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十六国风云 1.1 -- 应侯范雎

二、石勒

石勒的家在并州上党郡武乡，种族是羯族。

关于羯族的来源如今众说纷纭，有的说是匈奴的旁支，有的说是西域胡人的后裔，来自今天的中亚。羯族人在外型上具有鲜明的特征，深目、高鼻、多须，在宗教信仰上也与众不同，他们拜胡天神，有人猜测这种信仰就是发源于中亚的琐罗亚斯德教，也名祆教或者拜火教。

不管羯族的起源何处，有一点可以确定，羯族人随着匈奴人一起迁徒到并州，然后慢慢地开始汉化。到了石勒这一代，羯族人的生活方式已经与汉人没什么相差无几，虽然还保留着本族的语言，但他们大多精通汉语，与汉人交流没有障碍，他们有的靠耕田为生，也有的做了商贩。

石勒一家子并非普通羯族人，是某个小部落的酋长，大大小小算是个首领。石勒并不姓石，被人称为“石勒”也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在此前的二十多年里，他并没有采取汉人的姓氏。石勒初名为“背”（勹加背，这个字打不出来），他的祖父名为耶奕于，父亲名为周曷硃，很明显，这些都不是汉人的名字，而只是胡人名字的音译。当时并州各族胡人改取汉人姓名的现象蔚然成风，身为小酋长的石勒一家仍然在使用拗口的本族姓名，可见羯人的汉化程度远远比其他各族来得浅。

汉化程度的深浅又与该民族人口的多寡、经济的强衰密切相关。一般来讲，人口越多则渗透入汉人社会的面越广，面越广则交流越频繁，越频繁则汉化越深。胡人对于中原文明普遍是心怀仰慕的，家境越富裕就越有余力去效仿中原士大夫，学习五经六艺，甚至还会随时代潮流而学点诗词歌赋老庄玄学之类的东西。这一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匈奴，从耆老刘宣开始，刘渊、刘和、刘聪、刘粲祖孙五代，包括刘曜这个咄咄武夫，全都是好读书的，除了刘家，还有不少匈奴人如陈元达、王彰等，都以士大夫的形象留名史籍。

羯族人口远不如匈奴茂盛，实力也较为弱小。石勒身为小酋长，却看不出一丝富贵气息，从史书中透露出的蛛丝马迹，可以知道他早年在并州的生活与普通的百姓并无两样，一直在为生计而奔波操劳。石勒应该是以耕作为主业，少年时做过商贩，曾随族人到洛阳见识世面，不知道这个衣裳朴素的贫家子弟是否也曾喟然叹息说：“大丈夫当如此也！”当时刘渊应该还在洛阳做郁郁不得志的人质，王弥也正游侠京师，想必没有人能预料到，二十年后命运会将他们三人撮合在一起，来共同颠覆这曾经做为他们梦想之地的洛阳城。

几年之后，石勒长成一个健壮的男丁。与其他胡人一样，他秉承了祖先尚武好骑射的传统，但是石勒目不识丁，又没有人举荐，因此报国无门，只能回到并州继续做普通的佃农，先后耕租邬县人郭敬与阳曲人宁驱家的土地。

生活依然没有丝毫起色，为了争夺一场沤麻的水池，石勒经常会与邻居李阳打得头破血流。凡此种种琐碎无聊的事情充斥着苍白无力的每一天，余生唯一可做的似乎只有像父祖辈那样，无数次重复这苍白的生活，直至老死。

在那时人们的眼里，石勒是个打架的好手，是个狡黠的乡民，胆大包天有做盗贼的潜质。这样的人在乱世也许会有出息吧，即使不成大器也是绝对不应该得罪的。所以一些年长的老江湖都预先赞扬起石勒，说：“这个胡人相貌奇异，气度非常，前途深不可测啊。”

但这仅仅是说说而已，谁会当真呢？事实上这些赞扬石勒的话语还引来了不少乡人的嗤笑，倒是佃主郭敬与宁驱听到这些评论，为防万一，对石勒分外的好，拿出钱财赡济他的生活。石勒十分感激，但是作为佃农，他当时回报佃主的方式唯有更加卖力的耕作，如此而已。

如果此时有人说石勒将来要做皇帝的，肯定没有人会相信，包括石勒自己。

命运的改变是从惠帝太安年间（公元302年末-303年末）开始的，事实上那几年被改变命运的人数以百万计，其中有一半直接由活人改成了死尸，有一小撮踩着别人的尸骨成王成寇。

石勒的最终虽然命运尚未确定，生存环境却在进一步恶化，他从自由身的佃农沦为奴隶。

太安年间并州发生了严重饥馑，上党百姓纷纷逃亡做了流民，石勒选择去依附老东家宁驱。世道已经到了人人自危的程度，平时那些汉人官吏对待胡人就很不友善，到此时变本加厉，做起了贩卖人口的勾当。石勒就差点落入北泽都尉刘监的手中被缚绑掠卖，幸亏有宁驱及时将他藏匿，才得到幸免。

当时胡人正处于弱势，但是不要以为处于弱势满脸可怜相的就一定是好人，他们只是没有机会展示内心的邪恶而已。一般来讲，长期处于弱势，被践踏在社会底层的人浸淫在各种各样的不公正与凌辱之中，身上带着一个时代的戾气，他们脑子里想的是如何在恶劣环境下苟全自己，压在心头的是别人的白眼、仇恨、恐惧以及发泄的欲望，如果这些人有朝一日时来运转，他们的残忍程度未必不如当初欺凌他们的那些人。

石勒就是这样一个处于弱势的恶人，他很快就想出了应对来日大难的方法，而且如果操作得好，还可以趁机赚上一笔。石勒辞别宁驱，去偷偷拜见纳降都尉李川，半路上他遇到了郭敬，向郭敬哭穷。当时石勒衣裳褴褛脸带菜色，确实很可怜，郭敬这人据说感情很丰富，当场就掉了眼泪，还将随身携带的货物卖掉，换了食物与衣服接济石勒。

也许是同情的眼泪与雪中送炭的行为感动了石勒，或者是考虑到郭敬是个财主，有行动能力，石勒将心中计划对郭敬全盘托出，说：“如今胡人多数饥寒交迫，可以谎称就食，把他们骗到冀州（在并州东部，与并州隔着太行山）卖为奴隶。胡人不至于饿死，我们又可以发一笔横财，两全其美。”

这番话很生动地告诉世人所谓乱世枭雄是些什么货色，在他们眼里，任何人任何事都可以成为棋子，他们在正义凛然的振臂高呼之时，最好先看看他们背后有没有半截尾巴，他们声泪俱下说什么“我多灾多难的同胞”之时，最好也先掂量掂量他们是不是又想来贩卖我们了。

郭敬是汉人，贩卖胡人当然不会觉得良心不安，他听了石勒的话，深以为然。

不过石勒没来得及做上奴隶贩子。论作恶的创意与能力，平头百姓如何比得过政府官员？石勒想到的生财之道，晋朝官吏也已经想到。建威将军阎粹向东嬴公司马腾反映军粮空需，不如把抓捕并州的胡人贩卖到冀州换取粮草。

东嬴公当时正在考虑怎样才能治服境内桀骜不驯的异族人，一听这个办法既可以换来粮草，又可以减少胡人数量，削弱胡人。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当即准允。

于是由并州政府出面，进行了数次有预谋有组织的大规模人口贩卖。政府军袭击了胡人村落，逮捕大量青壮年，押解到太行山以东贩卖为奴。为了防止逃逸，政府军采用了一种大长木枷，可将两人锁在一块儿。这种木枷十分沉重，而且中途不会解开，胡人原本就被饥荒闹得羸弱不堪，如今受到这种折磨，再加上天气寒冷道路崎岖，许多人走到一半就死掉了，活着到达冀州的也好不到哪里去，从此过上了作牛作马的非人生活。发生了这种事，并州的胡人提起东嬴公就咬牙切齿的，都想杀之而后快。

石勒也中彩被捕被卖了，押送他那一批的人是东嬴公麾下的将军郭阳与张隆。不幸中的万幸，这个郭阳恰巧是郭敬的族兄，给郭阳打副手的郭时更是郭敬的侄子。郭敬叮嘱族兄、侄子好好照顾石勒，郭阳与郭时很给郭敬面子，石勒得以全须全尾地来到冀州，被卖到冀州平原国的茌平县，在一个叫师欢的地主家做耕田的奴隶。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几年之后，石勒打败了一支乞活军，在俘虏中发现了丧国丧家的郭敬。故人以如此方式重逢，不知郭敬是否会有隔世的感觉，不知石勒是否会暗中感概命运这个玩笑开得太过于恶毒了。

石勒在师欢家中做了几个月的奴隶，由于长相过于奇特，引起了主人的注意。据说当时围绕石勒还发生了一系列灵异事件，使得师欢相信这个高鼻梁深眼眶的异族人并非池中之物，于是就免除石勒的奴籍，恢复其自由身。

自由了的石勒穷则思变，心想如果继续做耕农，这辈子就完蛋啦。

但是转行做什么呢？石勒当时的身份是编户齐民，从理论上来讲，编户齐民是国家的基石，他们缴纳的税赋是国家财政的来源，所以政府要保留编户齐民的数量，并不鼓励流动。

而且当时社会等级森严，各种职业都与户籍密切相关，几乎是世袭的，比如当兵的入兵户户籍（指地方军，禁军除外），做匠人的入百工户户籍，兵籍与百工户籍都等于同国家奴隶，地位要比编户齐民来得低。户籍一经确定，很难再进行更改，而且还会世袭，兵户的儿子依然是兵户，兵户的女儿是国家财产，由政府指派婚配。

当时石勒其实是走投无路的。入仕，他目不识丁，又没有家财用来游走权门；当兵，必须改入兵籍，那等于把自己连同自己的子孙卖给国家；当时还有许多活不下去的编户齐民走了另一条路就是依附地方豪强，他们主动卖身为奴，寻求地方豪强的庇护，有的还成为地方豪强的私兵，这种私兵有个专门的称呼叫“部曲”。奴隶的地位是最卑下的，而且也是世袭的，生杀予夺全在主人一念之间。石勒刚刚侥幸脱了奴籍，当然不愿意走回头路。

全部合法的出路都已经给封死了，石勒唯一的选择就是落草为寇。

师欢家附近个军马场，军马场的管理员是魏郡人汲桑，与师欢时有往来。石勒自称会相马术，投奔汲桑，做了军马场的放马的牧人。

汲桑这个人是有军方背景的。冀州是成都王的势力范围，汲桑的故乡魏郡境内有邺城，是成都王的权力中心，在《晋书.成都王传》里汲桑被直接称为“邺中故将”，由此可知汲桑是成都王麾下的一个低级军官，这个军马场是替成都王打理的。这样一来，石勒投奔汲桑就间接与成都王扯上了关系，与匈奴刘渊一样，他们同属于成都王系统。

石勒投奔汲桑应该是永兴元年（公元304年）的事情，就如第一章第一节所描述的，这一年兵连祸结空前惨烈。在乱世将至这么一个大背景下，兵与匪的限线变得很不明显。

石勒一边做着牧马人，管理着成都王的军马，一边又招集了王阳、夔安、支雄、冀保、吴豫、刘膺、桃豹、逯明等八个盗贼，组成团伙，做起了打家劫舍的勾当。后来团伙规模扩大，又吸纳了郭敖、刘征、刘宝、张曀仆、呼延莫、郭黑略、张越、孔豚、赵鹿、支屈六等，总数十八人，号称“十八骑”。

从这些姓名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跨民族的盗贼团伙。该团伙从赤龙、騄骥等政府苑林盗取苑马，劫掠远近，用劫掠所得的财物贿赂汲桑，用意也很明显，就是想借这条线攀附当时如日中天的成都王，为将来的仕途做前期投资。

可惜天有不测风云。公元304八月，噩耗传来，王浚的鲜卑部队攻破邺城，成都王弃城逃亡，先逃到洛阳，随后又逃往关中，投奔盟友河间王司马颙去了。

靠山倒了，这当然是个悲剧，然而还有更悲剧的，新得势的执政者东海王司马越是成都王的死敌，还是东嬴公的兄长，这两重关系断绝了汲桑与石勒去投奔新主的可能。

不过此事倒也有个能让石勒自我安慰的地方，原来在诡异彪悍的命运面前，谁都没有力理做出反抗，像他这样的斗升小民如此，像成都王这样的天璜贵胄也是如此，在这个乱世之中，每个人都不过是风中枯叶，飘起有多高多远，最终落在殿堂上还是泥淖里，全都不由自己做主。

取代成都王接管邺城的是东海王的另一个弟弟，平昌公司马模。昔日邺城众多成都王的部将，一部分在内战中战死了，活着的那些人，有的投向东海王阵营，有的遭到了清算，还有的心里恋着故主，又害怕遭到清算，于是选择了弃官逃亡。

汲桑与石勒用不着逃亡，也不用担心清算，他俩都只是小鱼，还上不了黑名单。石勒继续在冀州做盗贼，前途黯淡无光。

如此又过了半年，永兴二年（公元305年）年中，东海王联合关东各镇诸侯，与关内的河间王与成都王开战。天下人都知道决战时刻到了，成王败寇全在此时。那些逃亡的成都王的故将蠢蠢欲动，商量着要赶跑平昌公，迎回成都王。

起兵的是昔日成都王的帐下督、冀州阳平郡人公师藩，他招集昔日同僚楼权、郝昌等人，自称将军，在冀、并、司三州招揽士兵。乱世中朝不保夕，选择铤而走险的人不在少数，公师藩的手下很快达到数万。

汲桑与石勒就在这地，带着数百匹官府的良马，做了公师藩的马前卒。也许是为了方便传递军令或者为了掩饰胡人身份（这不太可能，石勒那相貌一看就不是汉人），汲桑给石勒取了汉人的姓名，以石为姓，以勒为名。

当时没有人能预料到，仅仅数年之后，石勒这个名字就成为无数中原百姓与晋朝官吏的梦魇。

第二章、石勒与王弥

一、刘琨

与刘渊这个自动送上门的冒牌孙子不一样，新上任的并州刺史刘琨倒是货真价实的刘汉王室后裔。

刘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他与刘备一样，都是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人。刘琨世代官宦，居住于中山，而刘备却已沦落为庶民商贩，并且迁居涿郡涿县，可见刘备只是刘胜的疏族子孙，刘琨才是刘胜的嫡系子孙，论血统，刘琨比刘备更加纯正。不过，刘琨这个血统很纯正的刘氏子孙并不认可刘渊所谓复兴汉室的事业，以剿灭刘渊为己任。

刘琨于光熙元年（公元306年）九月末离京赴任，当时黄河以北已是胡人与盗贼的天下，每天都遇到拦路打劫的，刘琨边打边走，越向北走越寒心，沿途所见满目疮痍。刘琨在奏折中向晋怀帝描述并州的惨状，说这里胡人遍布山谷，百姓开门就可以看到，他们四出劫掠，百姓无法生存，唯有逃亡。携老扶弱的难民不绝于路，留守故乡的十不存二，随处可见卖妻卖儿的人伦惨剧，死于兵火饥馁的难民尸体相堆积，白骨横野，哀声震天。

光熙元年十二月，刘琨抵达并州上党郡的壶关。壶关位于太行山大峡谷南端，是易守难攻的天险。刘琨敏锐地发现这是一个战略要地，北方的鲜卑、并州的匈奴如果要进犯中原的东半部分（包含司州东部、兖州），壶关是必经之路。刘琨于是向洛阳请求调拨谷五百万斛、绢五百万匹、绵五百万斤到壶关，巩固壶关防御。

事实证明刘琨的判断是正确的，此后的两年，壶关就像一个扎紧的袋口封死了匈奴染指中原的道路，争夺壶关成为刘琨与匈奴交战最初两年的战略重心。

布置完壶关的防御，刘琨又招募了一支五百人的军队，向并州腹地进发。他的目的地是历任并州刺史的治所，并州太原国的晋阳（见1.4的地图）。当时太原国的北部已经被匈奴占领，横亘在刘琨与晋阳之间的是数万匈奴骑兵，还有数万饥馁的并州百姓，刘琨一路走来一路打来，把与匈奴的战斗当作正餐，把剿匪纳降当作宵夜。

刘渊当然不会欢迎刘琨的到来，他派出了前将军刘景在版桥这个地方（具体位置不详）邀击刘琨，反被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刘琨打得落花流水。

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年中，经历了无数次战斗之后，疲惫不堪的刘琨率领着疲惫不堪的军队抵达晋阳。但是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个残破的城池，这座起于秦代，闻名数百年之久的北方名城如今已荒废在荆棘之中，成为豺狼狐狸出没的巢穴，城内府院建筑多被焚毁，枯骨僵尸覆盖地面，少数幸存者也都因饥饿而不成人型。

刘琨在废墟中重建晋阳城，从剪除荆棘收敛枯骸，到重修府衙恢复市集恢复司法，筚路蓝缕。

当时的晋阳依然不太平。刘渊所在的离石距离晋阳仅仅三百里，匈奴骑兵一日之内就可兵临城下。除了匈奴的威胁，晋阳周围还散落着大大小小由饥民组成的盗贼团伙，他们一有机会就想着入城去抢劫。大大小小战斗每天都在发生，晋阳的城门经常会成为双方交锋的战场，士兵夜不卸甲，百姓出城耕作的时候都要带着弓箭盾牌。

在一次又一次打退来犯之敌后，刘琨在晋阳站稳了脚。周围的流民纷纷赶来归附，人一多，鸡犬之声相闻，荒城重新焕发了生机。

刘琨是贵公子出身，精通音律有文采，少年时悠游洛阳，得享大名。当时流传洛阳的一句话叫“洛中奕奕，庆孙越石”。所谓“奕奕”既是赞美之词，又是暗指刘琨的舅舅郭奕，“庆孙”是指刘琨的哥哥刘舆，“越石”即是指刘琨。

刘琨是惠帝元康年间那浮华奢靡社会的明星人物之一。与当时所有的名士一样，他曾经羡慕并且效仿阮籍嵇康的放荡不羁，嗑过五石散，一次次地参与清淡。他还是著名的“二十四友”之一，曾经终日在石崇的金谷园与朋友燕宴作乐，写作过许多无病呻吟的诗篇，过着纸醉金迷的奢华生活。

在“八王之乱”中，刘琨先投靠贾谧，后来又为赵王司马伦奔走效命，赵王倒台之后又先后听命于范阳王司马虓、东海王司马越，在内战中扮演的角色并不光彩。

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

所谓君子豹变，小人革面。踟躇于晋阳城头，试图以一人之力支撑北方半壁江山的将军刘琨已并非那个悠游京师追逐浮华的贵介公子刘琨。若干年后，刘琨在给朋友的信中如此写道：“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自倾辀张，困于逆乱，国破家亡，亲友凋残。负仗行吟则百忧俱至，块然独坐则哀愤两集．．．然后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这封信深沉悲壮，告诉世人，英雄脱胎换骨的背后是怎样的椎心泣血之痛。

在重建晋阳的过程中，刘渊听任刘琨在三百里开外的地方安营扎寨，也许他曾派偏师进行过骚扰，但是匈奴主力并没有趁刘琨立足未稳的时修直扑晋阳。

这并非刘渊宅心仁厚，而是刘渊有心无力，因为饥馁在折磨并州汉人的同时，也不倚不偏地折磨着并州的匈奴。严重的饥荒在去年下半年就已经爆发，一度迫使刘渊离开离石，到附近的郡县去就食。与驱逐刘琨比起来，刘渊的当务之急是填饱族人的肚子。

但是等族人填饱了肚子，时机就错失了。刘渊再看晋阳城防坚固，刘琨在城头生龙活虎的，不仅不是想像中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反而摆出一副主动进攻的姿态。当时刘琨施展离间计，秘密接洽那些在匈奴联盟中受排挤被压迫的小部落，诱使他们倒戈。这个计策据说卓有成效，前来投诚的胡人有万余落。

刘渊看到臣民迅速流失十分恐慌，按说此刻他应该当机立断，倾巢出动杀到晋阳铲除刘琨，这才是釜底抽薪的计策。但是刘渊回头看看自己军队个个脸带菜色，马匹也都皮包骨头，攻打晋阳可没有必胜的把握。

打不过，那只好去外地避避风头。刘渊于是舍弃离石，迁都蒲子。蒲子位于司州平阳郡境内，在离石西南二百多里处。离石原本就在晋阳西南三百里处，如今又隔开二百多里，刘渊松了口气，感觉现在安全多了。

完全有理由相信，晋阳城内的刘琨得到匈奴迁都的消息，也会松口气，感觉现在安全多了。

由于饥馁，也由于背后有刘琨的兴起，前方有壶关的封锁，刘渊建国的最初两年一直局促在并州南部，并无作为。

那两年祸害中原，对晋朝廷构成严重威胁的是另外两个人，一个是羯人石勒，另一个是则是刘渊的老朋友，汉人王弥。

不知是否看过火焰塔的五胡录？可以借鉴

否则题目全一样，搞不清要看哪一个

四、匈奴建国

刘渊回到并州，并没有回家乡新兴，而直接就去了西河国的左国城，那是匈奴复国计划的一部分，左国城是昔日匈奴的王庭。

在左国城，刘宣等人正式推举刘渊为大单于，宣告匈奴复国。刘渊招兵买马，二旬之间，已筹集军队五万人，都城设在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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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州地图

这时成都王已经弃城逃跑，王浚的鲜卑军队正在邺城烧杀抢掠。内心虽然已经背弃成都王，不过刘渊还是摆出姿态要去救主，他嘲笑成都王：“司马颖不听我的话，溃败逃亡，真奴才也。不过有言在先，不可见死不救。”

随后他命令右於陆王刘景、左独鹿王刘延年等人率领步骑二万，做出讨伐鲜卑的样子。

大军集合完毕却没有出发，因为刘渊在等人劝他收兵。

当时匈奴已经汉化，他们已经不是逐水草而居、住在帐蓬里的游牧民族，他们与汉人一样，住进了固定的房屋，靠春耕秋收来获得粮食，家境富裕的匈奴开始学说汉语、穿汉人的衣服，模仿汉人的举止，匈奴中的贵族甚至开始读六经、通礼仪、学诗词歌赋。汉代了的匈奴面对粗犷原始的鲜卑人在军事上丝毫没有优势可言。《晋书．李矩传》里形容匈奴人一向惧怕鲜卑人，甚至到了远远看到鲜卑骑兵，就不战而走的地步。刘渊复国第一件事就要替晋朝人攻打鲜卑，匈奴人当然不会乐意。

果然，这时刘宣等人就站出来了，他劝刘渊要分清敌我，说：“晋人无道，对待匈奴如同奴隶一般。如今司马氏自相残杀，可见老天爷已经背弃了他们，这正是匈奴复兴的好时机，可以恢复当年呼韩邪单于的伟业。鲜卑、乌丸可以成为匈奴的援军，怎么可以推向敌方阵营？”

刘宣这是在胡扯，鲜卑、乌丸是不可能成为匈奴援军的，他们与匈奴结下的仇怨一点也不浅。匈奴强盛的时候没少欺负鲜卑，如今鲜卑兵强马壮了，也并没有给匈奴好脸色看，如今在漠北匈奴故土上纵横驰骋的就是鲜卑人。刘宣的真心话不好意思说出口，其实就是鲜卑人太强大，惹不起，汉人内乱有机可趁，我们还是打汉人好了。

而刘宣说要恢复呼韩邪单于的功业，这更是不知所谓。当年呼韩邪单于始终只是汉朝皇帝的北部藩臣而已，如果匈奴只是想“复呼韩邪之业”，他们就应该离开繁华富庶的中原，挥师北上去打鲜卑，夺回祖先的土地，而不是向南进发，与汉人为难。

刘渊立刻察觉刘宣的话是有漏洞的，于是他接过话柄，说：“你说得不是没有道理。不过，我们既然可以成为崇山峻岭，又何必要效仿低矮的土坡？帝王降世不拘一格，大禹是个西戎，周文王是个东夷，但他们都因为有德而得到上天授命。如今我有匈奴军队十余万，都可以一当十，擂着军鼓南下讨伐晋国就如摧枯拉朽一般，上可以一统天下，成就与汉高祖比肩的伟业，下不失割据北方，作魏武帝曹操。”

从这番话可知，在刘渊眼里呼韩邪单于算是没出息的，他要做的是取代司马氏，成为一大统的帝王。这是有史以来，首次有异族人提出要做华夏大地的皇帝，这在当时是难以想像的。“自古以来诚无戎人而为帝王者，至于名臣建功业者，则有之矣”（语出刘琨），在世人眼中，异族人可以为良将，可以为贤臣，至于帝王，则肯定出自中原汉人。

所以刘渊一言既出四座皆惊，刘宣等人全都折服，赞叹说：“单于大志，非我等所及。”

虽然定下了一统天下的宏伟目标，但是刘渊知道，中原百姓不会认同一个匈奴来做他们的皇帝。出身问题不仅影响了他前半生的仕途，还会影响他后半生的帝途。

那么怎么办？

为了实现政治野心，只好对不起老祖宗了。刘渊说：“虽然我是天命所归，但是晋人未必认同。刘汉王朝曾统治天下四百年，深得人心，百年前昭烈皇帝刘备凭借人心所向，竟能崎岖于西蜀群山之中，凭一州之地与中原抗衡。我是汉王室的外甥，匈奴先祖又曾与汉朝皇帝约为兄弟，如今兄长亡了国，做弟弟要替他兴复汉室，我就是刘汉王室的传人。”

于是刘渊定国号为“汉”，大肆标榜自己是汉王室后人。如果当时汉高祖刘邦与冒顿单于同时显灵，刘渊肯定背宗忘祖，直奔汉高祖而去了。

刘宣等人请刘渊称帝，刘渊说：“当今天下未定，且可学高祖，先称汉王。”

于是设坛在南郊祭天，刘渊发布诏书自称“汉王”，大赦境内，改元元熙。这份诏书令后人忍俊不禁，因为他腆然以汉室后裔自居冒认祖宗，开口闭口“我太祖高皇帝”“太宗孝文皇帝”“世宗孝武皇帝”云云，对于匈奴祖先则不着一字。

刘渊似乎忘记了，这些他要冒认的祖宗是他真正祖宗的世仇，曾杀得他真正祖宗亡国亡种，几乎灭绝。

因为冒出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玄孙，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等人的神位消失了一百多年之后，又出现在人间的太庙里。刘渊太庙里供奉的刘姓皇帝是史上最全的，除了两汉的三祖五宗，连蜀汉的昭烈帝刘备与后主刘禅的神位也都在。刘禅客死他乡没有谥号，刘渊做主追谥他为“孝怀皇帝”。

同时，刘渊又设置百官，册立其妻呼延氏为王后，以刘宣为丞相，崔游为御史大夫，刘宏为太尉，匈奴诸贵族皆有封赏。

并州原本是东嬴公的势力范围，不过东嬴公并无统御之才，不得并州士人之心。前几年并州遭遇天灾，百姓饥馁，东嬴公竟指使军队抓捕胡人，贩卖到冀州、兖州换粮食。做恶做到这个份上，并州各异族提起东嬴公全都咬牙切齿。

刘渊建国时，东嬴公正在进攻邺城的路上。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何况刘渊还是成都王的党羽。东嬴公当即撤回晋阳，去镇压刘渊。

但是匈奴势大，东嬴公没有制胜的把握，于是他向并州北部的鲜卑拓跋部借兵。当时拓跋部分为三部，分别居住于幽并两州，东嬴公接触的那一部首领是拓跋猗戦，北魏建立之后他被追认为魏桓帝。

拓跋猗戦率鲜卑骑兵十余万，与东嬴公夹击刘渊，大败匈奴于西河、上党两郡。这时邺城传来成都王战败逃亡的战报，东嬴公便与拓跋猗戦在汾河东岸结盟，遣还鲜卑军队。

鲜卑人退却之后，东嬴公独立面对刘渊，则连遭败绩。当年十二月，东嬴公派将军聂玄讨伐刘渊，双方战于中部匈奴所在的大陵，聂玄大败而归；刘渊派养子刘曜进攻上党郡，占领泫氏、屯留、长子、中都等县邑。

次年（公元305年）六月，刘渊进逼晋阳，东嬴公再次向拓跋猗戦借兵，拓跋猗戦派出轻骑数千，临阵斩杀匈奴将领綦母豚，解了东嬴公之围。

东嬴公表请拓跋猗戦为大单于，授以一品大官的金印紫绶，想以此笼络拓跋鲜卑，对付刘渊。可惜老天不保佑，没过几个月，拓跋猗戦就病死了，随后鲜卑内乱不止，东嬴公无法再求得援军，

没有了鲜卑援军，东嬴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他派遣司马瑜、周良、石鲜等直捣匈奴王庭，双方交战于离石汾城，晋军四战皆败。

当年并州再次爆发饥馑，匈奴也严重缺食，刘渊从离石搬到阁谷就食，无暇发动军事行动，东嬴公得以支撑到公元305年的年底。

次年是光熙元年，是晋惠帝驾崩的那一年，也是“八王之乱”结束的一年。“八王之乱”的得胜者是东海王司马越，东嬴公是东海王的弟弟，因此跟着鸡犬升天，被加封为东燕王。

不过进爵为王的喜庆很快被军事上的继续颓败而驱散，新晋东燕王司马腾不住派人去洛阳向兄长东海王告急。当时天下满目疮痍，到处都有叛乱，东海王根本派不出军队去并州，于是有东海王左长史刘舆举贤不避亲，推举弟弟刘琨为并州刺史，去并州收拾匈奴，重树王朝的北方屏障。

东海王也知道自己弟弟不堪重任，留在并州徒劳无益，反而可能会把性命送掉。恰好当时镇守邺城的范阳王司马虓得重病暴毙，朝廷于是下旨，任命东燕王司马腾为车骑将军、都督邺城诸军事，镇守邺城，又任命刘琨为并州刺史，加振威将军、领匈奴中郎将，镇守晋阳。

诏书下到并州。

光熙元年（公元306年）末，弹尽粮绝的东燕王司马腾弃州而逃，从狭窄的井陉越过太行山，向东南邺城方向逃窜，他身后的并州已是百战之余，六郡数十县多数毁于战火。

跟随东燕王一起逃亡的有并州官民万余户。这些流离失所的难民日后形成了一股军事力量，这股军事力量在西晋末年的中原四处抗击匈奴、羯人，态度最坚决，斗争最顽强。这股军事力量的名字十分悲壮凄惨，叫“乞活”，后人称之为“乞活军”。

与此同时，洛阳的刘琨收拾行装，只身北上。刘琨深知百病缠身的晋朝廷已经没有能力做他的后援，此去并州只能孤军奋战，前路难测，此行很有可能就是去赴死。

时局严酷如此，再加上一路所见白骨遍野，刘琨在途中写下了慷慨悲凄的《扶风歌》。后人读起这首诗，可知英雄有侠骨，亦有柔肠。

扶风歌

朝发广莫门，暮宿丹水山。

左手弯繁弱，右手挥龙渊。

顾瞻望宫阙，俯仰御飞轩。

据鞍长叹息，泪下如流泉。

系马长松下，废鞍高岳头。

烈烈悲风起，泠泠涧水流。

挥手长相谢，哽咽不能言。

浮云为我结，归鸟为我旋。

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

慷慨穷林中，抱膝独摧藏。

麋鹿游我前，猿猴戏我侧。

资粮既乏尽，薇蕨安可食。

揽辔命徒侣，吟啸绝岩中。

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穷。

惟昔李骞期，寄在匈奴庭。

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

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

弃置勿重陈，重陈令心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