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外交十记》（钱其琛）】[第四章加注至10月30日] -- 神仙驴

1991年10月23日晚7时许，在巴黎克雷贝尔国际会议中心，一个隆重的签署仪式正在举行。柬埔寨的各方人士和18个国家的外长，一共30位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一一在英、中、法、俄、柬五种语言的文本上，代表各自的派别和国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们是：以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主席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最高委员会全体12名成员、澳大利亚外长埃文思、文莱外交大臣博尔基亚、加拿大外长麦克杜格尔、法国外长迪马、印度外长索兰基、印尼外长阿拉塔斯、日本外相中山太郎、老挝外长奔?西巴色、马来西亚外长巴达维、菲律宾外长曼格拉普斯、新加坡外长黄根成、泰国外长阿沙?沙拉信、苏联外长潘金、英国外交大臣赫德、美国国务卿贝克、越南外长阮孟琴、南斯拉夫外长隆查尔。

作为外长，我代表中国，也在文件上签了字。

那天，大家庄严签署的，是柬埔寨问题巴黎国际会议所达成的柬埔寨和平协议（注）。

柬埔寨问题是20世纪80年代牵动国际局势的一个热点问题，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过中国的对外关系。协议的签署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正如我在签字仪式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所指出的那样，它标志着延续13年之久的柬埔寨战火终于熄灭了。和平协议的签署将使柬埔寨恢复其独立和主权，有利于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为和平解决地区冲突在国际上创造了一个范例。

当晚9时，巴黎西南郊的凡尔赛宫灯火辉煌，为庆祝柬埔寨和平协议的签署，东道主法国在此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庆祝晚宴，邀请了所有与会代表出席。

凡尔赛宫，这座历经200多年沧桑的古老宫殿，曾见证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历史时刻。此刻，又目睹了另一场战火平息的欢乐。那天晚上，情绪最为高涨的人是西哈努克亲王。他即席发表了一篇很长的讲话，对东道主法国和所有为解决柬埔寨问题做出过贡献的国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并代表柬各方表明团结合作的决心和诚意。宴会始终充满了欢快而喜悦的气氛。参加宴会的各国外长，也都纷纷即席发表了热情的讲话，为一个地区冲突问题，通过国际间的努力而得以和平解决，表示欣慰和赞赏，并赞扬西哈努克亲王为实现柬埔寨和平所做的贡献。宴会到了结束的时刻，参加者丝毫没有倦意，不愿离去。大家纷纷合影留念、热情交谈，还转着圈在彼此的菜单上签名，留做纪念。直到午夜时分，晚宴才在一片互道珍重声中结束。

柬埔寨和平协议的签署，作为一个地区冲突通过国际间合作而得以和平解决的成功范例，载入了史册，但对中国来说，它还有着更多和更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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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问题的由来，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它直接影响了中苏关系，并成为阻碍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之一。

1975年，越南取得抗美战争胜利后，当时的越南领导人在苏联的支持下，向民主柬埔寨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无视柬埔寨独立和主权的要求，导致越柬矛盾激化，随即发生了大规模边境武装冲突。1978年12月25日，越南出兵柬埔寨，占领了首都金边，随即成立了以韩桑林为首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此后，越南派兵驻扎在柬埔寨。

越南违背国际法准则的行动，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柬埔寨人民的顽强抵抗，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从此，柬埔寨问题成为国际政治斗争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在柬埔寨国内，原民柬政府、西哈努克亲王、宋双三派在柬北部、西部山区展开了抗越武装斗争，并建立了统一阵线，成立了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民柬联合政府。在国际上，包括东盟各国、中国、美国、日本、西欧各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也都站在柬埔寨人民一边。从1979年的第三十四届联大开始，历届联合国大会都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决议，要求越南无条件从柬埔寨撤军。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柬埔寨国内战场进入相持阶段。越南和金边方面虽然在实力上占据优势，但也无法打垮和消灭抵抗力量。双方一面继续在战场上角力，一面也开始试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可能性。

越南陷入柬埔寨战争的泥潭，给越南人民带来沉重负担，也使越南在国际社会上陷于孤立，越南领导人不得不开始考虑政治解决。1985年，越南第一次提出了从柬埔寨撤军的设想，表示要在1990年从柬埔寨撤军。1986年3月，柬埔寨抵抗力量三方在北京召开内阁会议，提出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八点建议”，表示愿意成立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四方联合政府。金边方面很快做出了回应，首次表示愿与民柬联合政府举行谈判。越南亦随即表示，如民柬三方与金边方面谈判并建立四方联合政府，越南愿意与这个政府谈判撤军问题。越南的这个建议虽然遭到民柬联合政府和国际社会的拒绝，但不管怎么说，双方都开始做出了愿意谈判的姿态。

此时，在背后一直支持越南的苏联，也因长期的军备竞赛而不堪重负，不得不实行战略调整，谋求对美、对华关系的改善。小平同志抓住这个时机，做出了调整对苏关系的战略决策，提出在解决中苏关系三大障碍的前提下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随后，中苏两国开始了副外长级的政府特使磋商，磋商共进行了12轮，长达六年之久，其中重要的议题就是要求苏联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1985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领导人后，提出了“新思维”的口号，开始全面调整苏联内外政策。1986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时说，“柬埔寨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中越关系正常化，现在是良好的时机，整个亚洲都需要这一点”。苏联发出了无意继续支持越南与中国对抗的信息。

国际局势的演变，使得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出现了一线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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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海参崴讲话后，苏方在中苏政府特使磋商时，不再回避讨论柬埔寨问题。

1988年4月，苏联、美国、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喀布尔政权的代表在日内瓦签署关于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协议，苏联宣布于1989年2月15日前从阿富汗全部撤军。苏联方面公开表示，阿富汗问题的解决是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榜样，外国军队应该撤出柬埔寨。

1988年6月，我去纽约出席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期间，会见了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他主动向我谈到了柬埔寨问题，说关于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是解决地区冲突的一个突破，意思就是说希望柬埔寨问题也能照此解决。我对他说，苏联决定从阿富汗撤军是件好事，值得欢迎，但中国更关心的是柬埔寨问题。以前苏方总是说中国找苏联谈柬埔寨问题是找错了对象，经过四年磋商，苏方才同意讨论这个问题。柬埔寨问题的解决，对柬、越、苏、中和东南亚地区、东盟各国都有利。谢瓦尔德纳泽表示，在柬埔寨已经出现了民族和解的趋势，但如果政治解决没有中国参加，就不会取得成功。我回答说，中国对解决柬埔寨问题一直持积极态度。在这个问题上，苏方是可以发挥积极作用，起到重要影响的。当时，中苏两国政府特使第十二轮磋商即将举行，我对他表示，希望这一轮磋商在柬埔寨问题上取得进展，希望他指示苏方代表团认真讨论这个问题。他很爽快地回答说，苏联不但不会回避这个问题，还要积极参加到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中去。

中苏政府特使第十二轮磋商时，苏方主动建议中苏就柬埔寨问题进行副外长级的专门磋商。8月底，苏联副外长罗高寿与田曾佩副外长等在北京就柬埔寨问题举行了磋商。双方虽然还有分歧，但都同意这个问题应尽早政治解决，外国军队必须尽早撤出柬埔寨。苏方还表示，愿意根据自己的可能为此做出努力。

1988年7月1日，中方发表了一项外交部声明，提出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四点主张，表明了中国的立场：尽快解决越南撤军这个关键问题；越南撤军后柬埔寨建立以西哈努克为首的四方临时联合政府；临时联合政府成立后在柬埔寨举行自由选举；对上述进程进行有效的国际监督。

就在同时，越南在柬埔寨问题上的态度也出现了变化。1986年7月，越共中央总书记黎笋去世，12月，阮文灵当选为新的越共中央总书记。越南新领导人总结经验和教训，开始调整内外政策，着手寻求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途径。1988年5月，也就是关于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签署一个月之后，越南做出了公开承诺，表示要在1989年从柬埔寨撤军5万、1990年前完成撤军，并同意与柬抵抗力量三方、金边方面一起，参加在雅加达举行的关于柬埔寨问题的“鸡尾酒会”。

当时，东盟乐于看到柬埔寨问题尽快解决，便由印尼牵头，在雅加达举行非正式会议，邀请柬埔寨四方、越南以及相关国家参加。因为是非正式会议，各方可以无拘束地交换意见，故大家就称此会议为“鸡尾酒会”。考虑到调和各方的立场，这一称呼倒也传神。

1988年7月，柬埔寨四方和越南终于参加了在雅加达举行的 “鸡尾酒会”，但由于越南拒绝对撤军进行国际监督，坚持将越南撤军与停止对柬埔寨的“外来干涉”联系在一起，金边方面也拒绝同时解散金边和民柬政权，并坚持排斥“红色高棉”（注），“鸡尾酒会”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不过，越南和金边方面与柬抵抗力量三方有机会一起讨论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这还是第一次。

此后，在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国际谈判中，“红色高棉”在柬埔寨未来权力架构中的地位，逐渐成了矛盾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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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雅加达“鸡尾酒会”的调和不成，1988年9月，西哈努克亲王在参加第四十三届联大期间向法国总统密特朗提出，希望在法国召开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

西哈努克亲王提议在法国召开这一会议，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考虑。从历史上说，法国与印支三国有着很深的历史关系。19世纪后期，法国在印度支那半岛建立了殖民统治，越南、老挝、柬埔寨先后成为法属印度支那的一部分。直到1954年，在印度支那人民的顽强反抗下，法国才撤出印支半岛。从现实上说，与其他大国相比，法国在柬埔寨问题上卷入较少，选择在法国召开讨论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容易为有关各方接受。

西哈努克的这个设想，可以说正合法国之意，1989年正好是法国大革命200周年，总统密特朗想有所作为，如果能在柬埔寨问题上做些事，不失为法国在世界舞台上表现的好机会，自己也可在法兰西历史上留名。

这时，随着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可能性不断增加，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炒作所谓的“红色高棉”问题了。对于“红高”的力量，苏联、越南自然是一贯反对，而西方各国，在柬埔寨未来权力安排中也一直排斥“红高”，主张将“红高”拒于柬埔寨问题政治解决进程之外。但美国等西方各国也看到，“红高”在柬抵抗力量三方中实力最强，要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离不开抵抗力量的武装斗争。因此，他们在“红高”问题上，起初还比较低调，而到了筹备巴黎会议时，排除“红高”就成了他们的主要考虑。

美国开始了外交活动。1988年6月，我在纽约出席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时，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阿马科斯特来见我，主要来谈柬埔寨问题。他说，美方估计柬埔寨问题外交谈判的步伐，可能在今后一年内加快。现在美国担心，如果越南撤军太快，“红高”就可能重新掌权。因此，他建议必须考虑采取某种办法，引进国际部队，解除“红色高棉”的武装。美国希望就此与中国、泰国坦率交换意见。

阿马科斯特一方面提出要解除“红色高棉”的武装，但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在越南撤军之前，“红高”又是打击越军的重要力量。美国知道这是一个微妙的问题，处理时需要平衡。

我对阿马科斯特说，中方不赞成柬埔寨今后由哪一派掌权，也不赞成排斥哪一方。我们公开讲话只能讲到这个程度。我们支持真正以西哈努克为首的联合政府掌权，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相信是能够找到解决办法的。

1989年2月，美国总统布什访华时，又向小平同志提出了“红高”问题。小平同志对布什说，中国提出柬埔寨各派军队都裁减到1万人，这样，任何一派都不可能闹事。小平同志还明确地告诉布什，中国支持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四方联合政府，今后对柬埔寨的国际援助都应该通过西哈努克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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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2月初，我应邀访问苏联。柬埔寨问题是会谈的中心议题。在和谢瓦尔德纳泽会谈时，我主要提了三点：中苏在越南撤军的时间表问题上应该有一致的主张，并且要促其实现；在越南全部撤军后，所有外国都应停止对柬埔寨各派的军事援助，不支持任何一方打内战；建立以西哈努克为首的四方临时联合政府，冻结、削减以至解散各派军队，向柬埔寨派遣国际维和部队，对越南撤军和柬埔寨民族和解进程实行严格的国际监督和国际保证。

谢瓦尔德纳泽表示，苏方希望尽早解决柬埔寨问题，但越南撤军还是要有一定的条件。

经过反复商谈，我们达成了两点内部谅解：双方希望并将努力促使越南在短时间内，比如1989年下半年，至迟年底，全部撤军；同意随着越南在国际监督下撤军，有关各国逐步减少直至停止对柬埔寨各派的军事援助。苏方还主动提出，来年谢瓦尔德纳泽访华时，两国外长发表一个关于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联合声明。

在这次访问中，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还向我表示，苏方希望中国与越南直接谈判。

这次访问后，中央决定与越南就柬埔寨问题直接进行谈判，并确定了谈判的方针。

其实，在1988年，越南外长阮基石已两次提出希望访华，当时我们考虑到越方在柬埔寨问题上的立场还没有出现实质性的改变，因此拒绝了他。这一年年底，阮基石又来信，再次表示希望访华，说“越中两国坐在一起的时机已经成熟”，希望双方合作“为柬埔寨各方在民族和解的基础上达成妥善的政治解决办法创造条件”。

我们研究后认为，越南在柬埔寨问题上的立场已出现新的松动，可以和越方就中越关系问题尤其是柬埔寨问题进行接触。但是，考虑到外长会晤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举措，时机尚不成熟，因此，我们答复越方：两国外长会晤还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建议越方先派一位副外长来北京，就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举行内部磋商。

越南方面接受了我方的建议。1989年1月，越南副外长丁儒廉访问北京。在与刘述卿副外长的磋商中，丁儒廉明确表示，越南将从柬埔寨全部撤军。中越双方在停止外界对柬各方的援助、保证柬埔寨中立和不结盟地位、实行国际监督和国际保证等方面，也缩小了分歧。只是在对撤军后如何保证柬埔寨国内和平问题上，越方不愿承担责任，推托说，这是柬埔寨内部问题，应由各派自己去解决，而不应由中越两国来讨论。

针对越方态度，在随后同丁儒廉的会见中，我特别指出，柬埔寨问题当然应该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由柬四方自己解决。但作为柬埔寨问题当事国的越南，以及与柬埔寨问题有关的苏联、中国、泰国，对这个问题应该有明确的主张，即在外国军队撤出柬埔寨、停止对柬各派的援助后，柬埔寨应该实现四方联合，实现民族和解，不再发生内战和动荡。有关国家对此都应该承担责任，越南更应如此。

丁儒廉表示，早日解决柬埔寨问题和实现中越关系正常化，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这是 越南的长远战略。我表示，有关柬埔寨问题的一些基本方面如果得到解决，中越关系的改善和正常化将是自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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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和有关各国的积极努力下，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国际条件逐渐形成，西哈努克提议的巴黎会议确定于1989年7月底召开。

作为东道主，法国外长迪马在1989年6月给我来信，邀请中国参加这次在巴黎召开的有关柬埔寨问题的部长级国际会议。

正在此时，北京发生了那场政治风波，西方国家政府纷纷采取制裁中国的措施，很快又在西方各国，特别是舆论界，掀起了更大的反华浪潮。

这期间，法国在反华问题上表现恶劣。那时，过往法国的中国旅客，在机场都会受到法方警察的无端歧视，甚至被限制行动，不许同使馆进行电话联系，不给水喝，不许上卫生间。

刚刚来信邀请我出席巴黎会议的法国外长迪马，这时也在议会高调表示，要中止中法之间的所有访问，他也不会会见中国外长。对于邀请我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他表示那是一次国际会议，他同我见面，不算是外长见面。

尽管形势突变，事态复杂，我们还是决定，中国一定要参加这次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在当时西方的一片反华声浪中，有一种舆论，说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后，中国已经自顾不暇，不可能再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了。我们的出席正好是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态度的好时机。同时，巴黎会议也是当时中国与西方各国保持公开接触的惟一场合，利用这一场合，可以多做工作，以便打开外交僵局。

在柬埔寨问题上，虽然国际上有关各方都支持召开这次国际会议，但各自的想法、要求和打算并不相同，特别是在柬内部问题上，分歧很大。争议的焦点仍是“红色高棉”问题。越南、金边方面以及其他某些国家，主张西哈努克和洪森（现译“云升”）联合，排除“红色高棉”。柬抵抗力量三方和东盟等，则坚持建立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四方临时联合政府。我们知道，会议上的斗争将会很激烈，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想达成一项全面解决的协议几乎是不可能的。

巴黎会议召开之前，我已抵达博茨瓦纳，开始对南部非洲六国的访问。为了参加这次会议，我在访问途中，特意从博茨瓦纳转道伦敦，于7月30日中午飞抵巴黎。

当天下午，我就会见了会议东道主法国的外长迪马。一见面，我就严肃地问他：你在议会上宣布不会见中国外长，我是中国外长，你是不是不该见我？接着，我又指出，在这场反华浪潮中，法国推波助澜，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而且，最不文明，也最不讲礼貌。这从过境法国的中国旅客所遭受的非人道待遇上就可以看出。

迪马有些尴尬，只好表示道歉，说他说的那些话是应付议会和舆论的，请不要在意；又强词辩解说，法方最近的有些行动，不是出于反华，而是出于对中国的“友好”，因为中法关系很好，建交也最早，所以，反应激烈了点儿。说这是“爱之愈深，责之愈切”。后来，迪马陷入了法国售台武器的丑闻，不知他又会如何自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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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7月31日，柬埔寨问题的部长级国际会议如期在法国巴黎召开了。

我在巴黎会议的第一天作了发言，中心的意思是：柬埔寨问题的实质是一个国家出兵侵略另一个主权国家，并实行长期军事占领所造成的。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关键，一是外国军队必须在国际监督下完全撤出；二是撤军后柬埔寨要保持和平，防止内战，实现民族和解。这两个基本问题紧密相关，缺一不可。中国在柬埔寨问题上不谋私利。如果国际会议达成协议，中国将同有关国家一道承担义务，停止对任何一派的军事援助，并尊重柬埔寨未来自由选举的结果。

会议召开前，美方提出国务卿贝克希望在会议期间与我会晤，讨论双边关系和巴黎会议的有关问题。当时，美国正在加紧制裁中国，生怕这次会见引起国内媒体的责难，因此提出会晤限于小范围，而且，要确保内容不对外泄露。

在和贝克的会见中，除了中美双边关系问题，我们着重讨论了柬埔寨问题。贝克表示，双方在会议上的合作，不仅表明两国在柬埔寨问题上立场一致，也说明美中之间有共同的政治、战略利益，希望两国一道对柬埔寨问题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他还提了三个问题：中国可否向波尔布特等人提供庇护？希望中国考虑停止对“红高”的军事援助；美国希望保证柬埔寨难民在遣返时有选择的自由。

对美方所提的三个问题，我的答复是，民柬方面没有人向中方提出过庇护的要求；越南全部撤军、柬埔寨问题解决后，中国愿与其他国家一道承担停止军援的义务；难民事务是柬各方与泰国之间的问题，与中国无关。

在会议期间，我还会见了11个国家的外长，其中包括英国外交大臣梅杰、日本外相三冢博、加拿大外长克拉克。这是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后，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第一次高级别公开接触。这之前，欧共体首脑会议和西方七国首脑会议都刚刚宣布停止与中国的部长级及以上的高级会晤。但是，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在讨论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上，必须和中国打交道。他们只好找理由说，这是国际会议，是多边往来，不是双边接触。在客观上，巴黎的国际会议为我们打破西方的制裁提供了机会。

8月1日，巴黎会议结束，没有取得成果。次日我飞往莱索托，继续我的南部非洲之行。刘述卿副外长则率领中国代表团留在巴黎，继续参加对如何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实质性讨论。

从整体来看，大多数与会国在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会议期间，我们对民柬三方做了大量工作。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民柬三方代表团经常到我国驻法国使馆做客，交流情况，商讨对策。西哈努克亲王对中国领导人有着深厚的感情和充分的信任。他们对会议的进展抱着乐观的态度。我们与美、英、泰、新、日、加等国也进行了密切磋商，在重要问题上，步调基本一致，主导了会议的进程。

但是，由于各方在“红色高棉”问题上的分歧太大，会议最终没能达成协议。不过，巴黎会议是所有与柬埔寨问题有关的国家以及柬四方第一次坐在一起讨论柬埔寨问题，为柬埔寨问题的最后解决，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不久，我在出席联大时，又会见了法国外长迪马。他对巴黎会议的失败表示失望，情绪有点消极。我对他说，巴黎会议虽然没有达成协议，但还是有益的，大多数国家已经取得了一致，关键的问题是越南的态度比较僵硬。法国应该期待越方态度的改变。中国支持巴黎会议在条件具备时复会。

会见迪马的前几天，我再一次会见了美国国务卿贝克。在我赴纽约前，贝克向我国驻美大使韩叙表示，他在巴黎会议期间同我谈得很好，希望在联大期间再次见我。这一时期，我同西方各国外长的会见，几乎都在多边场合，但接触的渠道一直保持。

9月28日晚上，我与贝克举行了会谈，贝克先谈起了中美关系，说两国关系比巴黎会议时已有所改善，布什总统和他本人都十分重视美中关系，希望双方能通过继续对话尽快使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在柬埔寨问题上，贝克表示，美对两国在巴黎会议上的合作感到满意，但在“红高”问题上，仍有很大保留。美方本来是持排斥“红高”的立场，主张柬三方解决方案，只是由于西哈努克亲王认为柬埔寨未来的权力架构中，有必要包括“红高”，美国虽然不情愿，也还是勉强接受了。贝克说，现在令人不安的是，柬埔寨问题正从政治解决转向战场解决。希望中国发挥重要作用，压“红高”接受政治解决。如果“红高”企图在战场上解决问题，美国和东盟国家都将不会允许“红高”在柬埔寨未来政府中发挥作用。

我先对贝克表示，中方也对中美在巴黎会议上的合作表示满意。然后，我重申了中国在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我说，所谓“红高”独家掌权的可能性并不存在，中国也不支持这样做。如果苏联和越南真正停止向金边方面提供武器，中国就会停止向民柬抵抗力量提供武器。现在的问题是，越南宣布的撤军没有国际监督，人们有理由怀疑其真实性。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应该明确支持由西哈努克亲王来主持柬四方联合政府，至于各派的席位分配等细节问题，应该由柬四方自己去解决。

贝克说，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已经向他表示，如果有关各国停止向柬各派提供武器，苏联也可以停止向金边方面提供武器。美方认为，苏、越应该压洪森接受某种分权安排，而中国则应该向“红高”施加压力，使它的期望变得现实一些。单靠柬四方，永远也不会就其内部问题的解决达成协议。因此，中、苏、美、东盟应该为柬内部问题的解决搞个方案。他提出了一个设想，如果由西哈努克亲王任元首，洪森任总理，各派都有两人任部长，外交、国防、内务等重要部长之职，可以由西哈努克和宋双派人士担任，这样就可以保证西哈努克有实权。如果大国对这样的安排达成一致，并让柬四方同意，越南也就可能同意。

我回答说，这要看柬各派是否接受他的建议，特别应该先征求西哈努克亲王的意见。西哈努克亲王反对大国一方面请他担任国家元首，同时又把事先做好的一些安排强加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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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8月的巴黎会议后，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进程一度低落，柬埔寨国内战场上，各派的较量也趋于激烈，一时和平无望。

为了打破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僵局，1990年1月至8月，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在巴黎和纽约举行了六次副外长磋商，制定了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框架文件。这个框架文件基本上满足了各方的最低目标和要求，得到有关各方的认可。

这时，越南在柬埔寨问题上的态度也有了更加积极的变化，中越朝着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990年9月初，越共中央总书记阮文灵、部长会议主席杜梅、越共中央顾问范文同应邀来中国，与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在成都举行内部会晤。越南领导人表示，愿意接受联合国对越南撤军的监督与核查。双方都赞成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框架文件，并同意共同努力，推动柬埔寨有关各方也接受这些文件，以推动全面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进程。

之后，中越双方立即各派代表赴雅加达，向正在那里举行非正式会议的柬四方做劝说工作。柬四方终于宣布接受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一揽子方案，并决定成立由四方组成的12人全国最高委员会。

11月，巴黎会议工作小组将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框架文件具体化，完成了全面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协议、附件及有关文件的起草工作。这时，金边方面突然觉得自己吃亏了，随即又提出要对框架性文件进行修改，增加柬全国最高委员会中金边方面的成员，或由金边方面出人担任最高委员会的副主席。

这样一来，柬埔寨问题的最终解决又拖延下来。

为了尽快签署协议，中国再一次发挥了重要作用。中方和有关国家一道，就柬埔寨政府的未来权力安排，与柬四方不断协商。1991年7月，柬最高委员会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金边方面同意西哈努克亲王任柬最高委员会主席，不再坚持设副主席和增加金边方面成员。8月，越南副外长阮怡年访华，与徐敦信副外长就柬埔寨问题和中越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磋商。我会见了阮怡年。随后，中越双方发表新闻公报，一致表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框架文件不能改动，巴黎会议工作小组的协议草案可做修改，但不能超出框架文件的内容。9月，越南外长阮孟琴访华，这是十多年来中越两国外长之间的首次会晤。我们就柬埔寨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都一致表示将继续为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而积极努力。

1991年9月14日，西哈努克亲王12年来首次率领由柬四方组成的柬埔寨代表团抵达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标志着柬埔寨新的联合政府即将成立。

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巴黎会议两主席国和所有参加国的外长、联合国秘书长代表与柬最高委员会成员就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达成了最后框架协议，为1991年10月在巴黎重新召开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创造了条件。

1991年10月23日，柬埔寨和平协议终于在巴黎正式签署，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最终得以实现。

在当时非常复杂、动荡的国际形势下，柬埔寨问题能得到和平解决，实属不易。多年来，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曾不断努力，试图解决全球各地出现的种种地区冲突问题，但失败的多，成功的少。柬埔寨问题之所以能够解决，是因为有关的各国，特别是相关的几个大国，在解决这一地区冲突的问题中，找到了共同的利益。在一个多极的世界中，大国间的共同利益，往往是维持地区稳定和平衡的关键因素。

有意思的是，在柬埔寨和平协议正式签署时，苏联因发生“8?19事件”，政局不稳，一直参与柬埔寨问题谈判的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已经离任，代表苏联在文件上签字的是当时谁都不太认识的新外长潘金。

和平协议签署后，西哈努克亲王回到了他阔别13年之久的柬埔寨首都金边。联合国也很快向柬埔寨派出了驻柬临时权力机构和2.2万名联合国维和人员。经过各方一年多的努力，1993年5月，柬埔寨举行了20多年来第一次全国大选，西哈努克被各派一致拥戴为国家元首，9月24日，又再次登基为国王。“红高”方面因为拒绝参加大选，于1994年被宣布为非法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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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十记》（钱其琛）】[第四章加注至10月30日]

1990年8月2日，海湾危机爆发。伊拉克大举入侵并占领了邻国科威特，不久，又正式宣布将其吞并。一时，各国哗然，举世震惊。

事件虽是突发，但并非无迹可寻。这一年的7月下旬，我正好在沙特访问，准备签署中沙两国建交公报。访问的第一天，我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亲王举行了会谈，一切顺利，双方商定第二天正式签署建交公报。到了第二天，这位大臣忽然不见了踪影，整个白天都找不到他，建交公报也无法按原定时间签署了。沙特方面只是说，外交大臣今天有紧急事务要处理。我们感到困惑，担心建交的事情是否有变。到了晚上，费萨尔亲王又突然出现了，双方还是按照约定，在当天夜里完成了建交公报的签署。费萨尔亲王告诉我，他之所以无法按原定时间来签署公报，是因为法赫德国王让他当天急赴伊拉克和科威特，调解两国发生的矛盾。那时伊科矛盾已经公开化了，但各方都未预料到局势会迅速演变成兵戎相见。

伊拉克与科威特的矛盾由来已久。历史上伊、科两国都曾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后又被英国人统治。1921年，伊拉克独立，科威特直到1961年才宣布独立。奥斯曼帝国时，科威特曾是巴士拉省的一个县，这大概就是伊拉克觊觎科威特的历史缘由。两国的边界自独立后一直未完全划定，不时就要闹起边界纠纷。科威特国小民寡，但石油资源丰富，而伊拉克经历了八年的两伊战争后，欠了一大堆的债，其中相当部分是欠科威特的。进入1990年后，两国因石油价格而争执加剧。阿拉伯国家一直在为调解这两个国家的纠纷而努力，但没有成功。如今，伊拉克乘科威特人夏季去欧洲度假之机，突然派兵攻占科威特，长驱直入，几乎兵不血刃。　

伊、科两国同属发展中国家，与中国都有着友好关系。这次，伊拉克军事入侵并占领科威特，是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事件，绝对不能允许。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当日就发表声明，表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并要求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8月4日，杨福昌副外长又分别紧急召见了伊、科两国驻华使节，呼吁伊拉克尽快撤军，越早越好；希望两个兄弟的阿拉伯国家通过谈判解决彼此分歧。22日，我在会见来访的科威特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巴赫亲王时，针对伊拉克已宣布将科威特吞并，强调说，中国坚决反对伊拉克入侵并吞并科威特。伊拉克不管用什么借口，武力入侵都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强烈要求伊拉克无条件撤军，科威特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恢复。

科威特遭受突然袭击后，保护在那里的中国公民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我国驻科使馆为此付出很大努力。当时，中国在科威特的劳务人员和侨民近5000人。由于形势恶化，他们已经失去最起码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到了8月29日，我们将全部中国公民撤到了安全的地方，其中还包括不少台湾和香港同胞。台湾在科威特有个商务代表处，战乱发生后，那个机构的负责人就逃之夭夭，自顾自保命去了。100多名台胞只好向我们使馆求助，我们完全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另有一些香港同胞，拿着英国护照，那时不仅不再管用，而且会带来更多危险。他们也找到了中国使馆，我们都设法予以协助，使他们能够安全撤离。

海湾是战略要地，那里一旦出现危机，必然会牵动世界整个局势的稳定。

联合国很快做出了反应。安理会在8月2日召开了紧急会议，通过了谴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要求伊军立即无条件撤出的第660号决议，中国投了赞成票。后来，安理会又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对伊拉克实施全面的制裁和海空封锁，还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661委员会，审查决议的执行情况。对于这些措施，中国都是赞成的。

阿拉伯世界对于这场危机更是着急，他们不愿意看到兄弟阋于墙的局面。海湾各国进行了紧急外交斡旋，提出了许多方案和建议。但由于阿拉伯各国的利益和立场不尽一致，对于如何解决这场危机存在着不少分歧，所有的努力都没能取得进展。

海湾危机发生之时，苏联正陷入日益严重的国内政治、经济困境，自顾不暇，难有大的作为。

这时，美国的反应最为强硬。8月7日，美国总统布什正式签署出兵海湾的行动计划，立即开始向海湾地区调兵遣将，大规模增加这一地区的军事力量。

一时，战云密布，局势危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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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那年10月份，海湾局势非但没有缓和，反而一步步滑向了战争的边缘。

这一段时间，为求海湾危机能够和平解决，国际上的各方都在进行紧张的外交活动。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在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方面的重要性，开始显现出来。

许多阿拉伯国家向中国派来了特使。科威特、约旦、沙特的外交大臣先后到北京进行工作访问。伊拉克也派了第一副总理拉马丹来陈述伊方的观点。

更重要的外交舞台是在联合国。

在那年的9月下旬至10月初，我赴纽约出席联合国第四十五届大会。在9月25日安理会外长级会议上，我阐述了中国对海湾问题的立场，呼吁伊拉克正视国际社会的强烈愿望，采取同安理会合作的态度，立即停止对科威特的占领，从科威特撤军。我指出，中国政府主张海湾危机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支持安理会所发挥的作用，欢迎联合国秘书长继续进行调解和斡旋，支持阿拉伯国家在安理会有关决议的基础上进行广泛的努力。我还指出，中国原则上不赞成大国对海湾的军事卷入，因为这只能使局势更加复杂，呼吁有关国家保持最大克制。针对安理会刚刚通过对伊拉克实行空中禁运的第670号决议，我还强调，有关国家在执行决议时，要严格遵守国际法的有关规定，严格防止采取任何危及民用飞机和机上人员安全的行动。

联大期间，中国代表团借用不结盟运动国家的一间不足30平方米的磋商室作为会议室，那里成为了一个多边外交磋商和对话的中心场所。我在那间小屋里，川流不息地分别会见了60多个国家的外长或领导人，海湾危机是主要话题。

在会见中东地区十余位外长后，我总的感觉是，大多数国家对可能爆发战争感到忧虑，坚决反对伊拉克侵吞科威特，但对如何解决这一危机意见不一。前一段时间，各国曾试图用阿拉伯方式来化解危机，但成效甚微。他们都赞赏中国的立场，希望此时中国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向我表示，不管是在联合国名义下打仗，还是美国自己打，都应避免。如果美国执意单干，那就更危险。他说，当年的朝鲜战争就是一次坏的经历。他不相信美国会把军队交给联合国指挥。

在与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交谈时，他告诉我，苏联目前担心的是滞留在那里的五千多名石油等方面的专家。苏联曾派熟悉中东事务的普里马科夫作为特使，跑了两趟巴格达，在调解方面，无功而返，只完成了一个任务，就是促成苏专家回国。他表示，在当前阿拉伯国家分裂的情况下，苏联很难发挥什么作用。

这时，美国正在积极策划安理会授权对伊拉克动武。美国与其他几个西方国家一起，一方面对中国的立场表示赞赏，另一方面企图要求中国完全按照他们的步子走。

在会见法国外长迪马时，当我提出法国应运用其对伊拉克的影响，促使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这位外长做出无奈的表情说，有时朋友并不听话。我向西方国家的外长强调，安理会已通过不少决议，应该再给些时间，让联合国、阿拉伯国家和其他方面进行调解。中国对安理会的有关制裁伊拉克的决议都投了赞成票，这是不容易的，因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有三个还正在对中国进行制裁，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

10月15日，约旦国王侯赛因向我们驻约旦的大使提出，希望中国派高级特使访问伊拉克和海湾地区。此前，阿曼、巴勒斯坦也提出过类似的建议。

综观世界全局，着眼海湾和平，中央决定由我于11月6日至12日出访中东，以特使的身份访问埃及、沙特、约旦和伊拉克。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倡导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从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角度出发，着重改善了与邻国间的双边关系，并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与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各国，建立起正常的国家关系。

在中东地区，中国没有什么直接利害关系，更不谋求任何私利，地位特殊，深获阿拉伯各国的信任和尊重。同时，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在重大的国际事务中，正赢得越来越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这时出访中东，寻求海湾危机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对于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扩大在该地区影响，具有深远的意义。而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外交的一贯宗旨，为避免战争而尽一切努力，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也是中国对世界和平事业的贡献。

就这样，我成为海湾危机期间惟一访问过巴格达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外长。

针对当时复杂的局势，我们制定的出访方针是：不带解决方案，也不充当调解人，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劝说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争取海湾危机的和平解决。

在出访准备会上，我强调对不同国家要有不同谈话重点。伊拉克是这次出访的重点，要向伊方表明，以任何理由武力侵占别国领土，都是不能被接受的。目前形势严峻，避免战争对伊拉克是有利的，伊方对此要有相应表示。对沙特、科威特，要充分理解和同情他们的处境，表明中国反对侵略、主持正义的公正立场，同时说明军事解决对他们也不是最好的选择，而应当根据安理会的有关决议来解决危机。至于约旦、埃及，主要是了解他们对伊拉克的实际态度，共同探讨和平解决海湾危机的可能性。

我们原定的出访顺序是沙特、约旦、伊拉克、埃及。美国得悉我将出访的消息后，马上提出，将去埃及访问的国务卿贝克希望在开罗安排与我会晤。

这时，美国意识到，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对伊拉克动武问题上，他们需要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的一票。这一票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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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上午，美方从华盛顿传来信息，说贝克国务卿将于11月3日前往中东访问，希望于6日下午在埃及开罗安排与我见面。我们同意了。不久，美方又提交了一份“非文件”（注），表示两国外长11月6日在开罗的会见将是有益的，将有助于加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关于伊拉克必须从科威特撤军并恢复科威特主权的一致立场，以便有可能和平解决海湾危机。　

于是，我们将出访顺序调整为埃及、沙特、约旦、伊拉克。后沙特又提出，法赫德国王也很希望在我访问伊拉克后，在沙特西部港口城市吉达同我会面。这样，最后的行程就定为：北京―开罗―塔伊夫―利雅得―安曼―巴格达―吉达―北京。

以往出访，我一般都是乘坐民航班机，但这时由于联合国实施的制裁，伊拉克已无国际航班进出，我就乘坐了民航专机，但专机去伊拉克，也要经过联合国661委员会的特许。开始，我们计划飞经土耳其上空，前往伊拉克，但出于某种原因，土方婉拒了。我们改变路线，从约旦入境，经沙特回国。

我们是11月6日上午9时离开北京的，波音767型飞机加足了油，连续飞行12个小时，于当地时间下午3时半抵达开罗。贝克也是当天上午到的开罗，正好下午离开。于是，在开罗机场，来访的中国外长“巧遇”了美国国务卿。

当时，美国还正在对中国实施所谓制裁，双方仍未恢复高层会晤。海湾危机发生后，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双方的联系和来往迅速增加。

实际上，开罗会晤已经是中美两国外长自1989年夏天以来的第四次会晤。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当天，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向中方介绍了美方的立场，并了解我们的态度。8月4日至5日，美方又派了助理国务卿所罗门来北京，就海湾局势与中方交换意见。布什总统还不只一次给杨尚昆主席写信，寻求中方的合作。贝克国务卿也多次致信或带口信给我。我和贝克在1989年7月柬埔寨问题巴黎会议和同年9月纽约第四十四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都进行了会晤。1990年9月，在第四十五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也见了面。在那次会见中，海湾危机问题是我们商谈的主要内容。美方本来想与中方就海湾危机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我们考虑根据当时的中美关系，单就海湾问题搞个联合声明不可取，没有同意。贝克曾就美国对海湾问题的一些重大的基本考虑与我单独交谈过。他告诉我，如果经过很多个月后，制裁仍不起作用，就不得不考虑使用武力。美国将要求联合国授权进行多边军事行动。如果联合国不授权，美国将不得不援引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单独行动。

这次开罗会晤，美方很想确切了解我们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动武问题上的态度。

在埃及方面的协助下，下午4时，我与贝克在开罗机场贵宾室会晤，谈了一个半小时。

贝克表示，十分赞赏中国在解决海湾危机中的作用。他说，美国无意在海湾永久驻扎陆军。危机消除后，美国会立即撤军，只保留1949年以来一直驻扎在那里的海军力量。如果我访问伊拉克时能使萨达姆认识到中国将最终支持通过决议，授权使用一切适当的方式执行安理会的决议，那么将增加和平解决海湾危机的机会。他又说，美国将继续执行已实行了三个月的制裁，并准备向海湾增兵以施加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如果制裁无效，希望中国不要阻挠授权对伊拉克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包括军事行动。

我向他说明，我此次出访的主要目的，是同有关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探讨和平解决海湾危机的可能性，没有什么“方案”，也没有授权进行调解，只是想在安理会决议的框架内对伊拉克领导人进行劝说。我将坦率地告诉他们正面临最后抉择，要么无条件从科威特撤军，要么就会遭受严重灾难。我说，目前海湾局势十分严峻，爆发战争的危险越来越大，同时国际上要求和平解决危机的呼声也在加强。中国政府对海湾局势深感忧虑和不安。

至于中美关系，我说，尽管双方存在着一些分歧，但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合作还是不错的。我们认为这对于海湾危机的和平解决是关键。我向贝克强调，只要和平的希望还存在，哪怕只有一线希望，国际社会就应力争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

我同贝克还就其他一些解决方案交换了意见。我告诉他，同许多阿拉伯国家一样，中方也认为把伊拉克侵占科威特同中东诸多问题一起解决是不现实的，这样联系也没有好处。但是，美国如能强调对中东问题的关切，将有助于解除许多阿拉伯国家的疑虑。这对争取阿拉伯人民会起到很大的作用，而不会转移人们对解决海湾危机的注意力。

对于有些国家正在酝酿的“部分解决方案”，贝克解释说，这是指伊拉克撤军，但换得整个鲁迈拉油田或布比延岛等出海口，或以科威特合法政府不民主为由不予恢复。贝克称，美国反对此类方案，因为这将是对伊拉克侵略行动的奖赏。他又说，也有人建议在伊拉克撤军后立即召开中东问题国际会议。对此，埃及等国坚决反对，认为这将使萨达姆成为解决中东问题的“英雄”。美国将恪守其对以色列安全所做的承诺，但也将同埃及、沙特、摩洛哥等国一起，推动中东和平进程。

会见中，美方最关心的，还是我们对安理会授权动武的态度。贝克认为，目前对伊拉克的制裁是历史上最严厉的，但不知是否能以此迫使伊拉克撤军。他问我，中方认为应该再给制裁多少时间，如制裁无效，是否即可考虑用其他手段？我回答说，人们很难对制裁奏效所需时间做出精确估计，各国所处的环境不同，看法也不同。中方希望，那些对世界有影响的大国，要看得远一些。和平解决所需要的时间，也许要长一些，但后遗症会少一些。我也问他，美国派军队进驻沙特时称其目的是保护沙特的安全，现在科威特埃米尔已要求美军解放科威特。美国若为此采取军事行动，能否将其限于科威特境内？贝克回答，要解放科威特，就必然需要对伊拉克本土采取军事行动。

通过这次会晤，我们基本了解了美方的意图。事实上，我同贝克还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讨论了如何改善双边关系，并就两国外长互访事达成了谅解。对此，他不愿对外宣布，我也不强求。后来，对外发布的消息，只是说双方就海湾问题举行了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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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过贝克之后，我就正式开始了对中东的访问。

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久有往来，东汉班超曾派甘英出使大秦，但止于条支。大秦是当时的罗马帝国，而条支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叙利亚一带。甘英最终未能到达他的目的地。

我多次访问过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但此次心情不同。战争的危险迫在眉睫，所有在战乱年代生活过的人，对和平都会格外珍惜，深知战争的残酷。和平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应该放弃。

11月7日上午，我在开罗先后会晤了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和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马吉德。中国和埃及的关系友好，两国领导人也交往多年，谈话进行得坦诚而无拘束。埃方表示，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是蓄谋已久的事件，并采用了欺骗手法。7月24日，穆巴拉克总统访问了伊拉克、科威特、沙特三国。在与萨达姆会谈中，曾被告知，伊拉克不会对科威特采取军事行动。穆巴拉克将此转告科威特领导人，并与沙特法赫德国王一起，安排了伊科两国领导人在吉达的会晤。就在会晤的第二天，伊拉克却开始攻打科威特。埃及从危机一开始就规劝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和恢复科威特合法政府，但屡遭拒绝。目前局势非常危险，美国拥有巨大的军事力量，如果发动进攻，伊拉克是没有还手机会的。在这一点上，萨达姆的助手没有向他提供正确的信息。因此，埃及方面希望，我能使萨达姆认识到局势的严峻，让他明白，不撤军对其本人和伊拉克整个国家，都会带来巨大灾难，而目前不采取灵活态度，伊拉克面临的只能是军事打击。

我答应埃及方面，将向伊方指出保全自己国家的出路。我也希望埃及利用自己在中东地区的影响，继续为和平解决危机做出努力。我问穆巴拉克，如果战争爆发，中东地区是否将长期陷入动荡？他回答说，如发生战争，将涉及整个地区，但以色列不会卷入战争。我又问他，有没有可能不采取流血方式解决危机？他回答道，伊拉克撤出科威特。现在的问题是，不是没有保全伊拉克面子的设想，但萨达姆不接受任何理智的做法。如果他不响应国际社会的呼吁，将遭到沉重打击，那样科威特被占领的问题就解决了。　　

当天傍晚，我们离开埃及开罗，飞往沙特西部的小城塔伊夫。塔伊夫是座山城，气候舒适，环境宁静，是沙特的避暑胜地。我们的机组成员都没飞过那里，飞行员只好查着航图飞过去了。

伊拉克入侵并占领科威特后，科威特的王公贵族都逃到这里，被安置在当地的一家高级旅馆里，整个政府也随之搬了过来，一个大臣一套房间，同时也就是一个政府部门。往日的豪华气派，已荡然无存了。

当晚，我会见了科威特埃米尔贾比尔和王储兼首相萨阿德，听他们诉苦。

贾比尔看起来身体较弱，说起话来声小气虚，缓慢无力。他谴责伊拉克领导人背信弃义，蓄意侵占科威特，拒绝执行安理会所有决议。他说，世人不能接受伊拉克侵占科威特，伊拉克企图从地图上抹掉科威特是绝对办不到的。萨达姆利用阿拉伯的名义，在玩弄手腕，因此，由阿拉伯国家提出解决危机的方案是毫无价值的。萨达姆正在屠杀科威特的人民，如此下去，要不了多久科人民就会被消灭。不能再给伊拉克更多机会了，要向它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其执行安理会的决议。

我向他重申，中国坚决支持科威特合法政权，非常同情科威特所遭受的巨大灾难。伊拉克的所作所为，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处境非常孤立。伊拉克玩弄的小手法，比如释放几个人质，并不能缓解它的困境，只有从科威特撤出军队才是出路。如果伊拉克执意走向自我灭亡的道路，那是咎由自取。

大概由于身体的关系，贾比尔讲话不多，会见进行了35分钟就告结束了。

随后，我与萨阿德王储继续会谈。萨阿德身体健壮，血气方刚，讲起话来慷慨激昂，显得相当愤懑和顽强。他围绕安理会是否应采取新的强硬措施以迫使伊拉克撤军问题，阐述了科方的意见和愿望。他表示，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来，安理会通过了多项决议，但经济制裁的效果甚微，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科威特是个小国，危机日趋严重，不能久拖。安理会应考虑采取新的措施，迫使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希望中国在内的友好国家，采取一切方式挽救科威特人民。

我回顾了中国投票赞成并严肃负责地执行安理会十个决议的情况，并对他说，对伊拉克的制裁正在发挥作用，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作用会越来越大。

也许他觉得我对“采取一切方式”没有表态，马上又拐个弯，提出联合国应定出制裁的时间表，或者讨论新决议案，提出迫使伊撤军的措施。他问我，中方是否更愿意确定制裁时间？这时，陪同会见的科威特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巴赫插话说，希望中国不要作为调解人出现，而要使伊拉克领导人明白，伊拉克必须执行安理会决议，才能避免灭亡的命运。

我对此表示同意。我告诉他们，已同美国国务卿贝克就此达成一致意见，不会给伊拉克任何可利用的空隙。

王储似乎没有理解外交大臣插话的用意，仍然发问，如果萨达姆不执行决议，安理会是否将讨论采取迫使伊拉克执行决议的措施？我笑了笑说:“我想会的。”王储明白了我的意思，感到满意，就没有再提什么新的问题。谈话也就此结束。

会见了科威特领导人之后，我又连夜赶往沙特首都利雅得，抵达时已是午夜时分。

第二天下午，我同外交大臣费萨尔举行了会谈。他向我表示，沙特不希望战争，正在努力争取和平，现在是战是和，完全取决于伊拉克。但目前的事实说明，伊拉克并不想从科威特撤军。沙特希望中国支持必要时采取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一切措施，迫使伊拉克撤军。费萨尔还强烈批评了约旦、巴勒斯坦、也门对海湾危机所持的立场。我向他通报了会见贝克、埃及和科威特领导人的情况。我明确地表示，中国将根据一贯支持正义的立场，继续做出努力。

11月9日晚上，我又飞往约旦。第二天上午，与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卡西姆进行会谈，中午会见了国王侯赛因。

约旦对此事的态度，与埃及、沙特、科威特并不完全相同。约旦领导人向我表示，约旦也一直呼吁伊拉克撤军，并立即释放人质，主张危机应在国际框架中和阿拉伯范围内解决。问题是，有些方面施加了巨大压力，使和平的努力无法继续下去。有人推动阿拉伯国家采取行动，其目的是企图霸占地区资源。

侯赛因国王还抱怨说，国际社会只对伊拉克一味实行禁运，无人同其对话。接着，他表示了对中国原则立场的赞赏，还希望我能以更好、更易为伊方接受的方式，与伊拉克领导人展开直接的对话。

我向他们指出，中国在海湾危机问题上并无私利，只是希望危机能和平解决。海湾危机如能较好地解决，将为解决中东其他问题创造条件。我还强调，如发生战争，对伊拉克将是毁灭性的灾难，伊拉克的邻国也会受到牵连。当前，国际社会对解决海湾危机已有共识，如果伊拉克能采取一些灵活行动，尤其是在撤军问题上有明确表示，将有助于国际社会争取和平解决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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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中午，我飞抵巴格达。由于实行制裁，巴格达的机场空荡荡的，看不到一架飞机，与半年前我到巴格达时所见到的飞机起降、人群川流不息的繁忙景象，已经完全不同了。

当天中午和晚上，我与伊拉克副总理兼外长阿齐兹接连举行了两轮会谈。虽然在一个穆斯林国家，阿齐兹却是一个基督徒，他担任外长多年，被认为是萨达姆的亲信。

我先向阿齐兹介绍了我此次访问的情况，包括与科威特领导人和美国国务卿贝克会晤的情况。我告诉他，占领科威特是不可接受的。现在局势严峻，战争随时可能爆发，而战争将是一场灾难，伊拉克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选择。国际社会希望和平解决海湾危机，为此，伊拉克应在撤军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态度。

阿齐兹讲了一大通伊拉克攻打科威特的理由，认为科威特故意压低油价是对伊拉克发动经济战，又说中东地区最危险的不是 8月2日伊拉克攻打科威特的事件，而是巴勒斯坦问题。会谈中，阿齐兹最关心的，还是美国是否会真的动武，以及中国对安理会可能授权动武的态度。

我向他重申了中方对解决海湾危机的原则立场，并对他说，我们支持由联合国召开中东问题和会，但把海湾危机与中东其他问题联系起来是很困难的。我告诉他，美国动武，也并非一定要经过安理会授权。贝克已经有过这样的暗示。

在我与阿齐兹会谈时，伊方有两个速记员，轮换着记录，交替着出去，估计是在随时打印记录，立即上报。可见萨达姆并不是不了解情况，相反，而是时时刻刻在了解动态，亲自掌握着一切。

12日上午，我去见萨达姆。伊方派来两辆车，把我们接去。车上没有什么标志，但一路通行，开得飞快。车子开到一个看起来像是兵营的地方，停了下来，请我们下车，进到里面先休息一下。然后，换了另外的两辆车，开车的人也都换了。车子又飞跑了一阵子，才到会面的地方。

大约在11时左右，我见到了萨达姆。在那年的3月初，我访问伊拉克时，曾见过萨达姆。不过，这次他一身戎装，腰上还别了一把手枪，让人感到几分战争将临的气氛。差不多两个小时的会谈中，中间曾有片刻休息，那时，他才把手枪取下，放在桌旁。

我首先向他表明了中国政府对海湾地区紧张局势的关切，希望能和平解决危机。我说，目前爆发战争的危险越来越大，想听听他的看法。

萨达姆说起话来，没有客套，直截了当，但强词夺理，不时显出蛮横之态。

他说，科威特自古以来就是伊拉克的一部分，就如同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接着，他详细讲述了伊、科的历史关系，并称伊拉克从未在法律上正式承认伊、科边界。他对科威特政府提出了种种指责，说“8?2”事件前，美国等西方国家就对伊拉克施展阴谋，而科威特与美国、以色列有勾结。又说，别看科威特人口少，力量弱，但拥有经济优势，可以用经济战搞垮伊拉克，所以，“8?2”事件是伊拉克的自卫行动。

萨达姆还说，中东地区的根本问题是巴勒斯坦问题，处理中东地区问题，应采取同一个标准而不是双重标准。当前的问题应同美国撤军、停止制裁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联系起来。伊拉克一直是为实现和平而准备做出牺牲的本地区的重要国家之一。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气氛中，伊拉克愿意以开放和大方的态度，与各方进行对话。在没有事先得到保证的情况下， 伊方的任何灵活态度，都可能导致严重后果。

对他把科威特说成如同香港属于中国一样，我严肃地指出，香港问题完全不同于伊、科关系。香港一直是中国的领土，只是被英国通过鸦片战争霸占了一百多年。即便如此，中国仍是采取和平方式与英国谈判，最终达成了解决香港问题的协议。而伊拉克与科威特有外交关系，互设使馆，都是联合国成员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成员，无论如何，伊拉克军事占领科威特是不能接受的。

我对他说，中东问题从长远看，都应解决，但当前迫切的问题，是由于伊拉克占领科威特而形成的紧张局势，正使战争的危险在日益增大。

这时，萨达姆转换话题问我，美国是否真的要打仗？

显然，像阿齐兹一样，这是他心里最关心的问题。

我说，一个大国，集结了几十万大军，如果没有达到目的，是不会不战而退的。

我告诉他，中国不准备提出方案或充当调解人。为了避免战争，应当由伊拉克自己提出解决方案。

谈话中，萨达姆没有表示出任何愿意撤军的意思，但陪同会见的阿齐兹告诉我，此次萨达姆的表态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灵活了。至于萨达姆说希望进行平等对话，阿齐兹私下向我解释说，这可以先从小范围对话开始，如包括伊拉克、沙特在内的三四个阿拉伯国家，伊拉克也愿同美国开展对话。

如今看来，萨达姆后来的一系列战略失误，都是基于当时的一个错误判断，以为只要伊拉克做出一些缓和姿态，美国就不会真的动武。

12日，我还应约会见了巴勒斯坦国总统阿拉法特。阿拉法特强调，海湾危机应在阿拉伯和国际组织范围内和平解决。美国不仅要打伊拉克，而且还要摧毁阿拉伯的经济、军事力量。美国控制海湾石油资源，也是为了对付欧洲、日本、苏联以及中国。为此，美军将在海湾地区长期驻扎。他认为，应以互让的精神解决伊科争端。阿拉法特还说，他不要求同时一揽子解决中东的所有问题，但应有个协议，先从科威特问题着手，然后召开国际会议，按先后顺序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其他问题。我理解阿拉法特希望早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迫切心情，但他想把巴勒斯坦问题同海湾危机挂钩是不现实的。

结束了对伊拉克的访问，我于当晚再赴沙特，在吉达分别会见了沙特国王法赫德和外交大臣费萨尔。

我先向费萨尔通报了访问约旦、伊拉克的情况，主要是萨达姆的态度。费萨尔逐一驳斥了萨达姆的观点，惟一没有驳斥的，就是美国在阿、以之间奉行双重标准的问题。费萨尔重申，海湾危机没有阿拉伯的解决办法，只能依据国际法解决。

法赫德国王会见我时，已是晚上10时30分了。法赫德首先谈到的是沙中两国关系和沙特外交政策，然后才转到海湾危机。他显然已经了解我与费萨尔的会谈情况，有针对性地谈了几个问题。

对于伊方所说愿同沙特对话，他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前后，他曾多次与萨达姆联系，试图阻止入侵。后来，又多次促使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但萨达姆始终不愿同他见面。他强调，伊拉克侵占科威特是个严肃的原则问题。阿拉伯和国际社会没有人会接受这个结果。他还批评萨达姆故意混淆科威特问题和巴勒斯坦问题的不同性质，认为巴勒斯坦问题是个民族独立的问题，而科威特问题是一个阿拉伯国家对另一个兄弟国家的侵略。法赫德还以萨达姆处理同伊朗关系为例，说明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并不会是件难堪的事。萨达姆如果想找出路，就应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无条件从科威特撤出。

我向他介绍，萨达姆曾表示，如果得到一些保证，伊拉克可以采取灵活态度，但他没有明确说想得到什么保证。法赫德听后，若有所思地说，萨达姆如果想得到保证，是让伊拉克人民不受损害，那也是大家所希望的。但事到如今，如果萨达姆是个负责任的人，就应该做出个人牺牲，自己躲到世界的某个地方去。事情是他干的，也只能由他自己去纠正。　　　

会见后，费萨尔外交大臣陪同我直接赶往机场，专机起飞时，已是13日凌晨。至此，我的中东之行算是结束了。

这次中东的穿梭访问，使我进一步感到，阿拉伯各国在这次海湾危机中立场不尽相同， 一时难以采取一致行动，来化解危机。而萨达姆留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打着维护阿拉伯利益和支持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旗号的有野心的冒险家。当伊朗内部出现混乱时，他乘人之危，打了八年两伊战争。这次入侵科威特，更是公然背信弃义，以强凌弱。但他对形势估计错了。

看来战争已经不可避免。

我们通过外交渠道，将我这次出访的情况，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各方的反应是积极的，认为这次访问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严肃负责的精神，为和平再次做出了努力。

我访伊后不久，伊方也摆出了一些缓和的姿态。萨达姆发表讲话，表示希望进行对话，愿分批释放伊拉克扣留的所有西方人质。他有关准备为和平做出牺牲的说法，曾引起了外界的一些揣测。不过，萨达姆到头来，没有任何实质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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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北京不久，我就收到了贝克的一封信。信中说，他本人对我们在开罗的会谈感到非常满意，布什总统在听取汇报后，也有同感。美国正在考虑下一步骤，希望能很快再次与我接触。同一天，我们通过驻美使馆，向美方通报了我访问伊拉克的情况。

11月20日下午，贝克又从法国巴黎打来电话。主要是谈两件相互有关联的事，一是美国要在安理会搞个事实上是授权动武的决议；二是希望我出席将于11月28日举行的安理会部长级会议，并邀请我会后正式访问华盛顿。

贝克国务卿多年经商，又担任过政府财政部长，所以无论办什么事，都如同做生意，喜欢“做个交易”。他把两件事连在一起，显然也是一桩交易。

贝克说，美国正考虑在安理会通过一个决议，授权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来解决海湾危机。决议中不会出现“使用武力”的措辞，但包含这样的意思。到目前为止，已有十个安理会成员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和六个非常任理事国表示赞成这种做法。美方希望中方也能投赞成票，至少不否决。

他说，知道中国政府需要时间仔细考虑，但希望我能给他一点暗示，即中国政府将以肯定、积极的方式处理此事。如果中国要行使否决权，那美国就不会向安理会提出这一决议。美国不愿看到所提出的决议被否决。

我说，在当前海湾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和平解决和政治解决的呼声很高，国际社会应保持并加强对伊拉克的政治、外交和经济的压力。把对一个国家采取战争行动这样重大的问题提到安理会讨论，应当十分慎重。对于决议案，在中方没有看到案文之前，不能给予明确答复。

贝克听后，当即在电话中将草案念给我听。在案文的执行部分第一段中有两个括号，即两种用语的选择：（一切必要手段）和（一切必要手段，包括武力）。

贝克在电话中还提出，希望我能前往纽约，参加11月28日至29日的安理会成员国部长级会议，并邀请我在会后正式访问华盛顿。贝克说，如果中国能对美国提出的决议案投赞成票或不加以否决，将为我访美创造合适时机。他进一步表示，我对华盛顿的正式访问，将是两国恢复高级互访的良好开端。布什总统将于12月1日出访拉美，有可能在11月30日会见我。贝克还说，他本人也期待着明年到中国访问。

我们分析，美国政府力图在11月美方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通过一个新决议案，使联合国授权必要时可以对伊拉克动武。为换取中国赞成或不否决美国的议案，主动邀请我正式访问美国，说明美方在这个问题上有求于中方，但又企图把中方对这个议案的态度与恢复中美正常关系紧密挂钩。

中国在外交上一向坚持原则，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也越来越有影响。在目前的海湾危机中，中国主持正义，力争危机能够和平化解，但我们反对战争，并不是支持萨达姆的侵略行为。 中央决定，中国将对决议草案投弃权票。这时也是推动中美两国恢复正常关系的有利时机，于是，我们在11月24日答复美方，我将出席安理会部长级会议，并在会后应邀正式访问美国。

贝克因为喜欢“做交易”，自然也擅长“讨价还价”。美方得知我接受邀请后，马上又改变了态度。11月25日下午，美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贝霖急急忙忙地跑到外交部，转交一封贝克给我的信。在信中，贝克除再次强调我参加安理会部长级会议的重要性外，又说，由于没有邀请所有安理会成员国或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外长访问华盛顿，因此，希望在纽约双边会晤之后再宣布我对华盛顿的访问。贝霖还补充说，美方希望中方能投票赞成美国的提案，如果中方投否决或弃权票，那将对我访美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美国方面出尔反尔，提高了要价，把访美安排与投赞成票挂钩。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在双方的外交谈判中必然会有某种互谅互让的做法，这是很自然的。对各方来说都有取有予才能达成协议，但决不能说话不算数，搞小动作。

我们当即回答，美方违反了11月20日两国外长电话谈话达成的协议，并要求美方查阅并确认我与贝克的谈话记录。同时表示，美方如改变立场，我就不去开会了。

26日美方态度软了下来。贝霖又转述贝克的话，认为中方对11月20日电话的理解是准确的，但美方仍强烈希望中国投赞成票。贝霖还解释说，美国国务院的低级官员由于不了解情况，前一天给他发来的指示是错误的。

11月27日，布什总统又分别给江泽民总书记、杨尚昆主席、李鹏总理写了内容相同的信。中心意思是，希望我们支持美方提出的决议草案，并说，即将进行的安理会投票表决以及我对美国的访问，将为实现双边关系的重大进展提供决定性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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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我们乘CA981航班离京赴纽约，随同我去参加安理会会议的有外交部美大司司长张毅君、亚非司司长王昌义、国际司司长秦华孙等共十人。那天，北京有大雾，航班一再推迟，似乎预示着此行还不会一帆风顺。

飞机到中午才起飞，抵达纽约时已是半夜。美国国务院来接机的官员告诉我们，贝克正在饭店等候。

我们一行来到华尔道夫饭店，走进会客室，只见贝克等美方官员坐满了一屋子。

会谈中，美方仍是想在投票前夕劝说中方投赞成票。我对贝克说，动武事关重大，必须慎重。对美方来说，采用军事手段，问题解决得可能快些；而使用和平方式，也许需要更长些时间。但是，战争方式造成的损失会比较大，后遗症会有很多。接着，我说，中国人民对当年美国以联合国军的名义进行的朝鲜战争记忆犹新；美国现在仍在对中国实施所谓制裁，而中美关系尚未恢复正常。在这种情况下，中方对有关决议，不予否决，已是最大的照顾了。

投票当天上午，在我忙于会见一些国家的外长时，贝克又多次打电话给我，转达布什总统的口信，继续劝说中方对决议投赞成票。

中方的投票立场已经确定，不可能再改变，我拒绝了贝克的要求。

下午3时40分，安理会部长级会议开始。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讨论和表决美国提出的第678号决议案。草案的关键内容是：除非伊拉克在1991年1月15日或此前完全履行安理会各有关决议，否则授权同科威特政府合作的联合国会员国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并执行安理会有关决议。

那天会场上的气氛很紧张，不仅旁听席坐满了人，连两边的走道上也站满了人。大家最为关注的是中国的态度。如果我们投了否决票，决议案就通不过了。

5时30分，我就中方投票立场做了解释性发言。首先表明中国既反对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又主张和平解决，反对诉诸武力的原则立场。接着，我在发言中指出，中国在海湾地区没有也不谋求任何私利，惟一关心的是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因此，中国力主和平解决海湾危机，这样做时间可能长一些，但造成的损失可以小一些，后遗症也会少一些。一旦爆发战争，各有关方面都将蒙受重大损害，不仅对海湾国家，而且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以及对世界经济都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我说，这个决议草案采用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的措辞，实质上是允许采用军事行动，而这一内容有悖于中国政府力主和平解决的一贯立场，因此，中国代表团难以对这项决议案投赞成票；另一方面，海湾危机是由于伊拉克入侵和吞并科威特而引起的，伊拉克至今未在从科威特撤军这个关键问题上采取实际行动，这项决议草案同时也要求伊拉克充分遵守安理会660号决议和其他有关决议，也就是要求伊拉克立即从科威特撤军，对于这一点中国是赞成的，因此中国对这个决议草案也不投反对票。

这个决议案，最后以12票赞成、2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了。

中国投了弃权票。古巴和也门投了反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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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贝克宴请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外长，表面上谈笑风生，底下却通过工作人员通报说，明天去华盛顿，因为布什总统忙于处理海湾危机，不能安排时间会见我。当晚，美国务院也如此通知了中国驻美使馆。

我们判断，惯于“做交易”的贝克，显然是觉得这次“交易”中，自己亏了，心有不甘。

此时，如果我们赌气不去访问，会显得有点小家子气了；去了华盛顿，总统不见，也不合适。大家商量的结果是，去还是要去，去了还要见到总统。

为此，我国驻美大使朱启祯星夜驱车从纽约赶回华盛顿，于午夜3时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通了电话。斯考克罗夫特于凌晨6时答复称，欢迎我按原定时间访问华盛顿，布什总统期待着与我会晤。

我们于11月30日上午9时30分由纽约乘飞机抵达华盛顿。11时与贝克举行会谈，随后他设午宴欢迎我。

会面时，他告诉我，布什总统将于当日宣布邀请伊拉克外长阿齐兹访美，并准备派贝克本人去伊拉克见萨达姆。我说，美方的这一步骤是重要的，有积极意义，我们支持。我在访问巴格达时，伊方曾非正式地提到希望与美国直接对话。我在前一天也曾建议，最需要做的事情是与萨达姆本人谈。贝克称，他把我的意见当面告诉了布什总统，这也是布什总统做出这些决定的原因之一。

他还向我解释了有关会见布什总统的安排。他自我解嘲说，由于中国未投赞成票，他个人觉得，安排布什总统会见似乎不妥，不过，现在这些事都过去了，布什总统已决定会见。我听后笑了一下，转换了话题，对他说，美国为争取安理会通过决议，国务卿先后访问了12个国家，和这些国家的外长会晤。美国强调中国作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起着重要作用，却不到中国去访问。我向你发出过到中国去的邀请，结果只接到你一个电话，电话交流是容易发生误解的。我仍欢迎你到中国去访问。

11月30日下午1时40分，贝克午宴结束后，我乘车直接去白宫会见布什总统。

与布什总统的会见，进行了45分钟。布什表示，他重视美中关系，希望两国关系逐步改善，直至恢复高级领导人的互访。对于中国投弃权票，虽感到失望，但也要感谢中国在海湾问题上同美国的合作。弃权也使决议生效了，这才是重要的。

我对他说，中美在海湾问题上进行了很好的合作，中国对安理会十个有关决议都投了赞成票。中国这次做出投弃权票的决定，是很不容易的。中国领导人曾就此进行过反复考虑。

我又向他介绍了访问伊拉克的情况。我说，在敦促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的问题上，中美没有分歧。中美今后在国际事务中要进行合作的领域还很多，尽管两国处境不同，对问题采取的态度和方法不同，但双方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还是能找到共同点的。

这次访问结束前，我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会上记者的提问大都集中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并对布什总统会见我的安排感到惊奇。

2002年10月，我陪同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时，在老布什总统的图书馆会见了很多老朋友，其中就有斯考克罗夫特。我们谈及海湾危机时，还回忆起这段12年前的往事，大家都记得很清楚。我对斯考克罗夫特说：“对不起，那天把你从睡梦中吵醒了。”大家都笑了。

虽然第678号决议在安理会通过了，但世界上多数国家还是希望能够避免使用武力。在美国和伊拉克未能就两国外长互访的安排达成协议后，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有意去见萨达姆，为和平解决做最后的努力。他希望中方能给予协助。得到这个消息时，我正在海南岛出差，当即让外交部指示驻伊大使郑达庸，约见伊拉克外长阿齐兹，转达了秘书长的意愿。伊方同意秘书长去访问，但德奎利亚尔最后的斡旋也没能成功。

第一次海湾战争至今已过去了12年。当时，萨达姆错估了形势，不听各方劝说，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做出了一个不明智的决策，没有遵照安理会的有关决议从科威特撤军，结果遭受到军事打击，使自己的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巨大苦难。不想，事情还未完结，在撰写本篇之时，战争再次降临了伊拉克，萨达姆的统治被推翻。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的古老土地，又一次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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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十记》（钱其琛）】[第四章加注至10月30日]

在第六章里钱外长讲到了日本明仁天皇夫妇访华。在明仁登基之前，1989年2月，老天皇裕仁病亡。钱外长借参加葬礼之机，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实现重大突破。从时间和内容相关性上考虑，在第六章后注第四章是驴子比较乐意的。

此章时间上浓缩于1989年到1990年，篇幅不长，却集中了对日和对东盟外交这一我国周边外交的主要组成部分。

1989年2月23日至25日，我作为外长以中国国家主席特使的身份，赴日本出席裕仁天皇的葬礼，在东京停留了一天半。除了参加葬礼活动和同日本政府领导人接触外，我同前来参加葬礼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就中、印尼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了会谈，达成“三点一致意见”，从而打开了关闭23年之久的两国外交关系的大门。这条消息一时成为东京各媒体的头条，引起了广泛关注。有的评论说，中国在日本东京进行了一场成功的“葬礼外交”。

利用参加别国独立、国庆等重大节日或其领导人生日、上任日、婚庆、葬礼等特殊日子的场合展开外交工作，在国际外交界屡见不鲜。相关内容介绍另开专文。仅仅就中国进行的葬礼外交，刚刚注过的第一章里，就有了三次。(参加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葬礼)

“国家主席特使”、“中国政府特使”还有曾经出现过的“国家主席特别助理”，将会在适当地方作为专文发出。

先说说在东京参加葬礼的情况。

1989年2月24日上午，裕仁天皇葬礼在东京新宿御苑举行。新宿御苑坐落在东京新宿区和涩谷区之间，是一座大型的国家公园。江户时代，属于信州（今长野县）高远藩主内藤家的领地。当时由于玉川上水经过，被称为玉川园。1872年，那里作为农业试验场而被收为国有土地，1879年，又成为宫内省管辖的新宿植物御苑。1906年，由一法国人设计，建成了一个法式庭园，面积为58万平方米。整个御苑包括西洋式庭园、日本式庭园、儿童游乐场，还设有温室。1949年，这里成为国家公园，对外开放。天皇去世后，天皇葬仪委员会就在新宿御苑内专门搭起一座黑白双色的帐篷，作为葬礼的主会场。

那天，天皇的葬礼从上午7时30分开始，持续到晚上8时50分，一共进行了13个小时20分钟。

仪式分两部分，先是宗教仪式（注），只由皇族人士参加，现场用一块大幕布隔开；然后是“大丧之礼”，也就是国葬，由明仁天皇、首相、议长等致悼词，外宾悼唁。

据报道，为保证葬礼的顺利进行和来宾的人身安全，日本警方出动了3.2万名警察，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戒备措施。东京街头，尤其是皇宫和葬礼主会场周围，可谓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记得当天清晨，天空灰暗，细雨蒙蒙，东京的早春天气，还是相当寒冷的。在大帐篷内等待的外宾，都穿上了大衣，竖起衣领，日方特别备有暖手纸袋，发给客人。

上午9时30分，灵柩车从皇宫出发，经国会议事堂、赤坂御所等驶向新宿御苑。10时10分，灵柩车抵达新宿御苑。在新宿御苑先举行皇族参加的宗教仪式，明仁天皇及皇室成员供奉祭品，并向裕仁天皇遗体告别。

然后，“大葬之礼”开始。明仁天皇、竹下首相、众议长、参议长、最高法院长官（院长）等先后致悼词。随后，各国参加葬礼的贵宾，按唱名前往灵柩前默哀致意。葬礼结束后，数十名礼宾人员抬着灵柩，缓步走向新宿御苑门口，将灵柩抬进灵车，直驶东京的皇族武藏陵墓地入葬。

君主制国家皇(王)室规制繁杂，仪式内容就不去评注了。与已注各章类似，还是先简介一下背景和有关人物。

日皇裕仁，生于1901年4月29日，1916年被册封为皇储，1926年登基，年号“昭和”，1945年宣布战败投降，1989年1月7日病亡，时年87岁，在位62年，是日本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天皇，也是世界上最后一位去世的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家元首。其子明仁即位，改年号为“平成”。

正是在裕仁在位期间，日本发动了长达14年的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额巨大深重的灾难。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我东三省；1937年，芦沟桥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该年12月13日起，侵华日军占领我首都南京，发动了长达6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至少30万中国军民惨死在日本人的刺刀机枪下……战败后日本国内外都有人主张追究他的战争责任。他曾说过，从他执政到战争结束，实际上只有两个重大的个人决定是他自己作出的，一次是1936年“2.16”事变后他力主惩办发动叛乱的少壮派军人，另一次是1945年8月14日的御前会议上宣布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1946年1月1日，发布诏书宣布天皇是人不是神。一年后的日本新宪法明确，天皇仅作为日本国的象征存在。如果不是因为侵略战争，裕仁可能是个不错的植物学家。这些话绝无替裕仁平反之意，相反，他作为侵华战争的罪魁祸首之一，罪无可赦。另一方面，裕仁执政早期确有某种程度上的受胁迫；从日本角度上看，战争末期比较清醒的宣布投降从而避免情绪化的顽抗导致的亡国灭种；战后技巧性的保持了皇室却又推翻了千百年来天皇一直被奉为神灵的传统；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多次会见中国领导人，“对过去一段不幸历史表示了反省之意，关心并希望中日两国发展长期睦邻友好关系。”

若有可能，身在东瀛的萨苏、我服等兄希可代为补充。

另外插句话，裕仁遗孀良子皇太后2000年6月17日病逝，享年97岁。良子1903年生，14岁时成为裕仁的配偶，23岁成为皇后。依照日本有关规定，皇太后的葬礼不采取国葬仪式，而按皇室仪式处理。

当天晚上，竹下首相在赤坂迎宾馆举行招待会，对前来参加葬礼的各国贵宾表示感谢。

竹下登，1924年2月生，1958年当选为众议院议员，1987年11月起任日本国第74任首相，1989年4月因利库路特贿赂案丑闻下台，2000年6月19日因呼吸道疾病逝世，此前，竹下派的继承人、首相小渊惠三2000年5月14日中风突然死亡。竹下对华友好，1988年访华时确定了数额巨大的第三批贷款；下台后在西方国家制裁中国时，仍力主日本要“坚持政治承诺”。

值得注意的是，葬礼前夕，日本国内出现了不少否定日本侵华战争侵略性质和为裕仁天皇开脱战争责任的言论。裕仁逝世后，日本媒体大量报道其生平事迹，渲染裕仁如何与国民“同甘共苦”、关心国家和平繁荣的“崇高品德”。2月14日，竹下首相在国会回答在野党议员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责任和性质的质询时，竟然表示，上次大战是不是侵略，应由后世史学家来评价。同日，日本内阁法制局长官味村治在国会答辩时也说，不论从国内法，还是从国际法看，裕仁天皇都是没有战争责任的。这是日本政府第一次有关裕仁天皇不负有战争责任的表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立即做出反应，强调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过去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日本当局理应采取尊重历史事实的正确态度。任何模糊战争性质、推卸战争责任的言行，都是违背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原则及精神的，也必将伤害中国和亚洲其他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感情，归根到底，对日本自身也是十分不利的。

我国人大常委、著名历史学家刘大年还对日方推脱战争责任的言论进行了批驳。

刘大年(1915－1999)，历史学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曾任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是第四至七届全国人大常委。

事实上，天皇裕仁是侵华战争的元凶。他从小受武士道精神教育，1921年11月起摄政，1926年11月即位。日本于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制造伪满洲国，于1937年发动长达八年的侵华战争，所有这些，都是在裕仁天皇作为日本最高统治者和军队统帅时进行的，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国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最大受害国，我国派不派人和派什么人去参加天皇的葬礼，一直是各方面关注的焦点。

不少群众和海外侨胞纷纷来信、来电，要求中方出席天皇葬礼的规格不要过高，有的甚至建议不要派人出席。一些反华分子，更是借题发挥，别有用心地对中国进行谩骂和攻击。

中国外交部长作为国家主席特使参加日皇葬礼，礼节上算过得去，个人感觉有拔高之嫌。不过仅从作为其积极后果的与东南亚国家实现正常化上来说，正面意义还是大得多。

经多方权衡和考虑，中央决定由我作为外长以国家主席特使身份参加葬礼。这一决定既顾及了国际上正常的外交礼仪，也考虑到广大群众包括海外侨胞的感情。对此，国内外反应正常，大都予以理解。日本官方人士也表示日本重视对华关系，感谢中方派人出席葬礼。

关于钱外长此次出席葬礼的国际背景方面：1989年1月，“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老布什当选为美国总统。2月，首次作为美国总统亮相国际舞台的老布什参加裕仁葬礼后立即访华。(老布什是第一位就职总统后先访问太平洋而不是大西洋国家的美国总统，这还真是“沾”了裕仁的“光”。) 值得注意的是，3个月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即将访华并使得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此期间中美苏“大三角”的互动频繁，在社会主义阵营普遍不稳的89年，格外引人注目。如果不论东欧的糟糕局势，在中苏和解的局面下，美国的棋并不太好下，日本作为美国太平洋方向上的大前方，随时出来做些小动作，并非什么难以预料的事情。老布什一方面向邓公保障中美关系不会由于戈氏访华而被削弱，一方面会见在京的西哈努克向苏联继续施加压力。在老布什上台的这第一个月，其对外政策班子还欠完整，彼时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甚至都未任命。老布什在位初期并未使人感到世界级领导人的魅力，但是其后眼花缭乱的国际大事中却显现出其成熟务实的外交作风。老布什任期仅4年，但结束冷战和创建“世界新秩序”已给了他足够的荣誉。值得一说的是，相对于咄咄逼人的里根，老布什柔软的外交身段、温文尔雅的风度气质和在京工作过的经历使中国尤其年轻人的“哈美”热情急遽高涨。关于美国及老布什，前者钱外长在第六章《黑云压城》中提及对华制裁，第九章《涉台外交》中提及李登辉访美等；其余和后者多在第三章《飞往巴格达》中讲述。对美外交无处不在，其实贯串始终，几乎总是能在毫不起眼的地方找出中美推手来。对美和老布什在位时的中美交往，考虑今后专门小注。

由于中国以及国际社会对日方为裕仁天皇开脱战争责任表示出了强烈不满，2月21日，竹下首相紧急召集内阁主要成员商讨对策，决定通过外交渠道向有关国家说明情况，以求得谅解。

对日外交一向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中之重。此书中关于对日，着重讲的不过是第六章中突破制裁和本章的天皇葬礼。实际中的中日关系复杂多变，几段话也讲不明白。这里就事论事的说，自民党长期执政的情况下，党内有派，到本章此节为止时，大概有5大派系，分别是：1.岸信介?D福田赳夫－安倍晋太郎－森喜朗－小泉纯一郎；2.池田勇人－大平正芳－铃木善幸－宫泽喜一－加藤弘一；3.佐藤荣作－田中角荣－竹下登－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4.河野一郎－中曾根康弘－渡边美智雄；5.三木武夫－河本敏夫－海部俊树。竹下派基本是重视对华外交的，除前所述之外，桥本龙太郎1991年初访华，成为89年后首位访问中国的西方国家高级官员，这都是值得肯定的。

多插一嘴，现实中日“政冷经热”，有国际大背景和中、日国内因素双重作用的小背景影响，所谓“知中派”的日本政治家渐渐凋零，大概位居高位的只有自民党前总裁、前副相兼外相的现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了，在日趋强硬的民情下日子并不好过。

次日，日本驻华大使中岛敏次郎就竹下首相在国会答辩事向中方做了说明。他表示，竹下首相对过去那场侵略战争曾做过明确表态，至今没有任何变化。竹下首相的认识是：一、日本过去通过战争给邻近各国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害。对日本的上述行为，国际上认为是侵略战争并进行了严厉批判，这是事实，日本要充分认识这一事实；二、日本政府对过去行为的认识，曾在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中表述过，这一认识至今毫无变化。对侵略的事实是不能否认的；三、日本作为和平国家，为了不使这样的事情重演，将为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

2月24日，我在东京饭仓公馆会见日本外相宇野宗佑时，他代表日本政府，再次对竹下首相在国会关于过去战争问题的答辩未能表达真意表示遗憾，强调日本对战争性质的认识已写进日中联合声明，并说首相对此问题的表态没有任何变化。我说，中日关系发展到今天，来之不易，需要珍惜。由于历史原因，对中日间的一些敏感问题，应当慎重对待。只有正确对待历史，才能开辟未来，才能避免伤害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感情。

宇野宗佑，1922年8月27日生，短命首相，1989年6月2日至8月9日海部俊树上台为止，仅执政68天。彼时任外相。利库路特事件导致竹下登下台、中曾根康弘脱离自民党，而宇野的下台则是因为桃色丑闻。不提。宇野内阁是“55体制”以来日本第三最短命的内阁。另两个是1956年12月23日至次年2月25日执政65天的石桥湛山内阁和1994年4月28日至6月30日执政64天的羽田孜内阁。

同日下午，竹下首相在其官邸会见我时表示，他对发展中日友好有着一贯的信念，强调愿坚持在日中联合声明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基础上发展两国关系。我对他说，只有正确对待历史，才能坚持中日友好。当晚，日本政坛的元老伊东正义一个人专程到中国驻日本使馆来见我，表达对我来日本参加葬礼的感谢，并表示愿为日中友好尽力。

次日，日本各大报均详细报道了我与日本首相和外相会见的情况，并发表了一些评论。有的报道说，竹下首相在此次葬礼外交活动中，紧急会见中国外长实属破例之举，说明首相本人及日本政府已深刻认识到有关战争责任问题发言带来的严重后果，急欲借此机会再次说明日方立场，求得中方理解。有的评论提醒说，日本应从中认识到，在与亚洲邻国打交道时，不能只从民族特性差异这个角度来简单地处理历史问题，而要切实采取一丝不苟的态度。

此后，竹下首相又在2月27日的国会答辩上对他上次发言做出修正，明确表示上次战争给邻国造成重大损害，其侵略的事实不可否认。

实践证明，我国政府决定派人参加天皇葬礼的决定，以及出席葬礼的人选，是恰当和稳妥的，既不失外交礼仪，也有利于增进两国关系，同时，推动日方在战争性质问题上进一步表明态度，取得了好的效果。

我这次去东京参加葬礼，虽然主要着眼于中日关系，但真正取得突破的，却是中国与印尼的双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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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的葬礼上，我会晤了印尼领导人，使两国中断了23年的关系得以迅速恢复。这是一次利用特殊机会而取得外交突破的成功谈判。

这场“葬礼外交”的意义，也许从中国、印尼两国关系跌宕、复杂的演变过程中才能看出。

中国和印尼是近邻，两国之间有着长期友好交往的历史。近代以来，两国人民在反抗殖民主义和外来侵略的斗争中，患难与共，相互同情，互相支持。新中国成立后，印尼是最早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出席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又称“万隆会议”），详细阐明了我对外关系中坚持执行的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随后，周恩来总理对印尼进行了正式访问，双方签署了《关于双重国籍的条约》，为解决中国同其他国家之间双重国籍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范例。中国一直支持印尼收复西伊里安等正义斗争，印尼坚决主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但是，1965年9月，印尼发生了“9?30”事件。随后，印尼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与中国的关系迅速恶化，直至中断关系。

所谓“9?30”事件，根据印尼方面的报道，是指1965年9月30日，以印尼总统警卫部队第三营营长翁东中校为首的一批军官，以陆军“将领委员会”阴谋发动军事政变为由，逮捕和打死了包括陆军司令雅尼在内的六名将领。印尼陆军几名将军立即采取反制措施，挫败了翁东中校等的行动。印尼随即开始严厉镇压和清除印尼共产党和亲苏加诺总统的政治势力。

中国对“9?30”事件事前一无所知，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未对印尼政局表态，但印尼军方从一开始就指责中国策划和支持了“9?30”政变，干涉了印尼内政，并发展到派军队搜查中国大使馆商务处。到了1967年，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直至10月30日，两国外交关系中断。

20世纪70年代后，国际形势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中美关系明显缓和。中日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西欧、拉美和非洲许多国家也纷纷与中国建交。特别是1973年初，关于在越南恢复和平的巴黎协定签署后，美国结束了对印度支那的侵略战争，撤出军队，开始收缩在东南亚的军事力量。在国际格局出现明显变化的情况下，东盟对外政策也做了重大调整，东盟与中国关系开始从相互敌视走向友好合作。东盟六国中的三国，即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相继同中国建交。

这时，作为东盟六国之首的印尼，与中国的关系如何发展，成为决定东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关键。

1978年末，邓小平同志对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这是中国高级领导人首次访问东盟成员国。双方就维护东南亚和平与稳定、中国同东盟各国的关系坦诚地交换了意见，增进了相互了解，减少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从此，中国与东盟各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反对越南入侵柬埔寨、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以及维护东南亚和平方面，双方持有共同主张，有着密切良好的合作。

与此同时，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经贸关系快速增长，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

1988年11月，李鹏总理在访问泰国期间又宣布了中国政府关于建立、恢复和发展同东盟各国关系的四项原则，即：（一）在国家关系中，严格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二）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三）在经济关系中，坚持平等互利和共同发展的原则；（四）在国际事务中，遵循独立自主、互相尊重、密切合作、相互支持的原则。

在这种形势下，印尼对华关系也出现了松动，双方接触开始增多。1975年苏哈托总统曾表示，鉴于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相继同中国建交，印尼也正在准备改善对华关系。1977年11月，印尼首次派工商会代表团参加了广州交易会。1985年4月，应印尼政府邀请，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率中国代表团赴印尼参加了万隆会议30周年纪念活动。

印尼是东盟中最大的国家，在东盟中起着领导作用。在柬埔寨问题上，印尼同其他东盟国家基本上保持了一致的立场。印尼曾于1988年7月和1989年2月两次主持召开关于解决柬埔寨问题的非正式会晤――当时称为“鸡尾酒会”。由于各方分歧严重，会议未能取得任何突破。作为柬埔寨问题巴黎会议两主席之一，印尼感到为寻求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必须同中国保持密切磋商和良好合作。

印尼的一些有识之士认为，作为大国，中国的实力是这个地区重要而又不可改变的现实，印尼不能再拒绝同中国打交道了。

国际环境的改变和共同的战略利益，使印尼在对华态度上出现了积极变化。

1988年3月，苏哈托总统在谈及两国复交问题时，放弃了原先提出的要中国就所谓中国卷入“9?30”事件进行“公开道歉”的要求。1989年初，印尼外长阿拉塔斯通过印尼驻联合国代表苏特雷斯纳大使，面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大使，印尼将全力促进中、印尼复交进程，政府各部门的协调已经恢复，并表示想同中国外长尽早会晤。李鹿野大使答复萨特雷斯纳大使，中方赞赏印尼方为推动两国复交进程所做的努力，中国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尽早恢复中、印尼外交关系。中国外长也希望尽早与阿拉塔斯外长会晤。

正是在这时，出现了“东京葬礼”的时机。但是，我们得知，阿拉塔斯外长不随苏哈托总统赴东京，两国外长会晤难以实现。为了抓住时机，我们仍向印尼方表示，中国外长将会作为特使，前往日本参加裕仁天皇的葬礼，这将是双方会晤的好机会，如果方便，中国外长也愿意拜会苏哈托总统。2月13日，印尼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告知中方，国务部长穆迪奥诺将陪同苏哈托总统参加天皇葬礼。因阿拉塔斯外长不在随行人员之列，穆迪奥诺部长将同中国外长会谈，并说，苏哈托总统愿会见中国外长，具体安排将通过双方驻日本使馆商定。

印尼方还说，穆迪奥诺虽是国务部长，但对中、印尼双边情况相当熟悉。

穆迪奥诺是位少将，自当上尉时开始，就协助苏哈托工作。苏哈托执政后，他在内阁秘书处工作，后任内阁秘书、副部长和国务部长，并兼任印尼对华关系统筹委员会主任，负责处理对华的重要事务。他深受苏哈托的器重，是印尼高层智囊团的重要成员之一，也是印尼内阁中的实权人物。他所掌管的国务秘书处与总统府仅一墙之隔，主要职责是负责起草总统演说和颁布政府各项法令与条例，协调总统与政府各部门之间关系，实际上担负着上下沟通的重要角色。每周的内阁会议之后，一般都由他向媒体吹风或发布重大信息，故有“小总统”之称。可以看出，印尼决定由穆迪奥诺出面商谈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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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印尼的东京会晤，是双方多年努力的结果。当时我们分析，此次会晤也许会出现两种可能，一是印尼方对两国复交问题会采取较前更为积极的态度；或是由于内部仍未协调好，提出中、印尼关系正常化分步走的方案。

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我们都设想了应对之策。我们的基本态度是，充分利用这次机会，积极推动两国复交的进程。

2月23日下午，按双方事先商定的时间，我在印尼代表团下榻的东京帝国饭店，先会见了穆迪奥诺部长。这是我同穆迪奥诺的首次见面。他为人随和，谈吐直率，机敏而不失幽默。

会谈中，我先回顾了双方近年来开展直接贸易和在柬埔寨问题等国际事务方面的良好合作，阐明了中国对当前国际和亚洲形势的看法。我表示，中、印尼同属亚洲大国，中国有11亿人口，印尼有1.7亿人口。我们两国都面临建设自己的国家和提高人民生活的任务，都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两个大国，若能集中精力搞好国内建设，并一同致力于和平，那将是本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

我还专门向他解释了中国对外关系中所遵循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说，五项原则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互相尊重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我们不仅在处理国家关系上是这样，在处理党的关系上也是这样。我们始终认为，每个党的事务都属于这个国家的内政，每个国家都有权自己处理这方面的问题。中国绝不会利用党的关系来干涉别国的内政。

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我对他说，两国复交的时机已经成熟，中方对此一直持积极态度。今天利用这个机会，我愿听取阁下的看法。

穆迪奥诺赞同我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接着说到印尼国内两次政变（注）给印尼造成的重大影响和严重危害。他说，刚才阁下谈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印尼在处理国内问题方面也有个五项原则，那就是“建国五基”，即：信仰真主、公正与文明的人道、国家统一、民主和社会正义与繁荣。他接着说，印尼的国家哲学和意识形态可能与别国不同，但我们愿同其他国家发展关系。印尼尊重其他国家的意识形态，同时也希望其他国家尊重印尼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尊重上述印尼处理国内问题的原则。他还强调，印尼至今一直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在谈话中，穆迪奥诺未再纠缠过去所谓中国卷入“9?30”事件等问题。

我强调说，我们尊重印尼在国内所采取的原则，同样我们希望双方都共同信守国际关系中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充分注意到印尼在处理国家关系中对不干涉别国内政特别关心，坦率地讲，中国同印尼共产党已经没有任何联系，就连现在有没有这样一个党我们也不知道。过去有些印尼人住在中国，如今大部分已离开了，剩下的人很少，最多几十人，其中有的已年老退休，有的就业工作。作为外国在华侨民，我们不允许他们从事政治活动。关于如何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这一目标，如果阁下认为可以讨论这个问题，我建议双方可通过各自驻联合国代表团继续进行讨论，同时，两国外长见面时也可商谈。联合国渠道的讨论可更具体一些，为两国外长会晤做好必要准备。

穆迪奥诺感谢我所做的说明，表示同意中方所提出的建议，由两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进一步磋商，必要时，两国外长可以直接会晤。

说到这儿，他看了一下手表，主动提议休会片刻，并没说什么理由。实际上，他是到隔壁房间，去向苏哈托总统汇报我们两人的会谈情况。大约5分钟后，他回来了，笑着对我说：“总统阁下要单独会见外长阁下。”

苏哈托总统给人的印象，很像一位满头银发的老教授，说话温文尔雅，待人彬彬有礼。实际上，苏哈托是一名军人，行伍出身。他少年时代曾在清真寺附设的学堂读过书，19岁时就去当兵，从一名士兵一步步晋升到将军。1965年“9?30”事件后，苏哈托接管了苏加诺的总统权力，任陆军临时负责人、主管恢复治安和秩序的司令、内阁部长和陆军司令等职。从1968年至1998年，七次蝉联总统，成为印尼的政治强人。

有舆论分析说，在苏哈托统治下，印尼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基本稳定，印尼共已经成为历史，当时，他已决意要与中国恢复关系。但在苏哈托当政的年代，对华侨华人实行了严格的限制和歧视政策，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他下台以后。印尼华人所处的环境，直到前总统苏加诺的女儿梅加瓦蒂接任总统，才有较大的改善。

不过，在那次单独会晤中，苏哈托态度友善，情绪很好。我先向他转达了中国领导人的问候，介绍了我同穆迪奥诺会谈的情况，赞扬印尼在他领导下为发展民族经济所取得的成就。

苏哈托对此表示感谢，请我转达他对中国领导人的问候。他表示，印尼一直遵守万隆会议达成的十项原则，其中最根本的就是互相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发展平等的关系。他说， “9?30”事件后，印尼在国内取缔了共产党，但这不意味着印尼对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采取敌对政策或有什么敌意。如果两国政府、两国人民、两个国家的党都奉行和平共处、尊重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两国发展实质关系与合作的道路，就可以说是畅通的。苏哈托还表示，印尼一直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今后在政治领域磋商时，应在我们两国之间进行，不需要通过第三国。现在要做的是一件小事，即消除两国间的相互怀疑。他赞同两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可继续进行接触，必要时两国外长还可直接会晤。

我对他说，中、印尼两国把相互关系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不仅符合两国利益，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和平，并将为本地区的国家树立一个榜样。

同苏哈托单独会晤后，穆迪奥诺郑重其事地说，现在要解决一下最为迫切的问题了。大家听后，一开始觉得莫名其妙，接着又都笑了起来。他的意思是，让大家先“方便一下”，再继续工作。也许是双方的会谈和与总统的会晤十分顺利，他有心情开开玩笑了。

随后，双方商谈的主题是如何向新闻界发布双方会晤的消息。印尼方建议双方共同会见记者，向新闻界发表一个共同商定的新闻稿。于是，我们拟定了一个关于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三点一致意见”：（一）双方同意，进一步采取措施，实现关系正常化；（二）两国关系应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基础上；（三）双方决定，通过驻联合国代表团就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具体商谈，必要时，两国外长举行会晤。

穆迪奥诺问，如记者问及此次东京会晤是如何实现的，该怎样回答？我表示，可以说是通过联合国渠道商定的。他又问，如果记者追问是谁采取主动的呢？我表示，可以说双方都有这一愿望。我还建议，这次会见记者，主要是宣布我们共同的意见，时间不宜过长，以尽量避免外界对我们复交谈判的干扰。

经商定，我们共同会见记者，由他做开场白，宣布上述“三点一致意见”，然后，由我做补充说明，对此次会晤表示满意，强调两国关系正常化已经开始。

由于事先没有透露任何消息，会谈后，要举行新闻发布会，无法及时通知所有记者了。一些日本主要媒体记者纷纷赶到现场，而中国记者却没来得及参加。

这次联合新闻发布会所发布的消息，成了次日日本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电视台也迅速反复播映有关镜头，舆论界一致认为，中国同处于东盟领导地位的印尼关系正常化是“中国外交的又一胜利”，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将产生巨大影响。

中国、印尼之间的东京会晤，也引起了日本官方的强烈关注。竹下首相在同我会见时，对此表示欢迎。这位特别喜欢用数字说明问题的日本首相说，世界上一亿人口以上的国家，有六个在亚洲，除中国之外，有印度、印尼、日本、孟加拉、巴基斯坦。现在，所有一亿人口以上的亚洲大国，都和中国建交了，这是一件大事，值得庆贺。中、印尼两国领导人的东京会晤，是中国的一次成功的“葬礼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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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会晤后，为加快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我们通过联合国渠道，重点就以什么方式解决复交问题，同印尼方面进行商谈。我们建议，双方先以适当方式发表一个复交公报，关于公报内容、何人签署、何时发表等问题，愿意听取对方的意见和建议。有关两国关系中需要讨论解决的具体问题，可在复交后，进一步磋商。

但是，1989年6月，北京发生了政治风波。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在国际上掀起了反华浪潮。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美国政府和国会先后四次发表声明或通过决议，攻击中国，并宣布中止中美间高级官员互访、阻止国际机构向中国贷款等一系列制裁措施。国际上的两个“富国俱乐部”――欧洲共同体和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也先后发表声明抨击中国，并宣布暂停同中国的高级接触、冻结正在谈判的合作项目等。

在此形势下，印尼对两国复交事项表现出了观望的态度。

面对复杂而严峻的国际环境，中国外交坚持原则，务实灵活，在国际间，折冲樽俎，沉着应对，迅速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制裁，并赢得越来越多的国家的理解，使不少国家改变了立场，恢复了与中国的友好关系。

这时，印尼对两国复交的态度又积极了起来。双方除通过联合国联系渠道继续保持接触外，还利用一些国际场合，就如何尽早完成复交手续等问题交换意见。

1989年8月，我在出席柬埔寨问题巴黎会议期间，会晤了阿拉塔斯外长。这是自2月东京会晤后，两国外长的首次见面。

阿拉塔斯对我说，东京会晤已在最高层做出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决策，剩下的只是就必要的技术性问题达成协议。从印尼方面来说，复交准备工作已接近完成，两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可在本届联大前继续进行磋商，联大期间，两国外长再进行会晤。

我表示，只要时机成熟，我们应该抓紧完成这件工作。我还提出，由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对技术性问题不太熟悉，可以考虑在联合国代表保持接触的同时，开辟另一个渠道，由双方派小组直接商谈，到北京或去雅加达都可以，这样解决问题更容易一些。

10月初，我与阿拉塔斯在纽约再次会晤，双方商定由各自外交部司局级官员率领七八人的代表团，于11月或12月在雅加达会晤，讨论和解决两国复交的技术性问题。如有必要，可在北京举行第二次会晤，达成协议并经两国政府批准后，再正式签署复交公报。同时，双方还同意10月底前,通过各自驻联合国代表交换需要讨论的问题清单。

12月4日至8日，外交部部长助理兼亚洲司司长徐敦信，同印尼外交部政治总司长罗哈纳佩西就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技术性问题在雅加达举行会谈。双方审议了两国过去缔结的条约、协定，并就双方重新互设使馆时为对方提供方便和各自使馆规模和人数问题、关于双重国籍和华侨问题、关于印尼欠中国的债务和偿还问题以及双边关系中的其他问题进行商谈。

坦率地说，当时中国与印尼之间所需谈判的技术性问题很多，而且相当复杂，一一解决起来，需要许多时间。

我们考虑到，印尼是东盟国家的老大，在东盟国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争取早日同印尼复交，不仅可带动另外两个东盟国家新加坡和文莱同中国建交，有利于进一步打开我们同东盟国家的关系，还可以有效遏制台湾当局竭力推行的“弹性外交”，打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为此，我们对两国复交中技术性问题的谈判，采取“坚持原则，适当灵活”的方针，对一些较为复杂的问题，大体商定原则后留待复交后继续商谈。

经过数轮会谈，双方在几个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签署了会谈纪要。会谈气氛友好，进展顺利。由于会谈前我们对问题理解准确，所提的预案富有建设性，对方感到了我们的诚意，使有关复交的技术性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

1990年3月和5月，双方专家小组又在北京和香港就印尼所欠债务数额和偿还方式举行了多次会谈，通过核查和协商，最终达成协议。

至此，两国复交进程中的全部技术性问题的谈判顺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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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7月1日, 阿拉塔斯外长应我的邀请来华访问。这是自1967年10月两国中断外交关系以后，印尼外长首次访华。

江泽民总书记在接见他时说，笼罩在两国上空长达23年之久的乌云过去了，晴天已经来临。

访问期间，我同阿拉塔斯举行了两轮会谈。在代表团抵达当日的下午，根据印尼方建议， 两国外长就复交问题还先进行了一次“单独会谈”。

阿拉塔斯开门见山地说，去年2月东京会晤后，经过几次技术性会谈，有关两国复交的 问题都已解决。关于复交的时间和方式，苏哈托总统指示，在今年内合适的时间完成。阿拉塔斯强调，鉴于两国50年代已建立外交关系，现在不是建交，而是复交，就是重开大使馆。因此，方式可以简单些，以互换照会的形式进行，当然，仪式可以隆重些，以强调其重要性。他说，苏哈托总统有意邀请李鹏总理访问印尼，复交可以在这次访问中宣布。访问时间可在 8月17日印尼独立日之前，也可在今年其他双方方便的时间。

阿拉塔斯还说，考虑到外界对他此次访华十分重视，双方有必要签署一项公报，内容包括两国关系正常化日期、互派大使和李鹏总理访问印尼等内容，同时还可发表一项新闻公报。他向我提交了复交公报和新闻公报文本，供中方考虑。我当即表示，同意以互换照会的方式来实现复交，赞赏苏哈托总统把复交和高层访问结合起来的建议。

紧接着，双方举行了第一轮正式会谈，会谈的重点却是柬埔寨问题。

阿拉塔斯说，印尼和中国都致力于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雅加达曾几次是关于柬埔寨问题非正式会晤的地点，试图为柬埔寨问题的解决寻求一个大致的框架。因在停火方式、由谁主持国际监督机构、过渡时期政权和越南移民等问题上，与会各方没能达成一致意见而陷入困境，如今不得不休会。但雅加达的这些会晤，导致了巴黎国际会议的召开。他认为，去年巴黎会议的基本精神，是柬埔寨问题必须得到全面解决，现在的问题是，太多的厨师都来做同一道菜，有关各方又提出不同的新方案，结果使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失去了势头和方向。他强调，停火必须同全面解决联系在一起，要警惕部分解决的危险。他希望中国继续做西哈努克、宋双、乔森潘三派的工作，劝说各方下定决心，面对核心问题，接受公正、合理的妥协。

我说，我们对印尼为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所做出的努力表示赞赏。在寻求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上，中国和印尼有很多共识。我们赞成印尼关于柬埔寨问题必须全面解决的立场。任何部分解决，都不可能使这一问题得到真正的解决，相反，还将留下很多后遗症。我表示，中国将尽力做柬埔寨抵抗力量三方的工作，希望柬埔寨问题能在巴黎会议的框架内获得全面解决。

第二天，我们举行了第二轮正式会谈。这次是就两国复交问题进行磋商，并十分顺利地达成了几点一致：（一）双方决定于1990年8月8日恢复两国外交关系，同意互派大使，并为对方大使馆的重新开设提供方便。（二）李鹏总理将在两国复交之际于1990年8月6日至9日对印尼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三）关于台湾问题，中方赞赏印尼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但这对中国是一个敏感问题，有必要达成内部谅解。如需要进一步讨论，中方可于7月之前派小组赴印尼磋商，就此达成内部谅解备忘录，李鹏总理访问印尼时签署。（四）鉴于阿拉塔斯希望李鹏总理访问印尼时双方签署贸易协定，中方向印尼方提交了协定草案供对方研究。（五）双方商定7月3日签署复交公报，并共同举行记者招待会。

阿拉塔斯表示，印尼理解台湾问题对中国的重要性，相信能找出适当的文字加以表述，并同意中方派小组就内部谅解备忘录进行磋商。在整个会谈过程中，阿拉塔斯与在雅加达的穆迪奥诺不断通电话，保持联系。这表明复交谈判是在苏哈托直接遥控下进行的。

7月3日下午6时，在钓鱼台国宾馆芳菲园，举行了中国、印尼两国复交公报和关于解决印尼所欠中国债务问题协定的签字仪式。上百名记者涌到现场，采访了这一重要事件。

整个签字仪式不过十多分钟，可这包含着双方多年来的艰苦努力。中国、印尼关系从此揭开了新的篇章。

签字仪式后，我和阿拉塔斯联合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我首先宣布，1950年建立、以后又中断23年之久的中国和印尼的外交关系将于1990年8月8日恢复。两国人民长久以来的共同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强调，亚太地区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关系正常化，必然会对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产生深远的、积极的影响。这件大事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是由于两国领导人的远见卓识。我相信，不久以后李鹏总理对印尼的访问，将使得复交后的两国关系充满新的活力。

阿拉塔斯接着说，今天我们所取得的重大进展，预示着两国关系将开始新的一页，两国复交不仅符合两国人民利益，而且将对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重大贡献。他还说，我们这次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李鹏总理即将对印尼的访问将是历史性的，一定会把两国关系推向高峰。

接着，我们分别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有记者问，新加坡方面曾表示，只有等中国同印尼恢复外交关系以后，才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现在中国和印尼已经复交，中国方面是否已着手同新加坡建立外交关系的工作？我回答说，中国方面和新加坡方面，目前都在着手准备这一工作。

在回答印尼同中国复交之后两国间经济合作问题时，阿拉塔斯说，在1985年，印尼和中国就建立了直接贸易往来，从那以后，两国贸易关系得到了显著发展。现在关系恢复之后，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准备拟定新的贸易协定，双方都已经为此做了准备。印尼和中国，作为亚太地区两个重要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不仅限于贸易领域，复交之后，在别的领域的交往也必然会有发展。已经得到发展的贸易，当然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还有记者问，印尼与台湾有着广泛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印尼和中国之间是否已确定了某些原则和规定来处理此类事务。阿拉塔斯说，同其他东盟国家不同，印尼在50年代就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是基于坚定的一个中国的政策基础上，甚至在两国关系中断时，也没有改变。印尼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后，以及关系暂时中断期间，印尼都同台湾有着经济和贸易关系，但印尼一直继续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印尼承认只有一个中国，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和印尼的复交，在国际上，特别在东盟国家中，引起了良好反响。新加坡外交部于7月4日发表声明，欢迎中国和印尼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并重申，一旦中国和印尼实现关系正常化，新加坡将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泰国外交部表示，中国与印尼复交，将有助于东盟与中国之间各方面关系更趋完善和全面发展，并将使东盟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尤其是在柬埔寨问题上的立场，更趋一致。菲律宾等国官方及舆论也纷纷发表谈话或评论，欢迎中国与印尼复交。

在同印尼恢复外交关系的推动下，我国于1990年10月和1991年9月，先后同新加坡和文莱建立了外交关系。至此，我国实现了同东盟成员国全部建立外交关系。1991年7月，东盟首次邀请我出席在马来西亚举行的第二十四届东盟外长会议开幕式并与东盟六国外长磋商；1994年7月，东盟接纳中国参加“东盟地区论坛”；1996年7月，中国成为东盟的正式对话伙伴；1997年底，我们与东盟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十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于2010年建成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双方还签署了或发表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等文件。我国同东盟国家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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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十记》（钱其琛）】[第四章加注至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