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面对德国统一进程的拿破仑三世 -- 李寒秋

面对德国统一进程的拿破仑三世

本文首发于传统媒体《世界军事》2006年第10期，有删改。互联网上转载请注明出处，传统媒体转载请与该杂志和作者联系。

1870—1871年发生的“普法战争”导致了德国的统一。法国丧失欧洲大陆霸权后，德国取而代之，这导致了欧洲外交格局的大革命，这一革命在后果上比上个世纪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更为严重。四十年多年后，终于导致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浩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欧洲各国领导世界的时代就此开始衰微，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完全被欧洲以外的超级大国美国取代。

回顾德国统一的历史进程，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其中既有杰出的外交大师俾斯麦的功绩，也有普鲁士长期以来在德意志复兴和统一运动中的积累的声望，但是作为能左右德国统一和受德国统一印象最大的外部因素，法国的种种作用不可忽视。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主导下的法国外交战略的种种失策，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德国的统一。当然，法国并不可能永久独自阻挡德国统一的历史趋势，但面对这一历史进程，如何因势利导，有效地巩固和扩展本国的国家利益是当局者的责任。

德国的成功就是法国的失败。失败的经验比成功的经验更有价值，因为成功的经验往往类似，而失败的经验则各有各的不同。拿破仑三世以维也纳体系的终结者和欧洲民族自决的保护者自居，却把欧洲外交导人一片混乱。法国从中一无所获，反而是其他国家受惠。他制造了有利于意大利统一的环境，更无意中促成了德国的统一，这两国的统一削弱了法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地位，法国长期以来在中欧享有的绝对影响力也遭破坏。法国虽然没有能力阻挡这两国走向统一，但拿破仑三世反复无常与自相矛盾的政策却使统一的过程大为加快，同时也消解了法国依据其长远利益建构国际秩序的能力。拿破仑三世要打破维也纳体系是因为他认为法国受到了孤立，这的确是某种程度的事实。但到他的统治于1870年结束时，法国比梅特涅时代更加孤立。

历史前鉴：本是朋比为奸，为何刀兵相见

与一般人的印象不同，法国与普鲁士不仅不是世仇，而且还是世交。十七、十八世纪的法国的波旁王朝为了对付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对法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大包围，一贯扶植以普鲁士和巴伐利亚为代表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中的中等邦国来对抗哈布斯堡王朝全面控制帝国，进而掌控欧洲大陆霸权的企图。法普交恶始于十八世纪以来普鲁士的逐渐强大，开始积极参与欧洲大国角逐。但其间法普两国时有分合，两国间的矛盾均属于正常的欧洲王朝间的战争。敌对与结盟转换十分自然，相当有风度，双方均能对两国间的恩恩怨怨与分分合合不计前嫌。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释放出了法国的伟大力量，拿破仑一世几乎成为整个欧洲的绝对主人，普鲁士被极度削弱，差一点就要亡国。在拿破仑战争期间饱受蹂躏的普鲁士，对拿破仑一世的压迫难以忘怀。这一恐怖记忆催生出了德国民族主义，并使得素来保守的普鲁士成为德国民族主义者的希望和德国统一运动的棋手。德国民族主义既是对法国革命普世主义的反抗，同时也是对法国民族主义的模仿。这一模仿在一代外交天才俾斯麦成为普鲁士首相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现实主义政治家俾斯麦的领导下，这个野心勃勃的军国主义民族，把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冶于一炉，假自由民主之皮，行专制集权之实，趁着以欧洲民族自决保护神自居的拿破仑三世所推行的混乱政策，乱中取利，一步步地将德国统一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变为了现实。

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虽然对战败的法国做了宽大的处理，但是建立在正统和均衡原则上的维也纳体系却束缚了法国的手脚，拿破仑一世帝国的光荣也一去不复返了。1830年的法国革命和1848年的欧洲革命动摇了维也纳体系，但却未能使其终结。拿破仑三世执掌法国政权之后，其首要的外交目标就是削弱俄罗斯和奥地利这两个仇家，使法国摆脱维也纳体系获得行动自由。他没有料到的问题是，虽然本国获得了行动自由，也给了外交上的对手以行动自由。人们一般根据表面上的威胁，只注意到了飞扬跋扈的挑战者，却忽略了阴险狡诈窥伺者。国家也是如此，拿破仑三世视俄国与奥地利为争夺欧陆霸权的最大对手，却从未料到普鲁士这个小大卫有朝一日会打败法国这个巨人歌利亚。

拿破仑三世对普鲁士怀有极大的好感，他认为，“普鲁士是德意志民族中，宗教改革、商业进步、自由宪政的典范，也是正统的德意志王国中最大的代表，其舆论自由和人民参政权的普及远远优于其它德意志国家”。这一判断是真是假先不论，问题是对一个国家内政的评价不能成为对其外交政策的基础。不管普鲁士奉行何种政体、推崇何种意识形态，法国只能根据两国间的力量对比、利害关系与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来制定对普鲁士的外交政策。政治家不是知识分子，应该明白那些有关主义、信仰、国家与民族情感的“滔滔不绝的谈论……并不比一个多愁善感少年的月下幻想更有价值”。不仅如此，而且拿破仑三世还继承波拿巴家族的传统，以反对奥地利和打破维也纳体系对法国的封锁和遏制为己任。事实上，这两点都判断错误。奥地利是一个保守的国家，德意志联盟更是一个防御性的体系，而且只要奥地利在德意志联盟内部保持领导地位，法国东部边境的安全就可以得到保证。由于德意志联盟的松散性，法国也可以保持对联盟内的其它中小邦国的影响力。

地缘政治：不可能的使命成为可能

虽然按照十九世纪德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德国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标准，普鲁士被寄托了统一德国的希望，但一个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政治观察家，要判断德国是否会由普鲁士来主导统一，那么多半会判断否。这是因为奥地利在传统上享有优越的政治地位，哈布斯堡家族自十四世纪以来就把持着“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在德意志中小诸邦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它和以巴伐利亚、萨克森和汉诺威等为代表的中等邦国是反对普鲁士扩张的现实阻力。

根据1815年拿破仑一世被彻底打败后的维也纳会议的决议，在德意志土地上建立了以奥地利为首的德意志联盟（旧译德意志邦联）。它包括34个邦和4个自由市。各邦在内政、外文、军事上是独立自主的。其中，奥地利和普鲁士是该联盟中最大的两个国家，它们为争夺在德国的领导地位而长期进行斗争。普奥两强在德意志联盟体系内争霸，正是英国首相卡斯雷尔的刻意安排，这个体系使得德国无法获得真正的统一以威胁欧洲的均势，但又不致于使中欧四分五裂，导致法俄两强对中欧的扩张。在维也纳会议上，英国巧施手段，刻意将拿破仑一世帝国统治了多年的莱茵兰地区交给普鲁士，让普鲁士承担遏制法国向东扩张的任务，为的是在法普之间打下一个外交矛盾的楔子。这一地缘政治格局的安排，正是日后普法战争的根源。可见维也纳会议的导演英国首相卡斯累尔的对欧洲大陆地缘政治矛盾的绝佳洞察力，他需要的是普鲁士放在火炉上烧烤，让它承担遏制法国的任务，同时让它遭受奥地利的强大遏制以及承受德意志联盟其他中等邦国的嫉恨，让普鲁士离开其他大国的支持便无足轻重，无所作为。

普鲁士王国四分五裂的国土，本来是普鲁士主导德国统一的巨大障碍而非助力，普鲁士以捍卫其长期扩张而获得的四分五裂的领土为基本国策。如果普鲁士安心于德意志联盟框架的安排，那么德国的统一便会遥遥无期，甚至胎死腹中。因此外交大师俾斯麦处心积虑地要摧毁这一框架，拿破仑三世则处于完全不同的想法，也极力要摧毁它。因此，拿破仑三世不自觉地助了俾斯麦一臂之力，促进了德国的统一。

德国的统一有民意基础和经济基础，也是大势所趋，法国单独去阻遏这股历史潮流实非明智之举，也超出了法国的国力，拿破仑三世的徘徊观望并非毫无理由。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反对德国统一的立场上法国并非找不到同盟者，而且最后的结局却是法国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孤军奋战与普鲁士决斗以阻止这一趋势，而且还一败涂地，收获了政权更迭、领土割让和战争赔款的后果以及由此导致了法德间的深仇大恨，这是波拿巴家族的悲剧也是法国的悲剧。拿破仑三世如果能够洞察历史趋势的话，他本可以将计就计，借力打力，因势利导地安排法国的国家战略，利用普鲁士的主动作为，来促进本国利益的最大化。

在欧洲近代史上，“德国的统一”与“法国获得自然边疆”，是外交矛盾之源。法国获得自然边疆或者掌控欧洲其他法语地区和德国的统一同样具有历史合理性与现实合理性，并无道德高下之分。民族统一固然是“正义”的，但国家的安全与欧洲的平衡同样也是“正义”的。在整个十九世纪，民族主义虽然是民间的潮流但远未是各大国掌权者的共识，当时各大国掌权者的一般信念是“有权力者方有权利，弱者只能勉力顺应强者之见”，“弱小国家必须为了（欧洲的）政治平衡而自我克制”。维也纳会议便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重建了欧洲的政治格局，国界的划分只考虑维持欧洲大陆各大国的势力均衡而完全不顾民族自决和民族统一的原则。

因此对于法国来说，在欧洲大陆的优越地位，不必拘泥于摧毁维也纳会议的某某条约，任何条约在武力面前只是一张废纸，唯一值得注意的是武力掌握在何人的手中以及是否具有使用武力的意志。要吞并欧洲讲法语的地区也并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英国虽然一贯反对任何军事强权掌控低地国家，但如果没有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充当英国的打手，英国无法单独组织反对法国的行动。拿破仑三世屡次希望以召开欧洲大会的形式来获得列强对他吞并企图的认可，却不知道所谓的外交会议或者国际组织一贯只是追认既成事实，而绝不可能产生强有力的行动。言语会发出声音，但行动会发出更大的声音。对于法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极为重要的地区难道要坐等对手送上门来？如果法国本身有能力攫取和保有这些地区，又何必需要得到对手的承认？拿破仑三世见不及此，对莱茵河左岸地区、对比利时、卢森堡和其他法语地区念念不忘，因此在德国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屡次被对手诱惑，屡次判断失误，屡次坐失良机，没有能够成功地为法国谋取对等的国家利益。

国家战略：人主不可以怒而兴兵

绝对不能说拿破仑三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损害法国的利益，他的确是在殚精竭虑地追求法国的荣耀、扩展法国的利益和维护本身的统治。帕默斯顿曾一言以蔽之说明拿破仑三世的政治人格——“其脑中想法增殖之快，有如一窝窝兔子。”问题出在他那些极富创意的想法之上没有一个更高更强有力的中心思想作为依归。与普鲁士的俾斯麦相反，拿破仑三世缺乏的不是实力甚至也不是智慧，他缺乏的是辨明国家利益轻重先后的判断力和为实现一个目标锲而不舍的决断力，他缺乏的是洞察国家间利害关系和外交权力结构的能力。这部分与拿破仑三世的个人修养和家族恩怨有关，部分也是法国地缘政治处境和历史纠葛复杂的结果。但法国的地缘政治处境和历史纠葛再复杂也没有普鲁士所处的地缘政治处境和历史纠葛复杂，对比俾斯麦的明智和冷静，因此拿破仑三世本人不得辞其咎。

拿破仑三世上台后，便以打破维也纳体系对法国的束缚，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和争夺欧洲和世界霸权为首要目的。外交行动时有精彩之笔，但多端而寡要，好谋而无断，未能对自身成功的基础明察秋毫。因此他的胜利很快便成了沉重的战略负担并导致了他最后的失败，而他的失败则造成了倾覆性的后果。他对本国力量的过于高估，到处制造外交纠纷误以为法国都可以从中渔利，同时又低估了他自己极力推动欧洲民族主义运动所释放出来的破坏性的力量。而正是这股力量，使得普鲁士统一德国的历史趋势不可扭转。

法俄与法奥联手失败是普鲁士得以统一德国最关键的外部因素，而法俄与法奥交恶却是拿破仑三世一手造成的。拿破仑三世反奥反俄，除了历史恩怨——拿破仑一世帝国被奥地利与俄国击败。而且还因为拿破仑称帝后，俄国沙皇不肯承认这个“篡逆者”，只愿意称呼他“我的朋友”，而不愿意使用照欧洲世袭君主之间的称呼“我的兄弟”这在历史恩怨之上又加上了一层个人恩怨，因此拿破仑三世才会不顾一切地在克里米亚和波兰问题上屡次冒犯俄国的利益。

1854-1856年，法国借口与俄国争夺奥斯曼土耳其境内基督徒保护者的称号和耶路撒冷“圣墓”的钥匙，联合英国发动了克里木战争。而除了要为第一帝国报仇雪恨外，看不出法国在此战争中有何长久的战略利益。他从未能如俾斯麦一样明智——“蔑视六千万大俄罗斯人民……，而不顾他们将会成为未来敌人的重视同盟者，将是一个极大的政治错误。”

1856年《巴黎和约》中关于黑海中立化的条款，禁止俄国在黑海地区拥有海军，剥夺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特权。这一条款主要是为英国的战略利益服务，法国毫无所得，而且背上了维护条约的长期战略负担。拿破仑三世昧于虚荣心作祟，在黑海中立化这一俄国引以为奇耻大辱的问题上毫不让步，导致法俄之间无法联手反对德国的统一。结果，普鲁士为寻求俄国在普奥与普法战争中保持友好中立，支持俄国废除《巴黎和约》的有关条款。为了回报普鲁士，俄国在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在俄奥边境部署了10万军队，防止奥地利倒向法国一边。俄国表示，如果奥地利进攻普鲁士，俄国则向奥地利宣战。

1863年波兰掀起反俄民族大起义中，与俾斯麦以“做戏似的夸张姿态”站在沙俄一边支持俄国镇压波兰起义相反，拿破仑三世极力劝说沙皇对波兰起义者让步，甚至企图游说奥地利放弃其统治的波兰省份给让波兰得以复国。轻举妄动是政治家所费不赀的嗜好，因此拿破仑三世在普法战争中代价高昂的收获了俄国的“回报”。而俄国的支持，是普鲁士赢得普法战争的重要因素。

拿破仑三世1859年联合撒丁王国对奥地利开战，帮助撒丁王国夺回了被奥地利占领的伦巴第地区。奥地利帝国，这个装腔作势和飞扬跋扈，靠着十九世纪上半叶最杰出的外交家梅特涅杰出的外交技巧才苟延残喘，尸居余气的老大帝国竟然被拿破仑三世看作是法国最大的威胁，这是因为拿破仑三世同样也是这种装腔作势和飞扬跋扈的人物。拿破仑对奥地利的极力削弱实质上是给了普鲁士最大的助力，法国间接培植了近在咫尺的最大对手。当拿破仑三世坐视奥地利1867年在普奥战争中失败后，当时法国的资深政治家梯也尔哀叹，“奥地利的失败意味着法国400年来遭到的最大灾难。从此失去了一张阻止德国统一的王牌！”

如果法奥失和还可以看作是波拿巴家族反奥地利政治传统顺理成章的结果，但是拿破仑三世作为意大利的恩人与奥地利的仇家意大利也失和，这也算是外交上绝无仅有的喜剧了。原来拿破仑当年虽然与撒丁王国结盟反对奥地利，帮助意大利实现了初步的统一。但是当意大利民族主义运动爆发后，大大地突破了拿破仑三世对意大利种种版图和利益分配方案。拿破仑三世自觉骑虎难下，便叶公好龙般背叛了盟友，单独与奥地利议和。拿破仑三世在意大利的虎头蛇尾正如一句意大利谚语所说，“既然要放屁，又何必夹紧屁股，让屁眼受累呢？”随后法国军队进驻罗马，保护教皇国，数次打败企图统一罗马的加里波第义勇军（其背后就是意大利政府），阻止意大利最后完成统一。当法国在法普决斗前寻求意大利外交结盟的时候，意大利提出的唯一重要条件就是法军撤出罗马。但拿破仑三世受到国内天主教会的压力，为了宗教情感和宗教利益，不愿意放弃对教皇国的保护，结果意大利对普法之战袖手旁观。

拿破仑三世未必不知道普鲁士有统一德国的野心。他曾露骨地表白，“德意志不该统一，应分成三个部分，南北德国应该对立起来。这样法国才可以从中渔利。”政治家的职责不在于思考问题而在于解决问题，那么法国打算在反对德国统一的问题上依靠谁呢？在普鲁士统一德国之势如箭在弦上时，拿破仑三世宣称，“只有俾斯麦尊重现状，我才能保证和平；如果他把南德意志诸帮拉入北德意志联邦，我们的大炮就会自动发射。”政治家的职责不在于发表声明而在于采取行动。那么法国打算如何对付普鲁士？法国在全欧洲甚至是全世界铺开的外交战线是不是应该适当收缩以适应法普决斗的新形势？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拿破仑三世真的有意志和能力阻止俾斯麦统一南德四邦，那为何对普鲁士在普奥战争后消灭传统的德意志邦国如汉诺威的时候没有任何表示？

英国在十九世纪是欧洲大陆外交均势的平衡之轮，拿破仑三世汲取了他叔父的教训，他所有的国家都可以得罪（俄、奥）、都可以出卖（意）、都可以忽视（普），但绝对不敢对英国有任何非分之想。尽管如此，法国最终还是与英国离心离德。普奥战争前，俾斯麦在与拿破仑三世做交易时，暗示法国可以获得比利时、卢森堡和莱茵兰地区，当普鲁士胜利后，拿破仑三世要求俾斯麦履行诺言。俾斯麦耍了一个花招，要求法国把上述要求以书面递交。当俾斯麦收到法国的外交备忘录后，立即把它送给了同样想称霸欧洲的英、俄，挑起英、俄与法国的矛盾。于是英国组织各大国在1867年5月召开的伦敦会议里集体承诺：比利时王国和卢森堡公国永远保持其中立，各大国永远保证其永久独立地位不受侵犯，这一承诺彻底打消了拿破仑三世合并上述两国的念头。至此虽然英国没有参加反对拿破仑三世的行动，但英国民意改变了态度，对德国的统一不那么反感了，甚至觉得可以利用德国的统一以制约法国掌控低地国家的野心。

拿破仑三世优柔寡断，昏招迭出，在发现自己手中的外交筹码已经输得一干二净的时候，便铤而走险，企图与普鲁士决一死战以挽回颜面。虽然拿破仑三世把所有能够依靠的大国都得罪光了，但这些国家倒还不像拿破仑三世那样睚眦必报，还能够不计前嫌，在事关欧洲均势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意气用事。当时俾斯麦处心积虑就是要寻找与法国开战的机会， 1868年西班牙爆发了革命，女王被推翻。俾斯麦用重金收买新政府实力人物，提出由霍亨索伦家族的利奥波德亲王继承西班牙王位。1870年7月，西班牙新议会接受了俾斯麦的提议。此举使法国震惊，如果霍亨索伦家族的成员正式就任西班牙国王，西班牙将成为普鲁士的盟友，法国将腹背受敌。为此法国向普鲁士提出了抗议，英、奥、俄也附和这一抗议，可见法国的立场并非没有其它国家支持。普鲁士以外的其它欧洲大国在反对德国统一，防止欧洲版图出现大变动的立场上大体是一致的。但是拿破仑三世浪费了这些最后的外交资源，没有耐心推行一种更加稳健平衡也更加旷日持久的外交战略（这不符合他的性格，他最喜欢的就是立竿见影，制定政策的第二天马上就希望获得报纸的颂扬和民众的欢呼），急不可耐地主动宣战，使得法普之间王朝争霸的外交斗争，变成了德意志民族反抗外来干涉，追求统一的战争，在争取欧洲民意和争取大国支持这两条战线上均惨遭失败。

外交较量：意志、技巧与勇气

1862年春，普鲁士发生宪法危机，俾斯麦被国王威廉一世从俄罗斯紧急召回，同年9月，被任命为普鲁士王国首相兼外交大臣。俾斯麦在普鲁士掌权后，其统一德国的政治野心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上台一周后，俾斯麦就发表了著名的“铁血演说”——“普鲁士在德意志的地位取决于自己的力量。普鲁士必须积聚力量，掌握力量，等待有利时机，这种时机已经被错过几次了。维也纳条约所规定的普鲁士国界是不利于健全的国家生活的。当今的重大问题已不能通过演说和多数通过的决议来解决——这是1848年和1849年的重大错误——而只能通过铁和血来解决。”这位铁血宰相意志坚定，手段娴熟，判断力和洞察力惊人，上任以来力排众议，积极推行统一战略，战胜了国内外的反对者，通过三场王朝战争统一了德国，在历史上收获了不朽的名声，同时也使得他的外交对手们名声狼藉，其中最不幸的就是拿破仑三世。

第一场战争，1864年普奥联合对丹麦的战争。

俾斯麦统一德国的第一步，就是借口丹麦准备正式合并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斯泰因这两个德意志人的公国而挑起对丹麦的战争。俾斯麦之所以要联奥抗丹，原因是既解除后顾之忧，又能共同对外。普鲁士与奥地利的联合肯定能够征服丹麦。但是如果丹麦得到俄国或法国的支持，那么情况就会变得很微妙。因此，对于俾斯麦来说，普鲁士的当务之急是必须阻止法国和俄国援助丹麦。俾斯麦灵活地运用外交手腕，争取法俄两国的支持。因为普鲁士积极支持俄国镇压1863年波兰革命，俄国便对普鲁士投桃报李。俾斯麦以莱茵河左岸地区（有时候是比利时和卢森堡，或者法语地区）诱惑法国保持中立，这一策略对拿破仑三世如同用蜜糖诱惑狗熊，屡试不爽。而且拿破仑三世还出于意识形态偏见，认为这是一场德意志民族的解放战争，加以同情（他倒也不考虑为何法国打算合并欧洲其他法语地区的时候为何无人同情，无人支持？）。而英国因为没有大陆盟友可以提供帮助，便按照本国“光荣孤立”的传统，放弃了介入。

普奥联军战胜丹麦后，各方签订了《加斯泰因协定》，规定石勒苏益格归普鲁士管辖，荷尔斯泰因归奥地利管辖；普鲁士有权在荷尔斯泰因开凿运河、修筑铁路和敷设电缆。作这样的安排被外人看来是“没有谜底的谜语”，实际上却是俾斯麦的诡计，它为后来的普奥战争埋下了火种。

第二场战争，1866年普奥战争。

因为管理不便和麻烦不断，奥地利想用荷尔斯泰因换取格拉茨省，被俾斯麦刻意拒绝。从此普奥双方在领土问题上摩擦不断，如愿以偿地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但打败奥地利并不可能如打败丹麦那样容易，需要进行更缜密的外交准备。俄国因为奥地利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站在英法一边反对俄国，因此俾斯麦不担心俄国会支持奥地利。至于法国，俾斯麦看穿了拿破仑三世——好大喜功，却又不愿付诸行动，依赖公众舆论，却又犹豫不决、不愿冒险。于是俾斯麦含糊地答应给拿破仑三世某种补偿，表示法国“可以在世界上一切通行法语的地方进行扩张” ，即由法国兼并卢森堡、比利时或者普鲁士的莱茵省的一部分。而且拿破仑三世竟然一直错误地以为在可能的普奥战争中奥地利很快就会获胜，从而他可以召开欧洲会议以改写欧洲版图。问题是何以见得普奥两国会在没有领土补偿的情况下容忍法国实力的进一步坐大？而且既然要扩张，为何不联合一方先发制人，而要等到战争结束后才敢于采取行动？难道拿破仑三世不担心这两国在战争结束后又联合起来反对他？英国一贯反对法国掌控低地国家，拿破仑三世又如何打算面对英国的反对？

俾斯麦也寻求与意大利结盟，让奥地利处于两面作战的境地，由于俾斯麦许诺在对奥战争胜利后意大利可以恢复威尼西亚，二者一拍即合。另一方面也借花献佛，讨好以意大利统一和民族自决保护人自居的拿破仑三世。而拿破仑三世也与奥地利达成了协议，规定即便奥地利获胜，也把威尼斯地区交还给意大利（这一协议简直不可思议，也许是拿破仑三世为了补偿当年对意大利的出卖而刻意为之的）。拿破仑三世一贯为了他国的利益而火中取栗，到处冒险，但就是不肯为了获得法国周边的土地而大动干戈，实在是令人费解。

奥地利战败后，德意志联盟被解散。美因河以北地区成立了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联邦。奥地利被排斥在这一联邦外，法国一无所获，除了南德四邦还游离在北德意志联邦之外，德国的最终统一已经不可逆转。

第三场战争，普法战争。

德国统一的最强大对手是法国，这一场战争也是最为关键的战争。由于俾斯麦为孤立法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外交工作，同时也是因为拿破仑三世自掘坟墓，到普法战争前夕，法国已经是孤家寡人了。

首先由于英国奉行欧洲大陆势力均衡政策，希望加强中欧反对周边的法、俄两大强国，而且因为拿破仑三世在比利时和卢森堡问题上已经失去了英国的信任，此外英法在埃及也存在矛盾，因此英国在普法之争中持中立立场；意大利则希望借普鲁士之手赶走法国在教皇国的势力，趁机实现民族的统一；俄国在东方问题和波兰问题上与法国矛盾重重，由于普鲁士支持俄国关于修改克里木战争后巴黎条约对黑海中立化的规定，俄国警告奥地利不得帮助法国对抗普鲁士；由于德意志联盟的解散，普鲁士领导的北德意志联邦的建立（这完全是拿破仑三世促成的），奥地利已无心恢复在德意志的地位，宁愿先集中全力重建奥匈二元帝国（匈牙利人不愿意与普鲁士作战），再向巴尔干地区扩张，因此也不再愿意奉行与普鲁士对抗的传统政策，何况法国还是一个不可靠的盟友。所有这些国家在未来的普法战争中都保持中立或者与之结盟。当然这些国家还不知道鹿死谁手，未必料定普鲁士就一定胜利，未必就一定支持德国的统一，如法国在普奥战争前的想法一样，以为可以在普法战争的混乱局面中本国可以借此渔利。

自作聪明的拿破仑三世把法国外交带入了空前孤立的死胡同，但是法国已无路可走，它只有孤注一掷才能挽救其在欧洲已丧失殆尽的优越地位。拿破仑三世在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上企图挽救颜面，派遣法国大使针对普鲁士国王咄咄逼人地要求国王“亲自保证霍亨索伦家族不能有人继承西班牙王位”，普鲁士国王态度坚决但得体地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但老谋深算的俾斯麦串通军方，把删节后的“埃姆斯密电”（删节后的电文看起来就象法国大使遭受了粗暴拒绝）透露给报界，于是法国舆论大哗，拿破仑三世又一次顺应法国国内的民意开启了战端。在民族情感的召唤下，普鲁士与南德诸邦一起并肩作战，很快就取得了色当大捷，俘虏了御驾亲征的拿破仑三世。最终普鲁士国王在凡尔赛宫的镜厅里加冕为德意志帝国的皇帝，完成了德国的统一。

经验教训：不得追求与一国实力和利益不符的外交目标

拿破仑三世不具备其叔父拿破仑一世的才能，也不觉具备他那样大的权势。可是他一心重演叔父的传奇，要恢复法兰西第一帝国的荣光，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更兼重蹈覆辙，外交与军事冒险断送了第二帝国的命运，留下了沉重的历史教训。拿破仑三世最大的问题在于不善于区分虚幻的意识形态、历史恩怨、个人情感与现实的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间的关系。他对真正的野心——夺取法国的自然边疆——不敢造次，对纯粹的虚荣——获得欧洲民族自决的庇护者、意大利的解放者、东方基督徒的保护者、拉丁美洲天主教帝国的缔造者等等诸如此类的称号——却勇气十足。

与俾斯麦按部就班策划三次王朝战争的进程相配合，拿破仑三世在欧洲四处放火，到处得罪其他大国，无形中帮助德国的统一减少了阻力；当俾斯麦集中国家力量于一个确定的国家战略目标——德国统一时，拿破仑三世却跑全世界去消耗法国的国力，坐视普鲁士在法国的眼皮底下由弱转强而无动于衷。离法国本土越远，拿破仑三世就越敢冒险，离法国本土越近，他反而极度的谨小慎微。拿破仑三世在欧洲对针对东方的俄国和奥地利开战的时候，在欧洲以外的地区也大打出手，在亚洲把越南变成第二帝国的殖民地，入侵了柬埔寨和暹罗，伙同英国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还入侵了叙利亚；在非洲完成了对阿尔及利亚的全面征服，侵入了塞内加尔，再次进入埃及并开凿了苏伊士运河；在美洲进行了墨西哥的冒险、与英国勾结干涉美国内战。虽然拿破仑三世在很多地区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也并非没有收获，问题在于，法国没有能够把这些收获转化为在欧洲大陆的优势，而且法国很多战略冒险最后不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克里米亚战争、反奥战争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是劳而无功（墨西哥冒险、干涉美国内战），最后一次冒险普法战争则导致了第二帝国的灭亡和割地赔款。正如戴高乐将军所总结的，“法国所取得的胜利总是一时的辉煌，而遭受的灾难却是永久性的。”

现实的国家安全高于抽象的国家荣耀

拿破仑三世年轻的时候加入过意大利的“烧炭党”，他对这一经历念念不忘。甫一掌权，便宣称“法意两国是争取崇高事业的战友”，因此采取了支持意大利统一的非常行动。这一举动不管是出于个人信念、历史恩怨或者家族情感，都严重违背法国的地缘政治利益，这使得法国又出现一个统一与强大的邻国，使得法国传统的扩张路线受阻。虽然法意两国在人种和文化上有亲缘关系，但只要看看本是同根生的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是如何长期争斗的，拿破仑三世便应该明白他的举动纯属浪漫主义，而且意大利未见得拿破仑三世有何感激，并未对法国做出何种回报。对此，俾斯麦早就指出，“且不可为了感情而结盟，因为我方所作的牺牲将被视为一种对崇高事业理所应当的奉献”。

不可为感情而结盟，当然更不可为了仇恨而开战。在外交斗争中，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今天的敌人可能就是明天的朋友，而今天的朋友可能就是明天的敌人。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国家利益。拿破仑三世与俄国开战是为了打破维也纳体系，结束法国的孤立和为第一帝国报仇雪恨。但实际上法国在黑海地区的利益几乎可以忽略，《巴黎条约》中禁止俄国拥有黑海舰队这纯粹是为英国的战略利益服务，而法国作为条约的签字国却对此承担了长期的、额外的战略负担。英国把法国推向了对抗俄国的第一线而在外交上动弹不得（拿破仑三世的恐英症和虚荣心也不允许他废弃该条约），导致俄国对法国的敌视和对普鲁士的亲近，导致了法俄无法联手反对德国统一的结果。

对比之下，虽然拿破仑三世一直奉行反奥政策，处处打击奥地利的利益，但奥地利作为一个保守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古老帝国，能够判明对本国的最大威胁在于普鲁士，因此对法外交方面并未孜孜于报复。在普法战争前，还一度考虑与法国结盟反对普鲁士。最后两国并未正式结盟，其原因是奥地利人希望看到法军初步获胜后再来胜利会师。

意识形态与民意不能成为外交斗争的标准

维也纳体系是保守主义的正统君主国家的外交框架，反对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大法国大革命释放出来的颠覆性的力量，而拿破仑三世正是这两种思潮的弄潮儿。虽然是时代的弄潮儿，但拿破仑三世清楚当时法国本身的国力和大国间的力量对比不足以支撑在欧洲大陆上再来一场拿破仑大征服，他也自知没有拿破仑一世那样的政治和军事才华，因此他总是推行一种投机取巧（在欧洲以外一贯依附于英国）和哗众取宠（煽动国内的民意）的办法来搞外交投机和军事冒险，一遇到掌握不了的困难便溜之大吉（在意大利和墨西哥）。

拿破仑三世也与其叔父一样深以非正统王室出身为憾事，由于缺乏那种世袭王族与生俱来的自信心与合法性，因此倾向于把迎合民意作为自身合法性的来源，而且从第二帝国的体制和历次全民公决的结果来看，他的统治的确有民意基础，他代表了现代政治家的风格。但外交和军事都属于国家战略的范畴，并不能依照民意的支持率来制定。从普法战争的最后失败来看，拿破仑三世的确属于那种顺应潮流而不能驾驭潮流的政治人物，他自己没有更高明的思想，因此就只能人云亦云，喜怒哀乐全被外力操纵了。

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亡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军事是政治的继续，外交通常能够解决大部分常规问题。普法战争前，拿破仑三世在常规的外交赌局中输得一干二净，便希望在一场军事大冒险中连本带利全部捞回，这是他最大的失败之处。实际上当时法国在欧洲大陆的优势虽然打了折扣，但并非不可挽回，更没有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犯不着去打一场毫无准备，不计后果的战争。拿破仑三世在发动战争之前根本就没有政治——他的外交努力已经全部失败了，因此在发动战争后也没有政治——无法通过外交斡旋而停战，最终必然导致不胜利，就灭亡的结局。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亡，他连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的机会都没有，可以说是一蹶不振，一败涂地了。

总而言之，拿破仑三世作为一个以军事政变上台，靠军事冒险维持，迎合民意而不能驾驭民意，始终缺乏自信心、安全感与合法性的领袖人物，他在欧洲和全世界采取冒险政策和在德国统一问题上遭受最终的失败的确有其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