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读与记（序） -- 立金洪海亮
家园 这个关于大郎的录音的文章也挺不错 说了半天，也没看出大郎如何无辜外链出处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今天在新华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有点意思 ，里面罗列了很多同一事件的不同资料，同意事件不同立场的人的说法可能也是大相径庭，把这些材料摆出来，反倒是清楚了许多。文章来自党史博览
说起来这些秀才们在那个阶段起到了老毛的眼睛和耳朵的作用，把一些地方干部隐瞒不报的信息反馈到了老毛的那里，可是到了一定阶段，这些耳朵和眼睛们慢慢的想起到脑袋的作用的时候，一些问题可能就出来了。
家园 秀才们在七千人大会后的一些做法 七千人大会后的农村是争夺的焦点，修养从左边跳到了右边。这个时候看看秀才们的表现是否是选边站？
1962年2月底，即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之后不久，为了了解农村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毛泽东让田家英组织一个调查组赴湘潭韶山、湘乡唐家坨和宁乡炭子冲等地开展调查。田家英要柴沫共同带队去。然而，这次调查的结果却没有让毛泽东满意。据调查组成员马仲扬在《难忘的调查》、丁伟志在《跟随田家英调查“包产到户”》等回忆中追述：1962年2月底，田家英再率调查组赴湖南，调查《六十条》下达后的农村状况。这次选定的地点——湘潭的韶山冲、湘乡的唐家坨、宁乡的炭子冲，分别是毛泽东的家乡和毛泽东外祖父的家乡，以及刘少奇的家乡。调查组到达韶山后，分三路开展工作，其中的韶山大队以柴沫、裴润为正、副组长，湘乡大坪大队（即唐家坨所在的大队）以高禹、萧风为正、副组长，宁乡炭子冲大队以王录、张凛为正、副组长。田家英则在韶山负责全组的调查工作。调查中，社员们普遍提出了实行“分田到户”的强烈要求。田家英等在认真考虑农民群众的意见之后，认为《六十条》虽然改善了生产和生活状况，但是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面临的经济困难，不能有力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无法从根本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随即，调查组在报告中反映了这些农民提出的强烈要求，并且认为只要允许农民这样做后，“就会精耕细作，两三年就能恢复生产”，“粮食可以增产，家庭副业也能很快发展，社员吃得饱，征购好完成，政府也买得到东西”。报告还认为它表达的是农民恢复生产的强烈愿望，“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的问题”，“不能用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作解释”。
上面的这一段直接否定了农业六十条
不久，田家英和逄先知赴上海向毛泽东汇报，调查组则暂由柴沫主持。据逄先知后来回忆：在上海，田家英把调查组在韶山、大坪和炭子冲三个点的调查报告送给了毛泽东和陈云，并把炭子冲的报告寄给了在北京的刘少奇。三人对此的反应立即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同：陈云称赞了报告，认为“观点鲜明”；刘少奇也认为很好；毛泽东则很冷漠。毛泽东在听了田家英的口头报告之后，当即明确表态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这个做法大家分析一下是什么意思？
然而，田家英等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相反，田家英回到北京后，认为自己关于在农村实行多种所有制以恢复农业生产的设想得到了刘少奇、邓小平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支持，准备在湖南调查的基础上，着手起草《恢复农村经济的十大政策》的文件，又布置政研室再组织两个调查组分别赴对“包产到户”持抵制意见的东北和山西（这两个地区的主要领导人和省委有反对和抵触“包产到户”的呼声）去调研。田认为自己得到里刘邓的支持做了主张
柴沫则在政研室认真传达了田家英的意见。他此时以为中央已经原则上同意要在部分地区实行“包产到户”，只是考虑到波及面的大小，要调查组再去两地做一番调查。最后，高禹带队去了山西，王忍之、张作耀、马仲扬等则随柴沫去了东北（到长春后又增加了王广宇）。据马仲扬回忆：“柴沫督促我们每到一地，每有所闻所见，都立即连夜写出报告，即发北京，报田家英。”岂不料，这又是“罪”上加“罪”。就在调查组在湖南开展调查期间，田家英还曾请国家计委办公厅副主任和研究室主任、中办财经组组长梅行专程到韶山向调查组传达中央当时拟定的《休养生息二十条》。梅行说中央对当时经济形势的估计是“困难还未充分暴露”，“现在还没到沟底”，“要有思想准备”，为此中央设想在“重灾区”对于“包产到户”暂时不纠正。随即，柴沫受田家英委托，派人去安徽无为县考察当地“包产到户”的状况。此后，田家英把《关于“包产到户”问题的调查》刊登在中央办公厅的《简讯》上。“文革”中，这成了田家英等人的一条罪状，被视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新农村”、“疯狂鼓吹复辟资本主义”的证据。据逄先知回忆：就在调查组在东北开展调查的时候，毛泽东又严厉批评了田家英，认为他回到北京后不修改《六十条》而是去搞“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决定由陈伯达负责为中央起草《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文件。接着，在北戴河会议（即1962年8月6日至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的工作会议）以及稍后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包产到户”的主张，并大讲“阶级斗争”，提出“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尽管当时毛泽东还没有公开批评刘少奇等一线的中央领导人，但已公开而且严厉地批评了田家英，并且说他“把持政研室”。这也就是说，自此，田家英已经彻底失去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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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相同的材料，秀才和主席由于眼界的关系作出了不同的解读。 说起来这些秀才们在那个阶段起到了老毛的眼睛和耳朵的作用，把一些地方干部隐瞒不报的信息反馈到了老毛的那里，可是到了一定阶段，这些耳朵和眼睛们慢慢的想起到脑袋的作用的时候，一些问题可能就出来了。
这段话写的挺有水平的，在现实生活中经常会遇到诸如此类的事情，但不能总结的如此到位。
家园 【原创】《变局》读与记（三.2）：修养到底讲了些什么 好容易找到机会可以更新了，呵呵。请各位原谅啊。接着上一篇的顺序来
三、修养到底讲了些什么（2）
5、修养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基础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修养扔出的一个重磅炮弹，引起了轩然大波。可以说直接改变了人们对三年自然灾害的基本认识。当然，大家也在“传诵”他的勇气和胆略，所谓“最是大节见真知”
修养是如何得到这个结论的呢？他的讲话时这样的：
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 有没有天灾? 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来我调查了一下。那地方有几个水塘，我问他们：1960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的水没有干。塘里有水，可见那里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当然，他也说到
就全国总的情况来说，我在书面报告中是这样讲的：我们所以发生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至于某一个省、某一个地区、县究竟怎么样，你们可以根据情况，讨论一下，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从总体来看，他得出这个判断的根由就是湖南农民的一个说法，而且极大可能是经过“秀才”加工的说法，正如后来的“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一样。
我认为老田的看法是准确的：作为湖南乡下的农民，可以认为湖南的情况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因为你那个地方可能受灾没有那么严重，你需要调粮食支援全国；但是作为国家主席，仅仅从这个简单的样本中就得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太过于简单、仓促、草率了。毕竟是全国范围的大灾荒，只有在当时互相支援的情况下才能尽可能减少更大的灾难。
一个叫金辉的人曾经写过《风调雨顺的三年》一文，认为那三年根本就没有大的自然灾害，曾经的一塌糊涂网站曾有一篇名为《中共建政以来最大的谎言》为题的文章，连续多天位列十大话题之一，就是以金辉这篇流毒甚广的文章为范本的。很多人只看金辉的结论就得到了自己的结论。而我，工科生寻根究底的习惯，让我找到了金辉的全文“拜读”，其逻辑惨不忍睹。（如果列位有兴趣，我可以找机会可以把它写下来。）从这个角度看，修养的逻辑其实也是惨不忍睹。
6、修养对人祸的定义
既然是人祸，谁来承担责任？
与毛、周等人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相反，刘对人祸的定义，完全是在引向别人，仿佛他根本没有责任一样。
他说
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所谓中央负责，包括中央各部门，包括国务院和国务院所属的各部门。这里面根本没有提到自己的责任，与主席的检讨差别太大了。主席说
959年7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对杨尚昆说：“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说：“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去年6月12日，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
主席为什么不要别人推卸责任？第一个推卸责任的人是谁？我看首先要推修养。
请注意，书中说到
自“大跃进”出现问题以来，毛泽东一直在第一线纠“左”。既然主席一直在一线纠“左”，那么谁一直在制造“左”执行“左”呢？我认为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通宝推：大汉铁骑,寒冷未必在冬天,隔路山贼,非吾有,阿尔卑斯的火焰,老老狐狸,响马,cheer,雪里蕻,ifuleu,起于青萍之末,家园 关于人祸 毛泽东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１日在武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死五千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明年３０００万吨钢，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
老毛出身农家，不是不事稼穑的纨绔子弟，不会教导封疆大吏亩产万斤保守。
通宝推：大汉铁骑,家园 金辉赖以为据的水文资料哥们能找到完整版不？ 而我，工科生寻根究底的习惯，让我找到了金辉的全文“拜读”，其逻辑惨不忍睹。（如果列位有兴趣，我可以找机会可以把它写下来。）从这个角度看，修养的逻辑其实也是惨不忍睹。光是从金文中截章取义拿出来的几个数据，也很说明当年所谓“风调雨顺”根本不成立的。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今年上半年云贵川滴雨不下，到了六月份猛地下了半年份的雨量。三十年后，会不会有人拿着三省的水文站资料说：2010年上半年，云贵川旱涝指数为0，证明2010年上半年三省风调雨顺，证明2010年上半年中国是历史未有的好年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