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双面月球：冷战太空竞赛与我们的故事 -- 万年看客

尽管控制中心在我们进入大气层的时候就与我们失去了联系，不知道我们幸存与否，我们的家人依然得到消息说我们已经平安返回，正在一座秘密的乡间公寓里休养，过一段时间才能回莫斯科。上面鼓励我们的妻子给我们写信，并且告诉她们这些信件会被转交到我们手里。

我们不清楚发出的信号有没有人收到。后来才知道莫斯科方面的确没收到，因为乌拉尔山北部的大片森林阻挡了信号的传播。但是远东的堪察加半岛，甚至西德的波恩都收到了我们的信号。

更重要的是，一架恰好路过的客运飞机也接收到了我们的信号。于是一支搜索队被派了出去。我们所在地区的所有军用及民用飞机也都接到指示要协助搜索。

当天下午，在着陆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听见了直升机的声音。我们赶紧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到空地上挥手示意。但是我们很快就意识到这是一架民用飞机，驾驶员和机组乘员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救我们。

不过他们不这么想。急着要帮忙，他们放下了一条软梯，示意我们爬上来。这根本不可能，我们没有杂技演员的技术。梯子太细，而太空服又太重太硬，我们根本爬不上去。

我们的所在地从一个飞行员传达到下一个，越来越多的飞机在我们头上盘旋。我当时真有些担心万一它们在空中相撞。不过他们都是好意。有一架飞机扔下来一瓶干邑葡萄酒，结果在雪地上摔碎了。另一架飞机则扔了一把钝斧头下来。真正有用的东西还得算两双狼皮靴子，几条厚裤子和外套。这些衣服在往下扔的时候挂在了树枝上，不过我们最后还是拿到了靴子。

但是天色暗得很快。我们意识到今天晚上我们不可能得救了，只能自己靠自己。温度随着夜幕的降临而迅速下降，我在返回太空船时流下的汗水在我的太空服里积到了膝盖。我开始感到冷了。要是不想得冻疮的话，就得尽快摆脱太空服里的湿气。

首先，我们要全身脱光，拧出内衣里的水分，然后把太空服里的积水倒出来，把太空服外部的硬壳和衬里分开——硬质部分是由九层锡箔和一种名叫德德纶的材料制成的——然后把衬里套在内衣的外面，重新套上手套和靴子。这样一来活动就自如多了。

我们费了半天劲，想把降落伞摘下来御寒。这十分累人，我们不得不在雪地上休息了好几次。但是天色还在变暗，温度还在下降，雪也越下越大。我们手里没有任何可以填补舱门空洞的材料，随着温度降到-30℃，我们能感到自己的体温也在明显下降。

第二天早上，我们被头顶飞机的轰鸣吵醒了。我们从太空船里爬出来，看见头顶上有一架伊尔-14，它飞得很低，飞行员把引擎转得震天响。我们事后意识到他一定是在靠近我们的时候看见了狼群，正在试图驱散它们。透过引擎的声音我可以听到远处的狼叫声。我掏出信号枪开了一枪，向他们指示我们的位置。

渐渐地，一小群踩着滑雪板的人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里。这支救援队由当地向导牵头，随队的有两名医生，一位航天员，还有一位摄影师。他一看见我们就开始拍摄。

还要再过24小时另一队救援队才能赶来并砍倒足够的树，为直升机清理出一片足够近的着陆场地。我们还得在露天再呆一晚上。不过第二天晚上比第一天要舒服多了。先前救援队砍了很多树，搭了个临时木屋，还升了一大堆篝火。一架从彼尓姆飞来的直升机给我们扔下了一个大水箱，我们好好地洗了一回。当天的晚餐是奶酪，面包和香肠，在连续三天没吃多少东西的情况下，这顿饭就是丰盛的宴席。

第二天早上我们滑雪九公里来到那片空地，直升飞机已经在那里等着接我们回彼尓姆了。我们从彼尓姆又飞到拜科努尔。下了飞机一看，跑道上早已围了一群人，领头的是科罗廖夫和尤里。可是他们两个都是一脸严肃，看不到微笑。我们有些糊涂了，他们这是生的什么气？

原来他们也让我们弄糊涂了。拜科努尔的气温是18℃，可我们两个还全身裹着大衣，头戴面貌，脚踩狼皮靴子。救援队忘了带额外的衣服，以至于我们现在站在一群白衬衣红领巾的少先队中间就好像来访外宾一样。

我们走进人群，他们两个的脸上突然绽放出了微笑。他们大步向我们走来，给我们俩的后背各赏了好几下。我们彼此拥抱，高声说笑。然后我们乘坐一辆敞篷吉普来到拜科努尔火车站附近的列宁斯克镇，身后跟着好几公里长的车队。沿途的群众向我们抛洒着鲜花，少先队员们列队两旁，向我们敬礼。

一个政府委员会正在等着我们，关于我们这次26个小时的航行，他们有很多问题要问。我们要就任务的执行情况进行汇报。我的汇报很简短：

“在配备合适太空服的前提下，人类可以在太空生存并工作。多谢各位。”

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我本应将电子导航系统设定为预定着陆地点，然后将其关闭，这样我们就能确切知道目前的经纬度。但是直到现在我一直都开着仪器，根据仪器显示，我们距离彼尓姆市大约2000公里，西伯利亚的最深处。

着陆舱晃晃荡荡地停下来之后，帕沙转过头来问我：“你觉着他们什么时候能来接我们？”

我努力想开个玩笑调节一下气氛。“大概三个月吧，狗拉雪橇跑不了更快了。”

首先，我们得想办法出去。我们想用双脚感受一下坚实的大地。这没我想得那么简单。我们拨动了开启舱门的开关，点燃了舱门铆钉里的炸药，舱室里立刻充满了炸药的气味。舱门松动了，但并没有打开。在外面有什么东西把它挡住了。从舱门上的舷窗看出去，一根粗大的桦树枝条正好顶住了舱门。

我们没别的办法，只好来回用力摇晃舱门，好把树枝摇下来。帕沙用尽全身力量把舱门从铆钉的残茬上推了下来。舱门掉在雪地里看不见了。

我们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清爽而冰冷的感觉立刻充斥了我们的肺脏。在经历了这么多险境之后，再一次呼吸地球空气的感觉真是无法形容。尽管我们还穿着笨重的太空服，仍然忍不住拥抱在了一起，拍打着彼此的后背。

帕沙设法接近了舱门，但我发现自己动不了。原来我的腿被监视器操纵台卡住了。最后我还是把腿抽了出来，不过靴子留在了里面。帕沙在前我在后，我们刚从舱门里挤出来积雪就埋到了我们的下巴。抬头看去，我们周围是杉树和桦树组成的茂密的森林，降落伞则挂在至少三四十米高的树枝上。

着陆舱的热量很快融化了冰雪。舱室缓慢地在我们眼前沉了下去。我知道，我们必须尽快去定自己的为止并进行求救，让人们知道我们还活着。我爬回着陆舱，拿出了六分仪和紧急发报器。本来我想借助塌秧的高度来确定我们的位置，但是太阳很快就被云层遮住了。天空越来越暗，开始下雪了。我们只得爬回飞船避寒。

幸运的是，帕沙和我都很适应严酷的气候。帕沙出生在莫斯科东北的沃洛格达，从小在森林里打猎。他最初的志向就是当猎人。没经历过我们当年的严酷环境的人很难想象在战时条件下生存有多么困难。不过这也使得我们格外坚强。帕沙和我都觉得我们做好了面对任何困难的准备，尽管我们还不知道自己要在这个偏远角落支持多久。

和控制中心取得联系至关重要。我开始用发报器一遍又一遍发送莫尔斯码。那边能不能接收到我也没底。我们很清楚，这片森林是熊和狼的栖息地。眼下是春天，正是交配的季节。这两种动物在这个时期最凶猛。我们只有一把手枪，好在弹药还算充足。

天空逐渐黑了下去，随着温度的下降，树木开始噼啪作响——我从童年起就十分熟悉这声音——风也开始呼啸起来

几个小时之后，我被一个阀门的滋滋声吵醒了。我赶紧察看氧气显示器，发现氧气气压正在缓慢下降，现在它已经降到了460毫米以下，不再构成危险了。

我推了推帕沙，“看，氧气气压降下来了。”

距离重新进入大气层还有几个小时，太空舱的旋转还在继续，但情况似乎已经足够稳定，可以继续执行任务了。自动着陆系统一启动，旋转就停止了。我们也享受了难得的片刻平静。我甚至还拍了一段记录我们活动的短片。

但是很快太空船又开始出毛病了。制动火箭的预定启动时间之前五分钟，我发现自动导航系统出了故障。旋转又开始了。我们只好把自动着陆系统关上。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以手动的方式重返大气层，并自行选择着陆地点以及启动制动火箭的时刻与火箭工作的持续时间。一关上自动程序，旋转就又慢了下来，那种宁静的感觉相当好。尽管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遇到了一堆困难，我依然觉得就算像这样再航行个一百年我也乐意。

尽管沿线情况紧急，我们依然开始有条不紊地评估我们的舱内系统。在不修正目前轨道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在崛地面500公里的高度绕地球航行一年。不过我们的维生系统还能支持最多三天，我们的燃料顶多还能进行两次定向。我们知道，下一圈航行时就要确定着陆地点，就算我们尽了最大努力，距离原定地点也会向西偏离1500公里。

我们来到克里米亚上空的时候，地面指挥台联系了我们。

“怎么样，金毛？你们落到哪儿了？”是尤里的声音。能听到他的声音很令人高兴。就算在眼前这种局势之下，他的声音仍然是温暖而令人放松的。不过听他话里的意思控制中心认为我们已经着陆了。

帕沙打开了他的通话器。“自动导航系统失灵了，我们必须将其关闭。我们的燃料还可以完成一次轨道修正，另外显示器显示返回大气层的主引擎燃料也剩的很少。”帕沙的声音很稳定。“我们只能尝试重返大气层一次，请求进入紧急模式。”

尤里马上做出了回应。“好，允许你们采取紧急措施。”听起来他对我们目前还在太空里这一点毫不吃惊。

作为导航员，我的职责是决定着陆地点。我们的轨道经过莫斯科，理论上我们可以在红场降落。但是我们必须选择一个人烟稀少的地点。我在彼尔姆市的附近找了个地方，位于乌拉尔山西面，伏尔加地区和西西伯利亚的中间。就算我计算错误，越过了彼尓姆，我们依然可以降落在苏联境内。我们不敢冒险，恐怕万一降落在中国，因为当时两国之间的关系很差。我向控制中心通报了我的决定。但是我们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已经没有时间操心他们究竟收没收到我的信息了。帕沙开始调整太空船，准备重返大气层。这并不轻松，但帕沙干得十分出色。为了使用光学导航仪器，他不得不横着趴在两张椅子上，而我则扶住他，让他能稳定地面对定向舷窗。然后我们赶快坐回椅子上，保证飞船的重心恢复原位，接下来好点燃制动火箭。

帕沙一启动火箭，我们就听见一声巨响，全身为之一抖，因为太空船减速了。然后我们两个同时倒数起来，数得是制动火箭的运行时间，时间一到我们就得把它关上。火箭的轰鸣声一停，一切又安静下来。根据计划，制动火箭启动后十秒钟着陆舱应该和轨道舱分离。但是这里也出了大问题。

这感觉就像有什么东西从后面拽着我们一样。同时，进入大气层之后，我们能感到重力从另一个方向拉住了我们。两股力量的较量——仪器读数是10G——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我们的眼睛里有好几条细小血管都爆裂了。我看向窗外才意识到情况有多可怕。连接着着陆舱和轨道舱的电缆并没有断开，这使得我们在越来越稠密的大气里飞速下坠时绕着共同重心打起转来。

在据地面100公里左右时，电缆终于烧断了。着陆舱挣脱了出来。然后我们觉得猛地一顿，这是降落伞张开造成的。然后一切又平静了下来，太平静了。着陆舱悬挂在降落伞下面轻柔的摇摆着，连风吹伞绳的呜呜声都能听见。

突然一切都暗了下来。我们进入了云层。周围越来越暗，我担心我们可能掉进了峡谷之类的地方。这时用来减缓下降速度的着陆火箭发动了，一声巨响，着陆舱终于陷入了停止状态。

我们落在了两米厚的积雪里。

5

我们对于新闻转播的中断一无所知。我们当时实在顾不上这么多。当时我惊魂未定，正在大口喘粗气。要不是之前密集的体能训练我根本无法完成刚才的一系列动作。

帕沙也意识到了我刚才差点就回不来，我们的任务差点以灾难收场。但是他依然很镇静。我一掀开头盔就忙着把眼睛周围的汗水擦掉，但刚擦过一遍就又湿透了。帕沙让我休息一下，然后赶紧写航行日志。我们还要再绕地球转一圈，然后就要开始执行下一项任务，也就是弹射气密室。这意味着我还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休息并写报告。

但是肾上腺素使我合不上眼。所以我拿起画板和彩笔，开始勾勒我刚才在太空漂浮时看到的一切。我试图捕捉住大气层中层次各异的阴影，地平线上的日出和辉光，覆盖地壳的蓝色带子和地球表面应有尽有的各种色彩。

我画了四幅素描，然后就开始准备弹射气密室。具体做法是引爆气密室和船体之间的小型爆炸装置。爆炸一发生船体就转动起来，我们还在日光区，透过窗口的光线忽明忽灭，令人头晕。

我们的燃料刚好完成一次定位，这是我们进入大气层之前的最后一次调整。但是任务还有22个小时。我不敢想像我们要以每秒17度的旋转速度——这比预期的情况要糟糕十倍——来挺过这段时间。我向地面中心报告，但是没有回音。

在黑夜的区域还好点，这里宁静的很。但是一回到白昼区阳光就开始碍我们的事。我们对此似乎无能为力。刚刚从太空行走中缓过来，我觉得每秒17度的旋转也不算太难受。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后面。我在理性仪表检查的时候发现舱室里的氧气压力正在稳步升高。正常情况下应该是160毫米，但是仪表显示压力先是上升到了200毫米，然后是300，400……430……460。这意味着只要众多发动机或者电路打出一个小火花，我和帕沙就会落得和四年前的瓦伦丁.邦达伦科一样的下场。

我们立刻想控制中心进行了紧急通报。他们建议我们降低温度和湿度，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氧气气压。氧气气压的上升终于控制住了，但是仍然高得吓人。

我们试图找到问题的所在。飞船内部的某处一定发生了泄露。导致氧气产生量过多。兴许是之前黎明2号在我进行太空行走时停止了旋转，因此从太阳直射中接受了过量的热量，导致舱门或者部分船体发生了变形。问题很严重，但我们却束手无策。

这回麻烦大了。

我想起了发射当天早上，我们进入通向太空舱的升降梯之前科罗廖夫对我说的话。“我没什么嘱咐你的，罗沙。只是要记住不要自作聪明。出舱，回来，就这么简单。记住所有俄国人的老话，俄国人就是靠这些话闯过一道道难关的。”科罗廖夫的信任给了我信心，可谁能预见到这么困难的情况呢？

我察看航行图的时候发现我们已经来到了莫斯科的上空。随着太空舱旋转向地球我又一次望向窗外。莫斯科笼罩着一层蓝色的薄雾，看起来像一只巨大的龙虾，大大小小的河流切开了它的身体。

我想到了苏维特拉娜和维卡。她们不会知道我此时离她们这么近，心里对她们的思念这么深。

又累又冷又饿，我们慢慢的陷入了时睡时醒的状态。

4

在太空船外面漂浮意味着我有时要直面阳光。尽管面罩上的黄金过滤层可以过滤掉几乎所有紫外线，感觉依然想事在盛夏时分不戴遮阳眼镜跑到格鲁吉亚一样。有一阵我掀掉了过滤层，只为感受一下直接透过玻璃看地球是什么感觉。

我眼前能直接看到的地球表面积大约有2000平方英里。就像上地理课一样，我什么都能辨认出来。返回地面之后，把这一切全都画了下来。不过我还是把护罩又拉了下来，因为实在是太亮了。

这里热的吓人。我为了打开安装在我胸口的瑞士摄像机很是费了些事。开关位于裤腿的上半截，只向外突出一厘米。所以我只能不停的在大腿上摸索。事后看录像我显得十分奇怪。不过至少气密室舱门上的摄像机工作正常。

用胶片记录下任务的过程十分重要。关于我们继加加林首次进入太空之后再度首次完成太空行走的事实必须做到无可争议。

我知道，美国宇航员埃德.怀特即将在几个月之后进行他的太空行走。我知道全体美国宇航员的名字和情况。我在这方面专门下过功夫。他们是一群很有趣的人，和我们在很多方面都不一样，但又有许多共同之处。

（我当时自然不知道，不管有没有录像资料，美国人都会对我们的成就提出质疑。不过我对此并不奇怪。当时两国争夺太空主导权的竞争十分激烈。我对于谁先谁后之类的宣传没多大兴趣，是你干的就是你干的。你的成就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了。不过我知道政客们不这么想，不管是在克里姆林宫还是白宫，太空都被人视为战场，双方较量得不止是技术，还有意识形态。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来想这种事。我所关心的只是向人们证明人类的能力究竟多么强大。）

太空深邃而静谧——在地球上恐怕只有深海潜水的感觉才勉勉强强能与之相比。我很想用尽可能活动身体和四肢的方式来打破这种静谧。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舒展双翼的海鸥，翱翔在地球的上空。飘离太空船使我不由自主的翻滚起来，直到被通信和呼吸索拽住为止。我并没有恐慌。我很清楚恐慌会对思考和行动带来怎样的影响。但是从帕沙的声音很容易听出他由于在监视器上看不见我而担心起来。

“你在哪儿，能听见吗？你在干什么？”他问道。然后他意识到我情况良好，这才放下心来。不过还是稍微警告了我一下。“小心点。”

我把自己拽回太空船的时候突然意识到它在无边的太空里看起来是那么脆弱。船体的球型外壳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一层金光，无愧于“黎明”的称号。多年之后我不止一次想在画布上重现当时太空船周遭的那一轮金晕，但是总是表达不出那浓厚的色调。在那短短的一刻，我所看到的一切都令我永生难忘。

我把自己拽回气密室的时候帕沙又说话了。“该回来了。”我这才意识到我在太空里已经自由漂浮了十分钟。

有那么一秒钟，他的话让我的思绪回到了童年，当时母亲就是这么把在外面玩的我叫回家吃饭的。“罗沙，是进来的时候了。”

我不情愿的意识到我必须尽快重新进入太空船。我们很快就要进入阴影区了。就在这时我意识到了太空服的膨胀变型。这意味着我没办法头先脚后的进入气密室。

我必须尽快找出其他方法，当时我能想到的就是头先脚后地把自己一点一点拉进去。就算采取这个方法，我也必须放掉一部分太空服里的高压氧气。这意味着要冒缺氧的风险，但是我没有别的选择。反正如果进不了太空船我也活不过40分钟。

一开始我想到要想控制中心汇报。但是我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没必要在地面上制造紧张情绪。再怎么说能够控制住眼下局势的也只有我一个人。

但是我能感到自己的体温已经上升到了危险的高度，由于之前的种种动作耗费了大量体力，一阵热感从双脚到手臂扩散开来。耗时已经远远超过了预计。我必须将身体蜷起来才能碰到气密室的闸门并把它关上，然后帕沙才能往里面充气加压。

刚刚确定闸门已经闭合而且气压达到平衡，帕沙就打开了内舱门，我手脚并用的爬了进来，全身是汗，心跳不止。

谢天谢地，我在返回太空船时遇到的问题没有上电视。我的家人不用遭受焦虑和担忧的折磨，他们不知道我差一点永远留在太空，也不知道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和帕沙要经历怎样的危险。返回太空船时遇到的麻烦只是一系列危机的开始。我们的任务刚显出不妙的征兆，电视和广播转播就不容分说的中断了。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广播电台里一遍又一遍的播放莫扎特的安魂曲。

当时苏联的习惯是，只有在某位重要政治人物刚刚去世，官方还没有做出正式声明的时候才放这个音乐。

一口气仔细看完

感触颇多啊

3

黎明号的舱门已经封闭了，做好了发射的准备。舱室里十分安静，一点也不像开战斗机，起飞前引擎的轰鸣能把机舱震得发抖。在太空舱里，你能听见的就只有电子仪器运行时的嗡嗡声和耳机里技术人员的指示声。舱室里更明显的是气味，闻起来像新刷的油漆和88号胶水，这种胶水里有医用酒精的成份，是我喜欢的味道。

经历了长久的训练之后，舱室对我并不显得拥挤。但是它的确很小，内部直径只有两米。我和帕沙被护具固定在座椅上，腿根本伸不直，就像金属质地的摇篮一样。座椅下面是减震器，用来减缓着陆时对我们的冲击。火箭点燃之后，逐渐有了震感。火箭的升空将我们压在了座椅上。接着我们就感受到了火箭穿越大气层时的巨大力量，就好像坐上了一辆垂直向上的高速火车。从这一刻起，我们开始持续向地面报告我们的情况。

“钻石一号，”帕沙报出了自己的代号，“我一切正常。”

“钻石二号，”我也跟着报告，“我感觉好极了。”

如果火箭在升空的最初十八秒出了问题，我们根本没有活路。根据火箭的设计，刚刚上空的时候弹射装置和降落伞都不能用。这是最危险的时候。按科罗廖夫的说法，这种设计并不比民航客机更危险，当时的客机在刚起飞的头二十秒也无法安全降落。不过我们现在没时间想这些，光是监控各种仪表就够我们忙活了。

我们的座椅前方有个小圆窗，一开始舱室外面套着整流罩，什么也看不见，但火箭上升到距地面80公里的高度时，整流罩就脱落了。我看向窗外，第一次看到地球。

我有点失望。身为空军飞行员，我经常在15公里的高空俯瞰地球。从这里的舷窗看出去，景色也没什么不同。我本来期待着看到黑暗的天空映衬着地球的曲线，但我们现在的高度还不够。

火箭已经飞行了十分钟，高度是500公里。一声巨响，太空舱和火箭分离了。我们早已脱离了大气层，随着火箭轰鸣声的停止，我们进入了失重状态，这意味着我们进入了地球轨道，开始第一圈绕地航行。

舱室里的小件物品都飘了起来。四周如此安静，控制台上的钟表指针和导航仪器发出的滴答声都一清二楚。飞出阳光直射的区域后，我们开了灯，直到此时我们都没感觉到自己进入了太空，一切都和演习一样。

有两三分钟的时间，我感觉很不舒服，就像被人倒挂了起来一样。重力的消失会扰乱感官。不过我们很快就适应了，接下来就是一连串复杂的检查工作，以确保太空船运行正常。

“钻石一号确定，系统一切正常。”帕沙报告道，“钻石一号和钻石二号感觉很好。”

进入轨道之后，帕沙请求释放气密室的许可，为我的太空行走做准备。请求获准。气密室是一个帆布围成的舱室，随着他启动了相关装置，一根橡胶管子开始向里面打气。起初舱室压缩得很紧，长度只有70厘米，但打气不久就伸展到了两米。同时，我开始往背上系笨重的呼吸装置，其中包括装有90分钟氧气的钢瓶。很快我已经准备好爬进气密室接受出舱前的减压过程了。

帕沙在我背上狠拍了一巴掌，“好了，”他说，“走吧。”

进了气密室，我关上门，等着氮气充满我的血液。为了避免潜水症，我体内的氧气动脉血气压在进入太空后必须保持不变。舱室里的气压终于降到了零。我报告说已经做好了出舱的准备。

地面控制中心在批准我的出舱请求之前必须对我身上的所有设备彻底检查一遍。舱门开启的时候我正仰面躺着，舱室里很狭窄，基本没有翻身移动的余地。但我还是强扭着脖子想在毫无阻隔的情况下看看地球。

这次我没有失望。

舱门开启是的景象使我呼吸为止一顿。昼夜正在交替，我竭力后倾身体所看到的一小片地球是深蓝色的。我向南极的方向看去，弧形的地平线之外是黑暗的天空，星星亮得耀眼。我把脖子拧得生疼，但还是想再多看两眼。在18000英里的时速之下，眼前的场景迅速地转变着，很快，非洲的轮廓就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我一直在等待着允许我离开太空舱自由活动的指令。不知道等了多久，耳机终于出声了。

“钻石二号，你现在情况很好，可以执行任务了。”地面指挥台通报道。

我的心跳一下子加快了，我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了这一刻。没花几秒钟我就把上身从气密室里推了出去。我用一只脚蹬住舱门的边缘，拉住一根扶手，最后向四周看了一眼。

我们现在已经跨过了地中海，抬起头来，眼前的景象宛如一片硕大无比的彩色地图，我能看到黑海的全貌。我的左边是希腊和意大利，前方是克里米亚，右边是白雪覆盖的高加索山脉和伏尔加河，抬头看去则是波罗的海。

列宁曾经说过，宇宙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无限的。这是对我眼前所见的最好描述。我收回思绪，开始回复控制中心。

“我感觉很好，”我一边报告一边把连在维生系统上的呼吸软管从气密室里拉出来。然后我脚下轻轻一点，如同在游泳的时候蹬住游泳池壁来发力一样，我离开了气密室的边缘。

我走进了太空。

我成为了第一个做到这一点的人类。

那一刻的激动无与伦比。无论过去多久，我都无法忘记当时那矛盾冲突的感觉。

在无限的宇宙面前，我感觉自己无比渺小，如同一只蚂蚁。但同时我又感觉自己无比强大。高踞于地球的上方，我能感受到将我送到这里的人类智慧的力量。我感觉自己是人类的代表。我的内心完全被这些感觉淹没了。

事后我才知道，我四岁大的女儿维卡看到我迈出走向太空的第一步时捂住脸哭了起来。

“他在干嘛？他在干嘛？”她嚎啕大哭着说，“告诉爸爸快回去。求你了，赶紧让他回去吧。”

我父亲也十分生气。他不理解我的任务就是为了证明人类可以在外层空间生存，所以冲着蜂拥进家门的记者们一通发火。

“这个混小子在捣什么鬼？”他大叫道，“人家都老老实实地在太空船里面执行任务，就他一个人往外爬！赶紧把他叫回来，回头再跟他算账。”

他的愤怒很快就让位给了骄傲。因为克里姆林宫通过控制中心向全国广播了勃列日涅夫向我发出的贺词。

“我们政治局全体成员正在看着你，我们为你而骄傲。”勃列日涅夫说。“我们祝你取得圆满成功。多加小心，我们期待着你安全返回地球。”

我脱离气密室，在太空里漂浮的电视画面通过控制中心传遍了全国各家各户，只有几分钟的延时。

2

尽管很早以前我和帕沙的分工就已经确定了，我负责出舱行走，他负责操纵飞船，但是直到发射前一周我们都还没被确定为正式乘员。莫斯科方面成立了一个由高级别领导和高层军官组成的选拔委员会，讨论我们这几天接受的测试的结果。最终他们确定由我们两个来执行这次历史性的任务。我很自豪，但同时也感到了巨大的责任感。我知道我为这次任务已经进行了最为刻苦的训练，做了最为完善的准备，但我还是忍不住问自己，是否足够坚强镇定。

我知道，我的妻子苏维特拉娜如果知道了计划的全部细节一定会担惊受怕，所以我事先没告诉她我要出舱行走。反正航天员从不和家里人讨论工作。她所知道的就是这次任务极其艰巨。发射前的一天我们通了电话，我知道苏维特拉娜和我们的大女儿维卡将会得到其他航天员家属的支持。

妻子们不能前往发射场，也不能进入控制中心。一方面是出于安全考虑，另一方面是因为很多航天员都认为在即将执行任务之前看见与任务无关的女人不吉利。这种迷信在军队里很普遍，比如潜艇兵就认为女人上潜艇不吉利。

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工作性质也没什么概念。维卡有一次在幼儿园里，小朋友们问她我开的是什么飞船，她说：“是个大汽车。”她知道的就是每天早上部队的公共汽车来宿舍楼接我们，所以她就想当然地以为我们上天也一定坐公共汽车。

1965年3月17日，我们准备好了。我们获准携带的寥寥几件个人物品已经装上了飞船。我带了一块画板和一套彩色蜡笔，我的打算是只要有时间就要把太空的景色画下来。

我们的食物也装上了飞船，都装在密封塑料袋和牙膏管里，有小块的奶酪，罗宋汤和黑莓汁。我还要了一小份Kharcho，这是格鲁吉亚地区一种用大米，肉，洋葱和大蒜煮的汤。不过在最后时刻我把大部分食物都撤了下来，换成了手枪弹药。任务总共不会超过24小时，要这么多吃的有什么用？还不如多带些防身的弹药，以防万一飞船降落在野兽出没的地区。

然后帕沙和我进行了出发前的最后一项仪式，这是从四年前尤里进入太空时起形成的传统。即将执行任务的航天员在任务前一晚要搬出自己的房间，在尤里及其替补蒂托夫的房间里过夜。那天晚上我睡得是当时尤里睡过的床，帕沙睡得是蒂托夫的那张。

医生们整夜监测这我们的睡眠情况。这十分烦人，明知道自己被人监视的情况下谁能睡得好呢？第二天早上我觉得自己根本就没睡着，不过大夫告诉我我睡得很沉。在简短的检测之后，帕沙和我都可以上天了。我们的早饭是煮蛋，面包黄油，土豆泥和茶。

早饭之后，我们几个人——其中包括负责全程监控飞行的尤里，还有科罗廖夫——开了一瓶香槟，这也是传统。我们每人抿了一口。然后我们在瓶子的标签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尤里把半空的瓶子放到一边，保证道：

“等你们回来，咱们再把它消灭了。”

下一项传统是静坐，大多数俄国人出远门之前都要小坐一下。“朋友们，我们都坐吧。”尤里说。

我们刚坐下他就跳了起来，“好了，我们走。”

我们一行几人坐上了通向飞船的公共汽车。在路上，由于情况所迫，我们又做了一件事，后来这成为了飞船升空前的最后一项传统：

我们围成一圈，对准汽车轮子撒了一泡尿。