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纪念八一】从南昌到汕头--陈赓 -- 张丹宁

原编者按：陈奇涵同志原是江西军区司令员。这篇文字，是江西军区政治部根据陈奇涵口述的材料整理的。一九二七年陈奇涵同志在南昌从事革命工作，并曾担任朱总司令办的军官教育团参谋长职。文字中记录的史实，有许多是他自己亲身经历过的。

　　　　　　　　　　(一)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北伐军一部，在朱德、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吴玉章、恽代英诸同志领导下，于江西南昌，举行了举世闻名的“八一”起义，高喊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打倒出卖人民利益的蒋介石”、“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等革命口号，坚决地举起了革命的红旗。

　　起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了周密的计划和布置，进展得非常顺利。参加起义的部队，有朱德同志领导的军官教育团的一部，贺龙同志的二十军，叶挺同志的十一军二十四师总共不到三万人。当时反动派的军队共有主个军，分布在江西各地：三军王均在吉安，九军金汉鼎在东乡，进贤一带，南昌城里只有六军之一部，力量很薄弱。从七月三十一日午夜十二点开始，不到三个钟头的时间，在南昌的反动军队全被消灭，并俘虏了一批反动军官。二日下午，在军民一致参加下，于南昌公共体育场召开了群众大会，到会市民二、三万人，当时主席团除了贺龙、叶挺、恽代英等同志外，尚有李立三(工人代表)、邹努(学生代表)、萧国华(妇女代表)等同志，并以李立三为大会司仪。成立了包括周恩来、李立三、贺龙、恽代英等同志，以及宋庆龄、郭沫若、谭平山，彭泽民等人参加的革命委员会，其他徐特立、彭湃、聂荣臻等同志都担任了党务、宣传、农工运动、参谋团、政保处等各部门的工作。

　　大会向全世界人民宣布了，一支真能代表人民的军队――工农革命军的诞生，朱总司令被委为第九军副军长，实际上是当时军事负责人之一。

　　从此在中国有了人民自己的政权和自己的军队，开始了以人民的政权和军队反对反革命的政权和军队的局面，开辟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

　　这一起义，由于行动迅速，转移太快，(周恩来同志七月二十日①到南昌，八月五日起义的部队就开始转移)，第一、当时江西城乡地方觉和地方群众摸不清头脑，没有取得他们的配合。第二、很多部队相离太远，来不及配合，如：罗荣桓、谭政等同志领导的武汉警卫团，正在来南昌的途中，起义的部队已离开了南昌，该团乃由德安转铜鼓与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军会合。由萧志戎领导的临川农民自卫军和李井泉等同志，事先未接到通知，是在起义军退出南昌路过临川时，才加入的；第三、当时有一部分反革命军队，受了党的政治工作影响，对朱总司令威信极高，起义前有党的工作布置是可能争取参加起义的，但由于当时：(一)没有明确的俘虏政策(藉口朱德同志无力维持我们， X X X遭受关押)，一部分旧军官对我们政策怀疑不清。(二)在这些军队中的共产党党员有一部分叛变了，如刘增祜，李硕华等；当时革命同志被杀，如罗钢秩同志，因此大批党员逃跑。(三)主要是有一部分反动军官，反革命成性，不愿接受我们的政策，因此没有能把他们争取到革命这方面来。

　　这样，由于当时南昌处在反革命势力包围的情况下，在南昌的反革命军队已全部消灭，但是南昌外围的反革命军队仍很强大，由于起义没有和江西广大人民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因之造成在行动上的被动，给敌人以空隙，使之可能集中优势兵力，大张声势地向革命人民进攻。

　　当时在“工字不出头，一出头就见土”(好似工人出头就一定要处死)这一反革命口号下，不知杀害了多少革命同志，特别是共产党员。在敌人的疯狂屠杀中，共产党员表现了无比地英勇，如在 南昌大旅社及临川李家渡之抗捕，都是一当数十相持数小时之久，最后光荣地作到死而后已。有的同志在敌人的刑场上，坚贞不屈，临死时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一起义，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特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斗争历史上，留下了极其光辉的不可磨灭的史迹，面对反革命向革命人民疯狂地进攻和血腥屠杀，富有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不是妥协或屈服，而是继续地战斗，给敌人以坚决的回击。“八一”起义的炮火，有力的打击了反革命的气焰，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可屈服的伟大性格。

　　这一起义和继之而起的秋收起义，抚育了第一支真能代表人民的军队――工农红军，成为今天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因此“八一”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八一”两个字已被刻在人民解放军的军徽上，永远地象征着这支军队是继承了“八一”的革命传统；永远壮大，永远胜利。

　　　　　　　　　　(二)

　　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八一”起义，能够在江西南昌爆发，是有他光荣的传统和伟大的历史意义的，由此使我们不能不回忆到“八一”以前江西人民革命运动的高涨情形。当时江西人民革命运动的高涨，是因为有了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第一、在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在广东未出发以前，就有一部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把毛泽东思想带到江西，另有一部分黄埔学生――江西籍共产党员，因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派的整理党务案，拒绝登记，这两部分学生结合在一起，由广东回到江西作群众工作，开展群众运动和新文化运动。

　　他们在各地办报纸、开书店、开印刷所。如谢鑫同志在南昌主办的《民国日报》，肖韶同志在赣州主办的《民国日报》、临川书店等，对当时介绍革命理论，传播革命思想，教育群众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两部分力量结合起来之后，根据他们学习所得的毛泽东思想和其它知识，共同完成了《工人运动宣传大纲》和《农民运动宣传大纲》这两个大纲，详细地说清工人、农民所受的痛苦剥削，正确地估计了工农群众的革命力量，指出了工农群众革命斗争的方向，当时在赣东、赣南各市县开办的工农运动训练班便以这一大纲为教育内容之一，这就使当时赣南赣东人民的革命运动有了很好的思想准备和理论指导。

　　第二、南昌、吉安收复以后，迅速地和江西地方党结合起来，他们在江西有极深厚的群众联系，有丰富的领导群众斗争的经验，一经有了正确的理论指导，使他们的工作有了新的发展，当时有少数同志参加了由方志敏、邵式平同志所领导的农民运动训练班，也曾将以上所举的两个宣传大纲，采纳作为教材，如此很快地统一了江西全省的农民运动，这批黄埔学生和农民讲习所的学生，有一度派到各县充任群众运动的特派员，协同各县选举农民代表，召开全省农民代表会，从此农民运动在全省普遍地开展起来。

　　第三、北伐战争以后“八一”起义以前，朱总司令在南昌创办教育团，(政治上接受党中央军委领导，“四?一二”后军委会有一度调教育团去武汉)江西各县大批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到教育团来接受革命的思想教育，在朱总司令亲自培养教育下这批学生起了伟大的作用；在学习中或者学习后，他们被派到各县和铁路线上、赣河流域作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干部，大部分都是忠实于革命事业，英勇地和敌人搏斗；其中许许多多的同志，在和敌人的艰苦斗争中，光荣地牺牲了，剩下的为数很少，周兴同志是其中之一。教育团成为当时江西人民革命运动的一支突出力量。一九二七年三月，当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正在胜利发展的时候，蒋介石也就此叛变了革命。反革命从三月六日杀死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以后，接着各地反革命分子也开始镇压群众运动，各县受不了反革命摧残的革命群众和被撵走的共产党员 又有部分得到了学习的机会，到教育团里来了，这样教育团一时成为革命干部的熔炉。在“八一”起义前反革命蓄意解散教育团的时候，党对这一部分力量，作了有计划地分散，有的被派到军队和地方去继续工作，有的留在南昌就成为以后“八一”起义的重要力量之一。

　　第四、在大革命时期，虽然国民党制造了反革命的《整理党务案》，限制了(或者说取消了)共产党在军队中的领导地位，但是在军队中仍然是起着指导军队指导运动的积极作用。这批同志随军来到江西，使江西广大人民群众无论是宣传工作上或组织工作上，都得到了很大的帮助。

　　有了以上几方面革命力量的汇合，促成江西人民革命运动的高涨，工人斗争、农民斗争，在江西广大的城市和乡村，普遍地开展起来。在临川首先关押了商会会长邹XX及其他地主、恶霸、土豪劣绅等反革命分子，给了反革命极严重的打击。陈赞贤烈士被惨杀后，三月十八日在南昌举行了血衣游行，四月二日又攻入南昌国民党省党部，捉拿了程天放等反革命分子。当时在群众义愤下把程天放绑在南昌大舞台示众，也曾在牛行车站(现南昌北站)，缴了蒋介石留守南昌宪兵团的枪，活捉了宪兵团副团长关麟征，同时活捉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张天师，在反封建、反迷信的口号下，一些木雕泥塑的偶像，也遭到了群众的反对。“四?一二”后，朱培德为首的南昌的反动派即酝酿反革命活动，在“欢送共先生出境”的口号下，接着就开始了在全省范围对革命人民、共产党员的大屠杀。吉安总工会委员长梁一清同志就是在这一时期被反动派杀害的。“八一”起义的前几天，南昌工人正在开大会，反动派指使了他的军队，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开枪射击，杀死了大批工人。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教育了成千上万的革命人民，为了自己不受压迫和剥削，只有向反革命坚决地斗争。因此，江西人民的革命运动，不管敌人如何地疯狂镇压，仍是此伏彼起，前赴后继，一直到八月一日的前夕仍在坚持斗争。

　　　　　　　　　　(三)

　　八月五日部队离开南昌，沿抚河流域南进，经抚州、宜黄到广昌，后分为两路，一路经石城，一路走宁都，当时反革命分子派军队阻击，在会昌曾与反革命军队钱大钩部接触，以后经汀州、上杭转至广东，在广东汤坑、流沙战斗中，的确是经过了一个由大到小的失利过程。部队经过这一考验，虽然数量上是减少了，最后剩下五百余人，但在质量上大大的加强了，朱总司令在三河坝集合队伍讲话时对大家说：“我原来想有二百人能够同生共死就一定能胜利的，现在已有五百多人，完全相信任何帝国主义也消灭不了我们，我们一定要胜利”。从此，这支部队，即在朱总司令亲自领导下，转战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各省边沿，成为一支攻无不克的劲旅，最后进入江西之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在湖南秋收起义中组织起来的第一师会合，组成了工农红军第四军(即人民解放军的前身)。这支军队就一直在共产党领导下奋斗二十四年，粉碎了无数敌人的进攻，完成了武装夺取政权，消灭封建势力，赶走帝国主义的历史任务。

　　起义部队退出江西以后的江西情况是：一部分同志随起义军离开了江西境内，一小部分变节分子投降了敌人，大部分同志回到各县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地区，如方志敏、邵式平等同志到赣东北，曾炎生、汪群等同志到赣南，曾天宇、陈正人等同志到赣西，继续不断地领导群众和敌人斗争。他们接受了“八一”起义的经验，发动了群众，创造了红军，壮大了自己力量，有力地配合了毛、朱红军在井冈山的斗争。“八七”会议以后各地发动了群众性的武装起义和分配土地的运动。群众已有了“八一”起义的经验，对武装起义的伟大意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因此一经号召，各地人民的暴动风潮如狂风暴雨似的很快掀动起来了。当时 有一首暴动歌，说：“我们大家来暴动，消灭恶地主，农村大革命，杀土豪、斩劣绅，给他一个不留情，建设苏维埃(代表会)，工农来专政。”这首歌当时成为江西人民普遍的歌声。革命的武装起义，武装了革命的人民，各地在起义中纷纷以敌人的武器，武装了自己，组织了军队，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但有的县因未接到“八七”会议决议，则进行五抗运动：“抗租、抗捐、抗债、抗息、抗税”。从此，中国整个革命形势走上了“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在农村聚集力量，用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这也说明，“八一”起义江西革命分子的分散，又促成了江西群众运动更普遍的开展。

　　伴随江西人民革命运动如火如荼的发展，革命的文艺运动也象雨后春笋，配合这一伟大斗争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间普遍地生长出来，如流行在当时革命人民中间的赣南暴动歌、十二个月革命歌、扁担工人肖芳荃的十骂蒋介石歌、打破迷信歌、妇女剪发歌及其他许许多多的歌曲、小调、舞蹈等，都带着人民的地方和革命呼声的气味，真实地反映了群众的革命感情，动员了广大群众，配合了伟大的革命斗争。

　　　　注释：①一九七八年访问陈奇涵同志时，他说，这一日子最初写错了。――本书编者

"南昌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编：《“八一”起义资料》"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早上，我接到李汉魂(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二十五师师长)从师部(九江以南黄老门车站西端黄老门村)打来电话，要我去商量要事(那时我任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团长，这个团是叶挺独立团改编的)。在这以前，就听说张发奎在庐山召集反共会议，李汉魂刚从庐山回来。接到电话以后，我心里非常着急，因为我们部队究应如何行动，尚未得到党的指示。

　　我们立即召集党的会议，讨论去不去的问题。到会同志都怕我去师部后被扣，为我担心。于是，第一营营长符克振同志①愿代我去。经过反复研究、考虑，我估计李汉魂不敢扣留我，为了解他们的意图，还是以去为宜。最后，大家同意了我去见李汉魂。

　　我带了一个骑兵通讯员，从团部驻地马回岭(黄老门车站以南十二里)乘马出发。到了师部，便先去找参谋长张云逸同志。他见了我就说：“今天要注意……”话还没有说完，李汉魂就走了进来。

　　寒暄以后，李汉魂就压低声音对我说：“总指挥(指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很称赞你，要重用你，希望你跟他走，不要跟共产党走。”他们就是这样无耻地企图以地位引诱共产党员上钩，多么愚蠢啊!我严正地回答他：“第四军在北伐中能打胜仗，张发奎之所以有今天的地位，是由于有共产党的帮助、共产党员的英勇牺牲。你们今天跟着汪精卫反共、分共、就是死路!”

　　正在谈话中，听到外面有一列火车由南边开到了，我就走出去探听南昌方面的消息。在车上碰到许继慎同志，他见到我，吃了一惊，暗暗地对我说：“南昌起义了，你快回去!”

　　得到这个消息后，我立即下车，很快地从骑兵通讯员手中拉过马来，快马加鞭，奔回团部。这时，党已派聂荣臻同志来七十三团团部主持起义。根据党的决定，我们商定了具体的起义计划：立即举行起义。参加起义的部队有驻马回岭的七十三团全部。驻黄老门西南的七十五团三个营，驻马回岭以南的七十四团重机枪连。起义的部署是：部队利用下午一时睡午觉的时间开始行动，以打野外为名将队伍拉出各部驻地。七十五团三个营先走，七十四团重机枪连接七十五团，七十三团最后，下午六时以前须全部到达德安车站附近集中；如遇阻挠破坏起义者坚决镇压，如遇追赶拦阻之敌坚决消灭。又派团部军需周廷恩同志②到师部军需处去领取八月份的经费，限他下午一点钟以前一定赶回团部。他按时领回来了。

　　下午一时，起义各部队按计划向德安行进，由七十三团第一营担任后卫。他们的任务是：如遇敌人追击时，坚决抵抗，掩护主力展开。当七十三团走到德安车站以北时，张发奎、李汉魂等带着卫队营乘火车追来，当即遭到第一营的猛烈射击。张发奎、李汉魂等仓皇跳车，狼狈而逃。我们听到枪声，判断可能是敌人追来，我即率七十三团二、三两营，占领德安车站西北端高地，准备迎击。

　　张发奎、李汉魂等跳车以后，列车仍向前开进，到达德安车站，被我起义部队七十五团包围。车上的张发奎卫队营有五、六百人，全是手提机关枪。七十五团要他们缴枪，他们说是总指挥部的，不肯缴。聂荣臻同志指示我：“要赶快解决这般敌人，你下命令要他们立刻缴枪。”我派一个参谋去向敌军营长下令，敌人遂全部缴了枪。后来，经过我们宣传，大部分士兵和一部分下级军官都参加了我军。我们起义后，传说张发奎责备李汉魂：“你的部队呢?”李又反问张：“你的部队呢?”他们非常懊丧的互相埋怨。

　　第二天，起义部队全部到达南昌。由于党和周恩来同志的坚强领导和群众革命情绪高涨，起义计划全部实现了。

　　党决定这部分起义部队重新编为第二十五师，归十一军建制，命令我任师长，李硕勋同志③任党代表。原七十三团仍编为七十三团；原七十五团三个营编为七十五团；党把在南昌由七、八百名青年组织起来的一支队伍拨给二十五师，与原七十四团重机枪连合编为七十四团。

　　南昌起义胜利后，起义部队自五日左右都陆续离开南昌，向广东进军。敌人从各方面调兵堵截。十八日，二十军在瑞金以北之壬田市击败敌军一部，十九日，我军占领了瑞金。敌南路总指挥钱大钧部第二十师、第二十八师、新编第一师及补充团共十个团，集结于会昌一带，以会昌城为中心，在城东北地区、城西北之南山岭、城西之寨岽一带构筑工事防守，环绕会昌城的贡水沿岸也构筑了工事；桂军黄绍告据部约七个团，集结于白鹅墟附近地区，与会昌成犄角之势，企图堵击我军。

　　前委在瑞金决定：必须先击破会昌之敌，才能向广东进军。攻击会昌的计划大概如下：朱德同志指挥教导团和二十军一部分，向会昌东北之敌进攻；十一军二十四师和二十五师，向会昌西北之敌进攻。二十军一部位于瑞金附近，由贺龙同志指挥策应各方。全军于二十四日早上进行总攻击。前委指示各部，必须进行深入的战斗动员，指出这次战斗的重要性，一定要把敌人打垮，占领会昌。经过动员，部队战斗情绪很高。

　　二十四日早上，教导团、二十军第三师和十一军二十四师，首先向敌人攻击。敌人依据优势地形和工事顽强抵抗，战斗极为激烈。朱德同志指挥城东北方面的部队积极动作，吸引了很多敌人，有力地配合了城西北方面的二十四师和二十五师的进攻。

　　起义部队由南昌南进时，二十五师一直担任后卫，赶到瑞金就接受进攻会昌的命令。部队夜间由瑞金附近出发，后来才发觉走错了路――走了去洛口的路，由洛口附近才转向会昌前进。因为走错了路，部队怕耽误时间，便兼程赶路。爬上一座大山后，听见会昌方面有枪声，越走枪声、炮声越激烈。这枪声，炮声，督促着每一个人，队列中都互相催促着：“快走!快走!”

　　部队进到南山岭以西的时候，叶挺军长、聂荣臻党代表早已派一参谋在路上等候。那参谋说要我们赶快去指挥部接受任务。我们叫参谋处长游步仁同志④通知部队停止待命，作战斗准备，要各团团长、党代表来师部接受命令。随后，我和党代表李硕勋同志随那参谋向指挥部走去。

　　路上，那参谋指着南山岭山顶(即二五三一高地)西边一个山头说：“十一军炮兵阵地在这个山头上，指挥部就在炮兵阵地附近。炮兵阵地目标很大，敌人的炮弹、子弹经常落到指挥部附近，你们到那里要注意。”

　　快到指挥部的时候，看到我们的大炮都放列在山头上，炮口对准着敌人的方向；英勇的炮兵战士们，都站在自己的岗位上，等待着射击命令。

　　周恩来、叶挺、聂荣臻、刘伯承等同志都在指挥部，我和李硕勋同志向他们敬礼后，报告说：“昨天夜间我们走错了路，发觉以后才由洛口附近转回来。现在都到齐了。”

　　周恩来同志说：“没关系。这个不谈吧，现在要谈怎么打敌人问题。你们二十五师的任务，我们已经讨论了，由叶挺同志给你们讲吧!”

　　叶挺同志就对我们说：“城东北那面敌人很多，朱德同志指挥的部队在那面打的很激烈。”他指着南山岭山顶说：“那个山顶上是敌人，山顶南面北面那一带高地也是敌人。”他指着靠西面一带高地说：“这一带是二十四师的部队，他们打的很激烈，有些伤亡，现在正同敌人对峙着。”他转向指挥部南面，指着寨岽说：“那个山上都是敌人占领的，我们没有部队在那面。”

　　叶挺同志讲到这里，刘伯承同志指着寨岽插话说：“这个敌人是后来才发现的，如果不把它打掉，它就会抄我们的屁股哩!”他一面说着，手就由寨岽方向划到指挥部的西面，我们的眼睛都不自觉地随着他的手转动。

　　叶挺同志继续说：“你们派七十五团进攻寨岽，要快一点占领这个山；七十三团进攻二五三一高地北面一带的敌人；七十四 团接七十三团左翼进攻，得手以后由北面进攻会昌城。今天一定要占领会昌。你们还要派人同朱德同志那面的部队取得联系。”

　　接着，聂荣臻同志指示说：“这次战斗很重要，你们的任务很重，部队走的很疲劳了，要好好地进行战斗动员，党员、团员要起模范作用，保证完成战斗任务，打下会昌。”

　　最后，周恩来同志问我们：“部队是很疲劳，可是会昌一定要打下来，你们有没有把握呀?”

　　我和李硕勋同志都表示说：“我们向党保证，一定打下会昌!”

　　好多天没有见到周恩来同志了，看来他似乎瘦了些，但精神仍是那么好。常听说他忙得很，日以继夜地工作，大家经常谈论他这种艰苦的工作精神。今天在指挥部见到他，心里非常高兴。他那坚强的意志，艰苦的作风，和蔼可亲的态度，更加增强了我们的勇气和胜利信心。

　　我们回到师部，根据上级的指示分配了各团的战斗任务，布置了各部门的工作，特别强调党员、团员要起模范作用，保证完成战斗任务。

　　各团接受任务后，都很快地行动起来。七十五团首先向寨岽之敌进攻，以突然的动作夺取了一个山头，占领了有利的阵地。

　　七十四团迅速进到七十三团左翼南山龄北端，向敌人展开进攻，占领了敌人的一个阵地；并按照我们的指示，派了一个参谋带一排人去同朱德同志那面的部队取得联系。

　　七十三团连续占领几个山头后，就向二五三一高地以北的几个重要山头上猛攻。这几个山头是会昌城西北的屏障，是敌人的主阵地，敌人在这一带构筑了许多坚固的工事，配备了很多的兵力和很强的火力。七十三团组织了几次进攻，都遭到顽强抵抗。

　　七十三团指挥所和重机枪连，设在距敌主阵地以西约一千多公尺的一个山头上。为了便于指挥主攻部队七十三团，师指挥所也设在这个山头上。我们从指挥所向前面了望，只见敌人依托工事，正以密集的火力向我军攻击部队射击，几个战士中弹仆倒了，又有几个战士倒下了，但部队仍然冒着弹雨冲上去，一步步逼近敌人。这情景不禁又使人想到一年前这个团队――叶挺独立团在汀泗桥、贺胜桥，在武昌城下奋勇作战的情形来。

　　战斗在激烈地进行。师部副官见我们还没有吃饭，便来问：“是不是叫后边送饭来吃?”李硕勋同志和我商量：我们跟七十三团在一起，他们都没有吃饭，我们怎能吃饭呢?于是，他厉声地对副官说：“打下会昌再吃!”

　　十五师加入战斗后，我军各部又向敌人展开进攻。激战到下午，各部都有些进展。我们在师指挥所看见，寨岽方面有些敌人渡河逃跑，判断七十五团可能有很大的进展。根据当时情况，全师应当立刻进行最后攻击，便令七十三团迅速组织向敌人的主阵地冲锋，又令师部司号长吹二十五师冲锋号。随着师司令部的号声，各团、营、连的冲锋号声响彻了整个山岗。

　　七十三团阵地上，六挺重机枪一齐以猛烈的火力向敌人射击，掩护部队进行冲锋。经过反复冲杀，攻下了敌人的主阵地，敌人向会昌城方面溃逃。七十三团，七十四团迅速向会昌城追击。这是一个声势浩大的追击战，本来部队一天没吃上东西，又饥又渴，过河时，有的人想喝水，有的人想往水壶里灌水，有的人便催促他们：“喝了水敌人就跑了，快走，快走!”

　　和二十五师攻击的同时，二十四师也由城西面发起了进攻，下午四时，占领了会昌城。敌南路总指挥钱大钧及其残部，仓皇向筠门岭方面逃跑。钱大钧逃跑时，连自己的轿子都来不及带走，敌人当时的狼狈情形可以想见。

　　这次战斗，教导团、二十军、十一军毙伤敌人很多，共俘敌官兵九百余人，缴获各种枪一千余支，辎重甚多；我军也伤亡了八百余人。

　　战斗结束后，二十五师驻在会昌城南门外。

　　二十六日早上，接到叶挺军长、聂荣臻党代表的指示，大意如 下：敌人到了南山岭，正向会昌城前进中；已令二十四师向城西出击，你师迅速向城西北出击。这时，已经听到枪声很密、很近，我同李硕勋同志商量，要等部队怕迟了，商定由他督促各团迅速出发，我带特务连先去城西北占领阵地。

　　我带着特务连经过城里时，敌人的子弹已经纷纷打到街上，城内很乱。看来情况已经很紧急，必须和敌人分秒必争。于是，我们跑步前进。出北门后，即向城西北一个小山头跑去。这个山头临近城根，如果被敌人占领，即可用火力封锁城北一带，使我军不易展开。我们刚爬上这个山头，就看见敌人也正向这个山头前进，特务连当即向敌人冲去，把敌人打垮。从这个小山头看去，只见前天敌人钱大钧部占领的那些山头上，都是敌人；有些敌人还利用钱大钧部原来修的工事，向我射击。不久，我们部队陆续赶来。每到一个部队，即展开占领一个阵地。后来又分几路向敌人出击，敌不支，纷纷分途向洛口墟方面退却。

　　这次反击，我军击退了敌人，俘获一部，并俘敌营长一名。该营长系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生，叶军长、聂党代表都和他谈过话，我们向他宣传后即释放了。原来这次袭击会昌的敌人，是桂军黄绍告部，他们不知钱大钧已被打垮，由洛口墟方向前来，却想不到碰了这么个钉子。

　　会昌战斗时，我军得到会昌、瑞金一带群众的很多支援。战斗以后，我军折回瑞金，经汀州、上杭入广东。二十五师担任后卫，并掩护几百名伤员和大批武器运往汀州。这些伤员和武器，需要很多运输力运输。由于会昌、瑞金等处沿途群众的热情援助，伤员和武器都很迅速地运到了汀州。此后我们向广东前进时，又得到汀州、上杭等处人民的热情帮助，伤员和武器又很顺利地运到了潮汕。

　　南昌起义部队打到广东后，在潮汕失败了。失败后保留下来的一部分力量，几经艰苦转战，后来到了井冈山，成为红军最初的来源之一。这支中国人民自己的武装，由于党的领导，由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亲自领导、组织、指挥、教育、培养，爱护备至，建立了与人民的血肉关系，克服了许许多多的困难，战胜了国内外凶恶的敌人，使我军由小到大、从弱到强，成为一支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保卫世界和平的不可战胜的力量。在革命斗争过程中，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创造了我军的建军原则和作战原则，这些原则，是中国人民长期武装斗争的经验的结晶。毛泽东军事思想，不但指导过去的革命战争取得了胜利，而且是现在和将来我军各项工作的指针。

　　(载《星火燎原》第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收入本书时，作者进行了部分修改)

　　①符克振同志，共产党员，广东琼山县人。潮汕失败后，党派他到广西工作，在百色起义战斗中牺牲。

　　②周廷恩同志，共产党员，广东乐会县人，潮汕失败后，一九二七年冬党派他去海南岛工作，在海口被反革命逮捕、杀害。

　　③李硕勋同志，又名李陶，共产党员，四川人。潮汕失败后，党派他去海南岛工作，在海口被反革命逮捕、杀害。

　　④游步仁同志，共产党员，湖南人。在广东三河坝笔枝山战斗中牺牲。

"《南昌起义》"

　　根据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要求，现将我参加南昌起义的亲身经历和我所了解的有关南昌起义的若干事实作如下介绍：

　　我是同盟会会员，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参加反满清、反对袁世凯及北洋军阀的斗争，一直到国共合作前(即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国民党改组)，我没有参加过其它党派和团体。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份我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在广州参加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同船去广州的还有董必武、恽代英、吴玉章、杨??公等同志。抵达广州时，经薛卓汉(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为鄂、豫、皖边区农民运动领导人，后被张国焘所杀害)、高语罕(后为托派)介绍，陈延年同志批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二大以后，指定我为国共合作的安徽省国民党省党部常委及筹备召集人。经过上海时，由中共中央介绍柯庆施同志当秘书回皖工作，柯担任国民党省党部秘书长，我为驻会常委，负责对外联络工作。

　　当时蒋介石还不知道我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他去南京途经安庆时，曾找我谈话。他说：“你是老广东，老同志啦!你肯到南京就好办了。”在安庆我一听到这些话，就知道不好了。但表面上还是对他比较客气地说：“总司令，我们还是不要走太平天国的末路自相残杀。我劝总司令最好要搞国共合作，中山先生的遗教是不错的。”当时蒋介石听了以后，只是鼻子哼了哼。他真是“蜂目而豺声，忍人也。”这句话是我最先说出来的，原是《左传》中骂某个霸王的话。

　　因我不允前往南京，蒋介石就派杨虎等人亲自来党部抓我，幸好同来的北伐军政治部辛范文同志(中共党员)给我报信，才能逃离安庆。在离开安庆之前，我以左派国民党省党部及北伐军三十三军联合名义发出了反蒋通电。与此同时我又致电邓演达、徐谦等人，请他们给予支持，并建议北伐军总政治部直属国民党中央，与蒋介石脱离关系。当时三十三军军长常藩侯，也是个老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左派，把他拉过来反蒋的力量可以大一些。为了在国民党内部作分化、瓦解蒋介石的工作，在去武汉的途中我曾去驻马店活动北伐军方振武部，希望他能回皖公开反蒋。到武汉以后，我们党内开过会，决定让我去作冯玉祥的工作，当时冯玉祥是个倒戈将军，他和我是同乡(安徽巢县人)，冯表面上对我还好。我(代表安徽)，高语罕(代表中共中央)、邓演达(代表武汉政府)同去见冯玉祥。但这时冯玉祥已准备公开联蒋反共了，因此这次会议没有什么结果。冯到徐州后就和蒋介石站到一起公开反共。蒋介石到了南京后，国民党内部分化了，武汉政府任命张发奎为东征军司令，黄琪翔为副司令。在这个紧要的历史关头，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面目更暴露了。他当时口口声声地念和平经，还胡说：“这次东征把蒋介石打掉以后，我们要和国民党搞和平分工。”但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又在武汉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我这时已经开始认识到陈独秀放弃武装斗争、右倾投降的许多错误。按照党中央的决定，我们从武汉来到九江。到九江去从思想上是想看一看斗争形势是怎样发展。在此期间，吴玉章、谭平山、高语罕、廖乾吾等都先后来到了九江。

　　党在九江召开了一次中央会议，这次会议决定了要立即准备举行武装起义。林伯渠、吴玉章等同志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我到九江时，会议已接近尾声。九江会议时间很短，我虽未参加，但也在九江。在武汉时，党内有一部分人赞成和国民党分家，但还有一部分不赞成和国民党分家。

　　随后，情况不同了，主张和国民党分家，和他们公开干的人就居多数了。陈独秀那时已经快要被开除了。在九江时高语罕将党内决定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告诉我。我曾对他说：“我是同意干的，但在武装起义同时，无论如何统一战线是不能丢的。”但在九江会议以后，高语罕没有通过党的同意就发表了宣言，这是很错误的。这也是他开始反革命、附和陈独秀，走上了托派叛党道路。九江会议后，我们就准备前往南昌，参加武装起义了。

　　我和吴玉章、高语罕等人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九日搭乘最后一班火车前往南昌。在武装起义前一天晚上到达了南昌，住在南昌大旅社(现在的江西大旅社)。吴玉章同志也住在那里。我住在二楼，房间号码已经记不清了。周总理是领导武装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当时我们共产党很可怜，没有军队。贺龙同志在起义时是国民党二十军军长，部队多，力量大，所以起义时就由贺龙同志任总司令。

　　七月二十九日在江西大旅社的党员还很多，如徐特立、方维夏、郭亮同志等都在。我到南昌后就和周总理、谭平山见了面。武装起义前还召开了会议，开会时许多人都说军队还是少了些，如果迟一点搞还可以多拉出一些军队来。例如国民党第六军的张轸后来还说过：“你们起义时，怎么不要我呀!”当时的会议是由谭平山主持的，周总理和军队一直在一起，也常去江西大旅社，我们到南昌后他就来了。我们这些代表来九江是很急促的，党一下命令就来了，也不是很有计划，但到了南昌第二天就起义了，因此参加其它大的活动也就不多了。

　　南昌武装起义时成立革命委员会是谭平山在开会时首先提出来的，早在武汉时就想搞，到南昌后，除周总理、贺龙同志外，起义过程中谭平山还是起了一定的骨干作用。南昌起义开始了在党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的尝试，也用实际行动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当时武汉方面批评南昌起义草率，计划不周密等。在南昌起义以后，谭平山给我的任务是回武汉去动员国民党左派到广州开大会，我从南昌动身回到武汉邀请国民党左派以及地下的共产党员都到广州参加大会。到达上海以后，才知道贺龙的部队已快到了汕头，我想到汕头去是一条绝路。他们打电报叫我也去汕头，有两个年青的共产党员彭干臣和杨浦泉说：“朱老，你去武汉，我们都去汕头。”我对他们说：“你们去广州、去东江都成，就是不要去汕头。”但杨浦泉同志还是很热情地去了汕头，到汕头后就被抓走枪毙了。

　　起义部队到汕头后都走散了，贺龙同志等人到了香港，谭平山带着的革命委员会也都散了。朱德同志当时带着两营人上了井冈山和毛主席的部队会师。周总理、谭平山则经过香港去了上海。虽然起义失败了，但在我们党领导下，“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斗争的第一枪，从此我们党对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中国革命又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南昌起义》"

　　　　　　　　　　(一)

　　一九二七年九月，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了湘赣边界伟大的秋收起义，以后又率领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燎原之火，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光辉道路。井冈山的红旗，照亮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航程，引起了无数革命者的向往。

　　毛泽东同志一直非常关心周恩来以及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上山不久，就叫我去找湖南省委及衡阳特委联系，并且要我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相机和邻近地区革命力量取得联系。

　　我十月五日自井冈山出发，十日到达长沙。到长沙后，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将秋收起义经过，向省委作了报告。当时，省委指示不必再去找衡阳特委了，由他们联系，而要我绕道粤北去联系革命力量。我遵照省委的指示，于十二月中旬辗转到了广州，准备由那儿经粤北返回井冈山。正巧又赶上广州起义。敌人被革命的声势吓坏了，马上调江西、湖南的队伍向广东集中，进行镇压。从广州到韶关的火车也不通了，情况非常混乱。我在旅馆老板的掩护下，躲过反革命的搜捕，十天后，方搭上火车，夜间来到了韶关。

　　几个月的奔波，身上脏得很，一下车住下旅馆，就忙着去洗澡。韶关驻扎着云南军阀范石生的十六军。恰好有几个军官和我在一起洗澡，水气蒙蒙的，谁也看不清谁。只听他们在谈论：“王楷的队伍到犁铺头了。听说他原来叫朱德，是范军长的老同学。”另一个说：“同学是同学，可是那是一支暴徒集中的部队。我们对他有严密的戒备。”这个无意中听到的消息，真使我兴奋极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南昌起义保留下的部队，原来在这里！我匆忙洗完澡，结了账，看看钟，已经是下半夜一点了，心急如火，顾不得天黑路远，马上离开韶关向西北走去。

　　犁铺头在韶关和乐昌之间，离韶关四十多里。我穿着西装，黄呢子大衣、黄皮靴，装得象个小康之家的子弟，手里挟着一包便衣，沿公路急匆匆地走着。幸好是深夜，一路上没有碰到什么人盘问与检查，安全到达了犁铺头。

　　朱德同志部队的哨兵，把我转送到司令部。最先接见我的是一个两肩披着长发、一脸大胡子的年青人。他带我进到里边屋，我一眼就看到了蔡胁民同志，由不得大喊一声，扑上去和他握手：老蔡，想不到在这儿碰到你！蔡协民同志也吃了一惊，嚷道：老何，你怎么来了?原来我们在湘西洞庭湖一起作过秘密和公开工作，处得很熟。经他介绍，我才知道那位年青人就是朱德同志的参谋长王尔琢同志。我开玩笑说：你这把胡子，简直象马克思。蔡协民同志说；王尔琢同志立了誓，革命不成功，就不剃头不刮胡子呢！

　　大家正谈的热闹，从里间屋走出一个人来，精神饱满，和蔼的笑容，全身严整的军人打扮。蔡协民同志把我介绍给他。他和我紧紧地握了握手，轻声而谦和地道了自己的姓名：朱德。同时巧逢在巴黎就熟悉的陈毅同志。

　　我把毛泽东同志上井冈山，直到我这次由广州脱险，意外地找到此地来的经过，向他报告了。朱德同志高兴地说；好极了。从敌人报纸上看到了井冈山的消息。我们跑来跑去，也没有个地方站脚，正要找毛泽东同志呢，前些天刚派毛泽覃同志(毛泽东同志的胞弟)到井冈山去联系了。接着他详细地询问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情况，问井冈山环境怎样?群众多不多?……谈话中，不断有人来找他，一会儿是县委书记，一会儿是赤卫队长，人们出出进进，川流不息，看样子将要有什么大的行动。我们的谈话时断时续。朱德同志不时地回过头来，向我抱歉地笑笑，后来就叫陈毅同志招呼我休息。

　　第二天，朱德同志给了我一封介绍信和一些盘费，握着我的手说，希望你赶快回到井冈山，和毛泽东同志联系。我们正在策动湘南暴动。

　　　　　　　　　　(二)

　　一九二八年一月上旬，我回到井冈山。不久，就听到朱德同志发动了湘南暴动的消息。湘南暴动仅仅一个月左右时间，宜章、郴州、资兴、永兴、耒阳五县就建立和壮大了地方武装，县、区、乡普遍成立了工农苏维埃政府，打土豪、分田地。轰轰烈烈的湘南暴动吓坏了国民党反动派。湘粤两省敌人，立即出动“会剿”。湘省敌人的前敌指挥部设在衡阳，粤省敌人的前敌指挥部设在曲江，沿粤汉线形成南北夹击之势，直逼暴动总指挥部所在地郴州。江西的敌人也出动了，牵制我们井冈山工农红军的行动。由于湘南是湘粤两省的要道，是敌人必争之地，也因湘南特委在政策上受盲动主义的影响，部分地脱离了群众，因而失败了。

　　三月上旬，接到湘南特委的指示，委任毛泽东同志为师长，并命令他将部队向湘南行动，支援湘南暴动。部队立刻在酃县的中村水口集结，毛泽东同志在宣布担任师长职务后，对大家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臭皮匠，凑成诸葛亮。我们有这么多干部，大家当参谋长，大家当师长，不愁打不好仗。以后就兵分两路：毛泽东同志带着第三十一团作为左翼，楔入桂东、汝城之间；命令我们第三十二团，向彭公庙，资兴方向前进。

　　第三十二团是收编的王佐、袁文才的部队，约一千人，在毛泽东同志带领下，打过几次小胜仗，但还没有远出作过战。大家知道这次行动的意义后，情绪很高。开到资兴附近时，碰到一支队伍，拿的都是土枪，梭镖，约有一营左右。一问，才知道是朱德同志部下的第七师，都是资兴、永兴、耒阳一带的起义农民，师长叫邓允庭。我们会合后，开了个干部会，研究了敌情，湘敌何键的队伍，在衡阳集结未动，可能因为湘东我军活动频繁，不敢轻易南下。我们便决定继续南进，将北犯的粤军，阻挡在九峰山脉，不使他们逼近郴州，即使不能取胜，也可以掩护朱德同志的起义军总指挥部撤退。会上又决定第七师归我们统一指挥。

　　我们连夜经旧县，渡滁水，在滁口碰上范石生的第十六军。滁口离郴州不过一百多里。敌人也刚到滁口，还没有来得及做工事，就被我们围住了。那时井冈山的部队，虽然一式灰军装，还算整齐，但手中的枪却都不大好，尤其是没有重武器；七师的同志连军装也没有。敌人大概有点瞧不起我们，打得很顽强，一边打一边很快地修起工事来。我们奋力攻打了两天两夜，敌人终于软下来了。当我们发动总攻击时，敌人哗地垮下来，立刻向南撤逃。我们跟踪追击，向南直追到文明司的地方，突然，正面出现了敌人的主力，朝我们压过来，我们只好立刻撤退。

　　摆脱了范石生部队的追击以后，我们就退到资兴。这时，探听到何键的部队也已经出动，直迫郴州。便写了一封信，插上鸡毛，交由党的交通组织连夜快马传送到郴州，报告建议朱德同志迅速撤出，免遭南北夹击。我们北撤时，不意在资兴附近突然碰到陈毅同志，他带着一部分暴动的农军和一些地方党的机关，由郴州退到这儿来。我们急忙间他：朱德同志呢?陈毅同志说：他和总指挥部还在郴州，不久可能带着主力部队，向东北撤到安仁、茶陵一带去。我们计算了一下日期：陈毅同志从那撤出时，正是打滁口的时候。

　　这时，我们和毛泽东同志还没有联系上，只知道他在汝城以西的马桥一带打游击。我们把队伍布置在资兴城郊，准备堵击追来的敌人，然后和陈毅同志及湘南特委书记杨载福等同志，到资兴城北七八十里的彭公庙开会，研究下一步的行动。

　　谁知，一开会，杨载福及共青团湘南特委书记席克思，就提出要到衡阳去。杨载福说：我们是湖南特委，不是井冈山特委，我们不应该离开自己前地区。席克思慷慨激昂地说：共产党员应该不避艰险。我们湘南特委机关躲上井冈山，这是可耻的行为。陈毅同志苦口婆心劝说他们：你们男女老少七八十人，各种口音，各种装束，挑着油印机，这一路民团查得很紧，怎么走得过去呢?同志们，不要作无谓牺牲吧，上井冈山以后，我们再设法陆续送你们走。当时，我对于他们这种固执的态度也很生气，但警惕到不能用军队干部的身份来压服他们，便说：毛泽东同志是中央委员，我们可以请示一下毛泽东同志再作决定。

　　他们根本不理会这个提议，下午，收拾了一下东西，就带着特委机关出发了。陈毅同志和我一同送了他们一程，一路上继续劝说他们留下，可是他们主意已定，再说也无用了。

　　后来听说，他们果然在安仁、耒阳边界上，统统给敌人抓住，惨遭杀害了！一个党和团的特委机关损失了，这是在游击战争初期一个极为惨痛的教训。

　　我们回到彭公庙，就接到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要我们立即撤回井冈山，他带部队在后面掩护，并正由汝城向酃县撤退。

　　　　　　　　　　(三)

　　当我们快接近酃县的沔都时，便衣侦察员回来报告说：朱德同志带领队伍已经到了沔都了！大家一听说，都高兴得加快脚步，飞速赶去。进街后，果然看见一些军人在来往，他们有的穿军衣，大部分都穿的便衣，颜色有黑的有灰的，帽子也不一致，但一个个都是精神抖擞，神气得很。

　　我随着陈毅同志、邓允庭同志，以及几个县委书记，一齐来到朱德同志的屋里。他穿着一身不大整洁的灰军装，绑腿却还是打得那么结实，脸色比在犁铺头的时候黑得多了。他笑呵呵地和我们一一握手。我们问他：这次没有受损失吧?他说：很好，没有受损失。就是忙得没有理发，胡子长得很盛了。家务还是很大的，缴了武器，队伍也扩大了，干部也充实了。我说：我们拚命向南打，想不到你撤得这么俐索。朱德同志笑咪咪地说，你们的行动，直接掩护了我们的撤退。接着他又问：毛泽东同志在那里?我报告说：他担任后卫，大约还得三四天才到。

　　第七师归队了，陈毅同志也留在朱德同志身边。四月二十四日，我们第三十二团回到砻市，将队伍布置在东边，向江西警戒，然后将宁冈附近的后方机关及广大群众动员起来，为欢迎兄弟部队筹备房子和给养。

　　回到砻市两天，朱德和陈毅同志带着一部分直属部队也进了山，分住在砻市附近的几个小村庄里。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同志率领第三十一团回来了；朱德同志的主力部队，也从安仁、茶陵一带开来了。宁静的山中平原顿时显得热闹起来。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八日，这天天气十分晴朗，巍峨的井冈山象被水洗过一样，显得特别清新；满野葱绿的稻田，散发着清香；太阳喜洋洋地挂在高空，照得溪水盈盈闪光。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日子！我们跟在毛泽东同志的身后，注视着他那高大稳健的身影。大家心潮澎湃。是他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竖起了第一面鲜艳的红旗，照亮了中国革命的航程。今天，两支革命武装胜利会师了！革命的力量将要在这个坚实的基础上更加壮大。革命根据地将进一步巩固发展，革命的浪潮，将要从这里更有力地推向全国……。

　　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会见地点是在宁冈砻市的龙江书院。朱德、陈毅同志先到了龙江书院，当毛泽东同志到来时，朱德同志赶忙偕同陈毅等同志到门外来迎接。我远远看见他，就报告毛泽东同志说：站在最前面的那位就是朱德同志，左边是陈毅同志。毛泽东同志点点头，微笑着向他们招手。

　　快走近龙江书院时，朱德同志抢前几步，毛泽东同志也加快了脚步，早早把手伸出来。不一会，他们的两只有力的手掌，就紧紧地握在一起了，使劲地摇着对方的手臂，是那么热烈，那么深情。

　　进了龙江书院屋里，毛泽东同志把我们介绍给朱德同志；朱德同志也将他周围的干部，给毛泽东同志作了介绍。

　　毛泽东同志带着祝贺的口吻说：这次湘粤两省的敌人竟没有能整到你！

　　朱德同志说：我们转移得快，也全靠你们的掩护。

　　谈了一阵军情以后，毛泽东同志热情地说：趁“五四”纪念日，兄弟部队和附近群众开个热闹的联欢大会，两方面的负责同志和大家见见面。说着，转过身对我说：何长工同志，你负责准备一下吧。他详细地指示了该准备些什么，最后特别强调说；要多发动些群众来参加！

　　等他指示完毕，我们几个跟他来的同志就告辞出来，让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可以安静地商谈更重要的事情。

　　我们走出来，看见田野、山坡、村庄周围，到处是一簇簇的人群。井冈山的战士和群众已经和朱德同志带来的战土们处得很熟了，他们相互倾吐盼望之情，相互介绍情况，谈论革命经历，展望未来前途，表示今后决心，到处欢声笑语，一片热闹景象。

　　　　　　　　　　(四)

　　山明水秀的砻市，今天更加美丽可爱，山茶花更红，油菜花更黄，溪水更青，秧田更绿。在砻市南边的一个草坪上，有一个用门板和竹竿搭起来的主席台，被无数的云霞似的红旗簇拥着。主席台两旁插满了写着“庆祝两支革命部队胜利会师”、“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标语板。

　　一清早，人们就川流不息地向会场走来，不到十点钟，离这二十里外的部队也都赶到了。会场挤满了人，部队和湘南农军约一万人，群众也不少，人山，旗海，歌声，笑语，汇成了喧闹的浪潮。

　　十点钟，由党、政、军，工、农、学、商各界组成的主席团，走上了主席台。我担任大会司仪，便宣布：大会开始！放鞭炮！从树顶直挂到地面的鞭炮立刻响起来，经久不绝；排列在主席台前的成百个司号员一齐吹响军号，号音整齐嘹亮，威武雄壮，响彻云霄，远近的山峰都传来回音。

　　军乐奏完，大会执行主席陈毅同志讲话了。他说：今天是“五四”纪念日，我们今天来开大会庆祝两个部队的胜利会师，是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接着他宣布：根据红四军军委的决定，全体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是朱德同志，党代表是毛泽东同志……。

　　朱德同志接着讲话。他说：我们党领导的两支革命武装的会合，是意味着中国革命的新的起点。参加这次胜利会师大会的同志，一定都很高兴。可是，敌人却在那里难过。那么，就让敌人难过去吧，我们不能照顾他们的情绪，我们将来还要彻底消灭他们呢！这次胜利会师，我们的力量扩大了，又有了井冈山作为根据地，我们就可以不断地打击敌人，不断地发展革命。最后他希望两支部队会师后，要加强团结；他又向群众保证，红军一定保卫红色根据地，保护群众分田的利益。他的话刚结束；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接着，毛泽东同志讲话。他指出这次会师是有历史意义的，同时分析了红军部队的光明前途。他说我们红军不光要打仗，还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现在我们虽然在数量上、装备上不如敌人，但是我们有马列主义，有群众的支持，不怕打不败敌人。敌人并没有孙悟空的本事，即使有孙悟空的本事，我们也有办法对付他们，因为我们有如来佛的本事。他们总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我们要善于找敌人的弱点，然后集中兵力专打这一部分。十个指头有长有短，荷花出水有高低，敌人也是有弱有强，兵力分布也难保没有不周到的地方。我们抓住敌人的弱点，狠狠地打一顿；打胜了，立刻分散躲到敌人背后去玩“捉迷藏”。这样，我们就能掌握主动权，把敌人放到我们手心里玩。毛泽东同志这一番话，把大家说得心花怒放，信心倍增。全场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和热烈的欢呼声。

　　红四军参谋长王尔琢同志讲了一番军民关系的问题后，各方面的代表也都讲了话。大家都满腔热情地祝贺新成立的红四军，祝贺这支 队伍在将来跟反动派斗争中取得伟大的胜利，祝贺根据地能顺利地发展和巩固。

　　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胜利会师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中国。井冈山地区的红军声势更加浩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更加巩固、发展。会师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取得了“四月至七月四个月的各次军事胜利和群众割据的发展”。尤其是六月二十三日龙源口大捷，歼敌一个团，打垮两个团，缴枪千余支，第四次击破江西敌人进攻，取得了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以来的最大一次胜利。井冈山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是为边界全盛时期”。湘赣边界的红旗子，渐渐引起了附近省份工农士兵群众的的向往。这时，许多学生和安源煤矿工人，克服了重重困难，来到了井冈山。醴陵也有一批革命农民和学生，长途跋涉奔上了井冈山。后来滕代远、邓萍等同志率领红五军也来到了井冈山。井冈山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和坚强的堡垒。

　　(载《历史研究》一九七七年第三期。原载《星火燎原》第一卷上，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历史研究》转载时，作者重新作了修改)

南昌起义时我在二十四师七十一团。参加起义的部队还有二十五师约两个团，第二十军三个师六个团，还有新成立的第九军，人数不多。蔡廷锴师也参加了，但出发后第二天蔡率部向东叛逃了。在南昌起义部队主力进入潮汕地区时，二十五师由朱德同志率领留三河坝，阻击北面的敌人。敌人集中主力进攻潮汕部队，分东、北、中三路向起义军主力进攻，黄绍告部是中路，北路钱大钧部已在会昌被打垮，东路是陈济棠、薛岳部。我主力到潮汕后就到揭阳去打仗。当我军进到汤坑地区，陈济棠、薛岳部已在汤坑。与此同时，敌王俊(国民党委为潮汕警备司令)的部队足有一个师以上，进攻潮汕。那里是在起义前新建立的我二十军第三师，经过战斗，潮汕失守了。

　　当主力在汤坑作战失利时，三河坝的部队也受到黄绍告的进攻。后来知道潮汕已失利，朱德同志就带上部队向东南，到饶平，又向北，到武平，又向西走，转到赣南，打了一个圈圈。这个部队包括了叶挺同志从广东带出来的独立团(即七十三团)。七十四团只有两、三个连，据说其中有一个机关枪连；七十五团只来了十二个步兵连，还没有文书，伙夫、挑夫等等。起义前七十五团的团长反动，但有些党员干部，如共产党员营长孙一中接到党的指示，就和几个党员商量，以打野外的名义把部队拉出去，所以把文书、伙夫、挑夫、采买和稍有小病的，留在家。此外，团部、卫生队、辎重队、特务连、机关枪连、侦探队等都没有来，因此十五个连只带出十二个连，大概有一千人的样子。我知道这些情况是因为他们赶到南昌后就和我们住在同一条街上，他们自己说的。起义以后，孙一中任七十五团团长。二十五师的组成就是这样。部队向赣南转移后，离队的多，病的多，到湘南起义，只一千多人了。

　　起义时我是七十一团二营八连指导员，团长是欧震(他后来投国民党，解放战争在山东参加重点进攻)，一营营长姓魏，二营营长廖快虎(廖在汤坑作战牺牲)，三营营长开始是江彩萍，江在洛口作战受伤，就调团部参谋黄英来任营长。

　　部队到了湘南以后，参加了湘南起义。湘南起义是一九二八年一月底，过春节前发动的，到三月底、四月初很快发展起来，宜章、郴州、耒阳、资兴、永兴五县都建立了县政权。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快呢?这个起义有两个条件：一、各县都是经过中国大革命大搞农民运动，党的发展也快，大革命失败后，―各县还保留了县委，有些区有支部，农民协会有一部分隐蔽起来了；二、朱德同志带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是党领导的身经百战的部队。这两方面的力量配合起义，地方有党和群众基础，又有正规武装，互相配合。许克祥来进攻，在宜章一下子就给他一个歼灭性的打击(有宜章地方武装参加)。在当时震动很大。湖南人民最恨许克祥，打垮敌人后，党组织、群众武装就大范围扩大起来了。到了四月初，国民党军阀白崇禧从衡阳向南进攻，许克祥被打败后逃到广东整顿，就和范石生一起由乐昌向北进攻。这样南北夹击，起义部队和农民军就向东撤退，向井冈山方向靠拢，上了井冈山。当时部队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

　　二十四师在潮汕失败后，我回到湖南，和临武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恢复了组织生活；也和宜章的黄沙区支部联系。当时黄沙区支部是在琦石，江华同志的爱人吴仲廉(原浙江省法院院长，前几年去世了)是这个支部的组织委员。宜章县委归湘南特委管，县委书记是胡世俭。当时还有共产主义青年团，彭儒是黄沙区青年团的团员之一。欧阳毅同志是梅田区的，后来同我们一起上了井冈山。

　　敌人进攻湖南，我主力向井冈山方向走的情况我们不清楚，因我们还在琦石、黄沙一带活动。梅田区的农军也在原地活动。敌人占领了宜章到郴州的大道，我们知道主力已向东去了，因粤汉路隔断，所以就继续在这一带活动。当时国民党反动武装向我们进攻，我们就爬上骑田岭，在这地区继续活动了半个月的样子，后来找小路也向东走，经廖家湾、<1.tiff>岭附近，穿过宜章、郴州大道东去。我们两个区的游击队统一组织一个营，有五百多人，其中有老人、小孩、妇女等一百多人，枪支只有六十多支，其余都拿梭镖。我们在夜间通过粤汉线(当时正在修汽车路)后，上了五盖山，到郴县第三区，后经过滁口到龙溪，在龙溪碰到毛主席，大家高兴的了不得，说“碰到大队伍了!”“看到毛师长了!”

　　湘南起义时毛主席的部队在酃县、宁冈一带活动，湘南特委调他们去打汝城，打完汝城后就向北回去，经过龙溪，我们正向东走，到了龙溪，这样就碰上了，毛主席就带我们上了井冈山。经过资兴东南三十里有个中村(?)彭公庙(彭市)、水口，到了沔都，三十一团则进到酃县，和敌人打了一仗。我们从沔都到十都，这是四月下旬的事。后到砻市，参加了会师大会，会合后我们编为二十九团，团长是胡少海。胡少海是同朱德同志一起参加宜章起义的，一九三一年在福建牺牲了。

　　两军会合的意义很大，会合后成立红四军，是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重要武装力量。原来山上只有秋收起义部队和王佐、袁文才的武装，湘南起义部队去了，力量大得多了，所以才会有边界四、五、六、七月的伟大胜利，开创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全盛时期。

　　把井冈山会合说成由林彪代表，是违反历史事实的。朱德同志是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的领导人，所以会师只能以朱德、陈毅为代表，不能由林彪代表，何况林彪在起义前两个月，还在大庾开过小差呢!诚然，林彪后来还是参加了湘南起义，但只是参加者之一，那时象他这样的干部多的很。

　　南昌起义时我没有见过毛泽覃，是后来到了井冈山碰到他，跟他谈过南昌起义。他参加了南昌起义是肯定的，他后来是同朱总司令一起的。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两个一起回忆在汀州听了叶挺、李立三的报告。我俩你一句我一句谈了他们报告的几个要点，这个会是十一军党员大会，欧阳继修(阳翰笙)主持会议，他介绍李立三作报告后又介绍叶挺作报告，以后在江西我们多次谈起南昌的事。

　　关于起义的情况，我只能谈些局部的。快要起义的十多天，党内常开会，说武汉政府和汪精卫已经反动了，在汉口杀人，我们听到都很愤恨，在党内作了反对武汉政府和汪精卫的思想准备。又说汪精卫不是忠实孙中山的人。当时还想拉张发奎一块南下。我们从九江到南昌途中还在马回岭住过。起义前两天党内传说汪精卫和张发奎要到南昌来，想把我们的队伍拉过去，我们不仅在党内进行了反对国民党的思想准备，而且在公开的干部会上也作了反复的宣传和讨论。

　　起义的那天下午我们连以上党员干部上街看了地形，知道晚上要消灭三、六、九军，这几个军当时在南昌各有一个团，知道有二十军和我们一块行动。我们在匡庐中学周围和附近看了地形。起义本来是准备三点钟开始的，但还不到两点就打起来了，一听枪响，我们就赶快跑出去打，到第二天早晨仗就打完了。

　　(抄自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一九七七年二月打印件，收入本书时，谈话者又进行了修订)

　　常德湖南第二男子师范，在一九二五年以前就有了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那年因为闹学潮，在我党领导的救国义勇队和国家主义派控制的体育会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械斗。学校的反动当局，乘机向进步力量进攻，几个主要负责人被捕，四十一名党、团员被开除，滕代远同志就是当时被开除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但是，进步力量并没有因此被消灭，相反地，在学校中展开了广泛的隐蔽斗争。北伐开始，被压抑的革命情绪又沸腾起来。当时第二男师、第二女师和第二中学，合并成一个学校，在一千七百多名学生中，党、团员发展到四五百名。进步同学们自己出钱买了一些短枪，撤换了反动的校长和部分教职员。这样激烈而鲜明的斗争，自然震惊了当时的反动当局。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我们的进步校长被诱捕杀害，局势一天天恶化，党组织采取紧急措施，布置党、团员疏散转移。在一个晚上，学校被突然开来的两营反动军队包围了，我与滕久忠同志一起乘隙逃出，经长沙跑到武昌。当时我们身无分文，又怕被发觉，只好挤在人群中混进火车车厢，藏在其他乘客的座椅之下。武汉在当时还算是革命的，没有公开反共。我们到达武昌后，较顺利地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十一军二十四师的教导队。

　　二十四师是我党控制的武装力量，叶挺同志是师长。当时各地的进步分子多遭通缉或追捕，为了收容两湖地区的被迫害的青年学生和工人，培养党的基层军事干部，在二十四师成立了教导队，不到半个月，就有了一千多名学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党团员。党组织十分重视这批新生力量，派了坚强的政治，军事干部来领导。记得当时大队长是孙树成，副大队长是申朝宗，中队长有李鸣科同志等。在教导队同学之中，有谭家述同志。此外还有洪超、吴高群、江振海等同志，他们都一直坚持斗争，当过红军的师长或团长，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滕久忠同志也光荣牺牲了。

　　虽然教导队的学员都是党团员，具有较高的革命热情，但因绝大多数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缺乏实际斗争的锻炼，所以，组织上对政治教育极为重视。除了上政治课以外，还经常请负责同志如周恩来、恽代英、叶挺等同志来作报告。他们受到同学们的极大欢迎。恩来同志给我们做过两次报告，主要是讲形势和任务。他那爽朗明快的语言，鲜明的观点，透彻的分析，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的坚定态度，给大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的讲话，总是有的放矢、针对性很强的。他不止一次地亲切询问我们：“你们都是些学生，怕不怕苦，现在这样严格的军事生活，吃得消吗?”他还语重心长地鼓励大家说：“你们这支队伍，全都是党团员，是建设红军的基础，一定要肩负起阶级的重托!将来你们要到部队中去，到士兵中去，掌握革命武装，学会打仗，用革命的军队去战胜反革命的军队，去夺取革命的胜利!”当时，我们大多数同志都是直接受到过反革命武装叛变的迫害的，深知革命而无武装之苦，大家刚刚拿起了枪，心情是很振奋的，听了恩来同志的报告，更是受到很大鼓舞，同时也体会到我们党是在加强军队工作和武装斗争了。恽代英同志讲话十分幽默，富有鼓动力量。蒋介石叛变，一部分国民党人士实际亲蒋，表面上却标榜自己是中间派，孙科就是其中一个代表。恽代英同志就挖苦他说：“人家说孙科是中间派，我看他是站在中间，向前一步走，向右看齐!”很生动地刻画出孙科之流的真实面目。恽代英同志鼓励我们要在战争中学会打仗。某部在参加讨伐夏斗寅叛军的战斗中曾一度失利，退了下来。当时有人说他们不会打仗。恽代英同志就说：我看不是这样，而是演习了一次退却，打仗总是要在战争中才能学会的。叶挺同志讲话比较严肃，当时大家都传诵着他的战斗故事。当夏斗寅勾结蒋介石叛变，进攻武汉并已打到距武昌仅二十华里的纸坊时，我方因兵力悬殊，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下退却了。当时叶挺同志的参谋长亲自督战，仍不能扭转不利形势。突然传来了消息：“叶挺师长到了!”战士们立即停止退却，转向敌人冲锋，终于将敌人打退。有一个营长原来只受了一点轻伤，就哼着下火线，一听师长来到，立即跳下担架，冲上前去。由此可见大家对叶挺同志是如何敬畏。

　　教导队的军事训练非常严格，至今还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每天不是一般军队的三操两讲，而是四操三讲，“四操”是：早晨一次跑步，上、下午各一次军事操练，黄昏一次军事体操。“三讲”是：上、下午各一次政治课或军事课，晚上一小时点名训话。每天起床号一响，立即跳下床铺，穿衣，漱洗，整理内务完毕，照例是十多公里的跑步，而且还得抢占一座百多公尺高的山头，先到者站排头，后到者站排尾，这也是一种表扬和批评的意思。列队完毕后只休息五分钟，立即跑回原地，不解散队伍就带进饭堂。吃罢早饭，就进行军事教练，要求十分严格。一个动作做得稍不合乎要求，就要重做十几次，直到完全合乎要求为止。有时一排人、一连人连续重复做一种动作，直到全排、全连完全整齐一致为止。为了培养我们不怕严寒，不畏酷热，以适应以后战争的环境，虽然在武汉的炎热夏天里，也从未间断过军事操练。除此以外，教导队对集体主义的教育和劳动观点的培养，也很重视。假日必须集体外出，两人以上在街上行走就要求齐步行进。换下来的衣服要集体洗晒。我们住在武昌宾阳门外一所原来的大学里，宿舍地板是油漆的，必须每天擦洗干净。

　　当时我们的枪支很陈旧，套筒枪为数最多，甚至还有九响毛瑟枪，寥寥无几的“汉阳七九”，算是最新式武器。但我们对所有武器都很喜爱，保护得很好，擦洗得没有一点污痕。

　　由于共产党的领导，开始在部队中废除体罚，实行官兵平等的新型革命制度。上级命令必须坚决服从，但在党的会议上，大家都是党、团员，不分上级下级，均可互相批评。最初，有人对如此严格的军事训练不习惯，党组织立即进行思想工作，说明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武装问题，要有大批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干部，派到部队里去，才能掌握武装，并与士兵同甘共苦，成为士兵的表率，我还记得有这样一段对话：

　　教员：“艰苦与死何者更难受?”

　　学员：“死更难受。”

　　教员：“能够为革命献出生命固然不容易，需要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勇敢，但战胜艰苦也并非易事。因为艰难困苦，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是时刻都会遇到的。这就要求一个革命军人在平时严格的生活锻炼中养成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

　　经过一两个月以后，我们开始习惯甚至喜爱起军队生活了，身体锻炼得异常结实。青铜般的面孔，鼓起肌肉的臂和腿，我们手执武器，再也看不出一、两个月以前那种自由散漫的学生样子了。当然，这样严格的军事训练，确实使一部分意志不坚定的人动摇了，他们吃不了苦，偷偷地开了小差，成了革命队伍中可耻的逃兵，在当时坚持下来的同志，则绝大部分都成了坚决的革命战士。在伟大的革命熔炉中，钢和渣就这样分出来了。

　　武汉风声紧张了，当陈独秀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收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枪支自动交给唐生智总部时，使我们异常愤慨。由清一色的党、团员组成的教导队，更受到敌人的嫉视，他们想缴我们的械。教导队奉命离开武昌，经大冶，黄石港向九江进发。为了在途中减少目标，将各个中队改名为手枪队、追击炮连、监护连等等。我所在的一个中队，以后便成为南昌起义革命委员会的警卫队。

　　在南昌担任警卫任务期间，我经常见到恩来同志出出进进。他对我们警卫队的同志非常亲切，每次走过哨位，总要和战士打招呼。这和当时有的领导人对下级军官和士兵动辄训斥形成了鲜明对照。我们见到恩来同志总是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那间办公

室的灯光总是亮到深夜，甚至到天明。七月末的几天，担任警卫工作的我们，经常看到负责同志忙碌非凡，夜已很深，还在开会，大家都预感到将会有什么严重的事件发生。果然七月三十一日下午，我们就接到“擦洗武器，补充弹药，整理行装，待命行动”的命令。天黑后，大家全副武装在宿营地待命，坐在背包上窃窃私语：“要打仗了吧!跟谁打?是人家打我们，还是我们打人家?”正在这时，恩来同志从我们旁边走过，他停了下来，对我们说：“同志们，要准备打仗了，怕不怕?”大家齐声回答：“不怕!”恩来同志接着又说：“好!这次打仗，我们是有完全胜利的把握的，你们准备接受光荣的任务吧!”时间已是半夜，但我们谁也不想入睡。突然集合的哨音响了，班、排长到中队长处受领任务，才知道我们是要去策应一个部队的起义。远处传来了稀疏的步枪声，接着机关枪、追击炮也轰鸣了，我们向着九军军官教育团驻地跑步前进。到达目的地时，营内吹起欢迎号，军官教育团全部起义了，领导起义的就是朱德同志。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朱德同志，当时他蓄着长长的胡须，态度和蔼而慈祥，他立即被接到南昌起义革命委员会。八月一日上午，朱培德留在南昌的部队全部被缴械，南昌已为我党领导的军队占领。后来我们才知道：参加起义的除十一军二十四师和九军军官教育团外，还有四军二十五师和贺龙同志率领的二十军。

　　南昌起义后，决定南下广东。八月六日，我们警卫队奉命随军南下，担任革命委员会和参谋团的警卫，并负责押运在南昌缴获的大批武器弹药。每人除卜壳枪及子弹外，还背了两支步枪、两百多发步枪子弹，加上背包、军毯，水壶、饭匣、洋镐、铁铲，共重六十斤左右。另外，每班还抬一个大帐篷，每人还要照管一个挑着枪支的民夫。八月的天空，连一片云彩也没有，每天七，八十华里行程，真是又热又累，在第一天行军中，七十七团就中暑死了十几个同志。当时的民夫，不同于在以后的战争年代从根据地动员组织起来的民工，随时都有乘隙逃跑的可能，使我们在思想上十分紧张。警卫队中有一个年纪最小的战士，一不留神，民夫逃跑了，只好自己挑起枪支，但走不多远，就挑不动了。正因为这样，缴获的武器弹药在沿途丢了不少，这是非常可惜的。

　　这是一次长途行军，从南昌出发，经抚州、宜黄、广昌、石城、瑞金、会昌、长汀、上杭、大埔，直到九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占领潮州、汕头，整整走了一个多月才停脚，而先头部队则已进入海陆丰地区。沿途在瑞金以北的壬田寨打了一次胜仗，在会昌又打了一次胜仗，歼灭敌人一个多师。警卫队的战士们虽然万分疲劳，但精神兴奋，始终保持着高涨情绪，保卫起义军领导机关――革命委员会的安全。当时我在警卫队当班长。占领潮州后，我们这个排奉命留在那里，担负后勤部门和物资仓库的警卫任务。

　　南国风光的潮州，许多东西都是从未见过的，引起了我们很大兴趣。当时，我方后勤人员正在潮州忙于筹粮、筹款和收集军用物资，前方正向揭阳、汤坑(今丰顺)地区的敌军发起进攻。我们在炮声隆隆中期待着胜利，不料情势却突然逆转，我军进攻失利，伤亡很大，退了下来。九月三十日早晨，炮声由远而近，到当天中午，潮州城郊响起激烈枪声。当时留守潮州的战斗部队数量很少，坚持到黄昏，被迫撤出潮州。我们也于仓卒间奉命撤离。仓库中许多物资、饷银和武器弹药，无法携带，绝大部分抛弃了，真是令人心痛。

　　撤出潮州后，我们东渡韩江，向饶平方向前进。到饶平时，朱德同志已率领二十五师和九军教导团从三河坝撤到那里，我们同这支队伍会合一起了。接着就在朱德、陈毅同志领导下，开始向闽赣方向作战略转移。这又是一次长途行军，经饶平、平和、大埔、永定、武平、信丰到达南康、大庾地区。由于连续行军作战，部队减员很大，加上一些意志不坚定的战士和干部，对革命产生动摇，陆续离开了部队，到南康时还剩下一千多人，到达大庾时只剩七、八百人，因为部队成分不纯，加之基层党员太少，沿途军纪不好，乃将部队整编为一个团，朱德同志任团长，陈毅同志任团指导员。他们亲自整顿部队纪律，加强政治工作，坏分子被淘汰，留下来的同志更坚定了。形势变化得极快，将过旧历年的时候，我们进湖南到宜章，消灭了该县反动武装以后，即公开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正式打起了镰刀、斧头的红旗，举行了轰轰烈烈的湘南起义。

原载《星火燎原》第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