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说说今年读的几本书 -- gb2312

革命这个词，出自《易传·彖·革》：“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真正的革命，就是顺天应人，是我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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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壁虎

链接：http://www.zhihu.com/question/29653125/answer/72493535

来源：知乎

高中的好朋友在美国留学时遭枪击身亡。当时她在图书馆还是实验室忙到十一点多回家，当天下大雨，所以喊了男朋友接她。男朋友刚买了辆二手宝马。回到家后在住的门外两人遇袭身亡。这个事情传到国内新闻标题变成“一男一女两位留学生深夜宝马车内身亡”。评论全是“这么晚了不知道在车里干嘛”“所以说有钱人去国外有什么好”“又是出国花爸妈钱的富二代”。

国内无良媒体用恶意标题传播事实，没有思考能力的群众用这么丑恶的嘴脸去揣测自己在国外遇害的同胞。我曾经以为是水军恶意抹黑，不停地在天涯，在微博澄清事实。后来我才发现那些骂人的冷嘲热讽的，全是活生生的人。

微博一个用户回复我说：“你凭什么说人家是好人，你又不认识他”。我说“我确实认识她，她是我见过最好的人。”

为什么在你不熟悉一个人的时候，在一个同胞无辜死去后，可以拿最恶毒的话去中伤别人？我的这个朋友，确实是我遇到过最好的人。乐观开朗，阳光逗逼，像个小太阳。她父母恩爱，家庭小康，是个良好家庭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妹纸。我的朋友，就是因为给爸妈省钱，才和别人一起租到了治安不好的街区。就是为了省钱，出国后节假日从不回家，都在学校打工。平时都是和男友骑自行车上学，那天下大雨才让男友开车接。以前看到留学生出事的新闻我和她聊天时她开玩笑和我说最大的愿望就是活着毕业。

这件事过去很久了。其实，当时的恶语中伤和失去亲人的伤痛比起来也不算什么，甚至当时的愤怒或许还帮助冲淡了一些悲痛。那些在网上随便诋毁过世同胞的人，不到一个星期就去骂另外的新闻了。唯一痛的只是她的双亲，失去独女，网友骂的最凶的时候他们整个人是木的。而到现在妈妈还是整宿睡不着，爸爸为了支撑妈妈好像看起来坚强一些。

这个事真的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我之后再也不相信新闻标题，看到新闻都会站在不同立场揣测一下事实。我也开始明白很多人是真真实实的内心阴暗，世界上并不是每个人和你一样成长在阳光下。我也告诫自己，不凭只言片语恶意揣测他人，哪怕做个路人，也不做落井下石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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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大家，三年前的费尽唇舌得来的是嘲讽和质疑，三年后的感慨之言收获的却是鼓励和安慰。或许我们的网络环境也没有变得更好，只是三年前没有一个平台让好人聚集在一起发出自己的声音。

有些朋友关注的后续：

2012.4.11案发

2012.5.18抓获两名嫌犯

2014.2.5主犯认罪，无期徒刑，由于主动认罪不能判处死刑。

2014.10.27从犯坚持不认罪，被判一级谋杀罪名成立，无期徒刑。

两年多，案子才定罪，也没有得到父母想要的死刑。期间嫌犯律师十几次申请延期，每次开庭不到十分钟，对远在中国的父母又是精神和精力的折磨。案子完结后的赔偿商定又是漫长的撕扯。

这两年逐渐也再没有媒体关心后续，只有中央台跟进了案件，做了如实的报道。一个孩子的离开，摧毁的是整个家庭的希望。爸爸妈妈叫我们注意安全，不让干这干那时别嫌他们唠叨。一次意外，你影响不了其他，你也不知道死后被人如何谈论，你只能留父母看世态炎凉，忍一生伤痛。

我仅陈述事实，大家可随意转载，传播真相。再次感谢大家，祝大家都平安健康。

今天是我在北大，在大学正式讲台上，最后一次讲课，所以要利用最后的时间，说一说我最想对北大学生讲的话。主要讲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对北大学生的期待。

　　关于“北大失精神”的问题，已经谈得很多了。我们都是普通的老师与学生，无力抵挡这一切。我们所能做的，也只是“坚守”：当政治的逻辑、资本的逻辑笼罩一切时，我们还要坚守思想的逻辑，学术的逻辑，教育的逻辑。

　　因此，我对北大学子有两个期待。首先是——不要抛弃“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北大精神

　　这就是说，同学们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毕业后会走向不同的工作岗位，从事不同的事业，人生的道路也会有许多的变化，但有一点，应该是一致的，不变的，就是我们既为北大这块土地所养育，我们就永不抛弃“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北大精神。

　　你或许从政，但你必须做一个具有独立、自由的思想，批判、创造精神的政治家，公务员，而不是谋求私利，随风转舵的政客和唯唯诺诺、无所事事的官僚。

　　你或许经商，但你必须做一个具有独立、自由思想，批判、创造精神的企业家，经营者，而不是投机取巧，谋取暴利的奸商，无所作为的庸商。

　　你或许治学，任教，从事新闻出版工作，你也必须做一个具有独立、自由的思想，批判、创造精神的学者，教师，编辑和记者，而不是出卖灵魂的帮闲、帮忙文人，混迹文坛学界的无用之人。

　　当然，如何坚持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北大精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机遇，也有不同的气质和才能，因此，其表现形式，发挥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同学可能表现比较突出，发挥比较充分，成为一个杰出人才；更多的同学则尽职尽责，但也自有操守：有所为(创造)，有所不为(怀疑，批判)，更有独立、自由的思考与人格。这是我们作为北大人的底线，是不能轻言放弃的。

　　我知道，在现实中国，要做到这一点，很难，很难，要坚持一辈子，就更难，更难。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大染缸，是一个没有建立公平、合理的游戏规则，没有民主监督的体制，在这个体制下，人是很容易被腐蚀的；又是一个不允许独立、自由思想，压抑批判、创造精神的体制，在这个体制下，人是很容易被压垮的。因此，真要坚持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北大精神，是要付出代价的，这是一条充满艰险的人生之路。我有时又想，我面对同学们，提出这样的期待，是不是过于理想化，甚至会害了大家？但我又真诚地相信，这是一条通往真实的人生，充实的人生之路，那充满丰富的痛苦的人生，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这是我一生的经历、经验告诉我的。记得我年轻时候读鲁迅的《与幼者》，他引述日本作家有岛武郎的一句话：“幼者呵！——上人生的旅路罢。前途很远，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的面前才有路。”每回读到这里，我都非常的感动。今天，我在这里向诸位提出这样的期待，也是要告诉大家，这条路，“前途很远，也很暗”，但是，“不要怕。不怕的人们面前才有路”。——当然，我的期待，对诸位来说，只不过是人生选择中的一个参考意见；路怎么走，还是要自己选择的。

　　而且，我还有第二个期待——目光永远向前，向下，立足中国的大地

　　在1999年12月，我应北大学生会之约，写了篇短文：《新世纪寄语青年》，讲了两点意思。首先是：“新世纪呼唤着新的思维，新的批判力、想象力与创造性，呼唤着更加自由的精神空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为之作出贡献”。——这包含了我的一个判断：新世纪(也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的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着“文化重建”的任务，又是一个知识大发展，大交融，全人类文明大碰撞，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这样的新世纪是特别呼唤批判、创造、自由的精神的，我之所以在前面如此强调不要抛弃北大精神，实际是着眼于这样一个新世纪发展的大趋势的，诸位作为一个新世纪的人才，如果抛弃了这样的精神，是有可能被这个大时代抛弃的。

　　但我这篇短文的重点是表达这样一个意思——

　　“不想预测新世纪将给这个世界，给中国，给我们带来什么。只是希望北大学子，也希望我自己，目光永远向前——要听得见‘前面的声音’的呼唤，不停地往前走；同时又目光向下——要立足于中国的大地，沉入民间，更关注人民的真实生活，自己也要做一个真实的普通人。”

　　这里说“不想预测新世纪将给这个世界，给中国，给我们带来什么”，也是包含了我的一个判断的：21世纪，无论是世界，中国，以至我们自己，都会遇到非常复杂的，难以预测的情况，这将是一个既有大发展，又会有许多新的困惑，以至迷茫的时代。这就很容易产生“前方”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办的问题。我今天也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和诸位讨论。

　　当年鲁迅在他《野草》里的《过客》，就讨论过这个问题。文章中的“小女孩”(或许就包括什么都还没有开始的在座的诸位)说：前方是“花园”，但这很可能是一个一厢情愿的美丽的梦；“老人”(大概就是我这样的饱经风霜的一代人)说：前面是“坟”，这或许是反映了更根本的真实。问题是面对这样的前景的态度：“老人”宣布，他将“休息”，不再往前走；而鲁迅笔下的“过客”(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自己)却在短暂的犹豫以后，表示：我不能“回转去”，也不能“休息”，因为“那前面的声音叫我走”，“我只得走！”——“过客”的这种“明知前面是坟而偏要走”的精神，是很有启发性的。这里所说的“声音”其实是自己内在生命的“绝对命令”，就是说，不管前面是什么，即使是“坟”，也绝不后退，绝不停留，绝不气馁，绝不放弃，要“走”，“往前走”，不断地探索，寻找，在似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故乡》)。我在这里郑重地把鲁迅的这一“过客精神”推荐给诸位，就是希望大家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无论什么情况下，即使是最困难，似乎绝望的时候，也不气馁，不放弃，“目光永远向前”，“不停地往前走”，保持积极向上，向前，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的精神状态，这其实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常为新的，改进运动的先锋”的北大传统，在我们每一个北大学子身上的体现。

　　我的“目光向下”的期待，则包含了我的一个隐忧。北大的教育越来越成为“伪精英教育”。本来，北大是应该培养一流人才即社会精英的。按蔡元培先生对大学结构的设计，北大应属于研究型大学，而不是实用型的大学(蔡先生称为“专科”)。我曾经说过，“北大首先要培养出一批为我们国家、民族，为学术发展提供新思维的思想家，鲁迅所期待的‘精神界的战士’；同时，北大所培养的各专业的专家、学者都必须是思想者，必须是永远不满足现状，永不停止思想探索的精神流浪汉”，“是本专业新的学术思想、新的研究领域和方向、新的技术和方法的开拓者”。因此“北大的教学和学术研究应更注重于基本的学理、基础的理论，应更具有原创性、开拓性与超前性，更注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相互吸取和综合”。而现在的问题恰恰是北大放弃了自己研究型大学的优势，在所谓“适应市场需要”的口号下，向实用型的专科靠拢，不但造成了学校定位的混乱，而且极大地降低了学校教学、研究的水准与品位，距离前述培养高素质的具有思想与学术开拓性、原创性的精英人才的目标越来越远。而真正的民族思想文化学术的精英，他也必然是人类、民族良知的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必然有着强烈的社会关怀，底层关怀，他的目光是既向上也向下的，即所谓“脚踏大地，仰望星空”。

　　而让我感到忧虑的北大的“伪精英教育”倾向下所要培养的精英，却是有其名而无其实的“假精英”。所谓“伪精英教育”的要害，实际是“学而优则士”的传统，通过北大这座桥梁，挤进既得利益集团。这本是蔡元培那一代先驱所反对，所要竭力避免的。所以蔡校长在就任第一天的演说中，就谆谆教导说：“诸君须报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学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以后他又在许多场合反复强调一点：“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大家不妨看看今日之北大，谁入学不是为了做官、致富，北大早已成为养成资格之所，贩卖知识之所了！问题是，北大以及中国大学的这些蜕变是有社会基础的。在应试教育下，诸位吃得“十二年(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寒窗苦”，好不容易通过“千军万马独木桥”，闯进了北大这个最高学府，不要说为此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的家长，连你们自己，也都希望“近水楼台先得月”，用北大这块牌子挤进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在某种意义上，你们，以及你们的家长，希望通过读北大来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被培养成社会精英，即所谓“跳龙门”，或者说社会底层成员的向上流动，这都是正当的，合理的，这也是一种基本权利。问题在挤进既得利益集团的意识(这也是社会培养的)。更严重的是，到了北大以后，所接受的又是前面我们所谈到的，蔡校长竭力反对的极端之国家主义教育和极端之实利主义的教育，而这两大极端教育，表现在北大这样的所谓重点之重点大学，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伪精英教育”，不是培养真正的社会精英所必有的公共利益意识，社会关怀，底层关怀，而是灌输以“他人为敌人”的弱肉强食的所谓竞争意识，鄙视劳动，劳动人民，普通民众，逃离土地，土地上的文化、人民的所谓精英意识(我们已经说过，这其实是假精英)。在这样的教育下，所培养出来的所谓尖子学生，他们身上有两个特点，一是极端的利己主义，而且是建立在高智商基础上的，除了自己的利益之外没有任何信仰、信念的，精密、精细筹谋的利己主义；二是对生养自己的土地，土地上的文化，人民，不仅存在认知上的陌生感，而且在情感和心理上都有一种疏离感，他们似乎都是世界主义者(尽管他们把爱国主义的口号喊入云霄)，但其实不想、也不能进入他国世界，只有孤立的个人，这样的失根、无根的状态，可能会给他们带来真正的痛苦，但他们在相当一段时间是不会感觉到的，因为这个社会会使他们感到游刃有余，他们正在被这个体制培养为接班人。这也是必然的，能够支撑当下社会的人才，已经不可能是信仰型、盲从型人才，而必然是这样的无信仰的，因而为谋利可以听命一切，但又是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管理才能，善于和国际资本打交道，高智商，高水平的极端利己主义者，他们可以高效率地执行国家意志，并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骨干成员。培养并输送这样的接班人，是正在贯彻的国家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之极端的伪精英教育的目标所在。完成这样的国家使命，就是一流大学了，如果进一步还能够执行国际资本的意志，那就是世界一流大学了。

　　而我们所能做的，依然是绝望的反抗。提出希望北大学子“目光向下——要立足于中国的大地，沉入民间，更关注人民的真实的生活，自己也做一个真实的普通人”，正是要自觉地抵御这样的伪精英教育。这里提出的，是一个立足点的问题，在人们所说的全球化的时代(这是二十一世纪最基本的特点)，立足点是一个大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我们应立足于中国本土，然后才可能真正立足世界；在国内，我们应立足于民间，底层，普通百姓，那是国家、社会的根基，也是我们生命之根。所谓“目光向下”，就是要关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大多数人的生存状况，实实在在地为他们谋利益：这是我们做人的根本，也是做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根本。而强调“做一个真实的普通人”，则是要强调鲁迅所提倡的“泥土”精神，作为年轻人，既要有高远的理想，所谓“不想做将军的兵绝不是好兵”，也要以一个平常心，更要有不怕做小事情的精神，这对北大人或许是尤其重要的，如许多人都谈到的那样，北大学子很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志大才疏，眼高手低。其实不肯、不屑、不能做小事情的人，也是干不了大事情的。我们在前面讲的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精神都是要落实到一件件的小事情上的。我对北大学子的两个期待，是相辅相成的，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前面讲的，“脚踏大地，仰望星空”。这是一个真的“人”的境界，也就是要做一个真正的“人”。

　　以上这番话：关于大学教育，关于北大传统，关于我对北大学子的期待，都是一些胡思乱想，胡说八道，它很不切实际，也很不合时宜，有些话可能会犯禁。同学们也未必同意。但都是我的心里话，已经憋了很久了。也算是我对北大的“告别词”吧，说是“遗言”也可以。说出来，也就是“立此存照”，表明要一统天下也不那么容易，总还有不同的声音。讲完了，我的使命就完成了。

　　还有一点时间，讲第二个问题：我与北大的关系。

　　我是1956年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的，那年，我十七岁，距今已经四十六年了。读到二年级，我们新闻专业和人民大学新闻系合并，1958年我就转到人大去了。尽管我是人民大学的毕业生，但我始终感到自己是北大的学生。大学毕业后，分到贵州安顺一所卫生学校教语文，业余时间读鲁迅，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读鲁迅，慢慢地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第一个念头，就是回到北大讲台上，向学生们讲述“我的鲁迅观”。这样一个梦想，支持着我度过了在贵州十八年艰苦的岁月。1978年，正是我离开北大二十年之后，我作为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回到了北大。1981年留校任教，我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但到了八十年代末，整个中国知识界惶惶不安，面临着新的选择。当时我就宣布自己的三大选择，叫“三不离开”，第一，不离开中国，不管这个本土多么让你失望，我也要留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共度艰难；第二，不离开北京大学，不离开北大的学生，这是我的根据地，我的精神家园；第三，不离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特别是鲁迅研究，这是我的阵地。这也可以算是我的三个坚守。正是这三大坚守支撑着我度过了八九以后那段最艰难的日子，一路坚持下来，到了现在我最后又要离开北大的讲台。在这二十一年的北大讲学生涯中，除了讲现代文学之外，主要是讲鲁迅，我从1985年开始给81级学生讲鲁迅，一直讲到现在，讲到今天，此刻。就是说北大有二十一届学生，几代北大人听过我讲鲁迅，这是我的北大讲学史中最大的光荣，最引以为豪的。在《心灵的探寻》(这是我第一次给北大学生讲鲁迅的讲稿)的再版序里，我这样写道：这是连续十几年的“虽有起伏，却从未间断过的心灵的交流，精神的对话”，这十几年“外部世界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啊，而在北大这里，却奇迹般的坚持了心的追求与精神的传递，贯通其间的正是鲁迅等先驱开创的‘北大传统’。”我由而产生了三个“坚信”：“坚信鲁迅的力量：他活生生地存在于当代中国与世界”；“坚信北大的力量：不管经历怎样的挫折，它永远是中国的精神圣地”；“坚信精神的力量，人性的力量，人之为人，总是要有超越物质的精神的追求”。我最后说，这是“北大学生启示我的这样的信念”，因此，我永远感激北大的学生，永远怀念北大的讲台。

　四年前，我为自己六十年的人生旅程，作了这样一个总结：“我的生命就这样与两个空间——贵州与北京大学，一个群体——中国的年青人，建立了血肉般的联系，而与后者联系的主要纽带则是鲁迅。由此构成了我的生命中的‘四大情结’：人生道路的支点，精神的后援，思想、灵感、想象力的源泉，学术的出发点与归属——，都在里面了。”我在另一篇文章里也谈到，“我的精神基地有二：一是被人们称作‘精神圣殿’的北京大学，一是处于中国落后边远地区的贵州安顺”。我也在和“社会的顶尖与底层，学院与民间”都保持密切的精神联系中受益，这或许是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的一个基本经验。

　　我因此常常吟诵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确实是太爱北大，太爱贵州了。

　　但这些年，我突然成了北大最有争议的人物，许多人喜欢我，主要是学生，他们曾把我选作1999年“最受学生欢迎的十大教师”之首，或许正因为这样，引起了一些人，一些部门的警惕与关注，于是，就有一种力量想把我赶出北大。之所以会这样，无非是从北大百周年校庆前后开始，我不断地发出对北大，对中国教育的批判的声音，原因也是我太爱北大，爱之愈深，也就骂得愈厉害。其实，我的批判或骂，就是我最后这几次课所讲的内容，不过是有自己的一些不同看法和想法而已。但说不定在有些人看来，我一直到今天还在这里骂北大。我的发言、写作成了“不和谐的声音”，就非得消灭不可。这要感谢北大的学生和老师，没有你们的支持，在那样一个最高当局点名，全国范围的大批判、大声讨的形势下，我居然没有被赶走，还在上课。许多朋友都对我说，如果你不在北大，在全国任何一所大学，你早就被“灭”了。对此我是深信不疑的。“疾风知劲草”：这就是北大！而且我在被封杀之后，北大讲台成为唯一的精神的空间，唯一的能说话的地方，以至今天我还在这里发出自己的声音，继续说某些人最不愿意听的话。除了感谢老师、同学们这些年对我精神的支持以外，我还感到了北大传统的力量，北大精神的力量。

　　我也曾想，我在北大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我曾经说过，燕园的林子很多，各样的鸟都有，我大概是一只乌鸦，北大的一只乌鸦。我说过，北大如果都是乌鸦也不行，都是喜鹊可能也不行，学术、教育的生态平衡需要各种各样的鸟。这就叫“兼容并包”。我希望成为北京大学兼容并包的大的生态环境中有自己独立个性的一个独特的存在。我从来不试图将自己的人生之路、治学之路，自己的思想观点强加给学生，我最喜欢对学生说的话，就是“我姑妄讲之，你们姑妄听之”。记得这门课的一开始，我也是这么讲的。我只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讲课，显示自己的生命存在，告诉学生，人还可以这样存在。同学们或许会从这样的存在中受到某种启示，或者毫无感觉；或者在以后的某个瞬间，回想起在北大的生命历程中还遭遇过这样的一个生命个体，或许早就遗忘，这都不要紧。自己的生命与北大的生命有过联系，这就够了。我是极其珍惜这样的联系的。但无可讳言，这些年我对北大越来越失望。而且，越来越感到，自己似乎不太适合在北大生存了，我大概是该走的时候了。

　　前两天，我到贵州去，跟贵州师范学院的学生见面，他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北大怎么了？你怎么看？”我当时确实很受震动。我首先想到的是，在北大百周年校庆时，贵州安顺的一份小报上，就有篇文章表示了对北大的失望：“开风气之先的北大，您为什么没有今天的《新青年》呢？边远小城的书摊上人们看到的是《读书》，《南方周末》，《杂文报》——，来自北大的声音是什么呢？”“敢于兼容并包的北大，为什么到后来你所包容的声音就越来越少了呢？”我突然意识到，很多中国的有精神追求的人，还在向往精神的独立、自由的年轻人，他们眼睛是看着北大的，他们依然把北大看作是“精神流浪汉的精神圣地”，“最后一个精神堡垒”。这些年，我和许多北大以外的青年通信，是深感北大在这些年轻人心目中的地位与分量的。我当然知道这是一个神话，我写回信的一个很大的任务就是要打破它；但我又不忍心打破：一个民族，特别是处于政治、经济的双重困惑中的民族，是需要相对超越的一方净土的；一个民族的年轻人，如果失去了梦乡，连梦都不能做，那就太可悲，太危险了。当意识到北大的表现使这么多年轻人失望，我突然感到了自己应负的责任。因为我是北大一个成员，北大的问题和我有关。坦白地说，过去我在北大内部批判北大，就很少联系到我自己，现在听到了北大外的年轻人批评的声音，失望的声音，就觉悟到这就是在批判我自己：我和北大同时站在被审台上，我们辜负了民族的期望，中国年轻人的期望！我毫不犹豫地向贵州的大学生表示了我的负疚感，同时又说，请大家相信，北大是一个有传统的学校，北大开辟的精神独立与自由的传统总会一代一代地以不同的方式传下去的。我当时就作出一个决定，一定要把贵州同学对北大的关注和失望，以及我所受到的震撼，告诉北大的同学：今天我讲出来了。

　　现在，我要离开北大的课堂，讲台了。这意味着，一段与北大的因缘的结束，一段与课堂的因缘的结束，一段自我生命的“死去”。

　　但我的生命的活力还在，一段新的生命也就在结束、死去的这一瞬间开始。

　　有同学问我，老师，退休后你要到哪里去？

　　我的回答是——

　　回归到家里去，开始我的新的研究，新的著述，同时要尽享家庭之乐。

　　回归到我的“第二故乡”贵州去，关注边远地区，社会底层所发生的事情，做力所能及的工作。

　　回归母校，到中学去，继续关注并参与教育的改革。

　　这“三回归”就是回归家园，回归生命的起点。

　　同时要始终守住鲁迅。

　　此刻，我的一生道路浮现在眼前。特别想起生命低谷时期的几段“座右铭”，这或许集中了我一生的信念，坚守与经验，就送给诸位，作为告别赠言吧。

这是“文革”的三个座右铭——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

　　“永远进击。”(鲁迅)

　　“在命运面前，即使碰得头破血流，也绝不回头。”(传说出自青年毛泽东)

　　这是2000年的“大批判”中所自撰——

　　“我存在着。我努力着。我们又彼此搀扶着。——这就够了。”

　　该说的都说了。就到此为止吧。谢谢大家。

2002年6月27日（根据钱理群教授的演讲整理成文）

两年前，我的一个台湾设计师朋友何樵口跟我说他正在开发一个叫“慢邮”的APP，那是个听上去莫名奇妙的想法：在 “慢邮” 体系里，你在美国寄出一封电子邮件给一个中国朋友，你首先要选择交通工具，可以是飞机、船、甚至是步行。比如你选了飞机，那这封email要十几个小时才能到达，而你的朋友会收到通知说邮件已发出，然后你们都可以在google earth上查看这封虚拟的信曲曲折折飞到哪里了，你要是突然后悔了，还能把这邮件收回来，或者让这邮件到别的国家兜一圈。樵的说法是，“网络时代人们都忘了期待的感觉了，我想让人们在等待邮件到达的过程中，重新体会到好奇或忐忑等情感的美好。”

我知道樵的这个想法即使再天使的投资人都会避而远之，但是最近越来越希望它变成一个现实的产品。身边一屏遮目的低头族愈来愈多了，他们是不习惯等待的一群人，信息来往当然要即时，购物最好一键完成，阅读刷刷微博头条就好，就连手中的iphone5也最好快点碎掉以便换成iphone6; 但他们同时也是无时不在等待的人，一次次刷微信，查邮件，升版本，抢优惠，仿佛始终在焦虑地等着下一次新鲜感，最怕错过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任何事件。从他们更新自己状态的次数来讲，他们也算是活在当下，但他们的时间是如此碎片化，怎么还能去感受时间的流逝或沉浸于身边的风景？那么设计是不是可以去帮助人们找到内省、适度、自如的生活节奏感？

有一个“慢设计”的理念在近几年开始浮出水面，它最早是受到慢餐运动的影响。慢餐显然是快餐的对立面，快餐往往让人们吃的太快太多，而慢餐追求的是让人心怀期望、适可而止而后回味无穷。慢设计则让这种理念进入各种产品和服务的设计，越来越流行的DIY工作坊或者城市农场也算是其中的例子，因为它让人们去体验和享受一样东西成形的过程，而不是无意识地消费。但更让我着迷地是一些前卫的设计，它们试图引发人们对目的和过程的思考。我的一位同事，建筑师和商业设计师 Bea Camacho, 就出过一个设计图叫 “等待之塔”。她说她受到“等待戈多”这一实验戏剧的启发，想为了一个不存在的目的地而设计一个等待的空间，好比没有诊所的候诊室。更妙的是，她试图利用建筑结构，比如楼梯的跨度和陡度，让在里面的人意识到时间不是标准化的，而是随着我们的感受变长变短。不幸的是，还没有房地产商接受她的创意。

即使在以快为本的互联网界，“慢网主义”这个词也开始被人提及，美国设计师Jack Cheng 在2012年写的一篇文章里，对“慢网”有发人深省的定义：慢网和快网之间的区别，就是及时和即时、节奏和随机、适度和过度、以及知识和信息之间的区别。但在实际应用方面，这几年我很难找到“慢网”的例子，也许是因为只有充满了即时性和随机性的产品，才能让人们不敢下线，把焦虑变成流量。但是有一些实验性的设计可以帮助我们想像未来，比如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的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Institute曾经设计过一个叫 “照片盒” 的实验模型，它所做的只是每个月自动从你的Flickr (网上照片库)中所有的照片中随机抽四五张照片打印出来，而且它长得就像个老派的盒子，似乎在家里已经存在了很久。人们上传照片已经变得如此频繁，网上照片库的数量是如此庞大，很多人都已经忘了自己图片库里到底有哪些照片。当这个照片盒被放到试用的人家里后，有些使用者开始渐渐欣赏这个看上去迟钝无用的东西，因为它平时无声无息，但不时会打出一张你几年前上传的照片，也许是一个惊喜，也许让你不由自主地回忆一个脑海中已经褪色的场景。

这给我一个灵感，也许手机上轰炸我们的推送不应该只是最新的通知。也许在我匆忙地走过一个街角去上班时，我的定位服务强大的手机会突然告诉我，“一年前的一天，你和爱人正是在这里漫步”，这足以让我的心一下子平静下来。在将来，我们看到的 “慢网”设计应该是既智能又富有情感的，因为它智能，所以我们不用一次次刷新只为了什么都不错过，因为它富有情感，所以它会不时触动我们去回顾过去或感受生活，它其实不是慢，而是让我们掌控生活的节奏。

周末偷闲，突然有兴致，把《问镜》前后又翻了翻，看到当年的“阿慈”变成了如今的“渊虚天君”，身边的美人由诗真换成了薛平治 ，小小凡人已然鱼跃龙飞，成就长生真人。因缘际合中，余慈已经一步步卷入真界未有之变局，历经四十载海雨天风，余慈可还记得初心？犹记当年漫声道：“并非长生是我的全部，而是长生必须包容我全部的意义，爱我所爱、恨我所恨、知我所想、得我所欲，非如此，不能称之为圆满，亦不能称之为长生。”如今境界不同，眼光不同，当年旧人，当年旧事，今日局面，今日选择，能否不惑？关上电子书，走到阳台边，入目满湖秋色，水光粼粼，窗外微风渐凉，夕阳晚照，抚今追昔，咂摸其中滋味，思绪忍不住飘飞。

以个人感觉，《问镜》的“仙味”很淡，书中的余慈更像一个“人”在红尘中追求，而并未见几分求真合道之心，若要说道，余慈倒确实更近于“魔道”。余慈在书中四十年的奋斗，最根源处是为了他自己包容所有的长生，不论这四十年中有多少冲动、多少艰难，每前行一步，他都得到了他想要的满足。其实千万载后悠悠回首，这或许是他无尽生命中一段最幸福的时光，而最大的、最不为外人道的心性考验恰恰是他登临紫极、自辟一界之后。

我们每个人都有欲望，楼主最大的野望就是长生，一如余慈，我以为有了长生，就有了一切。于是理所当然的我一直很喜欢西方吸血鬼题材的影视作品。懵懂中羡慕那转化过后带来的无尽生命和强大力量，以及由此衍生的放纵沉沦，我想起几句台词，大致意思是：“你准备好了吗？”“For what ？”“迎接你辉煌的命运”，真是致命的诱惑。但年纪渐长之后，慢慢体会到、明白了一个道理——欲望不能填满生命，只会让人愈加空虚。我们年岁渐长，却愈来愈孤独，他年老去，知心朋友有几人？

为什么说对余慈而言，最大的心性考验是他登临紫极、自辟一界之后？记得大学时，喜欢吃薯片，那时一袋上好佳好像是3快5，经常留点钱买个2袋，放到宿舍床上，熄灯上床之后，一边在手机上看着小说，一边咯吱咯吱慢慢咬着薯片，只觉得人生幸福，莫过于此。如今在几千元的酒宴上，想的却是这个菜吃的量要控制一下，那道菜对身体无益，人生无味，莫过于此。书中情节发展到现在，余慈是忠于自己的，是满足的，有书友经常抱怨余慈太冲动，为了于舟、为了陆青、为了朱太乙做出的选择太不明智，其实像他自己说的，他一直在“爱他所爱、恨他所恨、知他所想、得他所欲”，一个人能这样活着，真的太幸福。而当余慈登临紫极、自辟一界之后，当余慈得到了想要的一切之时，当余慈摸到道尊、佛祖那道界限之时，也就是余慈的“人性”最终泯灭之日——再没有了作为一个“人”的快乐。我们有时会拉低智商，幻想一幕美好的景象——猪脚世间独尊，后宫圆满，儿女绕膝，从此过上神仙般的日子。其实真的想一想，自己也会觉得可笑，如果有一个存在身具创世之能，在他眼中，凡人乃至地仙，他们肉体依存的规则、神通作用的原理甚至情绪演变的奥秘，都如掌上观纹，毫无秘密，那他看他们，和你看蚂蚁有何区别？只怕更有甚之。你和一个美女相处，你知道说什么她会开心，说什么她会愤怒，说什么她会悲伤，说什么她会迷惘；你知道换成什么样的面貌她喜欢，换成什么样的面貌她憎恶；你知道如何让她欲仙欲死，甚至知道为什么这样能让她欲仙欲死。到了这一步，你也就不是“人”了，七情六欲，于你而言已还有何意义？你，准备好超脱了吗？

当一个人，一个修士，真的超脱了，他最希望什么？探索更多的宇宙奥秘？创造一个新的宇宙？我觉得，他最希望的是遇到一个同类。修仙小说中，常说道侣，我以为道侣就是那个在越来越宽广也越来越寂寞的路上可以与你相伴的人，这种孤寂绝不是肉体的愉悦可以缓解的，也不是单方面的喜欢可以安慰的，长生路上，恐怕也只有相同层次的生命存在在相互帮助或者相互砥砺中才能得到某种安慰和满足。希望有叶缤相伴，余慈不孤独。

而作为凡人的我们，生命中的温暖在哪里？在我们数十载寒暑过往中，当你白发苍苍回首时，有什么可以在回忆中点亮你这一生？唯有真情。真情是印记，真爱是道标，因为有爱，你我曾经活过。

一个人的“智”不需要太高，但真的不能太晚“慧”，千万不要在不羁的青春中做错太多，错过太多，人生匆匆而短暂，仙路漫漫而孤寂，何以慰藉，惟愿情深一场。

PS: 祝愿问镜书友都能遇到那个“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的人。

读《问镜》而生的情绪，还是要在镜吧聊，就像那些年一起追过的女孩，不是一起追过，这滋味说了你也不懂：）

香港的示威者对北京方面拒绝2017年在香港实施真正的普选而感到不满。但引发香港示威活动的还有一个不那么明显的原因：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使得社会怨气上升。

香港是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地方之一，而这种情况正在恶化。对于许多学生示威者来说，难以找到高薪工作是令他们感到挫败的原因之一。

香港理工大学文化与交流专业的学生示威者钟睿昕称，老一代如果不退下来，年轻人没办法找到好的位置。学生感到难以出头。游行是发出不同声音的一种方式。

香港政府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称，过去17年大学毕业生平均起薪每年仅增长了1%，目前为每年198,000港元。考虑到通胀因素，大学毕业生的实际薪资其实下降了。

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硕表示，由于租金和食品价格大幅上升，很多学生如果不和父母住在一起回家吃住就很难度日。

随着香港和跨国企业加强在中国大陆的业务，很多高级职位已转移到大陆。来自大陆的竞争者也成为本地人的竞争对手。很多香港人感到，扩大与大陆经济交流的成果并未渗透至工薪阶层，而是造福了私房屋主、针对大陆客人的零售商等人群。

从事低技能工作的工薪阶层居民们大都没有上街抗议。很多老一代的香港居民因担心社会陷入混乱，并不支持占领中环。还有很多底层人民担心不工作就无法生存。当上周示威者阻止一位清洁女工进入政府大楼时，这位清洁工因担心失去一天的收入而哭了起来。

香港政府网站的统计数据显示，1998年以来，酒店和餐厅从业人员的名义薪酬总计增长了17%，低于消费者价格的涨幅。香港大学教授梁祖彬说，低技能工人没有多少议价能力，因为香港经济转型使得很多低技能的人只能做低端服务业的工作，劳动力供应充足。

今天的香港比二三十年前更加繁荣，但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很多中产阶级居民也感觉受到了挤压。相比1997年回归前，香港的基尼系数（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一个度量指标）继续扩大。如今，香港的收入差距比美国、英国和新加坡更大。

公务员情况比很多其他人状况更好，今年加薪4%到6%，但他们也对薪水减少、养老金、教育补助、住房补贴降低发出抱怨。大学教授的薪酬和福利也有所降低，子女留学补助等补贴已经没有了。

与此同时，住房所有者们得到了益处。香港房价处于历史高位，比1997年时的上一个峰值高出三分之一。香港的商铺租金已经全球最高水平。

富人们变得越来越富有。福布斯的数据显示，香港首富李嘉诚的财富规模从1997年的124亿美元已经增加到目前的314亿美元，他所控股的公司涉及从电力到房地产等多领域业务。

回归后香港政府仍然很注重商界利益。香港不征收资本所得税和遗产税等，这些税收机制在发达国家被用来均衡财富分配。经过激烈讨论，香港政府一直到2010年才开始实施最低工资制。

香港教育学院助理教授Brain Fong称，和被英国统治的时期相比，商界精英如今掌控的权利更大，因为他们有事直接找中央政府。

在香港，人们对北京和香港富豪之间的这种联盟的看法是负面的。习近平和几十名香港富翁在北京见面一周后，占领中环示威活动大爆发，活动规模超过之前观察人士的预计。

在全球最大博彩中心澳门，各家赌场生意兴隆的秘密之一就是拥有一个基本不受监管的地下金融体系提供支持，构成这一体系的是大量赌场中介。

赌场中介们利用其延伸至中国内地的人际关系网络招徕赌客，并将赌客们带至澳门，借给他们赌资，之后还要负责有时会较为麻烦的讨债工作。政府数据显示，去年澳门博彩业收入中有三分之二（合300亿美元）是在赌场中介的推动下实现的。赌场中介为澳门带来了大量豪赌客，使澳门博彩收入达到拉斯维加斯的七倍。

目前，澳门赌场中介体系正面临压力。在过去十年取得最高可达70%的年增长率后，最近几个月来自赌场中介招徕的豪赌客的博彩收入减少，原因包括中国政府反腐和打击洗钱的行动导致这项业务放缓，以及赌场之间为获得更高市场份额开展竞争激烈。

一些赌场中介公司正试图通过增加自身透明度和正规性来适应形势的变化，但由于该行业一直与黑社会脱不了干系，这一负面形象带来了不利影响。

长期以来，澳门博彩业一直依赖赌场中介带来贵宾客户。中国大陆对可携带出境的资金规模实施有限制规定，澳门赌场中介为赌客提供的借款帮助这些赌客绕开了这一限制。

赌债在中国内地不被法律认可，这使得赌债无法在法律上得到强制执行，同时也令另一种依靠个人关系进行偿付的贷款系统得到了强化。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赌场中介的作用就像是银行，这些中介接受存款，然后放贷，但有其特别之处。它们安排到澳门的行程和住住宿。它们有代理机构，这些代理既能为这项业务提供资金，也会带来顾客。在赌场内部，赌场中介也有他们自己的赌桌和VIP房间，从赌场获取佣金，并根据赌场中介客户的下堵金额收取佣金。

驻香港的经济学家王志浩(Stephen Green)称：“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影子银行，我想不出一个能与之直接相比的行业。”

Charlie Choi称，他1991年开始为一个赌场中介工作，那时他18岁。他跟其他中间人在葡京赌场的大厅里游荡，向赌客放贷，告诉他们赌博窍门，并在烟雾缭绕的、由赌场中介租下的VIP房间里跟赌客们开派对到天亮。

这是一个危险的行当。上世纪90年代晚期，为了抢夺VIP房间的控制权，相互之间存在竞争关系的犯罪组织（人称“三合会”）之间发生了血腥争斗。Choi说，为了躲开这种暴力，他1997年逃离澳门，回到中国东南地区的老家。现在，涉及赌场中介的三合会暴力活动已经不那么常见了，见诸报端的此类事件也大量减少，但在庭审案件和政府调查中，仍然会时常出现涉嫌与三合会有关的情况。

Choi说，他从来没有跟三合会有过任何瓜葛。他2006年回到澳门，发现赌场中介这一行业正蓬勃发展。澳门已经为美国等国外的博彩运营商亮了绿灯。博彩业高管说，最初，外资企业跟这些拥有五花八门历史的合伙人打交道还不太习惯。但很多企业最终开始支持赌场中介，向中介发放贷款。结果就是令面向豪赌客的业务得到快速发展。

Choi回忆说，有一个上海男人，每年都要往澳门跑五六次，每天赌三次，每次只赌一个小时。他说，在他的帮助下，这名赌客在本世纪头十年末连续三年一直都赢，总共赢了1,300万美元，但终于有那么一周，他把赢来的钱输了个光。

Choi说，之前，他话很多；那一周，他没怎么说话。这名赌客不在让Choi给他做中介代理了，因为他确信，Choi给他带来了霉运。

如今，Choi主要是一名投资者，投资赌场中介，不再做在赌场大厅游荡的中介代理了。投资记录显示，他在2013年2月投到某家中介的130万美元到今年7月已经变成了250万美元。

穿着Dsquared2牛仔裤和量身定制衬衫的Choi管理着大约20名中介代理，全都是他的朋友。每人在Choi这里都有一个信用额度，并利用这个信用额度向大约五名赌客放贷。Choi相信，他的中介代理已经对客户进行过核查，能够收回他们放出去的债。

美银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分析师Billy Ng表示，Choi的这些中介是澳门大约2万名中介代理中的一部分。这些中介很容易被认出，他们拿着男式钱包在赌场里游荡，钱包里塞满了用来快速放贷的现金和筹码。中介们可能随身携带着数万美元现金，当他们需要更多资金放贷时，他们会求助像Choi这样的投资者。Choi说，他提供的最大一笔快速贷款资金为1,300万美元，这笔钱已经还清了。

赌场中介表示，人际关系是防范出现坏账的最佳方式，事实上也是惟一的方式。纽约州立大学研究中国地下金融网络的Sara Hsu称，就像地下贷款机构那样，有时一些赌场中介也会动用武力讨还贷款。赌场中介公司说，进行正式的资产调查或者要求赌客用内地的物业作为贷款抵押，这种做法毫无意义，因为赌客可以伪造文件或者将物业多次抵押。

总之，放贷程度之快也没有办手续的时间。一位赌场中介投资者称，当内地有人给中介发信息说打算来澳门时，中介可能只有10分钟时间来作出决定，是否给这个人提供贷款。

大和资本市场(Daiwa Capital Markets)的数据显示，尽管赌场中介业务仍然强劲，但是今年6月、7月和8月三个月，来自澳门贵宾厅赌客（大多数是中介的客户）的收入同比平均下降了16%。澳门的博彩业总收入也出现下滑，不过幅度较低，平均降幅为4.5%。

赌场中介正面临三股力量的挤压：美国和中国政府，以及赌场本身。

中国的反腐运动使富人不愿自己被人看到在赌桌旁一掷千金，也加大了赌场中介跨境转移资金的风险。这种压力始于2012年底，当时中国警方逮捕了澳门当时最大中介之一的赞助者，警方怀疑他们与薄熙来案有关联。

澳门十六浦娱乐场(Ponte 16 casino)的行政副总裁马浩文(Hoffman Ma)说，反腐运动导致政府加强了对大量资金离境的监管，受此影响，投资者对投资赌场中介行业也有所顾忌。

在澳门运营的美国博彩运营商还感受到了来自美国执法机构的反洗钱压力，因而要求澳门的赌场中介运营商提高透明度。

娱乐场所打压中介运营商也有自己的理由。娱乐场所和赌场中介都在争抢同样一批客户的情况越来越多。娱乐场支付给赌场中介的拉拢客人到贵宾厅的费用非常高，以致于娱乐场从中介拉来的客户身上赚到的利润只有自己来的赌客的四分之一。

一些博彩运营商要求赌场中介提供更多关于其业务和客户信息，称这是迫于监管压力，但赌场中介认为这是娱乐场建立他们自己与富有的大陆赌客之间联系的一种方式。

从每一位赌客身上赚取尽可能多的利润对于娱乐场所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澳门对赌桌数量有限制。据一个赌场中介行业协会的主席Kwok Chi Chung说，今年年初，许多娱乐场所都提高了赌场中介保留专用赌桌及贵宾厅的最低业务额。他说，每一张赌桌最低赌注增加了50%，至每月3亿港元（合3,870万美元）。要保持这个水平是非常困难的。

作为监管环境变得更加严格的迹象之一，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Las Vegas Sands Corp.)去年向美国政府支付了4,700万美元，以和解一宗洗钱案。尽管这宗案子是和美国而非澳门有关，但是娱乐场管理人士称，他们随后在全球都试图加强合规。美国财政部的金融犯罪执法局(Financial Crimes Enforcement Network)已要求各家娱乐场改善和澳门赌场中介有关的反洗钱政策。

监管机构的一个担忧是，赌场中介并未做到美国对银行和娱乐场规定的那样的尽职调查，把不可靠的客户筛出去。前新泽西娱乐场监管人员、现在就职于咨询公司Spectrum Gaming Group的Fred Gushin表示，除了澳门赌场中介外，全世界都在认真执行“了解你的客户”这个要求。

据Kwok和其他知情人士称，今年早些时候，金沙集团告知在其澳门娱乐场做生意的赌场中介，需提供关于他们客户的个人信息。Kwok说，赌场中介们予以拒绝，因为交出这些信息就会冲击他们的生意，而且违反当地的数据隐私保护法。金沙集团一位发言人称，该公司其并未要求赌场中介提供主顾信息，而只是要求他们确保自己在收集这些数据。

一些娱乐场正试图切断与不能通过尽职调查评估的中介人员的官方联系。美高梅金殿梦幻(MGM Resorts International)最近要求赌场中介管理人士建立他们的香港警方档案——娱乐场用来审查自己员工的档案。

据知情人士称，当赌场中介这行里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向华强(Charles Heung)没有这么做时，美高梅要求赌场中介公司太阳城集团(Suncity Group)把他踢出美高梅向其提供的贷款的担保人名单，后者照办了。

作为澳门最大赌场中介的太阳城集团和向华强均未回复置评请求。向华强被美国监管机构、香港警方以及1992年的一份美国参议院下属委员会报告认定为三合会首领。向华强一直否认自己牵涉黑社会。

邓聿文

今年8月22日，是中共已故领导人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日，中国正在进入纪念时刻，舆论关注官方将会以什么规格纪念这位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是与毛泽东同等规格，还是略低一等，因为这关乎当局所说的“两个三十年的”的评价和衔接问题。

笔者对官方的纪念规格问题不太关注，不过对央视8月8日开播的《转折年代中的邓小平》的电视剧倒是有几分兴趣。相信这部电视剧会让许多人感兴趣，甚至引起争议。

电视剧描述的是邓小平从1976年到1984年的历史。以影视剧形式来表现和讴歌中共政治领导人，是内地的一个惯例，但《转折年代中的邓小平》一剧截取的历史距离现在如此之近，还是开创了一个先河。对这段历史，大家太熟悉了，虽然这段历史于邓的评价分歧最少，但也并非完全没有分歧，且于中国而言，也并非不重要。正如剧名所言，这段历史确实可称为转折年代，是大陆从革命时代过渡到开放年代的一个转折点。

笔者看了这部电视剧的前几集。应该说，描写这种近距离的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历史和历史人物，一定程度上是有风险的。出于政治正确和维护先人形象的需要，电视剧一般会过滤掉一些所谓的敏感内容。这也是大家都不看好此类影视剧的原因。但该剧没有回避这些东西，从前几集来看，它触及到了一些敏感的人物和事件，如中共前两任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和胡耀邦，艺术化地展示了抓捕“四人帮”和西单民主墙等事件。虽然这种触及还仅仅是粗线条的，但比起完全回避，是一个进步。

另一点值得称道的是，电视剧没有把邓刻画成一个高大全式的人物，而尽量用生活中的细节，用平视而非仰视的角度来展现邓在历史转折年代的表现。这一点相对于内地以往领袖人物的影视剧以事件来代替细节的刻画，也是个进步。领袖也是人，也具有一般人的喜怒哀乐。过去内地的影视剧往往认为把镜头过多对准这方面会有损领袖的形象，此种思维已经形成影视剧创作的一个定势，很难走出来，但人们看电影和电视，是要看一个真实的领袖人物，一段真实的历史。

此种情况在近年来有所改变，可改变的不是很明显。《转折年代中的邓小平》在这方面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突破。对历史和历史人物来说，真实是生命。中国有为尊者讳的史学传统，这不是一个好的传统，因为将真实的东西遮闭或者藏起来，不利后人从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甚至将错误的历史传递给后人。这会使得后人易犯前人错误，社会就不能进步。

谈到这儿，就不能不提文革和六四的问题。习近平要打通前后三十年，使它连成一个整体，可以自圆其说，那么，回避文革和六四，或者只是轻轻一笔带过，就难有说服力。从中共来说，不愿触碰文革和六四话题，原因可能是它涉及到对两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评价，担忧因此损害中共的执政合法性。但如果长时间不揭开这个盖子，清理这份遗产，中共及其现任和未来领导人就得长期背负这份负资产。目前当局采取的方式是在时间的流逝中使它遗忘。确实，中共成功地使一部分人，尤其是青年不懂得这两段历史，甚至认为文革还是大众民主的试验。但在资讯发达的现代，要想从人们的头脑中完全抹去这两段历史，是不可能的，在高压之下，人们或许不提，可一旦遇到合适的气候和条件，社会肯定会把它们翻出来。

其实，如果摈弃一些人私利的角度，揭开这两个尘封的盖子，对中共的形象和执政合法性并非有损害，或不会有很大损害。因为大部分人会认为，中共有勇气自揭其短，自我反思，进而自我革新，中国的前途不交给这样一个政党还交给谁？况且从现实来看，中共在60多年的执政中，虽然犯了文革和六四这样的致命错误，但终究还是改善了多数人的生活，社会远离战争，国家也强大起来。无论从组织资源和执政经验来看，至少在未来一个时期，大陆还没有哪个政党能够代替中共，或者挑战中共的执政地位。现在民间之所以揪着这两段历史不放，当然是这两段历史本身存在很多问题，可另一方面，也是人们认为，中共死扛着错误不放，表明中共藉着自己掌握着枪杆子，根本无意从历史错误中吸取教训。一旦中共承认了这两个错误，则预示着中共在进行自我革新和转型，人们就会因此减少很多对中共的怨恨，认为这个政党还是值得信赖的。

当局不愿公布真相，若因为六四牵涉到现在一些中共元老，当局要考虑他们的利益和荣誉，不想揭此盖子，尚勉强理解的话，那么，对于文革，这方面的顾虑就应该少得多。因为从中共自身来说，在历史决议和其他党的文件里，对文革做了负面定性和全盘否定，说它是由毛泽东错误发动，被林彪和江青等反革命集团利用的一场社会浩劫。既然党自己都公开说它是错误的，为什么不公布真相？不公布历史真相，承认错误，党对文革的结论就站不住脚。也不用担心公布真相会损及毛泽东的形象，因为即使官方不公布真相，民间和野史以及亲历者的回忆也早已把文革真相呈现了大半。或者即使对毛泽东有损害，也不一定会损及中共。现任领导人可以做到和之适度切割。事实上，中共现行的政策和所谓走特色社会主义之路，就更多地继承了邓小平而非毛泽东的遗产，只不过后者政治符号意味更浓。

电视剧《转折年代中的邓小平》的播出，是否预示着中共在历史问题上会有一个较大进步，还不能确定。笔者希望如此。时间拖得愈久，对执政当局、中共和整个国家，都没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