝光，对反叛的费卢杰城的全面攻击，踩踏事故导致上千人死亡……谋杀与冲突与日俱增，希望则日渐渺茫。到2004年，伊拉克儿童死亡率与1990年相比已经翻了一番。教师与医生严重不足。根据世界银行的说法已有四分之一的伊拉克儿童失学。大学遭到了地方武装的渗透，教授们四散逃亡，女性学生因为没有佩戴面纱而遭到迫害。联合国的数据显示自开战以来大约有750000人流离失所，萨达姆时期的难民还有800000人，估计有160万人穿越边境逃往了其他国家。2006年，伊拉克电力供应依旧低于战前水平，一半伊拉克家庭没有清洁用水。巴格达处于全面战争的边缘，医院肮脏而危险，街头充斥着武装分子，人们已经开始公开谈论伊拉克未来可能的分裂。2007年春国际红十字组织称伊拉克平民的苦难“无法承受也不可接受”。民调显示大多数英国选民只想看到英军撤离，无论这会带来怎样的进一步混乱。

美国那边的情况也差不多。绝大多数曾经认可伊战是911事件自然延续的美国选民现在都认为这是个错误。小布什不再公开谈论“保持路线”，一份国防部智囊团提供的报告称伊拉克已经成为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全球招募专员。这也反映了美国19个情报机构共同得出的结论，它们都坚决认为伊战增加了全球范围内的恐怖主义风险。2006年12月，美国伊拉克研究会（1）向小布什提交了一份令人灰心丧气的乱局评估报告并开列了若干令人难受的选项，其目的在于缓慢撤出驻伊美军并与自己的传统敌人进行谈判以期在伊拉克维持某种程度的和平。

因此根据绝大多数通用标准，结束三年之后回头再看伊战就是一场大灾难。伊拉克国内内战频仍。与萨达姆掌权时相比，伊拉克人的生命安全遭到了更为严重的威胁，总体生活质量也大幅下降。恐怖主义并未遭到挫败反而胆气横生。叙利亚与伊朗之类被伦敦与华盛顿视为地区性威胁的国家也并未遭到削弱，而是变得更加强大且自信。此时驻伊英军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120人，大多数英国民众都将伊战视为英国政府近年来犯下的最严重错误。有人相信假如当时布莱尔不支持开战，那这场战争根本打不起来。考虑到911之后白宫内部的气氛，这一点其实不大可能。即便真的如此，已经将英国陷得如此之深的布莱尔也无法回避这一切后果。万花筒的确已经转动了，但是图像却还远未定型。

（1）外链出处

2005年7月7日，来自约克郡西部以及白金汉郡的四名年轻穆斯林，哈西卜.侯赛因，穆罕默德.西迪克.汗，赫尔马因.林赛以及沙扎德.坦维尔，在伦敦地铁与一辆伦敦公交车上自爆而死，导致52人遇害，770人受伤。对于这起英国最严重恐怖袭击的调查最终得出结论，尽管四人中有两名曾造访过巴基斯坦的恐怖分子训练营，但他们与基地组织并无关系，盛在他们帆布背包了的炸弹也只花了几百英镑。尽管政府坚称发动伊战并未提升英国遭受恐怖袭击的风险，但内政部调查依然将4名恐怖分子的动机归结于对英国外交政策的不满。

他们从网上搜索到了发动袭击的必需信息。这场袭击之所以尤其令人毛骨悚然是因为伦敦街道下方地铁隧道中血腥而恐怖的场景提醒了整个国家，英国就如同美国与西班牙一样是恐怖袭击的目标。事实上，英国与巴基斯坦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两国人员往来密切，这也使得人们担心英国在此类袭击面前将格外脆弱。布莱尔得知袭击发生的时机可谓痛切至极，此时英国刚刚赢得2012年奥运会的承办权，而他正在格伦伊格尔斯参加八国峰会，讨论魄力十足的对非洲援助新计划以及美国与其他国家在全球变暖问题上的分歧。一听到袭击的消息他就马不停蹄地赶回了伦敦。

事后看来，就算进一步增加闭路摄像头的覆盖范围也很难预防伦敦地铁爆炸案，因为地铁里的监视程度已经很完全了。身份证体系也起不到多少作用，因为4名恐怖分子都是英国公民。“追寻资金”的反恐立法也难以见效，因为这次袭击根本没花多少钱。唯一有可能起到效果的就是更为彻底的情报工作。特勤局与密情局（俗称军情五处与军情六处）早已获得了大幅预算提升来追踪各种意欲行凶的恐怖主义团体。2001年试图炸毁一趟巴黎至迈阿密航班的“鞋子炸弹客”理查德.瑞德（1）是另一个本土极端分子的典型。他走访过从布朗利到约克郡的诸多“激进”清真寺。近几年来还有更多袭击阴谋得到侦破，尽管并非所有嫌疑人最终都会出庭受审。2005年8月，警方在伯明翰、海威科姆以及伦敦东部的沃尔瑟姆斯托抓获多名嫌疑人，有关方面相信他们策划炸毁整整十趟跨大西洋航班。恐怖袭击的危险切实、广泛而难以捉摸地存在着。

多年以来英国一直允许持不同政见的神职人员与活动家从中东来到伦敦避难，其结果就是英国容纳了众多到处煽风点火的危险激进分子，他们仰慕基地组织并宣传暴力圣战。911事件扭转了大环境之后，新的法律陆续出台，使得政府有权不经审讯就对支持或酝酿恐怖活动嫌疑的外国人实施拘押。这些人不能遭到遣返，因为人权立法禁止将任何人送回可能对其上刑的国家。接下来一共17名嫌犯被关押进了贝尔马什监狱（2）。但是2004年12月上院裁定此类关押行为具有歧视性且关押时长与犯人罪行不相称，因此不合法。五周之后内政大臣查尔斯.克拉克通过“控制令”发动反击，对那些他无法起诉或遣返的人实施了行为限制。这一措施也可适用于本土恐怖活动嫌疑人。一个月后的2005年2月，60名工党议员对这一权力也掀起了反叛，政府差一点就没能挺过这轮投票。10名贝尔马什监狱的囚犯出狱并接受了行为限制，但是争斗远未结束。2006年4月一名法官裁定此类控制令“是对司法的冒犯”，因为它们给予了身为一名政客的内政大臣过多的权力。两个月后该法官又称对6名伊拉克人每天18小时的宵禁是“对自由的剥夺”并且同样违法。新任内政大臣约翰.瑞德上诉失败，只得不情愿地放松了控制令的力度。而在其他案例中，两名接受控制令的人员则神秘消失了。

新工党治下的英国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旧式法律与自由观念和一个无国界危险新世界之间的较量当中。正如我们所见，四十年代的英国是一个查探与管制程度极高的国家，那时的英国刚刚熬过一场事关国家存亡的战斗，一切都不可以常理度之。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末，冷战催生了一个影影绰绰的安全过度，其中充满了针对BBC雇员的调查，军情五处对政治激进分子的监视，秘密的地下坑道与掩体体系，以及英国司法管辖权无法覆盖的美军基地。但是这一切都没能对神圣的法律原则造成严重挑战：人身保护，言论自由，无罪推定，政治庇护，英国公民无需证件在国内自由旅行的权利，以及守法公民住宅的神圣不可侵犯。但是在“反恐战争”面前，这些原则突然之间就陷入了危机。

就政府看来，眼下英国正面临着一种崭新而曲折复杂的威胁，大臣们声称这一威胁还要延续30年，在这种情况下为窃听、强制令以及政治权力设置新的限制根本就是帮倒忙。他们很肯定英国人民也会同意这一点。而那些提出抗议的司法人员、媒体人员、活动家与民选政客全都是过度心软的自由派，一群顶着花岗岩脑袋的少数。布莱尔、瑞德以及斯特罗尤其热衷于强调这一点，就人数多少而言他们很可能是对的。日后戈登.布朗觊觎首相之位时也使用了类似的强硬言论。与历史传统大异其趣的是，这回修筑工事捍卫民权的势力成了保守党，自然还有自民党。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Richard_Reid

（2） 外链出处

据合理估计，目前的英国正处于总计420万个闭路摄像头的观察与记录之下。做出这一估计的谢菲尔德大学克里夫.诺里斯教授指出：“除了中国之外，世界上任何国家在这方面恐怕都无法与我们相比。每14人就能摊上一个摄像头。”九十年代初期，当第一批安装在高安保级别建筑外部的摄像头瞪着亮晶晶的眼睛时，这些居高临下的显眼装置在人们看来依然十分新奇。现在摄像头几乎无处不在，在绝大多数大中型店铺里，在绝大多数主要街道的路口，在每一座火车站、地铁站与公交车上，在住宅区内部，甚至在个人私宅的门口。一位伦敦市民每天平均要被摄像头拍摄到300次，他们的私家车也遭到拍照以便向车主征收首都拥堵费。内政部预防犯罪预算的四分之三都花在了闭路摄像头以及与之配套的面部识别等“智能”技术上。英国现在的手机持有量已经与总人口相当，卫星定位芯片可以显示每一位手机持有人的位置，车载GPS也有同样的功能（2007年时的英国人普遍不会看地图）。此外英国公路上的超速摄像机也已经达到了6000台。

英国信息委员理查德.托马斯（1）警告说英国已经成为了一个“监视社会”。他认为未来将会出现用于辨识身份与定位的体内植入式微芯片，路灯杆内安装的面部识别摄像头，甚至还有巡航于城乡上空的无人监视飞机。托马斯认为这会令人们遭到歧视与骚扰。“随着越来越多的信息得到收集、分享与利用，我们的隐私空间也越发遭到侵犯，这一趋势最终将会导致直接影响人们生活的决策。”的确，如果遭到监视能为我们带来幸福与安全，那么英国人民无疑是世界历史上最为幸福而安全的人了。

这么多摄像头录像究竟有谁在看呢？法院审理工作中经常能遇到某段录像没有保存下来或者大量警察花费几周时间来找寻某张特定人脸的情况。尽管这方面的工作可以越来越多地通过电子手段来完成，但是还有另外一类监视工作必须依赖真人。例如房产税调查员就获得了授权，可以进入英格兰任意一户住宅并对任意房间拍照，包括卧室与厕所，业主如有拒绝或阻挠行为将面临1000英镑罚款。这是为了评估住户对住宅的改建，包括天井、暖房与双层玻璃窗的修建，以便在政府下令重估房产价格时对房屋重新估价，这一做法打算向居住环境特别可人或者将私家车停在住宅旁边的人们征收额外费用。2006年初有报道称主管监视工作的公务员讨论过将自己手下人收集的信息卖给保险与贷款公司的问题。税务检察员现代化项目的主管保罗.桑德森称他以为隐私“是一个过时的概念”，并要求将包括照片在内的所有信息放到网上。

如果说还有比住宅内部照片更私密的东西，那就是每个人的DNA了，一个人的血统与易患病情况以及大量其他信息都能借此表现出来。2003年相关法律得到了修改，允许警方对任何因为足以判处监禁的指控遭到逮捕的嫌疑人进行DNA采集并保存采样，无论日后嫌疑人获罪与否。而在法律修改之前，假如嫌疑人最终被判处无罪或起诉遭到撤销，则警方必须将该嫌疑人的DNA样本销毁。法律修改三年之后，英国警方已经囤积了360万份样本。布莱尔认为这一数据库还应当进一步扩大，覆盖全体国民。“数据库中的样本数量应当达到可能的最大值”，而且作为打击犯罪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要求广大公众提供DNA的做法也“不存在任何问题”。

此时公众也知道了自己将要为将来的强制性身份证提供生物识别数据——虹膜识别数据以及有可能最终必须提供的DNA。身份证体系原本预计于2008年人们申请新护照时引进。布兰凯特曾推进过强制身份证的想法，尽管他的继任者杰克.斯特罗与身为财长的布朗都对此十分反感，而首相本人一开始也十分小心。但是他最终还是在政府里赢得了这一局，因为他说服布莱尔相信这一技术正变得越来越安全，大多数选民也会支持身份证的应用。身份证上将携带一系列个人信息并形成另一个新的数据库，即国家身份注册系统。在2005年大选前后这一议题都在议会里引发过不小的风波，不过看起来最后还是在2006年2月以31票的多数得到了最终解决。新身份证将至少耗费每名英国公民93英镑，尽管大臣们一开始并未将不随身携带身份证划定为违法行为。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可以有助于打击犯罪与欺诈活动，可以减轻政府的工作负担，也能使个人更难因为“身份诈骗”而损失钱财。但是要不是恐怖分子的威胁，强制身份证恐怕很难在议会获得通过。

（1） 外链出处

在新工党执政时期，低通胀率与稳健的经济增长使得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变得更加富裕起来。自1997年起经济增长便保持在每年2.8%，高于战后英国此前的平均水平。英国人均GDP高于法德两国，失业人口在欧盟内部排倒数第二。工作人口增长了240万。人均收入实际增长了五分之一。养老金体系的确遇到了问题，但是房价却一路攀升。置业者们的房产价格翻了一番，因此很有了些家道殷实的感觉。调查显示，如以美元计算，英国百万富翁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世界任何国家。家庭预算很难一概而论，但是2006年分析人士估计，英国国民的可支配财富—— “人们在必要时可以实际利用的钱”——为每户家庭40000英镑。财富的分配从地理角度而言并不均衡。在英格兰东南部大约是平均68000镑，而在威尔士及格兰西北部则稍稍超过30000镑。但是即便在英国的历史性贫困地区，房价上涨速度也很快，以至于原本北部毫无价值的联排房屋也开始值钱起来，政府原本打算将其推平的计划也因此搁浅。廉价贷款，便捷的借款手续以及高房价意味着尽管税收负担日益加重，仍有千百万人感到自己的经济地位大幅上升。廉价的航空旅行最早在七十年代由弗雷迪.雷克（1）引进，英国人就此不仅有机会飞往阳光明媚的传统度假地，还能轻松到达欧洲的各个角落。一股由英国海外侨民掀起的房价繁荣缓慢地从法国的乡间荡漾开来，一路席卷到了西班牙中部。人们开始在每周工作结束后离开伦敦或曼城回到自己位于地中海之滨的别墅里度过周末。小型地区性机场也借势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设计精巧、不断更新换代的消费电器以及廉价服装从远东地区源源而来，充实着英国的店铺。互联网从大学校园与技术宅男的圈子扩展开来，先打入了喜欢炫耀的上层中产阶级，接着就进入了每家每户的儿童卧室，一种新型购物方式也应运而生。九十年代中期互联网开始吸引住了主流公众的兴趣。英国的第一家网吧以及第一份网络杂志——介绍了当时上线的上百个早期网站——均于1994年问世。伴随着ebay与亚马逊的上线，网上购物也于次年开始流行起来，尽管早期的网上购物者依然人数有限。这是一个洋溢着乐观主义的时代，尽管人们耳边总是回响着整个数字世界都有可能因为“千年虫”崩溃的警告。据说“千年虫”是电脑系统内部无法辨识“2000”年最后两位数字的缺陷，当时的人们对其相当认真。

事实上，导致数码泡沫破裂的正是其自身的无节制膨胀，正如其他任何泡沫一样。在暂时的停滞与遍地的破碎梦想得到收拾之后，“新经济”再度腾飞起来。到2000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大约40%的英国人有条件上网。赛博热潮席卷了全国商以及商界。接下来3年里将近一半的英国家庭连接了网络，至2004年，宽带的普及使得在线视频与音乐下载成为了新兴的大众市场。至2006年，四分之三的英国儿童可以在家上网。与此同时，新的投资也源源而来。来自美国、欧洲以及俄国的财富开始在伦敦以及英国其他富有吸引力的地区购房置业，例如爱丁堡、苏格兰高地、约克郡与康沃尔。尽管伴随着诸多问题与失望以及融资方面的长期性风险，新校舍与公共建筑还是在全国遍地开花——博物馆、美术馆、购物中心、企业大厦等等，这些建筑的构造不再直来直去，而是曲折有致，光照充足，中庭高大，外覆玻璃与钢骨的薄皮。这些在炫耀性物质文化影响下出现的炫耀性建筑并不总能保持体面，但是与单调的混凝土时代前辈相比它们的外形的确更加美观并富有想象力。

在更为贴近生活的层面上，卵石铺就车道，砖砌外墙、屋顶开着阁楼窗的“执行性住房”开始在农场与河流两岸遍地开花，丝毫不顾及行洪区的限制。远离伦敦的农村地区，例如英格兰西南部以及约克郡，也享受到了一波波财富的波浪，那里的房价也被推高到了前所未闻的地步。从利斯到盖斯黑德，从贝尔法斯特到卡迪夫湾，一度荒废的海滨地区重新焕发了生机。超级市场发挥着强大的市场力量，将廉价的肉类与工厂化制造的食品带进了每家每户的菜篮子。新兴的全球空运市场以及在一个毫无内部分界的一体化欧洲自由往来的冷冻货车运输体系将反季节的蔬菜水果、太平洋的鲜鱼以及各类异国食品输送到了英国各地的超市。在乐购（2）、莫里森（3）、塞恩斯伯里（4）或阿斯达（5）里面几乎没有找不到的食品。到了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中期，这四家超市巨头旗下已经一共拥有了超过1500家店面。这一方面引发了关于它们商业影响力的政治纷争，另一方面也将许多一度被人视为奢侈品的商品普及了开来。在撒切尔时期，上百万英国人开始饮用红酒。他们的子女很可能得借钱上学，但是他们上大学的可能性要高于自己的父辈，入学前还往往有机会摆脱一成不变的生活，在环球旅行中度过一个“空档年”。以前空档年就意味着工作，在少数情况下还意味着出国工作。但是现在这个词则代指飞跃南美或者在泰国海滩上晒太阳。在物质层面上，这个时代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黄金时代，或许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早先人们对于福利体系决策以及隐形税的愤怒没有在接下来的大选中演变成反对工党的投票。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有幸躬逢其盛。新工党的基调瞄准的是收入优渥的中产阶级，但是戈登.布朗从一开始就着力于扶贫。新工党尤其着重强调儿童贫困，自儿童贫困行动组织（6）创始以来，这个问题也变得尤其感情化。自1997年至2004年，新工党的政策使将近100万名儿童脱离了相对贫困，尽管贫困儿童数量最近又有所上升。布朗的重点还放在了工人阶级贫困人口以及振兴工作品质上面。因此他的最主要创新就是全国最低工资，针对青年失业人口的“新政”以及专门面向工人家庭与儿童的税额减免。此外他还推出了最低收入保障政策与稍后针对经济条件较差的养老金领取者的养老金补贴政策。

最低工资的标准最早设定为每小时3.60英镑并逐年提升（2006年升至5.35英镑）。因为最低工资的确很低，这一政策并未像保守党与许多其他人所宣称的那样摧毁200万的工作岗位或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就业得到了增长而通货膨胀并未随之上升。这一政策看起来甚至还有削减行政程序的功效，因为旧工资委员会对企业的检查必须比新推出的本岛利润部（7）最低工资检查更为频繁。在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中期，最低工资政策已经覆盖了200万人，其中大多数是女性。而且由于最低工资的涨幅略高于通货膨胀，穷人的工资总还能领先通货膨胀一步。这一情况未必一定能保持下去，尤其是在万一日后失业加剧的情况下。但是这一政策看上去依然取得了不折不扣的成功，以至于在迈克尔.霍华德手下一度对其大加反对的保守党也在2005年大选前全盘接受了这一政策。

支持“新政”的是针对众多私有化民生行业公司的暴利税。在2000年，布莱尔称这一政策使得25万年轻人找到了工作，并将这一政策视为失业人口降低的主要因素。实际上与其说这项政策是个积极因素倒不如说它极大地增加了政府的规模。在布莱尔执政时期，政府岗位在创纪录的税收额支持下增加了700000个。至于连哄带捅教育人找工作的成本也很高。国家审计局对这一政策在第一届议会期间取得的成果进行了核查，认为25岁以下受惠于这一政策找到正式工作的人只有25000人左右，平均每人的成本是8000英镑。而所有这些为了帮助人们找工作而创造出来的工作岗位也伴随着自己的代价。第二项举措则针对着年龄最小的群体，即最贫困家庭的婴幼儿与儿童。“起跑线计划”（8）旨在通过遍布英国各地的家庭帮助中心——预计计划提出十年后的2010年要建成3500座——将母亲们集中在一起相互帮助以提升她们为人母的水平。类似举措在美国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而起跑线计划在其本质上也得到了保守党的支持，尽管布莱尔本人对其一向有看法，因为许多贫困家庭都拒绝参加这一项目。他本人更相信胡萝卜与大棒并重的手法。

在海外，英国政府的扶贫举措主要针对非洲。2004年布莱尔启动了“投入非洲”项目（9）来游说世界上最富裕的几个国家支持一项基于债务减免、范围极广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改革计划。当时根据估计非洲每天都有5万人死于饥荒或饮用水不洁，而艾滋病的肆虐则几乎抹去了整整一代人。2005年，一直在费力劝说美国支持他组建一个国际融资机构——一个全球性存钱罐——的布朗同意将英国的捐助额上升至GDP的0.7%。但是华盛顿方面却不愿有样学样。“令贫困成为历史”运动（10）在这方面也出力极大，这是布莱尔时期两次最大规模街头政治活动之一。这些议会之外的行为显示了英国人解决非常规政治问题的意愿，可以说是理想主义的残留。英国一向有针对海外饥荒发动道德抗议并采取实际行动的传统。乐施会（11）成立于1942年，其前身是牛津饥荒赈济委员会，这一组织曾游说战时政府解除对德占希腊的封锁，因为纳粹把当地的粮食全都运到了北非供应自己的军队，听任当地人民饿死（丘吉尔认为饥馑都是德国占领军的错而封锁应当保持下去——这一论点与梅杰和布莱尔执政期间针对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实施制裁的理由惊人地相似）。之后的活动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名人、音乐与电视全都参与了进来，筹款数额也令人闻所未闻。

一切都始于爱尔兰裔摇滚歌星鲍勃.吉尔道夫（12）以及Ultravox乐队（13）的歌手米兹.尤瑞（14）。BBC记者迈克尔.波尔克（15）对1984年埃塞俄比亚大饥荒的报道令两人深受触动。于是两人召集了30余名当红歌星组成一个“超级天团”并录制了一首慈善募捐圣诞单曲《他们知道今天是圣诞节吗？》（16）。单曲筹款6500万英镑，此外吉尔道夫还成功劝说撒切尔免除了受灾国家的增值税。承接这一慈善义举的后续行动是1985年的“拯救生命”大型义演（17），据估计全球共有160个国家观看演出，观众总数达到15亿，这场演出也成了到那时为止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电视活动。此后吉尔道夫一直为了非洲问题而多方奔走并加入了“投入非洲”项目。尽管曾经发誓再也不会重新组织另一场“拯救生命”，但是吉尔道夫还是在2005年拉上一票摇滚歌星再度出山（18），包括U2和（暂时）重组的平克佛洛依德，刷新了上一次的全球观众总数记录。不过这一回的演出着重于游说富国首脑，此时他们正在苏格兰格伦伊格尔斯参加由英国主持的八国峰会。

2005年7月2日，大约225000名示威者在爱丁堡举行游行，呼吁进行债务减免一帮助最贫困非洲国家。一周后一笔总计288亿英镑的援助计划、一项覆盖18个国家的免债计划以及关于供应抗艾滋病药物的新承诺都在格伦伊格尔斯获得了通过。由于富有世界中的一部分依然对向非洲开放贸易——帮助非洲恢复元气的根本性手段——持敌视态度，许多示威者都相当不满。此外那些年十分时兴的反全球化运动也对这一决定大加嘲讽与怀疑。但是尽管如此，吉尔道夫依然认为“从未有过这么多人合力强行扭转一项关于全球性议题的政策”。他的活动共同参与者，U2乐队的波诺则声称他们的举动救助了600000名非洲难民，其中绝大多数是儿童。接下来的许多年里人们将一直就“拯救生命”与“投入非洲”留下的遗产争论不休。但这的确是一个少有的联盟，汇集了民间团体、教会、摇滚歌星、演员、作家——还有政客。布莱尔与布朗都曾小心地试图借助声势浩大的游行与摇滚歌星的魅力来敦促其他国家的领袖向达成协议的方向挪动，他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上述事件显示了这种合作关系的力量。

贫困很难定义，但是提鼻子一闻就能闻出来。在英国这样的国家，贫困在极大程度上是相对的。尽管国内也有几千人生活条件着实恶劣或者无力承担体面的生活，还有更多的养老金领取者担心自己交不起暖气费，但是英国贫困人口的大多数还是那些被物质生活改善趋势抛在身后的人们。衡量这一点的标准是与平均水平相对照的收入，根据这一标准1997年英国大约有300万至400万儿童生活在相对贫困的家庭里，与1979年相比这一数字翻了3倍，因为国家的整体富裕水平获得了极大的提升。但是幸福原本就与我们与身边其他人的相对关系有关，这正是幸福的确实性所在。在新党首大卫.卡梅伦领导下的保守党宣称他们不相信中左派新闻评论员波利.托恩比（19）所谓的相对贫困。此外还存在着一个依旧低于最低工资的世界，许多在私人家庭以及其他不见天日之处谋生的移民就深陷在这个世界里遭受着剥削。大约336000个工作岗位的工资依然处于“致贫收入”级别。*16*

不过金融城的瑞银集团（20）相信英国的财富再分配——新工党由于害怕吓着中产阶级选民而不愿意用这个词——远比其他主要工业化国家更为给力。尽管超富阶级有所增长，但是社会整体公平程度在布莱尔执政期间还是得到了些微改善。造成这一点的众多因素之一是经济状况调查措施的重新采用与针对工人家庭的税额减免（2003年这一政策划分成了儿童税额减免与工作税额减免两部分）。对于布朗而言这是他个人立场的180度大转折。当初身居反对党时布朗曾反对过经济状况调查，不过成为财长后他又认为只有通过经济状况调查才能将并不宽裕的资金花在最贫困的家庭身上。于是越来越多的养老金领取者接受了经济状况调查，最终达到了总人数的66%，结果引发了全国性的抗议，政府最后不得不做出让步，承诺最终会重新采取养老金率与平均收入挂钩的做法。经济状况调查的另一个不利之处在于需要建立庞大的官僚机构来追踪每位个人的收入情况并借此确定其应得养老金的数额。结果几十亿不该支付的养老金就这样花了出去。另一方面，那些接受税额减免而非传统福利补贴的家庭经济条件有所改善时，往往会面临着将已经花掉的钱再交回去的要求。上千名公务员不得不火速赶往各地应付一轮轮抗议的潮水，系统运行的成本也变得越发昂贵起来。此外诈骗活动也借机大行其道，犯罪团伙收集了大量个人身份信息并且开始大肆利用“过度支付文化”。

在新工党执政时期，正如在梅杰时期一样，一股令人作呕的委婉语大潮席卷了一切，任何事物的表面都少不了要被抹上一层辞令的滑腻油膜。乘客升级成了“顾客”，实际上所有人都升级成了“顾客”。垃圾工成了“废弃物管理员”，智障与精神病人成了“其他能力者”，穷人也摇身一变成了“社会排斥人士”。此时社会上存在着颇有争议的运动，要令更多的残疾人（以及不愿干活的懒人）重返工作岗位。“社会排斥者”们遭遇了一系列就其本质而言意图将他们转化成中产阶级的举措。在理论上，工党对于人们的行为不予置评或者持开明立场。在实践中，面对着最为黑暗的赤贫世界，一股几乎有些维多利亚时期风格的道德主义开始重新抬头。在初期针对艾滋病与毒品的政府宣传活动之后，关于健康饮食、减肥与合理饮酒的官方指导也相继出笼。家长培训课程得到了大力鼓吹。至于那些将街坊四邻或者路上行人折腾得苦不堪言的少数人，工党引进了一个新词来指代他们，这个词就像“.com”或者“短信”一样成为了这个时代赠送给英语的一份特别礼物：反社会行为限制令（21）。

反社会行为限制令最早于1998年引进。早年间官方针对当时人们所说的“小流氓”有一套禁令体系，而反社会行为限制令则是对该体系的更新换代。限制令由警察与地方议会执行，由当地法官签发。触犯限制令中规定的宵禁或行为限制——这些限制条款在细节上可以十分详细——等同于触犯刑律。可以施加反社会行为限制令的行为包括对他人口出污言秽语，骚扰过路行人，破坏公共设施，制造噪音，街头涂鸦，聚众闹事，随意张贴传单，吸毒或嗅闻胶水，街头飙车，卖淫或街头招妓，打人，在特定公共场合饮酒……基本上只要是令他人反感或害怕的行为都在此列。关于反社会行为限制令还有一些比较稀奇古怪的案例。例如警方曾向林肯郡斯克格尼斯镇某一部分的全体居民签发反社会行为禁令，以便逮捕藏身其中的捣乱分子。一位13岁的小姑娘被禁止使用“草”字，还有一位87岁的老太太被禁止针对自家邻居及其访客“发表讽刺性言论”。在比较极端的案例中，甚至还有一位屡次自杀未遂的妇女被禁止跳河或跳入水渠。

不过几乎所有见诸报端的离奇限制令案例背后都有各自的道理，反社会行为找找看也已经成了颇受欢迎的全国性体育项目，还有人担心那些特别顽劣的青少年会将限制令视作自己的荣誉徽章。在这一举措问世早期，自民党与保守党议员曾对其冷嘲热讽，民权人士也对其大加抨击。由于触犯反社会行为限制令会导致监禁，这也意味着许多以前不至于令人坐牢的罪名如今也要受到坐牢的威胁。但是民调显示公众强烈拥护这一举措。随着限制令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改进与强化，它们也得到了越发频繁的应用，几乎成了日常规范。如同最低工资、银行自主以及一部分扶贫举措那样，反社会行为限制令似乎也成了将会延续下去的一项新工党政策。在本书写作之际，英格兰与威尔士已经共计发放了7500份限制令（苏格兰于2004年推出了自己的相应版本）。这一切是不是威权主义与监视体系改变英国生活方式大计划中的一部分呢？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Freddie_Laker

（2） http://baike.baidu.com/view/1163643.htm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Morrisons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Sainsbury%27s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Asda

（6） http://en.wikipedia.org/wiki/Child_Poverty_Action_Group http://www.cpag.org.uk/

（7） http://en.wikipedia.org/wiki/Inland_Revenue

（8） http://en.wikipedia.org/wiki/Sure_Start

（9） http://en.wikipedia.org/wiki/Commission_for_africa

（10）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ke_Poverty_History

（11） http://baike.baidu.com/view/460306.htm

（12） http://en.wikipedia.org/wiki/Bob_Geldof

（13） http://en.wikipedia.org/wiki/Ultravox

（14） http://en.wikipedia.org/wiki/Midge_Ure

（15） http://en.wikipedia.org/wiki/Michael_Buerk

（16）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zMDg3MTk2.html

（17） http://baike.baidu.com/view/2261145.htm

（18） 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1437662/

（19） http://en.wikipedia.org/wiki/Polly_Toynbee

（20） http://baike.baidu.com/view/524508.htm

（21） http://en.wikipedia.org/wiki/Anti-Social_Behaviour_Order

在八十年代以及九十年代初，工党曾经饱受媒体的蹂躏。尼尔.基诺克尤其挨过了一段极其难熬的时光。当布莱尔上台时，当年在基诺克身边工作过的曼德尔森与坎贝尔对那段经历依旧记忆犹新。坎贝尔曾经任职于《每日邮报》，在报刊市场最为不择手段且愤世嫉俗的那一端摸爬滚打多年，因此就他看来绝大多数记者都是游手好闲的骗子，对工党抱有根深蒂固的偏见。他的门户成见极深，而且想当然地认为世界上的其他人无不如此。早年从事过电视行业的曼德尔森则是一位形象大师，之后又成了新闻发布会高手。因此新工党成为英国政治史上最痴迷于媒体的政党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已经见识过了布莱尔如何在成为工党党首后如何向工党在报界的老牌敌人们敞开了胸怀，以及他怎样利用“滥搞”来摧毁梅杰的声誉。在赢得权力的道路上，新工党将自己变成了一张永久性的媒体新闻办公桌，一张由无数声明、照片、音频摘录与反驳组成的无边大网，时时刻刻覆压着各路记者、编辑以及报社老板，为了每一个形容词与每一个感叹号而寸步不让地与他们作战。

今天看来无可争议的一点是这种思路也随着工党上台获得了权力，而且对于政府声誉以及政治生活都造成了极大破坏。奇怪地是，当时居然有人认为在某一领域——例如法律与秩序——立场相左的不同报纸可以友好共处，只需布莱尔把他们各自想听的话分别告诉他们就可以了——尽管他们日后会对质。在上文所述的许多丑闻曝光之际，新工党政府任意威吓记者的尝试越发放肆，也遇到了也来越强硬的阻力，尤其是在上文所述的一干丑闻曝光之时。唐宁街的御用新闻机器遭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几乎所有出自唐宁街的言论都会被人加上“操纵”一词。一位前唐宁街操纵专员兰斯.普莱斯（1）出版的日记很能说明这方面的怀疑有多么合理。在曼德尔森第一次辞职的时候，他写道：“我们（十分虚假地）声称彼得昨晚给托.布打了电话说他想辞职。”在接受一家周日报纸采访时布莱尔提出要弘扬新的“道德目标”。普莱斯对此的评论是：“这纯粹是没有内容的空炮，拼凑出这番话只是为了在两名12岁女生意外怀孕的新闻播出后为我们自己造造声势。不过的确很有效……”*14*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记者彼得.奥本（2）就收集了不少。其中包括子虚乌有地抹黑前托利党主席兼前港督彭定康泄露情报报告从而转移媒体对罗宾.库克婚姻破裂的注意力；曼德尔森对于千年穹顶里将举办一项新式刺激性体育运动“冲浪球”的断言（这一运动从未面世）；还有布莱尔本人玩的手段，例如为曼德尔森成为议员的计划打掩护。*15* 诚然，具体形势往往要求政治领袖采取欺骗手段，例如在士兵的性命可能因为走漏消息而遭到威胁时，或者货币即将贬值时。但是记者们认为现在名为“真相”的通货已经极大贬值了。任何唐宁街以及日后布莱尔发表的肯定性言论都会遭到掰开揉碎式的分析。如此大费周章的必要性最终得到事实支持的频率也高得令人不安。“非否定性否定”成为了报道新工党的专用名词。政治辩论中引用数据的标准原本已经弹性十足，而在选举期间统计数据遭到扭曲的程度甚至更有过之。这是一条螺旋形下行的轨道。越发咬定自己论断的记者们开始将（没人相信的）大臣们的否定性言论放在报道的最后一段。有些大臣认定媒体将自己当成了敌人，因此一切能够误导他们的手段与言论都是正当的。还有些大臣则抱怨每每他们打算开诚布公的时候，自己的言论就会遭到歪曲反过来和自己作对，那还费这个事干什么呢？这个在上台伊始得到几乎国内所有报纸拥护的政府现在已经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每天都要应付来自各路报纸的攻击。另一方面，报纸的销量也不如从前了。说到底，愤世嫉俗是很乏味的。

新工党与媒体之间最为臭名昭著的一次对抗中，新工党的对手并非报纸而是广播公司。伊拉克战争的国内后果之一就是BBC与政府之间自苏伊士危机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交恶。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唐宁街官员是否对涉及所谓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公开文件进行了“丰乳肥臀”式的加工。如前文所述，这些公开文件混合了两种不同的文化：一种是基于政府内部目的谨慎、隐秘而微妙的情报收集文化，另一种则是观点先行的操纵文化，在这里后者的目的是为了即将到来的战争赢得更多的公众支持。但是这两种文化并未水乳交融，而是发生了结块变质。2003年5月底一个早晨的6点过7分，广播四频道的《今日》栏目派出主持人约翰.汉弗莱采访了专攻国防问题的记者安德鲁.吉利根（3）。他声称唐宁街对公开文件的“胸臀加工”已经超过了情报来源所认定的合理范畴，尤其是认定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以在45分钟之内部署到位的部分。坎贝尔立即毫不含糊地否定了吉利根的言论并要求道歉。吉利根则更进一步，在一篇报纸文章里点名提到了坎贝尔。随着伊拉克的火光，唐宁街十号与BBC也直接开战了。

一般而言记者与政客之间的战争不会见血。可能会有相互的敌意，可能会有某一方的辞职，但是硝烟散去之后所有人都会从地上爬起来重返工作岗位。当坎贝尔拓宽自己的抨击范围，攻击BBC存心反战时，他并不太清楚自己究竟引发了什么。但是毫无疑问他当时的做法有些不计后果。他在自己的日记里坦承自己想要“操死吉利根”并压倒BBC，从而获得“干脆漂亮的胜利”。在BBC一边，日后的事实将会证明吉利根有些管不住舌头，放出了很多当时他还没有完全把握的说法，结果反而将自己的软肋暴露给了坎贝尔；此外他对于自己的同事也并不坦诚。吉利根十分凶狠地抵御着坎贝尔针对BBC的攻势，此外他也获得了来自BBC总裁加文.戴维斯（4）——他的妻子是戈登.布朗的高级助理之一——的有力支持。戴维斯也想显示自己的独立性。

双方都不肯让步。直到最后有人透露一位身为武器调查员享有盛誉的政府科学家大卫.凯利博士（5）很可能就是吉利根的信息来源。唐宁街没有直接把他点出来，而是任由记者们抛出一个又一个名字，直到他们确定此人身份为止。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游戏。因为他没有直接参与联合情报委员会或接手其工作，政府方面认为将凯利当成卧底“揭发出来”可以打击BBC故事的可信程度。凯利在议员委员会咄咄逼人的质问面前只有闪烁其词的份。紧张情绪溢于言表的他否认自己是吉利根的线人，然而他就是。这位立场顽固、思想严肃的人曾经支持过推翻萨达姆，也曾作为一名武器调查员报效过自己的国家。但是现在凯利似乎已经被各方面的压力击垮了。2003年7月一个寂静的清晨，他从自己位于牛津郡的住宅出发，步行5英里来到一片林地的边缘，吞咽下了大量止疼片，然后用一把水果刀割腕而死。媒体战争这回终于以最难看的方式见了血。当时布莱尔正在东京访问并凯旋般地向国会参众两院宣布了萨达姆的倒台，之后就有记者问道：“首相阁下，你的双手上有血吗？”当时他的表情如同几欲呕吐一般。

回国之后布莱尔任命了身为法官的赫顿勋爵（6）来调查此事。2003年秋天的调查活动遭到了政治圈子的密切关注。布莱尔那不顾规章、记录潦草而且党同伐异的执政风格随即遭到了揭露，他与手下政治幕僚之间促成最终公开文件的讨论也被捅了出来。但是由于联合情报委员会的领导层以及其他官员坚称自己从未遭受过压力或被迫发表本人不相信的意见，再加上布莱尔进行了十分得力的政治表演，赫顿勋爵最终得出结论认为吉利根口中布莱尔政府明知“45分钟化武部署”理论不实的说法并无依据。情报委员会的成员可能“下意识地”强化了自己的措辞，因为他们知道首相希望最终的公开文件起到怎样的效果，但是这一切都与当时的情报相吻合。赫顿认为凯利之所以自杀是因为自尊心与名誉遭到了打击与威胁，怪不到任何其他人头上（一部分学界人士与记者私下里认定凯利是被人谋杀的，但是迄今没有人发现任何硬性证据）。赫顿还指责了BBC的编辑控制。他的最终结果在公布前一天被人透露给了默多克的《太阳报》，《太阳报》随即奠定了接下来的政治基调：布莱尔大获全胜，BBC颜面丧尽。布莱尔在下院里扬眉吐气地宣称自己的清白得到了维护，而BBC 的总裁代克与董事会主席戴维斯则几乎立即提出了辞职。万分沮丧的BBC员工们纷纷走出办公室送别二人的离开。这是BBC所遭受过的最糟糕的一天。但是这次事件中双方的赌注都十分高昂。假如赫顿的发现对首相不利，那么布莱尔恐怕就不得不伴随着眼含热泪的员工们的掌声去职还家。

坎贝尔感到自己沉冤得雪，并继续对新闻界采取着咄咄逼人的态度，不过他很快就离开了唐宁街。布莱尔得出结论，舆论操纵对他而言弊远大于利。尽管在个人层面上他欠了坎贝尔的人情，但是现在是走马换将的时候了。他任命了一位广受信任的传统派新闻官员，曾经为罗伊.哈特斯利工作的大卫.希尔（7）来接替坎贝尔。唐宁街与BBC都开始缓慢而痛苦地走出这次事件的阴影——尽管未来双方还是少不了发生冲突。在执政的最后几年里，布莱尔已经意识到了早年间执着于新闻头条与批驳记者的狂热不过助长了新闻界愤世嫉俗的风气。剪裁事实，玩弄辞藻以及细处作伪的习惯一度曾被人视为天才之举，但现在看来任何新闻发布会所取得的成功也无法抵消这些做法带来的伤害。伊战之后关于布莱尔最常见的一句戏谑语就是“布耍赖儿”。作为一名上台之初有底气宣称大多数人“都会觉得我还算正直”的首相而言，沦落到此等境地实在是惨不忍睹。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Lance_Price http://www.lanceprice.co.uk/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Peter_Oborne http://blogs.telegraph.co.uk/news/author/peteroborne/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Andrew_Gilligan http://blogs.telegraph.co.uk/news/author/andrewgilligan/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Gavyn_Davies

（5） 外链出处

（6） http://en.wikipedia.org/wiki/Brian_Hutton,_Baron_Hutton

（7） http://news.bbc.co.uk/2/hi/uk_news/politics/3192843.s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