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读与记（序） -- 立金洪海亮

申再望是李井泉的第五个儿子(老李的基因够强悍，一连串生的都是儿子，到第六个开始才是女儿），他对调粮一事的回忆是：

＂多年来，对于四川调粮过多、饿死人的问题，有种种说法，批评的矛头集中指向四川当时的主要负责人李井泉。

　　关于调粮的问题，是中央做的决定。当时京、津、沪三地粮库告急，国家粮食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北京、天津只有4天存粮，上海只有两天存粮，如不立即采取措施，其他物资运输让路，几个大城市出了问题，影响是很不好的。”京沪一旦断粮，后果不堪设想，四川虽然有粮，大量调出，后果也很严重。经过权衡，中央决定要四川做出局部牺牲。火急命令接连不断，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都打来电话，要求四川省委坚决执行中央决定。这些电话的原始记录都保存至今。

　　1999年10月，原四川省委书记、后任省委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许梦侠对我说，省委书记会议上传达中央决定时，井泉同志落泪了，从来没见过他落泪，好几位书记在省委文件上签字时都掉了眼泪，心里都明白调走大批粮食意味着什么，可是这是中央的决定，是必须执行的。 　

　　中央调粮的决定和安排在当时是绝密，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群众对此很有意见，认为是李井泉为了向上表功，欺下瞒上做出的个人决定。1962年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四川代表团有人给中央写信。要求批判李井泉的严重错误。李井泉在会上就1958年大跃进农村工作中的错误做了检讨，但只字不提调粮是中央的决定，只检讨四川调粮太多，自己要负主要责任，实际上是把所有责任揽到自己头上。第一次检讨，大家不满意，他又检讨第二次。据参加会议的同志回忆，李井泉在检讨时声泪俱下，与会的许多同志也哭了。朱德、周恩来、邓小平都参加了四川组会议。周恩来说：四川粮食调多了，责任在国务院，我是总理，责任在我。朱德说：“井泉同志检查两次了，差不多了，四川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大家要团结一致，振作精神，战胜困难，争取工农业生产尽快恢复和发展，我看是大有希望的。”

　　关于四川调粮的问题，毛泽东后来曾善意地批评李井泉：“只有大公，没有小我。”

＂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外有人开始关注四川调粮问题，一些所谓的“知情人”开始舞文弄墨，在他们的笔下，困难时期四川非正常死亡的人数飙升至上千万，李井泉调粮过多的错误由此也上升为“重罪”，并归结为“长期实行左的路线造成的恶果”。父亲对此淡然处之，默默无言。我们曾恳求他写一篇回忆录，讲明事情的原委，他拒绝写，并告知全家，谁都不许写他的回忆录。他下了决心至死由自己背负这段历史的责任，而把维护党中央领导的威望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关于调粮的真相，我们只能从旁人讲述得知一二。 ＂

＂1999年夏，邓榕在写作《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时，和我通电话，谈到四川调粮问题时，邓榕告诉我，她和母亲都清楚地记得，“老爷子”健在时，曾不止一次说过，关于四川调粮，是中央的决定，责任在中央，不在地方，是集体做出的决定，责任在集体，不在个人，这个问题中央已经做过明确的结论。＂

此外，《党史博览》2009年第十一期有一篇周燕的文章，有关段落如下：

＂ 7月25日，李先念不得不给在一线工作的邓小平，以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报告：京、津、沪、辽的粮食供应“面临脱销危险”，“现在已经到了不可终日的地步”! 　

京、津、沪一旦断粮，后果不堪设想。四川虽然有粮，但大量调出，后果也很严重。经过反复权衡,中共中央决定采取断然措施，下达了四川等粮食调出省份必须按期按量突击运粮的死命令! 　

中央的命令一道接着一道。北京市市长彭真、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都曾多次打来催粮电话。他们几乎到了央求的程度：“井泉同志，粮食什么时候运出来，救救急吧!” 　

在四川省委保存的机要档案中，不仅有中央的文件通知，还有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等人的电话记录。　

当年在李井泉身边的秘书陈振寰告诉笔者，1960年夏天，邓小平总书记来四川传达中央文件。他在成都只待了半天。就在省委办公大楼前，邓小平握住李井泉的手说：“井泉啊，不要送了，粮食还得调，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国际影响就大了，目前，只有我们四川作出牺牲了!” 　

1961年初，四川省委在金牛坝宾馆召开工作会议，讨论调粮的问题。会开到一半，李先念从北京来电话要粮，李井泉请一位副省长去接电话，并请他向李先念说明，四川现在确实有困难，已经调不出粮食了。李先念执意要李井泉来接电话，要求四川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调粮命令，并转告说，中央领导认为，问题发生在四川总比发生在京、津、沪造成的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要小一些!作为四川人民的父母官，李井泉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你那里是国务院，我这里也是个小国务院嘛!” 　

据在场的同志回忆，李井泉接电话回来，脸色很难看，嘴唇还在发抖。他原封不动地传达了李先念的指示：四川要服从大局，一定要调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