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友人一篇 世界工厂的危机 -- 老马丁

80年代发生的60年代运动

第一章

大卫·艾普特

大卫·艾鲁特（以下简称“大卫”）；从本成田机场运动中，我发现有趣的地方是它代表着农民与激进分子的联合。农民开始起来捍卫自己的私有财产，对政府采取激进态度；而激进分子大多从学生时期就是左派人士，基本上都深入地卷入过反对越战的示威游行。这一运动到现在几乎持续了二十年—一差不多一代人的时间。

《社会文本》记者（以下简称“记者”）：我们正在思索这一事件的创造性。其绝大多数左派运动从未能够动员起这样一个社会基础，惟一以与之相比的是欧洲发生的生态运动，但也实在发生得太晚，不能够作如此的联系……

大卫：这是问题的关键。这种社会基础标志着日本左派的发端。我们今天称之为环境的、生态的，或污染的问题都是如此。这一联合的左派可以追溯到本世纪之初，追溯到安汐（AShiO）铜矿工人罢工。日本第一个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污染对矿工生活的损害（现代炼钢科技带来的后果）来看待阶级斗争。政府和工业界都不认为铜的开采带来的伤害和死亡应该是他们的责任。因此便产生了安汐暴动。在一定意义上促成了日本左派在1906—1907年前后的形成。它开始于这样的社会基础，再加上一帮激进的基督教徒。这些基督教徒属于较早产生的新教，后来逐渐从传布福音转向社会问题。这一运动涉及到一些很有名的人物，有些是从宗教人士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有些人开始阅读列宁的著作。但日本政治左派主要开始于具体的问题上。即使运动是派生的，用来发动工人的思想是从国外引进的，但由于这样的一些问题及其参与者——矿工、渔民、农民、工人和他们与激进学生的联盟，这一左派有着货真价实的真实性。后者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要。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农民佃户的激进。在二战前，在某些城区，**和社会党就很有势力。激进运动的发动工作的一个障碍是：为了在日本组织活动，如何处理以前对人民许下的承诺，如何处理人民对小团体的忠诚，这些始终都很成问题。对于工会的会员来讲，忠诚应该高于好斗，这样，工会才会是大部分公司的联合，在日本有极少数激进工会几乎还没有达到工会的一般要求。如果你是一名日本的工会会员，你很可能会全力支持你的公司。假设你为本田或什么公司工作，你的重要对手将会是丰田，而不是你自己的老板。因而左派面临的巨大困难就是如何确立一个日本人能够认可的真正的阶级斗争。地主和农民的矛盾是一种，农民的边缘化是另一种，但同时反对二者是日本群体关系的一个传统，在过去与叫做gumi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男人去工作、打仗、学习、参加五人队（一种由关系密切的男人结成的组织，在某些范围内，这种组织仍然存在）。社团的这一传统使阶级观念的确立陷入绝望。一个人在反对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时候可以激进，但也应该支持社区的组织。

记者：这种组织是从哪里产生的？是从单独一个村庄里产生的么？

大卫：一个小村庄，或一所学校。长期以来，该组织生存下来，并通过强制得到了加强。最重要的一点是日本人在相互关系中很仪式化，即使是在左派中，语言本身把人们按年龄、职业、地域和社会地位大致地分开。举例说，一个在学校里年级比你高的人到了公司里却没你的职位高，这一称呼他的方式就会与他只是个下级的情况很不同。有的人可以走上来，在上级的背上猛拍一巴掌，以提醒他，论年龄，自己长过他。怎样称呼这样的下级才得体呢？就这一称呼方式也会有好大的争论。因此，这是一个地位、年龄等所有细小方面的差别都渗透进语言里的国家，这使左派更加难以开展工作。

但是，日本也有一段真正属于左派的历史。一战后，在日本**形成的过程中产生的左派还是有可以夸耀的地方的。

记者：是不是像欧洲或美国那样是从旧的社会党中分裂出来的？

大卫：是。但也吸收了一些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方面更具个性的人，如学者、文人作为新成员加入组织，但不吸纳分离前就参加组织的人。马克思主义者的运动至少是从1906年到大约1926年，在日本最负盛名的大学东京大学开始的。那时叫东京帝国大学。人们在秘密的团体里碰头，在经过改造的能藏人的房子和地点见面，这是一种秘密的事情，因为警察总是在追捕他们。

记者：在那些日子里，**还是非法的，是吗？

大卫：日本**直到二战结束之前都是非法的。但秘密状态的早期形式大致在日期上要早于**的建立。在组织的早期形式里，人们以研究马克思主义文本为中心，建立了一种亲密的关系，产生了一批与众不同的知识分子。他们过去常常从芝加哥查尔斯·克尔（ChenesKerr）购买大量的书籍。有些还到美国旅行过。**成立的时候，这些马克思主义的早期组织已经建立了一种很日本化的特殊的左派传统。你甚至可以加入到最激进的组织里去——我曾研究过激进派别，他们有时会互相杀害，一些激进派组织接近于恐怖主义。但在组织内部，你会发现他们都清醒地意识到对别人的需要；对待某个个人的问题、需要、压力等，都有一种几乎是微妙的与众不同的感觉。对于日本新左派，这些就抽象为一种对**权力主义的憎恨。但是，即使在30年代和40年代，特别是他们坚持要遵循莫斯科路线的时候，也总是有权力主义的反对派。日本党有着双重特点：一部分是共产国际等的特点，但也有些另类的根勉强的倾向，而这些倾向在日本党内所覆盖的范围比我熟悉的任何一个**都要大。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最重要的人物在分裂为党的路线的反对派之后仍旧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成了新左派的核心。

记者：现在你谈论的主要是关于战后时期，是吗？

大卫：是。

记者：社会党和这一时期的其他党派的情况如何？

大卫：这里你一定得记住，日本社会党比普通社会民主党都要更马克思主义一些。今天真正的社会民主党是新近从日本原社会党分离出来的。日本社会党仍然存在，其右翼比民主社会党更民主社会党，但还右不过1950年前后分崩离析的民主社会主义党，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极典型的社会民主党。

记者：他们是不是专门用了一个词来指代我们说的“新左派”。

大卫：是的。但要理解这些，你就得回过头去研究一下。**建立了一个青年团，称为Gakuren，**在1947年前后重新建立的时候，成立了一个叫Zen－gakuren的全日本的学生组织。这个组织沿着比**更民主的路线运作，有来自各个大学的代表，代表们在会议中必须按照民主原则进行工作，主要组织也是党在各个大学的各种支部。

记者：就像一种社会学的假设一样，这些支部是否与你前面谈到的Gumi有什么关系？

大卫：我不知道，考虑到这种年龄等级体系内男人关系的贴近，我怀疑，他们之间至少存在一种隐喻的关系。人们真正加入党的支部，或加入新左派，几乎都是很偶然的事，是因为密切的关系或偶然的碰头。一个老朋友叫某个人一起去参加一个会，那就可能是党支部或小组，离开了就等于分离了，这一现象在日本左派那里比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夸张。

为什么全日学生联合会在1956年匈牙利第20届党代会和揭律斯大林主义后，对**不再抱有幻想，而是离它而去？原因有很多。他们也有具体的日本问题要去追求，比如说，朝鲜人总是被歧视，这始终是新左派的一个主要问题。其他主要目标是对阿夷努人的歧视，但那是一个很小的少数民族；被称为小村居民的——皮鞋匠，实在是一种不能触动的等级制度。这些问题不能获得通过，是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其他的人，所有的人都是日本人，这是很难以消除的东西。这些问题是日本**首要任务中列在比较靠后的位置。

但是也许全日学生联合会分离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日本**决定成为一个合法党，一个国会党，在那以前它还从来都不是。社会党是议会中必不可少的党，而**则处于地下状态，虽然在向地上的方向努力。新左派是在日本**决定放弃秘密活动，参与地方竞选，成为国会第三或第四大党的时候成立的。

全日学生联合会决定，这是不彻底的革命。它不能充分地说明阶级斗争的问题：党在每一个方面都背弃了自己的宗旨。因此，1958他们分裂了，采取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动。过去，相当于美国劳联一产联（AFL－CIO）的SOhy。这一大的工会试图发动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美国霸权的群众示威，但是由于几个方面的原因很难开展工作：一是美国的占领从总体上说还是相当受欢迎的，它做了很多日本人想要人做却并不想自己做的事。它很受保守的自由民主党的喜欢，因为他们取得权力利益的同时，可以说，那些事与他们无关。最重要的是麦克阿瑟改革废除了地主一佃户制度，这事是以任何日本政府从未做过的方式发生的。它粉碎了土地不动产，给那些曾很好斗且农民意识很重的佃户以社会地位，有些人成为日本**的党员，有些人成为极端行动分子，成为带有浪漫、怀旧色彩的反国家偏见的半法西斯主义者——不是现在与三岛相联系的那种个人化的偏见，而是农民武士的那种传统——真正的家庭在底部，上面是皇室，中间没有国家的概念，而只是不同等级的家庭—…·这些家庭世界仍然是完整的，可以分为佃户的世界和非佃户的世界。最后，这些差异都被土地改革摧毁了，政府负责投资郊区信贷，因为国家在战后正处于匾乏状态之中（我总的提一句，因为后面还要讲到这方面的内容）。有些农民已经变为激进分子，参加了日本社会党，或日本**，但即使这些人一下子都不再是农民而成了郊区的企业家，家庭结构也仍然完好无损。所以这是很难发动群众反对美国权威的一个原因，除非你能诉求于下一代，那是全日学生联合会的激进的一代，他们从对领空的军事占领和控制的角度来看待美国人的出现。而天空下面的土地，由于已经回到人民手里，随着工业化向乡村地区的扩展也开始消失。1960年——日本宪法呼吁每隔十年修改一次美B条约——日本新左派才真正开始致力于条约修改的话题。学生发动了成千上万人，比工会曾设法去发动的人数多好多；在群众的冲突中，他们包围了日本国会，迫使首相石井辞职。这是第一次成功的公民参与运动——意味着工会和其他运动的联合。例如，一个被称为保卫富士的运动在1947年开始，这是一次由母亲们参加的运动，她们抗议一个美国空军基地建在富士山的山坡上——一系列小规模的运动最后在1960年连成一片，发起了一百多万人参加的反对美日安保条约示威。这是日本真正的反对派。形式上仍然相对原始，但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山林佐贺的农民运动仿效并发展了他们的经验。这就是左派握在手中的法宝，而不是那些被公认的巴黎公社的翻版，日本的左派开始于1958－1960，特别是1960年反对安保条约之后。

全日学生会依次地包含有各种倾向。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Bundu。名字借自德国老激进分子邦德，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现在这些开始在全日学生联合会外围活动，建立了他们自己的范围。逐渐地，就有了三个学生会。既然这些组织已经不再把自己看成是专门的学生组织而看成是职业革命团体，他们便把左派看成是秘密的、激进的和暴力的。Bundu都是些严重的托派主义者，突然分裂成十个不同的宗派，就像宗教的派别一样。这些宗派规模都非常小，互相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一种强烈的感情上的承诺责任心。他们在阶级斗争的世界里工作。但是既然阶级斗争总是有，就像是永远不会有决定性的胜利一样，因此没有什么失败会是真正的失败。他们生活在日常策略的琐碎之中。马克思主义革命党一分为二，同时五相向对方宣战，一个称自己为中央核心党，另一个称自己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党。一个发表决议宣布另一个通过了一条法西斯主义的决议，战术很快就升级为原则，举例说，原则可以定为列宁主义对托洛茨基主义，或日常细小的战术问题融合为重大战略原则。因此，没有人听到过的斗争要给出一个名字；例如一5·22斗争”，这成为一个能指来借代一次大的信仰的斗争，直到某个“转折”事件暴力的到来。当有人被杀，那个人就成为“5·22斗争”的烈士，等等。接着，整个事件就成为可怕的制作圣像的过程，有很多对策略的象征进行公开的操纵，把象征作为从历史和日常事件构织斗争的基础。

现在一切这类组织都以这种行动作为特征（毛主义也是如此），某些组织，像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特明确的列宁主义立场（并不反对托洛洪溪．他们从日本**的亵渎了恢复了他的名誉）。列宁主义意味着你必须回到“将来应该做什么”才能理解地下党的真正本质。他们称自己为真正的列宁主义者，以把自己与恐怖主义相区别。恐怖主义者是那些从这些组织中分离了出去的参加了日本红军的人（这部分又分三派）。日本红军中最极端和最暴力的部分是一个叫做联合红军的小组织。他们到处搜索，占据山脉，通过饿、殴打、强迫性自我批评等手段杀死14名自己的人以纯洁他们的队伍（大约发生在1971年）。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视这些人力恐怖主义者，即那些滥用暴力的人，或日反对列宁的概念。这很重要，因为，反对向无事般人滥施暴力就构成合法的斗争，整个定义已经说明其属于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一个分支了。这是一个真正不同的组织而不是表面上的不同；因为它有着很多不同的态度和一种责任感，它也允许成员今天去做激进的农民工作，这些人不会把每日的时间花在当恐怖分子上面。他们可能也有暴力的性质，但是他们相信他们代表着恐怖主义活动的对糅立面：他们反对国家，可能用暴力反对国家，但不是对同道中人不加分别地滥施暴力。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分裂产生了两个关键的组织：Chukaku－ha（中央核心党）和Kakumaru－ha（马克思主义革命党），他们互相攻击。核心党是根据下面的思想而攻击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他们认为：一切社会革命必须在执掌政权之前解决其激进派别的问题，否则就会走向法西斯主义（他们从德国纳粹历史学来的一个教训）。1978年，马克思主义革命党杀害了核心党的领袖（名字叫本田），而核心党已经杀了马克思主义革命党34名高层领导人；在这些历时十一年多的斗争中，双方共有大约77人被杀害。马克思主义革命党有大约4000多名成员，核心党有大约5500人，这些派别都没参与山林佐贺运动。但是，因为这场战争，马克思主义革命党不被允许在现场参加山林佐贺（Sanrizuka）反机场运动。今天，据说在现场参加斗争的有17个党派。本来1967年有22个党派。最初支持农民斗争和反机场运动斗争的日本**，1967年被农民从现场驱逐出去。全日学生联合会被一个简朴的基督教激进分子邀请参加，此人是一个年老的反机场联盟的领导，一个很有趣的家伙，一个有些名气的雕塑家，还拥有一个农具商店，他的名字叫井皈友村（IssakuTomura）。下面是我前面提到的他与原激进新教徒之间的关系。这个人的父亲和祖父曾是早期的新教徒，他继承了反战的传统，是一个有很强个性的人。在被警察击败之后，他邀请学生会加入。这意味着外部支持，最重要的是核心党，但也有其他派别。每一派别必须同意遵守农民制定的纪律，组成一个联盟，反机场联盟称之为反机场大联盟。他们筑起堡垒、团结的小屋，后来是真正的除御工事，以在机场附近建立一个无人区。那地带变得充满敌意，使国家即机场孤立于其他社会。那时阶级斗争是在社会与这个在斗争中封闭起来的“国家”进行的，处于一个“活动”的空间，也是一个“符号的”空间。大约有36个这样的小屋和防御工事。有些派别保留了一些，住了人，外部来的派别付的钱。核心党是最重要的，与来自于Bundu的第四国际一道成为两个重要的力量，虽相互怀有敌意，却也能相互合作。机场的各派组织都在某种范围内互相合作。毛主义分子已经分散。

当1966年在这一地区建设机场的决定很突然地做上的时候，这一花带便转变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也成为各种各样问题汇聚的地方。内阁本来决定在别的地方建机场，但是那个地方的农民进行反对并取得了成功。一周后，政府出于各种考虑决定把机场改在山林佐贺。山林位贸是帝国马场所在地，天皇曾在此地建有一个小别墅（现在还有，正走向破败）。马场的大部分现在被征为机场跑道，马场早在德川时期就是个美丽的地方，那里的许多人最初都是马场的佃户。山林佐贺的交叉路四是游人们愿意停留的地方，从那里路向小屋和村在延伸出去。有一家历史悠久的宾馆可供他们遗留居住，还有美丽的木兰花和15000棵樱桃树。

政府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它可以取得进入这块土地的便利，像是公有的土地；但当地人被激怒了。这些农民都是以前的士兵，有些还参加过“满洲运动”。大多数人都为他们在战争中做过的事感到震惊，为天皇以这种方式欺骗他们面恼火，发誓再也不会如此不加思考地接受权威。这些早期的经历促使他们倾向抵制。这就是为什么家庭一世界的事务如此重要：通过拒绝过去，他们也拒绝了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威。他们在战后与国家的主要联系在于合作运动，这一运动稳定了米价，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支持，通过自民党政府为扩大粮食生产的政策，也给他们带来了好处。因此你面对的是这些以前当过兵的人，他们生了气，因为政府曾经愚弄他们，而现在又来了第二次。所有的人都是经历过战争的一代，即1921一1926年的那一代人，是激进派祖父辈的那一代人，这一代人很重要，因为年轻的激进派已被“收养”，有时甚至挤出农民的孩子（引起了相当大的内在张力）。这种“包容”也为激进派丢掉教条的年龄等级制度提供了一种方式——如果你不上学，不以这一标准行事，不进工厂工作，不在那儿打发其他时间，你简直就不是日本人，在这个社会上就没有你的位置。这是一个如此高度控制的社会，有着如此不可相信的自我控制，如果制度崩溃了，或你脱离了这种制度，那么人们就会暴躁、发火。根据一个人寻求“真诚”生活方式的信仰，这一左派的传统可以把一个人引向极端的孤立。它给个人以极大的压力。因此通过被这些农民吸纳，激进派以某种方式回到了日本社会，以一种恐怖主义分子永远也不会接受的方式。

更改机场地址的决定于1966年出台的时候，农民们首先开始攻击政府，以捍卫他们的土地，拒绝勘察员来到这块土地。妇女是当中最为激烈的，她们把自己绑在树上和推土机上，年老的妇女就收集粪便向警察漫撒，这些都是她们从保卫富士运动的那些母亲身上学来的办法。一旦这些开始出现在报纸上，全日学生联合会派出学生并出现真正的暴力，运动便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冲击波。对于激进分子来说，农民就是农民，就是像越南农民一样的人。这儿是日本的越战，农民在混凝土的地窖里储存了大量的马铃薯，激进分子在地下筑起了地堡，表达着他们与土地的关系。他们也在地堡之上筑起了碉堡，结构像马铃薯窖，在推土机试图要推倒碉堡的时候，可以退到地堡当中去。这是越南人地道战的方法。这正符合反机场联盟的要求。要建新机场的原因是东京机场已停满了美国飞机，堆满了军需品。新机场之所以选在山林佐贺是因为这是惟一不会影响到现有航空线路的地方，蓝天一14和美国人控制下的整个空中航线已经纵横交错。选定这一地点没有适当考虑已在当地生活的人们。基本斗争结合了越南的斗争、阶级斗争、原始积累、双重产业储备军的建立、被迫离开土地的农民；东南亚的农民。机场象征着——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在石井被他田取代的时候发生的一个重大转变，池田政府的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从支持农业转向支持工业。当石油运来的时候，机场所在的那个省发生的事基本上反映了日本正在发生的事情。过去美丽的农场，现在被可恶地污染了。自从海中消失了。机场地址的选择现在损害到农业的最后一些不大的地区。因此，机场就成为反映下一阶段政府政策的象征，政府精心制定的目标把1954－1960年间作为原始积累的基础阶段，呼吁要把收入提高一倍。让农场主积累资本，然后把所有没有能力的农民赶走——包括所有这些小农场主。有一些家族已在这里种植收获，从事农业生产一千多年了。那些当过兵的人，战后来到这里，把荒地开垦成今日报好的农田。所以，这种政策被农民和激进分子看成是资本主义正在摧毁日本。所有的问题都一起出现了。水侯市的人们与广岛和平游行者联合起来。每一个人都聚拢到了现场。据估计，防御工事里的激进分子——指挥这些工事的干部与各大学、各个工会和公民委员会都有联系——据警方的统计（警方是很准确的）可能达到几万人到100万人：这还只是真正走出来与使用推土机和吊车摧毁工事的警察展开直接斗争的人。警察戴着头盔，用护网罩住脖子，几乎是中世纪的打扮。手上戴着沉重的防护手套，拿着硕大的盾牌，他们用盾牌打那些把自己绑在栅栏上和树上的老妇人的脸。小松村是一个古老的村庄，机场的第一阶段工程就从这里开始。村子里还有最后一棵孤独的树，成了村里的圣像。有几个人把自己绑在上面，绑在这片原始森林里剩下的最后一棵松树上。警察先是用水枪向他们喷射，接着吊车操下头来，有人带着锯对着树从空中锯了下来。当然，同时针锋相对的战斗就开始了。这一次战斗中数以千计的人受了伤，有五个人死亡。现在，人们冲出来，占领了碉堡，好让警察不能摧毁这些建筑物，不能够铲平这块土地。

记者：今天警方还想摧毁这些碉堡吗？

大卫：是的，让我来解释一下今天的问题在什么地方。第一次暴力冲突爆发于1967年。政府宣布要这块土地，并开始了勘测工作。为了勘测，他们得先把清理工作做好，因为当地很多地方都是森林。农民马上来制止他们这样做。他们先向政府请愿，没有得到答复。政府决定让警察进驻此地，向农民显示一下力量。这时妇女们行动起来了。要知道日本妇女还没有真正获得解放。农民的妻子是这些小农场里的苦力，要做农场里所有的重活。她们是第一批使用激进手段的人。然后，逐渐地，反机场联盟组织起来了，以村为基础，每村一名代表，全村的人都很嫉妒那个被选中得到这一特权的人。如果一个村子决定向机场公司出卖土地，那就谁也没有办法再做什么了。但是因为警方是如此粗暴——这个地区大约有27个村子，有七八个村子实际上在机场原来选址的时候就已经卷入了——大部分村庄，即使那些开始被机场分化了的村子，也变为亲反机场联盟的了。对于农民来说，部分问题是他们对家庭和村庄的义务，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反机场联盟，永远都不是一个个人的选择。从这一意义上讲，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原则而不是政治组织。农民的生活完全不同于激进分子，激进分子是从全区招来的，他们要一直生活在一起。生活以一个厨房为中心，通常很脏，几乎不怎么整理，这么说吧，到处都是以各种各样的电器、头盔、牛角、几百人的睡垫、煮米饭的特大号锅——一切都相当简陋。防御工事内由沉重的木头筑成，有钢门，铁丝网——有时，指挥中心会设在一所老房子里，但是主要建在那些日本人用来作仓库的小木屋附近，屋外是支架，屋内由胶合板构成。通常有一间漂亮的小屋供领导人居住，人们要进这个房间通常要脱掉鞋子。一旦下了两，到处都是泥巴。很多战斗就发生在这个多雨的季节。各派还是以各派为单位行动，很少有哪个派会提到另一个派。内部的生活是紧张的。

警察和机场当局在这个机场建设的第一阶段是成功的；在建设第一阶段的过程中，所有这些冲突都发生过。例如，在4000米标识处——国际法要求喷气机起飞必备的标识——激进分子在三层水泥地堡上建起了一座庞大的钢塔。地堡仍然存在，部分钢塔也还留在那里。70年代初，当警察进来拆毁那座钢塔时，你可以想像那是什么情景。成千上万的人出来保护钢塔。他们从日本各地收集来橡胶轮胎，浇上汽油，点燃它们——投掷燃烧瓶，使一些警察竟变成了人的火炬。每次瞥察成功地把钢塔拆毁之后，它很快又被重建了起来。至今仍然有一大部分钢塔留在那里，如果你走到那里去看看，你会看到跑道已不足4000米。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机场。由于激进分子和农民可以随时不作警告便发起斗争，所以它不仅使政府大为懊恼——国际航班进入这种武装的军营——而且还迫使警察和政府建了双层防护栏，周围布上高大的岗楼，结果看上去伊然像个集中营——上面建了永久性的房子，探照灯不停地搜索，警察用望远镜等早已过时的装备进行巡视。堡垒包围着机场，只有一面没有，那里是一些旅馆。

这只是机场的第一期工程。第二期工程还没有兴建。政府从农民手中成功地购买了大量土地，价格甚高，但有十二个农民，十二个鼓动者，拒绝出卖他们的土地，因而使第二期工稷搁浅。多美皈代的工作是深认有足够的家庭主义和村庄主义与这十二人相联系，阻止他们向政府出售土地。

村民生活的亲密关系是多美皈代的最大力量。堡垒的紧密联系是各派别的力量。与此相对的是官僚统治的非个人性，是由机场象征的政府机器以及它所有的装备和机构。实际上，山林佐贺这个在帝国地产上的道路交叉地，本身仍然相当简单，非常平静。有一段时间，我住在路口小教堂的顶层。我发现山林佐贺具有一个乡间小城的种种便利，即使它被机场的护栏和一个巨大的岗楼切断。这地方有三处被激进分子围困起来，他们坚实的小屋和堡垒以其高大的岗楼注视着另一边警察的岗楼。因此这是绝好的象征。激进分子戴着头盔，白色头盔代表中心党，红的或黑的头盔代表其他党派（根据颜色有时他们被视为无政府主义者，但并不真正如此）。你可以根据头盔的颜色区分有关的派别。

第三章

记者：这么说，仍然有待建设的第二期工程所在地，是充满防御工事和房子的那个地区？

大卫：是的，它们战略性地分布在那里。而且建筑也颇有意思，越是激进的派别，堡垒越多；极为常见的是中心党的那种做法，激进分子像士兵一样被分派在那里，他们在那里一住几年，然后被派到另外某个地方。

记者：第一期工程什么时候完成的？

大卫：机场1978年启用。原打算那年三月启用（实际上，最初第一期工程计划在1969年前后完成），所以你可以想像超出预算多少，单是安全费用就非常可观。激进分子，特别是中心党，已经支配了千叶县火车司机支部（其他部分被马克思主义革命派支配）。机场依靠这个组织提供燃料。千叶支部（我曾经采访过他们的领导）非常赞同多美皈代。激进分子还有计划建设的输油管的地图。本来是可能铺设那种输油管的，但每次刚铺设下去，便会被人炸掉。于是所有的燃料不得不用油罐车运输。由于这个组织千叶支部的成员是火车司机，所以中心党随时可以在48小时内使机场关闭；而且他们已经做了好几次了。虽然有一个不成文的协议不那样去做，但政府必须行为得当，在反对激进分子方面不能走得太远。

记者：那么，在这次运动中，这些年激进派或外围支持者一直没有什么损失吗？

大卫：不，当然有。对一种政治运动的生命周期进行推测是很有趣的——这一次持续的时间比任何人预期的都要长。不妨稍微回顾一下计划1978年3月启用机场的事，当时第四国际从其在政府建筑师办公室的各种追随者和支持着那里得到了一份机场的详细计划（不要忘了，学生长大，进入该负责任的年龄段的时候，他们并不会必然地失去对于运动的敏感性，因此，即使日本是一个责任心强，高度保密的社会，有着一群智慧而忠诚的官僚，也几乎不可能保证秘密的安全。政府所有重要部门都已遭到了渗透）。他们掌握了这些计划，就开始筹备举行一次抗议机场计划付诸实施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这只是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他们是怎样进行这项工作的。多美皈代发动了5000个支持者，聚集在皇室别墅附近的山林佐贺公园。公园看起来要陷入不堪入目的境地。多美版代家族共有大约120个家庭，所以它很小，你知道，但他们发动了所有的支持者。示威游行队伍被警察包围，警察的飞机在空中盘旋。那时的书记是家杂货店的店主，不是一个农场主，但他是一个很好斗的家伙，非常强硬。

因此，那时停战协议起着很大作用。大约共有17个组织留在现场。农民组织反机场联盟已经分化，规模变小。友村先生是整个事件团结的真正象征，他死于癌症。秘书长——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还没有能够补上前任主席的缺。接替友村位置的是一个农民，他拒绝正式成为主席，因为他说没有人能真正代替友村。他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喝日本米酒直到你站不起来为止。他让来自别的组织的会员来看他——这种相聚几乎是无法见到的——他津津有味地说他们永远也不能真正懂得日本米酒的好处，他们都被喝倒了。不管怎样，他很有魅力，喜欢添枝加叶地谈论一切……这一地区的广泛支持已经下降，下降到了多少很难说；因为这一运动已经作为广岛反战运动、反核运动的一部分了。在每一次东京大的游行中，你会发现乡间的农民与其他各色人等一起站到了台上。给你举个例子，在采访了几位农民之后，我参加了东京的一次中央核心党游行，那些农民中有两个正在那里要发表讲话，一个是位妇女，是反机场联盟妇女团的头，另一个是石岛先生，一位很穷的农民，他发现回答问题有些困难，不是因为他不想回答，而因为他刚从保卫富士的示威中回来，那是母亲们的行动，他喝了过多的米酒，把假牙掉在了公共汽车上……同在主席台上的是来自日本其他各个城市的抗议团体代表，这些都是很能以各种方式给人留下印象的人。我记得，这类派别曾出现在伯克利60年代的示威游行中，不可思议的虔诚和简单的头脑，常与激进好斗、自我中心和多头指挥联系在一起，但这儿几乎没有这些。这里非常强调的是事情的意义，也就是承诺。在艰苦朴素方面，它比老左派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防御阵地里的生活是极端艰苦的，几乎没有性生活可言。很少有妇女，因为他们认为妇女带来一种难以控制的成分，但还是有一些妇女的，她们却非常坚强。农民的妻子们也很坚强，她们可以说下流的笑话，可以愉悦，可以让人喜爱，特别是他们的丈夫不在场的时候，但是她们还是同样地为丈夫服务。

现在这一运动正在混合进很多其他团体。它不可能再使问题明确而具体。人们从没如此富足过。农民，即使是这些农民也有了选择。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可以部分时间做农活，部分时间到工厂做工；你真的可以用这种方式赚到很多钱。所以现在已没有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没有乡村农民的斗争。这些农民喜欢做全职农民，愿意因此而少赚一点钱。有一段时间，运动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人们需要物质的空间——掌握国家，创造一种无人的土地，重新限定激进主义和工业化问题。所有这些运动的背后是共同的信念：日本工业发展只不过等于用和平方式重新恢复东南亚共荣圈的老计划。他们把以颜的付诸武力、现在改为经济手段推进的日本旧帝国使命的恢复看作是一个潜在的现实。这是公分母，它使很多这样的人不只是抱怨执政党，也批评议会政府，这一切是这么有趣，他们是硬币的另一面，日本第一的另一面，是围绕各种问题相联合的一个稳定的反对派。机场在各种亚象征中恰巧成为最看得见、最具象征意义的一个。它激起了超越制度抗议的问题，很多人强烈地感受到了的民题，这些问题要么太局部要么太分散，因而不会引起议会或政府的重视。在你处理得益于成功统治的选民问题、多数派联合问题的地方，有太多的事不被注意，太多的人被边缘化了。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议会和民主机制的局限是什么？我本人恰好对工人参与很惊疑。我曾在南斯拉夫、智利和其他地方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它很可能会成为另一种官僚手段；组织这种参与固然很好，但五年之后再进行管理却是一场灾难。不过日本这种社会参与的情况是不同的。它有一种自发性和持久性。一旦适当的问题被发现，它就会在任何时候发生，带来各种各样运动，其实这些本来都可以避免，消化在各种普通的议会选举中的，不足以强大到作为一种利益团体来行动。因此，在利益集团、工人的参与与超议会的反对派之间的某个地方，你会发现有关这方面更大的意义。

记者：我的另一个问题产生于把新左派同像气象地下组织的人们这样的小集团与全体大众之间的关系鲜问题进行类比——这种事在美国永远不会有……是不免这一运动组织方式有什么不同？

大卫；如果你考虑这些年参加山林佐贺运动的人数，那么你就得与成千上万的人打交道，他们都是日本相当有成就的人士的子女，代表着交叉部分的许多特征。举个例子，人们经常问我，我在日本做什么。我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恐怖地畏避，似乎我有某种传染病。过了一会儿，他们（通常是妻子会重新问及这个问题）说，你知道，“你应该跟我的儿子、侄儿或其他什么人谈谈”。每个人都参加过或知道某人参加过……其次，你还得与很多当时有广泛基础的激进组织接触。有一个叫作“京都禅宗”的并不是什么派别，有大量人参加。“京都禅宗”宽容个人的激进立场，它的成员倾向于成为策划者或技术统治论者。他们在咨询公司或政府部门中工作。尽管如此，他们倾向于保持激进主义，珍视他们对这一运动的参与。你可以说，有一大批人有激进的体验和同情激进派，这很有些法国的传统。他们很容易被诱惑，但他们保持着激进的精神。他们成为激进分子的理由似乎更持久（不太容易改变），所以当他们在社会内起作用的时候，他们保持着自己的意见。

记者：但是你不认为这是由于这次运动的民族主义色彩造成的吗？

大卫：不，我不认为它是民族主义的。正好相反，它是反民族主义的和反资本主义的。它也反美国，反工业化，但不一定反现代主义：他们不是怀旧的，他们不是环境的浪漫主义者，也不是塞拉俱乐部那一类型的。这一较大的群体不同于派别本身，但都认识派别中的人。派别的成员都来自于同样的家庭和大学。实际上，公务人员也是如此——很多人都有着相同的素质。

日本的新左派运动是建立在旧的对抗论的基础上的，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很多人都反对国家。即使保守的方式也必须反大公司、反官僚、反资本主义、反资产阶级，有些法西斯的成分在里面，尽管不一定是法西斯主义者。今天发生的事情是新右派（例如三岛现象）已逐渐变得更强大了，下一代学生就是今天这一代，已逐渐滑向右派，与有些右派人士的转向左派有着相同的基础。大的不同的是民族主义或重新军事化。老一代包括这些新左派分子的父母有着某种恐怖的反映，很多人不想看到这种事发生。有很多反国家主义走向极端右派，也反议会。因此，在它衰落的时候，人们有一种感觉，新左派比以前更容易接受了。它拥有更稳定的特点。它的力量不取决于它的受欢迎程度和加入该组织的人数。

这还有另外两种后果。一种是它使左派摆脱恐怖主义。日本红军的三个翻版已经完全被摧毁。即使那些远赴贝鲁特的人，特别是联合红军，他们的重要理论家已经在巴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承认现了很多错误，他们头脑简单地期望发起一场革命。这一被称为日本阿拉伯人的群体，可以相当残酷，他们与在以色列向机场扫射的人是一样的。我遇到过一些这样的人。今天，我要说他们对他们的过去感到很不自在，感到自己孤立于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那些当年在山区藏在山洞里的人，今天如果不死的话，差不多都在监狱里度日子。相反，新左派可以是暴力的，但它不是恐怖分子。

记者：另一个基本问题将与消费主义和日本美国化的到来有关。美国化到什么程度将会引入一种媒体政治（恐怖主义经常被用这些词来解释）？到什么程度会使这种运动与美国或消费社会的反传统文化有根本的联系？

大卫：它并不像美国的反传统文化。我想把它描述为老左派各种特征的混合，有着惊人的真诚和相当程度的个人尊重，还有实际经历的共同生活：为了在某种事业框架下集体生活，他们放弃了很多东西，而不只是聚在一起放荡，沉湎于批评的欢乐。举例说，几乎谈不上吸毒，几乎从未听说过；也很少饮酒；如果你在这些共处的小屋里喝酒，那就一定要在晚饭和会议后。

记者：他们是怎样过文化生活的？他们听音乐吗？他们对政治剧感兴趣吗？

大卫：不，很少。第四国际的知识分子领导者受过很高的教育。其他大多数人并非如此。你必须记住他们长期生活在警察的监视之下，虽然不是逃犯，但总是感到自己会被骚扰。他们可以很有文化，很有教养，愿意谈论有关文化的问题。在社会生活的随意化过程中，特别是在美国反传统文化抹杀个性的特点面前，不管他们将看到什么，他们都不会有所作为，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很日本化。

记者：但是就最广义的文化而言，举个例子，既然他们与农民一起工作，他们对农民文化感兴趣吗？或者他们根本对文化就不感兴趣？

大卫：很少，而且不是真正的激进人士。外围人士感兴趣，如记者，职业艺术家。举个例子，小川公司拍了一部极好的电影，片长差不多四个小时。故事集中发生在一个小村子里，片中都是远景镜头，农民的脸，很有风格，几乎就是一部能乐剧。可以说，人们只是摘下了面具。片子拍得很好，虽然可能不吸引美国的观众，因为影片有长时间没有声音的片段，让人困惑，故事进展也很慢。日本人完全迷住了。但是在激进分子当中，对文化几乎没有什么偏见；我曾经翻译过一些刊物，很像是工会的刊物——它们讨论一些实际的事情，游行、示威、罢工，但是几乎没有文学或文化的甚或历史方面的内容。至于日外的支持者，那些人倾向于很好地生活，报传统地生活。有些人有自己的出版物和唱片集。了解爵士乐，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讲，他们是文化人。但是他们确实对作为语言新形式的文化、农民信仰或其他此类的东西不感兴趣。无论如何，农场主不适合于农民这个范畴。他们实际上是小农商人。

记者：接下来一个相关的问题是日本的女权主义及其在这类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

大卫；当然，日本的女权主义的力量还很薄弱。在这些运动中也有个别的女权主义者和女强人。但女权主义运动本身还没有得到很多支持，还没有引起什么问题。你知道知识分子已经广泛地发动起来了，在各种事业中出现了很多女教师、女教授、女作家和女活动分子。山林佐贺的运动试图唤起妇女的意识，而且，它也确实鼓舞了激进的青年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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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派：旧美国

詹姆斯·吉尔伯特

在我开始把20世纪60年代当作一个历史时期来写的时候，我意识到我不得不勇敢地面对着一种令人不快的事情；不只是感受到像一颗催泪弹一样笼罩着这一时代的悲剧和暴力，还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带来的不快。我不是说我以前曾经经历过，毕竟，我们难免会相信我们曾置身其中的历史有其不同凡响处。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发现了一些惊人的轮廓。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角度看，60年代有一个熟悉的轮廓，很像是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那时美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有一种相似而莫名的不安。我像尼克松喜欢大选一样欢迎这种思想；我知道有些事不会发生，直到它真正地发生了我才意识到它为什么发生，为什么必然发生。从那以后，我就一直被已有的看法烦恼着。

我以为最让我不安的是不能相信国际的团结，使国际团结成为一个令人愉悦的概念。在中国文化革命发生过火行为之前，1968年我的法国朋友们向驻扎在巴黎索邦大学的学生们讲了几个小时（总共）的话，青年起义才成为一种互变意义上的革命。支持者和反对者一样都同意这一点。有时，我会受这种不和谐的影响而动摇，当时我正在参加的哥伦比亚国际学生大会出发去集合纽约的工人阶级，准备包围墨西哥大使馆以支持那个国家的一场罢工。我几乎不怀疑在学生宿舍和公寓的墙上时而出现时而消失的新国际英雄们的脸代表着各种截然不同的力量，但却没有我希望的那一种。我相信我们已经走出了历史，超越了美国文化的阈限。我的推断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现在很容易看出，这些国际激进分子的脸确实至少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那就是他们都被我们自己的信仰改变和统一过；就像20世纪助年代青年人的反叛在一定意义上讲是真正国际性的一样，或者说是一种美国的出口。因而，革命热情的些许微光便成了被反射之后的余光了。

在我试图用一种仔细而又保持距离的观点通过历史的双焦镜严肃地、不掺杂情感因素地审视过去的时候，我意识到，虽然在那个时代生活过，我的看法也需要纠正。有两个结论看起来是肯定的。那一时期对美国历史有着重要的影响——一如果你愿意，不妨想像一下现在与过去的回应，特别是这些回应与“至善论”的伟大时代相联系。在至善论的19世纪30和40年代，公有制的实验、性别乌托邦主义、政治激进主义、女权主义、保守的福音派宗教和废奴主义，使美国历史进入一个直接走向内战的轨道。这一阶段迅速燃起宗教复兴之火的地区被烧过了头，正如我们时代的政治或道德家们一个接一个地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被烧出了政坛一样。最重要的问题是60年代杂糅了激进政治与解放了的生活方式，是一个混合体，表面上特别，古怪，独一无二，但结果证明它根本就不特别，也不独一无二，因为它的前身是通过年轻的美国人的起义确立起来的，而这与维多利亚早期的情形是相似的。第二点是不管我们时代的国际关系如何，也不管我们会放弃多少文化上“城市走向农村”的观念，我们都不能这样做。左派可能是新的，但是美国还是原来的那个美国。

回顾过去，20世纪60年代现在最吸引我的是我和很多朋友所做的努力，我们曾极力绕开可能损害我们自己目标的其他组织。这意味着要么否认当代音乐、毒品文化、宗教复兴、女性解放与激进政治的任务有很大关系，要么任何称为“青年运动”的东西最终都将脱下它轻浮的衣着和派头这种政治的外衣。当我听到相反的意见（我半信半疑）说新左派与美国文化、代沟政治、新宗教的唯灵论、毒品文化，以及一百种我不喜欢的其他表现相关的时候，我肺都气炸了。

像任何研究政治的人一样，我用政治的术语来看美国，努力避免持不同政见者的冲动陷入对平息文化差别的盲目追求之中。这是为什么我这么不喜欢赖希的《青春美国》（GreeningofAmerica）。不是因为它正确（它不正确，事实上他的主要前提几乎是180度的错误）；而是因为他的书象征着一个政治上的巨大失败。1969年，这本书出现的时候，新左派的政治方面已经转向衰落和消亡。好坏不说——结果证明是坏的——重点放在了文化变革和一种新的意识上面。尽管赖希的乐观主义是温和的，但他正确地预见到激进的文化思想将被纳入美国的文化主流，就像许多鸡蛋都放进了一个筐子那样。

以今天的观点回顾历史，我们一定要努力理解60年代所有持不同政见的运动和组织的特征，包括左派和右派政治上的至善论和激进主义分子的道德主义。这种奇特的美国现象在面临奴隶制深厚的道德危机的时候曾经发生过。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面临分离主义危机的时候它再次爆发，越南战争使其更加复杂，而冷战和核武器的威胁又起了推动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我们有逃进某种绝望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传统，但逃避的人仍然是少数而不是多数，这无疑会让人十分惊讶的。

共同的因素是他们都有道德上求全求美的思想，这使成员可以在各种各样政治文化团体之间自由变换自己的组织身份。这一点与新教徒文化传统有着很大关系，与当时的特别事件也有着同样程度的关系。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求善求美，是一个在美国历史中发展起来的老传统，它经历了清教主义、至善主义、绝对戒酒主义、禁酒主义和一千种其他改革和计划。当时我们没有认识到的是，我们需要隐蔽的美国主义。要求平等的精神口号；对特权与精英主义的憎恶；我们否定旧左派（意即妥协的左派）的燃烧的激情。事实上，没有任何东西比这些更传统、更有美国特征。

我想我对这个问题的低落情绪大约出现在1963年为越南战争而举行守夜期间。那是一个很冷的星期二的夜晚，我们一小组人聚集在威斯康辛大学校园，林德（StaughtonLynd）向一小群人讲话，他的开场白是：“今晚，我们像以前的废奴主义者一样—…·”我不记得他还讲了其他的什么，但我的愤怒使我牢牢记住了这句话。当然，他是对的，虽然并不完全就他向一个受人尊敬的传统表示敬意的本意而言。他用一种奇怪而又直接的方式提出了当时的一个重要的两难问题，承认我们在一个文化中的存在，而这文化只能把改革与道德革命等同起来。我们假定需要一种纯洁的政治，让我们安全地置身于道德风暴之外，也远离美国亲教知识分子的妥协。但纯洁性——不是政治——却是我们抗议活动的真正标志——我们抗议得也太多了。

现在回顾60年代，我认为不论那个时期是好是坏，都应该看到文化一旦被赋予政治变革的任务，就从根本上模糊了文化的精神性。对此也有一些很积极的因素。例如马丁·路德·金意识到并巧妙地利用了美国世俗的宗教虔诚的力量和矛盾。新左派和学生运动使越南的战争显得更不明朗，葬送了一个总统的政治权力，也断送了另一个总统精神方面的稳定。但是新左派永远不能掌握它自己的激情和灵性，永远也不能固守一个政治轨道。我相信，它也不会比今天的新右派更能够经受得住道德主义的诱惑。

回顾19世纪60年代，我把它看作是一个产生巨大能量和变革的时代，一个在改变美国历史方面不输于任何其他事件的民权运动的时代。但我还把它视为一个深刻地反政治的时代，其前提和后果一点都不像旧左派高潮时的30年代。而且，我不得不怀疑本来可能发生的事情——现在仍然可能发生——如果20世纪60年代的精神力量辅之以30年代的政治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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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可入兄之经典.顶而赞之！风起之日，就有此好文！

发达国家的福利社会是站在资本家和发达国家国民共同分享不发达国家红利基础之上的。如果我们要学西方的消费模式，我不禁要问，谁来背负中国的享乐与消费。眼前转型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是社会利益再分配问题，即使是最温和的调整再分配。都需要对既有指导理论进行在评价。

从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以及罗斯福新政与西欧会的福利社会的崛起的过程来看，技术只能祈祷延缓延缓社会问题的作用，却不能实际解决解决问题，尤其是涉及社会财富再分配这样的社会问题。即使在罗马最鼎盛的时代，从格拉古到马略到凯撒，稍不谨慎也是横死当场的结果。在那个调整时代的激荡里，善于妥协的苏拉和屋大维才能得以幸存。在昨天的电话中，我为什么要提帝国主义就是军国主义，那是条死路。不过是在说，即使用暴力能暂时维持所谓现状，但是比找死更糟糕的无过于什么都不去做的等死。而无论是找死还是等死，社会问题的宣泄一旦闻到了血腥味，不到问题的告一段落或者争斗的彼此之间精疲力竭，没有罢手的那天。

这个世界没有隐士。当我们的社会进入到工业化，那已经是一条不进则退的不归路。

wild007:【原创】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泥潭（二）

经济上，比如提倡搞地方小企业，医疗卫生文化各个方面，都有尝试，甚至搞专家下乡，知青运动。搞出割裂而没有试图挽回的，是老邓的一贯思路才对。

你这评论，对太祖未免也太苛刻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