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由几个例子再看史料对“张献忠屠蜀”的记载 -- numzero
家园 【原创】由几个例子再看史料对“张献忠屠蜀”的记载 例1：以讹传讹，以假充真
“年十五以上杀之，各路汇集所杀卫军75万，新军23万六千，家口32万。”(《蜀乱》）”
单看这一段文字，连几万几千人都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似乎言之凿凿，颇值参考。但是且慢，这段记载实际是传抄自《后鉴录》：“先检各卫军及在营新兵年十五以上杀之，会计各路所杀卫军七十五万有奇，兵二十三万有奇，家口不计，乃次杀民之诸生，释道及堪舆，医卜有材技者。。。。。。凡三十余万，家口不计”。
那么，作为原始记载的《后鉴录》是否可信呢？就是在上面这段数字所在的同一段文字里，仅作者所列举出的被张献忠杀死的四川人，加起来总共就达69900万，也就是约7亿人。---- 我想这就不必再辩下去了，明朝万历年间四川的人口才310万，即使四川人口真被张献忠杀光了，后来与清军斗争了十年以上的都是孤魂野鬼，那《后鉴录》的数字也最少夸大了200倍以上！也就是说，最保守的估计，也把杀100人说成是杀2万人。
如果完整地看了《后鉴录》，谁都能看出它提供的数字不可信，但是，当它被《蜀乱》剔除明显不合理的部份而部份引用之后，却成了某些论者眼中“言之凿凿”的信史了！
例2：相互矛盾的记载
或者，我们恰恰可以这样说：正因为现存各种史料大都指责张献忠的“嗜杀”，故而这些史料也就都不可能故意美化张献忠，换言之，这些史料中所记载的对张献忠有利的史记载基本上是可信的，如果彼此出现矛盾，那么对张献忠有利的那一种说法基本上应是比较接近真实的？(除非有故意美化张献忠用谎言为其开脱的理由)
如果按照这样的方式，从这些对张献忠大肆鞭挞的史料中将对张有利的史料找出来，再一一去对照历次所谓“大屠杀”记载，会发现几乎每次“大屠杀”的记载都可以找到反证。
例如所谓的“屠重庆”，《纪事略》说“合城男妇大小二三百万有奇，俱尽锆锋刃”，《蜀乱》说“尽屠其城”，说张把重庆的人杀光了。但《续绥寇纪略》却记载说“。。。。。。初欲屠重庆，因是矣止。”而从《绥寇纪略》《怀陵流寇始录》的记载看张献忠所杀则大都是明朝大臣和宗室。
又如所谓屠成都，很多记载说张把成都人杀绝了，《明史》更明确指出地点“坑成都民于中园”。但相反的记载也比比皆是，如《蜀难叙略》说“给大顺钱，缀于首，可不死”，就是说把发给的大顺钱币挂在脖子上表示顺从新朝就可以不杀。《续绥寇纪略》则说“尽驱城中士民于中园，将屠之，忽见一物如龙尾下垂，贼惧，又以其党汪兆龄言，乃止。”
再如所谓青羊宫杀儒生(士子)，有些记载说是张献忠无理由的嗜杀，也有不少记载说张献忠发现有士子暗通李自成便大开杀戒，滥杀无辜，然而上引诬蔑张献忠在重庆屠2，3百万人(四川总共才三百多万人口)的《纪事略》记载此事经过时却说“诸生寓此(青羊宫)。。。。(鬼离)魅现形。。。。。。从梦中惊醒，金金甲人无数。。。。。。皆裸体乱窜，众贼一时大哗，皆云秀才造反，持戟乱搠，黑夜之中，不辨民兵，相互践踏，死者近千，于是监者稍疏，诸生乘势奔出宫门者数百人。”这个记载中把“诸生”的趁夜突出青羊宫说成是因为看到“)(鬼离)魅现形”“金甲人无数”，谁都知道荒诞无稽，如果剔除这一显然属于捏造的幻象外，事件过程与事后大西军刑部尚书向张献忠所奏的“诸生伙谋不轨，杀监守之兵奔逃”并无大异。因为青羊宫中人趁夜突然冲击青羊宫守军，守军被迫反击，黑夜之中相互践踏，以致士子和士兵均有伤亡，而士子还有数百人冲出。张献忠所杀的是拒不为大西效命，而且强行闯出宫门的“诸生”，这件事的是非姑且不论，但张献忠杀的是反对他的人，而不是随意滥杀，甚至为杀人而杀人，在这一事件中却是显然的。
例3：洋人的记载
洋人的记载，是否就一定可信？我们不妨问一句，去过美国的中国人写的有关美国的文字就都可信吗？---- 甄别史料时考虑作者的政治立场是正确的，但政治立场并不是可能影响史料可信度的唯一因素。
洋人或许未必是故意诬蔑张献忠，但如果他对张献忠有恶感(不能否认张献忠的草莽作风的确可能令很多人产生恶感，尤其是以文明布道者自居的洋人)，能排除偏听偏信的可能吗？要知道，张献忠在四川总共3年，他死于1646年，而《圣教入川记》记载的四川平定时间是1681年，已经是康熙24年，在张献忠身后这35年中，忠于明朝的文人或是为清廷效力的笔手随时都可以散布有关张的诬蔑之词，听上35年的话耳朵都可以听出茧子来了！“七杀碑”不久是最好的例子吗？
举例言之，《圣教入川记》说张“性情暴虐，每日均杀人。大西的官员本有九百人。张献忠离开成都时还有７００人。到他临死时只有２５人”，张战死于西充，据《蜀难纪略》记载，当时随行者“尚有一百三十万人”，《续编绥寇纪略》说“尚有五六十万”，我们姑且按少的算，即五十万吧。如果说他死时只有25名官员剩下，而我们即使假定这25名官员不包括将领，而且都是平行级别，那每个官员就要直接管理2万人，这可能吗？有任何一个政权，基层组织能以2人为单位，以下不设官吏的吗？
再请看《圣教入川记》本身这一段记载：
“张献忠灭后，旗兵在川。。。。。。彼时川人不甘旗人权下者，逃亡地方，聚集人马抵抗旗兵，如此约有十载，迨至1660年间，川省稍定。。。。。。不幸又值云南吴三桂之乱，连年刀兵不息，自1667年至1681年，一连15载，川民各处被搂，不遭兵人之劫，即遭寇盗之害。。。。四川际此兵？之后，地广人稀。”
张献忠死于1646年，距离1681年有35年，而四川人口统计的最低点是在康熙24年即1685年，换言之，外省向四川大范围移民是那以后的事。那么，这35年间和旗兵作战的，或是遭吴三桂军蹂躏的，或被迫为其提供物资的，难道都是鬼魂吗？
例4：文物的声音
明末清初，四川的人口落到了史无前例的空前低点，死了这么多人，总有人要来负责的。而在清朝统治者看来，对四川人口骤减负主要历史责任的当然不可能是“我大清”。与其说流传下来的关于“四川大屠杀”的文字史料在口径上大同小异，毋宁说是因为它们的口径符合统治者的要求才得以流传下来，才更接近实际的因果吧！----像《扬州十日记》那种能流传到国外保存至今的原始史料毕竟是凤毛麟角。
因此，考古发现有时可能成为文字史料的重大补充，一次考古中的重要发现可能提供几百份史料和无数口碑都不曾保留下来的真相。
“七杀碑”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有一个栽赃的著名例子：满清的“七杀碑”传说。满清说张献忠不仅杀人如麻，还在他杀人的地方立了个碑，碑上写有：
『天生万物以养人
人无一善以报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
但後来，在广汉的一个公共墓地里，出土了张献忠的“圣谕碑”。碑文上却是：
『天生万物与人
人无一物与天
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即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根本就没有丝毫的杀气。
满清的御用文人们，把前段留下，居然把後一句改成了七个“杀”字以宣传张献忠的“残暴”和满清的“正义”！ ”(南乡子 《四川大屠杀是谁干的》)
再看另一个例子。
乾隆七年，四川省梓潼县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就是官府发现存有民众私立张献忠塑像，而且一直有人私下祷祝，香火颇盛。考古出土的《除毁贼像碑记》与文献《梓潼县志》中收入的当时梓州知州撰写的《毁张献忠遗像》记相互印证，可以证实此事千真万确。试问，如果张献忠是那样一个百世不遇的杀人魔王，在他死后94年后，在“我大清”统治已经历经了“康雍乾”时代后，四川还有民众胆敢私下为他立像祭祀，而且该像被毁后，民众还易地重建塑像，在其后近百年时间里，还“假借神会，聚集谒之，求伊冥佑”，这不是咄咄怪事吗？！
张献忠在四川杀了很多人，这是事实，但把他描绘成一个嗜杀无度的恶魔的那些记载，却是充满了矛盾和漏洞的。
战乱年代，直接死于刀兵的人口往往只占死亡人口的一小部份，而战乱持续时间越长，间接人口损失率就越高。四川由于持续近半个世纪的战略，其间接人口损失自然很大，其人口损失因直接杀戮以外原因造成的占多数(饥饿，疾病，流亡。。。顾诚先生在《明末农民战争中》根据史料记载提出了八种原因)，假定为六成，而在剩下的四成中，窃以为张献忠杀人的比例不高于他在四川的时间占四川平定所需总时间的比例。张在川建立大西政权3年，清兵在四川平定反抗用了10年，吴三桂叛乱导致的战争为15年，因此张杀人的比例是杀戮造成的人口总数的大约十分之一，也就是全部四川人口损失的百分之四。如果四川总人口损失为300万，那么张直接所杀之人为有十二万，考虑到中间有9年的安定时间，人口恢复了不少，实际应该更高一些，可能有15万。(这当终也包括战争中的死亡)
当然，张献忠在四川统治3年，杀了15万人，如果再加进非杀戮死亡人口，那么短短3年时间里四川就减少了40万以上的人口，平均每天死几千人，也够多了。但这远远不足以使张成为四川人口锐减的“主犯”。
本帖一共被 2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