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1949年陈云稳定物价谈起 -- zhuhit

其实，无论如何，仅仅通过政治高压来解决通胀的话，都是有问题的，只有抓住根本，解决货币问题才是关键。

历次反通胀就是明证。

毕竟来说，从货币总量上来控制，是总经理能够达到的。

以现在的体制来说不太可能达到对下面长期的控制的，这个我想是忙总想要表达的意思。

老毛1958年给他的秘书推荐的文章中就有贾谊的《治安策》，就是希望田秘书能够领悟他的意图，分清当时的形势，只是田秘书的悟性不够，悲剧阿。

当然对于前总经理，我与忙总有分歧，如果说每一个国企老总或者大多数国企老总都像忙总一样，前总经理就不用进行当年大刀阔斧的改革了，事实上是大多数老总不能达到忙总的能力和道德水准，那么当时的情况下，我想这个选择也是一条不错的道路。

从治理通胀来说，1994通胀治理是改开之后历次治理效果最好的一次。

1.为什么要搞大区？

大区制产生的直接原因有三条，从天来说，是战时体制（朝鲜战争1953年结束），从地来说是战争时期的根据地、军区和野战军的历史延续，从人来说是抗战中后期开始，一直沿用的党政军一元化领导。

2.为什么取消大区？为什么能取消？

大规模战争时期结束，进入了和平时期，天时；大规模裁军、整编，新的军事方针和路线（现代化的国防军），军队和党、政逐步分家，地利，中央（其实就是毛）威信如日中天，手段高明，人和。

中国这块土地上科技，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的变化都是巨大的。考虑国家治理，现在一定要加入科技，尤其是通讯交通发展因素。

我认为社会的快速发展，前提之一就是要保证国家统治的牢固以及缜密。而不同时代，不同科技背景，文化背景下，国家统治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就我看来1949年，基本上还是农业社会的中国，中央对地方的管辖能力，主要是依赖着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做后盾，从而保持了几十年的中央对地方的有力治理。但是各地经济基本毫无联系。各个县城都有的五小之类的工厂就是个例子。

在改开后，尤其90年代，在意识形态涣散的现实下，中央对地方的管辖能力如何实现？这时候更多的是通过几十年积累的全国性道路交通通讯，大型企业组织这些粘合剂。只是当时粘合剂粘度不够，因此老朱自己搞了个中央地方分账的概念，降低各地干正事的效率，将财权大量回收到中央层次。以此为代价，加强央地粘性。好歹撑过来了。--90年代真没闹懂怎么熬过来的，真奇迹啊。地方上当时为什么肯交钱，谁能说说？听说90年代初李鹏下去要钱，和叫花子似地。最后也没要上来几个大子儿，想想都可怜。

现在，各地经济联系比以前要紧密多了。不过地方自己倒腾的空间还是不少，老朱那套临时性手段后遗症越来越明显。因此要继续加大交通运输通讯的发展以及中央直属全国性大企业的培育。继续加强各地经济联系。

此外更要理清现有央地职责划分，对现有权利大清理，做到有抓有放。现有技术条件下，完全可以多搞点中央对某些行业部门的直属管理么，多捏地方几个蛋蛋。而且根据规模效应，直属管理可以搞得比较专业化，效率反而会比较高。

央地粘合度足够了，那么该放的权也可以多放放，让地方多搞点管理模式的试点工作。重庆模式也好，广东模式也好，是龙是蛇试试才知道。让地方上探探以后的路怎么走。现在小年轻都知道纯市场不行，纯计划也早过时了。那么市场和计划怎么融合，还需要什么添加剂，意识形态是否需要培育。很多问题要探讨实验的，那就撒手让地方上自己搞那么个10年，弄弄明白。

等到这一系列通畅了，现在说的经济问题也早就不是问题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