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河

主题:赖永初(六) -- 王外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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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赖永初(六)

    已经有好几月没能在河里发贴了(先是进不来,后是说不了话),今天试一试居然恢复了正常!大喜。赶紧把先前写的东西贴出来,算是马甲我交的作业吧。呵呵。

    ————————————————————————————

    合江位于长江、赤水与习水三江交汇处,是泸州境内的一座县城,这里不仅是长江上游的重要码头,也是川黔水运的关键枢纽。作为护国战争的主战场,1916年的2、3月间,护国军和北洋军的主力曾经在当地反复攻守、激烈厮杀,经受了惨重的伤亡,但进入4月份以后,战事却突然缓和下来,曾经喧嚣一时的枪炮也渐渐的沉寂了许多。

    这时的泸州各县虽然还控制在北洋军的手里,但北洋的三个师长曹锟、张敬尧、李长泰都离开战场去了成都,在前线实际负责指挥的是第三师第六旅旅长吴佩孚。吴旅长一个人要管六个旅,可其他旅长却并不买帐,比如第十六混成旅总共有十个营,旅长冯玉祥就把九个营都带到自流井去了(自贡不在泸州境内,当时属永宁道),只在合江留了一个营。

    留守合江的是第十六混成旅的第一团第三营(团长杨桂棠,营长李鸣钟),与他们对垒的是护国军第二梯团的第三支队(梯团长赵又新,支队长朱德),双方只相隔三十公里,却一枪不放,显得十分太平。

    赖永初就在这“太平”的时候来到了合江。

    合江是座古城,从汉武帝的时候就设县了,据说在唐朝初年,程咬金还来这里当过三军大都督,但当地的百姓却显然没能继承那位混世魔王的勇敢,战乱之中,这里的商号全都关门闭户,街面上显得十分萧条冷清。赖永初从城南走到城北,好不容易才敲开一家“万盛源客栈”的大门,掌柜的一看见他就吓得瞪圆了眼睛:“哎呀,你是咋个来的?天爷,你家祖宗菩萨的牌位好高哟(你的命真大)!要是被北军发觉你这样的云南打扮,拖出去一马刀就砍了,才不管你是奸细还是生意人”

    客栈掌柜的意思是赖永初不应该戴着那顶外国式样的鸭舌帽。

    川黔两省虽然地理相邻、风俗相近,但行商的打扮却还是略有不同的。辛亥过后,人们把头顶的辫子剪了,却总觉得脑袋上少了点什么东西,难免要找一顶帽子戴一戴才好。当时四川这里受湖北的影响比较深,所以大家都戴着“青缎瓜皮”,而贵州的小伙则更愿意学习云南的时髦(云南毗邻英法殖民地,比较“洋”一点),习惯戴硬壳礼帽或者软毡帽。赖永初没有出过远门,也不太清楚各地的差异,先前在进城的路上看见了不少被枭首示众的“谍匪”,他还以为那都是任务失败的情报工作者,现在猛听说一顶鸭舌帽居然有可能造成那么大的危险,顿时慌了神,情急之下,连忙把那顶惹祸的帽子丢得老远,恨不能立刻找一块帕子缠在头上,打扮成“川老倌儿”的模样。

    客栈里空荡荡的,店里的铺盖被褥席子毯子脸盆毛巾茶壶夜壶全都被军队征走了,只剩下几张竹床和竹椅子。听掌柜的说,北军是二月初四开进合江城的,先来的是张敬尧的第七师,后来又换成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张敬尧的兵喜欢吃喝嫖赌,冯玉祥的兵喜欢打人骂人,但两支军队“征款征物”的本领却是同样的厉害。战争开打之前,城里的许多富户都把钱财藏起来了,可北军照样有办法,他们在别人家的屋里屋外四处泼水,看见哪里的水渗得快就在哪里挖,简直十拿九稳。有个卖“醪糟”的家里是真的穷,赌咒发誓说没有隐藏任何东西,可当兵的却还是从他家的墙脚底下刨出了一大缸金银,打开来一看,里面的铜板都起丝了,原来是明朝时候的钱。找钱居然能把几百年前的老古董都挖出来,这本事可实在是了不起。

    掌柜的说,现在休战了,情况还好些,要是早几天,说不定还要被拉去当挑夫。北军的一门大炮要三十几个民夫运弹药,一挺机枪也需要七八个人。掌柜的自己也被抓去背了几天子弹袋,看见纳溪前线到处都摆满了尸体,双方的鲜血把田土都浸红了,真是可怕的很……

    虽然听了许多有关战争的事情,但赖永初真正惦记的却还是商路能不能通、买卖能不能做。“老板,现在既然休战了,那为啥街面上还关起门、大家都不出来做生意呢?”

    “唉,你娃还是年轻啊”,掌柜的叹了口气,又继续解释:“兵灾兵祸,啥时候的灾祸最危险?不是打得正闹热的时候,而是兵败的时候和兵退的时候……所以我们大家心里都恨北军,可是又确实不愿意他们在合江吃败仗,先前怕他们来,现在又愁他们走。这几天休战,北洋军要退不退的,搞得老百姓躲都躲不赢,哪里还敢挑起招牌做生意嘛”

    “那就只有干等着遭抢啊?”赖永初心里实在有些不甘愿。

    “倒也不是干等,县上的头面人物正在跟两边的官长说情,看看能不能达成什么善后条款。说来说去,无非是大家再拼着破点财,只要当兵的不要乱来就阿弥陀佛了”

    从綦江到泸州,赖永初转了一大圈才明白:原来战争这事情对于商业而言,打有打的害处,不打也有不打的难处啊。

    之后的几天,赖永初就躲在客栈里不敢出门。有时偷空看看窗外,街面上冷冷清清,一队队北洋军荷枪实弹的走来走去,虽然气势汹汹,但却也并没有发生兵变或者抢劫的迹象。这紧张之中的平静和平静之中的压抑,反倒更让人对时局的前景更加充满了忐忑。

    “万盛源客栈”是一个专门接待往来行商的小旅馆,所谓的客房其实就是把自家的住宅壁成了十多个隔间,有单人单铺,也有混成一排的大通席。客栈里原本是有伙房的,但因为现在只有赖永初一个店客,所以也用不着特别费事,每天跟老板一起开饭就行了。

    这是一家经营了两代人的老店,掌柜的早已见惯了南来北往的商贩、听惯了发财致富的奇思妙想。可当他得知赖永初准备去贩盐巴的时候,却还是觉得这主意完全是异想天开,属于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你娃以为做盐巴生意是敲‘叮叮糖’唆?(叮叮糖是一种用麦芽和面粉揉制的四川小吃)告诉你,我这里一年不知要见到好多盐商,哪一个不是银圆用马驮、箩筐用船装,前呼后拥、跟班无数,光是扛枪护卫的保丁就能把我这个客栈住满。象你娃这样甩手甩脚的就想到盐场上逛,怕是一丈二的大烟杆——想烧香都点不到火哦!”

    不过,货栈掌柜对赖小伙的开拓的精神还是非常欣赏的,他因此建议两个人合伙去做家禽生意。根据他的市场分析,这几个月,合江地面的鸡鸭猪鹅全都被当兵的抢光了,“方圆几十里连鸡公打鸣的声音都听不到”,如果趁早到下游的江津去收购些鸡仔和猪仔,回来一定能卖个好价钱。毕竟,等北军撤走、战事平息之后,侥幸逃生的百姓还是会继续养鸡养鸭、继续自己平淡而朴素的生活的。

    这贩鸡的生意虽然跟贩盐的理想相差甚远,但也不算是个太坏的打算。赖永初不能拒绝人家的好意,可却又不甘心放弃自己的愿望,于是决定第二天跟掌柜的一起去码头看看情况,如果有人盘查,就说自己是客栈老板的亲戚,以免被别人当奸细抓了,糊涂冤枉地送了性命。

    合江县城是江河汇合的地方,位于长江岸边的叫羊咀码头,而通往贵州方向的叫三江嘴码头。三江嘴是赤水、习水、高洞河的交汇口,也是川盐进入黔北的起点。这时候,河面上连一条小舢板也看不见,所有的木船都被抬到了岸上,船底朝天地覆在河滩上晾晒。

    长江边的羊咀码头倒是聚集着不少人。连绵的战火造成了长江上游持续几个月的的封航,船工们不能干活也就没有了收入,生活陷入窘迫,这时候局势稍微缓和,大家也都跑出来碰碰运气。码头上泊着好几艘江船,但却空空的没有装任何货物,船头处偶而传出几句讨价还价的声音:“老大,放一漂顺水到江津,好多钱嘛?”

    “二十块”

    “二十?抢人哦!”货栈掌柜忍不住叫起屈来:“往常间来回才八块,你怕是想钱想疯咯”

    “老板,话不象这么说” 船老大的回答却也是理直气壮:“看看现在是啥时候。两岸边又是枪又是炮,这一段不打那一截打。我们跑船也是在血盆盆里头抓饭吃,你老人家总要赏人几文吊命钱嘛”

    这会儿,从上游的泸州倒时不时的漂下几艘木船,稀稀落落的一晃而过。有好事者撑着划子去问个究竟,才知道那都是到重庆拉粮食的。泸州的人口多、驻军也多,几个月的交战下来,城里的大米价格猛翻了十多倍,有的地方甚至已经断粮。驻军司令吴佩孚因此决定放开口岸,派15师25旅57团(团长刘湘)负责维护泸州至重庆间的航务,解决城里的物资短缺问题。

    “老大,从合江到泸州要多少船钱?”听见泸州通航的消息,赖永初忍不住多问了一句。

    “单边五十”,船东的回答很干脆。

    贵州小伙顿时就不吭气了。自己的身上只有二百块钱的资本,仅合江与泸州之间的来回运费就需要一百块大洋,只剩下一百还能做什么?年青人内心残存的希望被这严酷的现实击打得粉碎。刹那间,他心灰意冷,再也无心继续探询市面的商情,转过身来,沿着码头边长长的台阶,垂头丧气,一步一步的往回挪。

    “咦?小赖大爷,你老人家在这里搞哪样?”正欲哭无泪的时候,耳边突然出现一声调侃的问候。

    抬起头,只见台阶上站着在大槽沟山寨里遇到过的那位白面书生。不过这时的他已经换掉了先前的袍哥衣裳,改穿了西装,头戴着礼帽,可奇怪的是,码头上还站着许多挎刀背枪的北洋官兵,但那些一向声色俱厉的北军却对身边这明显的“云南打扮”熟视无睹,反而嘻嘻哈哈,表现出十分亲热的样子。

    “怎么样?你的盐巴生意做得如何?”

    “唉,说不得。盐巴卖不成,马上要当鸡贩子了”,明知对方是拿自己开涮,赖永初却也无可奈何。虽然与眼前的这位“熟人”并不算是真的熟悉,但因为失望之后的郁闷正无从发泄,他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竹筒倒豆子似的把自己这一路的艰辛和苦恼全都讲了出来。

    白面书生一边听一边乐,好象觉得十分有趣。接着,他又把赖永初拉到另一位也是西装礼帽、三十多岁的高个子面前,“来来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杨先生,这位就是我先前说过的,十岁就嗨袍哥头排的小赖大爷!”

    那杨先生已经在旁边听了好一阵了,他显然也对这十五六岁的商铺伙计充满兴趣,当即微笑着拱了拱手,说:“幸会幸会。你刚从东溪来?得空的话,想多听你摆摆那边的情况”

    “那好说。我现在啥都没得,惟独有得是时间”

    三人顿时仰面大笑,于是就携手向城内走去。

    经过一路的交谈,赖永初才知道这白面书生叫邵陵,而那位杨先生叫杨森。杨森是护国军第二梯团的参谋,同时也是“义”字堂口的袍哥大爷。护国军入川之后,杨大爷就委派邵陵四下活动袍哥组织,并拉起了一支护国义勇队(营),而那大槽沟的“俄枪老挑”也是邵陵积极联络的对象之一。

    杨森此番到合江县城是应本地士绅夏亮工的邀请,与北军谈判善后事宜。其目的是要具体协商双方换防的交接细节,以免部队在运动中造成激烈对抗,给民众带来不必要的伤亡。

    注:

    所谓“合江讨袁护国军义勇支队”也叫“合江九支营”,是由四川合江袍哥和贵州赤水袍哥联合组建的武装,共有四个连三百多人。参加过护国战争,后并入滇军赵又新部。

    “俄枪老挑”本名成天全。他没有参加护国战争,但后来还是受“招安”,加入了另一位袍哥大爷陈兰亭的队伍,并在川军中做到团长。值得一提的是,成天全还入过党,并在1926年12月参加了由刘伯承领导的泸州起义,虽然他在起义失败之后就投靠了杨森,但这多少也算是曾经为中国革命做过一点贡献吧。

    夏亮工又名夏之时。赖永初在客栈里就曾经听掌柜的多次谈起过这个人,据说他是合江县里名声最响的人物,日本军校毕业,当过新军哨官,是辛亥革命的大功臣,民国初年曾担任过四川副都督、蜀军总司令,后来被陈宦(袁世凯的嫡系)赶下台,跑到日本去了,直到上个月才由东京返回合江老家。

    夏家大院地处合江城中心的文昌巷,是一座坐北朝南、土木结构的三进豪宅。第一进的中间是客厅,左侧为帐房,右侧是杨森客居的卧室,中间青砖铺地的天井里摆着一顶蓝呢大轿,那是夏家老太爷的行銮。厅堂里雕梁画栋,挂着许多木刻的对联匾额,显得富贵气派,从右侧的角门出去还有个花园,一帮人就聚在花园的亭子里饮酒聊天。

    夏之时当时大约三十多岁的样子,身材瘦高,白净斯文,说话也很客气,浑不象是曾经带兵造反的武夫,倒象是个生意人。这夏之时也是袍哥人家,而且是合江城“仁”“义”“礼”“智”“信”各堂口公推的总龙头,可当他听说赖永初十岁就“嗨成了大爷”,不禁也觉得有趣,连称“希奇希奇”。小赖大爷在这些人物面前当然不敢托大,连忙站起身来鞠躬敬酒:“我十岁嗨头排不算希奇,夏大爷二十几岁就当总司令,那才叫真正的英雄出少年”,众人也都举杯附和:“有理,有理”。

    泸州出好酒,夏家的库房里更是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坛坛罐罐,杯盏之间,各种年份的封缸老窖陆续不断地摆上桌来,让一帮赳赳武将乐得手舞足蹈。酒席中,作为地主的夏之时和刘鉴昭(合江县知事)都是武职出身,杨森、邵陵是护国军的军人,而北洋军方面则有第十六混成旅中校参谋张之江、一团三营长李鸣钟,还有一个叫韩复榘的连长。

    这韩复榘原本是二团的一个连长,先前南北两军在纳溪会战的时候,他带领部下坐着小船去增援(纳溪毗邻永宁河),结果在半道遇上滇军金汉鼎支队(二梯团二支队)的埋伏,一通扫射把船打翻了,不会游泳的老韩也就成了俘虏。这次谈判,杨森参谋顺便把他也释放了,可重获自由的韩连长却不敢回部队,因为他们二团团长的脾气大得很,遇见韩俘虏肯定不会给什么好果子吃(二团长何乃中是清朝的武进士,当过大内侍卫,一巴掌能把人扇死)。于是李鸣钟只好把韩复榘暂时留在合江,等托人疏通之后看看情况再说。

    张之江、李鸣钟和韩复榘都是跟随冯玉祥参加过滦州起义的老伙伴,彼此的关系比较铁。这李鸣钟的第三营更是冯玉祥嫡系中的嫡系,在当时,除了三营营附宋哲元去河南招兵,副营长刘汝明、一连长张维玺、二连长佟麟阁、三连长孙良诚、模范连连长冯治安,以及石友三、赵登禹、吉鸿昌、梁冠英、曹福林、魏凤楼、过之纲……一大堆未来的英雄豪杰都在合江街上巡逻。

    外面有那么多精兵强将放哨站岗,酒桌上的气氛更豪爽了许多。“酒是色媒人”,面红耳酣之际,风花雪月的谈论自然是少不了的。北洋军虽然带了个“洋”字,但第十六混成旅的军官却都是土包子,杨森虽然生性多情,毕竟也没见过多少世面,在场的惟有夏之时是真正走过江跨过海留过东洋的人物,于是大家都兴趣盎然,听他侃京都的曼妙和艺伎的温柔。

    夏之时在上海的“堂子”里娶了个“花魁”做老婆,并且还把她带到日本去了。这件事在四川上流社会无人不晓,借着酒意遮面,杨森也忍不住开起玩笑来,“你哥皮怎么忍心把美女留在外国的花花地方,夜晚想起来怕是心头不好过哟”

    “嘿,此言差矣!”夏之时的神情庄严,显得大义凛然:“兄弟我此番回乡,本是为了救国救民,大丈夫重任在肩,岂又在乎儿女情长。再说,临走之前我已交给她一把小手枪,郑重告知,须将此枪日夜放于枕边,平常用以防贼,倘若发生对不起于我之事,必当用它自裁谢罪……”

    “英雄气概!这才是我辈军人之风流!”在座的人们纷纷拍案叫好,一个个举起了手中的酒杯。

    赖永初当然想不到,大家这时所谈论的夏夫人,竟是日后那位长袖善舞、创建了上海“锦江饭店”的董竹君女士。毕竟,那时的他只有十六岁,除了借着酒劲跟着别人瞎嚷嚷,其实并不真正懂得人间的男女之情。

    那也是赖永初第一次喝这么多酒。在之前,由于父亲的身体不好,赖家的饮食是颇为节制的,可这一次偶然的开怀畅饮,却让他惊异地发觉自己的酒量其实很不错,并且他也惊奇地发觉:酒这东西,实在是社交场合中最好的媒介。

    一杯好的酒能很快拉近人们之间的距离,它能让人卸下心防,以比较轻松和坦诚的态度去交流问题。比如眼前的这群汉子,不久前还相互捉对厮杀、以性命相搏,可几杯美酒之后,却已经推心置腹、亲热得如同兄弟一般。酒的功效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让赖永初产生了一个天真的幻想,如果不用打仗,靠喝酒就能谈妥一切问题,这世界将会是多么美好。

    美酒有助于增强谈话的兴致,但喝酒的目的却并不只是风花雪月。

    在夏家的花园里,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有两个。一位是第十六混成旅的中校参谋张之江,他是冯玉祥从自流井派来的代表;另一位是第二梯团的中校参谋杨森,他是护国第一军的代表,或者更确切的说,他代表了蔡锷和赵又新。

    第二梯团是护国军各部队中距离合江最近的队伍,它的朱德支队(二梯团三支队)在合江县城以西不过三十里。但它同时又是护国军距离自流井(今自贡)最远的部队,如果双方只是商谈合江的换防问题,由三营长李鸣钟出面就行了,为什么非要派张之江跨州过府的从大老远赶过来呢?

    ——关键在于第二梯团想要接防的并不是合江,而是自流井。这一点,蔡锷知道,冯玉祥也很清楚。

    “自流井是个银窝窝”,四川年收入的三分之一强取自盐税,而盐税的八成以上来自川南。仅民国四年(1915年),自流井的盐税就高达五百七十多万元,这个“银窝”显然是川省的经济命脉,谁占据了它,谁就能垄断财源、取得最有利的发展先机。

    仗打到这个时候,明眼人都知道北军早晚是要撤退了。可当他们退走之后,由谁来接管这个“银窝”呢?却成了颇费斟酌的问题。

    如果说在三月二十二日以前,反袁护国大军的行动目标还是高度一致的话,那到了袁世凯宣布不做皇帝之后,各方的态度却发生了明显变化。有的人希望一鼓作气的取而代之,也有人拥护老袁继续做总统……但更重要的是,各路人马都开始对自己的经济利益有了不同的盘算。

    战争还在进行,北洋方面的陈宦(四川军务会办)、曹锟(四川军务督办)和周骏(四川军务帮办)就提出了“盐税留川”的方针,这口号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反正立刻就打破了护国军方面的团结——云南和贵州军人当然不肯答应,“税款不出川,那滇军黔军忙乎半天究竟为了什么?”,可四川军人却觉得十分在理。

    在当时,护国军阵营中的四川人很多,派系也很复杂。有的象杨森、朱德,他们本身就在护国军第一军(滇军)中任职,立场也跟云南人差不多;还有的象刘存厚(护国川军),他们和云南人同属“进步党”,政治观点相同,但在经济上却各有打算;再有的象熊克武(护国招讨军),属于老同盟会的黄兴的那一派,既不听云南的、也不听孙中山的,有点耍革命老资格的派头;当然,接受孙中山指挥的人也不少,比如卢师谛的“急进军”,只不过这“急进军”却一点也不“急进”,自打成立之后就一直守在自流井的旁边,想干什么大家都知道。

    除此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总司令和五花八门的队伍,比如“四川讨逆军”(王靖澄)、“四川招讨军”(杨维)、“川东护国军”(肖德明)、“川北护国军”(郑启和)、“中华革命军”(石青阳)、“川南北伐军”(刘成勋)……以及形形色色的袍哥武装。这些队伍的战斗力不强,平常连个县城也打不进去,可一旦争权夺利起来,他们的本领却立刻见长。

    (护国战争期间,刘伯承也拉起一路叫“四川护国军第一支队”的人马,曾经攻打过丰都城,但没能打下来,他的眼睛也在那次战斗中受了伤。当然,刘帅所领导的是真正的革命行动,跟前面提到的那些人是不一样的)

    说起来,后来延续长达二十年的四川军阀混战,其根源都在于护国战争的最后阶段。

    1916年上半年的这几个月,四川各地战事不断,但在弥漫的硝烟和流淌的鲜血之间,却也涌现出一批风云际会的浪潮儿。他们机缘巧合,在变幻的时局中捞取了自己人生的第一笔资本,刘湘是如此、杨森是如此,邓锡侯、田颂尧是如此……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连偶然走进夏家花园的赖永初也是如此——只是他当时自己并不知道罢了。

    赖永初不知道,但杨森的心里却是很清楚的。他此行的目的就是要让赵又新的部队能够获得接防自流井的特权。

    从道理上讲,自流井的管辖权怎么算也轮不到第二梯团的头上。因为刘存厚的“护国川军”原先就是驻守川南的四川第二师,战争结束后,让他们回归本防区是理所当然;卢师谛“急进军”的位置离自流井最近,手里还攥着孙中山大总统的授权书,从方便角度考虑,派他们监管盐务也顺理成章;而且,云南军政府的财政厅长(陈钧)还亲自兼任了川南盐运使,并多次强调盐税问题属于政务,军队不要干涉……可尽管如此,各路人马却还是抢着要去接防自流井,有的明修栈道,有的暗渡陈仓。

    无论是明修还是暗渡,都需要冯玉祥的配合。第十六混成旅在自流井集中了装备精良的九个营,他们若不想走,谁也难进去。其实对冯玉祥而言,由哪路人马来接防都是无所谓的,所以他开出的条件也很简单:谁能帮他预提三个月的盐税,就把自流井交给谁。

    这话听起来有点奇怪:冯玉祥自己正控制着自流井盐场,大兵在握,他想提多少盐税直接动手就是,又何必央求别人呢?

    事情是这样的:

    1913年的时候,民国政府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借了两千五百万英镑的“善后总贷款”。既然是贷款,那总是要抵押的,于是袁世凯就拿全国的盐务收入作为担保。川南是全中国数得着的大盐场,所以五国洋商就在这里设了个盐务稽核所,轮流派人掌管,虽然名义上是“洋协理”,实际上连“华经理”都是由他们确定的,那意思是说“把盐务交给中国人,还不知道会被弄成什么样,倒不如由银行先管着,等欠债还清了再说”。洋人做事虽然有些不讲道理,但效果却还不错,从1914年到1929年,自流井的盐务一直显得比较规范。比如1928年,当地的田赋已经预征到了1960年,可盐税却还是老规矩,预提数量不得超过四个月。有一次,田颂尧想要硬提半年的款,结果盐商就打电报给东交民巷:“请各国政府火速派兵剿匪!”,把这小子吓得不轻。

    冯玉祥想提三个月的盐税,而且省政府的陈宦也同意了,照规矩并不算太出格。可问题就出在这时的“稽核协理”是个日本人,名叫北亨大村。在护国战争的这件事上,日本人是站在蔡锷一边的,日本商界可以贷款给护国军买军火,可北洋军想提盐税却门儿都没有。冯玉祥虽然脾气大,但那时候的他也不敢跟洋人玩真的,所以只好放出风来,请蔡锷帮忙想办法。

    蔡锷也愿意借这个机会让自己的滇军主力接管自流井,但这事却不能明着来,否则传出去既影响个人声誉、也破坏川滇两省的团结,必须在中间找个“代理”才好。那么由谁做这个“代理人”最合适呢?当然是夏之时。

    首先,夏之时是辛亥元勋,武人出身,带兵起义推翻清廷,跟蔡锷和冯玉祥有共同点。他声望高,既不属于北军也不属于南军,双方都可以接受;其次他是日本留学生,而且刚从东京回来。跟日本政商两界都有交情,和孙中山也有联系,北亨大村很能够信任他;并且,夏之时是本地人,合江本身也是盐道的重要枢纽。请四川的革命前辈参与当地的盐务管理,任什么川军袍哥也说不出个不字来。

    只是,这“代理”所做的事情多少有点“出卖川人利益”的意思,所以护国军方面特地派了也是四川人的杨森来当说客。却没想到夏之时竟然非常干脆,立刻就答应出任盐务稽核所的经理,真让各方皆大欢喜。

    事情的结局果然也是“皆大欢喜”。

    谈判结束后,冯玉祥继续坚守阵地,护国军则集中精锐准备攻击。5月17日,当第二梯团已经接近自流井的时候,冯玉祥就突然移师成都,赵又新部随即接管了防区,并很快由一个旅扩充为两个旅(旅长朱德、金汉鼎),杨森也在赵又新的支持下拥有了自己的独立团。

    1920年,杨森联合川军各部反击滇军,击毙赵又新,又一举夺取了泸州和自流井的控制权,从此成为称霸一方的诸侯。

    护国战争之后,合江无论归滇军管还是归杨森管。夏之时都功不可没,所以他可以在合江码头设卡收税,获取了巨额财富。直到1924年,合江被第12师独立旅(师长周西成、旅长王家烈)攻占,夏之时才不得不跑到成都,并在哪里创办了“锦江公学”。

    总的说来,与这次“谈判”有关的人物都算是收获颇丰。那么,当时与大家同在夏家花园的赖永初又得到了什么呢?

    在那时,谈判的事情还属于高级秘密,身为局外人的赖永初自然无从知晓。从众人的交谈中,他倒是隐约听出夏之时已经出任盐务稽核的经理,虽然明知道那“经理”只不过是“协理”的傀儡,但看见大家都那么欢欣鼓舞,他也禁不住跟着开心。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兴致盎然的杨森亲热地拍了拍赖永初的肩膀:“怎么样?小伙子,有啥想法?”

    先前,邵陵已经多次透露杨大爷目前正着手招揽各路英才,而现在面对杨森的亲切询问,赖永初当然很明白这位袍哥老大话里的意思。的确,在护国军高歌猛进的时候,如果能依附一位春风得意的高级军官,无疑是条进阶仕途的捷径。而且,酒桌上的气氛是如此热烈,这欢乐的氛围也让他一次次的感到,如果能跟这帮豪迈猛士联袂纵情江湖,自己的人生也许会变得非常精彩。可一旦放下了酒杯,父母亲焦虑的目光却又立刻浮现在了眼前,他始终始终无法忘记自己那风雨飘摇的家境,不能忘却自己身为长子的责任。

    “我……我想找点钱,早点回家”,犹豫了片刻,他终究还是拒绝了杨森的邀请。

    但杨森却并没有气恼,他笑着点了点头,转身又拉住了夏之时的胳臂:“夏大经理,我们这位小赖大爷还有事烦请你照顾呢”

    也许是因为对赖永初的印象不错,也许是因为刚喝了酒,在听完杨森的解说之后,夏之时立刻显出很爽快的样子:“今日群英聚会,本经理也正好开张,要得要得,这头一份单子就送与我们自家弟兄……”

    说罢就铺开八行纸,运笔疾书:

    见票即发 川南盐务稽核分所今定贵州黔中道商户赖永初一人 准购官盐一载引运至贵州省贵阳县赖兴隆本店交售 仁岸官盐正装 沿途耗损自负 若有搀沙及和水等弊则交官究治 发票者计开夏字第零一号 民国五年月日 夏亮工(印)

    把这张八行纸拿到盐务所就能换取正式的盐票了,可赖永初捧着它却有点发傻。先前猛听说夏之时出任盐务经理的时候,他也曾一度燃起了卖盐的热情,但转念一想,自己只有两百块钱,能够做些什么呢?于是又打消了这个主意。

    而现在可好,杨森一忽悠,夏之时不仅把盐票开了出来,而且一开就是一载。一载是多少?是六引、六百包、一千二百担、十万零八千斤!别的暂且不论,只按每担官盐正税两块五计算,一载盐在光是在盐务所就要先交出三千大洋的税款,没有这三千块钱,连盐行的大门都进不了,就更别说买盐和运盐了。

    先前没有盐票的时候,赖永初喝酒说话还挺自在的,可现在突然有了这梦寐以求的东西,整个人却变得恍惚起来。他犹疑着,拿不定主意——把盐票还回去吧,这是人家夏经理开出来的第一封公文,这样做显然太伤别人的面子;可不还回去吧,各个省的官盐都是定额的,自己浪费了这一载,贵州人就要少吃十万多斤盐巴,那罪孽可就大了……

    犹犹豫豫,好不容易等到酒席散了,赖永初跟着杨森来到他的客房,吭哧了半天才把自己的顾虑讲了出来。可没想到,杨森一听就乐了:

    “没本钱?你手里拿的是什么?那就是钱啊!你想想,打仗几个月,封江那么久。等到开航的时候,出川的头一单盐就是你这一票,想跟你合伙的人恐怕要挤破头!你还担心找不到本钱?

    不过我倒劝你先不要忙着找人搭伙,最好先到银行去看看。总之靠自家本钱做的生意都是憨生意,就象比武要借力打力,做生意也要借财发财,这道理,你以后见多就明白了”

    一席话说得赖永初茅塞顿开。看着眼前这位滇军参谋,他忽然又想起了那位还在东溪的黔军队官,心中不禁感慨万千:这两个军人如果不是整天忙着打打杀杀,说不定也都是了不起的商业奇才吧。

    “我……不能跟着你做事,确实是有难处”,他觉得自己有必要向杨森道歉。

    “不用讲了,人各有志。山不转水转,说不定以后还会有仰仗兄弟你的时候”

    “到那时一定效力,一定效劳”,赖永初挺爽快地答应下来。

    这时的他哪里能够想到:许多年以后,当地位显赫的杨森又一次发出邀请的时候,自己却会用更加坚定的方式,再一次拒绝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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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有没有与王外马甲熟悉的河友?

      他的Blog也四个月没更新了,甚为挂念。

    • 家园 赖永初(十八)已出来

      赖永初(十八)外链出处

    • 家园 赖永初17已出

      赖永初(十七)

    • 家园 马甲兄

      已经撤回北京了,感谢关心。

    • 家园 赖永初(十五)

         就如同乡村的酒肆总有个杏黄色的旗幡一样,城里的钱庄也有自己的招牌,那就是柜台上方挂着的一杆戥子、一柄钢錾和一把剪刀。

      戥子錾子和剪子都是处理银锭的工具,这似乎表明天下的钱庄只做白银的买卖。但其实,在1928年的赖兴隆,店铺里流水般进出的除了成色不一的银锭和银饼之外,还有五花八门的纸币以及各式各样的银元和铜板。

      早些年,贵州的纸币都是由华家的“文通书局”承印的,“文通书局”是个以修订佛经为主的印刷厂,既没有编码机、也没有制币的纸张,所以那钞票的号码只能靠人工誊写,多摸几下字迹就模糊、多用几次票面就断裂,破损的速度比贬值的速度还要快,搞得大家苦不堪言。于是周西成执政之后,贵州就改用了中国银行的“国币”。“国币”的纸张好、印刷也精美,但这东西是由中央政府发行的,贵州并没有干涉的权力,可周西成却不管这一套,他把“国币”拿过来就加盖上自己的印章,有印章的认帐、没盖章的他就不认帐,结果三两下就把央行的钞票变成了地方的钞票,连印刷费都省了……当然,这种乱盖章的办法很容易被人假冒,于是周省长的图章只好每隔一段时间就换一种式样,一会儿是黑的、一会儿是红的,一会儿方的、一会儿是圆的、后来又变成了紫色的香炉形状,简直随心所欲信马由缰。

      贵州的“盖章票”是乱搞一气,云南的“富滇票”和四川的“军用票”也差不多,纸币被各路军阀搞得污七八糟,所以老百姓都更愿意使用银元。

      银元的种类也很多,在贵州市面上流通的有袁大头、孙小头、唐秃头(云南唐继尧)、赵光头(湖南赵恒惕)、四川汉字、贵州汽车、广东的东毫、广西的西毫,诸如此类、等等等等。其中最受亲睐的是民国三年发行的袁大头,这种银币的成色足,可以在任何一家钱庄直接兑换到七钱二分银子,其他版本的大洋则统统没有这个资格。所以在公示汇价的水牌上,高居榜首的永远是“民三钱”,然后才是“造字钱”(民国三年以后发行的袁大头,钱上写着“中华民国某年造”,比“民三钱”多了个“造”字)、广东钱、云南钱、湖南钱、四川钱、贵州钱……

      赖兴隆钱庄的水牌是由韦岭负责誊抄的,这个昔日懵懂幼稚的小伙计如今已经学满出师,可以为钱庄操盘“规元”了。

      “规元”是银钱业公会每日例行的业务。参加会议的除了钱庄、当铺的金融同行之外,还有“钱桌子”(放小额高利贷的)、盐行、米行等与货币关系密切的商家代表。会上,大家先对当日的汇率提出各自的报价,评盘之后就开始交易,手心向上为买进、手心向下为卖出,彼此的巴掌翻过几番之后,各种货币的报价也就逐渐趋于统一,最后便能形成一个市场公认的结果。

      这些年,虽然贵阳又新开了许多家钱庄和钱铺,但无论规模和实力都远远比不上赖兴隆,所以每天的银钱“规元”都要等到赖家的操盘手到了之后才能开张,也只有等赖家人离开才算正式结束。这举足轻重的殊荣自然使得年轻气盛的小韦岭感觉十分骄傲,回到店铺,他一边兴致勃勃在水牌上抄写着最新的汇率数据、一边还喋喋不休地阐述着自己的真知灼见:“未来这几天,光板是操盘的重中之重,因为年终就要到了,商铺要发红包、百姓也要发压岁钱,所以光板的行情肯定看涨,谁抓对了,谁就能占到先手……”

      在银钱业的术语中,汇率高人气旺的钱币叫做“光板”,而那些不受人待见的劣币则被称为“暗板”。年终过节,大家当然都愿意选用比较体面的“光板”来分红压岁,但除了独占鳌头的“民三钱”之外,还有哪两样货币能够位列三甲?一时间却很难判断。对于这个问题,钱庄里的员工纷纷各抒己见,有的估计是广东东毫,因为那银币上刻着一个“寿”字,显得特别喜气,还有的猜测是湖北铜元,因为汉阳制币局今年新铸造的“当一百”铜钱又大又圆又清爽,非常气派堂皇。而就在大家吵吵嚷嚷的当口,葛志诚却提出了一个十分怪异的见解:

      “依我看,今年的光板也许是汽车钱也说不定”

      此言一出,全场哗然,这句话简直太外行了!不仅韦岭坚决反对,就连帐房会计甚至学徒杂工们觉得不以为然——各种货币的汇率在水牌上写得清清楚楚,贵州汽车钱的位置地排在所有大洋的最末尾,明明是烂得不能再烂的暗板,怎么有可能成为“光板”?

      但是,面对众人置疑的声浪,葛志诚襄理却没有再做解释。看看挂钟上的时间已经指向了上午九点,他抓起帽子就出了店门。

      跟往常一样,六洞桥电报房的门外依然熙熙攘攘,聚满了探听消息的人群。今天聚会的主角是崇武学校的王景渊同学(抗战时任82师副师长,远征军松山大爆破就是由他指挥的),这个十八岁的贵阳娃娃刚刚在铜仁战场上立了个什么战功,已然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大英雄。这会儿,他正手舞足蹈的描述自己在战场上的丰功伟绩,一会儿说我军如何势如破竹、一会儿说敌军如何一败涂地,接着又说周西成军长在获胜之后是如何的按兵不动,慷慨大度地放了李燊一条生路。

      “妙,着实是妙,省长此举颇具古人之风,恰如三国故事之关云长义释曹孟德”

      “是啊是啊,继公(周西成字继斌)义薄云天,那李晓炎(李燊字晓炎)但凡有一分廉耻,真该羞也羞死了”

      精彩的故事听得众人连连点头,《贵州改进日报》的陈培元记者更是拍掌击节的赞不绝口。这《改进日报》是贵州当时唯一的报纸,报社只有一个记者,而这唯一的记者每天都坐在六洞桥的电报房里喝茶聊天,一听到什么风吹草动就赶紧记录下来。

      “陈大记者,这么好的事迹应当大肆宣扬啊”

      “是呀是呀,登在报纸上,广告全天下,让大家都知道”

      一帮人正说得热闹,电报房里又收到了新的电文:

      “岁末钱市突发异动。南宁今日报价:双旗二五五,汽车五零零,汉字四二零……”

      云南双旗是“半开”钱,单枚二五五,表示一元(两枚)滇板折合“民三钱”零点五一元,这个价格与几个月来的市场行情基本吻合,谈不上什么异常,而真正令人意外的却是汽车钱的报价——这个自发行以来就始终萎靡不振的“暗板”不仅一举超过了四川汉字钱,而且几乎快要追上滇币了,着实让大家跌破了眼镜。

      “哎哟不得了,军队打了胜仗,汽车钱也雄起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一点也不亚于前线获胜的捷报,顿时让人们的情绪变得更加亢奋起来。

      电报是由广西的福隆公司发给贵阳“贵成行”的。“贵成行”是福隆公司设在贵州的分号,因此这通电文其实应该是人家公司内部的资讯交流,但由于周西成省长规定贵州所有的电讯都必须公开,所以通过电波传递的商业信息也就成了尽人皆知的广告新闻,变得毫无秘密可言了。

      经过无数人的传阅,那张记录着银钱行情的电报纸很快就被揉得皱皱巴巴,而葛志诚则不动声色地回到了赖兴隆。他心里很清楚,那表面上发给“贵成行”的电报其实是赖永初从南宁传递给自己的信息,它代表的真正含义是:一场攸关生死的货币战争已经打响了。

      赖永初是两天前离开贵阳前往广西的。

      广西是贵州鸦片贸易的重要通道,每年经南丹、南宁和梧州运往广东的“黔土”超过了一万五千担,销售总额更在两千万元以上。早先,这笔巨款只能由鸦片贩子自己带回贵州,由于沿途匪盗出没、环境险恶,每运送一万块大洋就要承担三百块钱的保镖费,商贩们被折腾得叫苦不迭。于是赖兴隆就在广西开设了分号,鸦片商人在南宁存钱,只要付千分之三的“贴水”,就能凭汇票在贵阳取回现金,而经营棉纱、绸布、五金或者百货的商家在外出采购的时候也不必携带现款,只要有赖兴隆总店的条子就可以到广西的分号去取钱,这样既方便了行商走贩,钱庄也能够获得一份利益,真是两相得宜。

      在贵州,赖兴隆是最早开拓省外业务的的钱庄,在经营思维上也跟其他“封闭型”的商家有着显著的区别。一年前,当广西的福隆公司在贵阳开设分号的时候,本地的大部分商人都采取了排挤抵制的态度,只有赖兴隆热情地提供了许多方便,福隆的梁伯龙总经理因此深表感激,并许下诺言:“赖老板日后如有差遣,尽管跟兄弟我说话”,所以赖永初这次遇到麻烦,立刻就单骑快马的赶往了南宁……说起来,那福隆公司在广西的势力颇为了得,旗下拥有福隆、经隆、慎隆等多家联号,业务横跨金融、交通、粮食和烟土药材行当,财力雄厚、场面很大,但炒作钱币这样的事情毕竟非同小可,谁也不知道人家是否愿意淌这道浑水。所以这两天,葛志诚一直心存忐忑,一方面担心赖经理会不会在路上遇到危险,一方面又担心到南宁之后能不能游说成功,直到今天上午看见了福隆公司的电文,他才确定一切正按照事先的谋划发展,赖永初已经打响了炒作汽车钱的第一枪。

      当天晚上,一封密信摆在了戴蕴珊和伍效高的面前。

      “赖永初去广西这件事,现在都有谁知道?”

      “只有我们三个,包括对赖家的老太太和夫人都只说是到黄平乡下喝喜酒。但赖经理吩咐过,他的事情必须告诉你们,并且还说,要借用两位在广西的特货款”。

      “没问题,我在梧州码头有三十万元”

      “我……差不多二十万吧”,相对于戴蕴珊的痛快豪爽,伍效高显然有几分不情愿,“问题不在于钱多钱少,关键是这事情的结果会怎样?”

      “把汽车钱炒上去,如果能稳住,大家都有钱赚”,葛志诚回答。

      “但如果稳不住呢?”

      葛志诚不吭声了,密室里的气氛顿时变得十分沉闷。又过了好一阵,伍效高才摇着脑袋叹气说:“我想来想去还是玄得很。你看,能够炒作汽车钱的理由其实只有两条,一是周西成打胜仗,二是广西方面的电报。现在能拉抬行情的只有你们赖兴隆自己,要是让别人知道赖永初本人就在广西,这事情立刻就穿帮了”

      “不会穿帮的。赖经理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后天就能到贵阳”。

      “老天爷!一天半赶拢广西,一天半又赶回来,这家伙简直不要命了” 戴蕴珊忍不住惊叫起来。

      第二天,也就是民国十八年的元月一日,《贵州改进日报》的头版登出了一篇文章:“七里坡王景渊击毙张廷光,华容道周继斌义释李晓炎”,第二版则刊登了一则商业要闻—— 汽车钱牛刀小试,汉字钱束手就擒。

      (注:张廷光是43军第2师师长。这篇报道其实有误,因为张廷光只是受伤,被王同学打死的是2师副师长张琪)

      当天,六洞桥电报房又收到了广西方面传来的新一轮报价:南宁的汽车钱已经上涨到零点五八元。而与此同时,全贵阳的钱庄、当铺、米行、盐行的水牌上也标出了当天的统一行情——汽车钱,零点五一。

      西历新年的头一天,汽车钱就追平了云南滇板,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骄人战绩。可是,面对这破记录的成果,十七岁的韦岭却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因为在今天的“规元”会议上,为了把排名垫底的黔板拉升到五角一的高位,这个赖兴隆的操盘手不得不连续买进了二十多笔单子,光是帐面上就亏损了十几万元。

      “别人都是手心向下的卖出,只有我的手板心一直朝着上面。接单子接得我脑袋都木了,到收盘的时候也没缓过神来”

      零点五一的价位是葛志诚的硬性规定,但小韦岭却对此很不理解,虽然赖经理不在的时候只能服从葛襄理的指示,可他却依然是满肚子的怨言:“现钱交易倒还罢了,为什么非要把期票也接过来?今天所有的卖手都递了期票,表明大家都觉得这个价钱是稳不起的嘛!”

      按银钱业的规矩,银票的“比期”是十五天,双方可以在期间的任何时候交割。“规元”会上的卖家纷纷开出期票,说明他们普遍认为赖兴隆的开价过高,零点五一的价位在短时间之内就会跌下来,这样的话,到时候大家以现价买现钱、再用合同价与赖兴隆办交割(或者不需要现钱,直接让赖兴隆补差价),转手就能大赚一笔。

      期票是带有杠杆作用的,交易的规模可以数倍于双方真实的经济实力,所以它比现金买卖具有更大的投机性和破坏力。但虽然明知如此,葛志诚却显得毫不在意:“少罗嗦!各家的算盘各家打。别人开期票,你就接过来,告诉你,明天的开价还要涨到六角钱”。

      “好嘛好嘛!你当家你做主,反正到时候我看你怎么跟老板交帐!”韦岭气得几乎要哭了出来。

      元月二日,汽车钱在南宁涨到了零点六五,韦岭在“规元”会议上也报出了六角钱。

      “规元”会上的局面依然是一边倒,赖兴隆买进,其他商号卖出,但交易量却比头一天减少了许多。有些人开始悄悄犯嘀咕:“赖兴隆是怎么回事,昨天发神经,今天还发神经?”

      “恐怕不是发神经哦,赖永初虽然不在,但葛志诚是多么稳重的一个人,岂能让小韦岭这么乱搞?”

      “韦岭会乱搞?那是个拍一下脑袋就能翻三个跟头的机灵鬼!这两天装得憨憨痴痴的,我看八成是有高人在后面指点”

      于是有人干脆直接发问:“小韦岭,你家老板去哪里了?什么时候回来?”

      “总经理去黄平喝喜酒,明天才回家……喂,你们还有谁出单?不然我就要收盘了”

      没有人再出单了。但当天下午,贵阳的各大商家就纷纷派出精干人员前往各地州县,开始大力搜罗汽车钱。

      元月三日,赖永初回到了贵阳,省城的许多人家也都收到了黄平特产的“旧州肉干”(一种掺了草药的肉脯,小孩吃了会醉)。但在随后的几天,赖兴隆的“疯狂行为”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改变,出面操盘的依然是韦岭,广西方面的报价和贵阳的“规元”也依然一天比一天高,这急速上涨的行情使市场的情绪变得逐渐亢奋起来,于是,许多商家也按捺不住地加入了买进的战团。

      零点六二、零点六五、零点六八、零点七零……到元月八日,贵阳汽车钱的行情上涨到了零点七二元。经过连续多天的持续攀升,这样的价格其实并不令人意外,但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天,六洞桥的电报房却没有收到广西福隆公司发过来的消息。

      贵州是个偏僻的内陆省份,交通不便、资讯闭塞。近年来,周边的四川、云南总在打内战,湖南又总在搞“运动”和“暴动”,只有广西还显得比较稳定,黔桂两省有公路相通,再加上李宗仁跟周西成的关系也很不错,所以渐渐的,贵州的经济就越来越依赖广西,南宁方面的市场动态也就成了贵阳商界的风向标。比如这段时间汽车钱的行情看涨,从表面上是由于赖兴隆的竭力拉升,但其实内在的主要原因还是“福隆公司每日电讯”的引导作用,而现在,广西那边突然中断了信息,贵阳市场也就立刻陷入了混乱和迷茫。

      一时间,连戴蕴珊和伍效高都有些沉不住气了。

      “昨天的报价七角三,今天就突然没音信了,广西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面对两位义兄的置疑,赖永初笑嘻嘻地道出了其中的原委。

      原来,广西与贵州的贸易关系中,贵州主要是卖(鸦片)、广西主要是买,广西的钱币大量进入贵州、而贵州的钱币却很少流进广西。广西市场上的汽车钱不多,所以南宁方面可以比较容易的进行炒作,但也正因为流通量太小,炒来炒去其实并没有多大意义;而贵州的情况则相反,汽车钱是本省的主币,没有“话题”就炒不起来,而一旦炒高了却会对市场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在这件事情上,赖永初的策略是先让广西“制造题材”、再由贵阳持续跟进,这些天,福隆公司的梁总经理一直扮演着开路先锋的角色,而他现在之所以中断联络,其实是要通知赖永初:炒作的价位已基本触顶,稳定行情的任务就交给贵州了……

      “啊,原来如此”,戴、伍二人这才恍然大悟,“现在广西的行情是七角三,贵阳的行情是七角二,即便跌掉一成也有六角五,不错不错,大家都有钱赚”

      “哪有那么简单”,赖永初却摇了摇头:“这制造行情的事情就象是在美人的窗前唱情歌,你千呼万唤老半天,人家才打开窗子看一眼,你稍微歇口气,她马上就把头缩回去了。行情炒起来慢,跌回去却快得很,这时候一松手,一切都前功尽弃”

      “哦?美女要往回跑,那该咋个办?”戴蕴珊显然对美人的事情很感兴趣。

      “咋个办?接着唱,唱得美女开了门,就不怕她回去了”

      “有理,有理”,三个人都乐得大笑起来。

      所谓“美女开门”,就是要把汽车钱的行情拉升到八角钱的位置,这是赖永初预先设定的目标。

      第二天一早,钱庄开门营业之后,赖永初照例去六洞桥的电报房“喝茶”,小韦岭则穿上湖丝长袍、戴上瓜皮小帽,准备去操盘“规元”。葛志诚拍着他的肩膀再三叮嘱:“记住,动作要干脆、出手要果断,千万不能犹犹豫豫”

      “放心吧,没问题”,韦岭用力地点点头,红扑扑的脸上充满了自信。

      韦岭的信心十足,但事实上,他今天任务却并不简单。在钱币的行情中,“八零零”是个十分关键的指标,因为造字袁大头、广州孙小头、大清龙洋以及美洲鹰洋等主流银币的价码都在八角钱以上,所以这个价位实际也是“硬通货”与“杂牌货”之间的一道门槛。

      从道理上讲,汽车钱其实是没有资格触碰“硬通货标志线”的,所以福隆公司把价位拉到七角之后就收了手,但赖永初却并不因此而满足,连日来,“规元”走势的顺利攀高、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商家跟风买进,让这位一向胆大的钱庄老板觉得有机可趁,他认为,既然南宁方面的信息中断了,贵阳的商号就只能唯赖兴隆的马首是瞻,而自己正可以利用这机会,一鼓作气的把汽车钱送入比较安全的区域。

      美女开门,大功告成,这想法固然不错。但问题在于,美女开门之后是笑脸相迎还是当头一棒却是件说不定的事情,赖永初显然忘记了这一岔。当天上午,他正在六洞桥喝茶聊天,忽然看见葛志诚地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总经理,电报房收到什么新消息?”

      “没有啊,怎么啦?”

      “刚才,店面上突然跑来好多散户,全都是抛售汽车钱的。听他们说,广西的行情昨天大崩盘,福隆公司已经倒闭,连梁老板都跑到梧州乡下去躲帐了……”

      这突如其来情况就如同当头泼下的一盆冷水,激得赖永初一下子站了起来,刹那间,一股凉意从他的前胸穿到后脊,让他忽然醒悟到自己的最大疏忽。

      “糟糕,坏事了”,他嘴里嘟哝着,懊恼地拍了拍自己的脑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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