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如果慈禧太后背上黄金降落伞 -- 张剑锋

如果慈禧太后背上黄金降落伞

公元1898年9月19日（清光绪24年（戊戌）农历8月初4）上午，从颐和园到西苑（今中南海）的大道上走来了一支浩浩荡荡的皇家队伍，慈禧老佛爷御驾回宫了。正值皇上锐意变法的当口，轻易不回宫的老太后却撵在昨天才从颐和园回宫的青年皇帝后面赶回宫来，这不免触动了诸多关注时局的人们的敏感的神经。人们虽然普遍感到紧张，但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意识到，这一天竟然决定了整个中国的命运。

慈禧太后回宫之初倒还没有立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她只是宣布光绪皇帝新任命的4名维新派军机章京所签拟的各项文件都要先交给她看。然而，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此后，一切就像自由落体一样以加速度的方式爆发了。9月21日，太后重新训政，下令捉拿“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康有为、康广仁兄弟。9月24日，宣布将谭嗣同等一干变法派官员革职治罪。9月27日，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大臣荣禄，第二天一早，未经审判就下令处决了被后人称为“戊戌六君子”的一批变法派官员。10月8日，光绪帝被软禁在西苑瀛台，并在此渡过了他的残生。同时，慈禧太后也下旨取消了几乎所有新法，使得整个中国的发展方向由洋务、维新急剧转为闭关排外。不到两年之后的1900年6月21日，在洋人要求清朝归政于光绪的刺激下，慈禧太后宣布对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等11国同时宣战。8月16日，八国联军攻进北京……中华民族一步步走进了灾难的深渊。

对于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受康有为等人故意扭曲的影响，传统上常常将其简单归结为守旧派与维新派之间的政治斗争，把罪魁祸首的帽子扣在慈禧太后的头上。但这却解释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戊戌变法前期光绪帝所颁发的诸多维新法令都是得到了慈禧的认可的，慈禧甚至说“汝（光绪）但留祖宗神主不烧，辫发不剪，我便不管”。其实，早在戊戌变法之前，慈禧就支持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向西方学习的活动。而在戊戌变法之后，1901年初，慈禧又亲自发动了被称为“慈禧新政”的改革，其政策的激进程度在很多方面（如预备立宪等）甚至超过了戊戌变法。由此可见，慈禧太后并不是一个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新事物的老榆木疙瘩。那么为什么在戊戌变法时，慈禧会这样坚决的走到新政的反对面，大开历史的倒车呢？其根本原因并不在新旧之争，而是在于以慈禧为首的后党和以光绪为首的帝党之争，以及荣禄等当权重臣与康有为等新晋小臣之争。只不过帝党和小臣们恰好借维新的机会试图夺取权力，而失去理智的后党和重臣们也就连洗脚水（帝党和小臣）带孩子（新政）一块倒出去了而已。

现在回头来看，如果双方都以国家大局为重，本来是有可能找到利益的契合点的。维新党人之一的王照曾在《方家园杂咏纪事》中写道：“慈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若奉之（慈禧）以主张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则皇上之志可由屈而得伸，久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也”。

然而，光绪和康有为们却见不及此。拿光绪来说，在慈禧对变法仍抱以基本支持的态度时，他却在9月4日趁慈禧不在身边之机突击以小故（拒绝代下属上奏维新建议）罢免了礼部六堂官（满汉两尚书、四侍郎），并于次日任命了变法派军机四章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这打破了高级官员任免要先行请示慈禧的惯例，直接挑战了慈禧的政治权威。9月13日，光绪又提出了开懋勤殿、设顾问官的要求，这实际上是要甩开现有的军机处、总理衙门等机构，另设一个直接对皇帝负责的决策机构。这既是光绪对掌控原有政权体系的慈禧的挑战，也是康有为等小臣对当权重臣们的挑战（懋勤殿顾问官不受品级限制，又位当中枢，康有为等小臣可以藉此途径一下子跃居众多军机大臣和总理大臣们之上）。这招招进逼的态势，无疑是在把慈禧太后和重臣们往墙角里赶。

如果说光绪摆出的架势好歹还是文斗的话，康有为等人就几乎是要全武行干上了。当时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曾经问康有为新政难以推行怎么办？康有为竟然说：“杀二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要知道，荣禄自己恰恰正是二三品以上大臣，而当时主政的重臣们也都是二三品以上大臣。康有为此话一出，立刻把新党推到了要和重臣们你死我活的对立面去。难怪荣禄此后见人就说：“康有为立保国会，现放许多大臣未死，即使亡国尚不劳他保也。其僭越妄为，非杀不可。”

康有为等人不仅与重臣们站在对立面上，而且也使劲把慈禧往对立面推。戊戌变法中，光绪曾经下诏废八股，遭到了守旧派大臣刚毅的阻挠。光绪随即去颐和园请慈禧支持。光绪五月初二去颐和园，初五就得到批准。这本来是与守旧派不同的慈禧支持新政的一个典型体现，但在康有为看来却成了“上扼于西后，下扼于顽臣，变法之难如此。”正是从这种偏激的角度出发，当9月15日光绪因为开懋勤殿的建议被慈禧否决而心中不快（事实上这可能是戊戌变法以来慈禧第一次反对光绪的建议），因此下密诏给杨锐，让军机四章京“妥速筹商”，“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慈禧）意？”的时候，康有为等人竟把脑子转到了诛杀荣禄、“围（颐和）园劫（慈禧）后”上，从而发生了9月18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策动兵变之事。也就是说，在慈禧还没有采取什么实质行动，光绪也还在想着如何与慈禧达成妥协“不致有拂圣意”的时候，康有为等人却开始要刺刀见红了。

康有为等人的举动断绝了后党、重臣和帝党、小臣们之间任何调和矛盾的可能。9月19日慈禧刚返回西苑时，还没有采取多少实际措施。她只是预感到政治空气的紧张，要就近监督光绪召见伊藤博文等重大举措而已。到了9月21日，可能听到康有为等人正在密谋于己不利的消息之后，慈禧才宣布重新训政，下旨捉拿康有为。而即使是到了这个时候，慈禧也还没有停止新政，完全倒行逆施。只是到了9月24日，当袁世凯将新党企图围园劫后的确凿消息向荣禄、慈禧告密之后，慈禧才开始大开杀戒，软禁光绪，全面清算新党和新政的。

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同属向资本主义方向进行变革的努力。但作为改革的戊戌变法，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试图以和平的方式在旧制度的基础上进行变革，而不是与旧制度彻底决裂，拼个你死我活。这种方式，虽然有变革不够彻底等缺陷，但也有可以和平完成变革，保持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避免剧烈动荡和暴力所带来的巨大代价等好处。在当时对中国而言不失为一种好的出路。但是，改革中一个最大的难点就是如何处理与当权派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关系。一方面，改革必须要极大的（即使不是全盘的）改变旧制度，必然涉及思想上的重大调整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必然对当权派造成重大影响。另一方面，改革又不能把当权派都赶到对立面去，否则不是改革失败，就是必须将变革的剧烈程度由改革进一步升级为革命。戊戌变法是以改革的形式出现的，维新党们也是按改革来进行的计划和准备（否则他们就应该像孙中山那样全力以赴搞武装斗争，而不是试图用几条诏令来解决问题）。然而，康有为等人却以一种你死我活的方式来对待慈禧和重臣们，不给他们留出路、下台阶。这样做的结果是不难预见的，面临被革命的威胁的当权派们在被逼到墙角之后举起了屠刀，而毫无革命准备（除了做一些“扶皇帝登午门”，或皇帝在阅兵时“驰入”袁世凯营中、下诏命袁诛贼臣之类的白日梦之外）的改革派们只能或是逃亡海外或是引颈就戮。用非改革的方式来搞改革，可能这才是戊戌变法失败的真正原因吧。

说到给当权派留出路、下台阶，西方现代公司治理中倒是有一种耐人寻味的机制，就是黄金降落伞（golden parachute）。黄金降落伞的基本概念是给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层以一定保障，当他们因为公司遭到恶意收购后被解职时，可以获得一笔可观的经济补偿。

之所以设置这种机制，其原理是这样的。在西方资本市场中，恶意收购（即该收购并未得到被收购方管理层的支持）常常是一种对提高公司经营管理效率颇为有效的机制。收购方在资本市场上收购经营不善（从而股价较低）的企业，通过更换管理层、调整发展战略、改善管理等措施，来提升企业价值。企业价值提高后，股价也会随之上涨，收购方则从中获利。这样的收购对收购方、被收购企业和被收购企业的原股东来说都是好事，但对被收购企业的原管理层就是飞来横祸了，因为新老板入主后的第一件事通常就是把他们炒掉。因此，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在遇到恶意收购时，常常不惜以牺牲企业的利益为代价来全力抗争，例如出售企业的核心资产、提前偿债以造成企业的财务危机等等，大有搞焦土抗战的味道，虽然焦的不是管理层自家的土。黄金降落伞的设置，就是为了给原管理层留一条退路，让他们能够更容易接受恶意收购、与收购方达成妥协，不去利用手中职权来损害公司利益，为公司在收购后的重组和价值提升铺平道路。黄金降落伞虽然需要支出一些成本，但与公司收购重组后的价值提升，和原管理层的抵抗可能给公司造成的损害来比，只是一个零头。

企业的重组变革与国家的变革在很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但国家的重大变革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会发生一次，由于案例很少，所以只能进行理论探讨而很难通过实证方式来寻找一种最佳机制。而企业的变革则是每年甚至每个月都在发生，各种案例汗牛充栋，在这种绝佳的实证环境中总结出来的黄金降落伞机制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试想，如果在戊戌变法中慈禧太后背上了黄金降落伞，对变法后她的地位和利益给予一定保障，她还会那么绝望从而凶恶的扑向光绪和新党吗？还会有此后国家政策的全面倒退吗？她会不会就像王照所估计的那样“公然出头”，支持新政呢？

戊戌的历史已成百年往事，只可凭吊，不可挽回。但我们今天的改革在许多方面也都面临着与戊戌同样的问题——如何妥善处理改革所引起的利益重新分配的问题。一方面，我们不能因为利益纠葛复杂就逡巡畏缩，止步不前。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处理好利益的平衡问题，而不应简单的一刀切、一棒子打死。否则，轻则改革阻力大增，要经历更多的曲折，重则将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威胁整个改革的成败。在这方面，戊戌变法的教训和黄金降落伞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宝贵的借鉴。

删减版发表于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