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一言以蔽之12·政改】 -- 陈郢客

“共和国不能轮回得像民国！绝不能。你看，这就是我的立场了，也的确是我退无可退的心理底线。”

《红旗》杂志 1958年第6期 《从化四日——给广东省委的一封信 》 13页起

作者：“曾经有一个人”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

这封信是一封“汇报书”，开头就写到，“我们在从化工作了四天，昨天到达新丰，准备明天到南雄去。”

——————先摘取部分——————————

【一、对早造*生产的看法问题。

从化的工作总的说来是不错的。去东今春以来，不论在水利、积肥、密植、果树嫁接等工作上都取得了巨大成绩，特别是在推广密植规格和后来抢救三类禾苗方面，劲头很足，成绩很大，全县干部和人民做了许多工作。早造产量，据县委估计平均亩产能达到三百五十斤至四百斤。从我们所了解的情况看，这是有可能达到的。即使再少一些，譬如平均每亩只收到三百斤，也是巨大的胜利，因为去年早造每亩只收到二百斤。而且早造能达到三百斤，再争取晚造达到五百斤，实现全年亩产八百斤的指标，从根本上改变从化粮食生产的落后面貌，亩产量从四百多斤向前跃进一倍。这对从化来说，简直是一件翻天复地的大事。】

【注：

我特意选取文中最保守稳妥的一段话。我们就先从这里分析。为了避免断章取义的偏差，我坚持抄录下完整的一段话。

从化，当时是一个县，现在是一个县级市。位于广东省中部，广州市的东北方向。

1957年制造出来的潮汕千斤县，位于广东的东部。大家可以google之。

据作者所引，“从化粮食生产的落后面貌”，从化地区粮食生产在广东比较落后——1957年亩产量，早晚造相加，文中所言，是“四百多斤”，“去年早稻每亩只收到二百斤”。

1958年，即文中的今年，“早造产量，县委估计平均亩产能达到三百五十斤至四百斤”。综合两篇文章及诸县志，广东包括此地晚造产量比早造多（中国太大，各地风土不同，福建某县志50年代数据是早造高于晚造，想必都是真实合理的），所以作者说，就算保守一下，今年早造三百斤，晚稻五百斤，全年亩产八百斤，比去年跃进一倍是可见可行的。——以上都是作者自述。

我得再次强调一下：这篇发表于1958年6期的文章和陶铸发表于1958年5期的文章综合阅读才更有回味。那篇文章写得非常自信有气魄，“今年广东全省实现亩产粮食一千斤的指标，是完全有把握的。现在是要力争实现亩产粮食一千二百斤。”而这篇文章落款日期是1958年6月8日，后面还有一个“编者按：本文作者是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陶的文章落款则是1958年7月15日，不过发表早一期。两篇文章客观上完成了分工叙述和系统的完整性。因为这篇文章是从省内较落后的地区落笔，——如果比较落后的地区能实现亩产800斤，那么在先进地区的带动下，平均下来，广东亩产一千斤给人的感觉就是可行的。陶的文章表现了强烈的进取心，这篇文章很有技巧角度，显得稳健而周到，为陶的叙述承诺大大增加了可信度。如果领导上司尚有疑虑的话，它就是极好的解疑剂。

那么从化情况如何呢？

据1994年出版的《从化县志》250页：

【50年代，全县粮食生产有发展，但仍处较低水平，年平均粮食复种面积68.1万亩，粮食总产87.43万吨，年平均总产6.74万吨，比1949年增加17.83%；粮食年亩产在185-217公斤之间。1955年全县粮食复种面积75.91万亩，为历史最高纪录。】

50年代从化种植面积最高的是1955年，种植面积创历史最高纪录，年亩产202公斤。（早晚稻总量，从化当时是早造+晚造）

据《从化县志》252页，50年代诸方都承认农业特别好的1956年（因大兴水利的回报兼天公作美），年亩产是230公斤。

1957年从化水稻的年亩产为234公斤，即458斤。

1958年从化水稻的年亩产是225公斤，即450斤。

跃进的痕迹，仍残留在这张图表上。从情理说，1957年的实际产量数据似有水分。当然，1958年的实际产量（可能也有水分）比起年亩产“800斤没问题”的陈述，仍是相距甚远。

广东的卫星创意一是时间早（始于1957年汇报潮汕千斤县），二是拟真性强。很多领导是下过田或了解农事的，弥天大谎的可信度并不高。陶铸的“全省保守平均亩产千斤，力争一千二”——从化这样的落后地区都上量800斤，那么很多县的亩产一定得超过千二才行。按王树兄补充，“1958年，其他省份开始放卫星的时候，放的都是只有几亩地“试验田”的卫星。大面积平均亩产的卫星，一放就放到千斤，已经是骇人听闻了，更不用说这是大面积平均亩产的第一个卫星。平均亩产可以作为征购粮食的依据，而“试验田”的亩产则不能”。

这样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农民得多交粮，实在凑不出；于是1959年本文作者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农民瞒产私分粮食七千万斤。毛开始相信了，1959年2月22日给中央批传赵的报告写了个批语：“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在全国范围内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毛毕竟颇有疑虑，坐火车到河南调研，诞生了“郑州会议”。（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

根据时间点，

赵 1959年2月19日给中央写信揭露广东有瞒产私分

毛泽东 1959年2月22日批示写党内通讯批示， 准备三月份上海开会统筹解决瞒产私分问题

毛泽东 1959年2月27日在河南开会，自己戴上富农路线的帽子，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

不过据说广东没有马上停止反对瞒产私分的脚步，在抢夺农民粮食的时候，手中拿的就是毛泽东在22日写在赵紫阳报告上的批示。

回头说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其后大力鼓吹密植。密植这种新技术应用为增产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和想象空间，详析这种技术的可行和问题解疑是很有必要的。

【如果说，在春耕时县委和全体干部对于密植能否增产、密植会不会带来倒伏的危险、密植后出现什么最突出的问题等等，还把握不大的话，那么现在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密植一定能够增产，密植不会带来倒伏危险，密植后出现的突出问题是劳动力不足和肥料不足。这样，晚造生产要抓什么也就很明显了。密植一定能够增产，每一个农业社都可以用自己的试验田和丰产田来说明这个问题。今年从化密植规格普遍采用了宽窄行密植法（也叫复式插秧法），宽的行距是五寸或六寸，窄的行距是三寸，不论宽行、窄行、株距都是三寸。这样就比去年密一倍以上，产量多数能增加百分之几十，有的还达一倍多；如果肥料充足，肯定还不止此数。】

【目前大多数群众对密植能够增产已经有了信心，问题是到底能够增产多少？从化的经验也很清楚：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增产多少，决定于肥料多少。因此，密植以后，影响作物生长的突出问题是肥料不足。从化有一部分禾苗长得很不好，就是因为密植之后，肥料没有跟上去，没有及时抓紧追肥，禾苗又黄又瘦、又不抽穗，难看得很。这种禾苗估计收成会很低。另一部分禾苗原来生产也不够好，后来突击抢救了一下，追了几次肥，现在情况转好。还有一部分禾苗，一开始就足肥足水，现在都生产得非常好。因此，在基本上过了水利关之后，过好肥料关是今后我省推广密植，实现跃进的关键。从现在起全省就要下决心拼命搞肥料。在密植的基础上大搞肥料，较过去在疏植的基础上搞肥料有全新的意义，因为这是在新的基础上要达到的新的平衡。我们认为各地除了要大力进行积肥、制肥之外，省、专区、县乃至有条件的乡、社，一定要用最大力量用土法制化肥。地方工业要以制造化肥和制作新农具为自己的突出任务，在最短时间内制造大量肥料和新式农具（要抓紧滚珠、传送带的制造），以满足晚造农业生产的需要。此外，最近各地病虫害较严重，迫切需要“赛力散”；防止稻热病需用“福尔马林消毒剂”；防止倒伏，需要大量“矽酸”。但这些东西现在都供应不上。广东不自己设厂制造是不能满足需要的。建议迅速由省工业厅主持，由农业厅协助，建立赛力散厂、矽酸厂和农药厂专卖制造。】

注：这篇文章乍看是一篇扎实的技术贴；从文中可见，当时的“高产”是在肥料非常落后、农具也不充足的情况下实现的。我们当年化肥一是没钱，二是处于“被封锁”状态，60年代后期才在进口上有了不小进展，可参见【一言以蔽之11】那时候，我们如何和先进国们谈生意。大型化肥厂的建设多到了七十年代了，不过各地还是靠60年代中后期-70年代膨胀兴起的小化肥厂解决问题的。当然，这时的化肥技术水平和90年代及本世纪尚不能比，更不用说50年代。

————————————补充说明——————————

（我国从60年代初开始，建设成功一大批年产5万吨合成氨的大型化肥厂（现在称中型化肥厂），试验成功并推广到全国，在各地建成了一千多个小型化肥厂。）

（1972年，在中美外交突破后，我们开始引进年产30万吨的大型化肥厂。

1972年，中国第二次大规模成套技术装备的引进，从最初4套化纤和2套化肥约合4亿美元的方案，到最终确定为26个大项目约合43亿美元方案的出台，前后经历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国家计委有4个重要报告。这功劳，有人是放在邓公名下的，有人是放在毛周名下的。可见新华网的论述）

———————补充完毕，继续摘抄《从化四日》——————

【密植不会造成倒伏的危险，相反，在目前条件下，密植还可以避免倒伏的危险。这也是根据从化各地禾苗生长的情况得出的结论。我们所走过的七个乡十几个农业社差不多都告诉我们这样的事实：他们村边的肥田往年疏植，几乎年年倒伏，今年密植却没有这种现象。】

【密植之后，一个普遍现象是分蘖减少，采用宽窄行密植发，每科插六、七条秧以上，除靠田边或靠工作行的以外，中间的几乎完全没有分蘖，都是插几条，最后还是几条。这就解决了那种怕密植后大量发生分蘖的顾虑。用密植来抑制分蘖，比用其他人工方法要有效得多。】

————————————补叙——————————————

大跃进的拔尖干部多在文革时被批判；后在改开后平反。如吴芝圃、李井泉、陶铸……。

查陶铸（百度百科），你只能看到一笔概括：“1951年至1966年，陶铸主政广东15年期间，广东省的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迅速发展，南粤大地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

一般介绍陶铸的多从60年代初重点勾描，因为“1960年10月至1966年8月陶铸同志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自1960-年担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后，陶铸同志把更多精力放到了领导中南五省区的工作上。在他的支持下，广东一些地方较早地推行过农村生产责任制。”

据凤凰网摘引的《党史博览》：“1951年后，陶铸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代理第一书记、华南军区第二政委，同时兼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5年任广东省省长兼中共广东省委书记，1957年起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1965年陶铸调到中央，任国务院副总理，但仍兼任中南局第一书记。他的中南局第一书记一职直到1966年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才卸任。”

——陶铸1957年成为中南局第一书记，而这件事，人民网陶铸大事记居然没有提及。而这和1957年的跃进手笔也许有些关系。

还有一段有趣的论述：“中共华南分局和广东省政府在陶铸的主持下，从广东刚刚完成大规模的土改运动的实际出发，强调保护私有制，采取各种措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针对有些地区出现农民退社的现象，陶铸并不是简单地阻止。他认为要提高合作社的吸引力，就要做好分配工作，保证绝大部分的社员能增加收入。为此，广东省委推行定额管理和 “大包工”（包工、包成本、包产量）管理，并使之成为全省农业社基本的管理制度。至1957年4月初，全省已有80%以上的农业社制订了“三包”方案，超过60%的社已把方案贯彻到田间生产队，社和队已签订了合同，中山、顺德等地还出现了“三包到户”。广东因而成为全国较早提出生产责任制并出现包产到户的省份。这些思想和实践在当时多少有些不合时宜，甚至要冒一定的政治风险，但陶铸认准的事情就敢于去实践。”

——可是根据1958年陶铸的《驳“粮食增产有限”论》，轰轰烈烈的合作社可是驳“粮食增产有限”论的有力论据。那时“右倾保守”可是陶铸的打击靶子。此外，1958年秋，陶铸在全省干部大会上首创“三餐干饭不要钱”的口号，后经《人民日报》头条发表，闻名全国。实在不像不合时宜的保守派。

根据凤凰网所引《党史博览》，承认【这门“大炮”敢说敢当，敢作敢为。“大跃进”时期，各地争放粮食高产“卫星”，一时“捷报”频传。广东连县星子乡北庄也不甘人后，放了一颗亩产30218 公斤的特大“卫星”。有段时间，陶铸也头脑发热。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召开的一次全省干部大会上，陶铸提出：“放开肚皮吃三顿干饭，不要钱！”】

【报上来的粮食产量很高，但收上来的粮食却不多。1959年1月27日，广东省委书记处报告说：雷南县1958年晚稻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为此，全县召开了一系列干部会议，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达7000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陶铸负责的广东省委肯定了这个报告，表示：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完成粮食外调的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

陶铸带队到“千斤县”东莞开展反“瞒产”运动。在反“瞒产”大会上，干部们说东莞确实丰收了，所谓没粮食是假象。只有袁溥之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反 “瞒产”反不出粮食。袁溥之曾经作为中共代表出席过国民党二大，蹲过国民党的监狱，是一位敢讲真话的老党员。陶铸当场批评袁溥之右倾。】

袁是广东省长陈郁的夫人。

在1959年2月中央降调的郑州会议召开之后，广东的惯性还是持续了一些时间的。1959年3-4月，在中央的压力下，广东省委转向了。

1959年3至4月，广东省委召开专门会议，根据汇报得出结论：1958年的粮食产量，没有原来报告的那样多。分析原因：

一是头脑发热，报产量抱高了，由此制定征购粮食的计划不符合实际，购了过头粮；

其次，农民集中到食堂吃饭，浪费了不少口粮；第三，提倡一日三餐干饭，敞开肚皮吃饱，造成大量浪费。

1959年4月27日，毛泽东写了“假话一定不可讲”的党内通信，“反瞒产”运动就此停止。

1959年5月的一次会议上，陶铸向袁溥之道歉。同年秋，向在潮安县群众大会上向群众检讨“反瞒产”，“我搞‘反瞒产’，使群众饿了肚子，干部受了委屈，今后再也不能搞浮夸，要靠实事求是过日子。”

陶铸向中央作检讨的态度比较积极，次数很多。以致在中央政治局一次会议上，陶铸要求发言，毛泽东立刻制止说：“陶铸呀！你是不是又要作检讨，你检讨得已经够多了呀！不要再检讨了。”——这段话也成了凤凰网所引《党史博览》的重点话。

【1962年6月上旬，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第二书记王任重到广西桂林专区龙胜县进行调查研究。从1961年春开始，龙胜农民自发地搞起了三包到组（作业组）和三包到户。到1961年6月，龙胜全县18个公社189个生产队中三包到组到户的情况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陶铸搞“包产”和“单干”是在60年代初了，这也和诸家主流媒介铺陈陶铸60年代初作为是一致的，陶铸盖棺定论为改革先驱，含冤去世。——凤凰网所引的《党史博览》这篇就比较新鲜，把时间说成50年代。

凤凰所引文章以陶斯亮（陶铸之女）的话作结：【“当时政策非常‘左’，他还极力想纠正过来。所以每一次都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每次运动来的时候，他不得不执行，但稍微有点放松，他马上就转向，马上就改，比谁转得都快。我觉得父亲在广东15年的工作应该是三七开——七分功，三分过。】

基本上，陶铸在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的作为可总结为：跃进猛；反省姿态积极，掉头也快；分田也快。一直很猛烈，总有“过头”感。这条总结不仅仅包括陶铸，这也是符合一种官员类型的。历史复杂就复杂在这里。

ps：我对陶铸的革命者经历颇有敬意。他意志坚定，个性突出，是一个优点缺点都非常鲜明的人。N年前，我被他那首《赠曾志》的诗深深打动过，那是一首有感慨有阅历的诗。“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

补记于此。算是表达我的五味杂陈。人性历来多面丰富，这也造成了历史的复杂多岐。我既然未为斯人讳言；也将我的个人情感补足于此，聊表弥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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