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好的制度就能解决问题么？帮你深入认识资源匮乏的中国社会 -- wayofflying

好的制度就能解决问题么？帮你深入认识资源匮乏的中国社会

摘要：高喊反贪的人们恨的往往不是贪污腐败本身，而是自己没有机会去贪污腐败。反过来说，一旦有了贪污腐败的机会，他们绝对不肯错过，谁不让他们腐败他们就要除掉谁。

高喊政治黑暗的人痛恨的往往不是因为黑暗本身，而是因为在当前政治中他们是被施暴者，如果有一天他们能够翻身成为施暴者，他们只会比前任更加暴虐的施暴。

前一点在台湾的中国人身上已经得到了肯定，后一点已经在红卫兵身上得到了证明。

中国的社会问题根本不是杀几个贪官、搞搞言论自由和多党制就能彻底解决的，关键还是资源太少，只能允许一少部分人富裕起来。其他的人尽管绝对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因为贫富差距大，还是牢骚满腹。从根本上讲，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而且唯一的办法就是想方设法掌握国际秩序，从全球获取更多资源，包括土地、淡水、能源、原材料和市场等等。

正文：在我们对西方世界了解得太多时，却对自身了解得实在太少，乃至于一切的憧憬与蓝图都是建立在一个无法支撑这些愿望的土地上。

首先我来讲个故事，这是发生在15年前的“安利退货门事件”，故事发生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城市——上海： 自九十年代后期，随着跨过企业进入中国，西方世界与中国才在基本的生活层面真正开始相互接触。在跨国企业大批量迁往中国的过程中，一家名叫“安利（Amway）”的美国保健品跨国公司，也希望在这片它并不熟悉的土地上开展蓝图。 作为一家排名世界500强、并且是前三十名的国际知名企业，安利公司直销制度体系显得非常独特，并且被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另眼相看，形容为“最无懈可击的激励制度”、被哈佛MBA和中国人大MBA列为教材案例，这家公司自然是实力雄厚，对中国市场充满了期待。

然而，正是这家巨型企业，在中国最繁荣的城市上海，领略到的是东方人的不可思议之处： 刚进入中国的安利，一切制度是以它在欧美的设计为标准。按美国安利规定，产品实行无因全款退货”：不管任何原因，如果顾客在使用后感到不满意，哪怕一瓶沐浴露用得一滴不剩，只要瓶还在，就可以到安利退得全款——注意哦，是退全款！这项制度在美国施行了很久，一直是安利公司的信誉和品牌象征，退货率微乎其微 (估计那"微"也是在美国的中国人)，安利的产品是优质的。然而在中国，精明的国人很快以“特色”的方式震撼了美国人：很多中国人回家把刚买的安利洗碗液、洗衣液倒出一半，留用，然后再用半空的瓶子、甚至全空的瓶子去要求全额退款。在上海，刚刚开业不久的安利公司，每天清早门口排起了退款的长长队伍，络绎不绝，人潮涌动，一时间，令安利的美国人大吃一惊。

美国人怎么也搞不明白：作为拥有半个世纪经营经验、一整套完整制度体系的安利企业帝国，他们“全额退款制度”在西方实行一直良好，为何到了中国，竟然遭遇如此数量巨大的退货？真的是产品质量不好吗，以致于引起成百上千的中国老百姓要求退货？ 但由于承诺在先，安利还是顶着每天的巨大亏损，忠实履行了退货承诺。然而，令人更加惊异的现象发生了：一方面是产品销售量剧增，大大超乎公司的预期；可另一方面，拿着空瓶子前来退货的顾客也越来越多，最后竟然达到每天退款高达100万元，还得倒贴30万元产品——终于让美国安利吃不消了！从这之后，安利公司迅速对中国的制度进行修改：产品用完一半，只能退款一半；全部用完，则不予退款！自此，安利（中国）改变了其公司制度，转变了原先安利（美国）的营销模式，开始逐步领悟“中国特色”。 傻乎乎的美国人被精明的中国老百姓耍懵了，上海市民们在这场“退货风波”中或许暗自冷笑，为自己得到的小便宜而沾沾自喜。很多美国人至今也搞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被哈佛大学引以为豪的最先进的制度体系、被誉为“完美无懈可击的一整套激励制度”，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壤上，竟遭遇滑铁卢般的惨败？ 透过这个经济层面的现象，我们发现的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中国现象：即使是西方最优的制度和文化（被哈佛与世界首富认可），到了中国，就陷入泥潭，不仅不能有效实行，反而被国人给“特色化”、同化了。

记不太清楚是谁（可能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曾经说过一段话，大概意思是：任何制度的设计、哪怕是世界顶尖学府和精英设置的体系，都经不起中国人的糟蹋，因为中国人是最精于钻空子的，无孔不入，即使是堪称完美的制度也仍然防不胜防。

这段话大概是这个意思，一直在我脑海中印象深刻。当然，这样的话会令今天我们所有有良知、有现代公民素质的中国人感到愤怒，会刺激我们大多数网上的愤怒青年们。我们的社会在发展，我们已经是全球不可忽视的力量，能够左右世界经济格局，我们应该有条件拥有最完善的制度、应该达到美国那样的社会憧憬。怎么可以说，我们没有资格具备现代公民的素质呢？

我有几位大学同学，在政府部门的县、镇一级做公务员，多年的好友，只要有时间，平常电话、网络常常联系，都能与他们交流一些东西。有一位同学就说，现在基层的问题多如牛毛，事情不大，却整天像苍蝇一样嗡嗡地难以处置，上也不得，下也不得，上不敢得罪，下也不敢得罪，而当地老百姓的一些作为更让他哭笑不得，理想被现实的无奈取代。

他说的有一个事件很值得让我深思：一个外地货车，运的是某种食用油（大概是吧，我是听说的），行至到该乡村的崎岖道路时，因为路面不平，翻了车，货袋破了，黄油流了出来。司机急的是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这时，该地的村民们出现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越来越多，司机心想：这下有救了，有人帮忙来了！谁知这些村民们个个拿着袋子，并不是来救援，竟然是冲上前装油，一袋、两袋装得满满，喜滋滋地拎回家去！司机惊得目瞪口呆，却又无可奈何，拦不住，而村民们更加有恃无恐，甚至去扯那些本没有破的货运袋子，把完好的口袋全撕破了，汩汩的油流出来，不长时间，一整车的货就分到了这些村民手中，他们一个个喜形于色，仿佛白白捡了天大的便宜，却把那司机气煞得是怒火朝天，却无计可施。

货运车不是一辆，后面跟着来的司机们全都怒了，联合起来找当地政府，要求赔偿，惩罚那些“刁民”。政府倒是挺重视，派人前来处理，可村民们不答应，死活不肯把黄油还给司机，双方发生冲突，有人员损伤。闹到后来，村民们不肯善罢甘休，大骂政府是吃里扒外的东西，向着外地人，要求政府必须对村民们赔偿精神、损伤。于是乎，这件令人无奈而两边不是人的事件，最终还是让当地政府做出让步，对两方都进行安慰，自己掏腰包补偿双方，才得以消停。

该同学是当事人之一。他在大学时，也曾是愤世嫉俗的青年，侃侃而谈天下大事，动辄自言“以后我要是当政了就如何如何”之类话语，如今在基层干了两年，当年的意气风发早已不见，有的只是无奈的苦笑，说：罢了罢了，在中国，就是这样想必再多过几年，这样的事再见得更多，也就心态麻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它风雨欲来，我已岿然不动了。

中国地域差距之大，现象可谓千差万别。上海的市民们疯狂退货的举动、与田村老农们疯狂抢货的举动，在我看来，却并无二致，恰恰是映照了我们这个时代——或者说是千百年来一直未变的国人群体心理。我的眼前浮现出的是这样的——无论是在高楼大厦的繁华城市、还是在穷乡僻壤的山间田边，他们都为着自己心里的小算盘、小利益做精确的打算，想着的是那点便宜，如何才能最快、最有效地到达自己手里？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一个中国特色的现象：领取退休金。 中国老一代人们的退休，通常是从自己单位、机关里领取退休金，而由于老人们的行动不便，这种按时领取退休金的行为通常由子女们代领。而在中国，许多老人去世之后，子女们不主动通知原单位、并且继续以老人的名义领取养老金的现象普遍存在，有新闻报道曾有老人去世十年后，其子女依旧在以老人的名义去领养老金。事实上，这种“群体贪小便宜”的现象在中国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全国大大小小成百上千城市、乡镇，不知有多少老人的子女们在钻这样漏洞。乃至于传出某市镇的单位，大呼退休金不够发，不得已要求退休老人必须拿当天报纸亲自拍照片，证实本人还活着，才能领取养老金——当然，这引起老人们的子女群体的抗议，认为是对人格的歧视。而在领取退休金的背后，却通常是人们潜意识里的心态：反正是国家的钱，既然没阻止我领，也没发现，我为什么不领？我这不算贪污犯罪吧？

中国有成千上万个城市、乡镇和单位机关，这种公然在老人死后、继续以老人名义领取退休金的中国特色方式，数目之多，倘若真的一五一十严查起来，恐怕严重得惊人。这其中，数量上占多数是平头百姓的退休职工，他们的子女为贪图老人的几百元退休金，年年月月如此，尽管他们个体认为区区几百元并不算违法。

这让我想起了八十多年前的鲁迅所写的《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一个有着千百年历史背景、西湖十景之一的文物建筑——雷峰塔，因为老百姓们传说此塔的砖块搬回家可以“辟邪”，于是纷纷偷挖雷峰塔的砖头，你一块，我一块，纷纷搬回家，按人民群众的说法是：我就搬一块砖头，不算犯法啊。于是，最终，雷峰塔在这样“集体无意识犯罪”的行为下，轰然倒塌，尸骨无存！

还有一则消息：重庆市的一个小镇——人和镇，竟然在2005年创造了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离婚记录。这个人口仅有2万人的小镇，短短一年时间里竟有1795对夫妇离婚，然后是假结婚、假再婚、复婚。这种滑稽的群体表演，原因在于重庆市的一份征地补偿办法规定：一、一对夫妻只能分一套房，但离了婚单独立户，就可以各分一套房，并以优惠的价格购买；二、配偶为城镇户口且无住房，可以申请多分配一间屋，从一室一厅变为一室两厅。

如此优惠、良好的保障制度，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壤上，再一次遭遇类似“安利退货”般嘲弄，这再一次让我质疑：这真的是制度本身的问题么？换一个制度这种现状就能改变么？

据《南方周末》报道，该镇的老百姓无论年龄大小，纷纷踊跃加入离婚队伍。“村里老太爷老太婆都来离婚了”，“七八十岁走不动路，儿孙扶着来的、背着来的都有，一大家人，有说有笑地排队”。面对如此离婚热潮，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徐南雄很无奈地说：“55号令规定离婚分户可分房，新婚姻法又简化了离婚程序，我们没有理由去阻止离婚。” 而对于大多数村民们来说，离婚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是更加复杂的任务：再婚。于是人们又一次行动起来，最关键的是找人。村民们发动一切亲朋好友，在政策划定的“老重庆9区12县城镇户口”范围内寻找结婚对象。村民们甚至开始“悬赏”，赏价从最初的六七千元一路飙升到上万，重赏之下“丈夫”和“妻子”源源不断涌来。

这样的事例我不想再说了，在我们这片特色的土地上，一切皆有可能。没有办不到，只有想不到，国人对于体制、环境的超强适应能力，还有极具特色的现实想象能力，真是令人惊叹叫绝而又不可思议。

历朝历代，百姓们通常会大骂贪官、大骂权力垄断者，因为那些人往往有比我们更顺捷的渠道，去获取本不应得的利益。我们常常说：官是黑的、丑恶的，而民都是无辜的、善良的——其实这是自欺欺人的说辞。在“安利退货”、“农民抢黄油”、“退休老人子女冒领退休金”这些发生在平民百姓身上的事情中，我发现的是：普通百姓只要一旦获得了某种权力（哪怕是临时的），有机会更改游戏规则时，他们表现出来的群体行为与那些贪官、腐化分子的作为没有两样，甚至表现得更明目张胆，更加令人恐惧，因为——每个人都堂而皇之地认为自己无错。民与官，不过是同属一个共同的群体罢了。而这个群体，就是我等诸位国人。

这种思维的普遍性，深入你我等每个人的内心，不论是高高在上的官员，还是普通的平头百姓，只要任何人得到了钻空子的机会，就会不择手段地去捞取最大利益，并且，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可耻，而是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切、身体力行地去为之去“争取”。 现实社会中的许多现象，给予我们一个巨大的问号：难道好的制度（譬如民主制度）真正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吗？这样好的制度在哪里？哪里有这样绝对完美的制度呢？对于精明算计的国人来说，恐怕任何完美的民主制度都依然能被钻漏洞，任何的法治体制都约束不了国人的行为。同样的制度，同样的环境里，美国、澳洲可以遵守，而国人却绞尽脑汁地寻找漏洞。对此，我们该做如何解释呢？

当这个时代的人们在高呼“完善体制”时，我恰恰认为，制度是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其实本质的问题在于资源。

中国产业分工处于世界产业链条下游，没有掌握世界贸易的定价权，利润根本到不了中国手里。没有更多的利润哪里来的更多资源？没有更多的资源哪里来的共同富裕？正如张文木《世界历史中的强国之路与中国选择》所说

现在咱们中国也出现了农民解体的情况。说农民没土地？也不对，地当然是有的。有的同志说，农民不能失去土地。这当然没错，但问题是目前农民手中的农作物因为没有国家垄断性的保护不仅不赚钱，反而成为农民养不起的负担，种地收入还不足以补偿投入，结果其土地只能被房地产吞并。为什么？不断赔钱还不如一次性回收一笔钱。在这种条件下农民失地就是必然的，而且是自觉的。农民失去地以后，他往哪里去呢？他只有进城。法国当时就面临这样的情况：农民前赴后继地涌进城，没工作，怎么办？就闹革命，打砸抢。

于是法国大革命就在1789年开始了，社会在流氓无产者的席卷下动荡不断，这就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当时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是拿破仑。拿破仑战争本质上来说，是第一次抵御资本全球化并在抵御中实现民族国家从农业国家向近代工业国家转型的战争。资本冲击使法国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农民因为贫穷都争着进城，进了城，还是贫穷，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开始以为是腐败造成的，于是都讲反腐败，越反越厉害，最后没办法，就杀人。

法国大革命中出现我们现在的极端自由主义者吹破天的《人权宣言》，这导致一种误解，以法国大革命是人权革命。 在拿破仑之前法国如此混乱以至《人权宣言》和断头台同时并存。为什么两个极端会都在法国出现？因为解决不了问题。开始的时候，说大家不注重人权，于是大家都提倡人权。人自由了，人权解放了后，但还不解决问题，尤其是大量农民进城带来的问题。大家又认为是“腐败”，随后就开始杀“贪官”，当时把大商人和大官僚丹东都杀了，罗伯斯庇尔是反腐铁腕人物，最后也被杀了。杀到最后还不行，那怎么办？于是拿破仑出来了。拿破仑找出问题的根源，他说：“在世界当前情况下，任何国家要想采用自由贸易原则，必将一败涂地。” 为什么？因为你处于资本链条中的下游。如果你像英国那样处于上游，你当然可以进入与英国平等竞争；你弱，就不能将“自由竞争”当拜物教来搞。你还真以为与狼可以共舞，真以为舞完就可以变为狼，没有几十代人的牺牲代价，那是不可能的。 兔子和狼关在同一个笼子里，怎么起舞啊？与狼共舞的结果必被狼吃掉，你没看见动物园里，虎笼中的活鸡舞不了几下就被吃掉了。所以，弱者要自我保护。结果法国出了保护“弱势群体”即失地农民的拿破仑。

拿破仑痛斥当时的极端自由主义学者说：打败法国的不是利剑而是墨水。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法国瞎忽悠，将国家搞成这副模样。 拿破仑上台后先将一部分农民放回去了，让他们有土地。另一方面就是限制外国资本，最后转动和发展法国民族资本。

富余的农民怎么办呢？就去打仗，为法国资本打市场。在入侵意大利前，拿破仑作了极富煽动力的讲演，他告诉他的士兵：

士兵们！你们既饥饿又贫穷。共和国亏欠你们的太多，但她也无力偿付她的债务。我是来领导你们进入阳光普照下最丰饶的平原的。富有的省份，富裕的城镇，都将任你们处置。士兵们！如此一个远景，你们怎么能失去勇气与信心？

就这么着拿破仑带领他的士兵打遍了欧洲。 把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的农民全解放了，这就给法国的资本提供了无限丰富的劳动力市场。同时他也用军事手段将英国资本封锁在欧洲之外，形成一个法国独享的“大欧洲共荣圈”即独家垄断市场，净赚欧洲的钱。几十年后，俾斯麦也说：“在科隆大教堂中可以找到珍宝，占有这批珍宝，就能够结束法国革命，并巩固那里当权者的地位，即法兰西皇冠” 日本人后来也是用这样的方法，打遍亚洲各国，将英法逐出亚洲之外，使亚洲各国成了服务于日本的外围地区。拿破仑的法国尽管被打败了，但法国由此形成了自主性的国家生产力，并挤进了当时还只有英国一家的资本中心。"

法国从次走上民主、文明、自由的康庄大道，享受上了工业化社会的人权。群氓的事件在法国逐渐消失。

当拿破仑向法国人解释法国社会动荡，道德败坏的原因的时候，当他向他的士兵发表演讲的时候，他是否知道，他的演讲其实更加真正、彻底地适用于我们这个国度？

中国有句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句话反过来，就会变成法不责众。

在一个资源匮乏的社会里面，再美好的制度，当面对着亿万只关心柴米油盐、无视其他的贫民时，也苍白无力了。

在一个资源稀缺的国家里面，再健全的法律，在亿万拼命钻营求生的百姓面前，也漏洞百出了。

尽管今天的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30年，国力的发展一日千里，人民收入更是成倍提高。但我依然看到，上海的市民、田间的农夫乃至网络上无处不在的愤怒青年，他们的心态与30年前红卫兵没有丝毫差别。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中国被限制在欧亚大陆一隅，当年无法接触和掌控海外资源的现状，今天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中国不能掌控世界主要能源、原材料产地与海上航线的事实，依然没有发生任何改善。国际市场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对于中国而言，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即。甚至食油、铁矿石等能源和原材料上涨的速度比百姓收入增长的速度还快。结果就是物价与收入齐飞，GDP高增长共社会不安定一色。

当一个国家的资源只能提供够温饱而不够小康的生活的时候，你如何阻止民众为了过的更好而互相倾轧？

当一个国家的财富只能允许10亿人中的千分之一富裕起来的时候，你如何能保证民众不为了进入那千分之一而勾心斗角？

我们二十年来感觉被美国，被西方压着，任何试图收购海外资源的动作在国际主流媒体那里好像都是见不得人的地下交易，如同地下摇滚一样，任何试图公开谈论中国崛起后如何过上发达国家式的生活的讨论都被视为中国威胁和穷酸意淫。

这种感觉，不仅仅是少数爱国愤青的专利，很多老百姓也感同身受。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中国没有掌握制海权，被西方牢牢的限制在海岸线以内，无法跟西方人一样享受到全世界丰富的资源。西方人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改变全球资源分配，他们就是要把中国人堵死在东亚的第一岛链之内，让中国人因为资源贫乏而自己斗自己，没完没了的为着挤进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而打的你死我活，没完没了地为着一张返乡的春运车票斗的头破血流。其实中国同胞只要能出来看看，就知道这世界很大，资源足够你我分的，只要能掌握制海权，可以随意移民海外，土地、房子、吃水、看病、上学根本就不是问题。无数移民澳洲、北美的中国人早就用自己的双脚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这一代人，这么多年怎么过来的大家都清楚。已经这样了就算了，但是绝对不能让子辈和孙辈也像我们这样这么憋屈。中国不是不适合民主制度，而是缺乏资源来实现民主制度。中国人不是不具备民主素质，而是眼下太穷了，在生活的压力面前，这些素质问题都退居次席。因此，中华要复兴，中国人民要变得文明，根本任务就是要取得跟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平等分享世界资源和财富的权利。美国人均排多少碳, 中国人均就要排多少，美国要人均消费多少石油，中国人均就要消费多少石油，类推到所有其他资源。不管西方同意不同意，中国人要想变得文明自由，享受上民主就也只能得靠拿起枪杆子，改变目前的世界财富分配格局，获取国际规则制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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