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赖永初（六） -- 王外马甲

八月初的那几天，赖永初成了贵阳的新闻人物。全城都知道有个十六岁的杂货店伙计从四川战场上运回来上千担盐巴，不仅办成了连四大盐号也没能办到的事，而且还打破了多少年来专商垄断的规矩。一时间，“赖兴隆”店门前人潮攒动，亲戚朋友络绎不绝，就连不相干的男女老少也守在街头巷尾探头探脑。大家交头接耳，明面上讲的都是恭贺道喜之类的客气话，可心里却全都想着该如何从这“一锄头挖来金娃娃”的小伙子的手里弄到一点便宜的盐巴。

当然也有人是直言不讳的。华严巷（今阳明路）开私塾的周老夫子是赖家两代人的启蒙老师，这老头儿大清早起来想吃豆花面，于是拿出一斤黄豆，半斤上磨盘、半斤换盐巴，结果豆腐脑磨成了，换来的盐巴却只有一小撮，搁进汤里连咸味都尝不出，气得老头把面碗一摔，拎着盐罐子就直奔“赖兴隆”来了。赖家上下当然不敢怠慢，赶紧从厨房里搜寻出了三两盐，可谁知道不拿出来还好，一拿出来，那老头的火气更大，拍着桌子暴跳如雷：“早就晓得你家有一载盐引，摊开堆垛只怕能砌高塔、铺大街，今天我亲自来到贵府上，不说贪图你一担两担，孝敬个十斤八斤也是理所当然。却没想到你们居然拿这点细碎渣渣来打发我，真正是惟利是图、忘恩负义！”

一通话骂得赖家老小焦头烂额，赖永初更是百口莫辩，叫苦不迭。他运回了一载盐引并不假，六百包盐巴在贵阳吊秤足有七万五千斤，可这些东西现在全被扣在了南门外的余家坝（今南明桥头宏业大厦一带），连贵阳城都进不来，更谈不上什么“砌高塔、铺大街”的公开售卖了。

说起来，“专商引岸”只是食盐销售的第一个环节，还有另一个环节叫做“盐业专卖”。也就是说，食盐先是由拥有“引单”的运商从原产地运到销售地，再由掌握“票单”的票商把“引盐”变成“票盐”，才能最终在市面上销售。

运盐难卖盐易，既然能拿到“引单”，当然也就更能拿得到“票单”，所以运商通常都具备票商的资格。但赖永初却与别人不同，这小子是个“半路杀出的程咬金”，他有本事把盐巴从四川运进来，却没办法在贵州当地卖出去。

余家坝是贵阳盐运的终点，几十年来，在这里进出的向来只有“永隆裕”、“永发祥”、“义盛隆”和“协兴隆”四家商号的盐引，但因为其中的“永隆裕”和“永发祥”都属于华之鸿华家，所以实际垄断贵阳盐业的是三大盐商。各商家在货场上开设有自己的办事机构，从掌柜、二柜、三柜到跑腿的伙计一应俱全，货物进场立刻就可以收单开票、趸售发放，再流水般地分送到全省各地的大小盐行，一点也不耽搁。可没想到，赖永初偏偏却在这里遇上了麻烦。

当时的贵州并没有专门的盐务官署，余家坝货场是由“巡警道”负责管理的。“赖兴隆”的盐引运达的时候，警察查看“运单”核实无误，挥手便让货物进了场，可盐斤吊秤之后再想出场就必须把“运单”换成“提单”（售盐准单），这个环节却被卡住了。没有销售凭证，货场的管事自然也就不肯放行，结果弄得赖永初的盐巴进了仓库就出不来，别说是拿到街上去卖了，就连想搬一坨回家自己尝尝也是不可能。

赖永初运回来七万多斤盐巴，可自己家里的存盐却还不到一斤。半年多来，川黔边境（护国第一军的战场）开打、湘黔边境（护国东路军的战场）开打，滇桂黔边境（护国第二军的战场）也开打，贵州四面烽火、商路完全中断，从而陷入了严重的盐荒。

在西南各省中，贵州是唯一完全没有盐业资源的省份，所以商道被阻之后，食盐就立刻告急。到1916年的8月初，贵阳的盐价已经暴涨至每斤一块八。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的一斤盐应该合五斤米，而这时却用五十斤米也换不到一斤盐了。有个加工腊肉的作坊被盐荒折腾得没有办法，索性把活猪赶到市场上来换盐，毛重一百多斤的生猪从换十斤盐喊到只换五斤也没人肯接手——这年月，一头猪容易找，到哪里去找五斤盐？

如果说最初的盐价攀高还有一些商人囤积居奇的因素的话，那么到这时候就确实是因为没有盐可卖了。盐这东西不象是粮食，一般是没有战略储备的，当时的各级官府都设有“常平仓”，里面装着“常平粮”，发生饥荒的时候可以开仓赈济，可是那仓库里却只有大米没有盐巴，所以一旦出现了盐荒，官府除了严令“各盐号不得停业”之外，其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注：因为1916年的这次教训。抗战时期就在贵州设置了“常平盐”机构）

城市的人口集中，再加上贵阳人的饮食口味又比较重，“不淡不咸，每顿三钱”、“盐巴三钱半，味道才不淡”，所以食盐消费量很大，一旦遇到供应中断的情况，立刻就感觉受不了。几个月下来，贵阳各家盐商的库存都卖空了，因为不能停业，所以只好尽量缩短营业时间，零敲碎打的敷衍着应付门面。每天商铺开板的时候，盐行街总是人山人海，有的人因为挤不到柜台前，索性把大洋直接装在篮子里、用长竹竿挑着往前送，嘴里还喊着：“抓！抓！随便拿”，那简直是有点不在乎价钱了。盐号仓库里有许多废弃的篾片草包，原本都是当烧柴用的，可现在也全都被人买了去，因为那毕竟是装过盐巴的东西，煮一煮还能煮出咸味来。

许多人买不到盐，更多的人买不起盐，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赖永初的七万五千斤盐巴却堆在余家坝货场里动弹不得。老百姓不知道其中的原委，还以为赖家的老板准备囤积货物抬高价钱，看不见盐巴上柜，通城的人都骂“赖兴隆”见利忘义。弄得赖永初真是有苦说不出，心急如焚、愤懑不已。

货物被困，明摆着是三大盐商在故意刁难。这也难怪，贵州配给的盐引数额本来是固定的，有人进来横插一杠子，别人也就凭空减少了一份，而且这“搅乱格局”的先例倘若成功开了头，以后就越发不可收拾，所以老的盐商自然会勾结起来、想尽办法排挤新人，欲至之死地而后快。

说起来，赖永初的货物这时候正处于一个很尴尬的状态。他的“引单”是正规的，所以盐巴存在货场里是合法的官盐，别人不能干涉；但他却没有“提单”，所以不能移动，如果一搬动就又从官盐变成了私盐，随时都可以被没收……也就是说，货场里的东西虽然看起来是赖永初的，而实际上他却一点儿处置权都没有，这可真叫人无可奈何。而更为致命的是，不移动货物就无法销售，不销售就无法转化成利润，赖永初的盐巴是用“押汇”买来的，每过一个月利息就要加两成，这象是借了高利贷一样，时间一长，根本用不着其他盐商动脑筋，他自己就会被沉重的债务压垮了……

因此，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争取获得销售许可，可这却又谈何容易。贵州食盐的趸售凭单由省商会管理、零售凭单由盐业商会管理，省政府的财政司也有权指导规范，但省商会和盐商会的首脑都是华之鸿，而且这家伙还担任着贵州财政司的司长，向他申请销售凭单，无异是与虎谋皮。

除此之外，或许还有一个办法。余家坝货场是由巡警管理的，如果能让警察部门破例签发“放行条”，也可以把盐巴运出仓库，再转售给郊县的“担担商”（担担商是具备零售资格的散户盐贩，每月的销售定额只有一百斤）。警察归政府管，当时，黔中道（贵阳属黔中道）的道尹是王伯群，他是刘显世的外甥、王文华的哥哥，也是“兴义帮”的小老大，赖永初想起何辑五跟他的关系很不错，于是就跑到模范中学，找到了曾经鼓动自己贩盐的“革命家”。

几个月不见，何辑五显得更加意气风发了，这位十六岁的中学生一会儿跳上讲台发表演说、一会儿又脸红筋涨的展开辩论，开口闭口“吾国吾民”的，已经隐然有点革命领袖的风范。听了赖永初的陈情，何辑五依然是那么慷慨激昂，张嘴就是一套气吞山河的言辞：“噫！盐务危矣，昏昏然噩噩然，病入膏肓，不变何以求其生？夫盐务之改革，不特解除民众食盐之痛苦，亦可廓清吾省封建之余毒。试想盐商划地行盐，与旧时封建者何异？盐权垄断，人民何得食盐之自由？设能熟思审视、妥筹创新，课税积微成巨，有断不止目前之数者；又若因地制宜、不拘一格，令各地色白、质优、味美之好盐畅销吾省，人民安得不争先恐后以趋之？诚如是，则庶几国课无亏、民生有望矣……”诸如此类，有用没用的废话说了一大堆，可就是对赖永初请托帮忙的事情置若罔闻，弄得人又急又气、无可奈何。

何辑五显然是在装傻。赖永初直到后来才知道，原来王伯群这时候也想做盐巴生意，正在和几大盐商联络沟通、彼此间打得火热，所以何辑五随便喊一喊口号还可以，要真正推行“盐务改革”却是不可能的。至于让警察“破例放行”的事情，那更是连想也不用想了。

8月5日的晚上，也就是“赖兴隆”盐引受困货场的第三天，留在柴溪当“坐探”的葛志诚星夜兼程赶来报信：“永隆裕”华家的十六载盐引已经运抵刀靶水，马上就要渡过乌江到贵阳来了。

十六载盐引也就是一百多万斤盐巴，跟这批货物相比，赖家的那七万多斤根本就是微不足道的。听见这个消息，几天来不眠不休、昼夜奔走的赖永初沮丧地低下了头，他明白：这场孤注一掷的贩盐的博弈，自己最终还是输了。不是输在艰难的路途中，而是输在了家门口的终点站；不是输在能力、商机和运气的比拼上，而是因为，仅凭个人的力量，他实在无法抗衡多年来沿袭成规的商业传统、更无法对抗那些由官僚和富商结盟而成的庞大的利益集团。

虽然输了，但赖永初却并没有放弃最后的努力。他知道，面对来自各方的压迫和围剿，他必须立刻找到突围的缝隙。就象撤退中的军人才能真正表现出专业的成熟一样，优秀的商人也必须经过困境的考验。如果说几个月前的赖永初还只是个大胆而稚嫩的商铺伙计，那么经过这半年来江湖历练和耳濡目染，他的心智已经成熟了许多。在杂货铺后院那间昏暗狭小的厢房里，这个十六岁的少年正绞尽脑汁地冥思苦想，先前见过的那些高手的奇思妙招在他脑海中一一闪现，“只要有筹码在手，就不怕置死地而后生”——这是周西成在国太寺给他的启示；“只要有筹码在手，即便跟敌人也能达成交易”——这是杨森在合江教给他的经验……可是筹码、筹码，现在自己手里的筹码到底是什么？又应该如何去做，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呢？

终于，一道灵光闪现，就在这濒临灭顶的时刻，一个未来的商业钜子终于开窍了。

贵阳城北的五显庙旁（今毓秀路）有座“文家公馆”，那是“光裕典”典当行老板文明钰的家。

早年间，商人的居所一般是不能称做“公馆”的，但文老板却有所不同，他不仅经营当铺，而且还是谘议局的谘议、官钱局的协理，有“中书舍人”和“同少大夫”（民国初年的文职品秩）的头衔，既是商也是官，所以别家的大门只能漆成黑色、他家可以漆成红色，别人家只能叫“私宅”、他家却可以称“公馆”。

中国的语言有时候是不太准确的。比如“私宅”的真正意思其实是不私，别人可以乱闯乱拆，“公馆”的意思其实是不公，老百姓轻易进不来。照规矩，象赖永初这样的小老百姓也是没资格进文公馆的，但这时的他却有个特殊的理由，因为先前在办“押汇”的时候，对方提出的交付对象是“光裕典”，也就是说，赖永初在四川向颜泽辅借的钱，到贵阳要还给文明钰，所以在这件事上，大家是业务的平等伙伴，而不是尊卑有别的官员和平民。

开当铺的贵州人文明钰能够跟办盐号的陕西人颜泽辅扯上关系，赖永初并不觉得奇怪。因为贵州的典当行业是由贵阳知府刘荫恒在清朝嘉庆年间创办的，刘荫恒是陕西人，贵阳过去的当铺也都是陕西的字号，直到光绪年间贵州实行“专商引岸”，这些陕西老板才一窝蜂地去开了盐行，转而把当铺交给了自己的贵州徒弟。所以，贵阳的典当行与陕商、盐商具有传统上的血缘关系，颜泽辅与文明钰能够拉起手来也就理所当然了。

对于盐引被困余家坝的情况，身为省商会监事的文明钰当然是一清二楚的，但这老头儿此时却做出懵然不知的样子，一边神态安详的吸着水烟，一边听赖小伙子讲述事情的来龙去脉。听到最后，才用手中的白银錾花烟钎轻轻地拨了拨景泰蓝烟斗上的浮渣，斯条慢理的问了句：“那么，世侄现在的打算，又是如何？”

“盐巴放在仓库里总归是不行，最好能把货物转给哪家盐号，这样他们能趸卖，我也可以脱身”

这意见显然是在文明钰的预料之中的。他点点头，脸上泛起了一丝笑容：“嗯，这倒是个万全之计，我可以替你关说一下……只不过，现如今，省内的几家盐号都对你颇有些看法，磋商调和总是要花费一些时日的，所以，恐怕你还需要耐心等待方能有所结果……”

“在商言商，他们对我的看法并不重要，关键是这事情拖不得。目前市面上最低的盐价是一块六一斤，我情愿对半打折，八角钱出手，有兴趣的话明天就成交，不然我也只有另想办法”

“哈，简直是异想天开”，文明钰禁不住冷笑起来，肥胖的脸上充满了鄙夷：“盐商之间的买卖，市面上的价格岂能够作数？娃娃，你能把盐巴运到贵阳，别人也同样运得来！现在仁岸綦岸的商路都已经开通，盐荒立刻就可以解决，明后天，各家的货源都是充足的，你那点盐巴还有哪个会稀罕？能三角钱出手就阿弥托佛了，居然想要八角？嗯哼哼！”

“做生意，当然是愿买愿卖。八角钱是我的实价，拿给哪个都是一样的。我也晓得仁岸的十六载盐巴正在路上，但他们最快也要两天之后才可能抵拢贵阳。而城里的盐荒只怕是连这两天都顶不过去了，所以我也不得不为老百姓着想”，说着，赖永初猛地站起身来，“明天上午，如果有盐号肯接手，我一次性转货，如果没有盐号肯接，我中午就在大街上贴告示，说明盐引无法出仓的原委，请大家直接到余家坝仓库来买，照样是八角钱一斤，一分不加、一分不减！”

文明钰手里的烟钎立刻就掉到了地上。

赖永初深夜来找文明钰不是没有原因的，他早就料到，在文家公馆所说的每一句话，转眼间就能传到华之鸿的耳朵里。

在贵阳商场上，当铺是盐行的“亲戚”，而在贵州宦海中，这文明钰更是华之鸿的附庸。华之鸿是“耆老会”的领袖、文明钰就是会中的骨干，华之鸿是总商会会长，文明钰就是商会的监事，华之鸿是官钱局的总理、文明钰就是协理，华之鸿是银行的总办、文明钰就是协办，华之鸿出任财政司长兼预决算处处长、文明钰就担任副长，华之鸿是民国册封的“少大夫”、文明钰也就是“同少大夫”……所以，赖永初从一开始就没指望这当铺老板能帮上自己的忙。在他的策划中，文明钰只是个媒介而已，就象是合江城里的夏之时一样，而这场谈判的真正对手，其实是那个躲在背后、高高在上的盐商华之鸿。

现在，亮给华之鸿的筹码已经通过文明钰转达出去了。底牌不是盐巴本身，而是他即将采取的在货场直接卖盐的极端行动！

只要盐引还存在盐库里面，那就是属于赖永初的合法官盐，这在所有权上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余家坝并不是个正经做买卖的地方，而且门口还有巡警守卫，所以如果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全都涌向那里，能不能买到盐巴暂且两说，但肯定会引发一场牵动全城的大骚乱！因此，这个带有极端意味的举措其实是在挑衅社会的承受能力，真搞起来其实对赖永初自己也没有好处，但这却是他现在最后的也是最有分量的王牌了——他必须要让对手知道，一个刚从战场上运回几万斤盐巴的血性少年，一旦被逼得走投无路，再打起了“为百姓解救盐荒”的大旗，那是什么事情都敢做出来的！

这张王牌对四川人开的“义盛隆”没有用、对陕西人办的“协兴隆”也没有用，他们都是外地客商，不吃这一套。但“永隆裕”和“永发祥”的华之鸿却非得接招不可，因为华老板除了盐商的身份之外，更是掌管全省商业和财政的官员，一旦事情闹大了，不仅有损于他“宅心仁爱，德行超迈”的名声，甚至会动摇他在政坛上的地位……赖永初正是算准了这一点，才决心置死地而后生，宁愿打出拼命的筹码，也要生拉硬扯的把对手拽出来做交易。

第二天一早，“永隆裕”商号的管事带着轿子来到赖兴隆杂货店的门前，说是延厘公（华之鸿字延仪，晚年号“延厘”）请赖老板去狮子山谈事情。

狮子山（今香狮路一带）在贵阳的西郊，出了西门往外走，经过香炉桥，眼前一片绿树成荫的山坡就是华家的农场。说起来，华之鸿私人的休闲场所有两处，养性的地方在东门内的“大觉精社”（今电台街“华家大院”），里面收藏着各种佛经，而修身的地方就是这西门外的“自立农场”了。农场里除了果树，还有许多花卉和药材，华之鸿闲暇的时候常来这里劳作一番，除了锻炼身体，也有点淡漠名利、超脱世俗的意思。

赖永初上山的时候，华之鸿正在给果树剪枝，看见管事的带了人进来，他的手并没有停下，只是略微的点了点头：“哦，你就是赖兴隆的赖老板……说说看，有什么打算？”

“我不是赖老板，老板是我父亲”，赖永初笑了笑，也顺手拿起家什帮着锄草松土、浇水施肥。这一次，他没有再讲什么“贴告示、卖盐巴”的计划，而是详详细细的把几个月来的艰险历程全都如实的说了一遍。

华之鸿默默的听着，时不时地扭头看看身边这个比自己的儿子还小许多的晚辈，显然也对他的经历充满了好奇。等把果树的新枝都修理完毕之后，他才放下手里的剪刀，淡淡地问了句：“你仓库里的盐巴有多少斤？”

“七万五千斤”，赖永初知道，华之鸿不可能不清楚余家坝货场上的库存，他这么问，其实是已经准备接受自己先前的开价了。

但华之鸿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洗过手，拈起茶点，他又提了个问题，语气还是那么舒缓，不慌不忙、不急不乱。

“盐者，资民食而裕国课，关乎桑梓，利害至溥也。这道理你知道吧。你虽然年少聪敏，但在盐业上毕竟还是缺了些磨练，我看不如这样，把你的引单交给“永隆裕”统管，盐号另聘你为观察，每月酬劳一千块茶水费，这样与己方便、与人也方便，不知意下如何？”

——华之鸿的底牌开出来了：他要赖永初让出运商的资格，回报是每月一千块大洋。

很显然，华之鸿是不希望赖永初继续留在盐业这个行当里的，以他的势力做出这样明确的表示，任何人都必须认真的思量一番。

赖永初当然可以断然拒绝华之鸿的提议，但他同时也很清楚，这时候是决不能仅凭冲动就贸然行事的。还在从合江到贵阳的路上，他就知道“永隆裕”不仅有专属的船队、马队、护卫队，还沿途开设有客栈、货栈和分号，并且跟官府、商家、帮会、甚至土匪都有交道，无论经营规模还是社会影响力都是旁人难以企及的。经过近几天来的货场较量，特别是现在再看见华之鸿一副从容镇定的样子，他更加明白，自己目前的实力是不能与真正的大盐商相抗衡的，如果华之鸿同意，“赖兴隆”或许还能留在盐行里成为一个附庸，而既然他表示反对，继续留下来的结果就肯定会非常不堪。

如果顺水推舟，用盐票换取每个月一千大洋的报酬，这交易看起来也似乎并不算坏。因为按当时的规矩，月收入五十块钱的是“老爷”，两百块钱以上就可以称“大人”了，一个十六岁的少年能挣到五个“大人”的出息，至少也可以保证自己的家庭生活富足、衣食无忧。只是，这笔钱终归是别人施与的，数量再多也不是自己的恒产，对于世代经营家传祖业的商户子弟来说，一个“恒”字又恰恰是最为重要的理念。盐票可以放弃，但“赖兴隆”却必须继续经营，经过了这次江湖历练的风雨洗礼，以前的杂货买卖已经不能满足小伙计的意愿了，他希望选择一条更有前途的路子，让传承了三代人的赖家字号能得到新的发展。

于是，一番思忖之后，赖永初做出了自己的答复：“盐业这样繁重的事情，自然应该交给行家来办。茶水费就不必了。不过，我还有个不情之请，想求华总理帮忙，办个钱庄的牌照”

华之鸿没料到赖小伙居然会开出这么一个交换条件。贵阳当时并没有钱庄，想申办新的行业许可，特别是银钱业这样的商业执照是非常困难的，但明摆着的是，通省上下，只有他这个财政司长、总商会会长、官钱局总理、银行总办是审批钱庄业务的最高权威，要拒绝一时还真的找不到什么理由，于是他愣了好一会儿，才终于点了点头：“能有如此志向，其心可嘉，我答应你，尽力促成吧”

“那太好了，今后还要请华大人多多关照”

“关照是不好说的。我管的是官银，不便照顾私人生意”

“不要官家的银子，只要大老板肯拿出一块银洋，我就封个头号的存单，高高的挂在柜台上！”

小伙子开心地笑了，这快乐的情绪也在无形之中影响到了华之鸿，他忍不住微笑起来，清瘦的脸上透出了些许赞赏的神色。

仁岸的盐运到茅台这里只算完成了一半，也就是六百里的水运刚刚结束，六百里陆路运输即将开始。沿陆路到贵阳，最困难的是从茅台至柴溪（今鸭溪）的一百四十华里，因为这一段全是崎岖狭窄的山道，不仅车马无法行进，过往的商队只能靠肩挑背驮人工运送，而且还随时都面临着“老响”的威胁。

不知道为什么，那些年遵义一带姓罗的土匪特别多，从罗炳兴、罗金堂到罗成三，占山为王的罗姓蟊贼有十多个，个个有刀有枪有招牌，有的叫光汉军有的叫绿林军。不过无论汉军绿军，山寨的首领都是不许别人直呼姓名的，所以出于敬畏，老百姓也只好称他们为“边坡老响”“磨刀老响”或者“磨担老响”……因为反正“罗”就是“锣”，一敲就响、老敲老响，不但名副其实，喊起来也不太难听。只是这“老响”们虽然同属一个姓，可却并不是同一伙，大家各霸一方，各响各的，各自的旗号也不一样，比如罗金堂是“光汉军六路大元帅”，罗炳兴自称“绿林军川黔总司令”，罗成三的队伍更绝，叫“中央直辖独立团”，也不知他的中央到底是哪一路中央。

环境恶劣。想要把盐巴运过这一百多里的山路，还要应付沿途的土匪，那就非得请“单头”帮忙不可。“单头”是运输行的掮客，也是礼字堂的袍哥，所谓“仁字旗仕农工商，义字旗舞刀弄枪，礼字旗日哄夜诓”，说的是仁字堂的身家清白，义字堂的武艺高强，而礼字堂里三教九流的人物都有，卦师幺师（旅店伙计）堂倌儿、相公戏子吹鼓手，鱼龙混杂，靠耍嘴皮子混饭吃，有点让人瞧不起……不过，能把嘴皮子耍好了也算是本事，有能耐的袍哥面子大路子广，既喊得动挑夫又哄得住乡民、还能跟山寨的老响拉上交情，有点工会代表兼农会代表外加游击队联络员的意思，少了他们的配合，这盐巴运输的事情还真是没有办法。

码头上的“单头”一大堆，真正能嗨通黑白两道的却没有几个。赖永初和葛志诚从一大早就守在礼字堂的堂口，直到中午也没遇见合适的，正准备出去吃饭，忽听得门口有人喊：“汪背篼，有桩盐巴生意，做不做？”

话音刚落，外面进来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又瘦又矮，满脸烟气，腰杆弯弯的、背后还拱起个大包，原来是个驼子。两个盐商小伙起先听了他的绰号，再又瞧见他是这般长相，都忍不住笑了起来，可那驼子却是一副不卑不亢的表情，伸出右手比划一番：“运价两巴掌，交涉费另算，愿做就做，如何？”

“喊价那么高，有啥子好处？”赖永初的脸色也跟着严肃起来。

“我肯下死力，别人五天到，我四天抵拢”

“要得！一言为定。你去招呼人，明天清早出发”

汪背篼点点头，转过身就走了，而一直在旁边冷眼观察的当家三爷却忍不住喝起彩来：“好眼力！赖老板，这位是茅台镇上的头单正梁（头牌单头），平常间轻易不上路的，今天竟然被你两句话就定了锤，确实够霸道！”

汪背篼是“头单正梁”，不过这头牌的价钱也不简单。从茅台到鸭溪的正常运价是每包八斤盐巴，而他开口就是十斤，这样运六百包盐引就要多付一千二百斤盐，代价可真是不小。

葛志诚摸着脑袋半天也没想明白：“那个蔫巴老汉弯腰驼背，一副歪歪倒倒的样儿，你咋就知道他是正梁呢？”

赖永初笑着回答：“我也不晓得他是正梁，只是听说异相生怪才，所以就多了几分留心。你看他一个残疾人，不威不武的，却能够撑门面做单头、而且还敢喊高价钱，那多半是有什么特别的本事。我在他身上赌一盘，八成是不会错的”

“不过每包货要多出两斤盐巴，这价钱还是贵了点”

“不贵。你想，现在商路已经开通，不出三天，别家的盐船也要上岸了，只要他能保证我一路顺畅到鸭溪、让我的盐巴第一个进贵阳，莫说是多出两斤，就是多出四斤也不怕！”

第二天一早，“赖兴隆记”的商队启程上路了。近千名脚夫驮着盐包走出了茅台，在曲折的山路上排成了十里长龙。

“一轿夫、二纤夫、三脚夫”，虽然都是卖力气的苦力，但脚夫既不如轿夫体面，也不如船工有技术，地位是最低的。而在脚夫当中，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通常会选择在码头上当“杠脚”，抬着三四百斤的箩筐频繁往返于驳船与货场之间，虽然辛苦，但至少可以保证早出晚归。而体力较弱的穷人只好去做长途搬运的“撵脚”，被东家撵着满山跑，最不受人待见。

背盐的撵脚也就是“盐脚”，被称为“盐巴老二”。这是个苦差事，每天起早贪黑，背篓一上身就要走一整天。“清早神仙（睡眠不足，精神恍惚），白天牛马，晚上歪嘴老妈（累惨了）”。盐脚们一路躬着腰行走，左手拿着刮汗水的竹片、右手杵着拐棍，即便累极了也只能用拐棍撑住背篓的底部、勉强站直身体歇一口气。而这喘息的时间也必须是短暂的，因为山道那么窄、队伍又那么长，前面的人在平坦的地方多停一会，后面的人就有可能被堵在险峻的路段上了，很容易出事情。

山路上，领头的汪背篼一路唱着歌谣，他的背虽驼，肺活量却不小,沙哑的嗓音里透出一股沧桑的味道:

盐巴老二苦命人，鸡叫头遍就起身

背子上背忙赶路，七哼八喘出茅村

出了茅村望坛厂，坛厂垭口坡好长

上坡出气搞不赢，三更半夜拢长岗

拢了长岗歇口气，天亮又要赶枫香

过了枫香盼柴溪，柴溪过秤盐不差

头发昏来脚发麻，为起婆娘娃儿家

只望娃娃有出息，长大莫来背盐巴……

盐道蜿蜒，凄婉的旋律也伴随着苦力们沉重的脚步在沟壑间回荡。汪背篼的山歌其实也是事先规划好的路线图，就是从茅台出发，沿途经坛厂（今仁怀市坛厂镇）、长岗（今仁怀市长岗镇）、枫香（今遵义市枫香镇），最后到达柴溪（今遵义市鸭溪镇），前后四天，的确要比别人节省一天的时间。而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在赖永初看来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汪背篼采用的是“人海战术”。别人运一载盐只雇佣六百名盐脚，而他却喊来了九百，这样每个“盐巴老二”肩头的重量就减少了三分之一，行进速度也加快了许多；其次是他开的伙食好，别的单头都是只管午饭（因为下午要赶路），不管晚饭，惟独汪背篼是两顿饭都管，而且晚饭还另加三两肉，这样即便是走到三更半夜，脚夫也愿意继续坚持，每天的行程自然会增加了不少。

别人一天三十里，汪背篼一天走四十，虽然效果很不错，但他的成本也更大，算下来并没有挣到什么钱。对于自己的营生，这位头牌正梁解释说：“我其实是在积德。这些当盐脚的都是山里最穷的人家，平常间连饭都吃不起，好多人平生头一回尝到猪肉还是因为跟了我的盐单。所以只要但凡有可能，我就宁愿多喊人来背盐。让干巴人家（穷人）能求条活路。免得他们连盐巴老二都当不成，干脆把背篓一甩去当了棒老二，到头来还不是大家都恼火……”

一席话说得赖小伙儿连连点头。

汪背篼不愿意让穷人上山当土匪，可他自己跟土匪却是很熟的。队伍行进的途中，两侧的山岭间时不时会闪出几个拎大刀、扛土铳的汉子，听见驼背老头的歌声就纷纷站起身来：“汪大爷，又走盐巴啊，你老人家辛苦”

“娃娃们辛苦。三蛮子，你家老汉就跟在后头，小心被他望到你……周板凳，有啥东西想带回去？回头我转给你家妈……”，那语气就好象是自家人一般。

这样一路寒暄的说说走走，虽然山高路远，却也有惊无险。直到第四天的上午，队伍已经进入了遵义县境内，刚走到枫香坝东边一个叫龙井坎的凹口，耳边猛听得“轰咚”一声号炮，两侧山坡也随即“呜呜噜噜”的响起了牛角，盐脚们顿时吓得放下背篓蹲在了地上，嘴里个个在喊：“拐伙拐伙，这盘遇到真章了！”

赖永初的心头也是一激灵。抬头望去，看见山顶上竖着一面杏黄色的大旗，旗上画着一轮红色的太阳和一弯白色的月亮，旗帜下七八个身穿紧扎豹衣的武生簇拥着一位气势非凡的大汉，只见他，顶戴紫金霸王盔、身披彩绣锦缎袍，背插四色三角旗，手捧青龙偃月刀，头上两根野鸡翎迎风摇摆，浑身上下绒球儿、珠串儿、飘带儿、流苏儿五彩斑斓，煞是好看。闯江湖的人立刻就知道，这是遇上了“磨刀老响”、号称“光汉军六路大元帅”的山寨英雄罗金堂。

罗金堂是四川人，辛亥年间天下大乱，他也宣布要“光复汉室”，拉起的队伍先叫“日月神兵”，后来又改为“光汉军第六路”。这光汉军除了实施打家劫舍的革命行动之外，还积极推广“除辫子、穿汉装”的社会风尚。除辫子的难度不大，一剪刀下去就解决了，而“汉装”是什么？大家却不知道。于是罗金堂就抢了几家戏班子，自己穿上关老爷的“硬铠大靠”，也让喽罗们打扮成武松或者李逵的模样，给人民群众做示范。可惜这戏服好看归好看，就是干活时不太方便，所以很难推广，到最后反而成了光汉军独一无二的军装，老百姓只要看见头戴如意冠、身穿开氅袍、肩上却扛着一根三眼火铳的家伙，立刻就知道是遇上了“磨刀老响”的队伍——要钱还是要命？需要认真想一想。

汪背篼显然也觉得事态很严重，他叼着烟杆闷头琢磨了好一会，才缓缓的走到了赖永初身旁：“老板，我看这个阵仗有点恼火。龙头出山不打空转，现如今磨刀老响已经升起了帅旗，你怕是要出点血了”

所谓“出血”也就是破财。经过大槽沟的教训，赖永初早就明白了舍财免灾的道理，他点点头，十分爽快地回答：“烦请汪大爷出面办交涉，要财要物你尽管应承，只要能求得大家平安无事，我亏点钱又算哪样”

听见这话，那驼背老头儿顿时就来了精神，“咦？你娃娃倒是落教（明白事理）。好！我也豁出脸面去使把子气力”，说着，他收起烟杆、扎紧腰带，原本佝偻的身躯也仿佛挺直了许多。

汪背篼手脚并用的往山坡上爬，前途叵测，众人的心里也都是忐忑不安。有的说“磨刀老响亲自挂帅，汪大爷的面子不晓得绷得住绷不住？”，有的说“唉，这趟工钱怕是要泡汤了，几天的辛苦都是白费”，就连一向谨慎寡言的葛老诚也忍不住嘀咕起来：“先前的话说得太满了，万一磨刀老响狮子大开口，单头又拿我们的钱财开玩笑，那该咋个办才好？”

但赖永初却始终也没有吭声。他明白，罗金堂出动全山寨的人马来拦截盐队，显然是志在必得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人都难以预料土匪的胃口到底有多大，大家唯一能够指望的就只有汪背篼的交际手段了。虽然赖永初并不大清楚“正梁单头”的能耐究竟如何，但反正“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与其期期艾艾的零剜碎剐，倒不如索性迎合这驼背老汉的古道热肠，让他全权去跟老响做交涉，至于结果会是怎么样，那也只有听天由命了。

时间就在这无奈的等待之中慢慢的过去，山上的土匪既不撤走、也不冲锋，渐渐的牛角也吹累了、锣鼓也敲烦了，于是就放下手中的家什，跟山下的盐脚们闲扯起来。

“盐巴老二，你们每天翻山越岭背盐巴，好恼火，还不如参加我们光汉军，几多安逸”

“我们背盐巴翻山越岭，你们背刀枪越岭翻山，大家差毬不多”

“啷个不差！你们身上起的是盐水汗疮，我们身上穿的是绸布衣裳，就是大不一样”

“切，才不稀罕你那套花衣裳！我要当也去当磨担老响的中央军，戴尖斗笠扎宽皮带，几多威风，象你这身唱戏的衣服，怪模怪样，看起来好笑人哦”

…………

就在这吵闹声中，汪背篼从坡上下来了，眼见他远远的就挥手示意：“走，走，接着赶路”，赖永初连忙迎上前去：“怎么样？交涉办成了？”

“谈妥了。你拿一百个大洋来，我明天请锣鼓班子去山寨唱三台戏”

一百块钱就够了？原以为至少也要两三千大洋才有可能过关的！

看着赖永初喜出望外的样子，汪背篼也是满脸的自得：“前两年，磨刀老响的边棚（土匪的总头领叫正棚，边棚相当于分队长）被仁怀县知事抓了，按规矩是要出红差的（砍头），我私下请人送药酒进班房，让他得了个全尸，还找棺木把人收敛了……这事情我搁了两年也没有说出来。现在看你娃娃是头一单出门，不容易，而且为人又通皮落教，所以就把这桩人情送到你头上，也算是你我结交一场的义气”

一时间，赖永初感激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虽然是你亲自发出来的，但是大家早就看过了

请求新内容

盛夏七月，赤水河畔的茅台镇人声鼎沸。十多艘朱红色的“关刀船”正在船夫的牵引下缓缓靠港，船头处一杆“赖兴隆记”蓝色商旗迎风飘扬，甲板上，装满巴盐的篾包堆成了小山。

“水涨船高，财源广达！恭喜赖老板登岸高升喽——”，吆喝声中，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儿健步跃上码头。身手敏捷、精力充沛，年青的脸上神采飞扬、写满了骄傲。

在出门近半年之后，赖永初终于回到了贵州。

这几个月来，赖永初一直住在“万盛源客栈”。自从得到那张“夏字第一号”的盐票之后，原本囊中羞涩的跑街伙计就忽然变成了合江城里炙手可热的财神，登门拜访的各种掮客络绎不绝，人人都想分一杯羹，可赖永初却始终牢记着杨森的叮嘱，他并不急于与人搭伙，而是打算先探探银行的门路。

那时候，贵州并没有真正商业性质的银行（所谓“贵州银行”是只为政府服务的“官钱局”），甚至连钱庄这样的金融商号也没有，赖永初虽然知道这“银行” 的生意多少与钱有关系，但具体是怎么回事却弄不大清楚。他想到泸州去问个究竟，可又听说“五国商会”在战争期间关门歇业（当时的人们把汇丰、德华、东方汇理、道胜、横滨正金五家银行驻泸州的办事处称为“五国商会”），任何业务都不办理，想找人也找不到……可正在这惶急的时候，去江津采购鸡崽的客栈掌柜却给他带来了一位自流井的号商代理，是个陕西人。

盐行的生意分为井、枧、灶、号、运五大类，井行负责凿井、枧行负责制卤、灶行负责煮盐、号行负责经销，而象赖永初这样手握引票的外地客户则叫做“运商”。井、枧、灶行由四川人领衔，号行的股东却多为陕西人和山西人，秦晋商界的资金雄厚，他们在盐场统收井灶的盐斤，经秤吊检验后入仓贮存，再岸销给各路运商。这样既维护了井盐的正常生产，也保证了盐引的规范质量。在正常情况下，盐号生意是很赚钱的，可一旦遇到战争就麻烦了。盐道封锁，运商来不了，可地下的盐井却不管人间打仗不打仗，每天照样出卤，大批的成品只好堆上在码头上任凭风吹雨蚀，让号商们忧心忡忡、焦头烂额。

对这时的盐号而言，手握引票的运商就是他们的救星，所以一听说合江城里住着个从贵州来的盐巴贩子，这位名叫颜泽辅的陕西人就急忙从江津赶到了万盛源客栈。

这是个三十岁左右的胖子，个子不高，身穿蓝绸大褂，头戴青缎瓜皮小帽，脸上总带着一团和气。对于他的拜访，赖永初的答复还是跟先前一样，“战事未平、商道不通，生意的事情只好等到局势明朗以后再说”，但颜泽辅却没有被这几句敷衍话给搪塞住，他笑了笑，语气依然显得那么诚恳：“赖老板是不是手头有些紧？没关系，出门在外，谁还能不遇到点小麻烦？咱们朋友之间说句知心话，你的难处，我能帮忙解决”

从见面的那一刻起，颜泽辅就看出眼前的小伙是个刚入门的新手，作为盐号的行家，他当然也能猜到赖永初目前的窘境，心里也早有了应对的办法。

自古以来，官盐销售都奉行“专商引岸”的原则，也就是由专门的运商送到指定的地点去卖。这当然使得运商经营的采购数量大、运输距离远、销售时间长，需要的资金也比较多。满清时期，食盐都是由运商携带款项到生产地购买的，盐场方面只管收钱发货就行了，而到了辛亥之后，政局的动荡造成了运商结构的重新洗牌，一方面，许多资金雄厚的老商家失去了原有的经营特许，而另一方面，一些新入行的商人又筹措不到足够的资金，传统的市场运作模式也因此受到了破坏。不过，这在造成困扰的同时却又给某一些人带来了新的商机。

民国五年（1916年）正是 “官督商办”的盐业传统受到极大冲击的时候，也是自流井盐商开始酝酿由“盐号”向“盐业银行”转型的时候。护国战争期间，部分陕帮盐商正琢磨着在以往的经营方式上做一些突破，而无巧无不巧的，赖永初就成了他们“改革开放”的试验品。

在客栈里，颜泽辅经理掰着指头给小赖老板算了一笔账：一载“仁岸”巴盐的正价（含包装运杂费）是六千四百块钱、盐税（含民国政府的还贷基金）三千、合江口岸的关税（含为贵州省代征的盐务税费）九千六，总计一万九千块大洋。这笔钱如果向“五国洋会”贷款，最多只能贷到一半，而且需要出具担保，还钱的时候还得请人把银元挑到泸州来；而如果向陕帮商人“押汇”，全部费用都由盐号代缴，什么担保也不必，卖掉盐巴之后在贵阳还钱就行了，真是既方便又简单。

这“押汇”是一种盐运垫本的信贷方式，它有点象是“逆向的汇款”。正常汇款是先在甲地存款、再到乙地花钱，而“押汇”是先在甲地用钱、再到乙地存款。因为盐业实行的是“专商引岸” 制度，商品的承办人、采购方式、运输途径以及销售地点都是固定的，这几乎相当于运商的信用完全受到国家的监控，所以不必担心借钱的人赖帐或者逃跑。

押汇的月息是一分六，另加百分之三的手续费。赖永初也替颜泽辅算了算账：盐号实际只拿出了一万二千六百块大洋（因为盐巴是他们自己的，不必另外花钱），但转手就能增加三千六百一十块的孳息，这“押汇”的买卖可着实不错。

颜泽辅并不否认自己占了便宜，但同时却又狡辩说：“我的利息高，你贩盐的利润更大，所以算到底还是你划得来。再说了，你小赖老板每个月运一载盐，一年下来就能有十多万身家，到时候把钱存在盐号，我照样付你一分利，最终你还不是全都赚回去了……”

贵州当时并没有钱庄票号之类的生意，老百姓缺钱的时候就找当铺、有了钱就锁在柜子里，谁也没想到存钱也能有利息。颜泽辅看赖永初一副懵懂好奇的样子，索性摆开架势隆重开讲金融买卖的各种窍门，顺带还把“锁进箱子的是骡子钱，只会干活不下崽”、“赚钱也就是转钱，不能让资金停下来”之类的理论也神吹了一通，五迷三道的忽悠了一晚上，贵州的土包子听得津津有味，不仅把生意谈成了，两个人也成了莫逆之交。

1916年6月13日，蔡锷率军进入泸州，被封闭许久的商道终于得以开通，紧接着，从自流井发出的盐船也开始陆续顺江而下。

赖永初早就在合江码头雇好了“关刀船”，等盐引到关、纳税验收之后，立刻就装货出发。从合江沿赤水河往上走，六百多里的水路全是逆流，不仅时刻要靠船工拉纤行进，有的地段还必须将货物卸下来改用岸运。这样紧赶慢赶的走了近二十天，直到七月初才抵达了茅台码头。

“一打鼓（今金沙县城），二永兴，三茅台，四鸭溪”。茅台是当时黔北的商业重镇，这里原本是贵州省仁怀县中枢乡的一个以农耕为主的小山村，但自从光绪年间赤水河航道疏浚开通之后，这个偏僻的码头就成为了川黔之间的交通枢纽，商业贸易也逐渐繁荣起来。

赖永初来到茅台的时候，码头上正是一派热闹的景象。战争刚刚结束，民间的商贸立刻又活跃起来，栈桥上川流不息的是贵州出产的桐油、菜油、生漆、朱砂、水银和各类山货药材；河岔里停着许多等待卸货的大小木船，船上装着从外地运来的冰糖红塘、棉纱棉布、洋火柴铁钉子，甚至还有美国出产的强盗牌香烟。赖永初的盐船也在等待卸货的行列之中。

“仁岸”的盐引是用黄竹篾席包装的，再用篾条或草索捆扎。一捆叫做一“包”，筐里装有两坨磨盘似的盐锭，因此一包也就是两担。在合江关卡核定的时候，每包的重量是一百八十斤，但这合江标准的重量会随着运输的过程越来越少。从合江到茅台有六百里水路，中间还要搬上搬下的折腾好几回，盐斤耗损在所难免，而这耗损量的多少又大半取决于船工的工作态度，老板很难进行监督。这样时间长了也就只好约定俗成：从合江装船的一百八十斤盐包，到茅台实交一百五十二斤，其余的二十八斤就连运费带耗损全部算在里面，双方两不相欠、各自负责。

盐包是要上岸才能吊秤的，可现在所有的盐引都还停在船上，船工们着急，赖永初也很着急。而码头的管事却总是一副磨磨蹭蹭的样子，一会儿看看船舱里的货物、一会儿又望望船头的“赖兴隆记”商旗，犹犹豫豫，始终不肯开单放行。

专商引岸，各岸盐引的运输途径不同、销售区域不同，盐斤的包装和规格也不一样。比如“綦岸”的盐巴是花腰色（白底红杠）、“涪岸”是炭灰色、 “永岸”是高粱色，这“仁岸”的盐锭则是略为泛青的草白色，很容易分辨出来，而且盐巴在贵州境内是不交税的（当时贵州的盐税由四川代收），码头管事根本没必要反复检查，只要随便看两眼就可以放行了，可为什么又总不让开单卸货呢？

问题就出在那面商旗上了。

按规矩，仁岸每个月的盐运定额为二十二载，这是按遵义和贵阳的总人口四百万、每人每天三钱盐的方法配给的。最早的时候，这仁岸原本是由四家盐商共同承运，可经过华联辉、华之鸿父子两代人的努力，三家陕西客商都被排挤走了，只剩华家独自垄断。几十年来，茅台码头上的盐船无一例外的都挂着“永隆裕”的旗帜，可现在却冷不丁的又冒出一个“赖兴隆”，这怎么能不让管事先生犯迷糊呢？

于是，从下午直等到傍晚，天都擦黑了，那码头管事却还是不肯开关放船。船工们一个个暴跳如雷，赖永初也气得满脸通红，可这时候，始终坐在船尾的葛志诚却突然站起身来：“我去跟他说说”，然后就踩着脚下的篾包、慢吞吞地走上了栈桥。

葛志诚是合江万盛源客栈掌柜家的儿子，年纪比赖永初稍大一点，因为相貌忠厚老成，所以得了个“葛老诚”的外号。赖永初离开合江的头一天晚上，老葛掌柜突然带着儿子来到客房，再三央求小赖把小葛收下做徒弟。赖永初顿时被吓了一跳：“我自己还只是个伙计呢，怎么敢随便收徒”。可葛掌柜却说：“我开客栈几十年了，虽然见识不多，但看人的眼力还是有的。赖老板现在年轻，但将来定会是个飞龙在天的人物，娃娃跟着你，不求大富大贵，只要能学到一点皮毛本领，也可换得衣食无忧……”一席话说得赖永初云山雾罩，不知道应该欢喜还是应该惶恐才好，弄到最后，终于还是答应让葛志诚跟着自己回贵州，但说定不算师徒，只算是雇佣关系，双方以礼相待，去留自由。

“葛老诚”这人的话不多，略微苍白的脸上总带着几分木讷，显得淡定沉稳。在从合江到茅台来的路上，他起早贪黑、瞻前顾后、兢兢业业，虽然动作慢条斯理，但事无巨细却能做得滴水不漏。在等待通关的这段时间里，别人都急得上窜下跳，只有他不吭不哈的坐在船尾悠然自得，仿佛再等上个三天三夜都无所谓似的，却没想到，等大家都黔驴技穷、束手无策的时候，他却突然出头露面了，跟那位不通情理的码头管事“有话要说”。

大家眼巴巴地望着两个人在栈桥上说话，心里七上八下。那葛老诚还真是言简意赅，才嘀咕了没几句，码头管事立刻就变得前倨后恭，不仅忙不迭的盖章开单，还挥手吆喝，召来了一大群搬运挑夫。

“诶，老诚，你跟那管事到底说了些什么啊？”，看着船舱中的盐引一件件地抬上岸来，赖永初终于忍不住心里的好奇。

“我告诉他，赖兴隆是华问渠（华之鸿的儿子）私开的分号，他心里清楚就好，不要对别人讲”，葛老诚的神色依然是那么的木讷沉稳，若不是明知道他是在瞎编，光看他的脸，甚至连赖永初自己都要相信这话是真的了。

“你呀……咳，咳……你呀”，想不到，这不苟言笑葛老诚居然会是个“编聊斋”的高手。

其实，赖永初的心里并不太赞同这样的谎言。因为这显然是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的，即便这一次能从码头管事的手里侥幸过关，但下次再遇到他的时候，事情肯定会变得更加困难。可赖永初又不能责怪葛志诚的“机智”，眼前的难题是明摆着的，一步走不通就步步走不通，病到急处也只好胡乱投医，无论如何，损招总比没招更有用一点。

专盐引岸，盐引一定要登上了指定的口岸才能成为真正的官盐。天色渐暗，盐船里的货物终于在暮色之中抬进了中街的“太和仓”，等吊秤入库之后，船工们领着酬劳高高兴兴的走了，赖永初的心里也才稍微踏实了一些。

中街是茅台镇上最热闹的地方，一百多米长的街道两旁“洋房”林立，满是旅舍、饭馆、商铺和各种小吃摊。有趣的是，这些“洋房”并不是砖砌的，不过是用泥巴混着糯米稀饭垒起来的土墙，墙外面用瓦刀勾勒出砖缝的槽印，再抹上白色的洋灰，晴天看上去跟重庆泸州的洋砖房差不多，但遇到下雨就露馅了。

“泥巴稀饭墙”上贴着贵州督军刘显世的告示：

查巴拿马赛会茅酒系荣和、成裕两户选呈，但奖凭、奖牌仅有一份，亦无从再领。故应由商会专门陈列，勿庸发给造酒之户，以免发生执争。

荣和、成裕两户俱系曾经得奖之人，嗣后两户售货仿单、商标均可模仿奖品，以增荣誉，不必专以收执为贵也。

仰即转饬遵照，此令。

……

街头巷尾的人们也在纷纷议论此事。

事情是这样的：

茅台镇上有两家酒坊，一家是由当地的三个地主合开的，叫“荣和烧房”（商号“荣泰和”），另一家是贵阳华之鸿华家开的，叫“成裕烧房”（后改名为“成义”）。两家的酒都叫“双沙茅酒”，质量都很好，产量也都不大。“荣和”的酒除了地主自家喝一喝，也在附近的乡镇卖一卖，相当于地方的土特产；而“成裕”的华老板是贵州首富，既是大盐商又是大官僚，自然不太在乎这几个酒钱，所以除了自家喝之外基本上就是送人，不大象商品倒更象是礼品。两家酒坊原本各行其事、自得其乐、比邻相安、互不干扰，彼此间客客气气，可谁曾想平地里冒出个乐嘉藻，多管闲事，愣把两家整得脸红筋胀，不依不饶的打起官司来。

乐嘉藻是贵州黄平人，清末的进士，曾经当过贵州咨议局的议长，还创建了贵阳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贵州的自治社与宪政会发生党争，双方打打杀杀，就把他赶到北京去了。1915年，美国为了庆祝巴拿马运河通航，在旧金山举办“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邀请各国参加，乐嘉藻也被袁世凯委派为“巴拿马商会直隶协会代理事长”，直隶协会包括北五省，所以这职务大约相当于“京津冀鲁豫晋陕各省市出席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商业代表团代理团长”，官不大头衔倒挺长。

这“京津冀鲁豫晋陕商业代表团”的团长其实是个只管北方五省二市的官，乐嘉藻只要把北方的商品拿到美国去就行了。可轮到拿酒的时候，乐团长大概觉得北方的酒不好喝，一冲动就把家乡的茅酒塞进了包里，结果到了旧金山，“双沙茅酒”还真的获得了金质奖章，事情可就搞复杂了。

说起来，这“金质奖章”并不是巴拿马博览会的最高奖，而且即便是最高奖，也不见得就能算是世界第一名，毕竟人家那是在开展览会又不是开奥运会。可对于当时处处不受人待见的中国来说，这无论如何是个不得了的荣誉。乐嘉藻回国宣布成果，北京上海立刻就登报宣传：“贵州茅台造酒公司为国争光！”，消息传到贵州，大家当然也很高兴，可转念又一想：这“贵州茅台造酒公司”到底是谁呀？于是“荣和”跟“成裕”就吵起来了，大家都说那酒是自己的。

官司从县里打到省里，省长刘显世也觉得十分挠头。乐嘉藻当初就是被他赶跑的，人家到现在还记着仇呢，所以连金质奖章都不肯寄回贵州来。想要问问这奖章的正主到底是谁吧？却又实在不好意思开口……不过刘省长还是觉得这是贵州的一大荣誉，于是干脆自作主张和起了稀泥，宣布“荣和”“成裕”都参加了博览会，而且是全都得了奖，可惜奖品只有一份，所以两家都不给了（其实连他自己也没见着），建议大家不分彼此，一起共同享受这无上的光荣！

赖永初在那“泥巴稀饭墙”上见到的就是这个布告。省长的态度虽然很公正，但“荣和”“成裕”两家却都不大同意，双方以后又继续争吵了许多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要说，这件事也确实够蹊跷。首先，“荣和、成裕共获金奖”的说法纯粹是天方夜谈。人家办万国博览会又不是开杂货铺，把同一个村子的两罐子酒都摆上台面，还都给奖，这可能吗？

得奖的只能有一瓶，问题在于乐嘉藻带去的那瓶到底是谁家的。

如果这酒是别人送给乐嘉藻的，那多半是华家的酒，可问题在于华之鸿跟乐嘉藻是政治上的死对头，在贵州的时候就闹得不可开交，等把人赶跑了再送酒去给他喝，这似乎不大合情理。如果这酒是乐嘉藻自己买的，那就多半属于“荣和”，可是这也很麻烦，因为他必须专门跑到遵义来买，那时候“荣和双沙”在贵阳都没得卖的，在北京和天津就更买不到了。

所以这其中的奥秘只有乐嘉藻本人才能说清楚。乐嘉藻后来参加了朱启钤（贵州开阳人）的“营造学社”，写了不少书，到现在还一版再版，可有关茅台酒的事情却一句也不肯提，搞得我们大家只好胡乱猜测瞎琢磨——这老小子，办事可真够阴的！

赖永初先前在周西成那里就见识过茅酒，现在到了茅台，自然就更应当品尝一番了。

饭馆里两家酒坊的茅酒都有。荣和的酒瓶是个底小口小肚子大的紫色陶罐子，外面贴了张红纸，纸中间写着“荣和烧房回沙茅酒”，旁边两行标明“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成裕的酒瓶跟荣和的差不多，也是个紫陶罐，红纸上写着“成裕回沙茅酒”，少了“烧房”两个字，也没写“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什么的，旁边却多了一排说明，“取自茅台杨柳湾地下清泉，加以特殊烤酒工艺，故气味芬芳，曰回沙茅酒”（各位，别看这酒瓶的样子土里土气。如果您现在能找到一个，那可就捞大发了）。

酒瓶的封口是块猪尿脬皮，外面缠着蚕丝线。揭开封口，拔掉木制瓶塞，一股酒香扑鼻而来。对比两种茅酒，葛志诚觉得味道差不多，可赖永初却说：“你再品品？荣和的酒香浓烈，但似乎多了点匠气；成裕的回味醇厚，带着股君子之风”

葛志诚再尝了尝，还是分辨不出，只好笑着摇头：“你年纪不大，品酒的本事却不小”

赖永初也笑了：“我也是这次出门才弄明白，喝酒的悟性不在于年龄、不在于经验，全都是天生的”

“呵呵，那你倒是个酒天才”

一句话说得两人都大笑起来。

“荣和”“成裕”虽然略有差别，但价钱却一样，都是银洋五角，这在当地能买二十多斤大米，几乎相当于穷人一个月的伙食费了。饭馆里能喝得起茅酒的人很少，大多数人喝的都是“咂酒”。咂酒也叫坛坛酒。它是用玉米酿成的原汁酒，饮用时将温开水加进坛子里，酒水混合之后用竹管吸，喝起来“稀哩呼噜”，声音非常响亮。有一首诗专门称赞咂酒：“万颗明珠一瓮收，皇上来了也低头；双手紧抱擎天拄，咂得长江水倒流”。

葛志诚也觉得咂酒的气势磅礴，不禁拍案叫绝道：“你看看人家，花钱不多，喝得闹热”

而赖永初却不以为然。“喝酒的作用在于助兴交谈，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象这样抱着坛子低头猛吸，朋友走光了都不知道，不过是寻醉罢了，哪里还有什么喝酒的意义”

两个小伙子说说笑笑的喝干了两罐子“回沙”，酒意微醺，步履蹒跚，夏夜的晚风吹来，更让人兴致勃发。

离开饭馆，顺着大街往西走，镇外不远的地方有个小山沟，沟边柳树成荫，沟里溪水潺潺，路人告知，这就是成裕酒瓶上说的杨柳湾了。杨柳湾的右侧是成裕烧房，山坡上有个叫“禹王宫”的小庙，庙底下，一股碗口大的清泉喷流而出，在山湾里聚成一汪水塘，十多个赤身裸体的小孩在水中嬉戏玩耍，欢笑呐喊，稚嫩的声音让围观者的心情也跟着快乐了许多。

走近水塘，泉眼旁的石壁上刻着清朝遵义人郑珍的几行诗：远游临郡裔，古聚缀陀坡；酒冠黔人国，盐登赤水河。迎秋巴雨暗，对岸蜀山多；上水无舟到，羁愁两日过。

眼前的情形让原本性格内向的葛老诚也忍不住忽发奇想：“唉，有朝一日事业有成，我也在这山湾里开个烧房，自酿自饮，怡然自得”

“嗨！酒是个聚众的东西，要造酒就搞大的！成千上万的运出山去，让全天下都喝我的酒，那该是多么的快活！”

夏夜里，两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沐浴着溪流激荡的水雾，在身边茅酒烧房飘散出的醇厚香气的熏陶下，不由得陷入了梦幻般的遐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