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以蔽之11】那时候，我们如何和先进国们谈生意
原来，议价能力的高低不仅仅和情报、知识、专家、接轨相关，更和胆识、立场、主心骨关涉极重。
宋子文，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经济系的。胡适曾在日记里嘲讽说，但凡报洋名的，宋必接见。
胡适出身哥伦比亚大学。他对宋子文不以为然，看重好友王世杰的才干，认为这才是能臣。
签外蒙独立的王世杰，就真比逃签外蒙独立的宋子文，强太多吗？
老百姓都知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防谁？
防老百姓呢还是防外国友邦？
这对于精英买办而言，并不是一个问题，只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且看下60年代，我们是如何和先进国们谈生意的。两厢对照，来者可追否？
——但愿后人无愧于先人。
美国解密档案披露:40年前中国智破西方化肥垄断
其实，在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这段时间里，中国农业虽然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但还是取得了较大的进步。美国情报部门提供的材料还是比较可靠的。
仅就氮肥来说，中国的进口数量从1964年的40万吨增长到1965年的50万吨，到1967年可能增长到94万吨。中国发展农业产生了庞大的化肥需求，这种新情况让世界主要化肥出口国纷纷前来做生意。美国情报部门专门列出了从1963年到1964年中国的化肥用量：当时整个世界生产的氮肥是1484万吨，所有国家的总进口需求是286．3万吨。日本和西欧国家成了世界化肥的主要供应者，它们的出口额从1963～1964年的173．4万吨，增长到 1964～1965年的217．3万吨。
一些西方观察家一直怀疑，“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影响之一是牺牲农业计划，并集中主要资源用在军事工业计划上。但是，中国化肥进口的持续增长，加上中国的谷物进口也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这些证据消除了西方的怀疑，表明中国的经济政策没有向军事倾斜。
解密的档案显示，中国进口化肥量日益增长，使当时世界化肥市场的价格非常坚挺。
——人家情报部门一直没闲着，以“知中”为己任；人家政府亦对症下药，百般施计。 中国要买，人家就涨。这哪里是当下才有的新问题？
例如，在1966年初，西方国家新建和计划建设的工厂，仅氨的产能预计就超过此前世界氨总产能的3倍。所以，
可以预料的是，世界化肥工业生产将出现过剩。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当时估计，1965年氮肥和一氧化二钾的消费量是4000万吨，比1964年上浮10％，预计1970年将增长到6300万吨，但是1970年的产能却将超过1亿吨。
按常理来说，这将导致世界化肥价格的急剧下降。
但西方生产商却努力维持化肥的高价，日本与西欧的企业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其明显。据解密档案披露，1966年10月，欧洲复合肥协会（欧洲一家主要从事化肥生产和销售的超级企业，形成行业垄断地位）的代表，就频繁地与日本工业家接触，双方经过多次磋商，在日本私下达成了划分中国市场的计划。
1965年中国的氮肥进口量是50万吨，1966年是60万吨。欧洲复合肥协会认为，中国在1967年的需求将是60万吨。但日本的估计更准确，它让欧洲复合肥协会相信，中国的需求缺口至少在80万吨。在一项秘密的口头协议中，双方一致同意划分中国市场——世界市场硫化氨每吨是48美元，给中国的折扣限制在每吨5美元之内（也就是不低于43美元）——如果中国按此价格进行交易，将会是西方潜规则的受害者。
美国情报机构后来分析认为，当时中国以其购买力为武器，打破了日本和欧洲复合肥协会之间的秘密协议，成功压低了进口化肥的价格。
【成功的分化阳谋】：
对欧洲：
第一个突破口就是欧洲复合肥协会，中方提醒它，如果它不按当前市场的合理价格交易，如果它不能给中国的化肥市场以更多的便利和优惠，那么中国将不再欢迎它！
对于利益至上的欧洲企业家来说，与日本达成的口头协议并不是至高无上的。他们罕见地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出卖”了自己的日本伙伴，与中方签订了合同。最终，在1967年，欧洲复合肥协会供给中国320万吨硫化氨，当时市场的名义价格是每吨48美元，但它卖给中国的价格是每吨34美元。
档案提供了中欧氮肥交易的内容：1966年11月初，欧洲复合肥协会与中方协商，尽管不知道细节是什么，但中方同意以每吨34美元的价格购买64万吨氮肥，并声称，如果欧方拒绝，整个合同将提供给日本。欧洲复合肥协会认为64万吨氮肥可能是中国的全部需求量，并担心如果不答应，自己会被踢出中国化肥市场（这也说明他们对日本人缺乏信任），因此感到惊慌失措而与北京签订了合同。
对日本：
不过，聪明的中国人没有就此止步，因为他们知道，中国农业发展的化肥需求应该有多个来源。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说，中国当时也需要与日本维持一定的贸易关系。
早在1962年10月，日本前通商大臣高崎达之助率团访华时，中国贸易代表廖承志就与他签署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备忘录规定从 1963～1967年，平均年贸易额每方各为3600万英镑（当时1英镑约合人民币6．89元），双方还指定了政治方面的联系人廖承志——松村谦三。
中方随后披露了与欧洲复合肥协会的交易，并要求日本化肥工业满足欧洲复合肥协会的价格，并要求日本在1966年12月20日前给答复。
日本建议卖给中国60万吨氮肥或一定数量的硫化氨（每吨46美元）。但中国不断压价，协商的最终结果是中国从日本那里买了150万吨硫化氨，价格与欧洲复合肥协会的一致——每吨34美元。
这样，中国就节省了6600万美元——这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民来说，可是个不小的数字。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西欧和日本对世界化肥市场的垄断，为中国自主的化肥贸易政策奠定了基础。
该解密档案还写道，
尽管在贸易上对中国有利，但中国政府还是
在政治上继续批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对中国不甚友好的政策，并措辞严厉地表示
日本应该更相信中国。
解密档案强调说，这些关于化肥的协商注定使佐藤荣作非常尴尬，因为此时正赶上日本的国会选举，对华贸易问题是此次选举的重要政治议题。日本政界要求佐藤荣作承认，他对中国的疏远政策给了欧洲商人可乘之机，让这些日本的竞争对手在中国市场上占得先机。
——那时，我方明显是积极主动的姿态。生意谈得好不说，意犹未尽，仍继续对日方政府施加政治压力，并促使日本内部分化混乱，我方不乱对手乱。今天呢？
【美国真实的忧患】
该档案认为，在不发达国家，中国化肥战的胜利也可能对西方利益造成不利影响。因为如果这些做法激发了出口竞争，将降低国际市场上化肥的出口价。中国将作为一个获胜者出现在世界市场上，它打破了西方对国际市场价格的垄断。
美国情报还分析道，如果欧洲复合肥协会试图维持化肥价格在不发达国家的高位运行，中国可能强有力地质疑为什么欧洲和日本的化肥价格不一致，并进一步借助传统的马克思阶级剥削理论来批判欧洲——众所周知，这种理论在不发达国家拥有广泛的市场，成为发达国家剥削不发达国家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进而激起不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敌对情绪。
——马克思剥削理论，有为否？
美国情报机构最后提醒西方国家：“我们应该反思，尽管西方科技可以有效地提高化肥的生产效率，但中国利用其讨价还价手段，首次从这种新技术成果中全面获益。更有甚者，尽管这种新技术对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但西方国家如果运用不好，有可能遭受到更大的损失。”说白了，美国就是想稳住西德、日本等 “小兄弟”，防止西方阵营被对手分化。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该档案会出现在德国的国家档案馆。
在当时，中国的对外信息获取渠道狭窄，也难以判定当时国际化肥市场价格是否合理，但中国政府凭借直觉和分析，认定谈判对手在漫天要价（当然也不排除精确的计算以及可能从其他渠道获得情报），于是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政策，打破了西方国家长期的贸易垄断。
——市场经济固然是要交学费的。可是，总交学费，不见长进，这又是为什么呢？
其实，民国宋子文和王世杰们，历史已经说清楚了。
ps:1966年，文革元年——原来“开放”之前，我方还是和“友邦”们谈生意的。
美国的情报机构还得出以下结论：意识形态色彩强烈的中国已懂得有效利用全球市场，利用资本之间的竞争关系来获益。
人家美国佬都不会只以“意识形态色彩”草率看视彼时中国，今日的我们呢？
陈郢客:【原创】那时候，我们如何和先进国们谈生意（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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