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关于中央与地方以及地区差异的臭氧层子】 -- 阿四

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源于大规模农业文明下的集体防御对资源的需求。

农业经济是规模经济。

维护规模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

维护规模需要恰当的体制。

维护规模必须考虑本国的地区实际。

长时间停滞不前的农业发展水平导致中国无法放弃规模得到发展，因此必须承担维护必要规模带来的成本和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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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地区差异是不同地区的任务差异，条件差异，环境差异的综合。

乡有乡长，里有里正，如今乡长仍在，里正却不大有人提起了

“里”这一行政单位的创建可以追述到上古的黄帝时代，“井一为邻，邻三为朋，朋三为里，里五为邑，邑十为都，都十为师，市七为州”，周礼中关于“里”的记载则有“五家为邻，五邻为里”的说法，但是大抵上，西周时期诸侯国各行其是，每有不同或做修改也是正常情况。

秦二世而亡，虽其制度于后世影响极大，但是留存下来的史料却十分有限，因此今人无从了解，况且秦有天下，战乱不止，其地方组织恐怕军事功能比重仍就很大，因此时至今日说到郡县制下的基层管理方式便只能从西汉讲起，汉代县以下确定了乡、亭、里的三级管理体制，“大率十里一亭，亭有亭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檄。”三老长教化，有秩，啬夫管理讼狱、税收，游檄负责治安。这个治理结构在南方保留了一些楚地沿袭已久的氏族公社的组织方式，而在面对游牧民族威胁的北方，则更多的受到中央意志的影响，如果说先秦时代楚国与北方的燕赵的差异更多的体现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特点上，那么现在可以说，从这个时候起，随着郡县制的正式确立，中国的南北差异在功能上就正式的清晰起来了；南方在郡县的外表下实际实行的是宗族治理，负责粮食生产以及文化教育，而北方由于防御的需要以及游牧民族或多或少的影响则更倾向于集权和军事化管理。当然，这里所说的“南”，“北”并非绝对的空间概念，在其后的两千年，他会随着时间和国家力量的变化而变化，总的来说，周边游牧民族力量强大的时候，这条线就要收缩，反之就会扩张。这里面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农业耕种技术发展缓慢，粮食产量严重依赖于耕地面积和农业人口的时代，中央国家想发展，就必须开疆扩土，鼓励生育，而这个政策带来的结果，一方面压缩了周边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也使国家的外延进一步扩大，加大了防御负担，其结果往往是:国家的扩张->游牧民族的反击->中央权力进一步集中->南方的正常生产受到备战和非市场意志的影响->国家正常经济循环遭到破坏->战略收缩。在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汉，唐以及清代的发展及其衰落都是典型的例子，而宋、明则是另外一种形态。以宋为例，我们会发现赵宋的特别之处在于几乎舍弃了汉唐时期全部的周边战略缓冲地带，本来这对农业文明来说是致命的，尤其是对处于游牧民族铁蹄之侧的汉人，但是另一方面，作为从前中原屏蔽的广大地区在经济上实际长期处于极其落后的地位，除去战略价值之外对国家整体绝少贡献，而且由于发展水平的落后，与内地的现实差异也成为社会动荡不稳的重要原因，事实上古代中国的民变往往和因灾荒导致的中央对经济不发达地区的输血不足有一定联系，回到赵宋，去掉那些“累赘”之后，中原核心的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不但消除了地区差异的负面影响，而且也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至于战略缓冲的问题则只能通过庞大的国防开支和军队以及先进的武器来解决，说起来荒年募兵一方面解决了边防问题，另一方面防止了民变的发生，是个绝好的办法，只可惜和荒漠戈壁相比士兵是要吃饭的，于是兵冗还是成了有宋一代的阿克琉斯之踵。

　　如何处理边疆落后地区与中原的经济差异同时保证其对国防的重要意义一直是中原王朝难以解决的问题，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必须的，否则就无法起到缓冲作用了，那么为了减小差异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时获得战略安全就只能通过国家意志强行输血，朱明的中盐应该是个好办法，可惜弘历时候就给废了，总是依靠“看得见的手”解决问题，这样的事情就难以避免。

如今的中国，毫无疑问的又回到了大国的时代，也就又将重新面对历史上一次次出现的十字路口，不同的是，我们今天面对的威胁不但来自陆地，而且也来自海上；我们和我们的敌人掌握的武器除了长矛还有核弹，未来的中国，只有不依靠开疆扩土来解决粮食问题，不依靠战略纵深来解决安全问题才能真正避免历史的反复，这，是一个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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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很喜欢西西河，可是码字很慢，只好把从前写着玩的一点东西发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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