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1921年后中国的某几个小十字路口 -- 黄河故人

时,是不是进关参战,会帮谁,才是根本的变数,对中共的影响反是次要的.

张学良不送蒋,东北军不会那么快内乱,叫蒋拆了,以蒋的一向作派,一定会把他们调到第一线和日本人拼.后勤保障上一定会作手脚,结果很多部队会被拼掉,但这一过程中通共并被吸收的,应该也会不少.

西路军方面,兵力太少,打到后可能得到一些装备,但盛世才不会叫他们在自己地盘上招兵扩红,比较可能的情况是拿着苏军装备,向新疆外面打几仗,占块地发展,但临近地方都人口稀少,兵力展会比较有限.等联合抗日后,大部分人会被调去改编,八路可能会多两个苏械师.

虽有个别回帖提出不可以假设的见解，但依旧觉得这样的假设是很有意义的，可以用另一个视角看历史问题~

而且很多网友也提出了他们的假设，也给出了丰富的史料……

其实，那晚上宾馆与黄河兄聊天，最关键是有了为918事变80周年创作文章的计划，春节期间若得见面，继续长夜促膝，慢慢讨论吧

主席与委座神州大战之局，投子千枚，消长千目，转换惊天地，对杀泣鬼神，荟萃古今之妙手，尽显棋道之玄幽，公认为古往今来第一局也。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da3610100m8j8.html

那就是和福建政府联合，红军进入福建，扩充实力，获得出海口，然后获取苏联援助的军火物资。这个比较有搞头。

老张不死，小张不死，郭的地位就不可能稳固。

帝国主义不可能让郭站稳脚跟，苏联倒是有可能插上一腿。

郭有军事力量，但这个力量比军阀和帝国主义都要小。郭没有足够的团队，也没有坚强的党组织，更没有广泛的舆论准备和民众准备。结果在一场失败后就脆败了。

我的感觉是郭即便打下奉天，那么日必然介入。日本人介入后，张的势力再反扑。失败几乎是必然的。比较好的出路是打游击，可惜当年没这个思想。

在帝国主义力量十分强大的地方，缺乏足够的民众组织和动员，党的力量又十分薄弱，希望利用军人个人魅力进行冒险，结果必然是失败。相似的结果可以看看百色起义。

不过，另外一个结果倒是很有可能，那就是GCD在东北大量繁殖，有可能在后来的十年战争中成为一支很有实力的力量，那么日本侵华的进程怕是要出现些问题的。

如果我们依照24史的框架来看八十年前的历史，自然会重视这样的事件。但是如果我们往后跳二十年，会发现一个严重的历史不连续面：中国社会五十年代的领导人(政治军事文化科技)的成功似乎相当地突然，很难找到之前的成就。

我觉得中国二十世纪前段的历史动力学特点，不是个人，而是政治团体的运动，不能以传统史书着重于个人的方法论去观察。那时侯，个人的影响力其实非常小，中国的历史走向是由当时的各个政治集团斗争而来的，由曾经最弱的共产党集团最后胜出，中国后来的领导人是在这个集团里生长出来的。

蒋介石曾经有过一段非常不如意的时期。当时孙中山正与广东陈炯明合作，蒋作为少数懂军事的干部被孙中山委以重任，但蒋难与人共事，经常抱怨自己的意见未被采纳，以致常常一气之下出走了之。比如，蒋很早就觉得陈炯明不可靠，并向孙中山建言，无论蒋是因意识形态的偏见或是真的觉察陈炯明不轨，在自己的意见未被采纳后，一气回上海了事。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蒋介石日记中，鲜少记载此类事情经过以及蒋的总结与反思。这种事情常见于蒋介石与孙中山早期的合作之中，最后都以孙中山书信劝说以及职位的变迁结束。这可以理解为蒋的一种权谋，更反映出蒋的性格特点：以自我为中心，抗压能力不足，全局意识差。

作为与蒋介石有同样的遭遇，且同为毛主席竞争对手的还有张国焘。在红军过草地整个红军的分裂过程中，张国焘与蒋介石的选择几乎一样，都选择了面对挫折时的过度反应。他们大体都有一种顽强的不服输、不服规矩、破坏规矩的行事特点。如果历史可以假设张国焘挟八万之众“犹事服殷”，在中共团结这个大框架里面充分运用中共的政治规则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与政治抱负，而不是相反，张国焘的命运就不会如后来一样凄惨，毛主席在人生事业上将会遇到一个极大的挑战者。张国焘因其性格的缺陷，在面对挫折或者以强事弱时，选择了与中共意识形态格格不入（党指挥枪）的方式争取自己的政治利益、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张国焘彻底地沦为与袁世凯、张作霖、段祺瑞、吴佩孚、孙传芳、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一样的军阀。

与蒋相同的是，毛主席在土地革命时期也有过两段令人郁闷的时期。一是初创井冈山，被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开除了党籍。二是在王明“左”的政策影响下，一度剥夺了军事指挥权。这两件事件与蒋所经历的事情比较起来，无疑毛主席所遭受的打击更为严重。蒋不过是在别人屋檐下的意见不合，毛主席则是在自己一手辛苦创建的根据地的胜利果实被无端据为他有，就像自己的孩子被人白白糟蹋，毛选择了隐忍以待来机。当然瑞金时期大权旁落的经历，加深了毛主席对权力重要性的认识，这为建国后毛主席不见容于刘少奇埋下了伏笔。如果说之前的毛主席还是一个带有丰富理想色彩的有志青年，那么之后则开始蜕变为一个有远大政治抱负的政治家。

面对挫折，毛主席最终选择了遵守现有政治规则而不是破坏规则，并非力有不逮。中央红军几万人马几乎全部为毛主席的忠实追随者，毛主席于中央根据地有建基之功，如果毛主席以军队暴力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与政治抱负，或者不服从王明中央的政令另起炉灶，也许最后如蒋介石一样可以黄袍加身，成就一番事业，那我们今天的历史就会大大的不同。蒋介石的失败即在于此——挟黄埔暴力势力分裂国民党中央，以军干政，黄袍加身，之后的撕毁《双十协定》不过蒋介石的历史重演。虽然这种方式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与政治抱负，却对蒋介石的政敌乃至下属起到了非常恶劣的示范性榜样作用——不仅敌人以蒋介石为榜样，纷纷效尤，即使蒋之部属亦以此为榜样。国民党派系斗争如此严重，推其致乱之由，实出于蒋以军干政。“宁汉分流”，蒋介石罪乃大焉。但历史没有假设，毛主席选择了在规则之内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虽然一路走来不乏艰辛，但走的坚定而踏实，彻底地将暴力力量关在了牢笼之内（坚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不可僭越的铁律），使之始终为政治理想服务。最终铸就了一个组织严密、高度团结、战斗力强大的政党与铁血军队，也成就了毛主席人生的高峰。

试想把毛主席这两段时期的遭遇放在蒋介石身上，不知又会如何？恐怕最终会是鱼死网破的结局，“中山舰事件”、“宁汉分流”即是明证。

这种比较可以看出二人性格虽然都有自尊与反抗的一面，但毛更注重把握“度”，在反抗与屈服之间，收放自如。能够以大局为重，尊重规则，注重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克服了“宁予友邦，不予家奴”中国内斗的传统毛病。

观察这些伟大人物的性格与行事特点，于我们人生职业生涯过程，是否也一样出现过这种让我们无法承受之挫折，甚至可能是蒙不白之冤的挫折，我们的选择是如蒋介石、张国焘一样，还是如毛主席一样呢？如果我们选择了蒋介石、张国焘的道路，那么跳槽的频繁就不可能避免；如果我们选择了毛主席的道路，那么百折不牢的坚守就是惟一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