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毛泽东与知识分子的恩恩怨怨 -- 燕人狂徒

知识分子的定义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工作的人,例如从事文学和艺术工作的人。如今大学本科以上的白领和科研，文艺从业者等等基本都可以算是知识分子,在量上数以亿计。然而，在过去的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知识分子并不普遍。在从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转变的阵痛中，大部分老百姓目不识丁，读书是一个相当奢侈的事情，只能属于经济条件较优越的少数人的专利。由是，在当年，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分布并不广泛的一个特殊团体，比如作家，大中学教师以及旧政府和银行等机构的职员等。这些人，就是我们口中常说的“精英分子”的主要力量。为什么称之为“精英分子”呢？并不奇怪，因为“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和资本，权力一样，都是社会的控制力量，何况当年知识的背后更是隐藏着家族和资本，权力等各种庞大的势力。

上面讲的是传统的定义，而共产党和毛泽东又是如何定义知识分子的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我认为，所谓的“知识分子”指的是和体力劳动相分离，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高于普通体力劳动者，并且在思想上和工农无产阶级划清界限，自认为是民族或是国家脊梁的那部分人。从这个定义上来看，范围又进一步缩小，不代表掌握了专业知识的人就是成为斗争对象的知识分子，只有一部分拒不接受无产阶级思想的人才是当年以及现在遭到毛泽东以及广大民众所痛恨的对象。实际上，普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里有很大一部分已经脱离了本来的阵营，具有革命意义，譬如五四时那些先驱们。

毛泽东的一生是不断地和“知识分子”这个名词联系在一起的。他本身年轻时作为一位知识青年，相对于大部分国人而言，他是较幸运的拥有知识的一员。当后来彻底投身革命之后，就不能单纯的算是知识分子，而应算是革命者，知识分子则成为他日思夜想的需要改造的对象。关于这些问题，下面我按照三个阶段来仔细分析：青少年阶段，延安整风阶段以及建国后，其中建国后的数十年是一脉相承的，不能机械的加以割裂。

一 青少年阶段：

在此阶段，毛泽东完成了从一个改良派的知识青年到坚决的革命者的迅速转变，详细经过我在以前的一篇文章中作过论述，这里不再重复，请参考：

改良主义的思想历程

改良主义的实践

而后来的毛泽东还能不能算是一个单纯的知识分子呢？在这个问题上，我完全赞同任爱杰老师的叙述，请参考：

毛泽东属于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的

二 延安整风阶段：

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抓住了三个重点，也就是：

1 反对主观主义

2 反对宗派主义

3 反对党八股

这次整风是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开始，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的长达三年的大规模运动。当时正是抗日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为什么会以这样大的力量和这样长的时间来进行整风呢？中国共产党在它成立以来的二十多年历史中，经历过巨大的胜利和严重的失败，主要都是思想上的偏差引起的。其中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等或左或右的各种倾向，既有历史的因素，更有现实的因素在里面。共产党发展成为了一个拥有八十万党员的大党，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抗战以后入党的新党员。毛泽东认为，这些干部，“如不提高一步，就不能掌握将来的新局面”。力量的迅速扩张有时会带来负面效应，关键就在于能不能整合好现有的资源，一着不慎很容易导致历史的又一次轮回，甲申三百年的教训时时刻刻印在毛泽东的心头。历史也证明，经过这次整风，共产党的思想更加统一，组织也更加有力，从而奠定了将来抗日和解放两大胜利的基础。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整风无疑是很必要，而且也是很成功的。

接下来，我重点谈这次整风针对知识分子的一些情况。

整风期间，毛泽东发表了两篇报告，分别是《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这两篇报告一出，在延安“好像巨石击水，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开始从新的角度，新的高度来审视问题。但是，也有一些人，主要是抗战爆发后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和新党员还没有能够理解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深刻意图和真正意义。在整风过程中，延安文艺界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很多，很突出。这些文艺界人士大多是在抗战爆发后从上海等大城市来到延安的，他们满怀救国热情，但对同工农兵结合的思想准备却很不足。正如周扬所回忆的那样：“他们没感觉到是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没感觉到有一个要熟悉面前这些新对象的问题。他们还是上海时代的思想，觉得工农兵头脑简单，所以老是想着要发表东西，要在重庆在全国发表，要和文艺界来往，还是要过那种生活。身在延安，心在上海，心在大城市，这怎么成呢？你以为这个问题简单吗？可不简单啊。结合，你怎么结合的了啊，这些人都三四十岁了，有自己的一套，而且有些作家的架子还蛮大的。”在文艺界内部，相互之间也存在一些长期积累下来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的现象，包括还存在宗派主义的问题。因此，在普遍整风的初期，毛泽东特别重视解决文艺界的问题。

当年延安的知识分子有个特点，就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较少，文艺界人士则较多。而文艺界的知识分子则是用以向百姓和白区进行宣传的依赖对象，他们思想认识上不去，中共的政治思想工作就会变得很困难。毛泽东对这些有着深刻的体会：早在一九三九年，毛泽东在延安出版的《共产党人》第三期上就发表过名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这么一篇文章，文章里讲道，“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许多地方党部，还不愿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这种现象的发展，是由于不懂得知识分子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不懂得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不懂得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和为工农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不懂得资产阶级政党正在拚命地同我们争夺知识分子，日本帝国主义也在利用各种方法收买和麻醉中国知识分子的严重性，尤其不懂得我们的党和军队已经造成了中坚骨干，有了掌握知识分子的能力这种有利的条件。”；“切实地鼓励工农干部加紧学习，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从这篇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还是很积极的，并没有采取一棒子打死的教条态度，更没有和知识分子“过不去”。对待知识分子，毛泽东采取的办法是尽量的吸收知识分子中积极的部分，尽量的改造知识分子中落后的部分，同时也鼓励工农知识分子化，做到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的大融合，从而达成革命胜利的最终目标。

为了深入了解实际情况，毛泽东接触了许多文艺界的朋友。他花很多时间同萧军、欧阳山、草明、艾青、舒群、刘白羽、何其芳、丁玲、罗烽等交换意见，并请他们帮助收集文艺界提出的各种意见。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弄清了情况，决定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来解决存在的种种问题，这就是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五月二日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首先发表讲话，被称为座谈会的“引言”。引言的很多话都能体现毛泽东的思想：他说：为了实现文艺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呢？那就是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他说：文艺工作者应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这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另外，他还说：“我们的政策是要小心地好好引导他们自觉地而不是勉强地和工农打成一片。少数人不能打成一片，要容忍他，这是思想问题，不能勉强，不能用粗暴的态度。”他还说：要使在军事、政府、党务、经济、教育等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对文化人、对知识分子采取欢迎的态度，要懂得他们的重要性，没有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毛泽东的发言的得到了很好的反响，使许多人感到思想上豁然开朗，在眼前展现出一个新的天地。会后，延安广大文艺工作者一扫过去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良风气，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斗争实践中创造出一大批深受工农兵欢迎的文艺作品，比如，戏剧方面有鲁艺的新歌剧《白毛女》、王大化和李波合演的《兄妹开荒》、马可的《夫妻识字》，中央党校京剧队的《逼上梁山》，延安平剧院的《三打祝家庄》；小说、诗歌方面有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季的《王贵和李香香》等。在那样短的时间内就能涌现出这样一大批优秀作品，是很不容易的。

总体上看，这次文艺座谈会和知识分子的交流相当成功，鲁迅也成为了学习的榜样。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整风运动中同样也出现了党史上常有的偏差，比如中央研究院反对王实味的斗争。王实味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研究员。整风开始后，他在《解放日报》和《矢与的》墙报上发表《野百合花》等文章，对他不满的现象提出批评。延安不是没有缺点，对缺点是可以而且应当批评的。但是，王实味从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出发，使用了夸大事实、冷嘲热讽的语言，还说艺术家的任务是“揭露一切肮脏和黑暗”。毛泽东到中央研究院去看过墙报，认为王实味是“不讲成绩，抹煞成绩，只暴露黑暗”。他说：“我们的工作中确实有许多缺点应加以改正，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本来针对王实味的问题是作为思想问题来批判的，但后来在当时担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插手下，很快就把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以后更把他说成“托派”，成为敌我矛盾，还牵连到别人，定为“反党五人集团”。一九四三年四月，康生下令逮捕王实味。在关押期间，用“逼供信”的办法继续审讯。以后，作出王实味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错误结论。一九四七年，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中央机关撤离，在从延安转移到山西兴县时，经康生负责的中央社会部批准，王实味被错误地处决。这是一起冤案。以后，毛泽东曾多次对王实味的被处决提出了批评。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和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听完后说：我看是扩大化了。我们要很快纠正这一种错误做法。我们的政策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这些同志的问题是会搞清楚的，现在可不能随便作结论。我们如果给哪一个同志作错了结论，那就会害人一辈子。现在作错了我们要给人家平反，给受害的同志道歉。要彻底纠正这种“左”倾扩大化的错误。他后来总结审干工作的教训时指出，发生错误的原因主要是两条：一条是缺乏调查研究；一条是没有区别对待。 思想问题的斗争，总是不可避免的出现偏差，冤枉一些好人，这是当年中国共产党工作上的一大不足，调查研究做得不够，今天我们也不应该吝啬批评的，毕竟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样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良好作风，应该充分发扬，对的就应该肯定，不对的就应该反省，即便是毛泽东自己，对这件事上也一主动承担了责任，并不断总结教训。他多次向受到错误伤害的同志“脱帽鞠躬”，“赔礼道歉”，虽然已经于事无补，然而对后来也是有警戒意义的。

综合看延安整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是持一种肯定态度的，是把他们作为争取对象的，同时也对他们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够理解并宣传马列主义，帮助工农走正确的革命道路。毛泽东的斗争策略是农村包围城市，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是手段，包围城市并最终夺取城市则是目的。马上夺天下可，马上治天下则不可。共产党不是军阀，更不是简单的农民起义军，只有夺取城市，才能靠城市的工业基础和影响力创造一个新中国，而新中国的建设是离不开掌握了文化这一有力武器的知识分子们的。特殊的历史背景决定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采取了吸收加引导的特殊方法。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