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薄一波出狱赴晋再说最后的特科（五） -- 老拙
家园 【原创】从薄一波出狱赴晋再说最后的特科（五） 中央红军突破黄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凌厉攻势攻入山西，中阳、石楼、汾阳、孝义、隰县、灵石、安泽、吉县、河津、岚县、兴县、静乐等县先后告急失守。红15军团75师1团神速袭击晋祠，骑兵连单刀直入，逼近太原。
对于如何防共，阎锡山说了两个办法：“一是用法西斯方法防共。一是建设农业社会主义的防共方法”。他在《防共的两个根本大法》和《清除社会不平与防共》等文件中写道：“我认为这两条路，均可以彻底的防共。所谓法西斯的防共方法，是要富人增加负担，与政府合作，巩固现有的政权，抵抗共产势力的侵入。建设农业社会主义的防共方法，是废除土地私有权，树立土地公有制，消灭共产发生的基础。然而不走前一条路，就不能走后一条路，不走后一条路，就不能走前一条路。这两条路均能达到防共的目的，也可以当作防共具体做法的两个阶段来看，不但不冲突，并且是前后呼应的。”
从我们前面介绍的情况看，在红军攻入山西之前，阎锡山更多考虑的是“建设农业社会主义的防共方法”，为此甚至可以把共产党的理论家们请来，共同研究探讨。一旦红军攻入他的地盘，阎锡山必然地就要转向“法西斯方法防共”。
在这样的形势下，阎锡山除调动各路晋军防堵红军外，在全省实行白色恐怖。从3月1日起，阎锡山连续发布命令查拿共产党员、红军侦探和其他所谓"影响治安"的嫌疑分子。6日，宣布全省戒严，给予各县县长、县公道团团长和地方团队的大队长以对共产党“先行枪毙，事后呈报”的权力。8日，又发布悬赏令：“一、凡在省内拿获有证据之共产党者，每名赏大洋一百元；二、拿获密探者，每名赏大洋二百元；三、通风报信因而拿获者每名赏大洋五十元；四、赏洋立时向绥署请领。”在此煽动之下，各县竟然残无人道地开展杀人竞赛，多杀者奖，少杀者罚；各县向阎逐日报告，评定优劣。各县为邀功请赏，争相大肆捕杀外省籍商贩乞丐。遇有腰系红裤带，衣服打红补钉，扎红头绳，身带一二枚国民党新发行镍币或小圆镜者，或衣服上纽扣特殊及短缺者，均被认为是与红军联络之标志，立即扣捕，或刑讯逼供，或拷打致死。省城太原街警林立，戒备森严，熟人相遇，不敢顾视，偶有所语，即被留难。国民师范、山西大学等校频遭军警围捕，一次逮捕学生就达百人，一批爱国师生惨遭毒手。
1935年8月，北方局派王文达以特派员身份去山西恢复重建山西地下党组织。他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红军东征后，“为了配合红军东征，我就急派武永祥同志(平遥城内人)去晋西一带，设法与红军取得联系。但是过了几天武来信说，白军封锁很严，不准一般人来往行动，只好呆在家里，暂时也回不到太原。同时太原城里也就紧张起来了，查户口，要铺保。报纸上也登出要每个市民带标志的规定。我记得是：能找到两个铺保的戴一个花的标志，能找到一个铺保的戴两个花的标志，找不到铺保的戴三个花的标志”。王文达找不到铺保，只好到寿阳乡下肥村小学去找个熟人，看是否能在那里落脚。“我到了肥村以后，村长不敢收留，我只得离开山西返回天津”。“我离开太原之后，在北平看到《山西日报》登出前不久被捕的共产党员段若宗、刘定国、乔增录、邢思廉、曹津、张清源及冀云程等同志在太原前后被枪决的消息，内心极为悲痛！”
不但地下党存不住身，张友渔等教授学者也呆不住了。1936年4月，南京给阎锡山发来电报：“查《中外论坛》专门翻译外国共产党的文章, 宣传共产主义, 混淆视听, 应予查办。” 这回阎锡山没有含糊，二话不说批示“ 照办”。《中外论坛》停刊，“中外语言学会”解散。张友渔、徐冰等人只好又撤回北平。这个时候，特科王世英已经派于振瀛开展对宋哲元的统战工作，取得了一定效果。
张友渔说：1936年5月回北平后，我的“公开职业还是在中国大学、燕京大学等大学教书。同时在华北联络局负责人王世英同志领导下，负责华北联络局北平小组的工作。王世英住在天津，来平时，就在我家开会，布置工作。这个时期，我主要做了这样几件事：一是和宋哲元联系，做宋的统战工作。”
就在红军攻入山西，阎锡山实行“法西斯方法防共”时，1936年3月，王世英赶到了山西前线。同时到达的，还有从上海来的特科联络员张子华，带来了国民党中央寻求与中共谈判的信息。毛泽东把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邓发、张浩、林伯渠、凯丰、陆定一等政治局委员都招到东征前线，于1936年3月20日至27日，连续七天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统一战线问题。之后，又于4月13日至15日在永和县赵家沟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回师西渡。5月5日，毛泽东率红军总部回到陕西杨家圪台，签发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即《回师通电》）。5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林彪一同会见被俘晋军第六十六师一九六旅三九二团团长郭登瀛，毛泽东交给他一封致阎锡山的亲笔信：
百川先生: 敝军西渡，表示停止内战，促致贵部及蒋氏的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微日通电（即《回师通电）或恐未达，抄上一份，托郭团长带回，即祈审览。 救国大计，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集事。敝军抗日被阻，然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达目的不止，亦料先生等终有觉悟的一日。侧闻蒋氏迫先生日甚，强制晋军二度入陕，而以其中央军监视其后，是蒋氏迄无悔祸之心，汉奸卖国贼无与为匹，三晋军民必有同慨。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民之公敌。 郭团长及贵军官兵一律优待，同属国人，胜之不武，敝方绝无骄矜之心，武器弹药，楚失楚得，谅先生及贵军领袖亦当不致有所芥蒂也。今遣郭团长返晋，面致手书，如有所教，乞令郭君再来，以便沟通两方，成立谅解，对付共同之公敌。吉县县长暂留此间，稍缓亦当令其返晋。国难日亟，谅三晋贤者决难坐视也。 专此。即颂 勋祺。不一!
毛泽东 五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在信中说：“如有所教，乞令郭君再来，以便沟通两方，成立谅解”，可是郭君与东北军高福源不同，竟一去不返。阎锡山对毛泽东的来信，不予回应。
与此同时，1936年4月王世英由山西前线返回天津后，也选择合适人选入晋面见阎锡山，他选中的人就是后来任民革中央主席的朱蕴山。
1907年7月，朱蕴山就参加了安庆的反清起义。1908年初加入同盟会，1924年初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11月经陈延年批准加入中共。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并被推举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下设的“党务委员会”委员，起义失败后脱离了中国共产党，但继续参加和推动反蒋斗争。“福建事件”失败后，1934年7月，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冯玉祥、朱蕴山等在香港组织成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主张反蒋抗日。朱蕴山受“革命大同盟”的委派，到天津就任“华北民族革命同盟”主任。1935年底，前面说到的刘仲容从广西来到天津，接通了王世英与“大同盟”朱蕴山之间的关系。
1936年5月，王世英、南汉宸与朱蕴山策划了入晋面见阎锡山的办法，利用阎锡山的参谋长台寿民(林逸)既是朱蕴山安徽同乡，又同是老同盟会员的关系，先是邀其赴津, 继以大同盟华北办事处处长名义随其入晋。在去太原的路上，朱蕴山写了一首《1936年春赴太原车中忆赵武灵王》，诗曰：“ 雄关四面拱平阳, 此地当年习射强。天险于今胡可恃, 瓣香低首赋灵王。”
5月20日，朱蕴山到达太原，见到阎锡山，按照与王世英、南汉宸商量好的口径，以“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的名义，向阎锡山提出建议：东征红军已经撤回陕北, 山西应取消以反共为宗旨的组织, 取消对陕北红军的封锁, 组织一个抗日的群众团体。实行联共抗日的政策。
对此，阎锡山不置可否，只说要“研究研究，考虑考虑”。朱蕴山又去见省政府主席赵戴文游说。赵戴文是老同盟会员，他对朱蕴山说了句老实话。他说：“此间对联共多有疑虑。不过，以后你可多来太原走走。”
阎锡山对联共有何疑虑呢？赵戴文毕竟与朱蕴山不熟，不可能跟他说。但是赵戴文跟杜任之已经很熟，所以就跟杜说了。
赵戴文告诉杜任之说：“ 今年2月末（即1936年2月红军发起东征后）, 总司令和我叫王怀明（时任太原绥靖公署法院院长）去看望在狱中的共产党员黄敬斋（王若飞）, 问他共产党来山西究竟要干什么？”
“他怎么回答？”杜任之关切地问。
“黄敬斋说, ‘ 九一八’ 事变以来, 我们共产党人就主张全国一致抗日, 现在红军来到山西, 当然也是这个目的。你们如果抗日, 就是杀了我, 我也甘心。你们如果仍然‘ 防共反共’不抗日, 是免不了要当亡国奴的, 我就是活着, 也没有意思。”
“ 你向总司令讲了吗？”杜任之问。
赵戴文叹道“讲是讲了, 但总司令说那是共产党借抗日的牌子，意在扩充自己的实力。”
很显然，阎锡山绝对不相信陕北中共和红军，真的是要去打日本，而不是“假途灭虢”。他的这种想法，真的不难理解；否则倒是很难理解了。集团利益永远第一，这是地方军阀的根本底线，不是游说劝导或者拿历史典故吓唬吓唬就能很快转变的。
那么，后来阎锡山又是为什么采取了联共政策的？
关于这段历史，许多著述说，是因为“入晋剿匪”的十万中央军在红军回师陕北后迟迟不退，阎锡山惧其用心叵测，担心“我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了!”于是他停止反共，转而联共。
这个说法其实问题很大，因为1936年6月，李宗仁等发动“两广事变”反蒋，5月26日刚刚被任命为“剿匪总指挥”的陈诚，6月4日就从太原飞南京，5日飞武汉，被蒋介石派去处理两广事变，晋绥军事大权重又回到阎锡山手中，入晋增援的中央军主力关麟征、胡宗南部也已于7月南调离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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